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被蒙古征服的后果

　　12世纪，基辅罗斯不仅在政治上陷于分裂，而且在经济上也开始衰落。11世纪中期以来频繁不断的封建战争对经济生活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十字军东侵引起的世界贸易主干线的改道又使罗斯特别是基辅丧失了往昔的有利地位。但对于罗斯来说，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

　　1206年，在亚洲的腹地，一个蒙古国家诞生了。于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事件——蒙古人的征服——揭开了序幕。

　　在1218—1223 年蒙古军队的第一次西征中，加利奇、基辅、契尔尼哥夫等罗斯公国的军队曾应波洛韦茨人的请求前去支援，在流入亚速海的卡尔卡河畔同蒙古军队进行了一场激战。结果罗斯军队遭到惨败，但蒙古人也很快退回了东方。

　　1227年成吉思汗去世后，他的继承者们决定发起第二次西征。1236年，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率大军越过乌拉尔山。1237 年末到1238 年初，拔都占领了除诺夫哥罗德以外的整个东北罗斯。1239—1241 年，西南罗斯各公国也相继被征服。1241 年12 月，由于窝阔台汗之死引起的继位之争，已经打到多瑙河的拔都撤军东归，1243 年在伏尔加河下游扎营，以萨莱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幅员广大的蒙古国家——金帐汗国。罗斯土地处于蒙古人的奴役之下。

　　蒙古人的到来，改变了罗斯人民的整个生活。蒙古的征服和统治不但使罗斯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而且阻碍了罗斯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发展。

　　蒙古大军所到之处，富庶的罗斯城市变为废墟，无数的罗斯居民遭到杀戮。仅在1237 年底到1238 年初的两个月时间里，蒙古军队就蹂躏了除诺夫哥罗德以外的整个中部和北部罗斯，并把那里变成了一片屠宰场。在此后两年的战争间隙期中，蒙古军队又以系统地屠杀居民的办法来巩固自己在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立足点。1240年攻陷西南罗斯的中心基辅之后，蒙古军队毁城屠民，以致数年后教皇派往蒙古的使者普兰诺·加宾尼途经此地时，看到的是一片白骨遍野的景象，昔日人烟稠密、繁荣壮观的基辅只剩下了不到200 所房子。除了征战时的杀戮，蒙古军队还经常掳掠人口，致使罗斯的男人损失过半。此外，由于靠近蒙古人活动地区的罗斯居民纷纷逃亡，这些地方成为无人居住的荒野，多少年来的开发和经营毁于一旦。例如，在基辅以南的第聂伯河流域，在蒙古征服后出现了一个宽达120 公里左右的无人地带；顿河和沃罗涅什河之间，自被蒙古征服以来就一直是荒无人烟的。第聂伯河支流罗斯河流域原是一罗斯王公尤里·波罗西斯基的领地，但在遭受蒙古军队破坏之后，此地人口锐减，经济恢复无望，波罗西斯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领地，跑到沃伦公国去当了廷臣。

　　蒙古征服最深远的影响是它改变了罗斯的发展方向。征服者在罗斯推行的一套制度，给罗斯的内部秩序和生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蒙古对罗斯的统治是一种间接的臣属关系而非直接的治理，他们在征服罗斯各公国后并未长期占领，而是很快退回了草原，“从远方统治着罗斯”。金帐汗赐给罗斯王公“封诰”，承认他们继续为各自公国的统治者，条件是罗斯王公向他称臣纳贡。如某一公国发生反叛，则对其进行惩罚性的征略。平时则派遣代表驻在公国以保持控制，即实行八思哈制度。初时，八思哈权力颇大，主要是监视罗斯王公和征收赋税。城乡居民都被登记入册，强迫其缴纳全部财产的1／10，违者即被卖身为奴。不久，金帐汗将征税权卖与穆斯林商人，实行包税制。到13 世纪末，由于罗斯人民的反抗，遂将征税权交给弗拉基米尔的大公。14 世纪初，八思哈制度亦被废除。

