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卅四、北方兵变


  元年2月29日晚上的北京城,突然枪声四起,只见许多身穿灰色军服的兵,到处抢劫,首先受难的是正阳门一带。这时南方迎袁专使们正酬应完毕,回到迎宾馆,忽然人声鼎沸,枪弹横飞,血红的火光浮在窗面,人们奔走相告,说是兵变了。为什么会兵变呢?大家异口同声说是由于北方驻军反对“袁宫保”南下,反对专使们抢走他们的衣食父母,所以怀恨作乱。专使们听到这个消息,不由不信,乃仓皇检拾细软,匆匆赶到六国饭店避难。
  兵变的部队是第三镇。第三镇是北洋军的主力,段祺瑞便曾两任该镇的统制,后来则由曹锟接掌。曹锟据说是袁身边的“赵子龙”,打娘子关叫他去,打滦州也叫他去。他每次谒见“袁宫保”时,都是笔挺挺地站立着,叫他坐他从不敢坐。袁对他讲话,他除了“是……是……”之外,不敢多说一个字。袁平素对段、冯都礼貌有加,独对曹则不假词色。按照当时官场习惯,若长官对属员很客气,就是不把他当作亲信人,相反如果长官对部下越不客气,骂得越厉害,则这人一定是“圣眷甚隆”。所以当时有人便以挨骂的多寡,做为自己升官快慢的温度表,每挨一次骂便欣欣然有喜色,且奔走告人说:“我今天又挨骂了!”旁边人也为其高兴,且祝贺说:“恭喜,恭喜阁下不日就要腾达了。”依照这个习惯,曹锟是北洋三杰以外最重要的一个人。
  第三镇兵变时,统制曹锟亦在北京,兵变原因虽然很多,但最主要的一点是不愿袁世凯南下,所以当时或是事后的舆论都把这次兵变的主使人推在袁的身上。究竟是不是袁,一直是史家争论的重点。作者认为袁对兵变绝对有责任,或者有纵放,但决不会主使。道理很简单,袁当时已被南京参议院尊为中国华盛顿,他能获选为中国临时大总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代表“安定力量”,不只国内人心如此,即国际间亦认为袁是动乱中国的“安定力量”。袁的聪明智慧怎会不了解这一点。至于袁反对建都南京,当时反对最激烈的是同盟会中的巨头宋教仁、章炳麟,而武昌的黎元洪也主张建都北京,加上参议院投票决定国都地点时,亦可看出多数反对南京。因此袁可以使用其他方法达成不南行的愿望,用不着策动兵变。袁是搞军队起家的人,当然明白兵变这玩意不能随便玩,玩兵变等于玩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能放火不一定就能熄火。
  还有最重要一点,兵变一发生,很容易招致国际干涉,尤其是日本正处心积虑,主张将中国分而食之。袁是个野心家,但他决不会甘愿制造外人干涉瓜分中国的借口。
  不过袁当然愿意军队表示一点行动,适可而止,使自己不能离开北京的借口有事实证明。
  至于北洋军在此时闹兵变,是有其背景的。
  冯国璋在统率北洋军攻克汉口、汉阳时,汉口曾遭北军洗劫,房屋尽毁,积尸日曝,野狗宵鸣。当时有一位记者曾问北洋军士说:“大家都说你们抢掠,有没有这事?”兵士说:“有的,我们不抢就没得吃了。革命军到处受人欢迎,家家奉献食物;而我辈到来,老百姓坚壁清野,甚至用钱买东西都买不到,我们不抢怎么办?”由这一段对话可以看出当时北洋军的处境。
