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自由主义的发展
18世纪下半期的俄国启蒙运动把自由主义思想引进了俄国的社会意识。法国大革命之后，尽管沙皇政权对西方新思想持敌视态度，但终究不能使俄国不受其影响。到19世纪初，俄罗斯帝国也被卷进了遍及欧美的自由主义改革浪潮。作为一种社会和政治学说，自由主义产生于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它表现为与洛克、斯密、卢梭、边沁等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学说，以及由人权宣言、独立宣言、人权法案等历史文件所宣布的原则。自由主义否定宗教的和政治的权威，强调人的个性，追求人的解放，宣扬人人生而自由、权利平等，认为个人不应受无道理的外力的束缚。自由主义的理想目标是实现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其内容包括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从事经济活动和拥有私人财产的权利，实现普选权、建立代议制议会和向选民负责的行政机关等等。
自由主义的核心在于其价值观念，即认为一切价值的终极含义是满足和实现人的个性；道德在于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政府的存在除了保护和实现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之外别无其他意义。早期自由主义的“天赋人权”思想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锐利思想武器和重要推动力量，成为资本主义新时代的信条。大革命时期过去之后，自由主义不再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来争取人的自由权利，而希望通过改良来实现这个目标。19世纪初，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在一系列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作为正统的资产阶级文化，自由主义被认为是西方文明世俗形式的最高体现。
进入19世纪后，自由主义的精神在俄国贵族社会广为传播，并对沙皇政权的国内政策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1801年3月，专横暴虐的保罗一世在宫廷政变中被杀，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登上了皇位。亚历山大一世自幼受到共和主义者拉加尔普的教育和祖母叶卡特琳娜二世“开明专制”的影响，曾读过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的著作。在即位之后，他宣称要以叶卡特琳娜二世的“法律和精神”治理国家。而叶卡特琳娜二世朝代的一些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老臣如沃龙佐夫、扎瓦多夫斯基等人则建议他不仅要重新确认叶卡特琳娜二世的精神，还要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接受其中的自由主义原则。亚历山大一世周围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早在当皇储时，他就与柯楚别依、斯特罗甘诺夫、诺沃西里采夫、恰尔多雷斯基等“亲英派”贵族青年过从甚密。成为皇帝后，他把这些朋友组成了一个秘密委员会，为改造国家拟订方案。秘密委员会认为，必须使俄国适应时代精神，但目前实行立宪制度尚为时过早，因此，第一步是要对“丑恶的帝国行政大厦进行改造”，然后“以适合真正民族精神的宪法”来完成新的制度。
根据秘密委员会的计划，在1802年以欧洲国家的政府形式为样板对国家机关进行了改革。成立了8 个部代替原来的院，由各部大臣组成大臣会议，亚历山大一世亲任主席。参政院被改组为帝国的最高司法机关，成为“法律的保护者”，并被授权发布皇帝敕令。
1803年开始实行的《国民教育初步章程》对发展俄国的教育起了促进作用。章程规定了国家的教育结构和学校管理制度，在全国设6 个学区，每个学区建立一所大学，督学负责学区内的国民教育事务。随后，开办了不少新的中学和县立学校，实行了内容有很大扩充的课程大纲；先后新建了杰尔普特大学、喀山大学、哈尔科夫大学和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以及皇村高等专科学校。大学实行自治，由教授会议领导学校，校长通过选举产生，学区的一切学校管理和书刊检查均由大学执行。在这种条件下，大学很快成为自由主义思想的滋长之地，中央师范学院开办不久就以“自由思想”闻名，而专门培养贵族青年精英的皇村高等专科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中就有普希金和许多十二月党人。