　　由于罗斯政治生活的中心实际上转移到了罗斯境外——汗国的都城，罗斯原有的政治结构遭到破坏。蒙古入侵前，罗斯的各个公国和公社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完全的自治，韦彻拥有立法权和司法权，并可根据自己的意志选举和罢免王公，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而现在，金帐汗决定王公的废立，让居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根据也就消失。“凡是具有自由和古代公民权利形式的东西都受到限制，不复存在。”蒙古人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到处根绝城市的自由，得以幸免者只有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在那个时代，韦彻被作为过时的东西而抛弃，甚至韦彻这个词就意味着叛乱。人民群众的政治作用日益下降。罗斯王公也变成了汗的管家，为汗征收贡赋。但也正是金帐汗的绝对权威，使莫斯科的王公们获得了关于专制权力的概念，而这种概念在日后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形成过程中被实际地运用了。

　　蒙古人实行的户口登记和人头税使罗斯王公们有了关于财政管理的初步概念。征服者那套分摊赋税的做法也在罗斯确定下来，以“索哈”作为征税单位的做法一直持续到17 世纪。驿运制度也是由征服者留在罗斯的，这一制度要求地方为汗国的使者和官员提供马匹和车辆。虽然古代罗斯已有要求居民提供饲料、大车、向导之类的徭役，但那还不是蒙古人建立的这种有组织的交通系统。由于蒙古的征服，罗斯的分裂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东北罗斯与西南罗斯和诺夫哥罗德之间都不能进行正常的交往，而罗斯同欧洲的联系更是受到严重的阻碍。这个时期的西欧尽管还处在中世纪封建制度和神权统治的束缚之下，但已兴起了一股追求知识和真理、追求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能力的潮流，各种大学纷纷建立，科学和文化开始取得重要进展。而蒙古奴役下的罗斯却不得不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争取生存。普希金感叹道：“鞑靼人不同于摩尔人，他们征服了罗斯，但既没有给它带来代数学，也没有给它带来亚里士多德。”罗斯同西方的差距扩大了。

　　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形成

　　罗斯被蒙古征服和奴役，给罗斯日后的发展打上了烙印。莫斯科的大公在领导罗斯争取独立和统一的过程中，继续按照蒙古的万式发展其军事、税收、土地和政治制度。14—16 世纪，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逐渐形成。

　　1328年，莫斯科王公伊凡·卡利达从金帐汗那里得到了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的册封，成为鞑靼汗的代理人和罗斯诸王公的首领。他一面用贿赂金帐汗及其妻妾近臣的办法获取其信任，一面用武力和征税削弱其他公国。他“充当汗的卑鄙工具，从而窃取汗的权力，然后用以对付同他竞争的王公们和他自己的臣民”。”他的继承者们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使莫斯科公国的实力不断增长。在伊凡三世统治时期(1462—1505)，罗斯最终摆脱了外族奴役的羁绊。瓦西里三世在位期间(1505 一1533)，东北罗斯已被统一于莫斯科大公国。在这个过程中，莫斯科的大公成了原来属于金帐汗的那些权力的直接继承人，全部土地都变成了他的私产。

　　罗斯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伊凡三世是把罗斯土地统一起来的人，但他深受金帐汗的影响，经常把不属于他的土地分封出去。由于封邑王公和领主对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反抗不断被镇压，世袭领地制渐趋衰败，大公越来越多地取得了对领主、高级僧侣、修道院领地的支配权。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土地制度——军功领地制或封地制——迅速发展起来：莫斯科大公为了保证自己所掌握的军权，实行了扶植服役贵族的政策，中小贵族以服军役为条件，可以从大公政权那里获得暂时占有的土地。

　　土地的经营方式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王公、领主、修道院等大土地占有者谋求把实物租改为货币租，以适应自己对货币的需求。而大量中小贵族由于土地面积小、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少而热衷于劳役制经济，他们尽可能减少农民的份地，加重农民的劳役，并且强迫农民首先耕作劳役田。

