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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呼唤理想的人民公仆:


           《假如我是真的》

  六场拱剧《假如我是真的》1 写作于1979年夏。当时,上海曾发生过一起骗子冒充高干子弟招摇撞骗的事件,骗子归案后,其行径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并转化为社会上对干部阶层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的愤慨。剧作家沙叶新等便以这一事件为创作触发点,在艺术虚构和加工的基础上编出了这个剧本,并发表在《戏剧艺术》杂志上,同时进行多次内部排演,听取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后在上海和北京举行“内部上演”,即在有选择的观众中演出,不久就在全国的许多城市相继演出,同时又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如此直到1981年停演为止,在观众和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该剧基本剧情是这样的。农场知青李小璋本可以按政策上调回城,但他的名额却被一些干部子弟挤占。李的女友已回城当工人,且已有孕,但他们的婚事却因李的不能回城而遭女方父母的反对。李在焦急无奈间偶尔在剧场门口听到话剧团赵团长、文化局孙局长和组织部钱处长的谈话,便冒充中纪委“张老”的儿子张小理,并很快取得了上述三位的信任。因钱处长之夫市委书记吴某与“张老”是老战友,“张小理”便住进了吴家。由于赵、钱、孙、吴都有求于这位张公子,故对他提出的要把“好友李小璋”从农场调回的事十分热心,在吴书记违反“暂停上调”的规定亲自批条后,农场郑场长向中纪委举报了此事,“张老”亲往调查,揭穿了李的骗局。李在法庭上说:我错就错在是个假的,假如我是真的,那我所做的一切就都会是合法的。
  这是一个相当精彩的社会讽刺剧, 剧作者巧妙地通过李小璋的行骗和被戳穿的过程,对干部中存在的特权现象予以无情的剖析和辛辣的嘲笑,体现了剧作者出色的喜剧才能。作家通过一系列的情节安排、戏剧手段和人物语言来达到强烈的讽刺效果。比如,一开始李小璋虽然有意行骗,却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甚至也没有立即想到要通过诈骗来达到从农场调回城里的目的,他起初只是为了骗得两张戏票。但一旦开始行动,他的骗局却会连连成功,而且看来简直是轻而易举,更多的不是精心谋划,只要顺水推舟就行了,关键是他已经掌握了特权阶层的弱点和他们的交往原则、交往语言,这不仅反映了现实社会存在的特权特行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尖锐地揭示了以权谋私、相互利用的党内腐败之风的危害性。作者还设计了一些精彩的细节增强讽刺和喜剧效果,一瓶由李小璋灌制的假茅台酒,在这个特权圈子里几经转辗,最后竟又回到了他的手中。这一细节的设计,既符合现实主义戏剧道具设置的经典规范,即一个道具应该贯彻剧情的始终,又赋予道具巧妙的象征意味,可以说这瓶假酒就是特权人群的交往规范、交往语言和交往实质的集中体现,其中浓缩了丰富的喜剧因素和讽刺意味。另外,剧本还让李小璋在骗局被揭穿后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的一句辩护辞“假如我是真的”,道出了那种社会特权现象的实质,它的“无可否认”更增加了剧本的讽刺效果。
  《假如我是真的》一剧,虽然是一出社会讽刺剧,它只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但剧作者的用意显然不仅于此。剧本开头引用的一段话,很可以表明作者在此剧中的用意,它引自俄国讽刺剧作家果戈理在《剧院门前》的话:“难道正面的和反面的不能为同一个目的服务?难道喜剧和悲剧不能表达同样的崇高思想?难道剖析无耻之徒的心灵不有助于勾画仁人志士的形象?难道所有这一切违法乱纪、丑行秽迹不能告诉我们法律、职责和正义该是何物?”这段话表明,作者提供的这面现实社会的哈哈镜,不仅为了照出可笑和丑恶,还是为了反衬出崇高。在《假》剧中,作者显然没有为我们提供这一类的人物,虽然其中的“张老”和郑场长是剧中仅有的两个“正剧人物”,但作者显然并未在他们身上赋予多少“崇高”因素。但如果把此剧和作者在不久后发表的《陈毅市长》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借剖析无耻之徒的心灵”以“勾画仁人志士的形象”的用意,他是要从英雄的缺失中呼唤英雄,在对一些陷身于特权和私利的干部形象的揭露和批判中,呼唤理想的人民公仆。与那些直接塑造理想的改革者形象的文学作品相比,作者的用意可谓别出心裁。在戏剧手法上,剧作者也进行了富于新意的尝试。作者巧妙地设计了“戏中戏”的开场,既把舞台和观众、剧情和现实作出乎意料的沟通,给人以形式上的新颖感,同时又与剧情巧妙地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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