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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总而言之,人是软弱的。
  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心里充满胆小、不安、猜疑、恐惧的人更容易受到诱惑。
  在什么地方都有死的可能,子弹扫帚在贪婪地吸着血。
  人在极度软弱、不安、猜疑的时候,如果神宣布“在五点三十二分三十秒放屁一定会死”,这个士兵一定不会在五点三十二分三十秒放屁的。对于这种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他可能会信以为真,或者即使不相信,他也肯定会认为不能干坏事。
  但是这种实际上很无聊的迷信,也只限于战争爆发之前。
  一旦战争开始后,置身于枪林弹雨中,恐惧、不安、猜疑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只相信生死命中注定,这“生死”二字犹如灯光,不知在脑海里闪现过多少次了。在战场上谁都必须认命,这是最后的哲理。
  在最后关头,不管是躲开子弹,还是迎着子弹,都没有安全的地方,哪儿都有危险,哪儿都可能死,那时必须认定生死由命。
  即使把小事放在心上,相信迷信,怀疑占卜结果而恐惧的时候,只要去一个地方躲开死亡,时间仍然绰绰有余。
  认为生死命中注定,确信自己绝对不会死,这在战场上是非常重要的事。确信子弹打不中自己,是因为心中在想:经历了这么多次战斗,一点都没受伤。这样的确信,或许是因为自己像内山准尉一样信仰日莲宗,相信神会为自己特别祈祷;或许是因为今天占卜的结果是好的;或许因为今天自己带了护身符。我虽然没有这些根据,但我却确信子弹不会打中我。
  我不由得心潮起伏,想起了大阪的姐姐曾为我参拜日夜神,向神祈祷。她给我来信说:不管多么可怕的子弹向你袭来,你也决不会死。我一直相信这句话。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活着,不想死,虽说如此,我们打仗的时候并没有胆怯、退缩。这是因为我们既想活,又相信生死命中注定。命运到底是什么?对此我不能做出诠释,但我们却感到了它的神奇莫测的力量。现在有一个负伤的士兵正面对着死亡,极度地恐惧,留恋着生的美好。他裹在外套里,扭动着,挣扎着。他这种心情谁都会有。
  空中弥漫着烧死人的臭味,屋外传来火焰燃烧的声音。
  “喂!不要难过,卫生队马上就来了,你很快就会痊愈回中队的。再见。”
  我一路上沉思着,离开那蓝色的房子越来越远了。突然传来汽车“咔嗒咔嗒”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辎重兵装着粮食和弹药的车子,是第一大队的小件行李队。因为路不好,他们登陆后没赶上大部队,慢腾腾的,到现在才到这里。
  他们当中有一个姓中口的,是我的老乡。
  “听说第一大队全军覆没,是吗?”他问。“没这么严重。”
  我忧郁地答道。“是吗?那就好了。南京陷落了,我们胜利了!”他兴奋地大声说道。我像被抽了一鞭的马一样跳了起来:“是啊!南京陷落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并且说:“是啊,金藏君,我们胜利啦!”我边跑边喊着。
  大家都在等我回来。他们刺刀上枪,在严密警戒以防敌人袭击,他们说想尽快安置伤员,因为伤口没有治疗非常疼痛。下午,好容易来了两名担架兵。
  我们把伤员移交给卫生队时,夜幕快要降临了,我们决定今晚在此住宿,但是没有粮食,必须自己解决。
  傍晚,炮兵队、辎重队也来到了这里,我穿着小船似的硬得作痛的鞋,在柏油路上咔嚓咔嚓地走着。路旁立着一块牌子,写着“四方城路”四个字,郁郁葱葱的树木整齐地排列着,树的下面放着白色的长凳,是姑娘们散步、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地方,但是把视线移至左边的斜坡,那里有一条难看的战壕,在挖出来的黄土上面,散乱地放着娘子军的化妆用品,支那兵抗日英雄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
  我走近炮兵队。炮兵们把马拴在路边树上,整理车辆,正准备做晚饭。我向其中的一个士兵恳求要一点米,他说他想给我,但是因为他们也很少,而且也不允许给其他队的士兵。
  我像化缘的和尚一样,到处乞讨。突然发现了佐世保的辎重队,他们驻扎在一所遗族学校里。我跟哨兵讲了从昨晚夜袭到现在带着伤员的所有情况,问他能否给一点米让伤员吃。哨兵似乎非常同情我,他让我稍等一下,跑到里面去了,过了一会儿出来了,把我带到了少尉那里。少尉很同情我,给了我四升米。哨兵又详细地跟少尉讲了我们的情况,于是少尉把豆酱作为副食品给了我。我没想到还能弄到豆酱,连声道谢,敬礼后刚准备走,少尉说:“稍等一下,还有好东西给你吃,不要跟别人讲。”少尉边说边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拿了个纸包。“这是干萝卜丝,很好吃。可别跟别人讲啊,我部队也很少有,这是特等餐,特地给你的。”少尉低声说着,像把宝石递给我一样。
  我千恩万谢后离开了那里,途中有一个像是自来水水源的四方形水池,很多士兵在那儿淘米,我也把水壶装满后回到了四方城。
  我们睡在地下室的一个角落里,哨兵站在地下室的楼梯口放哨,不管来多少敌人也能对付。我们把木板拼起来当床,铺上外套,就成了一间卧室。
  十四日,上午十点半,我们在阳光的照耀下,精神抖擞地走在四方城路上。佐世保的辎重队还在遗族学校里。我非常感激给我干萝卜丝的那个少尉。这所遗族学校,据说是孙文革命军遗族子弟的学校。校内堆放着十几架日军飞机的残海这条路和正道相交叉向右拐,在斜坡草地上,有几个石头镶成的字,写着“新生活运动”,路旁躺着已经发黑浮肿的尸体。高高的城墙终于展现在我们眼前,城墙外侧是护城河,里面的水很深。桥已被破坏,只能通过一个人。中央有三扇大门,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城门。为了占领这扇门,死伤了许多战友,而我们却顺利地到达了终点。这是多么的幸运啊!