　　在这两种土地占有方式和土地经营方式中，后者显然具有明显的优势。莫斯科大公的征战和巩固政权的需要，为军功领地制和劳役制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量，使俄国走上了农奴制的道路。为了满足军功贵族的要求，1497年的法典限制了农民迁徙的权利，规定只有在每年的尤里耶夫节(旧历11月26日)前后各一周的时间内农民才可以改换主人，而且在离去前还要向原主人缴纳—笔“居住费”。这个法典肯定了农奴制关系，标志着农奴制的形成。后来，又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的措施：1550年提高了迁徙前应缴“居住费”的数额，1581 年颁布了关于“禁年”的法令，1597年颁布了搜捕逃亡农奴的法令。农奴制度很快发展起来。

　　从蒙古入侵以来，原先以保护自己的成员为宗旨的农村公社成了一种以连环保方式保证公社成员纳税的手段。莫斯科大公不断强化蒙古人带来的原则，使公社作为自治的社会经济组织的意义日渐消失。到16 世纪末，许多农民由于无力缴纳赋税而离开公社，但留下来的人还必须替他们纳税。公社只是由于对国库有利而被用强制力量维持下来。

　　罗斯政治向专制主义的过渡是从王位继承制度的变化开始的。

　　在封建割据年代，罗斯各公国的王位继承人是在已故王公的众兄弟中产生的。在莫斯科公国，谢苗当大公的时候(1340—1353)曾决定由长子继位；大公德米特里·顿斯科伊(1362 一1389年在位)临终前曾与族中人签订契约，他的族中入宣布放弃由兄到弟的继承办法，承认父传子的继承制度。但继承问题远未就此解决，15世纪上半期，莫斯科公国的封建战争连绵不断。长子继承制的最后确立使莫斯科公国免遭分裂，但也使大公的权力越来越大。

　　伊凡三世时期，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已见雏形。这是以拜占庭的皇权观念为精神依据、以鞑靼汗的无限权力为仿效对象的制度。伊凡三世声称，除了上帝之外，他不指望任何人对他的地位予以确认，他的无限权力是上帝授予的。他的印章上刻着“受命于天的大公，全罗斯的君主”，他有时也自称为“沙皇”或“专制者”。他娶了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为妻，并因此而认为上帝使他成了拜占庭皇统的继承人。莫斯科大公国的国徽图案原是一位骑士踏着—条龙，他在上面又加了一只拜占庭的双头鹰。他还从意大利请来建筑师，为自己建造了模仿拜占庭式样的宫殿。在他的宫廷里，为显示君主的权威，礼节繁琐，排场豪华。

　　伊凡三世已不让显贵们干预自己的决定，使领主杜马成为直属于他的最高管理机关和咨议机关。一套官僚行政机构也开始建立，设置了管理各种专门事务的衙门。原先封邑王公的亲兵队被取消，建立了由大公直接控制的以服役贵族为主体的常备军。1497年莫斯科大公国的第—部法典确定了新的政治关系，统一了司法审判制度。对居民进行普遍的户口登记。钱币的铸造被统一于莫斯科。驿运制度在全境实行。

　　16 世纪中期，伊凡四世正式成为俄国的第一个沙皇。他在1550 年召集了俄国历史上第一次缙绅会议，通常被认为是等级代表君主制形成的标志。但伊凡四世的统治实际上是君主专制，缙绅会议，确切地说只是沙皇政权和它的代理人的会议，而这些代理人都是愿为君主献身的。而且，在伊凡四世在位期间，缙绅会议也总共只开了两次。伊凡四世不但粉碎了领主对沙皇权力的挑战，以地方管理机关取代了食邑贵族，而且使军功贵族也完全成为他的无权的奴仆。他凭借暴力手段，使莫斯科国家的所有居民无论在财产方面还是在人身方面都归他任意支配，从而使整个社会生活加快向古代东方社会的方向发展。还在16世纪初期，到莫斯科访问的西欧贵族就对大公拥有的无限权力感到惊异，认为他的权力超过了整个文明世界的所有君主，因为他可以任意处置所有人的生命财产，他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任何人不能违抗；他的统治纯粹是暴君式的，以最为露骨、最为野蛮的方式使一切都服从于他的利益。在莫斯科国家，受奴役的不只是农民，也包括贵族——他们也不过是沙皇财产的保管人而已，连他们自己的人身也属于沙皇。而在差不多同一时间，立陶宛的贵族已经取得了无条件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波兰的贵族也不仅使自己的封地成为世袭的，还取得了对于国王的很大独立性。

