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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1945） “巴巴罗萨计划”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希特勒认为，德国军队在冬季到来之前就可取胜：“只要轻敲一下大门就足够了，整个腐烂的宫殿就会土崩瓦解。”他的军队以每昼夜50俄里速度行进，沿途扫荡一切的速度甚至连西欧的闪电战也无可比拟。与此同时，苏联面临的还有来自东方日本的威胁。佐尔格从东京报告说，里宾特洛甫要求德国大使馆说服日本人撕毁“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前三个月与苏联签订的中立条约。“做你们想做的事情，——里宾特洛甫写道，一一但日本人应与俄国开战……越快越好。我们一如既往地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能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和日本人握手会师。”在日本政府内部展开了“北方”方案（与苏联开战）与“南方”方案（与英美开战）的支持者的论战。 由于“南方”方案的支持者占了上风，所以，佐尔格发往莫斯科的情报主要来源于尾崎秀实。8 月15日他报告，从战争之初到冬季攻势前之所以放弃“北方”方案，是由于“日本严重的经济形势”。后来佐尔格说，由于人们对他的消息不屑一顾，所以迟迟才发来了表示感激的回电，而且电文所用的口吻也令人感觉不到丝毫的惬意：“要相信，苏联在远东敌得住日本的进犯”。总之，佐尔格直到九月末还是未能使莫斯科相信日本真实意图的严峻性。十月份斯大林把一半军队从远东调往西部战线。在自己的最后一封信中，佐尔格说由于来自日本方面的进攻威胁减小，他请求召他回国或派他去德国。但这封信没有来得及发出，因为10月18日佐尔格被捕。在这之后的几天之内，他的小组中的三十五名成员也都相继被捕。据日本安全部门负责跟踪的军官证实，被捕前一夜，佐尔格是在德国大使妻子的枕边度过的。 佐尔格小组在“巴巴罗萨”战役开始后搞到的有关日本真实意图的情报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推断之上的。正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佐尔格发出的情报并非独一无二，同时还有从日本外交电文中截获的一些东西。而且正是靠这种不同渠道情报的巧合，使佐尔格在日本安全机构逮捕他三周前赢得了莫斯科的充分信任。佐尔格被捕后，苏联利用其它手段继续搞到了一些能够确定日本意图的情报。在一封被破译的、 1941年11月27日从东京发往驻柏林使馆（也许是驻莫斯科） 的电报中写着：“必须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见面，秘密地向他们解释我们对待美国的立场……向希特勒解释，说日本的主要力量将集中在南部，并说我们建议不在北方采取行动。”战时苏联密码破译员最大的功劳是与破译日本的电码和密码分不开的。1941年2 月，特别部密码破译小组划归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后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 第五局（密码破译局）管理。第五局的核心机构是从事研究国外评码、破码系统的调查处。负责日本方向的主要专家是 C·托尔斯泰，对他的工作评价要比对其他战时任何一个密码破译者的评价都高——他被授予两枚勋章。他的主要助手是舒姆斯基教授，日本语文学家上校科捷利尼科夫和卡斯帕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胜利后不久就去世了。正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小组还能够分担情报总局一部分工作量，主要是破译日本军队的情报。第五局第一小组的一项任务是观察关东军的调动部署情况，发现日本进攻苏联远东的实证。 正是因为斯大林从佐尔格和第五局那里得到了有关日本意图的情报，才使他能够将远东军区的一半兵力调至西部。10～11月间，8 —10个步兵师和上千辆坦克、上千架飞机一起被调至对德前线。他们是在最紧要关头到达那里的。10月2 日希特勒开始著名的“台风战役”——攻打莫斯科。他称此役为“战争最后一场决定性战役。”两天后，他在柏林体育宫沸腾的人群前宣布：“敌人被摧毁了，他再也无力反抗！”然而莫斯科并没有倒下。保护苏维埃国家成了为祖国——母亲的圣战。斯大林变成了反对阴险狡猾敌人战争中民族团结的象征。虽然国家机关和外国代表机关在十月中旬被疏散到伏尔加河的古比雪夫城， 斯大林却仍留在了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与我们同在！”——这是莫斯科保卫者们常用的口号。苏尔科夫在《军人的誓言》一书中十分准确地表达出人民的情绪： “我很清楚……斗争将会充满血腥，步履维艰……但胜利终将属于我们。妇女和孩子们的眼泪在我心中沸腾。我要让刽子手希特勒和他的爪牙们用他们的狼血来回答……（出自： 阿列克谢·苏尔科夫， 两卷本诗选，莫斯科，《艺术文学》，1974，第一卷，131页）”。 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保卫者无法想到，斯大林在1941年10月时的主要目的不是领导红军进行英勇的抵抗，而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帮助下寻求与希特勒言和的途径。 10月 7日，红军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官格奥尔吉·朱可夫被召进克里姆林宫内斯大林的办公室。办公室内只有斯大林和贝利亚两人。他们都认为红军正在溃败。那时贝利亚还直接管理着从叶若夫那儿继承的情报和安全机构。1941年 7月，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又一次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吞并，直到1943年，前者才又作为一个独立机构行使职权。战争巩固了贝利亚的地位，他作为一个安全机构的领导，却掌握着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权力——他成了希特勒人侵后成立的国防委员会五成员之一，其他成员分别是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马林科夫。 当斯大林对朱可夫说，红军没有足够的力量抵抗德国对莫斯科的进攻时，贝利亚一言不发。因为看不到别的出路，所以到了效仿列宁1918年 3月与德国签订耻辱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时候了。斯大林委托贝利亚寻找签订新“布列斯特”和约的途径，哪怕以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和一部分乌克兰作为代价。由贝利亚物色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选中了保加利亚驻莫斯科大使斯托捷诺夫充当中间人。斯托捷诺夫同意斡旋，可他的各种努力都被德国人拒绝了。 就在莫斯科的命运千钧一发的时候，贝利亚还在对军队领导干部进行清洗。10月15日夜至16日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心机构被疏散至古比雪夫，一起疏散的还有一些当时正在卢比扬卡受讯的高级领导。由于未能找到合适的交通工具，有三百名犯人被就地枪决了。对剩余人的审讯在古比雪夫还继续进行。1953年贝利亚被捕后承认：“受讯者被无情地杀戮。那简直就是真正的血流成河的战场。”除英勇地挺过了所有拷打的A·A·洛克季奥诺夫将军外。所有人都承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苏联军事历史学家尼古拉·帕夫连科写道：“成百上千高级军事专家在刑讯室等死。而与此同时，前线上一个小中尉却在指挥着一个团作战。”一些被疏散到古比雪夫的军事指挥官在10月28日又被枪决。后来，斯大林突然命令停止贝利亚主持的侦查活动。两位在被捕指挥官中军衔和职位最高的——前任总参谋长K·A·梅列茨科夫将军和前任军火人民委员6·R·万尼科夫——虽然他们供认了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最终还是得到平反而获释。 内务人民委员部暂缓对高级军官的清洗恰好和战争进程中的转折赶在一起，莫斯科并没有屈服。自信红军在秋末将被粉碎的希特勒夸下海口：“冬季攻势将不再进行”。那时他的军队没有配发冬衣，在严寒中死伤人数急剧增加。12月，朱可夫在莫斯科城下开始反攻，结果德军被击退，并在战争中首次转入防御。这次胜利，使朱可夫成了民族英雄，但他知道，斯大林正对他的知名度投来白眼。后来朱可夫说：“我属于那些逃避了逮捕的人，但这种危险一直威胁了我五年。”朱可夫认为，他的战役问题和作战准备问题助理B·C·戈卢什克维奇少将被逮捕这一事实，就是斯大林给他的信号，暗示他也逃不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手掌心。 在苏联有关舒尔采一博伊金和阿尔维德·哈尔纳克领导的德国地下活动的文件中强调指出，他们提供的情报帮助了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 从1941年秋开始，英勇的地下斗士向苏联最高领导提供了一些极为珍贵的情报。舒尔采一博伊金由于在空军中服过役，在军界（包括军事情报部门）有着广泛的交往，常常得到有关希特勒计划的极为重要的情报。 8月30日，盖世太保逮捕了舒尔采一博伊金，而哈尔纳克1942年9月 3日也遭逮捕，到12月22日他们在柏林被处绞刑时，他们手下有80多名成员暴露了身份。虽然最主要的涉嫌人员是在空军、航空部、国防部和军队辅助部门的关键人士，但宣传部、柏林市政府、种族政策部和劳动部也有不少工作人员与此有联系。纳粹安全警察局和安全部门以日耳曼人的精确调查表明，在被捕者中有： 29％的学者和大学生； 21％的作家，记者和艺术家； 20％的职业军人，平民和国家公职人员； 17％的战时应征入伍军人； 13％的手工业者和工人。 在苏联的史料中，为了强调在法西斯德国共产主义的抵抗的重大意义，通常都对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小组提供的情报的价值作些夸大。虽然一些情报，例如有关德军歼击机数量和实力的预告，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搞到的，而且对形势的评价也很重要，然而它们对于反击德国人侵并无多大战役意义。纳粹安全警察局和安全部门，将舒尔采一博伊金向苏联提供的重要情报分为九大类： 1．与苏联交战之初德国空军数量的报告； 2．德国航空工业1941年6月一～月间日产量统计； 3．德国燃料资源情报； 4．计划向迈科普（高加索）进攻的消息； 5．德军指挥部部署情况； 6．在被占地区飞机批量生产的材料； 7．德国为化学战生产和储备弹药的情报； 8．德国截获苏联密码的情况； 9．德国伞兵在克里特的伤亡情况。 政治抵抗与间谍活动同时进行，使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失败不可避免。舒尔采一博伊金和他的妻子一道为地下成员和同情反法西斯地下活动的人建立夜间组织，这就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于了危险之中。身穿空军军官服、掂着手枪的舒尔采一博伊金在野战排中经常去执行保护张贴反法西斯标语的年轻抵抗者的任务。1942年在柏林举行反苏的“苏维埃天堂”展览时，舒尔采一博伊金组织了宣传画行动，口号是： 展览：纳粹天堂 战争一一饥饿——谎言——盖世太保 能忍受多少？ 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还书写和散发传单，这些传单后来被苏联历史学家评价为：“反希特勒宣传的光辉典范”。 德国外交家鲁道夫·冯·谢里哈的冒险程度要小一些。战前和战时他一直与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小组保持着距离。如果不是情报总局在柏林的话务员缺少的话，他或许能迟一些被逮捕。导致他失败的原因，是他发送情报的话务员在布鲁塞尔被捕。“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之后，冯·谢里哈与情报总局合作似乎没了往日的热情，他的搭档伊莉莎·什乔贝也很难从他那儿得到情报。1942年12月，情报总局将间谍亨里希·克年（前德国共产党代表的儿子）空投到东普鲁士，然后他辗转到柏林以期通过什乔贝与冯·谢里哈建立起联系。他随身带着向莫斯科发送冯·谢里哈情报的无线电发报机，他还有一张冯·谢里哈1938年从情报总局领取数额为6500美元的收据——若冯·谢里哈拒绝的话，这就是恐吓的把柄。德国安全机构对此作出了十分符合逻辑的结论，克年的使命证明了“莫斯科认为谢里哈的工作具有重大意义”。9 月盖世太保逮捕了伊莉莎·什乔贝，并等着克年与她接头，果然，此事一个月后发生了。 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小组是情报总局在西、中欧间谍网的一部分。德国中央安全局称之为“红色乐队”（一些文章误译为“红色御夫座”），向莫斯科发射密码文件的话务员被称作“音乐家”，“指挥”是利奥波德·特雷伯。特雷伯后来说，1941年11月12日，布鲁塞尔的一名“音乐家”将舒尔采一博伊金小组有关希特勒“蓝色”战役开始的情报发往莫斯科——此次战役就是一年之后对斯大林格勒的战略进攻： “第三号计划，目标——高加索，第一阶段预计在11月份进行，但要到1942年春才能实现。5月1日前部队应布置完毕……具体内容晚些时候通知。” 据德国情报部门的评价，特雷伯的情报给德军带来的损失与舒尔采一博伊金小组最重要的情报所带来的损失不可同日而语。特雷伯后来说，1942年 5月12日，他的一个信使带给莫斯科“一条十分重要的有关进攻的情报”。这样特雷伯的回忆就与苏联的材料不符了。关于“蓝色”战役的第一批材料是从一架被击落的德国飞机上（1942年6月19日）上获得的。但6月26日，斯大林宣布他不再相信有关“蓝色”战役的一个字，并责备情报机构上了这么明显的假情报的当。两天之后“蓝色”战役开始，德国人在从库尔斯克到北顿涅茨的广阔战线上展开了攻势，这再次使希特勒重新燃起了1942年底前战胜俄国的曾失去过的希望。 1942年，德国的无线电测向仪测出了“音乐家”的位置，这之后“红色乐队”就逐渐减少了活动。特雷伯本人是1942年12月 5日在巴黎一家牙科医院的治疗椅上被捕的。据后来一名反间谍机构的军官说，特雷伯“开始惊呆了，然后用流利的德语说——干得太棒了”。后来他同意为盖世太保效力，这样就成了一个双料，或许还是一个向莫斯科发送带有预警的伪情报的三栖间谍。引人注目的是，1943年他逃掉并一直隐匿到战后。 然而，战时最重要的间谍网是瑞士的“红色三套车”。这个小组在德国有情报源，其名字的来宙是根据发报员的数量而命名的，小组的头目是尚多·拉多（假名为多拉）。毫无疑问，其中最有价值的应属德籍瑞士情报机关军官鲁道夫，廖斯勒（别名“吕西”）。他的情报通过一个地下小组的领导拉舍尔·久边多费尔（别名“西西”）和中间人克里斯蒂安·施纳杰尔发送给拉多。廖斯勒在德国有四名重要间谍，他分别给他们取了假名：维特、特迪、安娜和奥莉加。虽然无法确定使用这些假名的人究竟是谁，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还是得出了结论：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少将汉斯《斯特——反法西斯主义者，德军参谋部指挥官，由于后来参与1944年7月刺杀希特勒事件， 与自己的上司海军少将卡纳里斯一起被处绞刑；汉斯邮恩特·吉泽乌斯——反间谍机构的工作人员，曾任德国驻苏黎世副领事；卡尔·哈德勒——希特勒反对派保守党领导，谋杀希特勒未遂之后也被处绞刑；上校弗里茨·别特策利——驻雅典德军东南小组情报分析处处长。 “吕西小组”的隐秘性导致了许多神话的出现，其中包括下述假想，即该小组只是个掩护。英国情报机构正是通过它将截获并破译的德国情报转给俄国人，这样就可以隐瞒真实来源。虽然英国情报机构事实上并未将廖斯勒作为传递信息的渠道，但瑞士情报机构却完全做到了这一点。诱使廖斯勒从事此项工作的主要是他贪财的本性。拉多1943年11月向莫斯科报告：“西西说，吕西小组若再拿不到钱就将停止工作。”拉多向莫斯科所发情报表明，与廖斯勒第一次建立联系不早于1943年9月。 尽管情报总局的间谍热爱祖国，并且业务精湛，但他们的情报对斯大林格勒战役前苏军实战并不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形成的初期休克状态中，“大本营”（战时由总参谋部和最高指挥部组成的机构）经常搞不清德军的位置。军事情报机构甚至未能及时发现德国人向南运动，结果导致1941年 9月基辅沦陷。10月份，德军对莫斯科的攻势也令军事情报机构始料未及。1942年夏季“大本营”又一次感到措手不及：斯大林和“大本营”都确信德国人试图夺取莫斯科，可是德军却在南方展开了进攻。在德国人进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时，苏军同样感到心中无数，他们不知道德军下一次的打击目标是哪里。11月，德军的一个集群在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围，“大本营”确信，在“包围圈”中有八万五千人到九万人，而事实上，被围人数至少比估计的要多上两倍。同样“大本营”当时也没有关于德军解围行动的任何可靠情报，而有关德国从法国调 6个坦克师之事，“大本营”是在遇到苏联骑兵之后才知道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由于德军1943年 1月末～2 月初的投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赢得这场战役充分证明了红军指挥的高超水平，证明了军事指挥官灵活、随机应变的能力，证明了苏联战士的英勇。这次胜利的取得并不是靠苏联战役情报的质量，而是多亏没有完全依赖它们。 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尤其是头两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掌握俄国盟国的情况要比掌握希特勒德国情况要好。提供有关英国政策的全部情报的间谍，看来是“剑桥五杰”中的“第五人”——约翰·克恩克罗斯，1941年 3月前议员亨基的私人秘书。1941年 7月亨基从兰斯特公爵大臣的职位上被调至权势略逊一些的邮政总局局长职位，但他却保留了审阅国防部文件的权力，和一系列重要委员会主席的宝座。1941年前，亨基领导着协调向俄国运送弹药和原料的联合供应委员会。