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教育、印刷业和科学

　　在改革和启蒙潮流的推动和国家发展需要的刺激下，彼得一世之后，俄国的世俗教育继续发展。从40 年代开始，由于罗蒙诺索夫、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等俄国学者的努力，科学院的各个机构都开展了教学活动。1755 年，正式创建了莫斯科大学，当时设有哲学、医学、法律3 个系和两所附属中学，其中一所专门招收农民和工商居民的子弟。随后，彼得堡也兴办了一些学院，如彼得堡艺术学院、矿业学院、陆军和海军医院附设的两个外科学校。女子受教育的问题开始受到注意，1764 年在彼得堡设立了斯莫尔尼女子学院，分设贵族班和市民班。这类学院在其他大城市也陆续开设。当时，高等学校的规模都很小，在其中受教育的人数十分有限。如莫斯科大学成立时有学生100名，到80 年代中期只有82名。

　　普通学校的发展在80 年代以前也很缓慢。在50 年代末，正规的中学只有4 所：一所附属于科学院，两所附属于莫斯科大学，另一所在喀山。另有一些贵族武备学校，但以一般课程的教育为主。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曾制订过庞大的发展教育的计划，打算在省城和县城分别设立中学和小学。80 年代，在各地开始了设立国民中学和小学的工作。但这个计划只实现了一部分。直到18世纪末，俄国的国民教育仍然十分落后，每个省只有一所中学，半数以上的县城没有小学。教育的对象基本上还是贵族子弟，因为在1000个俄国居民中，平均只有2 名学生。

　　在平民教育方面，沙皇政权持明显的消极和怀疑态度。叶卡特琳娜二世曾明确表示，庶民无须受教育，否则他们就不会顺从。虽然开设了一些招收平民子弟的学校，但总的来说，平民受教育的机会还是极少的。

　　不过，这个世纪教育的进步对于俄国来说仍是十分可观的。正是在这个世纪，教育开始受到政府的直接推动，教育世俗化的趋势得到了加强。俄国东正教会并末对这一趋势特别反对，因为它无论在政治上还是价值观念上都是与专制政权并行不悖的，而且它本身也已完全成为政权的工具。

　　还在16 世纪50 年代，活字印刷术从中欧传入了俄国。但在大约两个世纪的过程中，出版业长期停滞不前。18世纪后期，这种情况有了显著改变，除了原有的莫斯科、彼得堡和科学院的印刷厂外，在大学、贵族武备学校和一些省城里又新建了一批印刷厂。80 一90 年代，政府还曾一度允许私人从事书籍的出版和发行。在整个18 世纪，俄国共出版了9．5 万种书籍，发行过大约200种期刊。由于识字人数逐渐增加，印刷出版业成为政府传达信息的主要方式，大部分书籍的出版也由官方安排。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对于俄国文化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外国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是系统地传播西方知识的主要手段；而在1800年时，大多数当代西欧文学名著都已有了俄译本，它们对俄国文学和俄国思想产生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18 世纪，俄国科学的发展较快。自1724 年按欧洲各国科学院的模式建立彼得堡科学院后，俄国的科学基本上就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科学院最早的一批院士都是从国外聘来的学者，其中许多人为发展俄国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如著名的立陶宛物理学家格·李赫曼为俄国电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进行科学试验时遭雷击而丧生；瑞士学者列·埃列尔在数学、光学、海洋学方面取得不少成果，并留下多卷著作。

　　从40 年代开始，涌现出了—批杰出的俄国学者，罗蒙诺索夫就是其中最负盛名的一位。罗蒙诺索夫在40 年代中期就已发表了《冷热的原因》、《空气的弹力》、《电学理沦》等重要的科学论文。50 年代初，他写出了物理化学的讲义，成为这—学科的创始人。稍后，在《光和色的起源》—文中深入研究了物质构造问题，发展了关于物质结构的原子一分子概念。不久，又提出了物质和能量守衡定律。他还解释了多种矿藏和矿物的成因，发现了金星大气层，提出了关于颜色的学说。他的思想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当时的科学水平，他的研究成果充实和丰富了许多知识领域。

　　在这个世纪，俄国的探险和考察活动十分活跃，从而使地理学、民族学有了很大的进展。20—30年代曾先后两次组织了对堪察加的考察，由维·白令领导的考察队获得了大量的科学资料，为开辟北海航道打下了基础。斯·波·克拉谢宁尼科夫在《堪察加地形》一书中对堪察加、阿拉斯加及附近地区的自然和人文情况部作了详细介绍。18 世纪下半期，又多次组织了对西伯利亚东北部和太平洋北部地区的考察。

　　生物学的成果也引人注目。卡维尔兹涅夫于1775 年用德文在国外发表了《论动物的退化》的著作，对当时生物学界的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提出了异议。科学院院士卡·弗·沃尔夫主张进化论，提出了有关有机体细胞构造的理论，其学术贡献曾受到恩格斯的肯定。