  开在城墙中的三个城门,构成隧道形据点,没有装饰,异常坚固。两旁土包内侧的铁门关着,只有中间的一扇门半开着,铁门上有一些对历史表示感慨的白色文字:大野部队十三日凌晨三点十分占领。
  啊!大野部队是第一个占领的!是第一个占领南京的!
  记者“咔嚓咔嚓”地拍照。胡子拉碴的士兵们面带笑容,连车马声都仿佛表示了欢笑,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激动而兴奋。万里无云,太阳好像洒下了明媚的春光。
  “喂,记者,你们有没有向内地报道是大野部队第一个占领的?”
  “报道啦!今天一大早就发过电报了,现在内地一定是一片欢腾。”
  我们如释负重,一身轻松,心里满足,喜悦而踏实。走进被炮击坏的城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宽广的南京市街,宽广的道路两旁,排列着红、黄、蓝三色的美术广告牌,向前几步,右侧有一幢用青瓷大瓦和朱红圆柱建成的宫殿般的房子,左侧是一个旧货市场。我们在旧贷市场的广场上吃了午饭,寻找回中队的路。前天敌人还四处奔跑的大街,今天我们的士兵已经毫无危险,佩着刀在上面行走了。
  南京的街道几乎没有遭到破坏,几乎看不到炮击或轰炸的痕迹,家家户户的门都紧闭着,看不到一个市民。
  暖洋洋的太阳照在身上,我们吹着口哨走着。中央饭店门前有很多大野部队的士兵,听说这里是联队本部。我向联队副馆询问中队去了哪里,那个面目可憎的副官不作声,没有回答。这时来了一位第一大队的副官,他非常热情地告诉我,第三中队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现在正在城内守卫。我行了个军礼,走出了副官室。在我参军成为现役军人时,联队副官中西已经是少佐了,而现在还是少佐。他是一个好色又好酒的冷酷的军官。士兵在他眼里只是傻瓜,死一个士兵就像他军服上掉一颗纽扣那样毫不在意。饭店前通讯班的士兵正忙着架线。
  没过多久,中队回来了。“向右看齐!”我让队员整好队,向中队长举枪敬礼。
  “放下!”
  “我们把伤员送到了卫生队,一切顺利,现在到达。”
  中队长询问了伤员情况后,就去了本部,第三中队向城门行进。
  中队士兵有很多点心,据说他们昨晚在点心店住了一宿。
  我已经很久没有用点心塞饱肚子了。野口不知何时带了两个苦力回到了中队,他真有本领,竟然塞满了一口袋巧克力。
  “昨天(这里的“昨天”指12月17日。)举行了入城仪式,第一大队作为大野部队的代表参加了,你们不在,但是大家都参加了。”战友对我说。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一直战斗到最后,为了执行命令,才留下来负责收容伤员工作的。”
  我们在广场集合,正在安排哨兵和分配宿舍时,突然来了要我们去收容俘虏的命令。据说俘虏约有两万人,我们轻装急行军。
  暮色在我们脚下弥漫,不久夜幕降临了。虽然四周一片漆黑,星光闪烁,我们仍然马不停蹄地行走,走了三四里路时,看见了无数时隐时现的香烟火光,听到蛙声般的嘈杂声,大约七千名俘虏解除了武装,在田间坐着。他们的长官早已扔下他们逃跑了,只留不一个军医上尉。他们坐的那块田比路低,所以一目了然。
  系在枯枝上的两面白旗在夜风中飘扬。围旗而坐的七千名俘虏煞是壮观。
  把现成的白布系在树枝上,然后大摇大摆地走来投降,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真可笑可悲。
  他们居然做得出,拥有两个联队以上的兵力,却毫不抵抗地成了俘虏,而这么多的兵力里一定有相应数目的长官,谁知一个不剩全都逃跑了,真让人佩服!我们只有两个中队,他们七千人如果炸营暴乱,恐怕我们两个中队的兵力也早已被全歼。
  我们把他们排成四纵队,白旗在前面拿着,我们开始和他们并排行进。
