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西方
17 世纪，俄罗斯在经历了“混乱时期”之后，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中央集权国家得到巩固，绝对的君主专制渐趋成熟。封建土地所有制有了新发展，农奴制度继续强化。这些在俄国方兴未艾的过程迥异于西欧的发展。西欧的17世纪早已不是王权的辉煌时期，英王查理一世被处以死刑，标志着新时代的开始；封建农奴制度在易北河以西早就消失，资本主义关系已在荷兰、英国确立。在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资产阶级新文化欣欣向荣。
但是，17世纪对于俄罗斯来说也是—个不寻常的世纪。在经过了数百年的东方化发展之后，它终于迎来了自己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时期。在内部结构继续朝农奴化和专制比方向发展的同时，俄罗斯开始面向西方。
这—趋势在16 世纪时就已初见端倪。实际的需要迫使莫斯科的君主把眼光转向西方。最初来到莫斯科的西方人是意大利人。伊凡三世曾让本国工匠建造克里姆林宫的圣母升天大教堂，但在接拱顶的时候倒塌。他听从他的拜占庭妻子索菲娅的建议，从威尼斯请来建筑师完成了这个工程。他在位期间初具规模的克里姆林宫建筑群也是由意大利人设计建造的。西方的药剂师和军械师也开始来到莫斯科，为大公服务。
促使俄国缓慢地转向西方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它想成为欧洲大国的强烈欲望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军事和经济的需要。16 世纪以来，俄罗斯与欧洲国家时有冲突，但由于它的发展落后于西方，为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而进行的战争总是不顷利。它不得不承认欧洲文明的优越，并力图从那里引进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
伊凡四世曾在向东方和东南方的扩张中取得重大胜利，但在长达20 余年的立沃尼亚战争中，他虽曾一度得手，但最终仍然遭到失败。伊凡四世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已清楚地看到，西方的军事技术比自己的好，而这将直接影响战争的结局。当时，按欧洲标准装备起来的波兰立陶宛军队和瑞典军队，确实使俄国军队相形见绌，伊凡四世曾想招聘日耳曼或其他欧洲国家的技师工匠来为他工作，但因瑞典的封锁而未能成功。他也曾利用被他占领的纳尔瓦港大量输入来自西方的商品，其中首先是那些“他前所未知的武器”。而波兰国王西吉蒙特在给英国女王的信中也坦率地承认，“我们迄今能够打败他，只是由于他没有教育，不懂技艺。但如纳尔瓦继续通航，则前途如何，殊难逆料。”
16世纪中期，一个偶然的事件为俄国与英国建立贸易关系提供了机会。16世纪的英国海外贸易已十分活跃，但绕道非洲去印度的航路控制在葡萄牙人手中。为此，英国的一支探险船队试图寻找一条经北冰洋到印度的航路。探险没有成功，但由英国航海家理查德·钦斯列尔指挥的那条船被暴风刮进了白海，到了北德维纳河的河口。当地统领把这一消息报告莫斯科后，钦斯列尔被伊凡四世召到首都，俄国沙皇对于同欧洲最富有的商业国家建立联系很有兴趣，充分利用了这条绕道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北方航路。他对于经白海来到俄国的英国商人给予优惠待遇，用俄国的木材、麻、松脂等产品换取英国的航海装备、呢绒、金属和金属制品。1555 年，英国商人开办了一家“莫斯科公司”，专事与俄国的贸易。从70 年代开始，荷兰商人也接踵而至。伊凡四世死后不久，在北德维纳河口不远处建立了阿尔汗格尔斯克城，每年都在这里举行一次俄国商人和外国商人的交易集市。16 世纪后期，在同英国、荷兰直接贸易的影响下，原来偏僻落后的北方成为经济上十分繁荣的地区，而且，全国都因此而“面向北方”，面向这个与西方交往的窗口。
如果说转向西方的趋势在16 世纪已经显露出来，那么到17 世纪，它就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了。