在战争开始的头九个月里，克恩克罗斯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上吨”的文件。不过在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中，他显然是夸大了邱吉尔反对派的力量。亨基是邱吉尔的批评者中具有毫不妥协精神的一个。有一次，他在私人谈话中直接了当地说：“由清一色赞同者组成的军事内阁是有害无益的。”1942年初，他以战争进程为依据写了一份“邱吉尔战略领导分析”，称之为“起诉书”。1942年邱吉尔最终将他赶出了政府。 自从成立国外处和第四局（情报总局前身）后，苏联情报机构就一直对英国表现出特殊的兴趣。而美国在战争开始前一年才被列人第二档次中。三十年代，虽然第四局在美国的行动次数也不少，但它所感兴趣的与其说是美国，倒不如说是利用它来对德日的重要目标实施战役行动。1938年，驻美国的主要联络员维塔克尔·切姆伯斯的叛变给第四局带来严重打击。一段时期，切姆伯斯由于担心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和第四局的暗算而转入地下，那时他并不想着手搞那些公开自己间谍生涯的研究。1939年当他再一次出现时，他已经是一个作者，后来又成了“时代”杂志的编辑。虽然他对苏德和约签订并不感到惊奇，却异常愤怒。就在9月2日——二次大战开始后的第二天，他就将自己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国务卿助理、总统内务安全事务顾问阿道尔夫·贝利。贝利使他相信，他的报告将直接上呈总统，他本人也不会因与苏联合作而受到惩罚。然而，贝利并未向他承诺免于调查。与切姆伯斯会面以后，贝利起草了一份简短的有关“地下间谍”的情况报告，其中提到了切姆伯斯为他们作联络员的艾德热尔·希斯、加里·德克斯特·怀特以及其他主要苏联间谍的名字。罗斯福对这份报告却丝毫不感兴趣，他好像否认在自己的行政机构内有任何间谍行动，并视此观点为谬论。同时有趣的是，贝利则将这份报告束之高阁，自此他也似乎不再关心希斯之事。直到1941年，他才向希斯的前任领导、美国最高法官费利克斯·弗伦克福特，和前任外交家丁·艾奇逊提到了切姆伯斯的罪行。但这两人对贝利亚的指控根本不予理睬。这次之后，贝利不再有任何举动。到了1943年，美国联邦调查局亲自来索要时，他才将自己与切姆伯斯谈话的材料交了出去。 其他一些社会活动家——大使威廉·希利特、工党领袖大卫。杜宾斯基和记者沃尔特·温切尔，都曾向罗斯福讲过切姆伯斯的过去，但总统始终对此不予关注。1942年，一个过去的共产主义地下组织的战友认出切姆伯斯是苏联间谍，并向有关部门告知，切姆伯斯“所掌握的情报比其他任何一个情报员积累一年的还多”。因此，切姆伯斯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审讯。这次，他比三年前与贝利谈话时要小心谨慎得多，并且他只谈自己从事共运的过去，不谈自己的间谍活动。联邦调查局局长约翰·埃德加·古维同样对长达八页的审讯记录不屑一顾，并称之为“无稽之谈，空想和推理”的报告。后来的三年里，切姆伯斯没有再受到类似的传讯。在切姆伯桥供出的人当中，联邦调查局只对约翰·皮特斯进行了一般性立案而这个人早就作为美国共产党的领袖，被列人调查局专案文件中。 1938年，切姆伯斯叛变之后，第四局在华盛顿的间谍网归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纽约的头目盖克、 巴达洛维奇·奥瓦基米扬管辖， 后来，联邦调查局里都称之为“狡猾的亚美尼亚人”。美国逐渐成了苏联情报侦察的主要目标之一（二战结束前此目标已变为最主要的目标），而不像从前那样，仅把美国看作对其他国家情报侦察的基地。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尚未意识到美国行政机构对待苏联在美国的间谍行动是如此地轻率，所以，切姆伯斯的叛变，以及接踵而来的联邦调查局的关注，都很自然地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对自己在华盛顿的活动有所顾虑。在美国的苏联间谍中职位最高的应属财政部官员加里·德克斯特·怀特，那时在妻子的干涉下，他也停止了发送情报的间谍工作。 纳坦·格列戈里·西尔维马斯特（不要把他与他的朋友兼间谍活动的同事乔治·西尔维曼相混淆），为了重建华盛顿的苏联间谍网可谓劳苦功高。他出身于乌克兰的犹太人家庭，四十多岁，曾在安全局工作，后被调至经济战争局。虽然感情上无法接受斯大林时期俄国的残酷现实，可他仍在心目中将革命理想置于不可亵读的地位。他身患慢性支气管气喘，经常受严重呼吸困难的折磨。可他深信，正因他的日子屈指可数，他应在死之前无愧地意识到，自己已为别人建立正常生活尽了哪怕是微薄之力。正是西尔维马斯特说服加里·德克斯特·怀特，在战争开始之后重操旧业。在进攻佩尔一哈伯之前，他把十几个既为罗斯福军事机构工作又同时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政府官员组成了一个小组，怀特虽未加人小组，却直接给西尔维马斯特提供情报。西尔维马斯特认为，“怀特是个机敏的人，是个不愿让右手知道左手在干什么的人。”为了稍稍安慰他，并使他妻子相信怀特不再从事间谍活动，西尔维马斯特对怀特说，他所提供的情报只提供给美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西尔维马斯特并不怀疑怀特知道真相，但认为，怀特宁愿不这么想。怀特在闹楼上藏着一块贝科夫战前送给他的非常贵重的天鹅绒地毯。怀特作为财政部长亨利·摩根泰的得力助手，不仅可以接触到财政部所有秘密文件，还有可能看到一些来自其他国家机关的秘密情报。 从1941年起，毕业于瓦萨大学、住在纽约的伊丽莎白·边特丽小姐开始担任西尔维马斯特小组的联络员。她在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住过一年，笃信共产主义，并在1935年加人美国共产党。1938年，她被劝说停止与共产党的公开联系，以保守分子的对外形象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她的上司、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杰科勃·戈洛斯也是一名乌克兰籍犹太人，以“吉米”之名闻名于他的下属。他破坏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规矩，引诱了自己的部下伊丽莎白。后来边特丽借用米尔斯和布恩的话语来描述她和戈洛斯在纽约暴风雪之夜的罗曼史：“他用手轻抚我，我抬眼看他，突然被他紧紧抱住。然后他吻我的嘴唇。时间好像停滞不动，然后我感到自已飘向那无穷无尽的迷离恍熄的黑暗中。长夜过后，边特丽和戈洛斯相拥坐在他的汽车里，抬眼望去，是一生中最美丽的朝霞。”但戈洛斯之后的一席话却多少破坏了些浪漫气氛。他说，“他刚刚的行为已破坏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规定，规定禁止我们结交过于亲密的朋友，更不用说相爱了，按共产党员的要求，我们之间不应有现在这样的感情。” 受戈洛斯愚蠢榜样的鼓舞，边特丽也把友谊与间谍工作混为一谈，而且她做得使莫斯科中心也大为震惊：她把精心挑选的圣诞节礼物——从香水到内衣都送给了同事、而且这些都是用公款买的。l943年当戈洛斯死后新任头目准备严密加强安全措施时，她满怀遗憾地回忆起“过去那些像好朋友那样工作时的美好时光。” 但小组中的其他一些间谍不遵守地下工作规定的行为甚至让边特丽也感到不安。约翰·朱利乌斯·约瑟夫战时曾在战略局当间谍，1942年被招募。“他好像根本就不善于遵守地下工作的规矩”。他经常干那些让我们不安甚至疑惑不解的事情。比如，有一次当人们告诉他文件应烧毁或扔到厕所，而他却把一叠正烧着的文件塞进抽水马桶——结果坐垫被烧着了。前来察看房屋破损情况的房主对此感到费解，从住宅出来时边走边低声嘟喀着：“简直无法想象，这是怎么回事。” 由于战时美国对苏联在华盛顿猖撅的间谍活动漠不关心，所以上述这些破坏保密制度的举动并未产生任何影响。伊丽莎白·边特丽每两周去一趟首都，她带去的情报越来越多。起初的情报不过是几页复述秘密材料内容的打印纸或是几份重要文件的复印件。那时西尔维马斯特小组成员将秘密材料带到他家中——西北35大街第5515号住宅。在这里，他和他妻子每晚再把材料拍到微型胶卷上，并自己冲洗出来。当时，有三四卷胶卷（每卷35张）就足够了。可到了1943年春，边特丽每两周都要在手提包中装上40卷这样的胶卷送走。 每卷胶卷都附有胶卷内容副本，因为时常会发生个别胶片报废的现象。内务人民委员部为了不因大批的购买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就亲自为西尔维马斯特提供微缩胶卷。的确，如果他自己购买，不仅很麻烦，而且对战时的平民来说从经济角度也是件不可能的事。由于商品紧缺，内务人民委员部有时提供的胶片不合适，感光性能差，拍照文件十分困难。“如果他们不能保障必需用品，我们如何正常工作呢？”——西尔维马斯特问边特丽，——“也许国家的‘租借法案’出了什么毛病？”西尔维马斯特这一具有挖苦意味的推断，指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急于以其它借口得到美国的帮助，以便于它在美国本土进行间谍活动。事实上，这一推断也并不是荒唐无稽的。1944年。在与美国军事委员会驻莫斯科长官会见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局局长帕维尔·菲京和他的助手安德烈·格拉乌尔就曾要求“美国人提供一切现有的有关照像技术和使用轻便设备对秘密微缩胶卷进行显影的技术信息”。 尽管存在技术上的难题，可伊丽莎白·边特丽每次带到华盛顿的来自西尔维马斯特的情报，用她的话说“数量惊人”。1944年 3月，她又成了另一个小组的联络员，该小组由八名政府职员组成，领导人是那时在军事工业局统计处工作的维克多·彼尔罗。后来边特丽又列举了11名既非西尔维马斯特小组又非彼尔罗小组的政府职员，他们从国家专案文件中搞到了大量情报。边特丽认为，西尔维马斯特“最能产的信息源”是五角大楼。据她不公开的个人看法得知，这个小组提供了“所有的有关飞机生产情况、向作战地区和国外派遣飞机的计划、技术性能、许多新机场秘密建设情况的情报”。 毫无疑问，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打人美国情报部门十分满意。伊丽莎白·边特丽后来点到了战略情报局总部（战时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七名工作人员的名字——他们也同时在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而要从被破译的苏联无线电通信资料来看，恐怕人数会更多。在他们中间，大概最重要的要数内战时罗伯特·利将军的后代敦坎·恰普林·利、牛津大学奖学金获得者罗德萨和纽约“威廉·约翰·多诺万公司”（恐怕只是个幌子）优秀的年轻律师。1942年，多诺万当上战略情报局的头子，他很快就将公司的律师利作为私人助手调到身边。戈洛斯“对利提供的情报评价很高”，这一点也不足为奇。总的来说，美国战略情报局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况要比内务人民委员部了解它的少得多。 苏联间谍对战略情报和罗斯福行政机构的渗透使多诺万也无法大规模地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1944年11月，多诺万从芬兰人手中买到了一本有烧痕、长达1500页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密码本。刚开始，一些在华盛顿的苏联间谍担心会露了马脚。伊丽莎白·边特丽回忆说，当时，罗斯福的行政事务助理、西尔维马斯特小组成员波奇林·卡里急忙跑到乔治·西尔维曼小组，“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美国人很快就会破译苏联人的密码”。不久边特丽就弄清了真相。多诺万不愿冒险，也没有把买密码本一事汇报给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了纽斯。但战略情报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把此事汇报给了国务卿，斯退了纽斯就说服总统，说绅士不应看盟友的信件。于是命令多诺万将密码本还给俄国人。对此多诺万一直认为是最大的遗憾。然而他把密码本交给菲京时，隐瞒了真实意图，并说“作为诚实的盟友，当看到密码被出卖时，不得不把它买了下来”。 “多诺万将军想让菲京将军知道，他们虽然没有研究过手头上的这份材料，也无法对其进行估价，然而根据推断，他们认为这些材料对苏联意义重大”。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菲京对多诺万在这次“十分重要事件” 中的行动表示他“真诚的谢意”。应菲京的请求，多诺万把略有烧痕的密码本交给了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而使馆其他任何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菲京并没有被多诺万“盟友般的忠诚”所欺骗。但却为罗斯福和斯退了纽斯的幼稚大吃一惊。1945年5月，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更换了密码。多诺万当时在退还密码本原件时，还为自己留下了一本副本，而且在1948年前，他用这本老密码本还破译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在战争最后一年的一些报文，也正是根据这些报文，美国人在后来才能对战争年代的苏联间谍予以揭露。如果1944年能将购买密码本一事瞒过俄国人，那么它对美国无线电截听的价值就要高得多了。 虽然大部分间谍战时都在西尔维马斯特和由洛小组工作，但也有几名重要人物却是单独行动。他们中有艾尔杰尔·希斯（化名阿莱斯）。1938年切姆伯斯叛变之后，他陷入了十分复杂的境地，因为他与切姆伯斯是朋友。1939年夏到1944年 5月，他一直是斯腾利·霍恩贝克（国会远东局政治问题顾问）的助手。“对艾尔杰尔——霍恩贝克后来说——我绝对信任，而且我们的看法也一致”。毫无疑问，正是艾尔杰尔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大量材料。1942年联邦调查局对他的一项罪行进行了短暂调查，可当他自我辩解道“只有一个我想推翻的政府——希特勒政府”之后，调查立即停止了。 或许，内务人民委员部更希望怀特而不是希斯游离于西尔维马斯特和拍络小组之外进行独立工作。然而由于切姆伯斯叛变带来的震动，怀特除了西尔维马斯特，不想再与任何人打交道。 希斯战时的接头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工作人员伊兹哈克·阿卜杜洛维奇·阿赫梅罗夫。19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出生于巴库。在美国，他以比尔·格伦克、迈克·格林、迈克·阿达梅茨的化名生活。1938年他在华盛顿的餐馆碰到了剑桥毕业生迈克·斯特赖特（这也是布兰特极力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的人员），当时，“他站起身，面带热烈、善意的微笑……伸出手，十分友好地用力握我的手……这是个身材发胖、黑皮肤的人，厚厚的嘴唇好像随时准备开口发笑。他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举止轻松得体。看起来他对美国的生活很满意。” 阿赫梅罗夫在第三局的国外机构里曾引起过不大不小的混乱，因为他娶了美国共产党领袖艾尔·白劳德的外甥女海伦·波莉。但是与戈洛斯的情况一样，这件破坏内务人民委员部规矩的事情后来居然也就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1943年11月，戈洛斯死后，阿赫梅罗夫（化名比尔）代替他成为伊丽莎白·边特丽的上司。很快他提出要直接领导西尔维马斯特在华盛顿的小组。“跟着他忙乎一天后——边特丽写道——每天晚上我几乎是爬回家的，为了赶紧倒在床上，有时衣服也不脱，因为我已精疲力尽。”边特丽小姐为阿赫梅罗夫轻而易举就在第一次见面时赢得西尔维马斯特的信任既担忧又钦佩； “比尔（阿赫梅罗夫）总能保持最愉快的精神状态、并极力使格列格（西尔维马斯特）喜欢上他。他坚持要西尔维马斯特点最贵重的菜、喝最好的葡萄酒。他把西尔维马斯特捧上了天，并说，西尔维马斯特是苏联的支柱。我一边静静地观看这出戏的上演，一边在想着友善面具后比尔真正的样子……如果比尔继续与格列格见面，那么肯定会以将他吞并而告终。”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刚开始工作时，是第一总局三处的工作人员，曾有一次在卢比扬卡听过阿赫梅罗夫的报告。那时他已年近六十，满头银发。对于希斯，他只是顺便提了一下。按他的观点，他主要谈谈战时在美国最重要的间谍——罗斯福总统的随身顾问加利·霍普金斯。报告之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与三处的几个同事以及第一总局的几名美国问题专家又讨论了霍普金斯的生涯，大家意见一致，都认为霍普金斯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间谍。戈尔季耶夫斯基最后还得出一个结论，霍普金斯不是一个自觉意识上的间谍，而是一个非主观意识上的间谍。如果考虑到他的仕途，这种把霍普金斯与克格勃联系起来的解释更符合逻辑一些。 根据已知材料，霍普金斯从未与任何人谈起过与阿赫梅罗夫见面的事情。西方对他们的联系情况也是从戈尔季耶夫斯基那里得知的。霍普金斯善于保守秘密，这也是罗斯福总统信任他的原因之一。霍普金斯的母亲迹样评价他：“我根本不理解他。他从不将所思所想告诉别人。”他的儿子罗伯特说，战时他父亲甚至不愿谈论盟国全体会议的情况。霍普金斯之所以对阿赫梅罗夫感兴趣，是因后者说他带来了斯大林的私人秘密信件。阿赫梅罗夫像对待西尔维马斯特那样，不无怂恿地把霍普金斯夸奖一番，并成功地使后者相信在美苏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他扮演的角色将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他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幼稚观念所致，霍普金斯完全把阿赫梅罗夫看作另外一个人，而不把他与现实中的角色相联系。非常有可能，霍普金斯认为阿赫梅罗夫是斯大林由于不信任正统外交（霍普金斯对正统外交也持不信任态度）而选择的非正式中介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霍普金斯对斯大林是非常钦佩和信任的。经阿赫梅罗夫这么一“鼓舞”，霍普金斯一定会因拥有世界两大巨头的信任而充满一种说不出来的自豪感。 