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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八、亦战亦和


  张怀芝和曹锟本来都是激烈的主战派,忽然产生了厌战气氛,曹锟一再请求回直隶养病,5月29日没有等待段祺瑞同意,就离开汉口,还把第一路司令部全部带走。30日张怀芝也率领亲信径返山东。这两位大将在离开汉口之前,曾与王占元、赵倜、陈光远、李纯交换意见,打算发出一个电报,假口“民生凋敝,不堪再战”,命令前方“停战待命”。
  段听说前线将帅公然主和,大为震动,赶紧活动疏通,花了很大气力才说服他们没有发出这个电报。虽然如此,段已深感他的阵营中,主战派全变了主和派了,这是新的主和派,其中三个是原来的主和派,三个是原来的主战派,现在他们结合起来了。最不幸的是这个新的主和派领袖竟是曹锟。
  直军前线全体将士也联名发表通电,力言湘省水患滔天,瘟疫流行,兵疲将惫,不堪再战。同时前线直军的五位旅长也联名发表请假的电报,这五位旅长是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所谓的请假就是怠工示威,五位旅长联名请假就是集体怠工。
  新主和派的出现,显示北洋派内部的矛盾已经错综复杂极了。过去段祺瑞的皖系主战,冯国璋的直系主和,曹锟以直系大将而参加主战派,促成了段在冯段之争中操到胜券的主要原因。现在,正当南北战争的有利形势落入北军手中时,忽然原来的主战派全部转到主和派,实在是一桩极大的转变。由于主和势力大增,厌战情绪就像一种流行病一样蔓延到整个主战阵营来,连极端主战的倪嗣冲也不愿让他的安武军独当其冲,因此也请求北京把他的军队调回休息。
  为什么主战的将军们在紧要关头上竟会主和呢?这也有实际因素,由于张敬尧部队的军风纪太坏,使北军在湖南完全不受欢迎。湖南人民憎恶北军,使北军在湖南的处境完全不利。另一方面南军在抵抗北军的战争主力完全未受损害,尤其是桂军元气完全未受伤害,如果北军进一步打到粤桂边境,则西南内部自会团结抵抗,则北军能否胜利实不可知。
  段祺瑞在这种情形下,认为再催促前线的北军进攻是不可能了,因此他决定对湖南改攻为抚,派赵春霆为湘南镇守使,兼湖南招抚清理局局长,派员分途招抚南军,凡愿受抚者,一律改编为“国军”,官兵仍供原职,凡不愿入伍者,准其给资遣散。这是一个很恶毒的分化南军,尤其是分化湘军的策略。
  段本人始终无意于终止武力统一政策。
  就在主和空气声势大振时,一位著名人物龙济光在广东兵败被逐出后,到了北京。龙济光不能在广东立足,想跑到北京来找机会,他有两个目的,一是自吹自擂,说他在广东还有很大的力量,如果得到有力的支持,打回广东是不成问题的;另一个是为了要钱,他说曾垫了笔军饷1000万元,要求北京政府发还给他。
  段对龙济光极尽拉拢,且想利用他来作为示范,仍然称他为两广巡阅使,给他以热烈的欢迎。龙济光向段要求准许在北方招募新兵30营,加以短期的训练,然后由海道运赴广东,作为反攻广东的基本力量。段答应龙济光在天津设立振武新军办事处,发给他一笔军费和一批军火。同时大肆鼓吹,说广东内部有隙可乘,龙巡阅使在广东仍有潜势力。
  龙济光在北京高唱征粤时,闽粤边境的形势颇于北军不利。原来李厚基在段祺瑞的督促下,曾联合浙军进攻潮梅,不料受到粤军陈炯明的阻截,陈军且乘势反攻,5月17日粤军占领武平和永定属之芦下坝,20日占领上杭属的峰市,30日占领永定,31日占领长汀。6月2日以前,粤军以破竹之势完全取得汀州各属。
  段祺瑞在北京又拟定了第五期作战计划,是在湖南采取守势,但在广东采取攻势。
  6月10日段祺瑞召见旧国会参议长王家襄,段曾询王究竟有多少国会议员到广东去?王说:最近又有不少议员到广东去,因此非常国会可能凑足法定人数改开正式会议。段说:我现在将派45000人打广东,两个星期开始攻击,请你告诉议员们,千万不要再去广东。凡是附和南方的,一概格杀不论。
  段组阁后,一直没有到总统府去看过冯国璋,有人告诉段,冯目前仍然还是总统,总理应该去见总统谈谈。5月31日段破例地到总统府见冯,报告中日交涉已告一段落,并且说今后仍当随时报告。
  6月7日,一直住在天津的徐世昌突然到北京来,他抵京后,倡议冯段合作,同时主张在北洋派内取消内争,直系皖系的界限应该同时消除。过去人们都说徐世昌是活曹操,冯段交恶时,大家认为徐世昌应该站出来调和,而徐却躲在天津不肯见人,梁士诒由北京到天津时,亦促徐命驾入京为鲁仲连,徐向梁士诒说:“过去黎时代,府院是明争,我尚能调解,如今是暗斗,我无能为力,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当徐到北京大倡调和冯段之争时,大家知道北京政局在酝酿新的变化,否则徐不会贸然到北京来的。