　　沙皇政权需要绝对的服从。残存的自由的城市公社制度最终被消灭，诺夫哥罗德召集人民开会的韦彻钟被搬到莫斯科的乌斯宾斯基大教堂，就是一个寓意深刻的象征。作为中央集权化的牺牲品，人民丧失了一切权利。这种制度形成的重要历史背景，是罗斯长期处在外敌的奴役和威胁之下。为了生存，它不仅要同东方的游牧民族斗争，还要同西方的瑞典人和日耳曼骑士斗争，而这种斗争又要求有一个中央政权来集中一切力量。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形成了一种社会意识，即每个臣民的首要义务就是绝对地顺从于沙皇、服务于国家、忠实于东正教信仰。于是，领主和贵族不可能像在西欧那样成为制约君权的力量，而只能成为大公和沙皇的奴仆；人民群众更是被置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并且必须随时准备作出重大牺牲。这种制度形成之后，便成为整个文化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教会与宗教生活

　　罗斯教会在中央集权化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西方，教会不受王权支配；但在罗斯，教会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利益与王权的盛衰联系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君主政权。

　　从雅罗斯拉夫创建罗斯教会以来，高级教职的任命乃至总主教的产生都得顺从大公的意愿。13 世纪后期，当罗斯政治中心从西南向东北转移时，教会就追随这一变动，把总主教驻节地从基辅迁到了弗拉基米尔。随着莫斯科公国的崛起，总主教驻节地又转到莫斯科。在国家逐渐统一的过程中，各公国失去了对莫斯科大公的独立性，而各教区的主教也就失去了对于总主教的独立性，因此，以总主教为首的教会上层竭力支持大公政权及其集权化措施。

　　在拜占庭帝国没落之际，原来笼罩于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世界中心的灵光，移到了莫斯科的上空。罗斯教会的思想家们适时地制造出了新的理论，来迎合莫斯科大公的需要。16 世纪初，普斯科夫叶利扎罗夫修道院的修道士菲洛费伊在给莫斯科大公的信中宣称：莫斯科是罗马和拜占庭的继承者。罗马由于被基督教分离派控制而灭亡，拜占庭由于同渎神的拉丁教徒签订合并条约而毁灭。现在，莫斯科是真正的基督之都，第三个罗马，也是最后一个罗马，因为第四个罗马是不会有的。莫斯科的君主是“普天之下所有基督徒的沙皇”。在伊凡四世加冕的时候，他被总主教称为上帝挑选的在地上替天行道的神圣沙皇。他还被抬到了“宇宙的统治者，神权的庇护者，备受尊崇和膜拜的上帝”的地位。教会也曾力图保持自己对于君主政权的相对独立地位，但这种努力终究敌不过蒸蒸日上的专制主义。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曾想方设法把教会完全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而伊凡四世则以极其凶残的手段来争取这一目标。为了取消教会仅存的一点独立性，他在讨伐诺夫哥罗德时洗劫和摧毁了那里的修道院；他公开谴责僧侣们所犯的从酗酒到兽奸的种种罪过，为没收修道院的财产制造舆论；他以各种借口迫害和处决教会上层人士，甚至把诺夫哥罗德大主教列奥尼德贴身缝上熊皮让猎犬围捕撕咬；他还把被处决的高级僧侣的脑袋扔在总主教宫廷门前，以示惩儆。到16 世纪80 年代，教会对世俗政权差不多完全驯服了。1589年，在没有任何宗教人士参与的情况下，沙皇费多尔和他的妻兄鲍里斯·戈杜诺夫决定设置自主的莫斯科牧首公署，并指定了牧首的人选。罗斯教会同世俗政权一样，也形成了一套等级分明的教阶制度和庞大的机构。16 世纪末以前，教阶最高、最富有的神职人员是总主教。据15 世纪末和16 世纪初的税册，总主教占有10 万俄亩土地和4000户农奴，每年现金收入达数十万卢布。他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宫廷，其职能之多并不亚于大公的宫廷，在里面供职的不但有大批僧侣，还有成千的世俗官吏。大主教、主教是依次低一等的教职，也都有自己的一套机构，其中税吏、执事、司书、裁判官、执行官等职务也多由世俗官吏充任。教会地产上的居民要向主教缴纳赋税、贡品，基层教区也对主教负有纳税义务。在官方文书中，最下层的神职人员被称为“纳税神父”，他们的地位与依附于地主的农民很相似。主教们除了按时征收赋税外，还经常在辖区内巡行，享受当地僧侣准备的丰盛宴席，带走贡献给他们的物品。修道院是罗斯教会生活的重要基础，它最初出现也是在雅罗斯拉夫时期。起先，修道院几乎完全是御用宗教机构，最早的圣格奥尔基男修道院和圣伊丽娜女修道院就建在大公宫廷的附近。随着基督教的兴盛，修道院不仅成为宗教文化的中心，而且成为庞大的经济组织，拥有大量的地产并直接进行商业活动。修道士的成分也不再只是那些一心皈依宗教、想过禁欲生活的人，而包括了不少因受家庭或政权惩罚而被迫剃度出家的贵族男女。有许多富豪带着大量钱财来到修道院，继续过着和原来一样的生活。平民和穷人因为进入修道院时没有投资或带来的财物很少，就得靠服劳役为生。有许多修道院还设有囚室和地牢，专门用来监禁那些被大公和主教们控为罪犯的要人。