戈尔季耶夫斯基到底也无法从阿赫梅罗夫的报告或者后来在克格勃的谈话中搞清，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他是怎样与霍普金斯进行第一次接触的。但可以肯定地说，在1941年夏天，德军刚入侵之后，霍普金斯第一次来苏联之前，他们彼此已经建立了联系。1941年 7月16日，霍普金斯以罗斯福代表身份到达英国与邱吉尔和“军事内阁” 成员进行谈判。7月25日他电告总统：“敬请告知，您是否认为我访问莫斯科十分重要并有益无害……我要尽一切可能，使俄国人守住防线，甚至不惜眼下的失败为代价”。后来，苏美驻伦敦的大使伊万·迈斯基和约翰·怀南特确认说，他们的建议对霍普金斯的莫斯科之行起了一定的帮助作用。 “对加里·霍普金斯的接待清楚地表明，——美国驻苏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写道，——这次访问具有特别意义”。没有一个西方大使受到这样的接待。“我从未受到像在俄国这样的接待——霍普金斯回忆道。——有时我苦苦思索，是不是要选我当总统了，虽然我没有亲吻孩子们。”在为他修建的单人防空洞里有酒、食品。更使他吃惊的是还发现了储备的香槟、鱼子酱、巧克力和香烟。（斯坦哈特曾抱怨说，从未给他提供过什么防空洞）。每日与霍普金斯见面时，斯大林都使他相信苏联领袖的能力和苏联人民反抗的决心： “他从不重复，他的话语就像狙击手的射击——准确而击中要害。他的欢迎词只有几个字，然后就是短促、有力而好客的握手。热情的微笑。他从不浪费一个字，一个手势……、也不阿谈奉承，他不怀疑。他使你相信，俄国在德军的进攻面前岿然不动。他想知道，你是否也毫不怀疑……” 霍普金斯从来就不是一党制共产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的支持者。但如他的自传所记述：“他永远是俄国真诚的朋友，他十分敬重俄国对战争胜利所做的巨大贡献”。 霍普金斯1941年 7月苏联之行的主要任务，是弄清俄国在军事装备上迫切的和长期的需求。通过与斯大林谈话，他很快得出结论，美国国会和国防部与英国政府一样，大大低估了俄国的军事潜力。对俄国人来说，霍普金斯的巨大作用在于他极有可能去说服罗斯福，使后者明白帮助俄国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罗斯福对自己儿子埃利奥特说：“我知道首相（邱吉尔）对俄国抵抗能力的信任程度，”他边说边弯曲手指比划了个“零”……“霍普金斯更相信，他甚至能把我说服。”的确，霍普金斯在一定程度上帮了俄国人一个大忙。因为他坚持在无监督的条件下向俄国人提供援助。而美国武官、少校埃文·伊通却努力说服霍普金斯，作为补偿，一定要要求俄国同意他们向前线派遣军事观察员。大使斯坦哈特后来向美国记者透露，这二人（霍普金斯和伊通）在争吵时不断用拳头敲打桌子，以至盘子都振了起来。看到此景，大使赶快将门关上，“因为他支持武官的意见，但又不想使总统私人代表受辱。”据伊通说，最使霍普金斯生气的是他对斯大林的看法：“当我开始向他讲起斯大林的品行和做事方法时，他忍不住粗鲁地打断了我，说：‘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 斯大林很清楚，霍普金斯的支持在制定美国对苏政策时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这种支持，罗斯福未必会这么快答应给予军事援助。也正是1941年夏季作出的援助许诺，为罗斯福战时与苏联合作的策略奠定了基础。霍普金斯之所以支持斯大林和苏联，目的在于防止法西斯分子的胜利，而并非出自忠诚共产主义的信仰。无疑，在转交所谓“斯大林同志的亲笔信件”时，阿赫梅罗夫的鼓励性言辞对霍普金斯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斯大林的一个热切愿望就是将那些带有“反苏情绪”、破坏苏一美合作的官员排挤出去。事实也是这样，由于霍普金斯的间接参与，驻莫斯科武官伊通不久就被解职。与此同时，霍普金斯还特派上校菲利普·费蒙维尔（他1933—1938年在莫斯科居住，深受俄国人喜欢）前往莫斯科监运援助物资。费蒙维尔上校是个十分轻信而且亲苏的人。当年第一次到莫斯科，他就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校看作“最重要的联系人”，并将有关欧洲国家军队的情报交给了俄国人，连最起码的使馆安全常识都给抛置脑后。当军事情报机构反对将费蒙维尔派往莫斯科时，霍普金斯当即打断说：“可以把他的文件收好，但他人还是要去的。”更有甚者，霍普金斯还以没有获得斯大林信任为由将大使斯坦哈特也给换掉了。之后，霍普金斯说服罗斯福将另一个批评斯大林的人洛伊·亨德森退职休养——当时亨德森任国会苏联处处长——虽然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此持反对意见。 1943年德黑兰会议时，斯大林与霍普金斯再次见面。为了欢迎他，斯大林特意走上前来与他热烈握手。斯大林说，霍普金斯是第一个与他“推心置腹”交谈的美国人。即使这样，还不能说霍普金斯是个无原则的人，他并未放弃美国的自身利益。霍普金斯的对苏政策首先是建立在对苏联红军潜力的客观评价之上的，虽然这支队伍初期屡遭挫败；再则，通过他1941年夏的莫斯科之行，以及与阿赫梅罗夫的接触，他逐渐认识到，与斯大林是可以友好相处的，即使这种相处是从一种并非长远的策略考虑，它对美国的利益也是无害的。由霍普金斯领导的苏联总统问题咨询委员会1943年8月报告： “由于苏俄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所以应向之提供一切可能的合作，并应付出一切努力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发展与保持和俄国的友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在战胜法西斯后它无疑会称雄欧洲”。 虽然在邱吉尔周围未发现有霍普金斯这样的人，但如前所述，苏联在二战期间渗人英国的程度绝不亚于美国。他们中最杰出的间谍无可否认就是在剑桥被招募的“五杰”，其中有四人——伯吉斯、布兰特、菲尔比、克思克罗斯打人了英国情报机构。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付诸行动的人盖伊·伯吉斯。1938年，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在秘密行动局基础上成立了D处（来自英文“distruction”的第一个字母，意即“消灭” ）时，他感到机会到来了。D处的秘密行动被称为“在非和平时期以不使用武力为手段向潜在敌人进攻” 。英国未参战之前，D处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各种可能性”，它所找到的可能性之一就是利用无线电电台向德国进行无线电转播。由于具有在BBC的工作经验、 轻而易举与外国人接联的能力，以及在秘密情报机构的各种关系，伯吉斯很自然就成了新处的理想候选人。 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伯吉斯以他的魅力当上了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第一处（政治情报处）副处长。处长是大卫·富特门，当他1937年第一次发布广播演说时，就是在伯吉斯的帮助下实现的。伯吉斯对富特门很有用处，因为伯吉斯经常能从他那记性不好的同性恋伙伴那儿搞到一些信息情报呈送给他。这个同性恋伙伴叫爱德华·普费费尔，据加龙维·里斯说，他“做尽一切罪恶之事”。省费费尔曾是法国1938年4月至1940年5月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的办公室主任。剑桥一毕业，伯吉斯就立即在洛希尔财团（西欧财团，创立人是18世纪法国银行老板M·A·洛希尔，工次世界大战后分为英国支和法国支。——译者注）觅到一职，1938年他以格希尔财团信使的身份经常来往巴黎。后来他回忆，那时他经常给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和其他白厅官员传递“普费费尔”的秘密信函。1951年伯吉斯叛变后，他杜撰出了许多极大夸张自己战前经历的说法。他说自己是英法首相的秘密信使，用以保障“惊慌失措的爱国者（达拉第）和卖小五金制品的粗俗的乡下贩子（张伯伦）”之间的联系。伯吉斯并未提到他也曾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联络员，是他多次把伦敦机构搜集的情报送往巴黎。 1939年1月，在富特门的帮助下，伯吉斯调人D处工作，并被安插到一家似乎很有威望的广播公司任德语播音员。德语的这套节目属于宣传、文艺和流行歌曲的综合性栏目，每当天空没有雷声轰鸣时，他们就开始了节目的播音工作。领导D处工作的是风度翩翩的少校（后来升为少将）劳伦斯·格兰德。他身材瘦长，长着黑色的唇提，是一个举止优雅的人，在西装衣襟处总是一成不变地闪耀着鲜艳的纽扣。人们称他为 D先生。无论在对外国政府和社会舆论施加影响的“积极行动”方面，还是在实施各种暴力形式的（美其名日为）“特殊行动”方面，格兰德并不具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经验。根据其手下人员金·菲尔比（曾一度为他工作）评价，格兰德“时常自由地翱翔于自己的幻想世界之中，不切实际想入非非，他毫不畏惧任何宏大的和疯狂的念头”。毫无疑问，内务人民委员部借助伯吉斯提供的详细情报对开展“积极行动”的方案一般都要做一番认真仔细的研究。但也有一些伯吉斯提供的计划方案常使内务人民委员部陷入十分尴尬的局面。比如一位专门研究战时英国情报活动的官方历史学家就曾表示过惊奇不解、显然连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或多或少有这种感觉。问题出在一份关于在德国实施暗中破坏的计划上，这个计划是由 D处制定的，它被视为破坏“齐格菲南部防线”方案，可是执行人员却是两名被遣送回国的德国人，他们之中一个人完全失聪，另一个人几乎失明。 总的来说，伯吉斯两年来在秘密情报机构的最大成就就是将菲尔比也调到了那里。战争开始的头 9个月，菲尔比以“时代”周刊记者的身份在英军阿腊斯（法国城市一一译者注）的参谋部度过。1940年 6月，法国投降并从敦刻尔克撤退后，菲尔比回到伦敦，并利用关系希望在情报机构谋职。“共同的朋友”安排他和弗兰克·贝尔奇会面。这个人曾任剑桥的历史教授，负责国家通讯密码学校（这实际是一个研究各种秘密文件解密的组织）的人员招聘工作。菲尔比后来说，贝尔奇未招收他的原因是“他不能付给我应得的酬劳”。这种解释听起来不是很有说服力——贝尔奇招收的青年学者和专家年收人为600 英镑，这和菲尔比在秘密情报机构刚开始工作时的报酬相当。实际上，主要是贝尔奇认为菲尔比不适合破译情报的工作。沮丧的菲尔比只好等待时机，寻求新的应召途径。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盖伊·伯吉斯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菲尔比突然被召去谈论“军事工作”（指的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工作）。和他交谈的是马乔里·梅克首小姐，菲尔比称之为“令人十分愉快的中年女士”。她与菲尔比讨论了“在欧洲反抗德国人政治斗争的可能性”。几天后又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这次谈话除梅克富小姐外，伯吉斯也参加了： “由于伯吉斯出席，我开始尽我所能地自吹自擂，将我所认识的高层人物—一列举出来，总之就像这种情形下所有人表现得一样。他们俩时不时交换一下眼光，伯吉斯狡猾地、又充满鼓励地对我点点头。后来我才知道，我白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因为一切早都定好了” 与伯吉斯愉快地度过休息日之后。星期一，菲尔比来到位于萨克森大街伯吉斯办公室正式报到。伯吉斯的代号为W ，他给菲尔比起名为fiX4。菲尔比的第一项重大任务是按伯吉斯的构想为 D处的间谍学校制订详细的计划、因为学校很快就要开课了。而伯吉斯和菲尔比在其中担任教官。 1940年到1944年，伯吉斯、菲尔比和物桥五杰中的其他人都归安纳托利·鲍里索维奇·戈尔斯基（安纳托利·格罗莫夫）领导，同事们都称他为“杰里”。他与伯吉斯和菲尔比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距苏联大使馆不远的肯辛顿花园的一条长椅上。戈尔斯基的外貌与马雷、杰依奇和其他30年代的地下人员大不相同。他1907年出生，1936年被派往伦敦任苏联大使馆一个小小技术人员的非外交职位。1937——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伦敦间谍机构的清洗，给了他完成任务的机会，他因此也升了官。1939年他被召回莫斯科培训，接着就晋了职，最后以负有外交使命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军官身份被派往伦敦。戈尔斯基实际上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揭开这个秘密可能一瞬间就能毁掉他的情报生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有表格中，他填的是，他父亲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附近的乡村教师。然而在1953年，即戈尔斯基即将被任命为莫斯科中心美国处处长之前所进行的调查表明，他父亲曾是沙皇时期的警察。戈尔斯基立即被免去了职务。 戈尔斯基的一名间谍是这样描述自己上司的：“个子不高，有点儿发胖，三十多岁，油光的头发向后梳着，戴着一副无法掩饰那一双敏锐冷漠双眼的眼镜。”这是一个缺乏幽默感的、残酷的职业间谍。“他穿着一套做工精细的西装，给人一种肥胖懒汉的印象。”布兰特回忆说，“杰里”给他的印象是“倔强，又不可爱”。1940年 8月，当他得知伯吉斯和布兰特违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传统，共同住进了维克多·洛希尔在本廷大街的住宅后，戈尔斯基试图劝布兰特搬出，但当被拒绝后，他十分明智地不再坚持了。 菲尔比和伯吉斯在间谍学校工作期间，他们感到很乏味，也无法告诉戈尔斯基什么有趣的事情。“我们无事可做——菲尔比回忆，——我们和校长聊天并帮他给领导写那些永无答复的报告。 ”1940年夏，D处重新编人“特别行动机构”，伯吉斯被解职。他气愤地抱怨， 说他成了“官僚互相倾轧的牺牲品。”菲尔比留在了“特别行动机构”， 并被任命为汉普希尔的比尤里间谍学校教官。菲尔比相信，“特别行动机构”的间谍“需要一些思想的灌输，以便他们到工作岗位之后，能对英国政府的未来计划有所认识”。一这套理论促使菲尔比常到伦敦，与一位未来的工党领袖休·盖次克尔（此人曾任工党经济战争事务部长，休·达尔顿的私人秘书）共进午餐。由于休·达尔顿当时负责特别行动机构的事务，所以菲尔比认为和盖次克尔交往有利无害。 1941年 6月22日，当“巴巴罗萨”战役刚一开始，菲尔比无疑是在戈尔斯基建议下，试图调出“比尤里间谍学校”，在靠近英国知识界的什么地方找份工作。很快，他接到秘密情报机构二处（反情报）的邀请，因为这个组织在伊比利亚的代表机构对西班牙内战时当过记者的菲尔比的经验十分感兴趣。 尽管菲尔比离开了，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特别行动机构的间谍网并未缩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间谍是麦克林的大学同学詹姆斯·克拉赫曼。战争开始之后，他从一名候补间谍变为一名真正的苏联间谍。1942年 2月，克拉赫曼进了特别行动机构在开罗的南斯拉夫处，同时获少校军衔。在开罗的那段时间内，他凭借自己的智慧、懂力和熟练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获得了超出他的军衔许多倍的东西。他的上司贝济尔·戴维森指出：“他能以深厚的知识功底生动地谈论任何话题，但最喜欢讨论政治问题。”克拉赫曼的一项主要职责是给那些即将被派往南斯拉夫的盟军军官下达指示。他不知疲倦地历数铁托共产党游击队的高尚品德和米哈伊洛维奇王室的罪行。他曾对加拿大的一个军官小组如是动员： “你们要知道，这场战争已不再是单纯地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它已成为更具崇高目的的战争——为了民族解放，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从殖民主义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1945年4月到8月，克拉赫曼一直肩负军事使命，驻在南斯拉夫铁托的军队中，因为他无限忠于斯大林，所以，战后不得不对自己说过的许多话后侮。1948年铁托背叛斯大林后，克拉赫曼写了一本批判他的书。 值得一提的还有战时在特别行动机构工作的另一名间谍。1943年 4月，英国安全机构宣布，英国共产党领导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在完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些小型任务之后，又从在特别行动机构匈牙利处参谋部工作的苏格兰年轻军官奥尔曼·乌兰那儿获取了秘密情报。斯普林霍尔被判七年监禁，但他的犯罪事实却被定为“从航空部搜集秘密情报”。乌兰后来开玩笑说，如果他不是在剑桥而是在爱丁堡上大学，那就不会出这事儿。 1941年9月从特别行动机构调出之后， 菲尔比开始在秘密情报机构二处工作。虽然二处的地理位置稍差一些，但这个地方也有它的好处，因为旁边就是秘密情报局的档案馆。由于对杜松子酒和马丁尼酒都有偏爱，菲尔比很快与档案管理员比尔·伍德菲尔德联系上了。菲尔比不仅向戈尔斯基提供了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专案文件，还复印了两本详细介绍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战前反苏间谍的书。 B 处伊比利亚小组搞到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截获并破译的阿勃韦尔（法西斯德国侦察和反侦察机构一一译者注）的信函，其内容是1942年前德军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实施情报侦察的“概况”。其中有一点引起了菲尔比的极大兴趣，即德军海军少将威廉。卡纳利斯即将启程前往西班牙，而且还包括了详细的行程路线，菲尔比建议特别行动机构在马德里和塞维利亚之间，一家不大的宾馆里将卡纳利斯干掉。领导 B处的费里克斯·库季尔高度评价了这项建议，并转交给秘密情报机构他的上司斯图尔特·门西斯。几天后，门西斯给菲尔比做了答复。据菲尔比回忆，门西斯写道：“我不希望采取任何反对将军的行动。”