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汉学的创建：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汉学研究被继承并发展起来。列宁十分重视东方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中国问题的研究。1920 年，根据列宁的指示，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成立了东方学研究所。一些在十月革命以前就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者都积极参加了苏维埃汉学的创建工作。尼·瓦·丘涅尔、瓦·米·阿列克谢耶夫、尼·伊·康拉德是承前启后的汉学家。

　　尼·瓦·丘涅尔(1877～1955 年)，第比利斯人，毕业于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东方学院任教。1925 年起先后任列宁格勒大学、列宁格勒东方学院教授、苏联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发表关于中国、日本、朝鲜问题的作品300种以上，其中有《中国现代政治史纲》。瓦·米·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 年)，先后任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院士。在中国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考古方面都有广博精湛的研究。1910 年，曾参加彼·科·科兹洛夫率领的俄国考古队在内蒙西部从西夏到元代黑城遗址的发掘。1912年，到中国东南—带搜集民族学、人类学资料。他重视中国文化的研究，从学术著作到民间信仰、民间版画、日用品都是他的研究对象。他探讨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问题，对两种极端的倾向进行了批评，既反对把中国的观念视同欧洲的观念，也反对过分强调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尼·伊·康拉德(1891 一?)，里加人。毕业于彼得堡大学。1913—1950年，先后在基辅、奥廖尔、列宁格勒、莫斯科任教授和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院士。他研究了中国、朝鲜、日本的文学、语言、历史、文化，写了关于孙子兵法等著作。

　　克·阿·斯卡奇科夫、格·维·叶菲莫夫等在汉学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 一30 年代对中国文化的介绍研究：这期间，苏联学者对中国文学的介绍取得了重大的进展。1923年，出版了阿列克谢耶夫主编的《中国古代抒情诗选》。1922～1937 年，又出版了他翻译的《聊斋志异》4 本。1929 年，第一部俄译本鲁迅文集在列宁格勒问世，其中收进了《阿Q正传》、《故乡》、《孔乙己》等著名作品。《阿Q正传》是由苏联顾问王希礼(瓦西里耶夫)翻译、曹靖华协助而成的。后来，鲁迅的作品也常以单行本出版，或在刊物上发表。1935年，茅盾的《动摇》被译成俄文出版。1937年，又出版了《子夜》俄译本。1935年，出版了康拉德主编的《中国及日本文学》，其中有《长假歌》、《孔雀东南飞》、《李娃传》、《聊斋志异》等作品。1932 年，苏联社会经济出版社出版了斯卡奇科夫编的《俄文中国书目，1730一1930年》

　　中国人民的朋友，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一向关心中国的命运，热爱中国文化。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和进攻上海的“一二八战争”后，高尔基发表了声明，指出“援助中国——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表现——是一件伟大的事业”。高尔基故居的陈设生动地反映了作家对东方文化，尤其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在莫斯科卡切罗夫街高尔基故居内餐具柜顶有一对中国大花瓶，两个花瓶之间立着1 座黑色大木雕——道教神仙群塑，赫然醒目。在书桌上的1 只紫色石英鲤鱼也是中国工匠的作品。在高尔基办公室内有1 套古色古香的中国家具：1 张楠木雕花琴桌，2 个紫檀木方凳和l 把高大沉重的紫檀木雕花椅子。在大玻璃柜内陈列着各种中国和日本的精致古玩，有石雕寿星、大象牙球和栩栩如生的佛像，有各种中国漆器、景泰蓝、瓷器。还有1 座用整块象牙雕刻的魁星，是高尔基最喜欢的，因为他听说魁星是主宰文章兴衰、庇护作家和学者的神。在他的卧室内有中国刻花玉盘，衣柜内有1 件中国绣花长袍，1 顶绣花圆帽。高尔基常对人说，写作应该像东方艺术那样精雕细刻。

　　30年代苏联举办的国际文化活动，都有关于中国的内容，有中国的代表参加。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还组织苏中两国文化工作者互访、旅游、展览作品、放映电影等。