　　这个时期，俄国还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天文学家，他们反对教会主张的地球中心说，支持太阳中心说的理论。有人还提出了其他行星上可能有生物存在的假说。

　　在人文科学中，语言学、历史学和经济学都是在这个世纪中奠定基础的。最早对俄国历史进行研究的是一批德国学者，他们中影响较大的有：提奥菲拉斯·西格弗雷德·贝耶，他所著的《俄罗斯的起源》一书在1726年出版，从而成为俄国史研究的创始人；格尔哈德·弗里德里希·米勒在安娜女皇时期出版了—套10 卷本的《俄国史料丛编》；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罗塞是德国戈丁金历史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并深受伏尔泰思想的影响，主张开明专制。在叶卡特琳娜二世时，他成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施罗塞除了写有《新变革中的俄罗斯》、《俄罗斯史》、《涅斯托尔编年史》校订本等俄国史著作外，还著有《大迁徙与联合中的世界史》等世界吏方面的作品。他主张用综合分析的方法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变化进行思考，以获得有关宇宙和人类现状的基本认识。在俄国早期历史方面，这些德国学者根据涅斯托尔《往年纪事》和其他史籍的记载，都主张俄罗斯国家的“诺曼起源论”，即认为基辅罗斯国家的形成是通过瓦里亚基人(诺曼人)的征服而实现的。这个论断刺激了俄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引起了一些俄国学者的反对。曾就学巴黎的瓦·基·特列季亚科夫斯基在70 年代提出，缔造基辅罗斯国家的瓦里亚基人不是诺曼人，而是东斯拉夫人；罗蒙诺索夫认为，在诺曼人到来之前，东斯拉夫人已建立起自己的国家组织。科斯托马罗夫、扎别林、鲍尔金等人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批判了诺曼起源论。在此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反对德国人统治俄国学术的运动。

　　在俄国语言的研究和革新方面，罗蒙诺索夫作了开创性的工作。作为现代俄罗斯标准语的奠基者，他撰写了《俄语语法》、《修辞学》、《俄文诗律》等专门著作。

　　1765年，得到官方赞许的“自由经济学会”成立，使经济学正式进入了俄国生活。自由经济学会出版刊物，介绍西欧著名经济学家的学说，并发表了许多有关组织农业经济的文章。

　　文学、戏剧和世俗音乐

　　18世纪俄国文学开始有了质的提高，文学的社会作用也显著加强。随着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被译成俄文，古典主义逐渐成为俄国文学的主流，其代表人物是苏马罗科夫、罗蒙诺索夫、特列季亚科夫斯基等。古典主义文学努力表现重大的社会题材、崇高英勇的精神理想以及美丽高雅的大自然等，其中不乏启蒙思想的痕迹。阿·彼·苏马罗科夫(1717—1777)的《霍列夫》、《辛纳夫和特鲁沃尔》等悲剧作品提出了公民义务的问题，表达了对贵族地主的蔑视和对专制官僚机构的不满。罗蒙诺索夫创作了一些古典主义的诗歌。在颂诗《叶丽萨维塔·彼得罗芙娜女皇登基日颂》中，他纵情讴歌了祖国和人民，颂扬了彼得大帝的伟业：

　　俄罗斯的大地能够产生

　　自己的柏拉图

　　和聪慧的牛顿

　　他(彼得大帝)戴着胜利的桂冠

　　昂首越过层层障碍

　　把他用坚决手段改造的俄罗斯

　　随身高举直到天边。

　　但到18 世纪末期，古典主义显然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文学要表达更多社会内容的需求。于是，现实主义、感伤主义等新的风格开始萌生。

　　加·罗·杰尔查文(1743 一．1816)是18 世纪末杰出的诗人，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但在他的作品中，也已表现出了现实主义的精神。《费丽扎》、《权贵》、《瀑布》等诗歌颂扬了俄罗斯帝国的强大和胜利，也暴露和讽刺了那些有权势的达官显贵的罪恶。他还革新了俄罗斯诗歌语言，把大量的民间语言引入了诗歌创作。

　　利用讽刺手法抨击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是18 世纪末期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特点。

　　尼·伊·诺维科夫(1744——1818)和伊·安·克雷洛夫(1769—1844)在那时曾先后创办了《雄蜂》、《画家》、《钱袋》和《精灵邮报》、《观察家》、《圣彼得堡水星》等讽刺刊物，揭露和鞭挞贵族地主和沙皇官吏的罪恶、愚昧，宣传当时先进的道德伦理、人道主义和宗教宽容，