多疑的菲尔比感到这一答复有溪跷之处，其中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门西斯的希望，它可能证明与法西斯德国存在着某种秘密交易。的确，卡纳利斯后来变成了希特勒的敌人，他在欧洲战争结束前一个月，由于叛变投向盟军一方而被纳粹处以绞刑。然而满腹狐疑的菲尔比还是从中看出了与法西斯德国秘密交易的证据，后来门西斯对菲尔比说：“我总认为，我们能与将军打交道。” 菲尔比在死前几个月承认，戈尔斯基最感兴趣的是（实际并不存在）英国与法西斯德国单独搏和的计划，以及改变战争方向把火引向苏联的计划。所以，戈尔斯基指示菲尔比不仅要汇报这些情况，还要设法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菲尔比此时明白了这项指示的含义，它不仅说明英国与法西斯分子有所接触，而且还与其它反法西斯分子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斯大林就时常担心一部分反法西斯者试图推波助澜，想让希特勒与盟国签订和约，然后同他们一起共同向俄国开战。 在第二处工作时，菲尔比每周都要到秘密情报机构总部（二处和总部不在一个地方），尽可能多地拜访老军官。他还自愿要求值夜班——每月一二次一一他认为这“非常有益。因为夜间可收到来自全世界的情报，也可获得总部活动的最新信息”。戈尔斯基对夜间值班人员所接触的情报材料十分感兴趣，因为其内容有国防部与驻莫斯科英国军事委员会使用秘密情报机构的频道进行交谈的内容。 从1942年到1943年，库季尔扩大了菲尔比的职责范围，将北非和意大利方向交给了他，后来又任命他为自己的情报事务副手。菲尔比对自己在秘密情报机构仕途上的成功也充满信心。 1943年，B处迁往伦敦赖德大街，距英国安全局总部所在地仅两分钟路程，而距秘密情报机构总部也只有15分钟路程，菲尔比对此十分高兴。1941年，两名苏联间谍——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和奥尔曼·乌兰暴露之后，秘密情报机构“为了研究有关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专门成立了第九处。起初该处由杰克·卡里领导——后来就没有合适人选了——因为找不到一个从英国安全局退役下来又未到退休年龄的军官。1944年末，菲尔比说“领导决定扩编——人员越多，预算也就越多。领导职位按理应归属库季尔，但那时我必须得到这个位子”。莫斯科中心通过菲尔比的上司对他下达命令：“不惜一切手段谋到九处处长职位……。他们都很清楚，库季尔该走了。”菲尔比使用了传统的背后捅刀的做法，让库季尔的死对头、秘密情报局副局长瓦连京·维思参与到此事中来。于是菲尔比得到了渴望已久的职位，而库季尔被迫退休。 菲尔比在战后积极利用“技巧高超的打击”所带来的各种机会，终于成了克格勃“五杰”中最优秀的一个间谍。除菲尔比外，布兰特和克恩克罗斯在战时的工作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在克格勃档案馆里，至今保存着有关布兰特间谍生涯的卷宗，它由厚厚的棕色八卷本组成，其中在第一卷上记载着，当时苏联曾要求他用两年时间打人英国安全部。1938年末，克制住对马尔波罗大学军事教研室的厌恶、他自愿入伍。后来他承认，为了进人特别军官预备队，他曾利用其兄弟克里斯托弗在地方军（国家平时保持的兵团和部队一一译者注）中的关系。但未获成功。二战前他又尝试一次，由于国防部的一片混乱，他一下竟收到了两封口信，——一封拒绝，另一封——同意。于是，布兰特扔掉那封拒绝信，于1939年10月来到位于汉普希尔的明利梅诺参加为期五周的培训班，主要学习一些军事侦察基础知识。几天后他被召回国防部，英国安全局要询问他过去与共产党员的联系。在与主管军事情报的副局长的谈话中，他兜了几个圈子就开脱了罪责，又回到了培训班。毕业时，他获得了战地警备队大尉称号，并以英国演习人员的身份率领一个12个人的排，开赴法国。他的一个下属对他评价是：“他研究的是那种柔和的诱惑力，可作为一个军官他毫无用处。” 布兰特从法国写信给伦敦，抱怨他那毫无意思的工作，并请求把他安排进秘密情报机构或英国安全局。敦刻尔克大撤退和1940年英国演习力量撤回后，他的机会来了。布兰特的朋友维克多·洛希尔（那时在英国安全局工作）把布兰特安排住在本廷大街，并把他介绍给盖伊·里德尔—— B局局长（反间谍局）。虽然九个月前英国安全局对他还存有顾虑，反对他人围，但里德尔这次还是把他留了下来。几个月后，布兰特已经开始工作：监视中立国的使馆，尤其是那些敌对国情报机构可能感兴趣的使馆、他的出色才能逐渐得以显露，比如，他很善于将外交信使与其行李暂时分离，以便搜查公文包。罗伯特。塞西尔写道：“他像块石头那样冷冰冰的——但似乎对所发生的一切又都十分满意”。布兰特很轻松地博得了英国情报局的好感，后来的英国安全局和秘密情报局总局长迪克·怀特回忆道： “他对所有上司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势’，并使所有人都喜欢上他。我喜爱艺术，他就常常在餐厅吃饭时坐到我身边大谈艺术。没想到后来他把我们都出卖了。他是个有教养、令人愉快的人，与他打交道我也感到很愉快。如果不亲自体验，你是无法理解被一个并肩工作的同事出卖的感觉。” 至今，每当读到克格勃档案馆中有关布兰特的专案文件，以及记述他向英国安全局渗透的历史时，人们还会感到津津有味。他到英国安全局的第一年，就在咖啡馆向戈尔斯基提供了许多情报。可以说，布兰特是克格勃历史上最富有成效的间谍之一。但布兰特也有使人担忧的地方，最使国外局局长帕维尔·菲京不安的是，布兰特从来都分文不取。1941年初，菲京坚持要布兰特收下报酬，显然这是一个手段：一旦布兰特有一天不想继续干下去，可以以此要挟他。春天的一天，戈尔斯基终于说服他收下了200英镑，这之后每年分三、四次，每次付给他150 -200 英镑。在克格勃布兰特的专案文件中，至今还保存着能证明他收到汇款的“致谢”条子，而且这些条子就装在他来信的信封里。 当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翻阅布兰特专案文件时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在1941年夏（或秋）到战争结束这段时间的材料里，几乎每隔50页就有一条注释：“总参对该间谍表示真诚的谢意”。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类似这样的注释在一个间谍的专案文件中屡屡出现是十分罕见的。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太喜欢布兰特，但总参和莫斯科中心不断的“感谢”使他逐渐承认了布兰特个人的巨大作用。布兰特的专案文件证明，他为苏联情报活动做出了三大贡献。第一，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他提供了有关英国安全局“最详细的情报”，其中包括间谍名单，甚至还搞到了二处权限之外的专案文件。第二，布兰特提供了他本人对中立国大使馆观察的结果。第三，他还不断报告德军的部署、编制情况以及预计的战役。布兰将可以接触“双重游戏”的详细内容，并借此通过德国情报机构在英国二次招募的间谍给德国人提供假情报。布兰特有关德军情报杨主要来源是他的学生利奥·朗。 1938年，朗毕业于特里尼蒂学院时，内务人民委员都在英图正处于困难时期——它在伦敦的间谍机构几乎关了门。对未来的朗，莫斯科并未有什么明确指示。因此，1938－1939年间，朗在法兰克福教书，以便有机会与法西斯德国接上头。战争初期他被划归轻骑兵，但由于他精通德语，成了情报机关的中尉。1940年12月，朗被调到负责分析比较德军作战秩序的国防部军情14处工作。这里他可以自由接触绝密情报，这些情报都是由来自“布列奇利国”（英国高、尖密码技术研究地）的专家们在1940年 5月破译了由“谜语”密码机建立的密码系统后得到的。1942年，用于陆军的“谜语”密码被破译后，朗又进一步拓宽了接触材料的范围。1941年初，朗恢复了与布兰特的联系。他后来回忆：“布兰特于是就又开始了我们中断了的工作，并要求我向他提供任何有利于苏联人的情报”。他们每周一次，通常都是午饭时，在沙特曼街心公园啤酒馆或位于杰明大街的赖纳酒吧里会面。朗把“每周强挤出来的收获”（这是朗自己形容的）交给布兰特。“布兰特从不恫吓或收买我，——因为我们都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 利奥·朗在克格勃的专案文件可以用来解释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从1945年 9月密码破译员伊戈尔·古琴柯逃到加拿大握太华之后，曾令许多西方情报机构和侦察小说家迷惑不解。古琴柯搞到的情报主要涉及情报总局的活动，其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是那些有关苏联在加拿大的间谍小组以及原子间谍活动的情报。同时他在报告了在情报总局工作的两个化名埃利的间谍。第一个是英大使馆副档案管理员卡伊·威尔希尔小姐，1946年3月因犯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刑三年。古琴柯不知道第二个间谍的真名，但知道他就在英国工作，而且他还提供了许多不充分、混乱的、有时是令人费解的情报。皮特·赖特回忆道： “他说他知道在‘英国安全机构第五军情处’中有间谍存在，这恰是从他朋友——柳比莫夫那儿得知的。他的这个朋友1942年和他一起在莫斯科主要破译机构工作过……据古琴柯说，这个埃利和苏联有点儿联系——要么他是俄国人，要么到过苏联。要么会讲俄语。埃利是个要人，因为他能把安全局专案文件中涉及到在英国的俄国人的情况全部隐去或删去……古琴柯说，如果埃利来了电报，密码破译处总有一位妇女第一个阅读，如果有什么重要的话，就由她直接带给斯大林。” 几年后，在第二次传讯时，古琴柯改变了几处细节，比如“第五军情处”成了军情五处。但那时嗜酒过度与每况愈下的记忆力已使古琴柯无法回忆起他在一审时讲的第二个埃利的事了。 有关第二个埃利的真实姓名人们众说纷云一一从罗杰尔，霍利斯先生到金·菲尔比都各执已见。而实际上就是利奥·朗。这个化名就赫然印在克格勃朗的档案文件的封面。这是一本薄薄的。但却不平常的专案文件。按克格勃的规矩，布兰特应在每次与朝见面后写一份书面材料，但通常不是因为十分疲倦就是因为忙得不可开交，他并未始终坚持这一做法。即使如此，这本专案文件的内容也足以解释古琴柯供词中主要的一些不明之处，并因此可以说，古琴柯的错误（也许是皮特·赖特的错误）在于日趋减退的记忆力，和对内情的一知半解。从朗的专案文件就可以弄清楚，虽然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间谍，由布兰特领导，但独立于上述机构的情报总局（军事情报系统）于1943年也与他建立了联系。朗当时不知所措，于是就请布兰特询问莫斯科，他到底为谁工作。戈尔季耶夫斯基如实把问题反映了上去，中心很快就做出了回答：“为我们。”情报总局为了将来能由布兰特负责与朗为联系而同意了中心的答复意见。这之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与朗就见了一次面，还是为了专门告知他，情报总局不会再打扰他了。而朗通过布兰特将情报转交给中心这一事实， 在古琴柯的说法中也显得紊乱不堪。 正是布兰特，而非朗“能够从军情五处的专案文件中将有关俄国人在伦敦活动情况消去”。而“第五军情处”可能就是“军情五处”的不同说法罢了。从另一方面说，这也可能是把朗的工作单位（军事情报机构） 给弄错了，而“5”的意思指的是战争期间大名鼎鼎的“剑桥五杰”，朗与他们有一定的联系。当戈尔季耶夫斯基第一次在朗的专案文件中读到有关德军布署的细节时，他自问道：“难道英国真有这样富有想象力的间谍？”然后他又看到摘录的截听内容，才明白朗的主要情报来源就是密码破译。 莫斯科并非只通过自己的间谍获取绝密情报，德国人侵苏联几天后，伦敦便开始以隐蔽形式提供情报。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同时领导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的斯图尔特·门西斯认为，由于俄国人的密码不可靠，所以还不能建议邱吉尔把破译“谜语”而得到的情报告诉俄国人。因为那样的话，“就等于把布列奇利园破译‘谜语’之事直接告诉了德国人”。1941年 6月的一则消息表明，德国人‘通过对苏联船员与第17航空军的无线电通信内容的研究，正在逐渐掌握斯大林格勒周围部署的俄国飞机的信号系统。就在6月24日；邱吉尔不顾众人反对，命令门西斯在尽可能没有危险的情况下将这一情报以明码形式通过驻莫斯科英国军事委员会告知俄国人。从这之后，凡有关东方战线的重要截获情报，邱吉尔都要问：“告知他们没有？”对这些情报的真实来源通常都以这样的言辞掩饰：“据柏林高层情报源报道”，“据德国国防部工作人员报道”。所有能暴露情报真实来源的代号和其他细节都被略去了。1942年 7月11日，布列奇利国破译了一些被截获的情报，其内容为： 1 ．敌军对第二集团军的压力近日会增强。整体考虑到东线集团军的作战情况，希望在前线遏制住敌人的强大力量。 2 ．冯·魏赫斯集团军的任务是与匈牙利第二集团军一同遏制地位波士丹河与沃罗涅日河之间的顿涅茨克防线，并与第二集团军一同守住沃罗涅日登陆场和奥尔霍瓦特．奥捷尔克．库特什火车站一线（德罗斯科沃）。 两天后，这条消息便以下列形式发至驻莫斯科的英国军事委员会。 “给俄国总参谋部的情报。根据来自各方的情报，通知如下：包括匈牙利军队在内的德军计划将俄国人遏制在里夫内一沃罗涅日一斯沃博达一线，同时装甲力量将移至顿河和顿涅茨克河之间东南部。” 1941年夏天，英国空军情报军官给莫斯科带去了战役电码。航空学参考资料和德军的一些呼联代号。作为交换，英国也获得了类似的材料。紧随其后，英国军事情报军官又带来了一些截获的德军无线电通信资料、德国警察局手动发报密码破译说明。与此同时，虽然苏联也给了他们一些情报，但其中却没有一份是截获的文件。白厅为这种单方面的情报交换开始感到不安。到1942年初，俄国人甚至不愿意交换有关敌人装备的技术资料。布列奇利国认为，俄国人没有充分利用他们提供的情报。“1942年大规模坦克战时，我们警告过他们德国人所设的陷讲，可俄国人还是把有生力量和技术装备投向这个陷俄”——个密码员回忆，——“如果他们当时能够相信这些警告，就会避免遭受巨大损失。” 从1942年夏天开始，英国把破译“谜语”而获得的战役情报在向苏联人发送时大大打了折扣。当然，特别重要消息是例外。1942年12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关键时刻，苏联人收到了（也许是他们从菲尔比或布兰特那儿得到）德军手动电码破译书，英国人虽然是希望从中得到些什么回报，可他们的等待最后还是落空了。 1942年夏，当英国情报机构以密码形式发给俄国人的情报数量大大减少时，约翰·克恩克罗斯开始以明码提供情报。几个月之后，他放弃了亨基勋爵私人秘书的职位，并于1942年 3月成功地尝试了菲尔比两年前未做成的事－－他进人了位于布列奇利国的英国政府通讯密码学校。他的上司安纳托利·戈尔斯基给了他一笔钱让他买辆便宜的汽车，以便在休息日时可以到伦敦交付情报。虽然他在学校的时间不到一年，但他在学校的那段日子正好与东线的战役转折相吻合，并且斯大林和大本营也终于开始利用可靠情报去指导作战行动。克恩克罗斯的主要任务是截获、分析德军无线电通讯内容。克恩克罗斯本人认为对苏联红军发起“堡垒”战役，即库尔斯克战役之前——这是德军在东线的最后一次大型战役，他为俄国人苦干15年后，闪光的时刻终于到来了。4 月30日，英国人将德军准备进攻库尔斯克高地的情报发往莫斯科，同时还有通过“谜语”截获的德军情报机构侦察到的在这一地区苏军力量的材料。而克恩克罗斯此时发送的情报不仅有截获的电文，而且还包括了白厅有意略去的（担心会暴露情报来源）、带有部队和分队部署的情报。 战役前最能吸引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是有关德国空军的部署情况。苏联指挥部因为担心德军会在5 月10日开始进攻（实际上是在7月5日），便在5月6日这一天，在从斯摩棱斯克到亚速海长达1200公里的地带上，对德军17个机场进行了事先经过绝密（准备的预警性炮击。打击目标的选择是在克恩克罗斯所提供情报乡树帮助下制订的。许多德国飞机在地面就损伤惨重，在5 月7日和8日又继续对德军机场实施集中密集打击。尽管这样失去了突袭的因素，这三次密集轰炸，是二战期间苏联空军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初次战役： 飞机架次1400次，歼灭德军飞机500架，苏联飞机损1200 架。 后来，戈尔斯基代表莫斯科对克恩克罗斯提供的情报转达了特别的谢意。然而，就在这之前，把从布列奇利国搞到的情报交给伦敦已十分困难，克恩克罗斯已几乎无能为力。所以，库尔巴斯克战役前，克恩克罗斯不顾戈尔斯基让他继续留在通讯密码学校的要求，而是接受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建议，他先来到五处（德国处），后又调到一处（政治情报处）工作。 为保卫库尔斯克高地，红军把自己几乎百分之四十有生力量的技术装备都投向那里。虽然军事情报有误，可红军还是打赢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所以“在库尔斯克摧毁苏军”，对希特勒来说，是补偿斯大林格勒惨败的最后一线希望。1943年8 月，苏联最高副总指挥朱可夫元帅向斯大林发出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正确地预测了军事形势：德军在从北向南夺取库尔斯克高地的同时，还有可能从西实施打击，以便把保卫高地的两个红军集群隔离开来。当时，连斯大林和大本营也不清楚法西斯开始进攻的准确日期， 因为希特勒经常改变主意。日期从开始定的5月3日改到了6月12日， 后来又改到7月3日，最后定在7 月5日。应该说，来自英国的情报（既有官方通过英国军事委员会的，也有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间谍搞到的），对保证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苏联军事侦察在情报收集和加工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库尔斯克战役之前和战役之中，斯大林和大本营最重要的情报源是瑞士的吕西小组。无疑，吕西（鲁道夫·廖斯勒）直到1944年春被捕前，一直为苏联提供重要的战役情报。1944年2 月22日，情报总局的领导曾用无线电发送了一则指示：“请向吕西转达我们的谢意，小组工作出色，最近提供的一个情报非常重要、价值很高。”情报总局经常告知廖斯勒的雇员（情报总局并不知道其名字），他会收到索要的报酬。1943年11月，情报总局发出电报：“请以我们的名义转告吕西，说我们将按其要求付给小组工作报酬。我们会对他们的情报作出相应的答谢。”然而，现在一切真相大白，吕西从未发过有关库尔斯克的重要情报。而且吕西最重要的情报源——维特还犯了几个错误。比如，6 月23日，正是他推断，鉴于红军力量日益增强，“堡垒”战役将被取消。 苏联军事侦察在1943年春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是截听质量的提高。