19 世纪初，农民问题已成为俄国面临的迫切问题。秘密委员会成员都曾强烈谴责农奴制度，柯楚别依称之为俄罗斯应该为之汗颜的“奇耻大辱”，恰尔多雷斯基说它是“极其可怕的，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考虑予以废除”，拥有46000名农奴的斯特罗甘诺夫也大声疾呼：“几百万人在奴役下喘息，……但帝国的绝大多数财富却是由他们创造的。”但是，当他们开始准备按照平等自由原则改变这种状况时，便发现这是一个涉及俄罗斯国家基础的严重问题：真正的自由主义原则的实现将是现存制度的瓦解。最后，秘密委员会一致认为，农奴制应当受到谴责，但改革也应避免触犯贵族的利益。
1801 年11 月，秘密委员会审查了海军上将莫尔德维诺夫提出的方案。莫尔德维诺夫认为，农民状况的改变只能逐渐地、不剧烈地进行，解放农民的问题可由贵族自己来提出。作为第一步，可以给予非农奴以购买土地的权利。这个意见被采纳了，同时还决定不再对贵族赏赐土地和农奴，禁止做买卖农奴的广告。同年12 月，由沙皇颁布法令，允许商人、市民和国有农民购买土地。1803年2 月，根据少数贵族的要求，又颁布了关于自由农民的法令，允许地主单个地或整村地解放农奴，农奴通过支付赎金取得份地。这两项法令是沙皇政权对农奴制内部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关系所作的让步，指望借此形成一个新的“自由耕作者”阶层。但由于条件苛刻，手续繁琐，得到解放的农奴只有47000余名，仅占全部农奴的0．5％左右。
由于思想界较为开放的气氛和推崇自由主义的时尚，自由主义思想在上层贵族中有了很大发展。19 世纪初，俄国翻译出版了许多西方自由主义学者的著作。例如，边沁著作的片断曾在内务部官方刊物《圣彼得堡杂志》上刊登，1805年又根据亚历山大二世的命令出版了两卷俄译本；1806年，内务大臣柯楚别依指示出版了西班牙自由主义思想家加斯帕尔·梅里希奥尔，德·霍维拉诺斯的《个人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的法译本。在俄国上流社会中，西方自由主义者的作品流传甚广，从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也可以看出，边沁、斯密等人是最时髦的作者。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如何实现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的问题，莫尔德维诺夫和斯贝兰斯基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位。
莫尔德维诺夫追随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尤其崇拜边沁的学说。他的经历与他的自由主义倾向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出身豪门，少年时曾同皇储保罗大公一起在宫中接受教育。1774年被派往英国伦敦学习造船，在那里一住3年。他参加过多次远航，包括访问美国。他还了解了英国的社会和思想。这个时候出版的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一书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促使他更广泛地接触西欧自由主义流派及其代表性作品。他同边沁、斯密和其他一些著名的自由主义学者保持着私人联系，常有信件来往。
莫尔德维诺夫热烈主张，不但要给贵族、而且也要给其他阶层以公民权利，首先是土地私有权。他指出，私有权是“第—块基石”，没有它就没有法的坚定性，因此，政府首先应该正式承认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在担任国务会议所属国家经济厅主席后，他首先采取措施放宽了对商业的限制。他认为个人不应依附于国家或为国家作出牺牲，因为真正的社会与所有单个的人是不可分割的；为了解决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争执，可以实行特别民事法庭的制度。他提议由政府偿还所欠的国内债务，以便使人们相信国家不会运用政权力量破坏私人利益。莫尔德维诺夫很清楚，公民自由和私有权原则是不能够仅仅以君主的善良愿望来保证的，“一个君主无限的意志把这些东西给了人们，但另一个君主同样无限的意志能把它再要回来”，一切都取决于君主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以法律形式肯定私有权只是在实现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方面走出了第一步，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应该使俄国向立宪的治理方式过渡。他坚信，俄国首先需要的东西是政治自由，只有利用这一手段才能争取公民权利的实现，才能逐渐地解放农奴，给予他们以自由人的地位。