　　18世纪末，俄国出现了一个新的文学流派——感伤主义，其特征是推崇自然感情，注重人物心理的描写。开俄国感伤主义文学风气之先的是尼·米·卡拉姆津(]766——1826)。卡拉姆津出生于贵族之家，先后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求学，24岁时到西欧旅行。当时，感伤主义文学思潮刚好在欧洲兴起，卡拉姆津显然受到其影响。1791—1792 年，他陆续发表了《—个俄国旅行者的书信》。这部作品反映了他的旅欧印象，以生动的语言表现了人的内心世界，是俄国感伤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并使他一举成名。不久，他又发表了小说《可怜的丽莎》，叙述一个农民的女儿爱上了一个贵族的不幸故事。这部感伤主义的名著被别林斯基称为“最早的出色的俄国小说”。

　　由于城市的发展以及与西方联系的扩大，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更加多样化了，舞台艺术也因此而发展起来。彼得大帝曾在1702年建造了国家剧院，但剧团都是从西欧请来的，18 世纪中叶，俄国古典主义剧作家苏马罗科夫的作品在彼得堡公演后，人们对戏剧的兴趣越来越高。全国许多城市都纷纷建造剧院、组织剧团、编演戏剧。俄国戏剧之父费·格·沃尔科夫于1752 年率雅罗斯拉夫剧团到彼得堡公演，获得很大成功。1756 年，他的剧团得到了专用的剧院。俄罗斯的戏剧演出就是在这个时期成为职业性活动的。

　　世俗音乐也开始流行起来。在安娜女皇和叶丽萨维塔女皇时期，宫廷．里经常上演意大利歌剧。对音乐的兴趣逐渐促使人们搜集和改写民间歌曲，出现了一些俄国的作曲家和演奏家。1787年，士兵的儿子叶甫斯季涅·福明根据俄罗斯民族题材创作了歌剧《驿站车夫》，稍后，又有歌剧《美国人》和音乐话剧《奥菲欧》问世。农奴出身的米哈依尔·马亭斯基创作的《圣彼得堡的集市》也是一部有影响的早期俄罗斯歌剧。这两位作曲家的作品都广泛采用了俄罗斯民间音乐的素材。另—位作曲家德米特里·波尔特尼扬斯基则吸收了世界音乐艺术的成就，他所创作的室内器乐作品是俄罗斯音乐中大型套曲形式的最早范例，奠定了俄国器乐艺术的基础。他写的歌剧《父子情敌》也享有声誉。叶卡特琳娜二世时代对俄国的舞台艺术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时期。叶卡特琳娜二世对戏剧、歌剧、芭蕾舞和音乐演出十分热衷，专门在冬宫—侧建造了艾尔米塔什小剧院，甚至还自己动手写过一些喜剧和歌剧剧本。由于女皇的倡导，舞台艺术更受上流社会的青睐，并孕育了未来的繁荣。

　　建筑和绘画

　　蓬勃兴起的城市建设是18 世纪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缩影。在建筑的艺术风格上，俄国仍然追随西方的时尚，而罗曼诺夫王室的宫殿集中地体现丁这一时期建筑艺术的精华。

　　从彼得一世朝代到18 世纪中期，是巴罗克风格的鼎盛时期，其代表作是夏宫、冬宫和皇村行宫。1709 年开始兴建的夏宫地处离彼得堡约30 公里的芬兰湾畔。从宫殿到海边的林荫道两侧，设置了由142 尊巴罗克风格的镀金塑像组成的阶梯状喷泉群，蔚为壮观，包含着庆祝俄国成为一个海洋国家的意思。夏宫直至彼得一世死后数年的1728 年方才竣工，1746—1755 年间又由意大利建筑师小拉斯特列里负责改建。皇宫的正面饰以豪华的壁柱和巴罗克风格的雕塑。小拉斯特列里是生于巴黎的意大利人，16 岁时随其父卡罗·拉斯特列里来到俄国。老拉斯特列里是个雕塑家，他的杰作有北方战争凯旋柱、彼得戈夫的夏宫喷泉塑像和彼得大帝骑马像等。

　　1711年，彼得一世开始建造冬宫。这座宫殿在不长的时间里多次改建，现在的样子是叶丽萨维塔女皇朝代由小拉斯特列里设计的。冬宫的建筑具有雄伟、壮丽的巴罗克风格，外部装修十分豪华，墙面为淡绿色，白色的圆柱按一定节奏设置其间，圆柱顶部饰以青铜雕刻，色彩对比鲜明悦目；长方形的整体结构庄重合理，局部的凹凸使整个建筑并不显得单调。冬宫内部也全以巴罗克式样装饰，高贵而又华丽。1837年，冬宫因火灾被烧得仅剩砖壁，但只用一年多时间就恢复了原样，而且内部装饰更加奢华，采用了大量的大理石、孔雀石、金箔、名贵木材。

