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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国会和政党复活


  袁世凯称帝时,北京的国会饱受摧残,议员们纷纷南下,聚集上海的不下200余人,西南护国运动开始后,旅沪的国会议员也为之声援呼应。迨袁死后黎继总统,《约法》恢复,国会重行召开,原来南下的议员们遂纷纷回京。
  5年8月1日,国会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常会开幕典礼,参议院议员到138人,众议院议员到318人。参议院仍由王家襄、王正廷为正副议长,众议院仍由汤化龙、陈国祥为正副议长,临时公推王家襄为主席。黎元洪总统及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财政总长兼外交总长陈锦涛,交通总长兼内务总长许世英,教育总长范源濂,农商总长张国淦,海军总长程璧光,同时莅会,黎依照民国2年公布之“大总统选举法”第四条,郑重宣誓。誓云:
  余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
  黎同时致词略云:
  “天佑吾华,政局聿新,经纬万端,宜叩众意。议会诸君子为国民所选举,其于民生国计,筹之熟矣。方今时局艰危,正赖贤豪补救,望诸君子一心一德,无党无偏,以法治为指归,立宪政之基础。国运昌隆,政象清明,皆将于诸君子是赖。元洪不敏,忝膺重寄,惟竭至诚,从诸君子后,冀有造于家邦。躬莅盛会,无任欢欣,谨贺一言为民国议会祝”。
  袁世凯末期之所以敢于称帝,因为他已把民国成立后一点点政治生机斩断,民初的政党活动,自癸丑二次革命后即销声匿迹,甚至连推翻清朝,创建民国的国民党亦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开国人物如孙中山、黄兴、陈其美、胡汉民、于右任等,有的亡命海外如孙、黄二公,有的难逃厄命如陈其美被刺死。一直到护国运动开始以后,政党活动才开始在西南和东南各省重行恢复。
  梁启超的进步党由于蔡锷的关系,在云南和贵州省颇见活跃,国民党本以广东和上海为中心,上海方面因陈其美被刺,失去一位勇者而大受影响,广东因龙济光是反国民党最力的,因此也是一蹶不振。护国运动开始,国民党在广东、广西力量渐见抬头,进步党本来在两广没有甚么基础,迨陆荣廷迎梁启超入桂,进步党遂在两广展开活动,梁启超在《从军日记》正道出了他的心事:
  “干卿此次殷殷相招,期我以粤中善后。初时,同入殊不愿我以此自承。……虽然中国之政治,以省为单位也久矣。今后此种积重之势,有加无已,吾侪自审能否谢事不任?如其不能,宜审所择,欲行其志,恐地方较中央优也。此当视所以与干卿相处者如何。若其耦俱无猜,固当任之。”
  虽然进步党有机会可以扩展,可是进步党只靠梁启超,梁又只靠嘴能说,笔能写,比起国民党,无论在组织和人才上都相差甚远。所以西南各省国民党仍有潜在势力。
  梁启超在袁未死以前,就想巩固进步党在南方的势力,又想以川、滇、黔为活动的基础。他在5月14日致蔡锷的电说:“此役结果,最低限度,亦须造成南北均势,否则无以对死事先烈也。”又在致蔡锷的第五书说:“此时优在亡秦,虽云艰瘁,然有共同之向心,尚可力图控抟。神奸既殛之后,人欲横流,……过此以往,则为演水帘洞、演恶虎村之时,决无我辈插足之地,惟有与吾弟共艰苦于卬蜀滇爇间,冀庄严此土,为国人觅一遗种地耳。……”意思就是想用蔡的力量,据川、滇、黔为政治改革的小地盘。但袁一死,他的“造成南北均势”的思想,立刻消灭,却极力与段祺瑞联络,主张速撤军务院。及蔡因病去川,他“庄严卬蜀滇爇”的思想,也消失了。不过仍想扶植戴戡入川,以承继蔡锷。
  至于旧国民系的急进派——中华革命党,在山东、广东及长江流域各处的计划,皆未成功,因此不会取得一隅的地盘。加以陈其美在上海遇刺,失去了一位健将。所以倒袁战争结束后,只有所谓温和派的旧国民系和进步系,能够周旋左右于南北各武人间,成为一时政治的重心;可是他们的活动只是将顺武人为操纵政治的妙用,其结果助长了大小军阀,为日后军阀纷争的伏笔。
  在民国四五年间,政党活动比较沉寂,当时够得上称为政党的,也只有下面三个:
  一、中华革命党,自癸丑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国民党领袖孙中山、黄兴、李烈钧等皆避居海外,国民党亦被袁所解散。孙中山认识到革命形势主要必需把袁打倒,乃于民国三年在日本组织了一个中华革命党。从命名上来看,这个党是以革命为号召,袁氏称帝,革命两字更是当时政治活动的主流。有人称之为国民党左派。
