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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三、蹂躏民主


  当民国2年正式国会尚未成立前,各政党对于宪法起草问题意见颇不一致,大别之有三派:第一派是国民党的主张,认为宪法的起草和制定,是国家主权攸关,当然是国会的职责。依《约法》的规定,国会成立后,应由国会选出起草委员编定,经参众两院议决。第二派是梁启超等所倡导,而为当时十八省都督及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所赞成,此派主张由政府组织宪法起草机关,以现在临时参议院、各省都督、各政党和总统府所派的委员编定宪法,提交国会议决;第三派为袁系的主张,认为现时政党意见不一,政府设法由大总统直颁宪法起草命令,布告全国,以免政争。正式国会成立后,由于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都获得压倒的多数,因此,国民党主张便获得胜利,两院选出了宪法起草委员,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中,国民党的委员占了大多数。
  当宪法起草在进行中,袁世凯对于行将制定的正式宪法最引为深虑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大总统任命国务员有没有必需获国会同意的必要;二是大总统有没有解散国会的权力。袁认为过去一年多的经验,内阁曾三次改组,每一阁员的任命胥经国会同意,议员则多方留难,因此,袁认为正式宪法中,应该取消国会同意任免阁员权和总统有解散国会权。
  袁的这两个问题自然遭到国民党的宪法起草委员的猛烈抨击,这时恰遇到二次革命,袁政府和宪法起草委员会乃发生更尖锐的冲突。2年8月中旬,起草委员徐秀钧首被逮捕,并被解往九江枪决。8月27日政府复捕去国民党籍之参议员朱念祖、高荫藻、张我华、赵世钰、丁象谦等五人,和众议员常恒芳、褚辅成、刘恩格等三人。内中张我华、赵世钰、褚辅成、刘恩格四人为宪草委员。其后褚辅成、朱念祖被解往宿县,常恒芳解往安庆,赵世钰等五人羁押于天津,至国会解散后始获释。褚辅成和朱念祖在袁死后,国会复活才与常恒芳同时出狱。袁解散国会后,更有徐镜心被杀于北京,段世恒死于陕西。这是一页非常痛心而悲壮的民主奋斗血泪史,袁世凯为了议员们不听从他的意见,而采取的暴行中,统计宪法起草委员被杀的有三人,被捕的有四人,实在是我国立法史上最惨的一幕。
  袁世凯在宪法还在起草时,就使用卑鄙的手段以达到他个人予智自雄的目的。他心目中从不知民主为何物,同时他要求宪法符合他的意旨是假定他可以终身担任总统,因为他所争的不是国民的希望,也不是国家的需要,而是他在担任总统时的方便!
  民国初年的政治,很多地方令人泣笑皆非。前面已提到政党的组成,好些人一身兼好几个党,好些人今天是这个党明天便是那个党。尤其是国会的议员,有价有市出卖,今天卖给甲党,明天又卖给乙党,于是有好事之徒拟了一份卖身契文曰:
  “末员某甲,今以本身所买得之议员一名,卖与贵党,连皮带骨,一概不留。自卖与贵党之后,任从贵党为非作歹,本员无不服从。”
  这个卖身契,实际说来仍是外行所写,因为那些卖身议员,以卖一回最为笨伯,老猾的多是分作无数次卖,或同时兼卖五个党,卖完之后一律脱党,自名为厌弃党争。所以当时有人看了上面那份卖身契,竟连皮带骨一齐卖,全谓为尚有良心,是三代以上的人物。据说卖身的人第一次收钱到手时,向掮客所作的第一句客套话是:“何必客气!”于是,当时北京的应酬场中,只要有人说一句何必客气,一定引起了哄堂。有人看到当时情景,愤慨万分,曾感慨地说:“今日共和,卖国的价钱比从前便宜多了。”别人不解其意,问是何意。其人曰:“当前清时,有个英国人曾说:我们不必和中国打仗,就能把中国土地利权占尽,我们只要汇丰银行一家就办得到。因为你们中国的一个知县官,只须八千两银子就能捐得到,这样算起来,把全中国的州县买尽,至多不过千万元,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随时可以拿出这笔钱来。如今,中华民国要选举正式大总统,依选举法,只须四五百张票,听说每张票一万元,买四五百张不过四五百万元,这个数目买一个大总统,统理全中国,岂不比买全国州县官要便宜得多吗!”
  当时的北京,议员们成了豪客,本来北京马车不多,这时议员十之八九坐马车,且多为自备马车。旧时北京请客,寻常酒席不过八元十元,这时北京一席20余金以上,议员请客多在六国饭店、北京饭店、昌德饭店。议员纳妾亦成普遍现象。至于八大胡同的热闹,也是庚子以后所未有。名花如姚蓉初、金小菊皆被人藏之金屋。俱乐部是洋玩意,北京本来没有,这时却极发达,遍处皆有俱乐部,作为政客们应酬和团结本党的联欢地方。上海的名花亦多由南来北。
  这一时期北京风气之坏,实在是超过了清朝末年。政客利用议员,议员又利用政客,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灯红酒绿,征逐歌舞,这就是民国初年的北京城。
  当南北战争时,刺宋案的祸首赵秉钧担任北京市的戒严总司令,新闻记者曾访问赵,下面是赵和记者的谈话:
  赵说:黄克强等的计划也很可观,但无奈材料不齐,现在中国政治,不怕没有人开出好菜单,但任凭你菜单开得如何好法,无奈没有材料,也做不出好菜来。我时常劝袁总统让出一部分事业,请新人物大家帮忙,请他们历练历练、他们就知道困难了。新人物开口便要做总长,哪个甘居下位,即如记者先生你足下,有人请你做知事,你做吗?