　　18世纪后期，巴罗克风格渐趋衰微，古典主义开始兴起。古典主义的建筑艺术崇尚质朴严谨，摈弃了程式化和表面的华丽装饰。瓦·伊·巴热诺夫(1737—1799)是俄国古典主义设计大师，他曾就读于彼得堡艺术学院，后来又在法国和意大利接受艺术教育，还在游学欧洲时就已是声名远扬的艺术大师。他拒绝法国国王的礼聘而回到俄国后，曾先后设计过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近郊的扎里基诺宫，但均未付诸营造。他设计的作品实际建造并保留至今的只有莫斯科的帕什科夫大厦。古典主义风格的代表作还有利纳尔迪设计的圣彼得堡大理石宫，斯达索夫设计的圣彼得堡塔夫利达宫和彼得戈夫的英国宫，卡扎科夫设计的参政院大厦、莫斯科大学和圆柱大厅等。这些建筑物的共同特征是：正面中央有廊柱，三角形的山墙，外表为白色。

　　18世纪的绘画艺术以具有现实主义风格的肖像画最为突出。德·格·列维茨基(1735—1822)是18 世纪现实主义肖像画的最优秀代表，他由于1770 年在美术学院展览会上展出的作品而一举成名，并在同一年因盛装肖像画《科科里诺夫》而获院士称号。70 年代中期到80 年代初期，是列维茨基创作的丰收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作品中比较著名的有《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校女学生肖像》(组画)、《狄德罗》、《季亚科娃》等。列维茨基肖像画的特点是性格描写真实而又多样化，艺术语言简洁而又富于表现力，色彩丰富而又和谐。80年代，由于受到古典主义风格的影响，他的作品更为洗练、充实，构图严谨、匀称。线条准确，造型平稳，在俄罗斯绘画艺术史上，列维茨基克服了18世纪贵族艺术的浮华铺张，开创了肖像画创作的一代新风。

　　这个时期主要的肖像画家还有斯·罗科托夫。他的作品细腻而又富于诗意，充满精神和肉体的美感，如《穿玫瑰色衣服的陌生女人》、《诺沃西尔佐娃》等。婚姻习俗

　　彼得一世力图破除俄国陈旧落后的风俗习惯，尤其是在直接涉及国家利益的婚姻家庭问题上采取了许多措施，从而使俄罗斯人——首先是上流社会和城市居民——的婚姻习俗和家庭关系开始发生很大变化。

　　18世纪时，俄国的婚姻习俗仍带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对于子女的婚姻，父母的意见是决定性的。一般情况都是首先由男方的父母或近亲去向女方的父母求婚，双方主要谈论的是嫁妆。如果谈得投机，便定下相亲的日子。但小伙子自己不能参加相亲，他的母亲或姐妹可以隔着餐桌看到盛妆的未婚姑娘。相亲之后，便是举行订婚仪式了。在行订婚礼时，未婚夫由自己的父兄送到女方家中，女方要请神父到场。但未婚夫还是见不到未婚妻，因为只有男人参加订婚仪式。《治家格言》上说，婚约一式两份，—份由未婚夫或他的父亲签字，另一份由未婚妻的父亲签字，未婚妻本人是不能签字的。在贵族阶层，订婚首先是一场物质交易。婚约上要写明嫁妆和一旦废除婚约时应缴付的“违约赔偿金”。如要嫁妆价值1000 卢布，通常赔偿金的数目也定为1000 卢布，这是为了避免男方—旦违约时女方可能遭受的物质损失。贵族人家的嫁妆常常写有一份冗长的清单，其内容包括领地、农奴、仆人、圣像、珠宝、服装和其他值钱的东西的数量。即使家境不宽裕的，也要在婚约文书中写上简朴的嫁妆，如衣服、被褥、枕头、耳环等。

　　签订好契约后，大家都到隔壁房间去向未婚新娘的母亲表示祝贺。整个过程全是由家长包办的。经常有这样的情况：直到结婚那天，未婚夫妻还从来没有见过面。在订婚之后，男方如果拒绝结婚而女方又坚持要履行婚约，教会或世俗当局可以根据女方的申诉强制未婚夫妻完婚。

　　婚礼包括古老的民间形式和教堂仪式。结婚那天，新郎被称为“年轻的公爵”，新娘被称为“年轻的公爵夫人”。婚礼的准备工作是从为新人铺床开始的，而包括被褥在内的嫁妆通常在前—天或当天由新娘家的马车或爬犁送来。普通人家充作新房的一般都是干草房，被褥要铺在40 捆干草之上。房间的角落里要插上一枝箭，上面悬挂小白面包和小兽皮。床头放置一个盛粮食的小桶，婚礼蜡烛就插在里面。桌子要铺上动物毛皮。全部布置都与古代狩猎和农耕生活有关。