概括地说，莫尔德维诺夫把实行立宪制度放在优先于解放农奴的位置上。在当时俄国条件下，这个主张的实质就是建立一个贵族代表机构来分享君主的权力，并以此作为农奴解放的前提。这种意见受到了一些贵族自由主义者的反对。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在俄国实行宪法还不到时候，首先应该通过专制制度来解放农民。后来成为十二月党人的尼·屠格涅夫在回忆他同莫尔德维诺夫的争论时说：“他想要有上议院的民主，以高尚、热情的自信反对任何专横。我赞成无限的权力，维护关于这种权力对于把国家从人剥削人的状况中解救出来的必要性的观点。”
有关是先要求政治自由(立宪)还是先要求公民自由(解放农民)的争论，反映了当时俄国自由主义思想所具有的贵族特征。无论是哪种意见，都只是体现了受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影响的先进贵族的愿望。由于俄国社会还没有造就出能够实现自由主义目标的力量，这些贵族自由主义者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或者依靠沙皇，或者依靠贵族。
如果说莫尔德维诺夫的思想中存在着明显的立宪倾向，那么斯贝兰斯基@则比他更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立宪方案。
斯贝兰斯基是一位乡村神父的儿子，曾先后在弗拉基米尔和圣彼得堡的修道院中接受教育。他对西欧各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十分熟悉，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1802年，经总检察官库拉金公爵的推荐，他到内务部任职，并很快受到亚历山大一世的青睐。1807 年，他被任命为内务大臣。他经常同亚历山大一世长谈，就国家体制、立法、经济等问题发表意见，并根据皇帝的指示起草国家改革的计划。他还追求时尚，仿效西方生活方式，爱穿英国式服装，用英国式早餐。1808 年，他陪同亚历山大一世去爱尔福得时，有机会直接同拿破仑交谈。拿破仑对他极为赏识，把他看作“俄国唯一有头脑的人”；而他对拿破仑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因为这位“法国民法典的作者”改造了法国并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管理制度。
斯贝兰斯基希望以法国为榜样，对俄国的国家制度进行“大刀阔斧”、“一针见血”的改革。1809年秋天，他完成了名为《国家法典绪论》的改革方案，主张由最高政权赐给俄国人民一部宪法，使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在立法方面，成立类似上议院的国务会议，作为沙皇的咨询机构，其成员由沙皇指定；同时成立类似下议院的国家杜马作为反映人民意志的立法机构，其成员由乡、区、省逐级选举产生，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财产资格限制。在行政方面，沙皇代表最高政权，成立大臣委员会，省、区、乡设管理委员会。司法方面的最高机关为参政院，建立各级法院。方案规定，一切领域的最高权力最后都集中在沙皇一人手中。斯贝兰斯基的方案是要使俄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制过渡，如果照此实行，俄罗斯帝国将具有同西欧国家相似的外貌。
根据斯贝兰斯基的建议，沙皇在1809 年颁布两项敕令，规定宫廷贵族称号只是一种荣誉而不享有得到官衔的权利；晋升七级以上文官必须具有大学毕业的教育程度或经过相应的考试。1810年1 月1日，成立了国务会议；1811年，对中央各部的机构和管理进行了改革。与此同时，法典编纂工作也有很大进展，国务会议初步审议通过了民法典草案的前两部分。
新潮与传统的碰撞
斯贝兰斯基所设计的自由主义改革方案遭到了保守贵族的强烈抵制，他们不能容忍他那些类似无套裤党人的作为，把他看作是导致灾祸的根源。亚历山大一世也开始担心大幅度改革会引起剧烈动荡，削弱专制制度的基础。于是，斯贝兰斯基在1812年3 月被放逐到下诺夫哥罗德。