　　罗斯的修道院也远非是什么“淡泊宁静”的去处。虽然确有遁入空门的禁欲主义者过着清贫克己的苦修生活，但放荡腐化的不乏其人。特别是随着修道院财富的聚敛，原有的清规戒律形同虚设，许多修道士道德堕落，纵情声色，玩忽职守。在1551 年举行的宗教会议上，伊凡四世曾严厉抨击修道士的种种丑行，会议决定恢复大司祭制度，以便加强对僧侣们的行为举止的监督。异端运动是这个时期宗教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俄国有记载的宗教异端运动最早发生在14世纪的特维尔。特维尔的主教费多尔曾同诺夫哥罗德大主教瓦西里进行过关于天堂在地上还是在天上、是现实的还是幻想的争论。费多尔认为天堂不但在天上。而且是幻想的。他的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异端。稍后担任特维尔主教的叶夫菲米的异端思想更为激烈，他在1390年的莫斯科宗教会议上以“不承认上帝和圣徒的教会”的罪名被革去教职。

　　大概也是在“世纪末，罗斯托夫出现了一个叫马季安的异端思想家，其观点以否认基督的两重性和反对三位一体的教义为特征。他还把圣像叫做偶像，呼吁人们不要对它膜拜。马季安的这些思想曾使罗斯托夫包括王公贵族在内的广泛社会阶层“对信仰发生动摇”。

　　14 世纪中期到15 世纪初期，一个名叫斯特里戈尔尼克派的异端运动从普斯科夫蔓延到了诺夫哥罗德。这个运动把攻击的矛头对准教会，认为教会是靠贿赂生存的，圣礼和其他宗教仪式是神父贪赃枉法的手段。这个教派举行一种“向土地忏悔”的仪式，以此同在教堂中向神父忏悔的仪式对立。编年史记载，14 世纪40年代诺夫哥罗德发生了两次大火，一些“不怕上帝、不怕上帝审判、不怕地狱报应、不盼死后复生”的人们趁着火势闯进各个教堂，抢走贵重物品和财宝，烧掉圣像和经书。这种具有反教会性质的骚乱很可能就是斯特里戈尔尼克派所为。