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之后，俄国与西方的联系有了新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到俄国，甚至在俄国军队里也有外国军官在服务。在沙皇米哈依尔时期，莫斯科迅速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日耳曼城”的外侨居住区，住在这里的外国人从事矿冶、纺织、医药、钟表等专门技术职业或商业。1639年，米哈依尔亲自邀请当时颇有名望的德国学者亚当·奥列阿里来俄国。沙皇在邀请书中说，这位对天文、地理、土地测量和其他技艺才智很有造诣的学者，正是他所需要的专家。
新技术的引进为俄国手工工场的兴起创造了重要条件。1632 年，荷兰商人维纽斯取得了在图拉地区开采铁矿的权利，在这里建造了3 个水力铁工厂，生产生铁、熟铁、大炮、炮弹和铁锅，产品均以规定的价格卖给国家。瑞典人科耶特在莫斯科郊外办了一家玻璃厂，其产品主要供宫廷使用。这是俄国最早出现的一批由外国商人用外国技术开办的手工工场。在它们的带动下，国家、商人和土地占有者也办起了—些制铁、铸铜、造纸、纺织、制革、玻璃等手工工场。在这里，有些工序已采用了水动的机械装置；使用的劳动力大多是农奴，也有少数是来自城市贫民阶层的“普通工人”。
除了经济和技术之外，西方文化在其他方面也在影响俄国。17 世纪上半期，波兰文化对俄国上层社会的冲击已达到了相当可观的程序。波兰同俄国之间时有战争，但战争本身又是波兰文化影响俄国的方式。在沙皇的高级官员中，波兰文的书籍很受欢迎。波兰出产的各种用品也被莫斯科的显贵们用来丰富自己的生活。
这种西方化的倾向在罗曼诺夫王朝第二代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时期(1645—1676)变得更加明显了。1654 年5 月，25 岁的年轻沙皇率10 万大军远征波兰一立陶宛。这次远征标志着俄国以欧洲大国的面貌出现，同是也是俄国转向西方过程中的重要—步。
阿列克谢很快进入了被波兰占领了40 多年的斯摩棱斯克。翌年夏天又攻占了明斯克和立陶宛古都维尔诺。之后，阿列克谢改变策略，同波兰媾和而集中力量对付瑞典，争取波罗的海的出海口。1656 年，俄军包围了汉萨同盟的繁华港口一—里加，这是通往西欧的跳板，国际贸易的中心。但俄军久攻不克，阿列克谢最终于1658年与瑞典缔结了停战协定。
阿列克谢的战争目标未能实现，但战争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有机会直接感受到西方文明的优越。阿列克谢开始广泛地学习西方，成百上千的欧洲技师和工匠络绎不绝地来到莫斯科。阿列克谢最为重视的是西方的军事技术和军事理论，他按照西方的模式组建了俄国最早的一批正规的常备军团队。俄国在16世纪时已有了一支常备军——射击军，但这支军队还不是正规军，射击军士兵住在莫斯科或其他城市的特定地区，平时从事手工业和小商业，与城郊居民没有什么区别。而现在的正规军由征募兵和志愿兵组成，请外国军官按照外国方式训练。阿列克谢搜集了许多西方军事著作，并要求编写适合俄国军队需要的兵书，解释如何制订作战计划，如何组织进攻和防守。他还积极筹划建立舰队和商船队．因为他在俄军围攻里加时痛感海军的重要。军事力量的增强要以经济力量为后盾，阿列克谢又建立于一些新的手工工场。他开设了医科学校，希望用西方的知识和标准来培养俄国的医生。
阿列克谢曾到过维尔诺和普沃茨克等立陶宛和波兰城市，那里的欧洲式文明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开始按照欧洲的标准和时尚来改造自己的生活方式。他的宫室装饰了西方的雕塑和时髦的壁画，他下令建造西班牙式样的玻璃夏宫，他的服装按波兰式样裁剪，他的肖像按西方流行的艺术风格绘制。他还下令使用盘、碟、刀、叉吃饭，宫中的禁卫军要穿外国式样的制服。他也喜欢西方的娱乐方式，建起了俄国最早的宫廷剧院——娱乐宫。
阿列克谢的西方化努力，对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不断引进西方新的生产技术、鼓励外国商人在俄国投资办厂，促进了俄国工场手工业的逐渐形成；而同西欧国家之间海上和陆路贸易的迅速发展，也加快了俄国各地的市场和集市融合为全俄统一市场的过程。
西方文化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进入了俄国生活。到17世纪末，俄国的贵族已在竞相模仿西欧的生活方式，他们热衷于学习日耳曼语、拉丁语和法语，收集外国书籍成癖，入迷地仿效欧洲的社交方式，还开始学吃生蔬菜、吸鼻烟。曾是摄政的索菲娅公主的宠臣瓦·瓦·戈利岑公爵，是一个完全用欧洲方式培养出来的贵族。在得宠之后，他的欧洲嗜好表现得更加明显。他拥有丰富的波兰文和德文藏书，其内容涉及宗教、政治、法律、军事、实用科学以及拉了语文法；他的宅邸装饰着许多外国艺术品，其豪华陈设与意大利的王宫仿佛。他认为贵族应该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波兰学校接受教育或聘请波兰籍的家庭教师，他要求向他提供所有欧洲国家及其政府的情况介绍，并用拉丁文同外国使臣谈论欧洲事务和英国革命。