  北洋军在汉口的暴行,曾受中外舆论严厉的指责,加上清帝退位以前,与革命军作战的,几乎全是北洋军。清帝退位,革命成功,南方公私团体不时以文电揭发北军抵抗民军的罪状。袁世凯当选总统后,竟有解散北洋军的谣传,于是势倾一时的北洋军,内心既失望又疑惧。其实和议以前,北方秘使廖少游和黄兴代表曾签有一个草约,其中特别注明:“南北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这本可以算为保证。可是这是个秘密条款,未被公开,公开流行的,多是不利于北军的谣言,因此兵变时,乱兵一边抢掠一边嚷着说:“不成了,不成了,国家用不着我们了,我们乘早搞点盘缠回家吧。”
  第三镇士兵哗变的直接起因是裁饷,原来当时陆军部所定的营制饷章,凡出征出防将士,照例自起程之日起加给津贴,以慰劳武士,优待征夫,事平后仍回原防,回防即无津贴。辛亥起义后,北洋军第一、第四镇奉令开赴前线,按照饷章每兵每月加发一两津贴。第三镇由长春开赴北京防卫,亦照出征惯例加发津贴。和议达成,二、四两镇回防,于是照章裁饷。第三镇仍在北京并未回原驻防区长春,所以不在裁饷之列,不知怎的传说第三镇也要裁饷,兵士遂以讹传讹。
  2月29日晚八时,第三镇士兵在朝阳门外东岳庙哗变,先在朝阳门外劫掠果摊食铺,后与朝阳门内变兵会合,分头抢掠,凡金银钱铺首饰店、饭馆及洋杂货铺全遭洗劫,并火焚东安市场、东四牌楼等处,受灾区域之惨尤胜于庚子八国联军。兵变前后绵延三日。兵变的第二天3月1日下午4时,袁世凯在迎宾馆(袁当选总统后改为总统府)召集北京高级军政首长会议,决定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乱事蔓延,除照章补发未变各军应领之欠饷外,另派陆建章、曹锟等分赴各部队驻扎所剀切开导,同时令饬毅军随时缉捕再图逞乱兵士。毅军统领姜桂题奉令后,亲率卫队四出弹压,遇见乱兵任意抢劫者,立即格杀。
  2月29日北京兵变之晚,南京迎袁专使下榻之招待所内亦受骚扰。乱兵持枪毁门而入,招待所内卫兵措手不及,无法阻挡,南来诸人只得分路避去。蔡元培、汪兆铭、范绩熙人一僻室,闭门熄灯静坐以待,乱兵在所内遍处掳掠,志不在人,饱劫而去。蔡元培等见乱势继续扩大,乃潜赴美国友人格林家小住。格林殷勤招待,借住一宿,第二天即由美领馆派人护送至六国饭店。中午时间,王正廷、王景春、钮永建、黄恺元、魏宸组、宋教仁、刘冠雄、陈乙白均陆续赶到,大家交换消息,才知招待所已遭洗劫一空,南来诸人的文件衣物已荡然无存。
  3月2日,蔡元培等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及临时参议院,认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可迁就,以定大局”。迎袁专使态度的改变,并不是受兵变的威胁,而是感到北方局势的严重。北方有北方的许多问题,南方的人是无法了解的。这儿作者节录一封贺良朴先生致蔡元培的信,这封信相当深刻,他不是替袁讲话,而是道出了北方的心声:
  “……诸君北来,欢迎之声未终,愁惨之气大作。二十九日北京变乱,使京华荟萃之区付之一炬,未几而祸延天津,未几而殃及保定。议者莫不归咎项城,谓其事先既疏于防范,临时复失于宽纵,养奸长乱,辜望丧威,莫此为甚,项城之咎无可辞矣。然仆尤不能不咎南中诸君子争执都会地点,未免稍存意气之私……洎乎专使南行,讨论大局,弥月相持,要约寡效,暗杀之机四伏,决死之队争先,宗社之党乘间构煽,桀黠之将拥兵恫愒,禁军则意存左袒,藩服则势将分崩,朝野张皇,大局震撼。已而共和密定,宣布犹迟,增调重兵,集于禁近,人心滋惧,一夕数惊,然未闻北京有变乱之事也。夫北京乱事不起于民军逼迫与国体变更之时,乃于共和宣布以后,举国欣欣想望太平,而有此奇变,此其故大可思也。首都不定,国会未开,政府无统一之机关,总统无操纵之权力……总统南行与首都南迁之议日腾于报章,人心愈摇,奸宄思逞,卒至一朝溃裂,竟出自项城所信任最爱重之军人……即以兵变而言,使因都会地点之争久持不决,恐将来东南各省兵变之祸更有甚于北方者。何则?北方各镇之兵团训练有年,素服项城之节制者,然横决若此,今各省民军皆旦夕召募而来,从未受军事教育也,彼于其主将又非素有恩信之感孚也,集数十百万无教之民鼓以革命,则彼亦曰革命有功名富贵之望,今既宣布共和,弭兵息战解甲归田之期近,富贵功名亦已无望矣,计维在上者之厚为资遗耳。南京临时政府暨各省之财力定有余裕,若听此数十百万人逍遥河上,饷尽财空,遣散无术,恐一旦哗然溃乱,挟其坚利机械纵横于通都大邑之中,生灵荼毒之祸尚忍言哉。……”
  兵变后的北京,约有一个星期都是凄凉满目,白天的街市如黑夜一样,店铺住家关门闭户,路上只有巡逻的兵士和站岗的警察以及弃置的死尸,此外则是外国兵士腾马往来。间中有外国记者沿路拍照,萧条零落有如死市。首善之区变为瓦砾之场,穷民嗷嗷待哺,有钱人则虽以加倍的金钱也买不到食物。警厅颁令6点后禁止行人,8点钟后交通即停顿,入夜路灯不明,繁华的北京城成了黑暗世界。内城被劫4000余家,外城被劫600余家。
  在这场大动乱中,有很多花边新闻,特录载于后:
  朝阳门内竹杆巷王君,是在度支部当司员(等于现在财政部的科员),二十九日晚间有乱兵十五人叩门而入,王君延之上座,款以酒,其中一兵士操山东口音说:“俺们这回子捣乱实在是给逼出来的,你老要是有富余钱借给俺们作些盘缠,俺在山东曹州府居住,过些日子你老到俺那小地界儿去,俺一定加倍的奉还,这回可实在对不起的紧。”言讫张嘴大笑,王某即坦白的答说:“我本是一个穷京官,生平亦不作守财虏,所以身无余蓄,恰巧昨日领到薪水,原封未动,诸位既然赏面枉驾,特奉上薪水袋,请勿见笑。”遂以银元数十枚衣四套相赠,乱兵称谢而去,午夜又折返,把一个大包袱付与王君的佣人,并且说:“些小意思,留着你们用吧!”王君打开包袱一看,乃是袜子数十双。
  四条胡同义丰钱铺关闭甚严,乱兵来扰,攻门不得破,于是肩接攀爬登墙。钱铺主人知不能免,乃开门揖入,乱兵蜂涌进门,四处搜掠,掳获银元无数,并找一人力车来掩藏,车夫亦乘机取若干置于怀中。乱兵欲壑已填,才相继走出,其中有一人好似队长,还向铺主人告辞,主人躬送之出,队长向主人打一拱说:“借光借光!”铺主人亦答礼说:“劳驾劳驾!”