从战争一开始，国外局五处的研究部门，当然还有情报总局的密码员们就熬费苦心地对机器密码“谜语”展开了破译研究。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德国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组织——所有部门都在利用“谜语”编制各自的密码，以适应不同的目的以及不同的地方的需要。从1941年开始，德国人在工作中同时使用的密钥不下50个，而且它们还每天都在变化。这样一来，即使对机器密码解密之后，如果又搞到的截获材料具有战役意义，也还需要迅速地找到新的密钥。在英国布列奇利园，除了继续进行波兰专家早先的工作外，他们还破译了从1940年一1942年“谜语”的各种不同的密码，并制订出了判定每日密钥的方法。这大概就是战时情报机构的一大贡献吧。内务人民委员部从克思克罗斯、朗、布兰特、菲尔比等处获知了这一成功的消息。不能否认他们搞到的几台“谜语”码机和密码材料也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研究工作助了一臂之力。这事大概发生在1941年12月，那时，德国第二集团军丢失了几台密码机。当然，大部分机器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缴获的。 在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中至少有26台“谜语”密码机，在被围的情况下全部销毁它们是不可能的。至少大家都知道这么一件事；正在接收总部密电时，俄国人就已跨进了门坎。其余的“谜语”机可能是在消灭企图突破包围的德军六个师时缴获的。一些主要密钥肯定也落人了红军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在91000 名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俘虏中，有发报员和译码员，他们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抵御住向苏联情报机构提供帮助的“坚持不懈的建议”。 1943年1 月17日，还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德国通讯局就得出结论：一些事实“雄辩”地证明俄国人已破译出了“谜语”的密码。于是，他们就采取了一系列完善措施用来保护自己的密码。德国人还使用不带配电板的密码机，这些机器可在苏联进攻时，具有更大的机动性，适应性以及抗打击性。 1943年春，苏联情报截获和破译机构对德国的密码技术予以重创，但这次打击的对象不是高尖密码，而是一些基础电码。他们主要致力于发现、分析无线电通讯内容，破译普通手动电码，而不是像“谜语”那样的高密电码。战争初期，由于发报员损失较多，所以军事截获收效甚微。1942年末，大本营决定成立特别无线电营，这被苏联历史学家称为“红军在无线电电子战中质的飞跃”。苏联历史学家不打算打开无线电截听这块禁区，只是在无线电干扰和伪情报战中谈论这些特别无线电营的作用。当时每个营都装备有18－20台接收机和4个探向器。 虽然负有特殊使命的无线电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末期才成立，但它们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却立下了汗马功劳。德国人截获的苏联第一坦克集团军的情报表明，苏联截听机构在进攻前就发现了德国总部、坦克第二军以及坦克第六、第十一师的所在位置。而从其他截获的文件中也不难发现，德军坦克第七师师部、第十三军和坦克第二集团军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苏联无线电截听机构的前线部门工作得也十分出色。在德军进攻初期，位于库尔斯克高地以北的苏联坦克第四十六军和以南的坦克第四十八军，就拥有战术上的优势。德军的一些通讯军官丝毫不怀疑这是无线电截听对俄国人的成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指出，德军无线电工作纪律的松懈是导致“堡垒”战役失败的原因之一。虽然，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红军无线电通讯工作的隐密性有所提高，但也比德军好不了太多、所以，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无线电截听大概成了双方战役情报的最宝贵来源。 除了无线电截听，苏联还采用了其他搜集情报的方法。空中侦察就是成功的例子，虽然在西部战线由于无线电截听的运用，空中侦察的作用退居到了第二位。库尔斯克战线前夕，苏军进行了约6000次侦察飞行。在德军进攻前的三个月内，中央战线和沃罗涅日战线的部队进行了105 次战斗侦察，2600多次夜间偷袭和1500次埋伏，在这些行动中被俘的187 名德国士兵是重要的情报来源。根据7月5日夜捉到的开小差士兵和“舌头”供认，第二天一早德军开始进攻。在库尔斯克战役之前，一种更为灵活的适于前线指挥官的系统取代了直到1942年还在运转的、以情报作为保障的中央统一系统，前线指挥官可以直接从前线情报处获取战役情报。 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苏联军队便开始发起接连不断的进攻，直到1945年5 月，朱可夫元帅在柏林接受纳粹投降为止。依靠四倍于敌人的有生力量，大量的英、美装备和不断增长的空中优势，苏联红军虽然承受着巨大的损失，但其攻势锐不可挡。而支持这两年旺盛攻势的战役情报不仅是大本营、情报总局和前线指挥官努力的结果，内务人民委员部也起到了自己应有的作用。据苏联最新统计数字，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战时计有53个师和28个旅（不包括许多独立部队和边防军）共有75万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军人临阵脱逃，并对“不可靠民族”进行围剿行动。许多小民族的人民——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拨朝人，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人，卡尔梅克人，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人——都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搞的大规模屠杀和强行移民的牺牲品。斯大林本想将乌克兰人也列为移民之列，但同时又无奈地抱怨说，他们的人太多了。 内务人民委员部对红军胜利所作的主要贡献在于领导了游击运动。战时内务人民委员部游击运动局由中将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领导（战后他当上了“专事国外谋杀的特别行动局”局长）。“虽然他的名声不是特别显赫，但苏多普拉托夫的行为、优雅的举止和音量不高却使人信任的话语，这一切都使人觉得他是个举足轻重、有知识教养的人；他很懂得平易近人的价值，因为他知道，只有那些少数的当政者才可以对此无所顾忌、肆意妄为。”——叛逃者尼古拉·霍赫洛夫这样写道。苏多普托夫的副手。少将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艾廷戈在西班牙内战时以“科托夫”的化名在佛朗哥后方领导游击斗争，并为此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中名声颇响，同时他作为刺杀托洛茨基的组织者，还进入了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纪念室。 游击队员在情报搜集和破坏活动中的作用，往往被官僚主义的混乱所搅和，以致后来出现了许多传说和神话。人们说，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是在德军敌后最著名的游击队员之一（他的肖像就挂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纪念室里） 。1943年4月，他假冒德军中尉进人到在乌克兰的一个德军军官埃利赫·科赫的办公室。他本应刺杀科赫，但这个德国军官却开始谈论起“堡垒战役”——德军即将对库尔斯克高地发起的进攻。库兹涅佐夫于是决定不杀科赫，而是把德军战役计划直接发往了莫斯科。这段故事也许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正如特里莫季·马利甘博士指出的那样。科赫并不掌握即将发起进攻的确切材料，尤其是他根本不知道确切的曰期，因为连希特勒本人也尚未作出决定。在不久前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对游击队员的情报活动评价不高，它指出了一系列的不足之处，其中提到了诸如经验不足、准备不足、情报的可靠性不足、发报机不足以及游击队员与军队情报活动协调性不足等。1943年4月19日， 最高指挥部发布了“关于改进游击队情报工作”的命令，要求游击队与军队间更好地协调一致，并要求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总局改进培训游击队领导的工作。 游击队员在德军敌后与红军协同作战的第一次进攻战役是“钢轨战”。其目的是在库尔斯克战役进行之际利用空投给游击队员的大量炸药摧毁德军铁路交通、服这次战斗只取得了部分成功。虽然用了几千包炸药，但德军赖以生存的铁路线仍未被摧毁。上边曾提到的那份研究报告指出，能被称得上最成功的举动是在进攻前和进攻时第十一游击旅的一系列行动， 因为正是这些情报行动，使得被围困880天的列宁格勒终于在1944年1月得以解围。 当时该旅经常能够搞到，些有关德军沿公路联路布署情况的详细情报。 在进攻前……游击旅的侦察员们弄到了有关敌军的数量、部署情况、指挥官的姓名等情报，他们还记录下了敌军指挥部和敌21师调遣情况，确定出了第三十八集团军和第十八集团军指挥部位置、同时还有4 个机场位置。当苏联军队开始发动进攻时……侦察员们就掩护进攻人员进入敌后和侧翼。 由于德军后方存在大量间谍，德军内部简直乱成一团糟。1944年夏，德军反间谍机构发现了2000名苏联间谍，并推算这个数量会以每三个月10000 名的速度增长。尤其是那些“流浪儿”更使他们头痛——这些人都是学习过侦察和破坏活动的少年、对他们的英勇气概就连德军士兵也赞叹不已。在一份报告中记录着一个“少年”的事迹：当他正在对德军调动情况做标记时遭到逮捕，在审讯时，他拒绝说出是谁派他来执行任务，并“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话”。于是德国人决定恐吓他一下，先是逼着他观看枪决七名成人战俘的场面，而后命令他也去见上帝，当把他置于枪口前的最后一刻还告诉他，如果他讲真话就放他一条生路。 小男孩当时冷笑一下回答说，他知道，即使他将真情和盘托出，德国人也会杀害他。审讯室的军官又一次许诺，如果他说出是推派他来的就放了他。小男孩回答：“我很清楚，并不在于我是否讲真话，你们早晚要杀了我。现在我实话告诉你们——我搞了六次破坏活动，而且还要搞第七次。” 报告中未提到小男孩的命运如何，极有可能是被枪决了。 在卫国战争期间，科技的以及政治和军事的侦察，对苏联政策的制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科技领域最重要的侦察是获取有关原子弹的情报。第一份关于美一英签订制造原子弹协议的情报，是约翰·克恩克罗斯搞到的。1940年10月，由亨基勋爵领导的不列颠科学委员会正在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而当时克恩克罗斯恰好是亨基的私人秘书。1941年夏在“马乌德”（有关核研究的委员会）委员会呈交的秘密报告中曾较为乐观预估——到1943年末就会制成以铀一235 为原料的“大威力武器”，于是，这个问题就被重新提交讨论。科学委员会和“马乌德”委员会承认，关于生产原子弹（这个方案的密码代号为“图布一埃洛伊斯”）的问题以前曾同美国有过秘密的合作，现在还需要与之进行更为广泛的合作。1941秋，亨基成了“图布一埃洛伊斯”咨询委员会成员。无疑，借助私人秘书这个便利条件，克恩克罗斯同时也将相关情报发给了莫斯科的“中心”。 1942年4 月，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化学工业人民委员M·F·别尔乌辛在斯大林的指令下，拿到一份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总局搞到的有关国外原子弹研究的厚厚的资料文件，别尔乌辛建议把材料给物理学家们看看，以便他们先估量出其价值。5 月份，年轻的物理学者、空军中尉F·H·弗廖洛夫写信给斯大林：“抓紧时间制造原子弹至关重要。”弗廖洛夫在翻阅美英科技杂志时注意到，有关核裂变的文章以及这一领域学者的名宇突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原子弹研究已进人保密状态，因为美国正在制造原子弹。听到这一消息后，斯大林气愤得不能自已，因为对苏联造成核威胁的重大发现竟然不是来自科学院，而是来自一个小小的空军中尉。 1942年末，以斯大林为首的国防委员会发布命令，建立一个隶属于科学院的原子弹研究实验室、尽管当时许多苏联学者认为，制造原子弹要花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但在战争关键时刻，他还是力排众议通过了这项决定。很明显，与德国交战用不着使用原子弹、相反，制造原子弹还要与前线争夺一部分本来已近枯竭的资源。而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战斗正酣时通过这项决定，考虑的绝对不是卫国战争的需要，而是战后世界的需要：美英有原子弹，苏联也应拥有。1942年末，斯大林似乎明白。即使不完全摧毁法西斯国家，战争也会结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就有可能面临一个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战后德国。但只有关于盟国研制活动的情报才彻底使斯大林相信了制造原子弹的必要性。 克劳斯·福克斯是第一个、而且是最重要的提供英一美原子弹研究科技情报的“原子间谍”。毫无疑问，在1942年 4月，斯大林让别尔乌辛以及其他物理学家研究的材料中就有福克斯提供的情报。福克斯出生于一个被德国报纸称作“基尔纽狐狸”（“相克斯”的德语意思为“狐狸”）的家庭。因为不仅他们的头发，他们的政治倾向也都是红色的。他的父亲是基督教新教牧师时代的一个杰出的公谊会（贵格会、教友派）教徒领袖。福克斯1932年21岁在基尔大学时加人德国共产党，并成了大学生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希特勒上台之后，他以难民身份逃到英国，1933年9月加人德共在英国的地下小组，主要完成各种宣传任务。1934年。福克斯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准备博士论文，并于1936年11月通过了论文答辩。在布里斯托尔，他积极参加一个“对苏文化联系协会”的伪组织活动，在协会组织的戏剧朗读表演会上，福克斯扮演了维辛斯基，他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激情与狂热使自己的导师、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涅德尔·莫特先生大为震惊，因为“怎么也想不到，这么一个安静、谦逊的年青人会以如此冷漠的敌意去谴责被告人。” 1937年，福克斯调到爱丁堡大学马克斯·博恩的试验室工作，直到1940年 5月法国沦陷、“第五纵队”猖极一时、他和许多“遭到敌视的异族人”被抓起来为止。在马恩岛和加拿大度过七个月后，于年底前他被释放。1941年 5月，德国学者、同为难民的鲁道夫·皮尔斯（后来获骑士称号．）邀请他到伯明翰大学从事“军事研究”。皮尔斯回忆道：“在官方允诺之前，我不能告诉他我们从事的是什么工作，但我解释说，理论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他同意了。” 过了一段时间，持怀疑态度的英国安全局认为可以给他从事该工作的权力。于是福克斯开始正式为研制原子弹的“图布一埃洛伊斯”绝密方案工作。1941年末，当“巴巴罗萨”战役正处于激战时刻、而且看起来德军会占领莫斯科时，福克斯以苏联间谍身份自愿将成果贡献出来。他来到伦敦，找到德共在英国地下组织的领导尤尔根。库钦斯基，请求他转告俄国人，说他了解原子弹制造计划。库钦斯基安排他与以驻伦敦苏联武官为掩护身份的情报总局军官西蒙·达维多维奇·克雷默尔见面（福克斯只知道他的化名叫亚历山大）。克雷默尔把第一次见面安排在使馆里，很显然他担心其中有诈。后来他几次试图说服福克斯遵守苏联侦察的一些常规，但只收到了部分成效。在美国联邦调查局审讯论克斯的记录中写着： “亚历山大建议他，为保险起见乘坐出租车并注意甩掉跟腻但（福克斯）认为，这花费太大、而且也很不保险。他宁愿在人群聚集的地方接头，比如像伦敦地铁站这样有自动升降梯和普通楼梯的地方。” 1942年夏，福克斯被安排与另一个情报总局的接线人见面。这个人叫索尼娜，福克斯恐怕永远也不会猜到，索尼娘就是尤尔根·库钦斯基的妹妹。通常他们在伯明翰与牛津大学之间索厄娘的住所见面。索尼姬化名为布鲁尔小姐，扮作一名从法西斯德国逃出来的犹太难民。后来福克斯承认他不知道在为苏联情报机构哪个部门工作，也不知道这些部门共有多少个。我们可以通过他那出色的科研能力、狭隘的思维。教条式的理想与天真幼稚所形成的混合性格作出结论，他讲的是实话。 福克斯提供的情报价值不仅仅在于英国人、美国人深人研究的那些技术细节。到1942年初，福克斯已被准许阅读美国原子弹研究的秘密报告。和皮尔斯一起，福克斯根据德国学术杂志材料以及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报告，对德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成就作出了评价。1942年 2月，他们得出结论，德国的情报源“没有就‘图布一埃洛伊斯’领域的工作提供任何新情报”。福克斯的有关英一美研究迅速进展的报告，显然是促使斯大林开始核军备竞赛的决定性因素。 1943年12月，福克斯作为“图布一埃洛伊斯”代表团成员前往美国。临行前，他接到索尼姬的指示，要他与美国的接线人莱蒙德先生联系。虽然福克斯对此事一无所知；但情报总局不得不将此事汇报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莱蒙德（加利·戈尔德）是一个三十岁的化学家。出生于瑞士的一个俄罗斯人家庭，三岁时被带到美国，并从1936年起充当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业间谍和联络员。福克斯记得，他与莱蒙德的第一次会面是在1944年1 月纽约的东赛特区。福克斯按照安排，手里拿着一个网球，并要去找一个戴着一副手套、手里拿着两个网球的人。