但是，在西方的科学知识、生产技术乃至生活方式被引进的同时，俄国的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仍在继续发展。
沙皇政权之所以把目光转向西方，决不是为了改变现存制度，相反，是为了寻求加强和巩固这种制度的物质手段。这一时期，为了保证作为军队基础的服役贵族的地位，同时也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和增加国库收入，沙皇政权开始允许阵亡的服役贵族的亲属继承其封地，允许服役贵族将其封地购置为世袭领地。这样，世袭领地和军功封地之间的差别逐渐缩小，领主和服役贵族也逐渐融合为统一的贵族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使得地主对农民的劳役剥削加剧，农民的地位进一步恶化。农民失去了在尤里耶夫节前后迁徙的权利，地主追捕逃亡农民的期限从5 年逐步提高到9 年、10 年、15 年，最后由1649年的法典规定，不管农民逃亡多久，一旦捕获，连同其家庭及其财产一律归还原来的主人。贵族们可以用农奴来结算彼此的债务，可以连同土地或不连土地出卖农奴，强迫农奴嫁娶，任意对农奴施暴。
残酷的压迫使得大量走投无路的农民逃亡到南方，成为哥萨克。在顿河及其支流一带，从15 世纪以来就有哥萨克居住，其成分主要是逃亡农民。到17世纪，哥萨克的行列由于源源不断的补充而迅速扩大。哥萨克恢复于已在消失的公社的传统，实行一种类似韦彻的“环座会议”制度，在这种大会上，他们选举统领，讨论诸如出征、分配掳获物、同莫斯科的接触等重大问题。哥萨克是俄国农民反对农奴化过程的产物，也是17 和18 世纪农民战争的主力。1667—1671年，由斯捷潘·拉辛领导的农民起义，反映了俄国人民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强烈仇恨。但农民起义及其所要争取的制度并不包含任何新的因素，因此，它终究不能为俄国历史开辟另外的道路。随着拉辛的被处决，沙皇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制度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对西方文化的反应：崇欧与排外
在发展与西方的经济贸易往来、利用西方的先进技术的同时，沙皇政权在精神方面实行极为严格的封闭政策，因为它认为西方的思想——甚至西方的宗教信仰——将会腐蚀和动摇俄国制度的基础。传统的价值标准受到大力宣扬和倡导，东正教作为俄国精神生活支柱的作用得到加强。俄国为发展经济而聘请来了外国人，但这些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被指定在城市中专门为他们划出的地区居住，目的是为了限制有害思想和异教传染给俄国人。
但是，商业和战争终究使俄国与西方接近了。俄国人通过周围的立陶宛、波兰、德国、瑞典以及远方的英国和荷兰了解和认识了西方，这种接触使思想的交流不可避免。寻求西方物质文明的努力必然地导致西方思想潜移默化地渗入俄罗斯。
西方思想对俄国的影响首先表现为一部分俄国人接受天主教，向往欧洲生活，甚至产生变革俄国社会的朦胧意识。
17世纪上半期，由于大批波兰人来到莫斯科，少数俄国贵族高官逐渐对天主教产生兴趣。一位名叫赫沃罗斯季宁的公爵受到波兰人的影响而传染上了异教信仰，他保存着“拉丁”神像和书籍，不去东正教教堂做礼拜，还殴打去教堂的自己的同胞。他以高傲的态度轻蔑地指责他们和他们的精神生活，说他们对信仰的态度是不合理的，他们的生活是在靠谎言维持。他攻击神的使者，不承认死者可以复生。他还带有谴责意味地把莫斯科的沙皇称为专制君主，这可能同时反映了他对波兰贵族所享有的自由的向往。由于对自己生活的环境感到格格不入，他还产生了离开俄国去立陶宛的念头。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曾经指出，赫沃罗斯季宁对冷酷的拜占庭教会礼仪和被这种礼仪所浸透的整个俄国生活抱着深刻的反感，他是一个天主教式的特殊的俄国自由思想者。赫沃罗斯季宁的自由思想受到官方注意。他保存的“拉丁”神像和书籍被抄走，并被免去教衔、革去官职，发配至修道院受管束，直至1624 年具结放弃异教后方获释。
