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最初了解中国文化的渠道：中国人和俄罗斯人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交往，还是一个不容易确切回答的问题。大概在金帐汗国统治时期，俄罗斯已经知道中国了。在圣彼得堡艾尔米达什博物馆里有一件发现于兀维克(萨拉托夫对面)的中国花缎长衫以及大量经装饰加工的青铜镜，证明中国的手工业品已输入金帐汗国。金帐汗国衰落以后，由于交通不便、缺乏资料和外语人才，俄中之间几乎处于彼此分隔状态。直到17世纪，随着俄罗斯国家的巩固和加强，经济和交通的发展，特别是由于俄国领土扩张到整个西伯利亚，与中国直接接壤，俄中交往才开始密切起来。

　　早期俄国和中国的文化交流，都是在两国经济、政治接触中反映出来。俄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主要通过4 条渠道：

　　第一、通过俄国赴华使节。

　　明清之际，俄国边境官员为了进行贸易或其他活动，已经自行遣使到中国。1653 年(顺治十年)，沙皇政府首次派服役贵族费·巴伊科夫出使中国，目的在于探明中国的基本情况(包括人力、财力、兵力)，有什么贵重的首饰和宝石，通商能否持久，由边境到中国哪条路最近等。巴伊科夫于1654年从莫斯科出发，到1656年3 月才到达北京。但他拒绝按中国礼仪叩头，没有见到中国皇帝，本人又不识字，未能获得有关中国的资料。以后，俄国又多次遣使到中国，使臣都接受中国礼仪，并受到皇帝的接见，领略宫廷的盛况。1675 年(康熙十四年)，外事衙门翻译尼·加·斯帕法里率使团到北京，受到隆重接待。使团全体成员觐见皇帝时，奏起了柔和的音乐，皇帝频频向客人赐茶。斯帕法里成为著名的中国通，1678年回国后写了一部详细介绍中国和从托博尔斯克到中国边境沿途情况的书。1720 年(康熙五十九年)，近卫军大尉列夫·伊兹马伊洛夫一行出使中国。康熙招待他们喝乳酒。宴席伴随着宫廷音乐和身穿女装的男孩表演的舞蹈进行。使臣们还应邀参观了中国皇帝的内宫、御座、权杖、地球仪和其他珍品。1726 年(雍正四年)，萨·弗拉季斯拉维奇伯爵作为特命全权使臣被派往中国。使团受到8000 名步兵和骑兵夹道鸣枪、击鼓、奏乐欢迎和宫廷的盛宴款待。为使客人尽兴，礼节性活动持续10 天。

　　使臣们回国时，都带着中国宫廷赠给俄国皇室的礼物——大多为中国手工艺品和丝绸。1721 年，康熙赠彼得一世珍珠30 粒．镶珐琅的金碗数只，小盒、花盆，锦缎，绸缎，还有宫廷特制的富丽的平花壁毯一块。1726 年，俄国使团带回赠给女皇的礼品有绣金龙锦缎、绸缎、花缎90 幅，贵重器皿1套。

　　第二、通过俄国商队。

　　17世纪初，俄国商人不时经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到北京贸易。1674年，叶尼塞斯克商人加弗里尔·罗曼诺夫等43 人从色楞格斯克出发到北京，被允许自由交易7 周。“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俄国商人到中国贸易更加活跃。俄国皇室为售货换货和采购日用品也派遣商队到北京，其在京费用起初由中国支付，后来才改为自己支付。1732 年(雍正十年)，俄国商队到北京。皇帝常派大臣去看望他们，送去御膳菜肴和各种小吃。最后，商务代表和商队全体成员被召入宫，受到盛宴款待，还应邀观赏了戏剧和木偶戏等。俄国官方商队运去的货物主要是丝绸、锦缎、宝石、金银器皿、精致陶瓷器皿、烟盒等。私商运到俄国的商品则以丝绸、锦缎、瓷器为大宗。中国的瓷器深得俄国宫廷、贵族的喜爱。叶卡特琳娜一世在位时，宫殿用贵重的中国瓷狍装饰。有些瓷器按照俄国送的样品在中国制作。瓷器上画着欧洲人像以及希腊、罗马的神像等。