  三里河一家洋广货铺,在兵变前一天,有第三镇兵数人前往购货,货款值数十银元,可是兵士们所带的钱不及一半,甚为难堪,店主人很大方的说:“老总们拿去吧!这回全国到处作乱,北京独独无恙,都是各位老总的力量保护我们,这一点钱太少了,您们何必计较。”士兵们称谢取货而去。第二天兵变,有街里无赖领了兵过三里河欲抢掳这家铺店,突有兵士三五冲了出来,大声的说:“这家铺店对我们当兵的最好,谁敢侵犯他们,我们将以死力保护。”结果这家洋广货铺终告无恙。
  兵变由北京扩及天津、保定和丰台,天津的洗劫较北京尤烈。保定乱后几乎没有居民。丰台本为小地方,不过是交通要道,因此过往行人受害最惨。
  天津于三月二日清晨即不稳,直隶总督署卫队和北段巡警以及张怀芝所带的巡防营酝酿兵变,下午三四点钟在通衢街市即见有灰色衣袴,头扎黑巾的营兵,三五成群的和巡警聚语。晚上八点,北京火车开到,车上跳下乱兵四五十人,一下车即乱放一阵排枪,新火车站于是起火,接着大胡同、老洋钱厂、造币厂等同时着火,枪声四应,各繁盛街市富商大贾和新旧洋钱厂均遭焚掠,先是兵,后是匪,还杂以少数巡警,沿街挨户抢掠。北京乱兵陆续到天津,前后共达二千余人,正式抢掠,颇有组织。在三月二日晚间,以鸣铜管线枪为号,第一次鸣铜管是准备,第二次鸣铜管即砸抢各商店,第三次鸣铜管便将细软一律抢齐,劫夺火车开往东三省。二日午夜维持秩序的巡警捕获乱兵和匪徒四百余名,三日晨在东马路处斩,三日午后再提出十二名抢匪在北门处斩,天津华界人心才告安定。
  乱起的时候,电车尚开行,可是在北马路官银号前,突有乱兵开枪向电车轰击,于是所有电车均告停驶,而人力车夫亦有弃车参加行劫者。因此,天津华界居民欲迁入租界避难,都雇不到人力车搬运货物,只好扶老携幼,肩背手提,甚为狼狈。据事后统计,天津因属商业城市,所以商民的损失比起北京来,实在巨大得多。
  保定在三月一日即有变象。保定是个驻军区域,驻军垂涎保定之富,早有蠢动之意,因此一触即发。开始是淮军和一个剪短发的人口角,然后淮军出动搜捕短发人,驻东关的第二镇兵士乘机肇乱,以煤油将城门烧毁,到处抢掠烧杀,风大火大,西街被祸最惨,由西门至二道口一带都成灰烬,满城枪声如爆竹,哭声彻天,十室九空,连各医院所存衣物均遭洗劫。自三月一日至五日,连续遭难,疮痍满目,瓦砾如山,且蔓延至附近十数县。
  保定东关子火药库储存快枪七万余杆,子弹不计其数,均被抢去。淮军乱兵抢劫藩库存款五万余,并烧毁各司道厅。当变乱还未开始时,乱兵曾邀约毅军同抢,毅军未允,其后毅军则出力剿捕乱兵。
  丰台遭难是在三月一日午夜,由于第三镇溃兵由北京乘车至丰台,在丰台亦有第三镇驻兵二千余人,还有自天津赶来的乱兵加入,于一日晚十一时起事,丰台镇居民铺户及洋商新泰兴平和洋行等均被抢掳一空。第二天有火车开抵,车上行李货物及旅客随身所携各物也均遭洗劫。
  袁世凯处理兵变的紧急措施是宣布戒严,并令毅军出动,缉捕乱兵。由于第三镇第九标的士兵已溃散,乃调第十标兵入京,保卫总统府,调第六镇的两营兵来京,分驻禄米仓、羊仪宾胡同、总布胡同等处。另将驻小站的巡防营调京以资弹压。同时把第三镇的兵一部分调至琉璃河和良乡,一部分开拔到山西,责成统制曹锟认真约束。另调驻彰德的武卫后军王有祥、武卫中军王汝贤、武卫右军刘金标率部入京。
  这时徐州的驻军拟由陆路北上,烟台的驻军欲由海路北上,驻汤河的第廿镇兵也打算拔队进京,有人还建议调蓝天蔚带兵进京。可是统筹京师治安的最高首长民政首领赵秉钧(赵原任民政大臣,这时袁尚未就任民国大总统,因此所有北京各部首长都暂称首领),认为京师万万不可再增加军队,赵表示愿独负保护京师地方之责,于是调蓝天蔚之议始寝。袁世凯并派陆军参谋王培宽驰赴汤河,阻止廿镇兵进京之行动。