　　1931年，莫斯科大剧院演出轰动一时的芭蕾舞剧《红罂粟》，是以1927年中国码头工人爱国斗争为题材的作品。剧中的布景、音乐都是中国的。描写了上海黄浦滩的一个码头，一只苏联商船停泊着；中国码头工人在为外国人卸货，还要遭到鞭打；接着抬过一乘花轿，里面坐着十个漂亮的新娘；外国水兵拦住花轿，抢去新娘；码头工人见状，怒火中烧，顿时暴动起来；苏联海员出来帮忙，一起把外国水兵赶走；中国绅士和西方帝国主义者串通，阴谋毒死苏联船长和海员，但没有得逞；工人获得最后胜利。

　　1933 年，在莫斯科举行了“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艺术家15 年”展览会。展品中有不少中国题材的绘画，如雅罗斯拉夫斯基的《女党员李小妹》，斯坚贝尔的《上海的报纸》，杰伊涅卡的《中国人认识了帝国主义》，格尔沙尼卡的《闸北》、《南方的秩序》、《南方的安宁》、《炮与贫》、《枪刺与恐怖》、《恐怖与饥馑》、《中国的白色恐怖》、《文明向北方迈进》、《扬子江上》、《便衣队》、《革命深于人心》、《不能非难中国人》等等。这些画，大都是木炭画，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国贫穷落后、内忧外患的凄惨情景。《南方的安宁》绘—辆坦克，左边有一守卫的士兵，右边有一具躺在地上的死尸。《炮与贫》有两幅：一幅绘一大兵舰和一小舢舨；一幅绘停泊在江上的兵舰上的几尊大炮和码头上的一群工人。《文明向北方迈进》也有两幅：一幅绘一队士兵持枪向一片焦土冲进；一幅绘一具死尸，悬挂在焚烧未尽的电线杆上。这种对比方式使所绘的事物显得极其深刻、动人。《文明向北方迈进》是对日本侵略者的尖刻讽刺。1934 年5—7 月，在苏联举行了中国绘画展览。徐悲鸿应邀参加了这次画展。中国绘画首先在莫斯科历史博物馆展出，占画室6 大间，展品300 余件。观众络绎不绝。徐悲鸿还应主人的请求，当场作画。大家见他大笔一挥，顷刻之间，一马一竹跃然纸上，无不鼓掌称赞。中国绘画在莫斯科展出4 周后，又在列宁格勒展出。

　　1935 年3～4 月，梅兰芳剧团应邀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演出。梅兰芳主演了《打渔杀家》、《宇宙锋》、《汾河湾》、《刺虎》、《红霓关》、《贵妃醉酒》、《红线盗盒》、《西施》、《麻姑献寿》、《木兰从军》、《思凡》、《抗金兵》12 个剧目。国家领导人莫洛托夫、李维诺夫、伏罗希洛夫和作家高尔基、阿·托尔斯泰都观看了梅兰芳的演出。梅兰芳原定在莫斯科表演5 天，在列宁格勒表演3 天。后因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请求，在莫斯科改为6 天，在列宁格勒延长到8 天。最后在莫斯科大剧院的临别演出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许多戏迷围在大剧院门口，期待一睹梅兰芳的风采。警察要骑着大马才能开出一条路。莫斯科各大报纸对梅兰芳剧团的演出更是—片赞扬，称梅兰芳以如魔之艺术迷醉观众，他的形象栩栩欲生，眉目传情，手部与全身之姿势令人忘却一切。梅兰芳在莫斯科参观了莫斯科艺术剧院，会见了苏联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并应邀到他家里作客。