  赵又谈及知事,他说:从前直隶知事没有人做,纷纷要辞职,现在居然有人抢着做了,细查原因,乃是有人发明新法,与县议会绅士沟通,准许人民播种鸦片,余利均分,于是瘠缺变成肥缺,上司若要更换,便有议会挽留,大绅士请愿。
  记者问:袁总统何故遇事躬亲?第一未免琐碎,第二未免因小失大。
  赵说:这是袁总统做过十余年督抚的习惯,因为遇事躬亲,所以这一把钥匙无人能管,譬如这次赣宁战祸,军事人物均有战功,拥大兵封藩在外;可是有袁总统在,决无人敢把持跋扈的。
  戒严副总司令是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在当时的北京城,似乎他比赵秉钧还红。陆手下有一大将是侦探长郝占一,当时提起郝的名字来确有小孩子不敢夜哭之势。当北京戒严令颁布后,便不断传出许多触目惊心的新闻,如:社会党首领陈翼龙遭枪毙,议员徐秀钧因段芝贵来电被捕,《爱国报》总理丁某被捕,烟台总司令连承基因京社党嫌疑被捕,国民党议员王以文、蒋举清被警察监视,国民党议员伍汉持在天津被捕,国民党报纸均停刊。
  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候,忽然传出一个粉红色的谣言:北京城有一名女优金玉兰,声色技艺倾绝一时,她的色艺全城倾倒。忽然传说她已被戒严司令部捕去枪毙,人言啧啧,小报画报还描摹临刑时悲惨凄艳镜头。整个北京城都认为这一代名优已随南北战争而葬送,万口一声为之悲怆。名士易哭庵为诗有句:“今世居然杀美人!”于是大家传她致祸之由,有说金认识二名革命党人,挟炸弹欲刺袁,因此金被株连,傅会其词,越传越离谱,最后简直渲染得像红线女或公孙大娘一般。又有人说是同行生忌嫉,向当道进谗所致。这些传闻已构成一篇动人的戏剧了;其实这期间的金玉兰正在天津上演《小上坟》。
  袁本来最不懂政党的,到了刺宋和国民党二次革命后,不得不制造一个政党来装点门窗,乃促使梁启超和王赓(后改名揖唐)等联合组织一个大党,成为袁政府的与党。这时,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和国民党相处不洽,于是大家联合起来,于民国2年5月29日组成进步党。进步党的政纲是:
  (一)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
  (二)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
  (三)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
  进步党的人事是:理事长黎元洪,理事梁启超、张謇、伍廷芳、孙武、那彦图、汤化龙、王揖唐、蒲殿英、王印川。政务部长林长民、副部长时功玖、王荫棠。法律主任汪荣宝,财政主任吴鼎昌,外交主任林志钧,庶政主任张嘉璈,交际主任黄远庸等。
  进步党组成后,顿然成为国会中的多数党,声势凌驾国民党之上。不过这个集多数小党为大党的进步党,本是乌合之众,团结力量甚弱,因此成立后才一个月,旧共和党中的民社派之张伯烈、郑万瞻、彭介石、胡鄂公等,与旧统一党中之黄云鹏、吴宗慈、王湘等40余人,突然发表宣言,宣告脱党,另组新共和党,以国民党、进步党以外的第三大党自居,在两院中占了50余议席。进步党的多数优势于是丧失。
  进步党分裂的原因是:(一)由于旧民主党的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孙洪伊、蒲殿俊、梁善济诸人有垄断之嫌;(二)由于旧共和党党费4万余元,尽为进步党提用;(三)袁在接洽合并时,少数有野心的政客以为这样做了以后便可入阁,结果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大失所望。
  旧共和党退出进步党后,进步党的多数优势完全丧失,袁希望进步党成为大党的目的落空,同时又怕这些人转过来和国民党合流,因此袁世凯和梁启超、汤化龙等乃频频磋商善后方策,同时防止这些人士亲近国民党。其实这些人士退出进步党,只是因不满意旧民主党,在大问题上,仍站在袁世凯一边,是和国民党对立的。进步党在和国民党对立期间,并积极嗾使国民党分子另组政党以分国民党之势,国民党遂分裂为五个政团:(一)相友会,会长刘揆一。(二)政友会,首创者为景耀月和孙毓筠。(三)癸丑同志会,由湖南众议员陈家鼎组织。(四)集益社,为广东人结合之团体。(五)超然社,为国民党湖南议员郭人漳及夏同龢所组。
  在南北战争时,留在北京国会的国民党议员仅有150名,在国会中已毫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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