斯贝兰斯基宪政方案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方案本身是“为了使俄国走上法治之路，走上立宪政治和代议制之路”，但这张以西方政治制度为样板的蓝图显然不适合俄国的基础。19 世纪初的俄国，资本主义因素虽然有所发展，但封建农奴制仍是占绝对优势的经济形式。1804 年，拥有16 名以上工人的企业总共只有1200 家，而且其中还有许多是按农奴制方式经营的；在95200 个从事工业或手工业的工人中，有53％仍是农奴。俄国还不具备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立宪制度的经济和社会前提，改革归根到底还只是少数人的努力。在一定意义上，改革的进退与亚历山大一世个人的意志也有关系。他虽然赞成自由主义的思想，也不反对有限的改革，但当斯贝兰斯基真想“把法律置于君主之上”的时候，他也像叶卡特琳娜二世那样，宁可收起自由主义的姿态而让自己昨天的心腹远离首都。如同他的朋友恰尔多雷斯基所说：“他也有可能同意给大家自由，但条件是大家都自愿按他的意志行事。”
斯贝兰斯基想用西方最先进的思想来改造俄国，结果却被落后的俄国所否定。过于纯正的西方化，也许就是他的悲剧之所在。他的遭遇表明，正宗的自由主义是无法与专制主义并存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在本质上与俄国农奴制宗法文化格格不入。
当国务会议通过的民法典前两部分出版后，它因从形式到内容都与法国民法典相似而招来了奉传统为金科玉律的贵族的猛烈抨击。此时已倾向于保守的尼·米·卡拉姆津写道：“我们发现了什么?拿破仑法典的翻译!俄国人真是惊讶万分。这不是给恶意诽滂者提供材料吗?感谢上帝，我们还没有落到那个征服者的铁蹄之下，我们这里还不是威斯特伐利亚、意大利王国、华沙大公国，在那些地方，拿破仑法典伴随着眼泪被作为公民的典范。俄国作为一个强国存在了上千年，我们为编纂自己的完整法典工作了上百年，难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把我们斑白的头钻进由巴黎的六七个前律师或前雅各宾党人弄成的小书中去吗?……我们要问：现在是向俄国人拿出法国法律的时候吗?……我们都热爱俄罗斯，热爱君主，热爱它的光荣和幸福，我们都仇恨那个血染欧洲、把如此多的大国化为乌有的民族。在拿破仑的名字使人心颤栗的时候，我们却把他的法典放上祖国的圣坛。”
卡拉姆津的观点不仅是强烈爱国主义的，更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尽管他曾经热烈赞扬彼得一世的欧化政策，崇拜西方的文化，但这时他已转而认为俄罗斯无须向欧洲承认自己的愚昧，并对俄国的欧化痛心疾首。在他看来，外国人垄断了俄国的教育，西方生活方式已经使贵族眼花缭乱、倾家荡产，而现在竟然要触动这个古老国家的整个结构了，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俄罗斯并非尚未开化，不需要由什么人用外国的东西来教训它。
卡拉姆津的这些主张与其说代表了保守贵族的思想，毋宁说是一种旧文化在遭到另一种更为先进的新文化挑战时的本能的抵制。对斯贝兰斯基这个“西方瘟疫”的化身，持敌视态度的不仅仅是保守贵族，任何否定“俄罗斯精神”的企图也是仍然处在传统文化支配之下的群众所不能接受的。对斯贝兰斯基倡导的自由主义改革，“不论是在宫廷还是在茅舍，到处都是怨声载道”；而斯贝兰斯基被贬黜的消息，却引起了甚至连暴君之死也不会出现的普遍的欢欣。当斯贝兰斯基的家属随他之后去流放地时，沿途受到路人唾骂。这类记述反映了社会的心态。
当时．俄国人民的政治思维还是很不发达的，皇权主义是普遍的社会心理。占人口9／10 的农民中保留着农村公社的形式。他们在这种共同体中生活，基本上全是不识字的文盲，也从来没有享受过任何公民权利。封闭的村社环境和沉重的农奴制压迫在农民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们虽然渴望得到自由和土地，并且一再地以自己的斗争动摇着农奴制度，但他们终究是俄国宗法文化的主体。他们把自己的一切苦难归咎于地主，而把对将来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沙皇身上，认为专制君主的权力越是完整和巩固，他们的希望也就越有可能实现。因此，他们把任何试图削弱专制政权的人都看作是自己的敌人。在17 世纪至19 世纪上半期的大规模农民运动中，一再地出现僭称为王者假沙皇名义领导农民斗争的情况。对于农民来说，即使在进行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中，他们也需要得到来自上面的领导和准许，哪怕它是虚幻的也好。在他们看来，只有沙皇和上帝才是他们的同盟者，是使他们免遭侵害的保护人。他们总是用宗教道德标准和沙皇旨意来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俄国人民……固然曾经举行过无数次零星的农民起义去反对贵族和反对个别官吏，但是，除掉冒名沙皇的人充任人民首领并要夺回王位的场合以外，从来没有反对过沙皇。……相反，沙皇被农民看成人间的上帝：Bog vysok，Car daljok，即上帝高，沙皇远——这就是他们绝望中的叹声。”