  徐世昌当然不会毫无目地就到北京来。
  这时,皖系又筹划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主题倒不仅讨论军事,还有选举总统的问题。曹锟主张这个会议仍在天津召开。至于总统问题,段祺瑞采取了摊牌的意见,建议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他自己则表示不做副总统,倘若冯国璋愿意退为副总统,他也可以同意,否则他愿意和冯国璋同时下野。段出此途,表面上说,是为了团结北洋派,因为徐世昌是北洋的元老,且和直系有很深渊源,徐出山,直系不会反对,段和冯同时下台,直系也可心平。
  督军团们在天津公推张怀芝为代表,于6月15日到北京,面谒冯国璋,请问冯能不能退而为副总统,冯表示“不为”,于是冯段两人都让出了副总统的位子,这一来,曹锟就有希望出任副总统职位了。
  6月19日天津会议正式举行,除督军团各督军和督军代表外,还加了龙济光。会议一致决定通过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并通过继续对南方进行军事行动。曹锟是因为副总统已是指日可得,所以由主和转而主战,至于张怀芝厌战是因为想回山东老巢,不料他回到山东后,代理山东督军张树元一定要真除,不肯交还督军位子,他只好揖让,这一来他便落空了,于是只好向南方找地盘,因此他便也由主和转为主战。
  张怀芝愿意赴南指挥军事,正好符合当时的需要,因为曹锟既然要当副总统,自然不愿赴南方,其他的主战的大将如张作霖、倪嗣冲等都不愿离开他的地盘,张怀芝在北洋派中资格颇老,而他已无庙可依,正好成为段对南第五期作战统帅的主要人选。虽然张不是能征惯战的良将,但总比派不知名或资格浅的人来得妥当,于是张怀芝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南征主将。
  张怀芝虽然余勇可贾,愿意担任征南统帅,可是他还是色厉内荏,他必须找一个打手。这时候,当之无愧的是吴佩孚。6月20日他又由天津到北京来报告天津会议的决定,于是他向段祺瑞悄悄地提出这个要求,段祺瑞正欣幸他愿意披战袍,亲上前线,自然立刻答应,就是这天,北京政府发表了下列几道命令:
  特派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
  特派张怀芝为援粤军总司令,吴佩孚为副司令。
  22日特派李厚基为闽浙援粤军总司令,童葆暄为副司令。
  24日令魏宗翰为陆军第九师师长。
  28日令张树元护理山东督军兼省长。
  曹锟由“两湖宣抚使”一跃而为“四省经略使”,在民国政府中这还是最大的地方官。印铸局特地替这个新官铸了两斤多重的银质狮纽大印,比特任官的印还要大。这一来便显示曹锟的地位是在各省督军之上,也就是副总统的候补人。表面上看起来段祺瑞很捧曹锟,其实是非常勉强的,段生平最重资格,以前看不起黎元洪,是因为他在满清只做到协统,曹锟以布贩出身,段怎会看得起他。曹锟在北洋派中本以“老实人”出名,可是这次反反复复,证明老实人也会玩花样,段在瞧不起曹的出身而外还加上对他的不信任。
  段的私心想选一个文人出任总统,所以找到了徐世昌,既然不欢喜武人为总统,则又怎会欢迎武人为副总统?因此答应曹锟为副总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
  曹锟既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后,竟留在天津私邸花园内饮酒看花,绝无南下之意。段想加重他对川、粤两省军事责任,而他却好整以暇,避重就轻。北京一再电促南下,他回电请先发欠饷,请划定经略使权限,绝口不提南下就职,请他到北京,他也不答允。
  这位民国最大的地方官,四省经略使曹锟静静地在天津做寓公,既不南下,也不在北京,他向北京要求由他派人管理德州、汉阳、上海三个兵工厂。北京答复他说:“军火将充分供给,不必管理兵工厂”。张怀芝本想和他一同南下,见他毫无启程的意思,实在心焦,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弟,我去山东一趟,你哪天南下?约个日期咱们一道儿走。”
  6月下旬北京府学胡同段宅破获了一件行刺案,皖系的人以为冯国璋所主使,后来查明是辫子兵的余孽想替张勋报仇,在北京组织一个秘密机关,主持人名叫陈炎,他收买了两个日本人,想在段宅投炸弹,结果被守卫的警察发现,予以逮捕。并将日本人送交日本公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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