  有穿着浅蓝色棉军衣,外面套着浅蓝色棉大衣,戴着浅蓝色帽子的;有背着棉被的;有从头裹着毛毯的;有拿着豆沙面包的;有脱下军服换成便装的;有戴帽子的,也有不戴帽子的;有十二三岁的小兵,也有四十岁左右的老兵;有戴着礼帽穿着军服的;有把烟分给大家一起抽的,也有谁都不给只顾自己抽的。他们像蚂蚁爬行似的慢腾腾地走着,像一伙游民似的满脸痴呆的表情。他们不守纪律,也没有秩序,像一群痴呆的绵羊边窃窃私语,边向前走去。
  在高地上,我再次抬起头来了望,几分钟之后,十几个敌人在右侧出现了,在我们一阵射击下,敌人逃跑了。然而,从右边松林里又有一个人影在向这里靠近,一等兵居仓也纳闷,人影是敌人还是战友呢?居仓一等兵是个开朗而滑稽的新兵,他向走近的人影问道:“喂!你们是谁?”听居仓的口气,我判断这个人影肯定是战友。
  “喂!谁?怎么不答话?”居仓又问对方。
  “日本!日本!”人影回答说。
  我一听,“哎呀”一声,非常怀疑回答“日本!日本”的人。
  居仓似乎信以为真他说:“日本!是友军就说友军!别怪里怪气说什么日本,蠢货!”
  居仓又说:“那么,你究竟是谁?”他们已经是面对面地站着了,说时迟,那时快,我还没有来得及喊:“不行!是敌人!”
  居仓就捅了一刺刀,“氨的一声,人影“呜——”倒下了。
  “唉!笨蛋!”听到居仓在喊,他把刺刀捅向已死的人影。
  我从高地跑了下来。
  他喘着粗气对我说:“东君!是敌人,是个支那兵!”接着又刺了一刀。敌人就倒在了我们的脚下。
  居仓对我说:“本来我就觉得奇怪,但是听到讲‘日本!
  日本,后,以为他是战友,便让他向这里靠近。仔细一看,这小子用的是捷克式枪,所以,肯定是敌人,我就把他刺死了。好险啊!差一点上他的当。”
  “亏你对捷克式的枪认得很准埃”
  “捷克式比三八式短。长度一样的话,就难分清了。说不定今天我就被他干掉啦!”居仓气呼呼地踢了尸体一脚。
  曹长怒吼道:“分队长把队员集合起来,右边的分队警戒右边,左边的分队警戒左边!”
  我喊道:“第一分队集合!”把队伍集合在中间的松树下。
  月亮高高地挂在空中,青色的月光洒在地上,我们喊:“分队长!西本!西本!”可是,不见分队长的人影。
  虽然曹长只是命令警戒左右两边,但是我认为下面第九联队正在战斗,中间很危险,所以决定把第一分队移到中间。
  高地上早看不见一个敌人了,下面第九联队正在激战。右下方不远处,敌人的捷克式枪正在吐着火舌。
  “难道西本被打死了吗,没人答话,又不在小队。也许已经死了。”
  “不知跑到哪里啦!这个胆小鬼!”我们正在议论的时候,他回来了。
  小队长训斥我们说:“你们在干什么?”
  “报告!因为后面打过来许多子弹,所以,我们正在把向这里突击的事与第九联队进行联络。”
  “谁的命令?突击最关键的时候不能随便行动!大家拼死突击的时候,你小子竟然为了联络而往后撤退!混蛋!”
  据说熊野一等兵一边冲锋一边还得承担救护伤员的任务。在这种时候,没有命令是绝对不准擅自行动的。
  第一、第二小队和中队长赶来了。他们为什么没有参加突击?又为什么没有联络就向后方撤退了呢?
  右侧下方有一条路,路边有间小屋子,敌人的机关枪就从这小屋子向第九联队猛烈射击。我们原打算从侧面向敌人猛烈开火的。但是因不清楚第九联队的进展情况,所以只能就地待命。我打算用手榴弹消灭这个机枪火力点,于是从列队在高地上的第二小队士兵那几拿了手榴弹,在松阴下向敌人匍匐过去。估计与敌人相距四十五米左右。我曾想:“算了吧!现在面前就是南京,没有必要的事还是不干为好,否则死了也白搭。”但是又一想:“有什么好怕的!”同时,我也一边反躬自问:“我的勇敢行为中难道没掺杂着出风头的意思?一边爬着,我向敌人扔出一颗手榴弹,遗憾的是它在十米左右的地硬功夫方开花了,没有奏效。当我正要沿着松阴爬回分队的时候,发现有个可疑的敌影在走动。我卧倒在地,借着月光瞄准射击,可是敌人毫无反抗地消失在黑暗中了。我心想,这里还有敌人。
  我们警戒时,从下面上来了三个人,又是谁呢?来做什么?