后来，在联邦调查局的审讯中，戈尔德说他手里当时还拿着一本绿色封皮的书。福克斯说：“莱蒙德的态度在会面时‘充满敌意’。”戈尔德本人也承认，他当时被福克斯交给他的充满危险的情报惊呆了。他“十分害怕与有关原子弹的情报打交道，以致于只想躲得远远的，对这连想都不敢想。” 1944年 8月，福克斯被派往距圣赞不远的洛斯一阿拉莫斯一个绝密的原子实验室。那里工作着十二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并在进行着原子弹的组装工作。由于英国学者能有机会接触方案的各个分部研究情况，所以比他们的美国同事能更好地评价核研究。1945年9 月，即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后一个月，洛斯一阿拉莫斯的安保军官写道，英国学者对炸弹装配、爆炸物质、炸弹构造和包括氢弹在内的武器的进一步发展“十分了解”。但他同时认为，他们对纯技术的东西却知之甚少。福克斯把搞到的所有重要情报都提供给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但也并不是他提供的所有情报都对苏联学者起了帮助作用。在福克斯1944年窃取的爱德华·捷列尔的早期材料中，就有一些能使正在研制氢弹的苏联核物理学家误人歧途的错误情报。 福克斯甚至不怀疑，他并非洛斯一阿拉莫斯的唯一苏联间谍。在他来之前几天，22岁的共产党员、美国士兵大卫·格林格拉斯也来到这里。他是个机械师，为生产原子弹准备和提供设备。“我那时年轻又愚笨，毫无经验他后来说，——但我是个好共产党员。”在给妻子鲁特的信中，他把斯大林和其他苏联领导人描绘成“真正的天才”，说他们是忍着“心口的疼痛”无奈地使用武力。“要让苏联强大起来，让他的人民昌盛起来！”格林格拉斯十分崇拜他的内弟朱里乌斯·罗森堡（他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纽约间谍小组的成员），他轻易地就答应了向他提供“洛斯一阿拉莫斯”情报的请求。“亲爱的！我如果能加人朱乌里斯和他的朋友们（俄国人）梦寐以求的公社，将十分幸福，”——1944年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1945年 1月，格林格拉斯在纽约休假时，把一本札记和一叠速写画交给了罗森堡。而罗森堡把一个盛水果软糖盒子的一半给了他，并说，持有盒子另一半的人就是与他会面的联络员。6 月份，加利·戈尔德来和福克斯见面时，他也到了格林格拉斯那儿，从他那儿拿走了笔记本并交给他一个装有500 美元的信封。戈尔德的上司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安纳托利·雅可夫列九那时，他在驻纽约的苏联领事馆工作。他对格林格拉斯的情报格外满意，给出的评价是“质量非常高、价值非常大”。9 月，格林格拉斯例行来纽约时又给了罗森堡一批资料，并得到了200 美元。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来说，他的情报非常重要，因为：一，征明了福克斯科技资料的正确性，二，报告了一些技术细节——也就是福克斯知之较少的那部分。 到1945年春，苏联情报机构里又出现了两名在英国一加拿大原子学者小组中工作的新成员。这个小组由设在蒙特利尔的加拿大国家研究中心原子能局局长约翰·科克罗夫特教授领导。第一个被招募的是英国学者阿兰·南·梅伊，他与唐纳德·麦克林是剑桥大学的同学、秘密共产党员，当1942年开始研究“图布一埃洛伊斯”方案时，他很快就与情报总局取得了联系。与菲尔比、布兰特和其他优秀间谍不同的是，梅伊没有从危险感和揭开秘密中感受到一丝满足。“整个这段历史——他后来承认——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我之所以从事这种工作，是因为我把它看作是对人类安全所作的力所能及的贡献。”谈及自己的活动，他十分赞同厌烦间谍活动的麦克林的看法：“反正就是那回事，当厕所的看门人——整天臭不可闻，但需要有人来干。”1943年1 月，梅伊加人蒙特利尔科克罗夫特的研究小组。由于至今未明的原因，情报总局在提太华的机构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去摸梅伊的底子及其工作的意义。直到1944年末，才派中尉巴雅尔·安格洛夫做他的接线人。1945年上半年，安格洛夫交给他的任务是想方设法搞到铀的样品。在这之前，苏联的另一个加拿大间谍伊兹赖尔·哈尔别林称这项任务是“无法完成”的任务。然而梅伊却成功地搞到了。在轰炸广岛后三天，即1945年8月9日，梅伊交给安格洛夫有关原子弹研究的重要资料，它包括投向广岛的原子弹的情况以及两种铀样品——在玻璃试管中的富矿铀－235和在白金金属薄片上的铀－233的渣滓。 驻渥太华情报机构间谍头子止校尼古拉·扎博京认为，此事至关重要，于是就派其副手、 中校莫基诺夫携样品前往莫斯科。 而安格洛夫给了梅伊一瓶威士忌和200元左右加元作为奖赏。 很快，扎博京被授予红旗勋章和红星勋章。梅伊也加人情报总局加拿大小组，小组至少有十二人。在小组搜集的其他军事和科技情报中，还有加拿大王国委员会定性为“最重要情报”的关于雷达的资料。“若不考虑原子弹，恐怕雷达就是发达英语国家此时期在技术领域中最重要的合作成果了”。这个小组还弄到了有关潜艇测位仪、爆炸装置、火箭燃料和无连接起爆导火管。扎博京的情报网既有政治情报的、也有军事和科技情报的信息源。在众多间谍中，赛姆·卡尔（长得像科根，是乌克兰籍犹太人）和弗雷德·罗泽（长得像罗森堡，出生在波兰的俄籍犹太人家庭）尤其突出。前者是为扎博京招募和培养间谍的加共组织事务秘书；后者是提供加拿大秘密议会情报的魁北克党活动积极分子和加拿大议会议员。 1945年 9月，伊戈尔·古琴科从渥太华使馆出走投奔西方之后，虽然情报总局的间谍网有所收缩，但在加拿大国家安全委员部的间谍机构却安然无恙。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中，蒙特利尔第二大原子间谍是布鲁诺·蓬捷科尔沃，优秀的物理学家、意大利侨民，与内向的阿兰·南。梅伊不同，蓬捷科尔沃（更以布鲁诺或蓬托出名）是个生活腐化、放荡不羁的人，由于他电影演员的外貌，得了个拉蒙·纳瓦罗的绰号。蓬捷科尔沃1913年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1936年在法西斯排斥犹太人运动时期离开意大利。1943年初他加人研究核问题的英一加学者小组，在后来三年中，有一次他写信给提太华的苏联大使馆，要求为苏联效力。与南·梅伊情况一样，信并没到大使馆人的手里。而被其“邻居”——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驻加间谍机构收到了。刚开始。间谍机构头子对此没有给予丝毫注意，只把他当作伪造的信件或反间谍行为。蓬捷科尔沃由于迟迟收不到回信，就把秘密文件具体数据亲自拿到了大使馆。国家安全委员部的头目却搞不清这些资料的意义，只好转交给莫斯科。很快就传来紧急命令，莫斯科让他们立即与这位提供资料的学者建立联系。1949年初，在蓬捷科尔沃未被调人英国原子研究中心前，他一直住在加拿大，过着双重生活——既是核物理学家，又是苏联间谍。熟知蓬捷科尔沃事情的克格勃军官曾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蓬捷科尔沃作为核问题的间谍，其工作受到的评价几乎与福克斯一样高。 到1944年夏天之前，剑桥“五杰”中的唐纳德·麦克林也经常向苏联提供—些有关核研究和政治问题的情报。虽然三十年代麦克林是“五杰”中最成功的一个，但在二战初期，他在外交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位有所下降。1938年9 月，他以三秘的身份来到英国驻巴黎使馆，那时他已有交际圆滑、沽名钓誉的坏名声。一位英国高层外交家说，法国沦陷后，英国驻巴黎大使肯普贝尔“对麦克林突然表现出的磨蹭和在最近关键日子中的玩忽职守十分反感。他认为，麦克林是个意志薄弱的人。”麦克林从法国回国之后很快获得第二秘书的官衔，并被任命到重建的外交部总局工作。总局的权势并不大，它主要同运输、供给和经济战争部委打交道。他在局里的同事奥布利·沃尔顿认为他是个“捉摸不定而又孤独的人”。与美国妻子梅琳达的离异更加深了他的孤独感。他们虽然在巴黎结婚，但到1941年秋她一直住在美国，另外，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在1940年圣诞节前夕刚出生就夭折，也使麦克林倍感孤独。 1941年6 月，德国人侵苏联，实际在不同程度上又使人们再次意识到了麦克林和其他“五杰”成员的价值。对麦克林的上司安纳托利·戈尔斯基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来说，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在1943年末美国人大批到来之前那些部署在英国的。主要由波兰人和法国人组成的盟军之间的关系。虽然希特勒人侵后，斯大林与波兰政府签订了驱逐西科尔斯基将军的军事协议，但苏联对波兰仍持怀疑态度。从麦克林的报告中可看出这种不信任是互相的。1943年4 月，也就是德军在卡廷森林发现内务人民委员部集体屠杀波兰军官地点之后不久，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调查此事。莫斯科立即断绝与西科尔斯基流亡政府的所有联系，称他是“法西斯分子的帮凶”，并指责了德国人的罪行。麦克林虽然向莫斯科提供了波兰人对此的反应情况，但作为施行大规模屠杀政权的秘密间谍，他并没有体会到一丝一毫的快感。 1944年春，麦克林无论在英国外交部，还是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都得到了加官进爵。在英国外交部，他被派往驻华盛顿使馆，不久便晋升为使馆一秘。到位后不长时间，麦克林与同事罗迪·巴克利又一起被任命为英一美制定对意（大利）和约委员会成员。巴克利十分赞赏麦克林，认为“他善于制订方案并善于解决复杂问题”。另一位与麦克林同时在华盛顿任职的英国外交家罗伯特·赛西尔回忆道： “对他来说没有一项任务是复杂的，他精力过人，要干多久就能干多久。而且胜任各项工作，尤其是对待那些生病、休假或不太勤恳的同事的工作，他总能应付自如。” 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英美之间进行核合作的领域是一个最危险，同时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领域，而从1945年初开始，麦克林就在此领域工作。由于他在核研究领域拥有深厚的知识理论，1947年 2月他被调人英一美一加协调核政策联合政治委员会。“五杰”的上司、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对麦克林的地位始终是给予应有的承认的，他们把安纳托利·戈尔斯基直接派到华盛顿与麦克派一取得联系就是一个佐证。1944年10月，戈尔斯基取代艾哈迈洛夫，被任命为伊丽莎白·边特丽的长官，并受命在边特丽的帮助下监督杰科布·戈洛斯的间谍网。与艾哈迈洛夫一样戈尔斯基很快就搞清楚了，戈洛斯的工作方式过于“业余化”，安全系数很低。于是他对边特丽说，“现存制度充满漏洞，因此十分危险。我们的朋友戈洛斯是一个不十分谨慎的人，我担心，由于您同他的联系，会把整个组织置于危险之中。”这样，边特丽不得不把自己的工作移交给别人，暂且“隐姓埋名了半年，直到确信，联邦调查局“未对她调查”为止。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很仔细地研究过有关边特丽的情况，目的在于是否留用她。 戈尔斯基一直坚持要边特丽收下酬金并开具收条给他。 ‘“让我们结束这些蠢事，我口袋里有2000美元，这是您的一部分。您现在就收下！如果不收的话，我就会认为您是叛徒！”实际上，在边特丽收下钱之前，她就已经是“叛徒”了。从1945年11月，她就开始为联邦调查局工作。成了双料间谍。虽然她的间谍网早已彻底暴露，但一直受单线领导的麦克林，却留在联邦调查局的视野之外。 卫国战争期间，除了苏联谍报人员有意识、有目的地向英一美情报机构渗透之外，与此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也与这些机构中最重要的部门有着官方的联系。1941年8月，上校（后升为准将）A·希尔（那时化名为德尔）率领英国特别行动机构联络小组抵达莫斯科。这次行程被称为“萨姆使命”。选择希尔担负这项使命即使算不上十分段跷，也是异乎寻常的。据与他在特别行动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的菲尔比说：“希尔在英国人中一间属于为数不多的、惯于暗中使绊的那号人之一。他那大腹便便的样子，看起来像个不戴王冠的秃顶国王。”就在这次行程的十年前，希尔曾出版过一本词藻华丽的回忆录，其中讲到了以前他是如何协助破坏布尔什维克制度的。总之，希尔根本不准备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携手工作。他刚一到达莫斯科就下令检查“萨姆使命”会议厅。正如菲尔比所说，“这次检查表明。的确存在着大量情报流失途径。” 特别行动机构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初期合作效率极低。1942年2至3月间，奥西波夫让希尔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行动小组一起深人敌后，以便了解游击战术。按照希尔后来的说法，他一回莫斯科就帮奥西波夫起草了一份有关游击战术的正式报告。但对此需慎重对待，不可全信，因为在此之前他还大言不惭地讲过，是他在1918年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反间谍处”飞到过德军敌后东线几个地方后，希尔产生了把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派到西线和中东前线的想法。1942年夏，他前往伊斯坦布尔和开罗讨论特别行动机构与内务人民委员部联合行动的细节。然后他与空降在比利时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一起飞往伦敦。实际上在此之前，希尔的那股促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方展开积极活动的热情已有所减退。在准备向比利时空投间谍时他在日记中写道：“见鬼去吧，我并不很喜欢这玩意儿”。特别行动机构驻伦敦和开罗的参谋部禁止在土耳其领土上开展联合行动。 。特别行动机构的档案称料证明，当时“只有一小部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英国人的援助下被空投到欧洲国家，而且主要是在1943年一年。空投行动由于恶劣的天气和复杂的战役情况几经耽搁本内务人民委员部甚至怀疑这其中有英国人的阴谋，感到十分气愤。特别行动机构曾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过一些有关爆炸装置的资料，但作为交换，它们并没有收到太多的回报。战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伦敦的组织由伊万·安德烈耶维奇·奇恰耶夫领导，他是在希尔被派任莫斯科后不久来到英国的。除了正常的领导工作之外，奇恰耶夫当时还身兼在英国的各沦陷国流亡联合政府顾问一职。奇恰耶夫长于交际，身体健人而且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来说极不寻常的是，他滴酒不沾。一起初，奇恰耶夫同时行使组织联络和领导谍报机关的双重职责。一但随着苏联在英国的间谍网与日俱增以及作用日渐突出，1943年，莫斯科中心把具有外交掩护身份的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库金派往伦敦担任机构领导。库金长期以来一直沐浴在“五杰”带来的荣耀的光辉里。现在，在第一总局的荣誉室还可看到他的肖像，肖像旁边是注释，把库金称为40至为年代最优秀的情报人员之一。库金到任以后，奇恰耶夫便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彻底转向流亡联合政府工作上来。随着胜利的即将到来，奇恰耶夫对这些政府施加压力也随之增大。捷克流亡政府情报机构领导弗兰季舍克、莫拉韦奇将军是如此评论奇恰耶夫的： “刚开始时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友善的、性格温和的人，但斯大林格勒战役后，似乎每个俄国人的脸上都失去了笑容。随着战局的好转。奇恰耶夫对我们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以前他每天都来我这儿，对我提供的每份情报都表达谢意，可现在他开始批评我们，向我们提要求，甚至威胁我们。” 奇恰耶夫经常对收到的情报大为不满，他要求直接参与地下活动，并且索要一些莫拉韦奇认为无法弄到的情报。他还开始搜集有关流亡的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情报，并且搞出了几份“不可靠者”名单。战争结束前，奇恰耶夫开始索要有关英国情报部门活动情况及流亡政府首脑爱德华·别涅什的情报，并逼迫莫拉韦奇与他断绝关系。 虽然，英国特别行动机构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合作成效甚微，但在1943年末，即“三巨头”（罗斯福、斯大林、邱吉尔）第一次会见之前，美国战略情报局（其前身为情报总（一局）头子多诺万将军却又产生了与苏联情报机构广泛合作的想法。1943年圣诞节，多诺万与美国大使加里曼在莫斯科与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进行了谈判。两天后多诺万又同国外局领导菲京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爆破专家奥西波夫见了面。当时的美方会见记录写道：“菲京对多诺万有关美国战略情报局的组织和活动情况的叙述听得非常认真。仔细，然后又就向敌国领土输送间谍的‘可行方法’以及其他一些技术细节等提了几个问题。”“奥西波夫将军，——记录中这样记载，——对塑胶炸药的潜力十分感兴趣。多诺万将军应允把战略情报局战役工作人员使用的成套小型无线电发射机提供给菲京将军。” 以这种方式吊起苏方的胃口之后，多诺万建议战略情报局与内务人民委员都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互设代表处。双方代表处将相互交换情报（多诺万认为，每一方都有使另一方感兴趣的敌军情报），彼此协调行动，以避免间谍工作的重复，相互通告行动计划。多诺万的建议在苏联以苏一美关系中少见的热情原则上获准通过。这个建议非常合菲京的口味，因为他早就渴望得到战略情报局在东欧和巴尔干的活动情报、以及战略情报局所拥有的武器装备及技术潜力。另外，国外局当时正在犯愁，如何控制伊丽莎白·边特丽这个不可靠小组的活动。