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依洛维奇时期，欧洲的技术、欧洲的物品、欧洲的书籍乃至欧洲的人都更多地进入了俄国，欧洲文化对于那些能够接触到它的俄国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大贵族、著名外交官奥尔金——纳晓金虽为沙皇重臣，但却对俄国的制度持否定和谴责态度，认为欧洲的做法与俄国不同，而且做得更好。他还经常向自己的儿子沃因灌输这种思想，从而使沃因从小就景仰西方。老纳晓金为了使儿子受到欧洲教育，专门安排了一些被俘的波兰人充当他的教师。这些波兰人向他描绘了西方文明的景象，特别是给他讲述了波兰自由的故事，进一步激发了他对欧洲的向往之情和对俄国生活的厌恶。1660年，沃因利用充当外交信使出国给自己父亲送信的机会，逃到了波兰，后来又到了法国。然而，作为一个俄国贵族，沃因对西欧的生活也难以适应，在国外不稳定的地位最终迫使他忏悔了自己的罪过，于1665年得到沙皇的宽恕，返回了俄国。但是，导致沃因逃亡的那种痛苦心情和他所经历的精神悲剧，是东方化的俄国转向西方时必然产生的社会后果，并将长期折磨那些最先感受到西方文化优越的有学识的俄国人。
对西方文化不断加深的了解必然产生变革俄国生活的愿望。索菲娅的宠臣戈利岑公爵不仅受到欧洲教育、享受欧洲物质文明，而且还深受欧洲政治文明的影响。还在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朝代，他曾参与改组军队的工作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这项工作的结果是在1682年取消了按门第规定官阶的制度。这位西方化的公爵还提出了对俄国进行改造的汁划，其中包括局部改变农民的地位，更明确地规定农民的义务；让居民有从事工商业的自由，以刺激他们的进取心；给贵族以部分自由，允许他们到国外去学习军事；把俄国的经济变为货币经济，等等。尽管戈利岑的设想在当时俄国政治复杂动荡、经济尚未摆脱不发达状态的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但它反映了欧洲文化的渗透所产生的影响。戈利岑这位西方化的公爵怀有使俄国同其他国家并驾齐驱的愿望，他尽力做了一些实际的事情，如积极促进俄国工商业的发展，修建公路、设置驿站、树立里程标杆等。在他当政时期，莫斯科兴建厂3000多幢石头建筑。有人认为，戈利岑之所以与索菲娅保持情人关系，是为了谋取权力地位以实现自己的主张。戈利岑最后因宫闱之争而落得—个凄惨的下场，但他的改革设想与18 世纪初彼得一世的改革是有很多接近之处的；他所做的努力也并非全无结果。那些年，俄国经济较为繁荣，商业和手工业有了发展，科学知识受到重视。
对西方文化的另一种反应是俄罗斯民族和宗教排他性的强烈抵制。
单是在贸易方面，作为弱者一方的俄国就出现了民族主义强化的倾向。早在伊凡四世时代，由于沙皇政权给予英国商人优厚条件，以及英国人对俄国人的蔑视，俄国商人中就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17 世纪初，英国的商业公司获得了一些新的特权，进一步加剧了莫斯科工商业居民的排外性。米哈依尔为沙皇时，英国人想得到通过伏尔加河进入波斯的权利，但俄国商人向沙皇表示，此举虽能使国家通过关税而获利，但商人的事业却将瘫痪，因为他们竞争不过英国人。在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朝代之初，荷兰公使曾请求允许荷兰商人在俄国同波斯人做生意，并允许波斯人把生丝经俄国运到荷兰，但俄国商人坚决反对，担心这将把他们“逐出商业”。在西方商人面前的软弱无力的地位使莫斯科的商人不但对西欧人十分憎恶，而且还把这种感情扩大到对西欧的风俗、传统、甚至西欧人的外表上。
随着俄国和西欧交往的逐渐扩大，俄罗斯人对“拉丁人、路德教徒和加尔文教徒”的不信任感也发展了。莫斯科的君主聘来外国人为自己服务，那些俄国官员们“恨”屋及乌，不但对这些外国人充满敌视，而且连带地憎恶起外国的“港口”和“服饰”。这种情绪也许在普通劳动群众中更为强烈，因为他们不仅是外国人最鄙视的下层人民，而且还预感到外国人将使他们承受的负担和压迫更为加重。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的心目中，甚至连同样信仰东正教的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人都是异教徒，更不必说外国人了。17 世纪中叶，沙皇侍臣、热衷于西方化的列季谢夫曾在莫斯科附近建造了一座修道院，请来了30 个小俄罗斯僧侣教授希腊文、拉丁文、哲学和修辞学，但有些被送来学习的莫斯科青年不愿意学，他们认为要是学会了拉丁文，那就会走入歧途。