  “友军!”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光回答说“友军”不行。必须报联队番号和姓名。自我们突击以来,内部规定了“山、川……”等联络口令。
  来的三人是第九联队的士兵,他们送来了伤员。伤员肚子中了子弹。我一听肚子中了弹,心想这小子已经没救了。
  几乎没有人肚子中弹后被救活过,胸部中弹,只要不是心脏的话,哪怕打穿了,一般也都能救活。
  伤员疼痛难忍,他的喉咙发出笛子似的嘶叫,暴风般的叫喊,在哭嚎、诅咒般地呻吟。
  他在声嘶力竭地叫喊着,痛苦地挣扎着:“给我一枪!啊!
  难受!给我一枪!”声声刺透了我们的心。
  他在悲痛地叫喊:“小子们!小子订!平常都说咱们是战友,为什么现在不听我的,喂!喂!求求你们!给我一枪!
  给我一枪!”战友们都同情他,守护在一旁,爱莫能助。他们的战友在痛苦地挣扎,请求杀死他。一声声“为什么不给我一枪,为什么不杀死我,你们整我吗:你们还算战友吗”的呼喊,揪心的痛苦哭喊,犹如地狱中的咆哮,寒夜中,像冰一样刺在我们的心上。我们虽然在生死关头是非常单纯的,但他那痛苦的悲鸣打动着我们每个人的心。他发疯般痛苦呻吟,叫喊:‘给我一枪”,一直到他最后一口气。他这年轻的生命就要结束了。
  子弹穿过了他的腹部,年轻的热血折磨着他,流到冰冷的地面。
  突然间,“眶!哐”几声,传来了迫击炮弹的爆炸声,他的悲鸣消失了。
  “喂!又一个被打中啦。腿被炮弹炸飞了。”
  他妈的,又一个负伤了。中队长飞奔过去。我们已是火冒三丈。
  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事,我们都很钦佩并赞赏那个双腿被炮弹炸掉的中队士兵。
  他还显得很精神的样子。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一点都不痛,把血止住就没事了。不是还没死吗!以后我还要上战常据说在被送往有军医的后方的途中,他也没显露出一丝惧色。尽管军医尽力抢救,最终还是因出血过多死了。
  但是一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只剩最后一口气的临终时刻,他都还神情安详,面带笑容。军医都衷心感叹,说从没有见过如此坚强的士兵。
  迫击炮又开始攻击了。
  我们第三小队把防守的任务交给另一个小队后,回到突击前的地方去取背包。
  我们取了背包再回来时,在路旁垂死挣扎的最后一个团也逃走了。从十日开始持续了三天的这场激烈到极点的地狱大演奏,也突然停止了,这是一场不分昼夜,混杂着炮声、枪声、爆炸声、叫喊声的大演奏,如此激烈的声音,不用说在过去,可能将来我再也听不到了吧。
  不知怎么了,突然远近都听不到一声枪响了,就好像突然停电似的,敌人全都逃跑了吧?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宁静。
  这是一个月光如水的静谧夜晚。我们进了城(指四方城)。皎洁的月光从被炮击坏的窗户的缺口射了进来,照在楼梯上,楼梯一片狼藉。钢筋混凝上的柱子倒了,屋顶也被掀掉了,到处都是碎片,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清寒的月光照在这片废墟上,落下斑驳的黑影。我沐浴在这寂静废墟中的月光下,俯视着这片大地,凛冽的寒风从军服的破洞钻了进来,此时,狂怒后的大地已筋疲力尽,安静地躺着。如同猛兽一般疯狂的敌我双方,这时都沉寂下来了。
  在这屠宰人类的工厂突然停止运转的寂静中,有的战友已经长眠,再也不知道明天;有的战友因重伤,还在痛苦地呻吟。
  死对我们来说随时都可能发生,但我还在呼吸,我还。
  活着。
  快到南京了,我还能活着回去吧!
  地下室里燃着红红的箐火。我本想躲在二楼角上一个围栏里睡觉,但难耐逼人的寒气,只好下楼进了地下室。
  地下室里,我们围着箐火,一起做饭,畅谈战争情况和有关南京的事。地下室深处有一根自来水管,当然从自来水管流出来的水不可能来自水源地,是积存在管子里的水。我把水装进水壶,烧水,做饭。烧水的柴火是桌子、椅子之类的家具。
  中队长向我问了有关突击的情况。据士兵们说,第一、第二小分队已整装待发,准备夜袭,但中队长不知是害怕,还是怀疑不能成功,竟然下了撤退的命令。指挥班的士兵也不知中队长在哪儿,怎么找也找不到,当然中队长并没躲起来,但士兵们很是怀疑。我在冰冷坚硬的混凝土地上躺着。
  十二月十三日。
  上午七点,我们列队出发。此时中队长宣布:“南京已于昨晚陷落,即刻入城!”