  并令第一镇马步兵六营驻军南苑、北苑以资镇慑。
  在大变乱中,清的皇城全部由禁卫军负责保卫,防守颐和园、地安门、东华门、西华门各处,由于防卫得力,使甫告退位的清皇室未受到骚扰,连清王公奕劻、载沣、载泽、载洵、载涛的府第均未受惊。禁卫军由于在这次变乱中克尽职守,于是上书袁世凯,愿入京护卫总统,请袁把所有在北京的军队全数调出,改由禁卫军接替。禁卫军虽然由冯国璋统率,可是这支军队原本是宣统父亲载沣所建立的,其任务在于保卫清皇室。如今清皇帝退位不久,北京竟出了这么大的乱子,作乱的军队又是袁的嫡系部队,奉职最勤的却是清的禁卫军,对袁来说实在是一个大讽刺。所以禁卫军的这个请求,袁是不会接受的,只是象征性地调派一队来京,禁卫军因之很不满意,再上书给禁卫军军统冯国璋,请调全部禁卫军入城捍卫,并谓如有差失,愿扣全军饷银。冯得书深怕该军擅自行动,乃亲赴该军驻地西苑,嘉勉和抚慰一番,并阻止其擅自行动。
  3月2日袁面谕段芝贵转知各军队,凡未附和兵变剽掠者,不论官弁兵丁,每名各赏银廿两,其后又加发禁卫军和毅军饷银一月,巡警因维持地方有功,赏饷半月。冯国璋则奖赏禁卫军兵士,每名一个戒指,上刻名誉二字。珠宝市大栅栏的富商,因为在这次变乱中未受祸害,乃备银二千两及酒肉等物送至毅军军营,以表谢意。
  民间团体以红十字会为首,集议商讨救济事项,救死扶伤,不遗余力。
  北京兵变时东交民巷的使馆区立即戒严,各国士兵荷枪实弹布防。3月2日驶北京各国公使齐集英国使馆,开会商讨应变步骤,有谓“中国现况和庚子年相同,已没有能力维护秩序,各国必须自行设法”云云。
  经过这次会议,便产生了几项行动:
  一、日本急调在烟台的军舰前来大沽,俾沟通北京、天津、大沽及国外的电讯联络。各国关于军事上的消息,皆用意大利使馆的电台传到黄村,由黄村转大沽。
  二、各国紧急抽调军队来京,每一国以200名为限。
  三、组织国际兵团,由各使馆抽调武装人员700名,于3月6日上午10时在英领馆集合,巡察北京街市,以维持北京城局势。3月3日这天洋兵从长安街出崇文门绕外城一匝,自正阳门返回东交民巷。
  迨天津、保定兵变,于是各国又纷纷派兵前往天津和保定,因之北京、天津、保定三地,外国兵车往来不绝于途。3月3日美兵到京150名,5日日本兵400名到京,英国则由北京派出武官四名领兵800前往天津,又由天津调兵30名押解子弹70余箱及其他军用物品来北京,德国则由青岛调兵百余名至京,其他各国亦日日有兵运来。保定、正定均有洋兵沿路巡逻,天津所驻洋兵甚多,尤以日本兵最多,军粮城、北塘、山海关、开平、唐山均有外国重兵驻扎。
  各国使馆对于各国侨商、侨民的生命财产最为关心,变起时便致书袁世凯,请求保护洋商生命财产。北京崇文门内北至总布胡同口,以日本商业为多,3月2日起,凡日本商店均有日兵二名,荷枪守护。英使馆则派专员乘车至天津各处访问侨民。德使则派兵20名前往直隶井陉保护煤矿。外交团在给袁的公文中并质问袁是否继续清朝所缔结的各项条约。袁乃分函答复各国公使,具内容为:(一)力阻各国分别调遣军队来京;(二)强调京师现已平静,此后决无意外之虞,以及自己如何尽力维持现状;(三)力陈此次兵变决不影响国际关系,所有清朝过去所缔条约均将承认与信守。