作为东正教思想的传播者和保卫者，教会竭力抵制西方思想的渗透。当鲍里斯·戈杜诺夫想要建立学校，请外国人来教俄国青年学习外语时，僧侣们反对说，俄国在道德风尚、宗教习惯、语言文字方面都是统—的，如果语言多了，国家就会发生混乱。沙皇阿列克谢时期的总主教尼康被分裂教派认为是个危险的革新派，但他对西方科学和西方思想的敌视、他对各种现象的理解以及他的思维方法，却同分裂教派没有什么两样。他曾因为同他谈话的人引用了物理学而勃然大怒：“你不用上帝的圣书来作答……你用来作解答的却是物理学……以及其他可笑的谎言。”当莫斯科的一些画家采用西方艺术家的方法绘制新式圣像画并受到达官显贵们的青睐时，尼康下令没收这些圣像画，并宣布以后继续画这类圣像画的人将受最严厉的惩罚，根据阿列克谢的旨意，这些圣像画被收集起来埋入土中，画家则被革出教门。
17世纪末期的总主教约基姆也非常典型地代表了这种局限性和排他性，他甚至在遗嘱中还不忘关照：不准异教徒在任何地方建造罗马天主教堂和德国路德教堂，不准鞑靼人在任何地方建造清真寺，不要实行拉丁人和其他外国人的风俗习惯，不要按照外国的式样改变服装。
但是国家的迫切需要最终是与这种局限性和排他性冲突的，稍有远见的莫斯科大公和沙皇都为满足这种需要而谨慎地削弱这种局限性和排他性。军队建设、对外征战、兴办工业，都要求越来越多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等知识和其他各种专门技术。把俄国变成一个军事、经济强国的愿望使俄国转向西方的趋势日益加强，在这个过程中，崇欧与排外这两种倾向同时产生和发展，并成为日后俄国社会思想中西方派和斯拉夫派的源头。
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分裂
17世纪下半期，俄国宗教和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事件是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分裂。
导致俄罗斯教会分裂的直接原因是牧首尼康所进行的宗教改革。从罗斯接受基督教以来，宗教仪式发生过一些变化。起初划十字是用两个手指，从12世纪末开始，用三个手指划十字逐渐被公认，做礼拜时呼“阿利路亚”的次数也被认为应该是三次。16 世纪中叶，教会内部对宗教礼仪的形式产生了不同意见，最后由1551年的宗教会议作出决定：划十字用两指而不用三指，赞美词“阿利路亚”呼两次而不是三次。在教堂绕行时应顺着太阳升落的方向而不是迎着太阳。到17 世纪，这种礼仪形式在俄国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从1652 年起担任俄国东正教牧首的尼康认为，俄国流传的手抄经书错漏不少，与希腊原本有许多不同；俄国东正教会实行的宗教仪式也与希腊人所实行的旧礼仪不同，而且在俄国不同地区，神父们施行的宗教仪式也有出入。为了提高教会的权威，尼康不顾教会和世俗守旧势力的反对，着手进行旨在统一经书和仪式的宗教改革。而沙皇阿列克谢，此时正欲将乌克兰和巴尔干国家的正教教会合并于俄国教会，因而支持这一改革。
1654年，尼康召集教会会议，提出了按照希腊文原本重新翻译所有宗教经书、制订统一的宗教仪式的问题，并获得会议通过。根据这个决定进行的礼仪革新主要有如下内容：划十字用三个手指而不是两个手指；对耶稣的赞美词“阿利路亚” 呼三遍而不是两遍；在教堂中绕行的礼仪行列不再顺太阳升落方向而迎着太阳；祈祷时的跪拜改为鞠躬礼；某些祷词的内容和赞美诗的歌词作了修改；神父的服装也作了变更。新的宗教礼仪书籍很快在全国各地分发并要求实行，坚持旧礼仪的教徒受到严厉指责，在1656 年的“东正教周”中，教会当局宣布把继续用两个手指划十字的人革出教门。