　　结婚喜宴可在新娘家里请“不多的人”参加，也可在男女双方家里请“许多人”参加，视家境而定。清早，载着新郎和男方宾客的马车队去新娘家迎亲，他们还随身带着大圆面包。到了新娘家后，媒人让两位新人拉住—条绸子的两头，然后为他们梳理头发。在除去新娘的少女冠后，她的头发被编成两条辫子，再戴上一顶双角帽。这时，新娘的女友们唱起婚礼歌曲，大圆面包被切开，分给所有在场的人吃。在这之后，新人们便戴上婚礼冠去教堂，人们往他们身上撒啤酒花和小硬币。17 世纪末以来，去教堂举行婚礼之前先要提出申请，由教会当局对未婚夫妇进行审查，搞清他们是否近亲、是否逃亡农奴，并把情况登记入册。在教堂，神父为新婚夫妇主持宗教婚礼仪式。新娘要除去婚礼冠，跪倒在新郎脚下，用头碰他的靴子，以示对家长的服从；新郎则用长衣的下摆掩住妻子。

　　从教堂出来，新婚夫妇径直回到男家，这里的喜宴就开始了。上过第三道菜后，一对新人被引入洞房独处。婚礼的高潮是一个钟点后宾客们进入新房向新婚夫妇“问候”，并把他们的内衣拿出去给大家看，引起哄堂大笑。在某种情况下，新郎的父母会埋怨亲家没有保护好他们的女儿。

　　早婚现象在俄国十分普遍，宗教教义要求父母在孩子“成年”之后不妨碍他们结婚。教会曾经规定，“为人父母者都应在自己的儿子满15 岁、女儿满12岁时让他们结婚”。17 世纪中期，出现了提高婚龄的趋势。1649 年法典规定，保护人应让他们的养女在15 岁时结婚。但早婚现象仍然延续了很久，在贵族阶层中间，这种风气尤为盛行。对嫁妆的企望通常是促使贵族家庭娶年幼女子的原因，而一般农民为孩子结亲则往往是出于生活的需要：娶一个发育成熟、健康有力的媳妇应付繁重的农家劳动。

　　俄国的早婚现象与西欧的习俗大相径庭。17 世纪到过莫斯科的德国学者亚当·奥列阿里曾对这里允许12 岁甚至更小的孩子结婚大感惊异。彼得大帝时期曾任丹麦驻俄公使的尤斯特·尤里记载说，他拜访过一个军政长官，其妻子不到12岁。一位英国外交官在观察了彼得堡上流社会后发现，人们都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已结婚，通常是双方的年龄加在一起还不足25 岁。彼得一世也在其女儿叶丽萨维塔年满12 周岁时，就公开宣布她已成年，并当众割断了她衣服上的束胸带。直到19 世纪，法定结婚年龄才提高到男18 岁，女16 岁。18世纪初的改革为婚姻习俗带来了一些变化，使之朝着较为文明的方向发展了。彼得一世颁布了一系列涉及婚姻问题的法令，这不仅是因为他自己“按老规矩办”的第一次婚姻是不成功的，更是因为国家利益要求改变旧传统。专制政权认为，强制的婚姻不利于出生率的增长，所以要用有助于增加人口的更为自由的婚姻宋代替。1702年，彼得—世颁布专门法令，禁止由父母包办的契约婚姻，求婚男子和待嫁女子的会面应是订婚的必要条件，即便在订婚之后，如果未婚夫妻中有一方不愿结婚了，他或她也还是自由的。这个法令是对传统的风俗和习惯的否定。原先，家庭竭力不让未婚夫看到为他挑选的未婚妻；现在，未婚男子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拒绝已经订婚的未婚妻。原先，少女不可能在决定她的命运的时刻表示自己的意见；现在，她也得到了使自己不满意的包办婚姻不能成功的法律上的权利。

　　各个社会阶层对这个法令的理解和执行是有一个过程的。新制度在城市居民中较快地得到了推广。彼得时期有名的工业家和出版家伊·吉·波索什科夫为自己的儿子所写的家训也许可以被视为新婚姻观的典范。他教导儿子，如果看上了某个女子，先要了解她的情况，然后在她没有盛妆打扮的情况下和她见面，搞清楚她是否喜欢你，如果是肯定的，那就开始做你该做的事。他说：“双方出于爱情而自愿结合，这是幸福和神圣的。”另一位社会知名人士康捷米尔也坚决反对父母为了财产、地位而为子女包办的强制婚姻，他写道：“如果说儿子不经父母的祝福而结婚是大逆不道的话，那么父母把那种年龄、性格、内心的感情都不相配的婚姻强加给自己的儿子也是犯罪。”他的态度是很鲜明的：“依我看来，这样的儿子不应服从这样的父母。”

　　但是，习惯势力仍然是相当强大的，甚至连颇有新思想、热烈拥护和支持彼得一世改革的普罗科波维奇在婚姻问题上也坚持传统的做法。他在1720年写的一本名为《少年初步教育》的书中因袭《治家格言》的教条，认为孩子们没有父母的赞许不应作任何重要的决定，尤其是在婚姻这样的人生大事上不能自作主张。在社会上，传统的包办婚姻也依然盛行不衰。