俄国的农民起义不反对沙皇制度，而是拥护沙皇制度，只不过这个沙皇按他们的想象来说是“好的”、“庄稼汉的”沙皇。这种朴素的、幼稚的皇权主义的基础，是俄国的宗法制度。马克思曾经分析过封建时代农民意识的这类特点产生的原因：“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从总体上讲，俄国贵族的政治思维同样也是不发达的。在本质上，他们是沙皇的奴仆，是无限的君主权力的拥护者和保卫者。即便在改朝换代时发挥重要作用的情况下，他们也从不能公开提出其政治要求，而只会搞幕后阴谋。但是，19世纪初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俄国宗法制社会意识冲突的结果，并不是自由主义被彻底排除，而是它同俄国传统的某种结合。卡拉姆津的思想演变过程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许多苏联史学著作中，卡拉姆津都是作为反动农奴主贵族思想家出现的。其实，这个结论并不确切，至少是不全面的。卡拉姆津是个贵族地主，青年时曾深受慈善、博爱精神和憎恨滥用权力的思想的影响，倾心于自由主义的学说。因此，他在长时间远离家乡前决定让自己的农奴得到幸福。他没有宣布解放他们，但把全部土地都给了他们，只要他们缴纳不多的租赋；他也没有任命管家——他认为管家通常比最坏的主人还坏——而是让农民自己选出领头人。但他后来回到家乡时，发现农民并没有过上较好的生活，相反陷入了极端的贫困。农民们对他解释说，他的父亲一直生活在乡间，不但留心自己的地产，还管理自己的农奴；而他给予农民的“自由”导致了偷懒和狂饮。于是，卡拉姆津收回了土地，成为一个勤勉的主人，并分给穷人从事经营所需要的东西。结果，农民生活好了，还特别感谢他给他们的命运带来的变化。
卡拉姆津从这段经历中得出结论：现在还不能把自由还给农民，因为他们已经养成了奴隶的习惯。他主张首先应该给予那些勤劳的农民拥有地产的权利，使他们逐渐在事实上成为能够支配自己的人，然后再考虑放弃地主对于农民的保护人资格的问题。他所设想的道路实际上是在保留人身依附关系的条件下，先让农民拥有财产权，以此作为解放他们的前提。这个观点同莫尔德维诺夫的主张类似。
在政治上，卡拉姆津赞成自由主义的君主专制，主张有一个合法君主在最高层次上维系已经成为传统的道德标准。他反对“把法律置于君主之上”的企图，认为这将使君主和贵族之间发生残酷的斗争，导致削弱法律秩序和产生暴政式的统治。但他又指出，自由主义与君主专制并不矛盾，自由主义原则的实现并非必然地要同破坏历史形成的俄国传统联系在一起，两者可以结合起来，即在现存国家制度的范围内进行自由主义的改革。
在卡拉姆津的思想中，可以看到传统的俄国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化相互妥协的倾向。即便在他政治上趋于保守的情况下，自由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在他的思想中泯灭。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卡拉姆津也是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1820年，欧洲的自由主义刊物《立宪主义》在评论他的《俄罗斯国家史》时，还特别赞扬了他的自由主义观点。从17 世纪俄国转向西方以来，伴随着两种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而出现的，总是某种程度的融合和调和。在后来形成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中，也还是很容易发现与卡拉姆津的观点相似的东西。
在亚历山大一世身上，新思潮的冲动与旧传统的惯性也经常交织在一起或交替出现。他愿意进行有限的自由主义改革，但不允许损害专制制度。打败拿破仑后，他俨然以自由主义的旗手自居：在巴黎，他迫使路易十八赐给法国人民一部宪法；在伦敦，他会见边沁，就修改俄国法律的问题听取意见；他甚至请一位英国勋爵为他起草一份在俄国建立反对党的计划；他还在1815年末签署了赐予波兰王国的宪法，其中包括直接选举、建立代议机关、实行新闻自由和保障某些公民权利等内容。然而，也许是由于他在欧洲感受到了新文化的危险，也许是由于他担心俄国会走上法国的道路，他回到俄国后就逐渐远离并最后放弃了自由主义，推行警察统治，恢复和加强贵族的特权地位，实行文化专制主义。1817年，国民教育部被改为宗教事务与国民教育部，随后在该部内设立了一个负责信仰、科学和国家权威之间一致性的专门委员会。一切反基督教教义的著作都被查禁，不准报刊书籍宣传“有害思想”，解除高等学校中进步教授的职务，后来甚至封存了图书馆中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家的著作。
