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创作：19 世纪上半期，对民间生活、习俗的研究受到重视，对俄罗斯口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兴盛起来。许多作家、学者系统地搜集了民歌、故事、神话，记录了礼仪、历法，为后人保存下来各种民间作品。作家弗·伊·达里(1801～1872年)开始编《现代俄罗斯语言详解大词典》和《俄罗斯谚语集》。故事是这一时期民间创作最流行的形式。故事的内容，有生活故事、神话故事、讽刺故事。这些故事，以生动的语言，成功地塑造了各种鲜明、奇特的形象，有人物，有动物，也有幻想的有生命的东西。其中《老爷与农夫》、《农夫与牧师》最为人所喜闻乐见。故事的主人公是机智、勇敢、反对恶势力、争取正义的胜利者的化身。讲故事人有的是很有才能的艺人。农民、士兵是基本听众。

　　民歌也是广为流行的作品，很能传达当时国内的实况。关于1812 年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起义、克里木战争等重大事件，都有大量民歌。19 世纪上半期，广大农民在农奴制压迫下过着悲惨的生活，阶级斗争极为尖锐。因此，揭露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内容在民歌中占了突出的地位，如咒骂阿拉克切耶夫的暴力统治，指控军屯制的罪恶，揭露沙皇军队中对士兵的虐待。

　　关于俄罗斯标准语的争论：19 世纪初，俄国作家在继承18 世纪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努力探索新的道路，展开了关于俄罗斯标准语的争论。尼·米·卡拉姆津在19世纪就开始对俄语进行改革，根据生动活泼的口语，创造出许多新的词语、词组。卡拉姆津主张在书面上和社会上使用统一的标准语，“以便像说话一样写文章，像写文章一样说话”。但是，作家、海军上将施什科夫以18 世纪

　　文学的古典主义继承者自居，认为俄罗斯语言应当与教会一斯拉夫语相适应，反对卡拉姆津的改革。1811年，施什科夫派成立“俄罗斯语言爱好者座谈会”，坚持在文学中保存古旧的词语和风格，反映了农奴主维护旧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心态。

　　1815年，诗人弗·阿·茹科夫斯基(1783～1852年)成立了一个文学小组，取名为“阿尔扎马斯”。“阿尔扎马斯”是一个偏僻地方的名字。鹅是这个市镇的象征。阿尔扎马斯的大鹅在莫斯科市场上很出名。阿尔扎马斯不以雄鹰而以普普通通的鹅作为自己的象征，是对一向以徽号自傲的达官贵人的蔑视。参加“阿尔扎马斯”小组的有卡拉姆津派，也有其他进步的社会人士和作家，包括年轻的亚·谢·普希金。卡拉姆津派在小组中占上风。“阿尔扎马斯”小组的成员反对标准语人为地斯拉夫化，反对旧的句法和“高等风格”，提倡简化俄罗斯标准语，使标准语与民间语言接近起来，便于一般人的使用。这在当时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

　　从古典主义文学到现实主义文学：19 世纪初俄国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流派众多、风格各异，古典主义、伤感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同时并存。古典主义的影响已经大大削弱，退居次要地位。伤感主义存在的时间也不长。浪漫主义传播开来。浪漫主义作家运用丰富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现实生活。俄国浪漫主义在初期往往粉饰现实或留恋过去，是消极的浪漫主义。弗·阿·茹科夫斯基是俄罗斯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他的诗描绘了恐惧、幻影、死人、魔鬼，流露出宗教的、哀伤的情调和对爱情、友谊、信念的沉思，在思想内容上逃避现实，向往大自然、安逸的生活和幻想的境界。茹科夫斯基主张在诗歌创作中写民间故事和民间神话，为诗歌的繁荣开辟了新的途径。到十二月党人起义前夜，在社会革命运动的影响下，积极的浪漫主义日益抬头。进步的作家反对茹科夫斯基的宗教虔诚、保守风气，而具备叛逆性格和酷爱自由的精神。十二月党人康·费·雷列耶夫、维·卡·丘赫尔别克尔、亚·奥多耶夫斯基等都运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来抒发自己的革命理想。雷列耶夫在诗篇《沉思》中唤醒人民相信自己的力量、珍视自己的荣誉和为解放而斗争的意志，号召人民夺回被暴力夺去的东西。