  二、国民党温和派,被人称为国民党右派,他们部分散在海外,有的留在国内,有的则在日本,当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时,亦曾联络他们,但他们反对中华革命党的过激立场,如:《中华革命党党纲》中对于参加革命和未参加革命的党员划分界限,享受权利亦不同,在孙中山方面,是惩前毖后,鉴于民国元、二年的失策,革命事业被袁的北洋派窃夺和排斥,因此要硬性地保障革命党员。这一点在温和派的人士是反对的,他们觉得革命不应该分彼此,也不应该分阶级。同时孙中山规定党员入党时要加盖手指模,也是温和派所不同意的。因此以黄兴为首,都不肯参加。到了日本提出廿一条后,温和派进一步希望国内团结抗日,其时黄兴已由日本去美国,未参加这次行动,这次行动是由李根源、钮永建、程潜、陈强、陈炯明、章士钊等二十八人列名通电,要求停止反袁行动,一致对外。且因当时欧战爆发,便组织了欧事研究会以联络同志。李根源是个有野心善权术的人,他借欧事研究会为活动基础,欲拥岑春煊为首领,岑本和革命党无关系,不过他是反袁的,癸丑之役,章士钊介绍李根源和岑认识,遂有部分人士欲拥岑在南京组织抗袁的酝酿,这一计划因二次革命失败而孕死腹中,此后李、章、岑遂时通声气。护国之役,岑、李都在西南活动,欧事研究会遂成为国民党温和派的代表力量,且和进步党声气相通,欧事研究会的出版物是《甲寅杂志》和进步党的《中华杂志》互为呼应。
  三、进步党是君宪党化身,他们拥梁启超为领袖,仰袁氏鼻息,受袁氏玩弄,在北洋派门下分些残汤冷饭。洪宪帝制后,梁启超首先反对帝制,大声疾呼,其《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发表后,对反袁反帝运动发生极大影响,尤其因为进步党的人士中,多为稳健派,颇负时誉,民国初年一般士民的心理,认为革命党人有冒险性,而进步党人比较和平,不会走极端。如今进步党也反袁反帝,这就表示袁确是该反的了。
  这便是那一时期政党的形势,尤其是进步党在那时候颇有影响力量,因为进步党代表不新不旧,半新半旧,在旧势力方面既可以和官僚及复辟派以及北洋派接合;在新的方面又可以和国民党温和派联成一气,当时进步党如果有组织人才,就会成为一枝独秀的政党的。
  国会复会后,政党活动变成了短兵相接,进步党人在袁死后提倡“不党主义”,所以在参加内阁中,只有一个范源濂。迨国会开幕后,进步党人首先分组成两个团体,一个是以汤化龙、刘崇佑为首领的宪法讨论会,一个是以梁启超、林长民为首领的宪法研究会。这两个会不久又告合并,并为“研究系”。他们在国会中是和北洋派携手的。
  至于国民党方面,左派的中华革命党原是革命的秘密团体,主张采取激烈的革命手段,所以在国会中没有吸收分子。至于欧事研究会也慢慢地消灭了,乃由张继以“张寓”名称暗中纠合同志,后来挂出一块招牌名为“宪法商榷会”。不久宪法商榷会又分为三个派系。
  一、客庐系以张继、王正廷、吴景濂、谷钟秀、张耀曾等为主。
  二、韬园系,以旧进步党人新附于国民党之孙洪伊及丁世峄为主。
  三、丙辰俱乐部可以算做中华革命党的化身,以林森、居正、田桐为主。
  不久,客庐系中的谷钟秀、张耀曾脱离客庐而组成政学会,丙辰俱乐部与韬园两派又合组为民友社,商榷会又改为益友社,益友社又改为政余俱乐部,以王正廷、褚辅成为主。
  5年8月10日,黎元洪假北京迎宾馆举行茶话款待国会全体议员,黎态度谦诚,要求议员同心协力,相互提携,其致词略云:
  “组织内阁,两月以来,屡更任命,纵非组织尽善,未尝不别具苦衷,盖共和再造,既由各方面势力构成,故组织政府不能专就一方面人才为限。用之期于适当,取之不出一途。变乱纷纭之后,要以安人心定全局为先,不宜对一人一事而有偏议,切望诸君共体时艰,将来征求同意时,勿绳严格,俾收共济之效,相互提携,造成法治国家。至民生国计,经纬万端,议事有暇,更望时常接洽,俾得流通,免生隔阂。元洪不敏,惟与诸君子相见以诚,合力同心,共匡大局。”
  国会议员很满意于黎的这种态度,认为过去袁世凯时代用外交手段对付国会,又以强盗贼匪对待议员,因此导致总统府和国会之间关系万分恶劣,今天黎元洪既然相见以诚,议员当然以诚意报之。
  5年10月30日北京国会补选副总统,冯国璋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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