现在问题解决了，菲京完全可以用官方代表处来控制并巩固华盛顿的间谍机构。而且自身也可以开展一些间谍活动。所以，菲京对多诺万表示，“他衷心地欢迎他的建议。虽然一些细节尚需由高层讨论之后决定，但战略情报局驻莫斯科代表处的问题可以认为已经解决，情报交换应立即开始。”美国大使卡里曼和菲京一样对此事十分赞同。他天真地写信给罗斯福： “我们用了两年时间试图打人苏联情报部门，可一事无成。现在我们第一次打人了苏联政府情报部门。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下去，我相信，这会为将来与其他部门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开辟道路。” 但华盛顿对此反应冷淡，罗斯福因为害怕选举会出现什么不测，于是采纳了埃德加·古维尔的意见，坚决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华盛顿设立代表处。1944年4 月，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丁将军告诉菲京和奥西波夫，互设代表机构的计划“延期执行”。虽然他们二人极度失望，可还巴望着能通过丁与战略情报局继续交换情报。8 月份，战略情报局驻伦敦代表处也与奇恰耶夫开始了情报交换的工作。为了顺利开展这项工作，内务人民委员都拿出来了一些材料作为交换，战略情报局对此也颇感兴趣。但由于战略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大大高于交换所得的情报，因此这个过程实际上只具有单方面的性质。当然了，当菲京对某个问题感兴趣的时候，他也时常能够提供一些非常重要的情报。比如，1944年 9月，他就把德军在波兰和东欧的攻击目标布署情况交给了美国。显然，他希望美国人以此能对这些目标进行轰炸。10月25日，菲京奉苏联最高指挥部之命，帮助美国战略情报局和英国特别行动机构将其代表从保加利亚撤离。命令下达两天后菲京便报告说，他已使他们安全撤回。作为回报，他向多诺万索要了战略情报局在保加利亚，还有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以及所有被红军占领领土上的工作人员名单。此后，在东欧和巴尔干岛上所有与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有联系的人，都出现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黑名单上。而战略情报局的军官们眼巴巴地瞧着，他们的同事——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是如何在被红军解放的领土上镇压与共产党做对的反对派人士。 美国战略情报局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希尔准将，使他面对现实产生了恢复英国特别行动机构与苏联保持日常联系的念头。1944年 4月，特别行动机构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H·H·克拉索夫斯基少校装备了无线电发射机和武器，并把他空投到南斯拉夫与铁托见面。特别行动机构在巴里的代表向伦敦报告：“克拉索夫斯基根本就不配我们在他身上花费那么多心血”。6 月，奇恰耶夫通告特别行动机构，“由于停在协调一合作领与特别行动机构建立联系的尝试宣告失败”，莫斯科决定召历克拉索夫斯基。但邱吉尔在铁托总部的代表、准将芋茨罗伊·麦克林却报告说，情况恰恰相反，在特别行动机构的代表处中大家与克拉索夫斯基关系极为融洽。奥西波夫后来向希尔解释识或许是因为克拉索夫斯基从未执行过这样的任务、希尔同意这种观点并邀请奥西波夫到伦敦讨论进一步合作的问题，但奥西波夫再也没有回音。 7——7 在大量搜集盟军情报的同时，内务人民委员部还对西方舆论实施了“积极行动”。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研究过第一总局秘史之后认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积极行动”中，最令人瞩目的是间谍皮特·斯莫利特的功绩。此人在情报部英一美联络处任处长，1912年出生于维也纳一个奥地利籍犹太人家庭，其父在两战期间由于生产第一批自动开启式滑雪固定装置而大发横财。1933年，显然是在马雷的怂恿下，斯莫利特作为一个充满浪漫思想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年轻间谍来到伦敦，当时他以维也纳记者作为掩护身份。1934－1935年间，斯莫利特与菲尔比打过交道，他曾想与菲尔比合开一个自己的新闻社，但终究未能付诸实现。 1936年夏，斯莫尔卡（即斯莫利特）在《泰晤士报》的专栏上发表了系列文章，生动地记述了他到苏联北极地带旅游的情况，为此他在美国声名大振。1937年，这些文章被汇编成书出版，并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再版了三次。本书虽然不乏非共产主义的思想，但仍可算作“内务人民委员部积极行动”的优秀典范。“今天的约罗斯——斯莫尔卡写道，一一像正在建设中的楼房，他们无法掩盖工地上那种令人吃惊的肮脏、混乱和临时拼凑的氛围。”然而，斯莫尔卡同时也有力地渲染了给人印象颇深的五年计划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中包括征服极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而自豪的苏联人民沉浸在“征服自然”和开采矿产的热潮之中，对“燃起世界战火的想法”毫无兴趣。斯莫尔卡最精彩的杜撰，是对以残忍著称的劳改营的描述，作者把它写成新型的理想化的社会实验场。对看守与被监禁人的关系斯莫尔卡这样写道：“对我来说十分新鲜的是，这些年轻的“行政管理者（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真诚地相信自己在这些坏蛋（被监禁者）那迷途心灵中所起的救世主作用”；劳改营的这些受过再教育的强盗们在此建造了一块犯人的殖民地，它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理想主义者的领导下变得如此自由和兴盛，就像似此方式产生的澳大利亚一样。 不管这有多么荒唐，但斯莫尔卡的杜撰丝毫没有影响《泰晤士报》和外交部新闻处对他的信任，而且他的专栏还给新闻处留下了一个“他是一个在国际问题上获得公开好评的作家”的印象。1938年3 月，希特勒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斯莫尔卡入了英国国籍，化名为 F·皮特·斯莫利特（起初为．斯莫尔卡－斯莫利特）。几个月后，他开始在电报交换公司工作，领导重建的对外处。1938年11月；外交部新闻处为他开具了一叠评价甚高的介绍信，使他得以到英国驻布拉格、华沙、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伯尔尼大使馆“视察”了一趟。在这些地方，斯莫尔卡总要“尽可能找机会考察……地方新闻事业的状况，尤其是与那些官方、非官方通讯社“恶毒”宣传相比，从他的祖国发出的消息所占的地位。”而斯莫菌体卡为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恶毒”宣传的才能给这次大使馆考察笼上一层神秘诱人的色彩。1939年；德国人侵布拉格时他和妻子刚好在那里，所以不得不隐蔽于英国使馆。 战争开始之后。斯莫利特一直尝试着打人情报部门；后来他如愿以偿进人情报部，并凭着与1941年6 月当上邱吉尔政府情报部长的年轻、精力充沛施布伦丹·布雷坎的私人关系、开始官运亨通起来。9 月，邱吉尔命令布雷坎“提出一个方案，用以对付英国舆论界由于俄国人的抵触而出现的忘掉共产主义危险的倾向”。在这之后，斯莫利特很快被任命为重建的俄国处处长。在这一位置上，他显示出了“超凡”的领会能力。他一方面把邱吉尔先前的指示抛置脑后，另一方面却格外关注邱吉尔6 月22日的广播讲话，因为在讲话中邱吉尔答应向“俄国和俄国人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斯莫利特认为，其首要任务应是： 1 ．与一切妨碍援苏政策实施的英国反苏情绪做斗争，反对敌人在英一苏同盟问题上任何分裂民族统一的企图。 2 ．遏制可能使陛下陷人尴尬境地的左翼的过分亲苏宣传。预防共产党员挑起攻击，不使共产党抓到主动权。 除此之外，斯莫利特还为自己制定了新的工作职责；“负责处里的全面领导工作，并与英国外交部、苏联大使馆、政治斗争局保持联系。苏联大使伊万·迈斯基在1941年11月写给布伦丹·布雷坎的信中，使他相信：“在保持与使馆的紧密联系中，我们使馆将给予斯莫利特先生一切必要的协助”。使馆中斯莫利特的一个最重要的联系人，就是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接线人安纳托利·戈尔斯基。在戈尔斯基看来，安排与斯莫利特见面要比安排与“五杰”见面简单得多。虽然英国外交部谁也不曾怀疑斯莫利特会是苏联间谍，可他与苏联大使馆的过往从密还是给外交部带来了一些不安。1942年，外交部决定要向斯莫利特指出在情报工作中谨慎行事的重要意义。 斯莫利特还成功地说服了对内情报局局长P·X·帕克，让他提醒外交部，应在涉及苏联的言辞中避免谈及“白色俄国人和红色英国人。”如此直露的公正建议，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再喜欢不过人当然，这些诅咒言辞是针对俄国的白匪军分子的。但那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宁肯让那些无成见的英国人，而不是那些著名的共产分人来谈论苏联，这样可以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反感。斯莫利特下面的这段话可以反映出苏联大使馆当时试图摆脱公开亲共小组的愿望： “（使馆新闻处）处长要我诚实回答，我是否认为英国的哪个亲苏组织会使陛下处于尴尬境地。我老实回答说，作为国家机关来说，我们只愿与苏联的官方机构打交道。他马上说，使馆准备与‘今日俄罗斯’协会、‘苏联的朋友’等组织以及‘今日俄罗斯’报纸彻底脱离干系。” 斯莫利特还向帕克建议，请苏联大使馆帮助“从国内派一些经过专门培训的、能与陛下和苏联使馆保持严格一致的评论员前来英国”。他的这个建议再次赢得了帕克的好评与信任。 斯莫利特组织的对苏宣传活动声势浩大。1943年2 月23日，为庆祝红军成立25周年，在阿尔伯特宫举行了盛大集会，主要政党的活动家云集于此。教会合唱团演唱了颂歌，约翰·吉尔古德和劳伦斯·奥利维尔（两人均为英国著名演员、导演——译者注）先后讲话。专门绘制的宣传画颂扬着苏联人民和他的军队。英国国内还在其它一些地方举办了展览，在一些企业还放映了《战争中的苏联》这部电影，观众逾百万。情报部还安排许多场次“苏联问题专题见面会”。仅在1943年9 月，就组织了34次与社会各界的见面会；这种专题见面会在企业举办了35次，在一些志愿协会中召开了一百次，在民防小组中安排了25次，还在学校学生和犯人中间搞过九次。9月份，BBC电台还为苏联特意安排了30分钟的节目。 英国下院保守党的一名活动家曾抱怨说：“情报部放映的电影描绘了苏联生活的动人画面，这会促进许多人改变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斯莫利特成功地对许多有关斯大林时期镇压的评述施加高压影响。情报部甚至还说服了出版商不要出版乔治·奥威尔（1903－1950年，原名埃里克·布莱尔，英国作家、政论家一一译者注）的讽刺作品《兽园》。 “为了确定宣传俄国的对内广播脚本，斯莫利特与 BBC合作得非常紧密。”而内务人民委员部通过“与您关心”这一节目的导演、大名鼎鼎的盖伊·伯吉斯获得了对BBC的有力支持。1941年7月，即德国人侵后一个月，伯吉斯就散发了“谈谈俄罗斯”节目方案，其内容包括文学、科学、文化、计划经济（“苏联是世界上头一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国家机构体制（“在此领域苏联进行了一系列有趣的试验”）、对外政策（“如果不带什么偏见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伯吉斯在BSC 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所干的工作中，最出色的一次行动就是1942年1 月他组织的关于东线战事的广播座谈会。主持这次座谈会的不是别人，而是早在1933年就对“五杰”感兴趣的苏联间谍人员厄恩斯·杰里，他一直在伦敦以从事新闻业作掩护。杰里对听众说，红军必将胜利，因为他们“为人民，为祖国，为人民政权而战”。然后杰里还通过广播节目为苏联间谍人员高鸣赞歌，他说：“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情报组织系统，盖世太保以此类推还应包括英国安全局）在它面前也显得软弱无力。”大概所有收听过杰里广播讲话的苏联间谍，谁也不会想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居然能有机会在BSC上炫耀自己的功绩，但谁也都会为如此露骨的宣传而感到忐忑不安。 对内广播处（现在称为第四台）主编乔治·巴尔涅斯（后获骑士荣誉称号）是伯吉斯的朋友，两人的交情可从他们在剑桥合住一定时算起。巴尔汉斯不仅支持伯吉斯的这次行动，而他还始终坚定地为自己的工作人员辩护，反对“节目向左偏倚就是投机”的观点。虽然他也承认，处里的编辑大部分是年轻人，而年轻人，众所周知，经常会同情进步力量。戈尔季耶夫斯基在1982年一1985年也曾帮助苏联实施“积极行动计划”，而且也经常仿效斯莫利特和伯吉斯在战时的一些做法。但无论“积极行动计划”制定得多么巧妙，它们所起的作用总比内务人民委员部所预料的要小得多。对英国社会各界大部分人来说，红军的胜利是不言而喻的。苏联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死亡人数比英国和美国在整个二战死亡人数的总和还要多。情报部对内侦察处1943年初的一份报告写道： “无论其他战线上的战役多么成功，甚至轰动一时，但绝大多数人的眼睛都投向了我们‘伟大的盟友，内心都同他们连在了一起’。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比俄国人的其他功勋更能引起人们的赞叹’。同以往的赞叹和感激之情相比，似乎从未像这次这样强烈和深刻。” 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甚至使外交部也不再追究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卡延森林大批屠杀波兰军官一事。由斯莫利特策划和领导的、在情报部秘密进行的“积极行动计划”使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和斯大林专制之间的分歧也不再明显。但对此行动的意义不能进行过高的评估，因为它与红军的胜利和牺牲相比，对英国人的作用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在对西方舆论界施加影响的“积极行动计划” 中， 最重要的事件大概要算是1943年5 月共产国际的突然解散。这是一件没有预料到的、然而却是十分严肃的大事，它在客观上巩固了苏联在西方作为强国的形象，因为苏联从此可以不必忙于通过领导国外共产党来输出革命，反而可以巩固战时的盟国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带入战后和平时期。在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站的采访过程中，斯大播林向记者谈了共产国际解散的两条原因： 1 ．这项举动使希特勒所鼓吹的“莫斯科企图干涉其他民族的生活，并使他们布尔什维克化”的谣言不攻自破。 2 ．长期以来，共产主义的敌人一直在对工人运动进行无耻的诽谤，他们叫嚣什么“各国共产党不是为人民利益而行动，而是受外部的指使、图谋不轨。”（现在，这种谎言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而大白于天下，到了该中止的时候。 斯大林说，苏联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团结“一切进步力量，不论他们的党派或宗教派别”，并在“平等基础上建立各民族的、同志式的联合”。 与此同时，斯莫利特也一直在推波助澜，他向BBC 和其他大众媒介、大肆兜售“斯大林时期苏联政策已发生巨大变化”的思想。 在托洛茨基时期，其政策靠的是在其它国家用共产国际领导的破坏活动，来保障虚弱的苏联的安全，而斯大林时期奉行的政策，则是靠同其他政府保持友好外交关系来维护强大的俄罗斯。但随着二战的结束，一批另一类型的人已开始逐渐走上了苏联的领导岗位，先前那些靠意识形态灌输和宣传真陶出来的革命者越来越多地被一些只注重实际结果的管理专家和技术专家所取代。 实际上，虽然在其他国家中一直号召共产党员多注意国家问题，以便他们能在战后保持统治地位，但斯大林根本就未打算将他们从附庸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正当斯大林对“秘密干涉他国内政”的指责愤怒之极、矢口否认之时，内务人民委员都在伦敦和华盛顿的渗透活动却达到了空前规模。然而，共产国际的解散具有巨大的宣传效应，连英国议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议员汤姆·康奈利也将这一事件看作是俄国共产主义不再干涉别国内政的具体保证；《纽约先驱论坛报》也得出结论，“共产国际的解散，证明苏联已由世界共产主义中心转变为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纯粹的国家了。” 1943年，由于时局的需要，斯大林非常注意苏联在西方的形象。这表现在他在划分战后世界的谈判中，总希望消除盟国对苏联企图扩大在东欧、中欧影响的担心。实际上，盟国的担忧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仅就间谍渗透而言，苏联情报机关为打入盟国投人的力量，远比盟国为渗入苏联投人的力量要大得多。然而、克格勃经常玩弄“恶人先告状”的伎俩，他们指责西方特务机关，在战胜德国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开始了反苏的“冷战”。可事实并不如此，1943年11月在德黑兰召开第一次“三巨头”会议时，斯大林掌握的情报远远多于邱吉尔和罗斯福。另外，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伦敦和华盛顿有许多间谍，而英国秘密情报局和美国战略情报局在莫斯科却一个间谍也没有。 自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装上了现代窃听装置后，就拥有了虽然简单却极富成效的窃听罗斯福及其工作人员在德黑兰谈话的途径。