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初了解俄国文化的渠道：在元朝统治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昌盛的国家。西方各国使者、商人、旅行家、传教士纷至沓来。在元大都里就有斡罗思人(俄罗斯人)。元世祖时，威尼斯人马可·波罗(1254～1333 年)曾在中国居住17年，曾游历中国许多大城市。流传下来的《马可·波罗游记》介绍了在中国的见闻，其中第四卷讲了蒙古各汗国之间的战争和俄罗斯的概况。可见马可·波罗是在中国了解俄罗斯的。
中国对俄国及其文化的较多了解也是从17 世纪开始的。
第一、通过中国赴俄使节。
1712 年(康熙五十一年)，清政府曾派出由5 人组成的使团进入俄国境内到伏尔加河下游访问土尔扈特首领。康熙令使团仔细研究俄国地理状况。这个使团于1715年6 月经西伯利亚回到北京。使团成员、史官图理琛写了一部书——《异域录》，详细地记载了这次出使的经过和沿途的见闻，搜集了俄国的一般知识和西伯利亚的第一手资料，所附地图比较准确。
康熙是重视利用西方精通科学技术和艺术的人才为中国效劳的皇帝。他曾试图从俄国招致人才。1720年，康熙在接见俄国使臣伊兹马伊洛夫时，曾问他是否懂得天文和某些艺术，他的随员中是否有人会演奏乐器，俄国有什么科学。1731年，雍正皇帝鉴于俄国派使团祝贺其继承皇位，决定派自己的使团到俄国。中国使团本为祝贺彼得二世登基，到达俄国时女皇安娜·伊凡诺芙娜已经在位了。1731 年1 月13 日，中国使团到达莫斯科城郊的官邸。宫廷设宴招待，从莫斯科送来丰盛的食物、饮料、糖果，并派了乐队。次日，使团乘9 辆轿式马车，在炮声、鼓声和乐队演奏声中隆重进入莫斯科。1 月26 日，使团仍乘9 辆轿式马车，前面由士兵们抬着装着礼品的18 个中国漆木箱，去觐见女皇。进入克里姆林宫时，士兵们击鼓奏乐致敬。觐见后，女皇为使团安排了“各种异常有趣之娱乐，演奏优雅之乐曲”。中国使臣对这次俄国之行印象极其深刻，盛赞俄国大臣衣着豪华、军事操练和火炮射击熟练、哨兵站岗姿势威严、石建筑结实美观。
1732年，清政府收到俄国最高枢密会议关于安娜·伊凡诺芙娜即位的通知后，又派了使团去俄国。4 月18 日，中国使团乘宫廷马车，在排成两行士兵的击鼓奏乐和海军大厦的炮声中进入彼得堡。4月28 日，是女皇加冕纪念日，使臣们觐见了坐在华盖下面的女皇和两位公主。在另一个大厅，中国使臣们受到盛情宴请，有许多男女显贵作陪，时有乐队演奏。在逗留期间，使臣们参观了陈列馆、图书馆，到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戈夫观看舰队和喷泉。
19世纪，一些中国外交人员留下了关于俄国历史和艺术的记载。同治年间，洪钧(1839～1893 年)出使俄国时，曾接触到俄国人译的波斯人拉施特哀丁的历史著作，充实了他对元史的研究。1879 年，中国公使郭松焘的翻译官张德彝曾在俄国宫廷中看到芭蕾舞演出。王之春(1842～?)在《使俄草》中说他于1895年在彼得堡皇家大剧院看过《天鹅湖》的演出。1896年，李鸿章出使俄国，参加了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和尼日涅一诺夫哥罗德全俄工业与艺术博览会。沙皇通过使臣赠给中国皇帝的礼物，主要为俄国和西欧的手工艺品和毛皮。1720年，俄国使臣伊兹马洛夫带给康熙的沙皇礼品有：镶雕花镀金镜框的大镜一面，台镜一面(镜框雕花镀金，台子也雕花镀金并带有两只烛台)，镶水晶镜框的长方形镜多面，英国自鸣挂钟1座，镶宝石怀表1对，罗盘1只，数学制图仪器4 套，御用绘有波尔塔瓦战役图的望远镜4 架，显微镜1 架，晴雨计2只，还有毛皮、黑貂皮、狐皮、北极狐皮、银鼠皮多件。俄国使臣私人进献给中国皇帝的礼品有：金质怀表1 只、镶珐琅的金质烟盒1个，英国金盒1个，法国银剑1 把，银质有柄大杯1 只，狗24 只(俄国狼狗12 只、法国猎犬12 只)及丹麦马1 匹。1726 年，俄国特命全权使臣弗拉季斯拉维奇伯爵送给中国皇帝的礼品有：(1)以女皇名义赠送的——贵重的怀表、座钟和挂钟、镜、手杖、金线花缎和昂贵的貂皮、黑狐皮；以使臣本人名义赠送的——火枪1 支、手枪1对、刻有各种图案的银盘1 只、怀表1只、银盒装的绘图仪器1盒、银质烟盒2 个、精制玻璃枝形大吊灯2 架、大幅绘图纸3 令、镀金银质首饰盒1 个、银质马饰物1 套、俄国狼狗4 只。中国大臣兴致地观赏了这些礼品，端详了大玻璃镜、自鸣钟和其他从未见到的艺术精华。另外，特地展览礼品10 天，让宫廷显赫人物目睹为快。
第二、通过耶稣会教士和来华学习的学生。
自1601 年利玛窦来华，到斯帕法里出使中国已经70 多年，到康熙末年则有120 年。耶稣会在中国已有相当深的基础。耶稣会教士通晓拉丁语、汉语、满语、蒙语。明清之际，中国了解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都必须依靠耶稣会教士。1689年，中国政府曾任命法国人张诚和葡萄牙人徐日升为中俄尼布楚谈判的翻译。雍正年间，耶稣会教士巴多明被委托教24名中国人学拉丁语，用拉丁语写致俄国最高枢密会议的信，将俄国寄到中国的拉丁语公函翻译成蒙古语。中国政府也利用俄国到北京学习的学生沟通信息。罗索欣在北京期间曾奉理藩院之命翻译俄中两国来往公函，并教中国青年学习俄文和翻译。第三、通过日本和西欧。