然而，新思潮的影响并不是倒退政策所能消除的，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动摇着传统的基础，呼唤着资本主义精神。
十二月党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先驱
1812—1815年的战争结束之后，俄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各种工厂纷纷涌现。到1825年，俄国已有手工工场5261个，工人达21 万余人，其中自由劳动力已增至一半以上。商业也出现了繁荣景象，粮食出口在1821—1825年间平均每年达106 万普特。彼得堡修筑丁漂亮的花岗岩码头，奥德萨也成了自由港。时代前进的步伐震动着俄罗斯，资本主义因素日益渗入农奴制经济内部，使这种野蛮、落后的经济制度渐趋衰落。
伴随着反拿破仑战争的胜利，西方正统的资产阶级文化——自由主义——对俄国的冲击出现了高潮。
1812年开始的反拿破仑战争激起了俄国人民空前的爱国热情。在有教养的人们中，产生了对自己祖国的历史、尤其是其中的英雄篇章的强烈兴趣。许多人到处搜集古籍和手稿，尽管他们不知道这些东西的真正价值；有些地主在自己的领地上大搞考古发掘，原因只是听说这里曾有过一个斯拉夫城镇或进行过一场著名的战役。爱国主义的高涨，必然导致进步的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和祖国前途的关心。面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现实，知识界的思想十分活跃，作家和诗人们经常聚会，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哲学问题的青年群体。那些年出版的《祖国之子》、《涅瓦观察家》等杂志和《记忆女神》、《俄国往事》等丛书成为人们以伊索寓言式的文章宣传自由、平等，揭露专制政权的警察统治和贵族地主的专横暴虐的论坛。阿·彼·库尼岑的《自然辩证法》一书更是尖锐地抨击了现存制度，宣扬天赋的人类平等权利，鼓吹共和政体和民主自由。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就是在这种气氛下成长起来的。
对于少数亲身经历了反拿破仑战争的贵族青年来说，爱国主义是必须同为祖国和人民争取自由的意志联系在一起的。远征欧洲期间，他们亲眼看到了一个正处于资产阶级思想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经济得到巩固时期的新世界。他们直接感受到了西欧各国的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并有机会接触西欧的自由主义者、了解他们的政治经济学说。拿破仑虽然被打败了，但拿破仑所代表的那种制度却征服了俄国先进贵族青年的心。
一位名叫冯·威森的军官说：“通过与法国自由派接触，我国的军官不知不觉地接受了他们的思想方法，也开始热衷于代议制机构。现在，他们因自己的国家仍处于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而羞愧难堪。俄国解放了欧洲，但难道这仅仅是为了在本国保留农奴制吗?”雅库什金写道：“回国后看到农奴制、人民的贫困和对自由派的迫害，心情特别沉重。”他们觉得，自己的使命并没有因为战争的胜利而结束。志同道合的军官们聚集在一起，议论着如何继续为祖国服务，为改造社会、建立一种新的文明而斗争。1821 年，禁卫军司令瓦西里契科夫向特级公爵沃尔康斯基报告说：“您不了解自由思想在我们之中传播的广度。请不要用‘让他们住口！’这句令人沮丧的话回答我。议论者人数太多，无法强迫他们沉默。革命已经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中……”
在军官们的秘密组织中，酝酿着俄国改造的纲领，其基本要求是废除专制制度、实现政治自由。