　　当浪漫主义风行文坛的时候，现实主义文学也发展了起来。现实主义文学起初往往同古典主义文学并行不悖。这样的作品有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和亚·谢·格里鲍耶陀夫(1795～1829 年)的喜剧。从1806 年起直到1844 年，克雷洛夫把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投入了寓言的创作。他的寓言，题材广泛，寓意深刻，有的揭露沙皇、大臣、官吏的奸诈、残暴，诉说人民的悲惨遭遇；有的歌颂劳动人民的勤劳、正直、勇敢；有的讽刺贵族的愚昧无知、官场的腐败和社会的恶习。克雷洛夫的寓言，具有纯朴的人民性，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革命导师列宁在同敌人斗争时，曾不止一次地引用过克雷洛夫的寓言。格里鲍耶陀夫在1842 年写成的喜剧《智慧的痛苦》是他登上19 世纪俄罗斯文坛的代表作。这部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十二月党人起义前俄国社会的问题。剧中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青年恰茨基是近似十二月党人的形象。作者用恰茨基的话揭露俄国农奴制社会的黑暗，痛斥贵族地主的饶舌、胡言、凶狠、愚蠢和官僚心灵上的空虚。《智慧的痛苦》不但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思想内容，而且有很高的艺术技巧。剧中所有人物都有个性。诗句和口语的结合更具特色。不少台词成为家喻户晓的谚语。别林斯基把《智慧的痛苦》和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相比拟，认为这两部作品为后来的俄国文学奠定了基础，成为造就莱蒙托夫和果戈理的学校。

　　普希金：亚·谢·普希金(1799—1837 年)是俄国伟大的诗人、俄罗斯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俄罗斯标准语的创始者。出生于莫斯科贵族世家。12岁进入彼得堡皇村学校，1817年毕业。他结交广泛，思想活跃，追求自由。他早期就写了一些揭露专制制度、歌颂自由的诗篇，其中有《自由颂》、《致恰达耶夫》、《乡村》等。

　　普希金同十二月党人过往甚密，同情他们的遭遇。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写了《致西伯利亚囚徒》，激励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把争取自由的斗争坚持到底。十二月党人接到普希金热情洋溢的革命诗篇后十分振奋。他们回答道：“我们的悲惨工作决不会落空——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烈焰”。“我们将把铁炼成利剑。我们再把自由之火烧起，煽起怒焰轰向帝王那边——那末人民将愉快地呼吸！“后来列宁创办的《火星报》就是从十二月党人这篇答诗中取名的。普希金的创作，经历了复杂的发展道路。他的创作生涯是19 世纪上半期俄国文学中各种流派更迭的缩影。他起初以古典主义方法创作，但很快就抛弃古典主义，转向浪漫主义。他写的许多优美的抒情诗和叙事诗充分地表达了浪漫主义的热情和向往自由的理想。

　　普希金用8年时间(1823—1831 年)完成的著名诗体小说《叶甫根尼·奥涅金》把俄罗斯现实主义诗歌艺术推向高峰。它是俄国第一部现实主义的社会心理小说，深刻地刻画了19 世纪20 年代俄国贵族社会的生活情景。小说的主人公是这个时代贵族青年的典型代表。这种人在教养上高于周围的人，对所处的生活环境不满，但由于脱离人民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摆脱这个环境。普希金在描写奥涅金的生活时，涉及当时俄国现实的各个方面。别林斯基称《叶甫根尼·奥涅金》是俄国生活的百科全书。