  3月4日袁特派颜惠庆、富士英、曹汝霖等前往东交民巷,分赴各国使馆慰问,并致谢各国军队协助弹压。同时并有照会给各国使馆,对此次兵变表示愧歉,并申明今后决不会再有意外,若万一有变,损失外人财产,均由袁负责赔偿一切损失。此外并派赵秉钧、姜桂题、乌珍、曹锟、王占元等剀切晓谕部下,对于洋兵入京不可敌视,应互相友爱。更电民政部出示晓谕商民,勿相惊忧。
  袁世凯于4月6日发表告各军书,情文并茂,特抄录于下:
  “本大总统自小站创练陆军以来,先后统兵近廿年,凡所以遇待我军人者,无不以诚悃相孚,恩义相结,有功必赏,有劳必录,有过必教,有罪必惩,秉大公之心,行至信之法,如家人肉骨之相爱,如师长子弟之相规,其在本部下由士卒擢升统将者,颇不乏人,而各将士等相从多年,亦皆听我指挥,遵我约束。且不独我陆军为然,即我巡防各军亦莫不同隶范围,共遵号令,是以同胞之中咸重气谊,薄海之内蔚起声名。至于武卫左军创始于宋忠勤,饱经战阵,懋著勤劳,迄今五十余年,人皆推为劲旅。此皆无俟本大总统之赘言,亦我各军同人所自喻而并堪其喻者也。近数年来本大总统养疴家园,无志问世,四方多难,迫我出山,督师于饷械两绌之秋,受任于国事阽危之日,焦思劳虑,心竭力逋,察大势之所趋,顺舆情之所向,始终希望惟以国利民福为依归。幸得共和确定,众志翕然,南北东西各省,满蒙回藏各族,文电交驰,佥以大总统之任相属。孙大总统复荐以自代,参议院正式选举,全院一致均以大总统相推,南来欢迎各使亦并无坚持南行之意。统一政府行将成立,自维德薄曷足堪此,第念艰巨投遗,勉担义务。值此民国初建,缔构方新,如我军界同人齐力一心,竭诚赞佐,从此太平可致,郅治可臻,非但鄙人受其光荣,实我国民蒙其乐利,前途幸福,自必与我军人共之。倘其乐祸幸灾,意存破坏,不识大体,徒怀自私自利之心,误听浮言,甘为病国害民之举,则是作全国之公敌,为人群之败类,非但负本大总统十数年教育之苦心,抑且辜负举国四万万同胞之厚望。中外交诟,天下不齿,于尔军人又何利焉?万一因暴动而酿成交涉,因内乱而召致外衅,大局瓦裂,土宇瓜分,目前则战血横飞,有化为沙虫之惨,顾后则神明胄裔,有作人牛马之悲,尔军人纵不为一身计,独不为子孙计耶?总之军人者亦国民之一分子也,入伍则为兵,离伍是为民,兵与民本属一体;民出饷以养兵,兵食饷以维民,兵与民更同休戚,故爱民保民乃军人惟一天职。至于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又凡为军人者之第一要义,古今中外莫不同之,能不失军人之资格,方能不失军人之荣誉。本大总统用是谆切相告,泣涕陈言,愿我军人共体斯意,共明斯理,此劝彼勉,念兹在兹,勖哉三思,怀之毋忽!”
  民国缔建时的舆论很有许多敢说敢讲的文章,北京兵变后许多报纸的评论都很激烈,对袁世凯的批评也毫不留情,现在特抄数段以一睹当年舆论的风范:
  (一)时事杂感——吾阅袁总统布告各军,谓本总统自小站练兵,先后近廿年,待军诚悃相孚,恩义相结等语,吾不禁代总统忧,以总统待彼如是之厚,无端而有此变,待军不及总统者将何如?或曰是之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变兵为总统亲信之兵,惟不识当其大焚之抢之时,其心目中尚有总统在否?总统布告北京市民,有欲竭区区之愚为同胞谋幸福之语。吾思之,吾总统若仅区区之愚诚有不足,无怪乎而猝遭兵变也,尚望吾总统扩而大之。总统布告各军文有云:有功必赏,有劳必录,有过必教,有罪必惩,吾阅斯言乃大疑惑,此次已变之兵为有功乎?有劳乎?有过乎?有罪乎?赏之耶?录之耶?教之耶?惩之耶?总统能无负此言否?