19 世纪下半期，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西方文化比较系统地传入中国，不少中国读者已懂得日文和英文。因此，凡译成日文和英文的俄国书籍，往往比较快地被介绍到中国。“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出版的俄国文学作品，大部分是从日文和英文转译过来的。鲁迅则通过日文和德文研究、介绍俄国文学。对俄国史地、文学的介绍研究：“鸦片战争”后，对外国的了解引起了许多人的重视。何秋涛(1824～1862年)写了《朔方备乘》，其中汇集了早期中俄关系的史料。1862年，在北京成立了同文馆——一所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同文馆曾编译了《俄国史》。1868 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编译了《俄国新志》，出版了传教士阚斐迪的《俄史辑译》。19 世纪末，维新派为寻找救国的出路也注意介绍研究外国历史。康有为写了《俄罗斯彼得变法记》，宣传学习彼得改革的主张。1896 年，梁启超所作《西学书目表》“史志”部分推荐《列国变通兴盛记》，认为其中“论俄日两章颇佳”，因为这两章分别介绍并赞扬彼得改革和明治维新。
19 世纪末一20 世纪初，俄国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进步的文学作品，逐渐传入中国。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回忆说：“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还和四十年代的作品一同烧起希望，和六十年代的作品一同感到悲哀。我们岂不知道那时的大俄罗斯帝国也正在侵略中国，然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介绍到中国的俄国文学作品，除零星翻译作品外，“成为大部的就有《俄国戏曲集》10 种，《小说月刊》增刊的《俄国文学研究》一大本，还有《被压迫民族文学号》两本。”俄国作家、诗人的名字，从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等不断出现于中国文坛。
鲁迅是以崇敬的心情把俄国文学介绍给中国人民的典范。1907 年，他在论文《摩罗诗力说》中，介绍了俄国文学的光辉成就，指出：“俄罗斯当十九世纪初叶，文事始新，渐乃独立，日益昭明，今则有齐驱先觉诸邦之概，令西欧人士，无不惊其美伟矣。”他对俄国许多作家都有独到的评论，充分肯定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对俄罗斯文学的开创作用，认为前二者以诗名世，但也有明显的差异：“普希金在厌世主义之外形，莱蒙托夫则在消极之观念。”果戈理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
据戈宝权的研究，1903年，上海大宣书局出版的戢翼翟从日文重译的《俄国情史·斯密士玛利传》，一名《花心蝶梦录》，就是普希金的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1907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吴祷从日文转译的莱蒙托夫的《银钮碑》(即《当代英雄》第一部分《贝拉》)和契诃夫的《黑衣教士》，香港礼贤会出版了德国牧师叶道胜从英文翻译的列夫·托尔斯泰宗教题材的民间故事，题为《托氏宗教小说》，《东方杂志》连载了高尔基的小说《犹太人之余生》。190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阿·康·托尔斯泰的历史小说《俄王义文第四专政史：不测之威》(即《谢列勃良尼公爵》)。1909 年，《小说时报》发表了契诃夫的小说《第六病室》。同年，周树人(鲁迅)和周作人编译的《域外小说集》在日本东京出版，其中有迦尔洵的《邂逅》和《四日》，契诃夫的《戚施》(即《在庄园里》)和《塞外》(即《在流放中》)，安德烈耶夫的《谩》和《默》等小说。辛亥革命以后，翻译出版的俄国文学作品更多。著名的有马君武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心狱》(即《复活》)，刘半农翻译的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的散文与小说，马君武、林舒和陈家麟翻译的托尔斯泰的小说，包括《复活》、《安娜·卡列尼娜》。在20 世纪初，直到1919 年“五四运动”以前，我国翻译的俄国著名作家的作品约80种以上，其中托尔斯泰的作品达30 种。
俄国民间艺术团体来华访问的发端：1904 年中秋节前后，有一俄国马戏团来北京演出，展示了俄罗斯独特的一种艺术形式，成为京城一大盛事。慈禧知道后，立即把马戏团请到颐和园。一位少女在巨大圆球上行走、跳舞和表演柔软体操使慈禧大喜，多次重演。观众第一次看到了空中飞人这种高难技巧。当演员从高空吊架突然降落时，全场不禁惊呼起来。小象、小猴的滑稽表演博得嫔妃们捧腹大笑。慈禧破例地下令赏赐马戏团白银1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