　　1935年2—3 月，在莫斯科举行了国际电影节。中国电影代表团应邀参加，其中有著名电影演员胡蝶、经理周剑云等7人。参加展览的影片有《姊妹花》、《渔光曲》等8 部。《渔光曲》获荣誉奖。《姊妹花》也甚得好评。胡蝶、周剑云启程较晚，到莫斯科时电影节已告结束。但他们仍受到苏联电影界的热烈欢迎，继续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参观访问，直到4月15 日才离开。中国电影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促进了苏联人民对中国的了解。3 月24日，苏联著名导演多夫任科在欢迎胡蝶、周剑云的宴会上说：“本人从前在欧洲，也看过许多西方人所摄制的中国影片。在这些影片中，对于中国总加上许多曲解，并且所演出的中国人，总是代表下流的角色的。所以本人那时就想：中国恐怕是毫无电影事业可言吧?及至最近看到真正的中国电影，才觉得中国的电影，不仅是摄制的技术好，就是表演也非常的好，何况表演《姊妹花》的主角胡蝶女士就在眼前呢?所以本人以为电影确是促进民族了解的最好的工具。”

　　抗日战争时期，苏中两国的作家和艺术家保持频繁的联系。1938年，苏联著名摄影师卡尔曼抵武汉，后经重庆访问了延安，拍摄了不少中国人民英勇抗敌的镜头。他回国后写了报告文学《在中国的一年》，讲述了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保家卫国的光辉业绩。1940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阿列克谢耶夫、杜曼、彼得罗夫等编的简明百科全书《中国》，反映了中国的历史、经济、文化和民族解放斗争的真实面貌。

　　1949年以来对中国文化的介绍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学者对中国文化的介绍研究呈现新的局面。苏联作家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曾率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到北京参加开国大典，并出席我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大会，还到我国各地访问。根据这次访问的结果，西蒙诺夫写了《战斗的中国》一书，真实、友好地介绍了当时中国的情况。1950年，苏中两国艺术家合作，成功地拍摄了彩色电影纪录片《中国人民的胜利》和《解放了的中国》，热情地讴歌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展示了很多庄严美丽的画面和可爱的英雄形象。

　　苏联大量地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和当代文学作品。苏联读者能够了解各时期各种流派的中国诗人和散文家的作品。1946～1986年，共出版发行中国文学作品994种，总印数4400万册。出版规模较大的有鲁迅、茅盾、老舍、巴金、张天翼、赵树理的作品，4 卷本的中国诗歌选集，以及古代大诗人大作家屈原、曹植、陶渊明、谢灵运、孟浩然、王维、李白、陆游、柳永、蒲松龄的作品。《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镜花缘》、《说岳全传》、《三侠五义》、《聊斋志异》、《孽海花》、唐诗、元曲等吸引着众多读者。最受欢迎的是老舍的作品。《茶馆》印了10 余万册。《猫城记》前后发行70 多万册。《老舍全集》在莫斯科销售时，书店门口排着长队，每人限购两册。1958年，帕纳秀克的全译本《红楼梦》出版，书中附有费德林写的长篇序言，反映了当时苏联学者对《红楼梦》研究的水平。1959 年，华克生(沃斯克列辛斯基)的55回全译本《儒林外史》，刘芭·波兹德涅耶娃译王实甫的《西厢记》、鲁迅的《狂人日记》、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出版。文艺出版社开始了40 卷《中国文学丛书》的出版。这部书囊括了到20 世纪为止的中国3000 年来的文学作品。

　　为适应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开展，苏联科学院于1958年设立了汉学图书馆，专门搜集、整理、保存各种文字出版的研究中国的书籍和资料。1966年，成立了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它成为全苏中国问题研究的中心。

　　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颇引起苏联学者的重视。一批阐述新中国新文化的专著相继问世，如恩·费多连科的《现代中国文学概要》、列夫·艾德林的《论当代中国文学》、奥·格卢哈列娃和尔·缅施科夫关于现代中国艺术的著作等等。1960 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革命问题》则集中了50 年代苏联学者对新中国文化研究之大成。