  啊!终于占领了南京,我们都低声交谈,相互庆贺。我们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这多么令人欢欣鼓舞,振奋人心啊!
  我们恍然大悟,原来昨天夜里十点左右敌人的枪声突然停止,正意味着敌人逃跑了。如果那时中队长有勇气乘胜追击的话,我们将会立头功,获得更大的荣誉啊!真遗憾!之所以能彻底攻占南京,是因为我们的夜袭瓦解了敌人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都很后悔,如果中队长下达前进的命令,我们的手将最早把日本国旗高挂在城楼上,我们勇敢的夜袭也将更加辉煌。但是我们有了遗憾。尽管如此,我们也很自豪,无论谁先到达城里,都是为夜袭立功,所以我们都觉得自己无愧于那些溢美之词。
  第一分队奉命保护和收容伤员。我临时代理分队长,带领七名队员留在城里,为了防备残敌袭击,我们将三名伤员转入地下室,命令队员们轮流上屋顶监视,我四处巡查。手脚受伤的伤员从昨夜起流血不止,护理工作非常棘手,军医和卫生员都不在,我们除了说些安慰的话以外别无他法。在这空旷的大楼地下室里,我们围着箐火,一边为南京的陷落而高兴,一边却为战友们痛苦的呻吟而心痛。室内什么家具也没有,全然像个怪物,冷飕飕,空荡荡,柱子东倒西歪,屋顶毁坏,这破败的景象在诉说着炮击的残酷。地下室深处放着一台切纸机。
  我走出屋外去看战迹。和暖的阳光普照大地,金光灿烂,这是一个小阳春的天气,很难想象昨晚激烈的屠杀场面。但是当我散步来到斜坡上时,看到从那沙包叠成的“丫’形掩体枪座边散落着无数的弹药,敌人逃跑时未能带走的弹药箱,被染黑的泥土以及昨晚刚死的敌人的尸体,我仿佛看到了灭绝人衰的大屠杀,听到野兽的咆哮。我从那儿爬上去,在那儿杀死了敌人,在那儿呐喊过。我觉得在哪儿都杀死过敌人,不禁感慨万千。昨晚我去投了手榴弹,在有火药扫帚、子弹扫帚及机枪的地方投了手榴弹,那是在距这里一百米远或者更远的地方。战壕里支那兵的尸体像脱下随便乱扔的军服一样,横七竖八地躺着。看来敌人是狼狈而逃,数千发没开封的弹药丢弃下来,建筑用的十字铁镐也乱扔在地上。正对着中山门的铁丝网在朝阳下闪闪发光,给人很坚固的假象。
  突然,我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敌人。正准备把他刺死,他无力地睁开双眼,举起黑黑的手,用他那嘶哑的声音嘟囔着什么,一边从怀中拿出小笔记本,写了什么递给我。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写了什么?是遗书吧。我拿过来一看,只是五个莫名其妙的汉字。
  他可能以为自己都写好了,但不知是因为他的意识不清,还是昨晚出血过多,不能握紧钢笔,他的字很轻并且断断续续,歪歪扭扭,很难辨认。他写完后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他竭尽全力写了这五个字,似乎用尽了他最后所有的力气。他的脸已完全是一张死人的脸,呈死灰色,这种颜色我在临死的战友脸上经常看到。深灰色之死浸透着他的皮肤。他似乎一点都不痛苦,只是在安静地等死。他像在做梦似的脸上露出微笑,也许眼前浮现着和自己的爱妻一起满身泥土在田间耕地的情景;或者梦见自己抱着可爱的孩子;或者眼前展现出这样一幅温馨的图画:小鸡在宽敞的院子里欢快地玩耍,鸭子在院旁的小溪里尽情地戏水。他那沾满泥土、血和污垢的脸上又浮现出一丝笑容。
  我不禁对他产生了怜悯之心,他也是为国捐躯的英雄,他也没有罪,他只是执行祖国的命令。我真不忍心下手刺死他。
  这时,一等兵大森问道:“东,杀吗?”“嗯……”我敷衍道。“反正都要死的,杀吧!”大森端起了手枪。“那么就不刺,开枪吧……”大森的枪声宣告了他的死。
  我从他的怀中找出一本红色封面的小册子,封面写着:“蒋委员长训示,秘密。”为了让他的灵魂安息,我把他写的纸片、钢笔以及这本小册子又放回他怀里。
  在后方的战壕里散乱着装有白粉的瓶子、女人的红手帕和鞋子,娘子军一个也没死,全都逃走了。
  上午十点左右,重炮观测班来了。他们爬上屋顶,安装了电话。炮兵少佐爬上屋顶,用望远镜观察情况,向通讯兵下达命令。因为包扎所收容伤员的担架兵还没来,我们只得请炮兵大队长把野战重炮队的军医叫来看病,他很痛快地答应,并打了电话。残敌随时都可能来袭击,而我们还带着三名伤员,心里很不安,炮兵的到来仿佛让我们吃了颗定心九,但是军医还没来时,却来了转移的命令,炮兵们又不知跑到哪儿去了,突然降临的福星什么都没留下。
  我们必须加强戒备。伤员的痛苦和出血在增多,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必须与外界取得联络。后方张学良的家里还留着我们中队的伤亡人员,我顺着冲锋过来的路走回去。
  那儿有四具尸体正在火化,火焰熊熊地燃烧着。另外一间屋里有两名伤员,担架兵把伤员抬走了。
  其中一个伤员叹息着伤感地问:“那个死掉的家伙已经火化了吧?”