　　普希金还写了大量散文。他的《别尔金小说集》，不但描写贵族和其他特权阶层的人物，而且反映平民的生活。短篇小说《驿站长》叙述驿站长和女儿相依为命过着苦难生活的情形。

　　普希金深入研究俄国的历史，写了叙事诗《青铜骑士》、历史剧《鲍里斯·戈都诺夫》、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对农民起义历史的兴趣，使他放弃了已经构思的写彼得大帝传的打算，而写了《普加乔夫传》。他的中篇小说《黑桃皇后》，塑造了一个贪图金钱而追求82 岁的伯爵夫人的典型人物，反映了正在成长的资本主义关系。

　　普希金关心人民的命运，同农民保持联系，精通民间语言。他在创作中大胆地采用口语，并加以革新创造，奠定了俄罗斯标准语的基础。l00 多年来，俄语的结构与普希金的语言很少有区别。

　　1837年，当普希金创作旺盛的时候，法国流亡贵族、俄国近卫军军官丹特士，以沙皇为靠山向普希金的妻子求爱，上流社会更散布流言蜚语侮辱诗人。普希金忍无可忍，与丹特士决斗，腹部重伤致死。

　　莱蒙托夫：普希金死后，米·尤·莱蒙托夫(1814—1841 年)发表了《诗人之死》的诗篇，表达了俄国人民的悲痛，痛斥了刽子手和上流社会的卑鄙勾当。莱蒙托夫生于莫斯科——退伍军人家庭。1828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寄宿中学。1830年，转入文学系。他继承了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的文学传统，和普希金不同，莱蒙托夫是在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的黑暗统治年代成长起来的。由于精神上的忧伤和痛苦，他早期写的抒情诗有表现不安、焦急、疑惑和消极情绪的，也有渴望自由、表现叛逆精神的。在他的作品中，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结合在一起，现实主义逐渐占上风，而以诗歌《祖国》和长篇小说《当代英雄》为代表。

　　小说《当代英雄》写于1838—1839年。作品塑造了许多当时社会的典型形象。小说的主人公、青年军官毕乔林是奥涅金式的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19世纪20 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的遭遇。他聪明、有教养；由于不愿与贵族社会上层同流合污，不能很好地把自己的精力和知识造福于社会而感到痛苦，但又找不到出路。莱蒙托夫通过这部小说谴责了摧残人们才能、束缚自由思想的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难怪尼古拉一世咒骂这部作品是“令人厌恶的”。

　　莱蒙托夫因为写了纪念普希金的诗歌被流放到高加索。1838年1月，由于诗人茹科夫斯基等人的活动获释。1840 年，因同法国公使的儿子决斗被捕，又被流放到高加索。同年，死于决斗。这是沙皇当局又一次对进步诗人的迫害。果戈理：尼·瓦·果戈理(1809～1852 年)，乌克兰人，出身于地主家庭。1828年，毕业于涅仁中学。同年，到彼得堡谋生。183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他是一位散文作家。在第一部作品《狄康卡近乡夜话》和第二部作品《夜话》里已经显现出非凡的写作才能。小说以朴素、优美、幽默的语言，塑造了许多普通人的形象；情节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展现了乌克兰大自然的美景。果戈理在早期写的历史小说《塔拉斯·布尔巴》中歌颂了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1836年4月，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在彼得堡首次上演。这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作家以辛辣的笔调无情地嘲笑了俄国的官僚制度。喜剧描写一个叫做赫列斯达科夫的骗子由彼得堡到某个小城，被误认是“钦差大臣”；市长为掩盖自己的贪污盗窃行径，拼命巴结赫列斯达科夫，闹出种种笑话，暴露出贪官污吏的丑恶、无知。看了喜剧的人立即就会明白其中的意思。尼占拉—世看完表演后说：“所有的人都受到了惩罚，但我受到的惩罚比所有的人都多！”