　　15 世纪20 年代末，斯特里戈尔尼克派被镇压，但异端思想依然存在。15世纪下半期，一个新的更大规模的运动继承了斯特里戈尔尼克派的传统，并从普斯科夫、诺夫哥罗德发展到莫斯科。它很快被蔑称为“犹太教徒”异端。据说，1471年时，有一个名叫斯哈里亚的犹太人随同立陶宛工公米哈依尔‘奥列尔科维奇来到诺夫哥罗德，此人使诺夫哥罗德的两个神父接受了他的信仰，经他们传播，掀起了这场异端运动。在1490 年的宗教会议上，“犹太教徒”异端受到谴责和诅咒，其传播者受到监禁、流放或被罚长期祈祷、斋戒。1504年的宗教会议进一步作出了无情地根绝异端的决定，许多“犹太教徒”首领被关在笼中遭受火刑，有的还被按宗教裁判所的规定拔掉舌头后烧死。一般的“犹太教徒”纷纷被革除教籍，受到种种迫害，不少人因不堪忍受而自杀。伊凡三世时，教会内部出现了禁欲派与约瑟夫派的斗争。一个名叫尼尔·索尔斯基的僧侣在伏尔加河东岸建立了一个修道院，在那里过禁欲生活，并且很快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他们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点向官方的正教教义挑战，对修道院占有土地和经营“浮华的”工商业持否定态度。他们很快被称为禁欲派或伏尔加河东岸长老派。以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院长约瑟夫·沃洛茨基为首的正统派教会人士则竭力反对禁欲派，他们说，教会的土地和财产属于上帝，任何企图侵夺这些财产的人都是反上帝的。这一派因其首脑之名而被称为约瑟夫派。伊凡三世起先曾试图利用禁欲派来削弱官方教会的势力，实现其没收教会和修道院地产的计划。但当约瑟夫派为保证教会享受尘世的荣华富贵而宁愿放弃教权与皇权并重的理论，承认绝对的专制制度时，伊凡三世就与他们结成了联盟。禁欲派在1503年的宗教会议上受到强烈谴责，其领袖被幽禁于修道院。

　　在专制主义日趋加强的年代，表现出自由思想的异教运动频仍不断，其激进色彩越来越浓厚，甚至还提出了一些超出宗教思想范围的社会思想。16世纪中叶，贵族出身的执事马特维·谢苗诺维奇·巴什金开始宣传反对教会及其基本教条和礼仪、主张人的社会平等和政治平等的思想。他摒弃了耶稣的神性，否认神的三位一体；他认为圣餐仪式中的饼和酒是不会转化为基督的肉和血的普通之物；他否定教会的神圣意义，认为它只是信徒们的汇集之所；他说圣像只是偶像，人的罪过不可能由忏悔，而只能由今后的生活来洗刷。他以福音书为依据，认为农奴主对农奴的统治有悖于基督教教义，农奴的处境同基督关于爱世人的训诲是不相容的。他撕掉了自己的农奴的卖身契，并按自愿原则收留了他们。

　　西里尔一别罗泽尔修道院的修道士费奥多西·科索伊原是一个逃亡的农奴，他的观点比巴什金更为激进、更具有批判和抨击的味道。他说，教会的宗教仪式是僧侣们根据人类传说规定的，与神的训诫无关；圣像就是偶像，教堂就是供奉偶像的庙宇；十字架就像桠树—样并无灵异，被称为圣徒的人中有许多是拥有大量地产的农奴主，其生活未必圣洁。他不仅从宗教上揭露了教会，而且还指出了它的剥削性质。针对教会的种种劣迹，他认为在基督教中不应有发号施令的长官，也不应有争权夺利的现象。他还提出，上帝对所有的人，不论是鞑靼人、日耳曼人或其他异教徒，都是一视同仁的。这种观点体现了要求实现民族和宗教平等的理想。

　　巴什金和科索伊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形成时期劳动人民的意识形态，表达了他们对这种新制度和维护这种制度的东正教会的不满和反抗。在他们的说教吸引下，众多的城乡群众走上了异端的道路。1553年．巴什金和科索伊遭到审判。巴什金被囚于沃洛科拉姆斯克修道院，科索伊逃亡到立陶宛，他们的追随者受到缉捕和屠杀。对于沙皇来说，镇压异端是巩固和加强其统治的必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