  “已经烧得差不多了,再过两小时就全变成灰了。”
  “是吗?”他的声音冷峻而悲哀,“我得救了,不会被烧了。”
  他声音颤抖他说,拼命否定死的可能性,但嘴好像被什么粘住似的,战战兢兢的,声音发抖。然后他用外套把头蒙起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抽泣起来。
  “是啊,你的伤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要担心,到包扎所呆上十天就会痊愈而归的,放心!他脑袋似乎受了伤,什么也没回答,只是起身半躺着。室外的木头在劈里啪啦地燃烧着,他在外套里嘟囔着:“我昨天排在第四号,一、二、三、四,是第四号,我的心里很难受,从那时起我就一直很胆小,虽然处处都很小心,但还是受伤了。”(在日语中,“四”与“死”同音,所以日本人常有“四”即“死”的迷信。)。
  我说:“这是迷信啊!列队在第四号并不意味着要死或是负伤。”但这时我突然想起,我也曾因为列队是第四号而心情不好过,想起我们出征时,在兵营走廊遇到的领取金属编号牌吵架的事。有一个士兵的认尸牌编号是十四,另外一个士兵看了他的编号说:“你一定是第一个死。”十四号的士兵听了以后非常生气,和那个士兵大吵了一架。接着又发生了另外一场争吵,这次是领了四十四号的士兵。“死就是死。”这个士兵被别人取笑道。
  这种认尸牌是金属制的,椭圆形,用细绳斜挂在背上,如果谁战死沙场,尸体变得支离破碎,已经无法辨认的时候,这块认尸牌就派上用场了。
  相信这毫无根据的迷信其实质是拒绝科学,应该受到嘲笑,但日本人却不能不信。把“四”和“死”联系在一起,就觉得厌恶和不安。心里偷偷地占卜吉凶,如果占卜的结果是吉利的,他不会把这好的结果跟别人说,只是深深地藏在心底,惟恐说了以后吉利会从体内逃走。如果占卜的结果是坏的,他会把这结果说出来,试图减少它的功效,认为只要说出来,它就不会留在体内,而会从嘴里逃出去,所以总是喋喋不休他说。但这时他不说:“我占卜了一下,结果不好。”而是说:“今天总觉得不大对劲,是不是我要死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如果把“占卜了一下”说出来,就等于在告诉人们:“我已经做好死的准备了。”
  人对生存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啊!即使嘴上能平静地说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但多数人却是言不由衷的。
  我们总是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越发强烈地感觉到生的宝贵和美丽,越发对它强烈地向往,也越发羡慕能在山野里四处奔跑的健康。
  总而言之,人是软弱的。
  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心里充满胆小、不安、猜疑、恐惧的人更容易受到诱惑。
  在什么地方都有死的可能,子弹扫帚在贪婪地吸着血。
  人在极度软弱、不安、猜疑的时候,如果神宣布“在五点三十二分三十秒放屁一定会死”,这个士兵一定不会在五点三十二分三十秒放屁的。对于这种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他可能会信以为真,或者即使不相信,他也肯定会认为不能干坏事。
  但是这种实际上很无聊的迷信,也只限于战争爆发之前。
  一旦战争开始后,置身于枪林弹雨中,恐惧、不安、猜疑全都抛到九霄云外,只相信生死命中注定,这“生死”二字犹如灯光,不知在脑海里闪现过多少次了。在战场上谁都必须认命,这是最后的哲理。
  在最后关头,不管是躲开子弹,还是迎着子弹,都没有安全的地方,哪儿都有危险,哪儿都可能死,那时必须认定生死由命。
  即使把小事放在心上,相信迷信,怀疑占卜结果而恐惧的时候,只要去一个地方躲开死亡,时间仍然绰绰有余。
  认为生死命中注定,确信自己绝对不会死,这在战场上是非常重要的事。确信子弹打不中自己,是因为心中在想:经历了这么多次战斗,一点都没受伤。这样的确信,或许是因为自己像内山准尉一样信仰日莲宗,相信神会为自己特别祈祷;或许是因为今天占卜的结果是好的;或许因为今天自己带了护身符。我虽然没有这些根据,但我却确信子弹不会打中我。