  (二)谁为祸首?——共和成立,总统举定,专使到京,正在一团高兴之时,忽然保卫大总统之第三镇兵变起萧墙,祸生咫尺,土匪忽乘间窃发,京城内外落花流水,噫嘻吁奇乎怪哉,人人所不及料也。岂只人人不及料,即袁大总统及军官等亦不及料。然人人之不及料,理也,袁大总统及军官等之不及料,非理也。何则?知兵莫如将,知将又莫如总统也。
  (三)恭颂袁总统——近日以来,共和定矣!总统举矣!南方革命军所推戴者惟我公,北方人民所推戴者,亦惟我公,皇族所推戴者,亦惟我公,全国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种族无南北,心中所期望者,口中所恭维者,胥为我公,且皆信我公能镇抚军心,我公自兹以后,当有以副天下之望矣,当有以慰天下之心矣,吾北方人民之生命财产皆托付予我公之手矣。无何而贺电至,无何而贺表呈,无何而专使来,无何而军队变……今虽如此,吾总统必有以善其后矣。初一日虽有抢劫,初二日竟能寂然无事,是吾总统善后之力也。绅商各家虽被抢掠,而外交团及大内及总统府乃能寂然无事,是吾总统平日之教养之功也。什物虽被抢掠,人民生命乃竟无伤,是吾总统平日之训练之效也。小疵不掩大醇,吾总统可告无罪于天下矣。尔绅商当有以谅之。
  像这类文章很多,足以想见当日的舆论并不畏惧权势和军阀。也可以看出当年推翻清廷缔造民国的一段时期,写文章的人对当时是有重大的鞭策力量。
  北京兵变后,北方各省督抚都通电反对袁南下就职,蔡元培专使亦曾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主张迁就。于是3月6日临时参议院议决,允许袁在北京通电就职,不过就职时必须履行三个手续:(一)接电后须向参议院宣誓效忠共和;(二)新内阁名单必须得参议院同意;(3)新内阁在南京办妥接收手续后,孙大总统始行解职。
  由于情势的变化,迎袁专使的任务已经失去作用,所以3月6日蔡元培等乃致电南京孙大总统,要求南返。原电云:
  “孙大总统鉴:培等受命欢迎袁君赴宁就职,前月廿七日已以此意面达袁君,而袁君亦极愿南行,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不期廿九夕北京兵变,扰及津保,连日袁君内抚各处军民,外应各国驻使,恢复秩序,镇定人心,其不能遽离北京,不特北方呼吁,即南方闻之亦当具有同情。故培等据所见闻,迭电陈述,兹承电示,知袁君不必南行,并由袁君委托副总统黎元洪君代赴南京受听,是培等欢迎之目的已经消灭,似应回南面陈一切。谨先电闻,并祈即复。元培等。鱼。”
  蔡元培南返,是在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大总统以后,启程前,迎袁专使特发表《布告全国文》一篇,措辞委婉而严峻,把当日袁世凯种种私心完全揭露,且对当时所发生的一切,作了一个历史的交代。这篇文告,后来许多研究近代史的人都认为是蔡元培的手笔,认为汪兆铭写不出,宋教仁已先南返,亦写不出。蔡文章谨严,章炳麟推崇蔡是“雅善修辞”。蔡专使的《布告全国文》如下:
  “培等为欢迎大总统而来,备承京津诸同胞之欢迎,感谢无已。南行在即,不及一一与诸君话别,谨撮培等近日经过之历史以告诸君,讬于临别赠言之义。