　　1835～1842 年，果戈理创作了长篇小说《死魂灵》。他通过投机家到各地庄园收购死去的农奴的魂灵的故事展示出19 世纪上半期俄国农奴制度的画面。书中的人物在读者面前简直像活人—佯。他塑造的普留什金，是吝啬人的典型。果戈理无情地撕下地主生活的那种古老传统的外衣，赤裸裸地暴露出地主的种种丑恶和农奴制度的气息奄奄。过去说《死魂灵》是“病态历史”，正因为它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果戈理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1846 年6 月，果戈理到国外侨居，直到1848 年才回国。晚年，池的政治观点发生激烈变化，由批判农奴制度转到维护、美化农奴制度。但他又不愿放弃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由于无法解决这种矛盾，他陷于严重的创作危机，两次将《死魂灵》第二部初稿付之—炬，终于在贫病交加中忧伤地死去。新成长的一代作家：19 世纪中叶，一批青年作家已经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尼·阿·涅克拉索夫(1821～1878 年)在19 世纪40 年代即以俄罗斯农民诗人闻名，发表了《在旅途中》、《祖国》、《现代颂歌》、《用猎犬的狩猎》、《夜里我乘车在黑暗的街上走》等诗篇。稍后，又写了《萨沙》、《维·格·别林斯基》、《诗人和公民》、《在大门旁沉思》、《叶略姆什卡之歌》等优秀作品。他的诗具有鲜明的民主性，充满对人民的爱和对农奴制度、官僚制度的恨。他的诗还以感情真挚细腻、通俗易懂为特色，故影响很大。

　　这期间，亚·伊·赫尔岑写了小说《谁之罪?》、《克鲁波夫医生》、《好偷东西的喜鹊》。他在这些作品里，通过一人一事的描写真实地再现了俄国农奴制统治下的社会图景，尖锐地提出了当时迫切的问题。

　　伊·谢·屠格涅夫(1818～1883 年)在19 世纪40 年代开始写抒情诗。此后写剧本和散文。1847～1851 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猎人笔记》，生动地塑造了一系列农民与地主的形象，深刻地描绘了备受压迫、凌辱的农民的心理，表现了对农民疾苦的深切同情，对农奴制度进行猛烈的抨击。

　　费·米·陀斯妥也夫斯基(1821～1881 年)在1846 年写了小说《穷人》。他以极大的同情叙述了彼得堡顶层阁楼和地下室的下层人的悲惨生活，揭发了尖锐的社会问题。1849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朗读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而被捕，判服苦役、充军，中断文学创作。

　　伊·亚·冈察洛夫(1812～1891 年)在小说《平凡的故事》(1847 年)和《奥勃洛莫夫》(1857～1859 年)中，细致地描写了旧的生活方式正在崩溃、游手好闲和空洞的幻想正在消逝和以精明进取精神为特征的新的风尚正在形成的情景，反映了农奴制度行将灭亡和资本主义正在兴起的趋势。

　　19 世纪40 年代，年轻的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1823—1886 年)崭露头角。1849 年，他的第一部大型喜剧《自己人——好算账》的发表，轰动了俄国剧坛。这部作品描写一个富商为了赖债把自己的财产转到管家名下，然后佯称破产。管家利用与富商的女儿结婚而占有富商的全部财产。富商无钱还债而被关进监狱。女儿和女婿又不愿出钱将富商救出。这种描述，揭发了混乱、愚昧、残酷的现实，触及俄国社会的痛处。

　　这期间，米·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1826—1889年)在早期作品《矛盾》、《糊涂事》中，反映了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向往，提出了当时迫切的社会问题，反映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探索和追求。1848 年，他被流放。19 世纪50 年代中期重返文坛，开始发表特写《外省散记》。

　　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评论家维·格·别林斯基(1811—1848 年)对俄罗斯文学的民族内容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确立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在一系列作品中提倡文学创作的思想性、人民性、现实主义，高度评价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的创作，不愧为俄罗斯文学批评的奠基者。别林斯基认为，文学不能离开民族的土壤，来源于生活，“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歌”，文学和艺术创作的本质在于“再现全部真实的现实”。同时，他批判“纯艺术”的观点，指出同生活不发生关系的艺术实际上不存在，“取消艺术为社会利益服务的权利，不是提高艺术，而是贬低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