　　正因如此，1722 年，彼得一世指示参政院和最高宗教会议作出决定，禁止实行由父母或监护人强迫缔结的婚约，以及由具有各种官爵的主人迫使男女奴仆结合的婚姻。尽管参政院在涉及到农奴的条款上表示了反对意见，彼得一世仍于1724年1 月签署了这项法令，规定在全俄国禁止父母和主人在他们的孩子或奴仆不自愿或害怕受惩罚的情况下强迫他们结婚。为了使青年人在缔结婚姻时能真正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后来在婚礼仪式中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父母必须在神父或最高宗教会议成员面前起誓，以证明他们的孩子不是被迫娶妻或出嫁的，但这种规定很长时间内只是在达官显贵和城市知识阶层中得到执行。鉴于城市中的仆人占了居民人口的相当一部分，而在这些人中强制婚姻现象又特别常见，1724 年法令明文规定，主人要给自己的奴仆一份关于不强制他们结婚的书面保证。但由于法令没有提供让家奴、仆人自由选择婚姻的具体条件，保证书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纸空文。

　　婚姻改革的措施对于构成俄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农奴制的俄国农村，农民的婚姻经常受到农奴主卑鄙和自私的干涉。17 世纪以来，农村女子必须向主人缴纳一笔“迁移费”并取得“自由证”之后才能从这个领地嫁到别的领地上去。到18 世纪初，迁移费不断提高，以至于在很多地方成为农民结婚的障碍。修道院和宫廷领地也奉行同样的原则。只有少数开明的贵族愿意让自己领地上的农民自由结婚，如18 世纪著名的军事家彼·阿·鲁勉采夫在自己的领地管理条例中禁止管家干涉农民的婚事。但在那个农奴制强化的时期，贵族地主一般都不愿让女性农奴嫁到别人的领地上去，而要求自己领地上的农奴相互通婚，并采取强制措施迫使他们达到一定年龄之后立即结婚，以便为自己生产更多的活的财产。

　　农村中强制婚姻的非人道性曾引起杰出的民主主义者拉吉舍夫的愤怒抨击；而罗蒙诺索夫则从学者的立场指出，这种做法妨碍了俄罗斯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因为这里没有爱情，生殖力是没有保障的”。他对农村的婚姻状况作了细致的观察，注意到了其中的流弊。他写道：“为尚不能履行夫妻间义务的小男孩娶成年女子为妻——按年龄来说妻子常可作丈夫的母亲——这种情况在俄国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已经成为习惯。这一有悖于自然的做法产生了有害的结果……男孩在自己的生育期之前没有足够的能力，而他成年之后，妻子又很快到了不能生育的年龄。”

　　在婚姻制度的改革中，专制政权竭力利用新规定来使婚姻问题直接服务于国家的利益。由于官僚制度的形成和正规军队的建立，需要越来越多的贵族青年充任文官和军官。当时，有许多年轻贵族以结婚为由拒服军役。彼得一世认为，对于这种“狡猾和欺骗”，最好的办法是规定见习军官得不到军衔和荣誉就不能结婚。他还把结婚作为促使贵族青年接受教育和训练的手段，1714年1月颁布的著名法令规定，打算结婚的贵族必须接受最基本的教育。这些措施使贵族阶层中的结婚年龄呈现提高的趋势。塔季谢夫在遗嘱中教育自己的儿子：在18 岁结束学业之后，是“产生爱欲”的时候了，但为了将来的顺利发展，还不应在这个年龄结婚，而最好去为国家服务，到24 岁再考虑结婚的问题。彼得一世认为，婚姻必须保证种族的繁衍和人口的质量。1722 年，他颁布了关于“傻瓜”的法令，其要旨是禁止不能胜任工作的人结婚。据此，参政院决定要找出那些不能学习和工作的白痴，不让他们结婚，以免产生低劣的后代，损害“国家利益”。对于愿意工作的“傻瓜”，可给予其一个“规定年限”的试用期，如果他能表明自己是胜任工作的，便能得到结婚许可。为了改良人种，彼得竟异想天开地从法国弄来了一个身高2．27 米的巨人，并为他选择了一个身材高大的楚赫纳女人作妻子，但结果并不成功。

　　彼得时代，教会在婚姻问题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它的职能完全服从于世俗政权的目标，彼得堡政府要求地方神职人员执行新的婚姻登记制度，并把统计表册定期送往最高宗教会议。根据1721 年的宗教条例，禁止本教区的教徒到别的教区去举行婚礼，以便于神职人员对教徒的婚姻进行监督。条例还要求神职人员把“有疑问的婚姻”及时移送宗教机关。