彼斯特里起草的《俄罗斯法典》宣称，俄罗斯将成为民主共和国，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全部属于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人民大会将是行使立法权的一院制议会，由它选出的5 人最高杜马行使行政权，共和国总统从最高杜马成员中产生。年满18 岁的男性公民不受财产限制，享有平等权利；所有人都有信仰、言论、出版、迁徙等自由。尼·穆拉维约夫起草了一个君主立宪的方案，它为沙皇保留了行政权，但立法权属于分为上下两院的议会。它也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享有自由和权利，但选举权受财产资格限制。准备在起义时公布的《告俄国人民书》更具体地提出了政治目标：“一、废除旧政府；二、成立临时政府，直到建立选举产生的正式政府为止；三、出版自由，取消书刊检查制度；四、任何宗教信仰都有举行仪式的自由；五、废除对人身的所有权；六、各等级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这三个主要文件基本上反映了十二月党人的政治观点。虽然他们在有关未来国家制度的方案上有激进和温和之分，但在总的原则上是一致的，即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来改造农奴制专制的俄国。
在经济问题上，十二月党人没有形成系统的纲领，但提出了一些基本的设想。
彼斯特里在写于1819—1820年的《政治经济学实践原理》一书中，主张以资本主义原则来发展俄国的生产力，使农奴通过某种中间阶段成为自由的农场主。在《俄罗斯法典》中，他更明确地指出，使国民财富增长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予自由。1819 年，尼·屠格涅夫出版了专著《税收理论探讨》。他大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认为经济自由应同政治自由一起成为社会制度的基础。他指出，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是“与欧洲各国人民的立宪自由同时产生，与这种自由不可分离的”。他和彼斯特里、别斯图热夫等人一样，把经济自由视为资产阶级社会的重要政治问题，强调人身和财产的不可侵犯是新秩序的基石。
关于土地和农民问题，彼斯特里主张让农民连同土地得到解放。他说，解放农民不应只是赐给他们虚假的自由，而要把一切贵族的、封建的秩序的阴影“永久地消灭”。土地应该被确认为全民的财产，但每个希望种地的人都有权得到一份土地。可以把全部农业土地分成两部分：一半为公地，农民可以从中分得一份而不必付赎金；一半为私地，可以自由买卖，使用雇佣劳动力。他的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希望在解放农民的同时局部地保留地主土地所有权。穆拉维约夫起先提出不连土地解放农民，后来修改为分给农民小块耕地，地主土地所有制予以保留。
虽然《俄罗斯法典》和《穆拉维约夫宪法》这两个方案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地主对于土地的权力，但其基本倾向是主张土地向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方向发展。有些十二月党人，如屠格涅夫，认为应该不连土地解放农民。他们持这种观点并非完全是为了维护地主的利益，而主要是认为不连土地的解放更容易实现，也更有助于农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十二月党人的纲领明显地反映了正在成长中的俄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要求。虽然十二月党人几乎都是贵族，有些甚至出身于名门望族，但他们是贵族阶级的叛逆者，他们的思想和活动的性质与贵族阶级很少联系。有许多十二月党人与工商资产阶级分子过从甚密，并因此而受到精神激励。被预定为临时革命政府领导人之一的交通工程部队军官加·斯·巴坚科夫说，他曾“经常出入商人家中，因为这个阶级一般都不满于限制商业的那些规定，所以同他们的往来就引起了变革的愿望”。在莫斯科，十二月党人与印刷厂主和出版商塞里万诺夫斯基常有接触。屠格涅夫论税收的著作表明了他同工业资本的联系。而雷列耶夫自己也已是个资产者，他是搞出版的企业家和当时俄国最大的工商企业“俄美公司”的经理。
十二月党人的政治思想基本上直接来源于由法国革命弘扬的资产阶级政治自由学说，而其经济思想则比较明显地带有亚当·斯密、赛依、西斯蒙弟等人的理论的痕迹。就此而言，十二月党人无疑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信徒。但在有关实现目标的手段问题上，十二月党人的观点与当时欧洲的自由主义理论是有所区别的。在19 世纪的英、法等国，自由主义者已放弃了有关可以采用任何方式争取天赋权利的主张，而希望通过温和的改良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当时一位著名的法国自由主义作家曾说：“我们必须保存作为革命果实的政治创造……但是我们必须从这项创造中抹去革命。”