　　第三、通过耶稣会教士和东正教布道团。

　　在中俄两国开始直接交往的过程中，亟需沟通两国语言的人才。俄国宫廷没有懂得中国语言的人。中国方面也缺乏通晓俄语的人。当时只有西方在中国的传教士能把两国的语言沟通。1675年，沙皇政府派尼·加·斯帕法里出使中国时，就命他请在北京的耶稣会教士将中国早期给俄国的4 封中文公函译成拉丁文。当时在中国的传教士南怀仁既懂拉丁文和多种欧洲语言，又通晓满语和汉语，受清政府的委托，做了大量翻译工作，成为沟通中俄关系的桥梁。1685 年(康熙二十四年)，清军攻克雅克萨后，俘虏俄罗斯人(“罗刹”)近百人，把他们安置在北京东直门的俄罗斯佐领内。清政府允许他们保持东正教信仰，并拨给庙宇1 座，供礼拜之用。这就是尼古拉教堂。18 世纪初，俄国商人传闻康熙皇帝对基督教有好感。1715 年，俄国遂派出修士大司祭到北京，以“罗刹庙”为据点，成立了俄国驻北京布道团。“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为便于俄国来北京的使节和商人住宿，清政府在东江米巷(后称东交民巷)御河桥西街路北建俄罗斯馆(早期苏联大使馆曾设于此，今为最高人民法院所在地)。雍正时，在俄罗斯馆内建新教堂(奉献节教堂)。俄国驻北京布道团亦迁入俄罗斯馆。沙皇政府通过俄国布道团在俄罗斯馆教堂办1 个学习班，教俄国学生学习中国语文。学生人数3～6 名，来源于宗教学校、莫斯科神学院、彼得堡神学院或其他新办的高等学校。有的学生已有一定的社会经历和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进修汉语和满语，有的还专攻一门学问。学习时间较长，达12 年左右。教师由北京国子监指派。1725 年，已有学生两名(卢卡·沃耶伊科夫和伊凡·雅勃隆采夫)随使团到北京。1729 年，又有学生3名(巴·叙尔根、米·波诺马廖夫、伊·罗索欣)随布道团到北京。从此，每隔几年，总有学生离开，同时俄国派来新生替补。俄国学生要受驻北京修士大司祭管理、监督，努力学习汉满文；若不服从、蛮横无礼，根据沙皇政府的指令，要受到处罚。学生回国后，带回了中国文化典籍，在俄国文化、外交、商务机构中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促进了俄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如罗索欣和1731年到北京学习的伊凡·贝科夫先后都到科学院做汉语和满语的翻译，包括翻译图理琛的《异域录》。阿·弗拉迪金于1731年到北京学习汉语，1746年回国后被任命为商务总管。1755 年，俄国外交委员会令两名在中国学习汉语和满语的学生，一名(叶·萨赫诺夫斯基)留恰克图海关工作，一名(阿·列昂节夫)到外交委员会工作。费·巴克舍耶夫和阿·阿加福诺夫于1768年到北京学习，后来都在外交委员会供职。

　　第四、通过西欧。

　　18 世纪，中国的瓷器、漆器，丝绸、雕刻、茶叶等通过海路大量输入西欧。经过北方战争，俄国与西欧的联系已经畅通。中国的商品也从西欧进入俄国。中国宫殿、亭园建筑、室内陈设受到欧洲宫廷、贵族的喜爱，俄国宫廷显然受到影响，圣彼得堡郊外皇村(今普希金城)的夏宫、奥朗宁堡(今罗蒙诺索夫城)的中国宫，就是模仿中国宫殿、亭园的建筑。夏宫有中国式的客厅、剧院、桥梁、楼台亭阁等。一些中国文化典籍也从西欧传到俄国，转译成俄文。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根据元代杂剧《赵氏孤儿》写成自己的剧本《中国孤儿》这部剧本于1788年由涅恰耶夫泽成俄文。作家冯维津从德文翻译了儒家的《大学》。俄国汉学的兴起：俄罗斯馆建立以后，俄国在中国就有了专用的联络场所。俄罗斯馆既是一个外交机构、商务机构、宗教机构，又是一个文化机构。来中国学习的俄国学生已开始在俄罗斯馆研究和介绍中国，如从事中国经典著作和民族学著作的翻译研究、编纂辞书、社会调查、图书收藏等。这样，以在中国学习的俄国学生为基础，逐渐形成了俄国汉学的基本队伍。早期来华学生罗索欣和列昂节夫完成了《八旗通志》的翻译。罗索欣是识字课本《三字经》的第一个俄译者。列昂节夫把《大学》、《中庸》译成俄文，出版了《三字经、名贤集合刊本》。他们成为俄国汉学的先驱。