  (一)欢迎新大总统袁公之理由:(中略)……袁公当莅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盖以立法行政之机关,与被选大总统个人较,机关为主体,个人为宾体,故以个人就机关则可,而以机关就个人则大不可。且当专制共和过渡时代,当事者苟轻违法理,有以个人凌躐机关之行动,则为专制时代朕即国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热心共和者之反对。故袁公之就职于南京,准之理论,按之时局,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者也。
  (二)袁公之决心:培等廿五日(原文如此)到北京即见袁公,廿六日又为谈话会,袁公始终无不能南行之语。……
  (三)京津之舆论:(中略)大抵于袁公南行就职之举甚为轻视。……所谓袁公不可离京之理由……惟北方人心未定之一义,然袁公之威望与其旧部将士之忠义,当清摄政王解职清帝退位至危逼之时期,尚能镇摄全京,不丧匕鬯。至于今日复何疑忧?且袁公万能,为北方商民所认,苟袁公内断于心,定期南下,则其所为布置者,必有足以安定京津之人心而无庸过虑。……
  (四)二月廿九日兵变以后之情形:(中略)……然自有此变,而军队之调整,外交之应付,种种困难,急待整理;袁公一日万机,势难暂置,于是不得不与南京政府协商一变通之办法。(五)变通之办法:总统就职于政府,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临时统一政府之组织,不可旦夕缓也;而袁公际此时会,万不能即日南行,则又事实不可破也。……于是孙公提议参议院,经参议院议决者,为袁公以电宣誓,而即在北京就职,其办法六条如麻电。由此袁公不必南行,而受职之式不违法理,临时统一政府又可以速立,对于今日时局,诚可谓一举而备三善者矣。
  (六)培等现时之目的及未来之希望:培等此行为欢迎袁公赴南京就职也。袁公未就职,不能组织统一政府;袁公不按法就职而苟焉组织政府,是谓形式之统一,而非精神之统一,是故欢迎袁公,我等直接之目的也;谋全国精神上之统一,我等间接之目的也。今也……袁公之尊重法理,孙公之大公无我,参议院诸公主持大局而破成见,是代表大多数国民,既昭扬于天下……于是培等直接目的之不达,虽不敢轻告无罪,而间接目的所谓全国精神上统一者,既以全国同胞心理之孚感而毕达,而培等亦得躬逢其盛与有荣焉。……”
  宋教仁在蔡元培之前已先返南,宋是主张建都北京的,他曾遍游东北,深识东北、西北的国防战略价值,又了然于日俄两帝国对中国边疆的野心,所以他坚决主张建都北京。他的主张和孙、黄等相左,却和章炳麟相同,和北方袁系的希望尤相吻合,所以他在北京兵变后提前南返,南京方面的革命领袖对宋的想法多不谅解。后来袁在北京通电就职后,南京同盟会干部又主张请黄兴统兵北上,以迎袁为名,乘便扫荡北洋军阀和专制余毒,这是表示由蔡元培率领的迎袁专使团任务失败后,改由黄兴以武力迎袁。讨论这个问题举行会议时,蔡元培等亦已遄返南京,都被邀参加与会,会中蔡持重,不发表意见,宋则期期以为不可。宋认为统兵北上是一着险棋,当前革命军前锋仅及徐州,北方各省均有北洋重兵驻守,这些北洋军绝不会坐看革命军北上,此次北京兵变亦是由于北洋军对革命军猜疑引起的,所以革命军北上必然不可避免和北洋军发生战争,这就等于说是走向南北分裂,过去半年的努力完全白费。宋的话还未讲完,与会的马君武突然站了起来,猛然把桌子一拍,大声对宋说:“住嘴!你这个袁世凯的说客,你这个出卖南京革命事业的投机分子。”他一边说一边走向宋,伸手去掌击宋面,孙大总统和黄兴把两人隔开。宋也很生气,认为马不讲理。宋、马不合已酝酿很久,在这次讨论对北方用兵时才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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