对于尼康的改革，许多神职人员表示反对，他们要求保留旧的宗教仪式和经书，于是，形成了旧礼仪派，俄罗斯教会出现了分裂的征兆。尼康对宗教仪式的改革本身是没有什么重要意义的，君士坦丁堡的牧首曾劝告他不要搞这种改革；他自己并不重视同旧礼仪的维护者在宗教礼仪形式上的分歧，而主要是想以此达到使教徒绝对地服从于教会的目的。而旧礼仪派所关心的首先是宗教仪式而不是信仰本身，他们反对尼康改革的思想基础是对外来文化的抵制和排斥。旧礼仪派的主要领袖、大司祭阿瓦库姆大声疾呼：俄罗斯不需要拉丁习俗和德国式的举止。神父拉扎尔向沙皇阿列克谢恳切陈词：他请来的那些外国人都是伪君子，他们的那些知识也都是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古法是上帝赐予的楷模，只有坚持信守，才能得到幸福，否则便会遭受惩罚。莫斯科的辅祭费多尔认为，尼康的荒谬想法将带来灾难。俄罗斯的末日就要来临。旧礼仪派钓这些观点得到了科洛缅斯克大主教巴维尔·里沃夫公爵和其他一些大贵族的支持。旧礼仪派同尼康派的争论十分激烈。阿瓦库姆诅咒尼康，说他是“亵渎上帝的异端”、“披着羊皮的狼”、“恶贯满盈的罪魁”，该遭电劈雷击。而尼康则在沙皇的支持下，把阿瓦库姆和其他旧礼仪派的首领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1656年宗教会议后，对旧礼仪派进行了大规模的迫害，他们被放逐到边远地区的修道院，有些人还被割去舌头或遭笞刑。但旧礼仪派并没有停止活动，其队伍还有所扩大。有些领主也参加了旧礼仪派的运动，试图以此来削弱沙皇的中央集权。许多农民以及城市工商民把旧礼仪派运动作为反抗农奴制度和沙皇官吏专横行为的一种形式，以表达反对剥夺他们自由的意愿。
但尼康很快同沙皇发生了冲突。尼康希望建立一个不受王权左右的教权，他甚至认为神权应高于世俗政权，“正像月亮的光来自太阳一样，沙皇的权力来自教会”。他还经常蔑视沙皇，干预政务。尼康的所想所为明显地与正在发展的专制制度不相容，引起了沙皇的不满。1658 年，尼康以辞职相要挟，但沙皇不予理睬。1666年召开的宗教会议革除了尼康的牧首之职，并将其流放。但宗教会议仍决定，要继续彻底地实行改革，并把坚持旧仪式的人革出教门。同时对旧礼仪派的迫害加剧了。全国到处搜捕旧礼仪的维护者，对他们进行审判、拷打乃至处死。对于这些残暴的行径，阿瓦库姆愤怒地表示：“火烧、鞭笞、绞刑架，怎么能用这些来建立信仰呢?我不知道，这样能教育出什么样的信徒?我的基督没有要求我们的使徒去这样行事。”他还曾写信给沙皇阿列克谢，希望他释放被囚禁的旧礼仪派教徒，惩罚那些异教徒、拉丁人和犹太人。当他确信不可能获得沙皇的支持时，便诅咒他将在地狱中受上帝的火燎。但阿瓦库姆自己在普斯托泽尔斯克的土牢中被囚禁了15 年，并在1682年被活活烧死。为了躲避教会和世俗政权的迫害，旧礼仪派教徒们纷纷逃亡到伏尔加河东岸的森林中，住在用木头和泥土修建的简陋房屋中，过着宗教社团的生活。当政府派来部队围剿时，一个社团的全体成员不论男女老幼都集中到祈祷室中，然后点上火，唱着祷歌，在烈焰中自焚。1675—1695年间，以这种方式自杀的旧礼仪派教徒达2 万人。但旧礼仪派的活动仍然没有平息。到18 世纪，政府终于承认了旧礼仪派存在的权利，俄罗斯东正教会正式分裂为尼康派和旧礼仪派。俄罗斯东正教会的分裂恰恰发生在俄国转向西方之时，这不是偶然的巧合。面对更为优越的西方文化的渗透，分裂运动从宗教生活的层面上反映厂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强化。犹如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绝对弱的一方必然在一定时期内采取自我保护措施一样，在文化交往中，落后的俄国对先进的外国表现出本能的抵制也是不可避免的。
当时，俄国在文化上与西方的差距是十分明显的。由于缺乏教育，即便是相对来说有学识的神职人员也只能以对东正教的忠诚而自夸。他们不懂雄辩学、修辞学和哲学，但“胸有基督智慧”，而实际上直到尼康改革前，大多数神职人员连神学都很少了解。至于一般的劳动群众，更是处于普遍的不开化状态。缺乏同外部世界的联系，造成了他们的闭塞、无知和对新事物的排斥。当然，没有文化教养并不是敌视外来文化的根本原因。旧礼仪派顽固地抓住旧东西不放，谴责对传统习惯的否定，这种态度根源于弱者对强者、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憎恶。劳动群众大量地参加分裂运动，绝非仅仅是由于宗教的原因。由于俄国社会经济的落后，俄国转向西方的努力是以下层人民的处境进一步恶化为条件的。旧礼仪派教徒抱怨说，他们被剥夺了自由的生活而受到侮辱和欺凌，他们被剥夺了商业、农业、手工业和以前所有的事业，繁重的赋税使他们陷于赤贫，饥饿使许多人死亡。而且，他们把自己生活的这一切不幸都归咎于从阿列克谢以来的沙皇受到异教的迷惑。分裂教派认为，从阿列克谢开始，所有的沙皇都是基督的敌人，他们的一切做法都是反基督的。如果考虑到正是从阿列克谢时期开始，俄国加快了转向西方的步伐的话，那么也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由尼康的宗教改革所引起的俄罗斯教会的分裂，实际上是以宗教形式表现出来的西方文化与俄国传统的冲突。
书籍、学校、文学、戏剧和巴罗克艺术