  我不由得心潮起伏,想起了大阪的姐姐曾为我参拜日夜神,向神祈祷。她给我来信说:不管多么可怕的子弹向你袭来,你也决不会死。我一直相信这句话。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活着,不想死,虽说如此,我们打仗的时候并没有胆怯、退缩。这是因为我们既想活,又相信生死命中注定。命运到底是什么?对此我不能做出诠释,但我们却感到了它的神奇莫测的力量。现在有一个负伤的士兵正面对着死亡,极度地恐惧,留恋着生的美好。他裹在外套里,扭动着,挣扎着。他这种心情谁都会有。
  空中弥漫着烧死人的臭味,屋外传来火焰燃烧的声音。
  “喂!不要难过,卫生队马上就来了,你很快就会痊愈回中队的。再见。”
  我一路上沉思着,离开那蓝色的房子越来越远了。突然传来汽车“咔嗒咔嗒”的声音,抬头一看,原来是辎重兵装着粮食和弹药的车子,是第一大队的小件行李队。因为路不好,他们登陆后没赶上大部队,慢腾腾的,到现在才到这里。
  他们当中有一个姓中口的,是我的老乡。
  “听说第一大队全军覆没,是吗?”他问。“没这么严重。”
  我忧郁地答道。“是吗?那就好了。南京陷落了,我们胜利了!”他兴奋地大声说道。我像被抽了一鞭的马一样跳了起来:“是啊!南京陷落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并且说:“是啊,金藏君,我们胜利啦!”我边跑边喊着。
  大家都在等我回来。他们刺刀上枪,在严密警戒以防敌人袭击,他们说想尽快安置伤员,因为伤口没有治疗非常疼痛。下午,好容易来了两名担架兵。
  我们把伤员移交给卫生队时,夜幕快要降临了,我们决定今晚在此住宿,但是没有粮食,必须自己解决。
  傍晚,炮兵队、辎重队也来到了这里,我穿着小船似的硬得作痛的鞋,在柏油路上咔嚓咔嚓地走着。路旁立着一块牌子,写着“四方城路”四个字,郁郁葱葱的树木整齐地排列着,树的下面放着白色的长凳,是姑娘们散步、情侣们谈情说爱的地方,但是把视线移至左边的斜坡,那里有一条难看的战壕,在挖出来的黄土上面,散乱地放着娘子军的化妆用品,支那兵抗日英雄的尸体横七竖八地躺着。
  我走近炮兵队。炮兵们把马拴在路边树上,整理车辆,正准备做晚饭。我向其中的一个士兵恳求要一点米,他说他想给我,但是因为他们也很少,而且也不允许给其他队的士兵。
  我像化缘的和尚一样,到处乞讨。突然发现了佐世保的辎重队,他们驻扎在一所遗族学校里。我跟哨兵讲了从昨晚夜袭到现在带着伤员的所有情况,问他能否给一点米让伤员吃。哨兵似乎非常同情我,他让我稍等一下,跑到里面去了,过了一会儿出来了,把我带到了少尉那里。少尉很同情我,给了我四升米。哨兵又详细地跟少尉讲了我们的情况,于是少尉把豆酱作为副食品给了我。我没想到还能弄到豆酱,连声道谢,敬礼后刚准备走,少尉说:“稍等一下,还有好东西给你吃,不要跟别人讲。”少尉边说边从里面走出来,手里拿了个纸包。“这是干萝卜丝,很好吃。可别跟别人讲啊,我部队也很少有,这是特等餐,特地给你的。”少尉低声说着,像把宝石递给我一样。
  我千恩万谢后离开了那里,途中有一个像是自来水水源的四方形水池,很多士兵在那儿淘米,我也把水壶装满后回到了四方城。
  我们睡在地下室的一个角落里,哨兵站在地下室的楼梯口放哨,不管来多少敌人也能对付。我们把木板拼起来当床,铺上外套,就成了一间卧室。
  十四日,上午十点半,我们在阳光的照耀下,精神抖擞地走在四方城路上。佐世保的辎重队还在遗族学校里。我非常感激给我干萝卜丝的那个少尉。这所遗族学校,据说是孙文革命军遗族子弟的学校。校内堆放着十几架日军飞机的残海这条路和正道相交叉向右拐,在斜坡草地上,有几个石头镶成的字,写着“新生活运动”,路旁躺着已经发黑浮肿的尸体。高高的城墙终于展现在我们眼前,城墙外侧是护城河,里面的水很深。桥已被破坏,只能通过一个人。中央有三扇大门,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城门。为了占领这扇门,死伤了许多战友,而我们却顺利地到达了终点。这是多么的幸运啊!