　　由于波罗的海沿岸并入俄国版图，也由于同西方的联系更加广泛和多样，婚姻中的宗教问题变得突出起来。俄国东正教会历来禁止东正教徒与拒绝改宗东正教的异教徒结婚，现在这一禁令已不合时宜了。首先打破这个禁规的是彼得一世，他在皇位继承人阿列克谢与德国公主夏洛塔结婚时，没有要求这位皇储妃改宗。尽管此事引起人们议论纷纷，但当局仍然决定允许贵族乃至出身低微的人同异教徒结婚。

　　1721年3月，负责管理乌拉尔矿业工厂的塔季谢夫写信给矿业总局，说在当地的瑞典战俘愿意定居下来，但找不到相同信仰的女性作配偶。他建议对这些瑞典人应有特别规定。根据矿业总局的申请，最高宗教会议决定：长于冶金和贸易的瑞典人如果已经或者打算永久地为沙皇服务，允许他们不改变宗教信仰而娶俄国女子为妻，但他们也要以书面形式保证不强迫信仰东正教的妻子改宗。这年8 月，最高宗教会议甚至向东正教徒发布特别文告，详细解释了“信教者与不信教者的婚姻是正当的、合法的”，只要它不导致脱离东正教。文告特别强调，“至高无上的专制政权”对于这种婚姻有着巨大的需要。根据最高宗教会议作出的新规定，这种婚姻的一方可保持不同信仰，但他们的孩子应受东正教洗礼。在此之后，有许多东正教徒利用了这些新的规定。混合信仰的婚姻的出现和增多，逐渐打破了传统的东正教家庭的封闭性。

　　18世纪的婚礼仪式基本上沿袭了过去的传统，但某些陋习被取消了。例如，宾客进入洞房“问候”新婚夫妇并将其内衣拿出来示众的粗俗野蛮做法令人厌恶，被彼得一世明令禁止，一些违禁的显贵受到他的惩处。当然，这种遗风在民间还延续了很长时间。婚礼的仪式简化了。生性豪放的彼得一世喜欢到快乐的婚礼上去玩，他希望缩短宗教仪式的时间，增加娱乐的时间。1703年，他在教堂参加显贵戈洛文的婚礼时，迫不及待地命令神父快点结束仪式。神父没有行完圣礼就匆匆为新婚夫妇祝福，草草完事。这种事情发生过好几次。到1724年，彼得一世指示最高宗教会议修改圣礼书中的婚礼仪式程序，并把它印出来，以便传播和实行。当时，达官显贵家庭的婚礼上，在仪式之后通常是欧洲式的舞会，人们尽情地跳波尔卡、对舞和英国舞，一直到精疲力尽为止。关于平民的婚礼记载很少。一位英国外交官的妻于隆多曾描述了在她家当过女佣的一个俄国姑娘出嫁的经过。新郎出身于工商区居民之家，他在得到女方父母同意他们结婚的答复之后，才第一次被允许见了未婚妻一面。两个青年交换了戒指，婚礼定在一周之后。从这天开始，新娘就日夜由女友陪伴着，为即将到来的离别不断地哭着、唱着。结婚那天，来接新娘和嫁妆的是新郎的父母。嫁妆包括圣像、衣服和一张桌子。

　　妇女地位与家庭财产关系

　　在封建俄国，盛行着“上帝主宰世界，沙皇主宰国家，男人主宰家庭”的原则，家长对于妇女、儿童和全家老少拥有不受任何限制的统治权。在家庭中，妇女的地位极端低下。一句粗俗的谚语反映了她们在丈夫家中的地位：“男人不打你，就是不爱你”。16 世纪的《治家格言》教男人如何惩罚妻子：如有小过错，用鞭子抽几下；如果“很不听话”，那就扒掉衣服狠揍。这种风气直到彼得一世时依旧很少变化。俄国妇女对家长的绝对服从也是使来到这里的外国人惊异的。当时在妇女和儿童中常能见到眼瞎的、耳聋的、头破脸肿的、手脚脱臼的。能够保护妇女免受丈夫殴打的只有女方有权势的亲属，这样的家族能从教会和世俗当局那里得到准许，使有过失的妻子免遭惩罚。在较好的情况下，她们会被送到修道院去驯化一年半载。有时，依靠娘家的权势，妻子也能把丈夫送进修道院，但在他回来之后，她仍将处于完全从属于他的地位。

　　在城镇居民和农民家庭中，妇女要承受繁重的生活担子。城镇的商人和小铺主人没有妻子的帮助是不行的。17世纪末访问俄国的施莱辛格注意到，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墙外的大市场上，有许多年轻的妇女在卖装饰品；捷克耶稣会士伊尔什·达维德也报道说，在莫斯科，妇女出现在人很多的地方，有不少坐在店铺里卖针、线之类的东西。至于农村妇女，18 世纪的民族学家安东诺夫斯基发现，她们“劳作过度”，“干得比欧洲任何地方的农妇更多”，“几乎整年都被打发在家中和田里干过量的工作”。彼得时期的国务活动家和学者瓦·尼·塔季谢夫十分了解农村生活，他叙述了一个农妇所应该做的事情：“每个农妇应该会烤出好面包，制作好克瓦斯，做出各种食品；在园子里应该种上各种水果和蔬菜……夏天要做奶酪，黄油……必须会织粗麻布和呢子”，还要照管家畜、挤牛奶，等等。