17世纪，俄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对新的科学知识有了更为迫切的需求，有许多西方的地理、几何、医学、军事等方面的著作被翻译成俄文出版，其中包括梅尔卡托尔的《地图集》，卢卡，德林德的《地理学》，解剖学创始人安德列·维萨利的著作，介绍伽里略学说的《自然哲学课本》，瓦里高森的《步兵阵法与计谋》以及《荷兰军事法规》等。
俄国人自己也编写了—些介绍新知识的书籍。1611 年，出版了一本以著名地理学家梅尔卡托尔的《地图集》为依据的《宇宙学》，这本书是由俄国人编写的，共76 章。《地图集》的翻译者、乌克兰人叶皮法尼·斯拉维涅茨基为《宇宙学》所作的序中，介绍了托勒密和哥白尼关于宇宙系统的学说，并附有哥白尼的“太阳系”示意图。
1627 年，沙皇政府编纂了一部《大地图集》，其中包括了俄国的所有城市以及它们之间的交通线路。此书虽然还十分简单，但它是一部使俄罗斯人认识自己国家领土的书。此后，随着俄罗斯人在亚洲北部和东北部的考察和探险，陆续出版了有关这些地区的地图集。17 世纪末，俄国最早的地理学家之—、西伯利亚史专家谢苗·列麦佐夫绘制了《西伯利亚全境图》，稍后又完成了《西伯利亚大地图集》。这些地图集的出版使地理学知识在俄国得到了发展。俄国人也编出了自己的实用教程。亚·米哈伊洛夫为满足军事需要编写了《步兵、炮兵和其他军事科学教程》，其中涉及了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知识。
由于西方图书的大量流入，17 世纪俄国图书馆的数量也显著增加。除了教堂、修道院、宫廷、政府机关的藏书馆外，贵族高官、教会上层人士的私人藏书也频为可观。这些藏书馆或私人收藏中，德文、波兰文、拉丁文、希腊文图书占绝大多数，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欧洲文化对俄国渗透的规模和程度。
俄国的正规教育也是从17 世纪开始的。由于教育的重要性开始被认识，17世纪下半期，政府、修道院和少数显贵兴办了一批学校，主要教授神学、拉丁文、希腊文、修辞和算术。1687年，由著名诗人西梅昂·波洛茨基倡议，建立了斯拉夫——希腊——拉丁学院。这是莫斯科的第—所普通高等学校，主要培养国家官员、高级神职人员以及各类学校的师资。学校的教学内容，除了经院哲学以外，还包括外语、逻辑、物理以及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担任教师的希腊籍学者把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学的论述编成了教材。在他们的教学指导手册中，当代西欧思想家的成就也得到反映，例如，意大利哲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的著作就被引用。当时能进学校学习的人数还是很少的．受教育被认为是—种特权。
17 世纪的文学也体现了这个时期新的文化因素增长的趋势。17 世纪上半期，文学的主要形式仍是政论，其内容多为抵抗外国干涉、农民战争以及探讨俄国遭受动乱和浩劫的原因。在少数作品中，也表现出了对人的个性的肯定。从17世纪中叶开始，这种倾向得到发展，出现子被称为俄罗斯第一部小说的《萨瓦·格鲁津传》，这部作品描写了—个普通人的内心世界和生活遭遇。一些民间讽刺文学作品表达了人民群众朦胧的民主主义理想。《谢苗卡的法庭》描露了贪赃枉法的法官，《卡利亚津的请愿书》把人们追求现世幸福的权利同教会禁欲主义对立起来，《约尔希·叶尔绍维奇传奇》则反映了17 世纪的土地问题。这类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还有一些文学作品以旧的体裁表达了新的内容，大司祭阿瓦库姆用圣徒传形式写的自传就具有这一特点。尽管阿瓦库姆是旧礼仪派的领袖，在政治上十分保守，对新文化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但在他身上同时也体现了时代的精神，他在同尼康派的论争中表现得不像圣徒而俨然是政治领袖，他的自传也不是表达对宗教的虔诚，而是宣扬自己的生平和个性。