　　19世纪，在讲求资料、诠释的尼·雅·俾丘林、彼·伊·卡法罗夫和提倡分析方法的格·瓦·瓦西里耶夫的影响下，俄国汉学研究有了显著的进展。尼·雅·俾丘林(1777～1853年)，喀山省人，可能属楚瓦什族。1786年，进入喀山宗教学校。1799年，喀山神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1802 年，出家，任伊尔库茨克沃兹涅先斯克修道院修士大司祭，兼伊尔库茨克宗教学校校长。1803年，到托波尔斯克讲习班任教。1807 年，奉命任驻北京布道团团长。他在北京学习汉语，留居14 年。1823年回彼得堡时，带走满、汉文书籍12 箱，地图6 大卷。1830年，到后贝加尔运回收藏的藏、蒙文书籍及神像。俾丘林翻译、撰写了许多关于中国历史、哲学、文化的著作，主要有：《准噶尔志》、《卫特拉或卡尔梅克历史概述》、《蒙古札记》、《西藏志》、《古代中亚各族资料汇编》、《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等。1829 年，俾丘林出版了《汉俄对照三字经》。这个译本不但便于懂中文的读者对照，而且以诗歌体翻译，保持原来的风格和韵味，还增加大量注释，涉及中国的人物、典故和儒家学说，引起了彼得堡知识界的极大震动。4 家刊物发表了书评，指出从《三字经》看到了东方哲学的精深朴素，中国人的德行和智能。经过俾丘林系统的介绍，俄国知识界对中国便有更多的了解。在俄国书籍中出现了“中国题材”。普希金认为俾丘林和他的著作在俄国和东方的关系上射出一道明亮的光线。1830年1月，普希金与俾丘林密切交谈。在俾丘林的影响下，普希金提出了参加出使中国的使团的申请，然而被拒绝。俾丘林成为俄国科学院的通讯院士，为俄国汉学奠定了基础。彼·伊·卡法罗夫(修道士名：巴拉第，1817～1878 年)，曾在喀山宗教学校和彼得堡神学院学习。1839年，参加俄国布道团，被派往北京，前后在中国40 年(中间回去过)。他翻译了中国书籍多种。《元朝秘史译注》、《长春真人西游记译注》、《圣武亲征录译注》是他的代表作。他主编的《汉俄合璧韵编》是19世纪的1 部权威性汉俄辞典。

　　瓦·格·瓦西里耶夫(王西里，1818～1900 年)，尼日涅一诺夫哥罗德人。喀山大学历史语文系蒙古一鞑靼语专业毕业。1839年，写了论文《论佛教哲学的创立》。次年，获硕士学位。1840～1850 年，瓦西里耶夫随俄国布道团在北京学习汉语、藏语、梵语、蒙语和满语。回国后任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教授。他对中国的语言、文学、历史、地理以及佛教都有切实的研究。1864年，他答辩了博士论文《元明时代关于满族的记载》。这是对满族早期历史的研究成果。他对问题的研究，不限于资料的发掘、整理，而有自己的见解。1880年，瓦西里耶夫出版了《中国文学史纲要》。这是世界上第一本中国文学通史。他在这本书中批评儒家死抱住不放地保护对思想的控制，把人民的思想禁锢在闭塞范围内两千年。他还指出，优秀书籍从研究的对象变为迷信和崇祀的对象，就成为有害的东西。瓦西里耶夫在俄国开创了讲授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文化的学派。19 世纪来中国学习的扎哈罗夫(杂哈劳)所编《满俄大辞典》、《满语语法》曾获得俄国地理学会的君士坦丁奖。他还利用户部18 省户口资料写了一部《中国户口历史概览》。这是国际汉学界罕见的人口史。1858 年，斯卡奇科夫(孔气)发表的《中国人的水师事务》、《北京郊区的乡下游艺》、《北京河沿的城边茶馆》，都是很有价值的社会调查材料。

　　19世纪上半期，彼得堡大学和喀山大学已经设东方语文系，研究中国语言和文学。1899 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创办了东方研究所，着重研究中国语言。

　　19 世纪末一20 世纪初，俄国又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汉学家，其中有波兹涅耶夫、波波夫、伊凡诺夫斯基、伊凡诺夫(伊风阁)、阿列克谢耶夫(阿力克)等。波兹涅耶夫为符拉迪沃斯托克东方研究所首任所长，蒙古语和卡尔梅克语专家。伊凡诺夫(伊风阁)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语文系汉满语专业，以研究在中国喀喇和托古城发掘的西夏文书著称。阿列克谢耶夫(阿力克)也是彼得堡大学东方语文系毕业生，对中国古典文学、民族学颇有研究，译有司空图的名著《诗品》(1916 年)、唐宋各家散文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俄国著名诗人、作家普希金、冈察洛夫、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颇感兴趣。1828～1829 年，普希金在诗中吐露：“我准备好啦，……哪怕去到遥远的中国万里长城边。”1853年11 月，冈察洛夫曾作为俄国海军上将普嘉京的秘书，乘“巴拉达”三桅巡洋舰到达长江口，并在上海停留20 天左右。列夫·托尔斯泰从1881 年起开始研究中文，能读和翻译，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哲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曾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在老子“无为”思想的影响下，提出了“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学说。他还研究孔子，写了《论孔子的著作》和《论{大学>}等文。1910年，他还说，“假如我还年轻的话，那我一定要到中国去。”他以未能见到一个中国人为最大的遗憾。契诃夫曾于1890年到萨哈林岛(库页岛)，途经黑龙江，到过爱辉城，结识不少中国人。1912年，高尔基曾给孙中山写信，祝贺他所奋斗的思想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