莫洛托夫说，因有情报说德国有阴谋，所以与苏、英官邸相距不到一里的美国官邸就不十分安全。邱吉尔建议罗斯福住进英国使馆，但罗斯福总统不愿给俄国人怀疑英一美密谋的口实，婉言谢绝了。相反，他却轻而易举地接受了斯大林的再三请求，搬进了苏联大使馆。美国内阁委员会秘书处负责军事事务的伊斯梅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很想知道，在事先为我们安排好的地方是否安装了窃听器。”毫无疑问是装了。在第一次高级会议期间，美国代表团住在苏联的领地，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照顾”。俄国人自然也就很快知晓美国人的全部谈话内容。因此，可以说，美国人在这次会议上施行的完全是公开外交。 斯大林在谈判中的优势不仅仅局限于此，内务人民委员部认为，罗斯福的顾问加利·霍普金斯是自己的“间谍”。但霍普金斯从来不这么看，他是个美国的爱国者，他根本就不想在自己的国家推行苏维埃的制度。对艾哈迈洛夫转交给他的”来自斯大林同志”的秘密通报，霍普金斯并未加以拒绝。但他一直认为，而且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谈话中都曾表示，“因为俄国是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应该设法支持它，并付出一切努力与他建立友好关系。’与罗斯福和国会不同的是、霍普金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苏一美关系在战后的世界格局中将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所以美国应在法西斯被消灭之后，与苏联在欧洲的主导地位相妥协。霍普金斯还使罗斯福相信，在邱吉尔失败之处，他恰恰能够取得胜利，即与斯大林建立私人关系。在罗斯福的政府中，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意见从不受人重视，当然他也不能象霍普金斯那样被邀前往德黑兰。他后来回忆：“总统希望通过与斯大林建立私人关系的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它既包括与俄国间的，也包括与联合国其他会员国间的问题。”霍普金斯也相信，考虑到美国军队参加了欧洲作战，而且是美国提供了大量军事装备，所以它有权在英一美同盟中充当主要角色。“三巨头”会议召开之前，他曾对邱吉尔的私人医生莫兰勋爵说：“我们当然要参战了，而且要与俄国人一起参战。”德黑兰会议时的美国翻译搏伦认为，霍普金斯对罗斯福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他所有国际事务顾问都被总统一概拒之千里之外。美国外交家罗伯特·迈尔菲对科德尔·赫尔也抱怨说，外交部里根本就不知道罗斯福与斯大林在谈什么。赫尔回答说：“假如能得到从德黑兰发出的一条消息，他本人也就感谢上帝了。” 邱吉尔后来回忆，只有在德黑兰他才第一次意识到英国是多么微不足道：“桌子的一边坐着伸开双爪的、硕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硕大的美国公牛，而在他们中间——是瘦小的、可怜的英国驴……”11月29日，开过第二次会议之后，霍普金斯到英国使馆拜见了邱吉尔， 并对他说，斯大林和罗斯福已就英一美于1944年5月在法国北部实施“霸王”登陆战的必要性达成协议，对此持有异议的英方也应表示赞同。自然，邱吉尔只好表示同意（实际上“霸王”战役应在6月6日开始）。英、美对斯大林做出的最大政治让步，是同意把l941年边界划分的领土归还给苏联，这就意味着要把苏联按法西斯一苏联条约非法得来的东波兰、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比萨拉比亚都再次拱手奉送。由于德国战败，波兰本应在西部从德国得到一些领土赔偿，但在伦敦根本就没人出面同斯坦尼斯拉夫·米科莱奇克率领的波兰流亡政府商议此事。当斯大林斥责米科莱奇克政府时（“波兰政府及其朋友曾与德国人合作并屠杀了游击队员”），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英国首相，都不愿意走出来反对。同样如此，罗斯福和邱吉尔对卡延森林屠杀事件也一直避而不谈，他们宁肯保持沉默，也不愿使局势更加激化。所以，波兰人的死与其解释为“是对斯大林战后行为的错觉”（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霍普金斯和罗斯福的说法，而并不是邱吉尔的想法），倒不如说是西方意识到，他们还欠着一直担负对德作战重担的苏联的巨债。 斯大林从德黑兰回国时心境极好、不久，美国大使馆就向国内报告说。“苏联新闻界对英国和美国的态度上正在发生几乎是革命性的转变。整个苏联宣传机器都在称颂盟国的协调一致；称颂德黑兰会议上做出的历史性决定。”按苏联的观点，西方盟国已经承认苏联拥有（据一苏联外交家表露）“在邻国组建友好政府”的权力、正在伦敦的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很快就明智地认清了“形势”。1943年12月12日，别涅什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了对苏友好互助条约。别涅什非常现实地认为，与斯大林缔结友好关系可以保证他在国内掌权的优势地位。不仅如此，他在莫斯科还向捷克共产党领导人许诺，“战争结束以后，共产党将是波兰最大的政党。” 1945年2月，在黑海雅尔塔举行的第二次“三巨头”会议（也是4月份去世的罗斯福总统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成了苏联的又一重大胜利。因为此时斯大林手中又多了张军事王牌——红军控叙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波罗的海沿岸以及德国的大部分领土，欧洲盟国虽然取得了“诺曼底”登陆的胜利，但还是面临着强渡莱菌河的问题。斯大林这时在情报上的优势也相当明显。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外交部有两名可靠间谍：一名是能够及时通报会议前英美谈判情况的驻华盛顿使馆工作人员唐纳德·麦克林，另一名是1944年调出 BBC进人外交部情报局的盖伊·伯吉斯。另外，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美国国会的主要情报提供者埃尔捷·希斯也成为雅尔塔代表团的成员。自1944年底，希斯作为特别政治行动处副处长，直接参与了会议准备工作。令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十分满意的是，1944年曾一度在白官失去影响力的加利·霍普金斯。虽然有病在身，但后来又重返政坛成了主要顾问，而且罗斯福对他的好感有增无减。 苏联人把美国代表安排在位于利瓦季亚原沙皇的夏宫里，而把英国代表安排在距夏宫乘车二十分钟远的沃龙佐夫宫。两座官邸内都安装了窃听装置。似乎美国人根本就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试图（有时也很成功地）以慷慨的待客方式来吸引代表们的注意力。负责接待任务的，是第一副人民委员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科鲁格洛夫。他使英国军事内阁秘书处助约翰·布雷特小姐大为吃惊，因为她从未见过“如此强壮的人——宽肩膀、阔脸庞、四肢粗硕”。会议之前，科鲁格洛夫对布雷特小姐说，英国代表团快被列人苏联的黑名单中去了。他摊开巨大的双臂接着说道：“美国人向我们许了许多愿，为了实现这些愿望，我们尽了一切可能。而英国人什么也没有给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此话，布雷特小姐赶快用一大堆许愿来取悦科鲁格洛夫，最终总算安抚住了这位壮汉。 陪父亲去雅尔塔的撒拉·邱吉尔，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们在这儿应有尽有，棒极了。”为了准备这次会议，上千名士兵修整了道路，装修了房舍，又是栽花又是种草。墙壁上的壁炉中炉火熊熊，地上铺的是波斯地毯，餐桌上浆硬的桌布白得耀眼。管理人员身着燕尾服，打着白色领带；女传者穿着黑裙子，系着白围裙。布雷特小姐说，饭食更是美不可言。有一天吃午饭时，她无意中提到了从未吃过的基辅肉饼，没想到，几分钟后侍者就为她端上了一份肉饼，然后带着满意的微笑看着她吃得笑逐颜开。当撒拉·邱吉尔提出，把黑鱼子酱与柠檬汁掺和着吃会十分可口时，沃龙佐夫宫的温室里就像变魔术似地出现了挂满果实的柠檬树。这样的情形美国人在利瓦季亚宫也遇到过。在后来举行的波茨坦第三次“三巨头”会议上，制造这些奇迹的克鲁格洛夫将军被授于骑士称号。于是他就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个获得英帝国骑士荣誉的克格勃军官。 在雅尔塔经济谈判中主要涉及战争赔款问题，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美财政部的最高层间谍加利·德克斯特·怀特给苏联代表团以巨大帮助。从1942年起，依靠美财政部长摩根泰私人顾问的地位，怀特在制订美国对于战后国际财政秩序的政策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1944年 7月，在制订重建和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草案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他与凯内斯议员都是主要人物，1945年1 月，他当上财政部部长助理。 2月5日开始了关于赔款问题的雅尔塔谈判。莫洛托夫向美国提出长期贷款，并要求德国巨额赔偿。那时，任外交人民委员助理的迈斯基，呼吁促使德国非工业化，并彻底摧毁它的军事工业和百分之八十的其他种类重工业。作为赔偿的充公企业，预计价值200 亿美元，其中一半应归属苏联。怀特虽未参加雅尔塔会议，可他对苏联的提案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45年1 月，摩根泰交给总统两份呈文（其准备小组是怀特领导的） ，第一份呈文中建议向苏俄供100 亿美元贷款，35年还清，年息2％，以战略资源作为可能的偿还方式。第二份呈文是一个声明，它强调指出：为预防德国再次发动侵略战争，“必须”彻底消除其化学、冶金和电子工业： “那些反对削弱德国的人，在俄国和共产主义面前只会胆战心惊。当今战争的一个原因就是20年前产生的‘防止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铁幕设想’。美苏之间的关系是信任还是不信任，完全取决于现政府对德国问题的态度。” 但怀特的方案受到了国会的反对，他们不同意提供100 亿美元贷款，不同意彻底摧毁德国工业。对此，怀特颇感无奈。但罗斯福与邱吉尔不同的是，他同意了苏联200 亿美元赔款的要求，同意其中一半以三方赔偿委员会在莫斯科工作的“活动经费”的名义拨给苏联。与此同时，怀特也为苏联争取到了美国的秘密资助。1944年，他还通过西尔维马斯特，向内务人民委员部转交了由国库印刷的用于德国境内的被占区货币样票。这是一个明显的暗示，所以拿到样票以后，苏联人就决定索要刻版、颜料、样本等。准备自己印制货币。印刷制版局局长拒绝了这一要求，因为他认为，“让俄国政府去印制与我国印制的一模一样的钞票，就会把我们的财会核算制度搞成一团糟”。而怀特反对说，俄国人会把这种拒绝看作是怀疑他们诚实的证据，“我们应像信任其他盟国一样，信任他们。”一周之后，俄国人就收到了钞票刻版。后来，1953年，议会曾就此问题举行了听证会，但得出的结论是：“要想弄清俄国人使用这些刻版究竟印刷了多少钞票是件不可能的事情。”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美国纳税人为了这段历史付出了几百万美元的代价。 政治问题是雅尔塔会议的主要议题，而其中讨论时间最长的是波兰问题。美国外交部常务助理科达甘在向自己妻子解释形势一时说：“这将是最主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最终不能就波兰问题得到合适的解决办法，那么我们建立世界组织的长远计划将会变得毫无意义。”在德黑兰会议上，邱吉尔和罗斯福不仅同意了由苏联人控制波兰，而且还同意了由他们自己划定边界。现在，英美为时已晚地试图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诺言，欲使一切都与“大西洋宪章”原则相符，并要求在德国建立民主，可这一切与斯大林主义的原则是根本不相符的。邱吉尔当时曾高声喊道，波兰应“成为一个自己家园和民族精神的主人。”这就是说需要罢黜由苏联人扶植的卢布林临时傀儡政府，并保证举行自由选举。斯大林在此问题上的谈判技巧可谓精采绝伦。他先拖延时间，然后故意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做文章，预先强调它们的重要意义，最后再做出无奈让步的姿态，实际上，他的真正目的在于迫使盟国承认其在波兰的统治地位。科达甘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从未想到与俄国人打交道如此轻松，尤其是斯大林，简直大棒了，这是个伟大的人。。他在利害关系上与另外两个老朽领袖截然不同。我们的总统表现出了惊人的软弱和犹豫不决。”经过斯大林的安抚之后，邱吉尔和罗斯福终于同意体面地解决波兰问题。卢布林临时政府非但没有解散，反而因加人了几个“民主领袖”又扩大了。战后的波兰选举也不是在盟国的监督下进行脱，而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协助的临时政府代行其职，作弊行为根本无法避免。 在雅尔塔会议上，人们对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方案的成果仍旧知道的不多。但要想不使用代价极高的常规军事行动就迫使日本投降，制造并使用原子弹正是时候。斯大林相信，在德国战败前三个月向日本宣战，就会赢得南萨哈林岛和库贞岛，并把中国的满洲里和外蒙也归到自己的控制之下。法国的代表在会上也提出一些要求，斯大林起初持反对意见，后来也同意将部分在德国的占领区划给法国（均从英美占领区中划拨），并在联合检查委员会中留给法国一席之地。在两次故作犹豫之后，斯大林接受了美国人提出的安理会表决方式，以此来保证联合国成立的条件。在雅尔塔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中，霍普金斯交给罗斯福一份呈文，其开头一句话是：“俄国人在这次会议上付出了这么多，我们实在不能再欺骗他们的等待了。”呈文中主要谈的是赔款问题，但霍普金斯也谈到他对会议的整体看法。从雅尔塔回国途中，霍普金斯内心充满了乐观的欣慰和对斯大林天才的赞美之情： “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天天为之祈祷并谈论了许多的新一天的黎明终于到来了……俄国人向世界证明，他们考虑问题既明智又富于远见。无论是总统，还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怀疑，我们能与他们长久地和平共处。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觉得，在我们大家的内心深处都意识到，如果斯大林有什么不测，我们都无法预见到事态将会发生什么转折变化。我们相信，我们可以依靠他，就像依靠一个理智的、通情达理的、善解人意的人一样，但我们不能相信，克里姆林宫内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什么。”。 与霍普金斯有着同样愉快心情的人还有埃尔捷·希斯。会后他对国务卿爱德华·斯特了纽斯的出色工作表示祝贺（实际上斯特丁纽斯在制定美国雅尔塔会议的政策中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人物）。希斯的仕途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联合国的活动开辟了广阔前景。1945年4 月，他当选为在旧金山的联合国“组织会议”临时秘书长。葛罗米柯当即表示：“为他的诚实的公正我们愿向埃尔捷·希斯表达深深的敬意。”当时可能还不能完全了解，而现在春来，苏联外长的举动就不足为奇了。葛罗米柯还曾对斯特丁纽斯说，如果希斯能成为联合国筹备大会临时秘书长，并以此而当选为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他会十分高兴。 斯大林以高昂的情绪完成了雅尔塔会议的使命。在最后一次照合影时，他的举动吸引了一些英国客人， 他用英语重复着刚学会的四句话： “但这是您说的？”“那又怎么样？”“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和“洗手间在那边。”斯大林在谈判中的成功，主要依靠间谍搞到的情报和使用窃听装置。他比邱吉尔和斯特了纽斯更清楚，罗斯福想以什么条件催促他与日本开战。而罗斯福却恰恰相反，他不善于领会，斯大林根本不是犹豫，而是急于在德国战败后夺取日本。但斯大林一贯的极度猜疑，有时几乎接近偏执狂的猜疑，使他未能充分利用获得的情报。有关波兰问题，实际上在一年前的德黑兰会议上，“三巨头”们已经达成了原则性的协议，可这次邱吉尔和罗斯福却持反对意见，这其中的原因与奥妙一直困惑着斯大林。斯大林不理解英美反对的真正原因是对人权的真正尊重与担忧， 还是去寻找另一种解释。1952年7 月，他使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皮特罗·涅尼相信，“美国红衣主教斯皮尔曼秘密参加了雅尔塔会议，正是他唆使‘斯大林的朋友’罗斯福反对他”。涅尼并不怀疑斯大林的真诚，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梵蒂冈针对斯大林搞的阴谋诡计。实际上，这种假想没有可靠根据，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考虑到让“布龙克斯”’民主分子领袖艾德·弗林参加雅尔塔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不太合乎对宜。美国令其打道回府，就在他离开克里米亚回国途中，他顺路在罗马做了短暂停留。这可能就是斯大林产生怀疑的根据， 并把艾德·弗林错认为是红衣主教斯皮尔曼。后来，英国外交家D·A·萨伊克斯通过对所谓的“斯皮尔曼” 阴谋的了解得出了一个准确的结论，斯大林的世界观是“洞察力与荒谬惊人结合的产物”。由此也可看出，斯大林是如何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和冷战期间使用情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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