这番话表达了自由主义的普遍倾向，也反映了西方资产阶级由于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失去了革命性。而十二月党人活动的舞台是仍然实行着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俄国，在这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上，首先面临着破坏旧制度的任务。在十二月党人看来，现在的俄国就如同1789年前的法国，因此，只能以公开的斗争和革命的手段来完成这项任务，改变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这种观点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是一致的。十二月党人希望用法国革命的思想来实现俄国的1789年。十二月党人差不多都有法国文化背景，他们这一代贵族基本上都是在法国文化的熏陶下成长的。18 世纪后期以来，几乎全俄国的贵族都崇拜法国，聘用法国人当家庭教师。这也许有助于说明，何以十二月党人大多是天主教徒。有些十二月党人还曾直接在法国受过教育，如穆拉维约夫一阿波斯托尔兄弟是俄国驻西班牙大使的儿子，他们被父亲安排在巴黎读书。很显然，这些“1812年的产儿”早已受到西方文明的滋养，而远征西欧的经历则使他们的思想产生了一个飞跃。托尔斯泰也曾认为，十二月党人的运动主要是外国影响的结果。十二月党人运动还受到1820 年开始的欧洲反对专制主义斗争新高潮的促进。那时，西班牙国王斐迪南七世被迫恢复了1812年的宪法；那不勒斯国王在人民的推动下同意实行宪制；葡萄牙驱逐了独裁者并成立了国会；希腊发生了反对土耳其暴政的起义；法国，比利时、德意志境内也出现了蓬勃的革命运动。“我们目睹各国的王位被恢复，又被推翻。我们的思想已经对革命、对革命的机遇、革命的好处习以为常了。”彼斯特里承认：“那不勒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事件对我有很大影响。”英、法、美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但在世界范围内，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进程仍在继续。对许多欧洲封建国家来说，它们面临的问题正是法国在1789年所解决的。事实是，19 世纪20 年代欧洲革命运动的精神动力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自由主义。神圣同盟的盟主亚历山大一世也很清楚，造成“灾难”的原因正是比拿破仑的征服更有力量的资产阶级学说。十二月党人的纲领和运动与欧洲的革命是一致的，因此，它的资产阶级性质同样是难以否认的。
沙皇政府也认为，十二月党人运动是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进行的。有些十二月党人的同时代人直截了当地称十二月党人运动为自由主义运动，卡拉姆津把十二月党人起义说成是“我们那些没有理智的自由主义者的荒谬悲剧”。起义失败后，亚，别斯图热夫在写给尼古拉一世的信中说：“我在口头上是一个超自由主义者，但这只是为了得到我的同志的信任。在内心深处，我是倾向于君主制度和温和的贵族政体的。”这个自白至少表明，十二月党人是把自由主义奉为原则和信条的。
十二月党人运动是以先进贵族为主体的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运动。十二月党人想把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移植到俄国土壤上来，想走西欧北美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在俄国尚未具备以革命方式建立资本主义秩序的成熟条件。他们没有想到，即便是一次成功的密谋，也不能够使俄国人民立即真正得到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先进的西方文化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在宗法制的俄国结出果实。十二月党人有许多弱点，但产生这些弱点的原因与其说是阶级的局限，不如说是历史的局限。
十二月党人的运动，开创了19 世纪俄国的解放运动，他们的思想影响着后来的先进分子。如果说后来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发扬了他们的斗争精神，那么自由主义者则更多地继承了他们的理论观点。从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来看，十二月党人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