在17 世纪下半期的俄国文学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西梅昂·波洛茨基(1629—1680)。西梅昂·波洛茨基是白俄罗斯人，自1664 年起定居莫斯科。他博学多才，既是教会和社会活动家，也是剧作家和诗人，并当过沙皇的家庭教师，被同时代人称为“在逻辑学方面最雄辩，在哲学方面最明辨”的人。他具有启蒙思想，经常抨击神职人员的寄生生活和腐化堕落，蔑视占星术士的活动。他创作了大量诗歌，其风格和体裁丰富了俄罗斯诗歌的形式，并且使音节诗的体系趋于完善。他所作的喜剧剧本《浪子回头金不换》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如果现在的青年想不靠学问而生活下去，那么他就会染上不良的习惯。”他还写过悲剧《尼布甲尼撒王》。这两部剧本使他成为俄罗斯戏剧创作的鼻祖。戏剧在俄国出现是17 世纪下半期的事情。这里指的戏剧是有剧本、有道具和布景、有专门演出场所的表演艺术形式。在这以前，戏剧艺术还处于萌芽状态，如民间艺人的演出和举行宗教仪式时的某些表演活动。沙皇阿列克谢在克里姆林宫内建起了最早的宫廷剧院，1672 年上演了第一部话剧《阿尔塔薛西斯》，当时从导演、演员到舞台布景人员都是外国人，稍后才有俄国人上台演出。据一位到莫斯科访问的德国人记载，阿列克谢认为在宫廷剧院演出戏剧时，音乐伴奏有伤大雅，因此下令免除伴奏。阿列克谢死后，宫廷中的戏剧演出一度停止，到18世纪初才恢复。
17世纪俄国的绘画和建筑艺术受到当时欧洲流行的巴罗克风格的影响。这种风格起源于意大利，随后传播到法国、英国、西班牙以至全欧。在绘画方面，它强调表现人的感情，讲究华丽和气派；在建筑方面，则崇尚宏伟、精细和豪华的装饰，大量采用圆柱、圆顶以及以古代神话为题材的雕刻。
这一时期，俄国的绘画开始挣脱中世纪圣像画艺术的束缚，力图真实、准确地表现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这种倾向在莫斯科画家西蒙·乌沙科夫(1626—1686)的创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乌沙科夫认为，绘画应该像镜子那样再现真实的世界，艺术家应该把他所看到的东西描绘出来。在乌沙科夫所作的圣像画中，圣者的形象和容貌与生活中的普通人没有多少差别。l7世纪后期，俄国圣像画的形式与风格已不能适应上层社会的审美需求了，西欧的绘画艺术及其更为现实主义的审美原则受到推崇。这时，已有不少欧洲画家在俄国宫廷中服务，为建设中的克里姆林宫兵器馆作画。
17世纪，原来流行于莫斯科、诺夫哥罗德、雅罗斯拉夫等地区的建筑流派逐渐为全俄统一的艺术风格所代替，而这种全俄风格则明显地追随着欧洲的时尚。
1636年，沙皇米哈依尔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中建造了一座被称为“捷列姆”的皇宫。这座宫殿下宽上窄，共有5 层，顶楼有宽敞的阳台和娱乐厅。在整体结构上，捷列姆宫显然受到西欧建筑的影响，但其平面和正面的不对称性，色彩鲜艳的窗饰、栏杆和阶梯，以及室内装饰方面仍具有中古时代罗斯木结构建筑的风格。
传统的木结构建筑也有了新的发展，其代表作是17 世纪60 年代在莫斯科近郊的科洛缅斯克建造的一座皇宫。科洛缅斯克皇宫有270 个房间，3000个窗户和众多的尖顶，装饰豪华，色彩如画。尽管皇宫已在18 世纪时毁掉，但保存下来的模型和设计图纸表明，西梅昂·波洛茨克把它称为“仅次于所罗门王宫的世界第八奇迹”并非是信口开河。
17世纪末叶，俄国流行一种被称为“纳雷什金巴罗克”或“莫斯科巴罗克”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源于纳雷什金家族的庄园建筑，是从俄国中世纪的不对称或无序风格向西欧巴罗克风格过渡时期的建筑式样，普遍采用圆柱和白石雕塑装饰。当时，有许多宫室、府邸都按这种式样建造。宗教建筑也受这种风气影响，出现了一些外形具有明显的世俗格调的漂亮的多层教堂，如著名的莫斯科菲里村的圣母节教堂、波克罗夫卡的圣母升天教堂等。
巴罗克风格是从波兰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传入俄罗斯的，其影响所及，不仅限于绘画和建筑，还包括了诗歌和宫廷文学，西梅昂·波洛茨基、西·梅德维杰夫等人的作品中就有这种风格的痕迹。巴罗克在俄国的作用类似于文艺复兴在欧洲的作用，它对于促进俄国文化挣脱中世纪形式的束缚、促进个性的扩张和解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谈到俄罗斯文化生活中的这些新因素的时候，不能不注意到宗教和教会仍然起着重要作用。文化和学术传统主要保存于修道院内，编年史主要还是由教会人士修撰；文学的主要题材都与宗教有关，而且所有文学作品全都用教会斯拉夫语写成；神学仍然是教育的基本内容，非宗教的科学还远未产生广泛的影响；而绘画、建筑等艺术形式也大多与宗教内容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