　　中国“十年动乱”期间，苏联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命运表现出深切的关注。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的命运，1949～1974年》等著作。苏联学者在无法与中国进行交流、研究工作严重困难的条件下，仍然为促进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做了许多工作。第一，继续培养熟悉中国文化的专门人才。到70 年代末，研究中国问题的专业队伍已近干人。第二，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现代作家的作品，向苏联人民介绍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到历史、语言、文学、艺术、思想等，都有专人搜集资料，分析研究。第三，举办集会和展览，介绍中国重大历史事件、著名历史人物和文化名人的事迹。举行了纪念孙中山、李大钊、瞿秋白、杜甫、白居易、李清照、韩愈、陶渊明、鲁迅、老舍、叶圣陶、周立波、聂耳、冼星海、齐白石、徐悲鸿、梅兰芳的活动。

　　80 年代，随着中苏两国文化交流的逐步恢复，苏联学者对中国文化的介绍研究获得新的进展。第一，扩大了中国文化典籍的整理、出版和科学、艺术作品的翻译与著述，如莫斯科大学教授莫尔恰诺娃翻译出版了老舍的《茶馆》、《骆驼祥子》、《小坡的生日》、《离婚》、《黑白李》、《微神》等作品，并着手翻译《四世同堂》。列宁格勒大学教授司格林出版了专著《中国俗文学》，并把老舍的《鼓书艺人》译成俄文。列夫·艾德林翻译了中国古典诗歌，写了《中国文学史概要》等著作。第二，加强了对中国文化普遍性问题(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各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各种传统的作用)以及中国文学、艺术、语言的研究。中国文化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中国分所一年一度的“中国社会与国家”的学术会议上，在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文字古迹与东方各族人民文化史问题”的学术会议上，以及在其他东方学的学术会议上，都占很重要的位置。苏联科学院汉学图书馆每年编的苏联出版关于中国的书目，也反映出对中国研究的情况。该馆有中文、俄文、日文、西班牙文的字顺目录索引和分类目录索引，还有一套外国研究中国的书目卡，一套俄文和中文书评、论文目录卡。1983～1984 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出版了，4 卷本汉俄大词典。1981～1986年，出版了3 卷本的《十七～二十世纪中国东北书目》，其中辑入俄、汉、日和西欧语言的书目。

　　1983年，成立了苏联汉学家协会。它以深入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哲学、法学、文化、传统、语言等问题为宗旨。仅莫斯科就有60 多个科研机构和组织的代表出席了苏联汉学家协会成立大会。许多城市成立了分会。

　　8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的文化交流日益扩大。1985年6 月，两国政府签订了双边文化协定。两国文化机构、学校之间直接合作增加了。1985 年9～10月，中国甘肃省舞剧团赴莫斯科、列宁格勒和里加，表演了民族舞剧《丝路花雨》。1986 年，中国音乐家参加了在莫斯科举办的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1987年4 月，中国辽宁省青年京剧团到莫斯科、明斯克、维尔纽斯演出《穆桂英》、《三岔口》、《虹桥赠珠》等戏，曾使许多观众眼花缭乱，兴奋不已。同年，在莫斯科东方各国人民艺术博物馆举行了当代中国漆画展览，展出了北京、广东、福建、四川、山东的作品约100 件，使许多观众第一次见到这样众多的中国实用艺术品。同年，中国山东省杂技团在莫斯科列宁山杂技场演出，受到苏联观众热烈欢迎，两周内演出14 场，场场满座，观众达4万人次，《舞刀技巧》、《耍叉》、《钻圈》、《狮子舞》得到很高的评价。1989年3 月，苏联著名艺术家吉洪诺夫和苏联电视艺术代表团来华访问。他们对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纵横中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同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在莫斯科、基辅、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举行了中国电影周，在莫斯科举行了“中苏摄影桥”展览和中国书展。莫斯科第六十五青少年体校校长尼古拉·科罗廖夫曾访问过中国，到过杭州、南京、北京等地，还特地参观了洛阳、开封、嵩山少林寺。他爱上了武术。1990 年，他请了杭州大学体育系教师季建成到莫斯科指导，办了两期训练班，学员达200人。1991年夏天，又请了兰州大学历史系教授马明达和浙江大学体育部主任康天成到莫斯科传授武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