　　贵族妇女的生活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她们的活动被严格限制在家庭范围之内，如同笼中之鸟。18 世纪初，常有妇女试图冲破传统束缚的事情发生，但每每受到社会的严厉指责。在北方战争最紧张时，有个少女换上男装弃家从军，在龙骑兵团中服务了7 年，但当她被发现是女身之后，非但与军功无缘，而且受到惩罚，被发落到莫斯科一个纺纱厂去，同“因犯有罪过”而服苦役的妇女一起干活。这个故事被访问这家工厂的一个容克贵族记载在自己的日记中了。妇女在家庭中屈辱无权的地位是由家庭内部的整个财产关系制度决定的。在贵族阶层，根据1649年法典，没有生育孩子的妇女在丈夫死后可以得到除其嫁妆之外的1／4 的丈夫的财产，但她对世袭领地或军功领地都无权提出要求；丈夫向外人而非族人购买的土地可以给予寡妇，但当她再婚或出家为尼时必须归还夫家，她也无权出卖或典当这样的土地。为了保证贵族寡妇和死去地主的女儿、母亲的生存手段，法律规定可在庄园地产中为他们留下一小块“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土地，但不得出卖，也不得作为嫁妆。年幼的女儿可享受这块土地到15 岁，此后就应出嫁并由夫家供养。家庭中的全部财产均按男性一系继承，只有在儿子们都已死亡的情况下，世袭的和因功所得的领地才能由女儿或她的男性后代继承。

　　嫁妆是缓和或改善妇女在地产和家庭关系中无权状况的唯一手段。为丈夫带来土地和农奴的妻子比没有这种嫁妆的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要高得多。法律规定家长无权出卖和动用妻子的嫁妆，妻子拥有支配嫁妆的权力，但在实际上，妇女是很难行使这种权力的，因为丈夫在家中的权力是不受限制的，时常有丈夫以殴打和折磨迫使妻子出卖或典押嫁妆领地的事情发生。17 世纪后期，为了调整作为封建婚姻基础之一的嫁妆制度，曾颁布专门法律，规定妻子死后如没有孩子，嫁妆就要归还娘家。妻子的家族密切地注视着陪嫁出去的地产的命运，并以自己家族的力量作为嫁出去的女儿能独立支配嫁妆的保证。

　　由于彼得一世的改革，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在其内部关系方面经历着一个更新的过程。18 世纪初，军功领地与世袭领地的融合过程已经完成，这一事实对于贵族家庭的财产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为了巩固政权的基础，防止领地的分散和贵族家族的衰落，17“年颁布了长子继承制法令。这个法令是根据英国和法国的榜样制订出来的，它消除了军功领地和世袭领地的差别，改变了夫妇及其后代与不动产的关系。贵族较小的儿子没有土地保障，他们必须通过为国家服务来为自己获得收入来源。没有孩子的贵族寡妇在丈夫死后能够得到的已不再只是“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土地，而是继承丈夫的所有不动产。在她死亡或剃度出家的情况下，土地归还丈夫家族中最近的继承人，而作为她的嫁妆的那部分则归还娘家的家族。如果她再嫁，那么第一个丈夫的不动产也应归还他家族中按顺序最年长的男人。

　　对于因分出嫁妆而造成的贵族领地分散化的倾向，国家也给予了注意，长子继承法规定，今后任何人不得以不动产作为嫁妆，但对现有的作为嫁妆的领地未作变动。女性贵族在继承遗产方面的权利扩大了。法令规定，地主如果没有儿子，就应该在女儿中确定一个主要继承人，包括领地在内的不动产归她所有，而其他女儿只能分得动产。为了维持无嗣贵族的家族，允许家族中的最后一个男性把全部不动产给予自己的一个女性亲戚，不论她是寡妇还是姑娘。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有一个不可变更的条件：继承者必须使用原来地主的姓氏。长子继承制法令遭到贵族地主的反对，在彼得死后很快就被废除了。但是，改革对于家庭关系的影响已是无法消除的了，旧传统再也不可能全面恢复，新观念已悄然形成并扎下根子。尽管改革并没有把动摇男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作为目标，妇女在家庭财产关系方面权利的扩大也并未根本改变其社会地位，但这终究是一个重要的开端，而且，由此而始的发展过程的速度是令人目眩的。索菲娅公主以兄弟名义摄政时，连她的支持者都认为让女人来治理国家是不体面的。但仅仅在数十年之后，人们对于俄国皇位上是一个女人已不感到奇怪了。应该说，从妇女能够独立支配领地到妇女行使最高权力的道路是够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