  开在城墙中的三个城门,构成隧道形据点,没有装饰,异常坚固。两旁土包内侧的铁门关着,只有中间的一扇门半开着,铁门上有一些对历史表示感慨的白色文字:大野部队十三日凌晨三点十分占领。
  啊!大野部队是第一个占领的!是第一个占领南京的!
  记者“咔嚓咔嚓”地拍照。胡子拉碴的士兵们面带笑容,连车马声都仿佛表示了欢笑,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激动而兴奋。万里无云,太阳好像洒下了明媚的春光。
  “喂,记者,你们有没有向内地报道是大野部队第一个占领的?”
  “报道啦!今天一大早就发过电报了,现在内地一定是一片欢腾。”
  我们如释负重,一身轻松,心里满足,喜悦而踏实。走进被炮击坏的城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宽广的南京市街,宽广的道路两旁,排列着红、黄、蓝三色的美术广告牌,向前几步,右侧有一幢用青瓷大瓦和朱红圆柱建成的宫殿般的房子,左侧是一个旧货市场。我们在旧贷市场的广场上吃了午饭,寻找回中队的路。前天敌人还四处奔跑的大街,今天我们的士兵已经毫无危险,佩着刀在上面行走了。
  南京的街道几乎没有遭到破坏,几乎看不到炮击或轰炸的痕迹,家家户户的门都紧闭着,看不到一个市民。
  暖洋洋的太阳照在身上,我们吹着口哨走着。中央饭店门前有很多大野部队的士兵,听说这里是联队本部。我向联队副馆询问中队去了哪里,那个面目可憎的副官不作声,没有回答。这时来了一位第一大队的副官,他非常热情地告诉我,第三中队过不了多久就会回来,现在正在城内守卫。我行了个军礼,走出了副官室。在我参军成为现役军人时,联队副官中西已经是少佐了,而现在还是少佐。他是一个好色又好酒的冷酷的军官。士兵在他眼里只是傻瓜,死一个士兵就像他军服上掉一颗纽扣那样毫不在意。饭店前通讯班的士兵正忙着架线。
  没过多久,中队回来了。“向右看齐!”我让队员整好队,向中队长举枪敬礼。
  “放下!”
  “我们把伤员送到了卫生队,一切顺利,现在到达。”
  中队长询问了伤员情况后,就去了本部,第三中队向城门行进。
  中队士兵有很多点心,据说他们昨晚在点心店住了一宿。
  我已经很久没有用点心塞饱肚子了。野口不知何时带了两个苦力回到了中队,他真有本领,竟然塞满了一口袋巧克力。
  “昨天(这里的“昨天”指12月17日。)举行了入城仪式,第一大队作为大野部队的代表参加了,你们不在,但是大家都参加了。”战友对我说。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一直战斗到最后,为了执行命令,才留下来负责收容伤员工作的。”
  我们在广场集合,正在安排哨兵和分配宿舍时,突然来了要我们去收容俘虏的命令。据说俘虏约有两万人,我们轻装急行军。
  暮色在我们脚下弥漫,不久夜幕降临了。虽然四周一片漆黑,星光闪烁,我们仍然马不停蹄地行走,走了三四里路时,看见了无数时隐时现的香烟火光,听到蛙声般的嘈杂声,大约七千名俘虏解除了武装,在田间坐着。他们的长官早已扔下他们逃跑了,只留不一个军医上尉。他们坐的那块田比路低,所以一目了然。
  系在枯枝上的两面白旗在夜风中飘扬。围旗而坐的七千名俘虏煞是壮观。
  把现成的白布系在树枝上,然后大摇大摆地走来投降,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真可笑可悲。
  他们居然做得出,拥有两个联队以上的兵力,却毫不抵抗地成了俘虏,而这么多的兵力里一定有相应数目的长官,谁知一个不剩全都逃跑了,真让人佩服!我们只有两个中队,他们七千人如果炸营暴乱,恐怕我们两个中队的兵力也早已被全歼。
  我们把他们排成四纵队,白旗在前面拿着,我们开始和他们并排行进。
  有穿着浅蓝色棉军衣,外面套着浅蓝色棉大衣,戴着浅蓝色帽子的;有背着棉被的;有从头裹着毛毯的;有拿着豆沙面包的;有脱下军服换成便装的;有戴帽子的,也有不戴帽子的;有十二三岁的小兵,也有四十岁左右的老兵;有戴着礼帽穿着军服的;有把烟分给大家一起抽的,也有谁都不给只顾自己抽的。他们像蚂蚁爬行似的慢腾腾地走着,像一伙游民似的满脸痴呆的表情。他们不守纪律,也没有秩序,像一群痴呆的绵羊边窃窃私语,边向前走去。
  第二卷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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