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争与探索：浪漫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哲学书简》
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加紧了对思想界的控制和监督。为了防止自由思想的传播，政府竭力加强“精神堤岸”，实行严格的书刊检查制度，查封了一批登载过触动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文章的杂志；同时，通过出版、学校、教会等途径，强化对官方思想体系的宣传。1832年，保守的贵族思想家谢·谢·乌瓦罗夫伯爵提出了“东正教、专制制度和民族性”三位一体的公式，马上为沙皇政府所首肯，并作为俄国的基本政治口号贯彻于社会生活之中。在这个公式中，前两项是不难理解的。所谓民族性，指的则是俄国人民“特有的”顺从、笃信宗教、忠于沙皇的品德。乌瓦罗夫认为，俄国既然是在东正教、专制政治、农奴制条件下发展起来的，那么这种制度也就是不可动摇的。为了保持稳定，就必须发扬俄国人民传统的民族性。根据这个理论，现存制度是要永远保留下去的。
然而，即便是在统治阶级上层，自由主义思想也还没有绝迹，尽管其锐气已被消磨掉。
这一时期负责法律编纂工作的斯贝兰斯基非常重视自己事业的价值，认为通过法律汇编可以摆脱国家治理上的混乱状态，使人民能够处在一个法律环境中，扩展他们对法律和法制的认识，从而为实现政治自由作好准备。经过多年努力，他在1830年编出了《俄罗斯帝国法律大全》。1833年又编成15 卷的《俄罗斯帝国法典》，但未获尼古拉一世批准。这时的斯贝兰斯基远较亚历山大一世改革时期的斯贝兰斯基谨慎，其思想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倾向。从西伯利亚归来后，他与过去的论争对手卡拉姆津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并受到其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后期著作中，自由主义的原则开始同东正教国家的精神目标联系起来。
莫尔德维诺夫在尼古拉一世时期仍然十分活跃，是国务会议中的头面人物、自由经济学会主席、俄美公司负责人之一，还是保险公司、私人银行的倡导者。他不同意十二月党人的做法，但赞成他们的思想，并和斯贝兰斯基一样与他们有过密切的联系。现在，他继续大力鼓吹经济自由主义观点，说自由是人民活动成功的唯一准则，只要消除对生产力自由的限制并充分使用这种生产力，俄国的经济就能得到高度发展。他呼吁奖励自由劳动，采用机器生产，扩大银行信贷，吸收外国资本，制订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税收政策，以便发展工商业、加快技术进步。他还提出了一些旨在促使农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建议，如普及农业教育、推广农业机器、实行改良的轮作制、建立示范农场等。他回避了国家制度的问题，但就城市自治、司法制度和国民教育的改革发表了意见，并在建立经济统计制度、向人民提供医疗服务、设立公共图书馆等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他的很多建议成为60 年代之后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地方自治局中的主要活动内容。
斯贝兰斯基和莫尔德维诺夫只是代表了官方的贵族自由主义的余波。俄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剧烈变动孕育着思想的新发展。
19世纪30 一40 年代，俄国的工业革命揭开了序幕。纺织、造纸、制糖等行业率先采用了新技术，机器生产逐步取代手工劳动，自由雇佣劳动开始在工业中占主导地位。地主经济的商品化趋势加强了，许多地方的开明地主纷纷成立农业协会，讨论和交流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方法和手段，并出版杂志，改进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建立示范农庄，举办农业展览会，推广改良的种子、牲畜和农具。商业也出现了繁荣局面，40 年代全国约有4000 个集市，出现了一些新的商业中心；对外贸易也迅速扩大，把俄国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30年代，一个私人股份公司修筑了从彼得堡到皇村的25 俄里铁路。尽管守旧派把铁路称为“有害的病症”，但这种先进的运输手段还是被逐渐采用了。同时，公路建设数倍、数十倍的增长，内河航运也迅速发展。由于帕·利·希林格在1832年发明了电磁电报，1835年在彼得堡建立了俄国第一个电报局。生活在前进，农奴制俄国在缓慢地朝资本主义方向演变。
在沙皇政府的压制和摧残下，先进的俄国知识分子继续顽强地抗争，进步思想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不断进发出闪亮的火花。如同赫尔岑所说，这是一个“外在的奴役和内心的解放”交织的时代。
十二月党人运动失败后，莫斯科取代彼得堡成了俄国社会精神生活的中心。在莫斯科大学这所曾经培育了雅库什金、尼·穆拉维约夫、卡霍夫斯基、尼·屠格涅夫等著名十二月党人的学府中，关心社会、追求自由的思想形成了一股潮流。俄国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萨宗诺夫”写道：“崇尚文明和怀念真正的人民传统以及热爱自由的思想，在这个学府里找到了最后的容身之地。”赫尔岑(1812—1870)在回忆他在莫斯科大学的生活时说：“我们和我们的同学在教室里公开谈论我们所想到的一切事情，禁诗的手抄本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我们阅读禁书并加以评论。而且，我也不记得教室里发生过任何告密和变节叛卖的事情。”“这所失宠的大学产生的影响日渐扩大，俄国的年轻力量从各个地方、各个阶层流到这里，就好像流进一个总蓄水池。在大学的课堂里，他们清洗了从家里带来的各种偏见，达到了一个共同的水平，彼此亲密友爱，然后又分散到俄国各地和各阶层中去。”
在莫斯科大学，学术空气十分浓厚，思想争论非常活跃，教授与学生联系密切。在确定的日子里，格拉诺夫斯基山、卡维林、列奇金那里经常聚集着许多大学生。他们不仅就科学题目，而且也围绕现实问题和文学现象进行深入的交谈。许多热情奔放、意气风发的大学生自发地组织起一些小组，其活动的影响很快超出了大学的范围，成为开创哲学、政治思想和文学新流派的开端。在这些小组中，最有名气的是分别推崇德国浪漫主义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斯坦凯维奇小组和赫尔岑一奥加略夫小组。
斯坦凯维奇是一位年轻的哲学家和诗人，他天赋极高，富于理想主义，曾广泛阅读了德国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和哲学作品，主张以一种世俗的、思辨性的宗教来取代他和他的朋友们早已不相信的东正教。他的朋友有别林斯基、格拉诺夫斯基、阿克萨科夫、波特金、巴枯宁、卡特科夫、萨马林等人。1831年，他们组成了一个小团体，研究文学和哲学问题。致力于在德国诗人和哲学家的思想中寻求真理，不过问政治。他们出版了《望远镜》、《莫斯科观察家》等刊物，宣传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提倡启蒙的人道主义理想。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俄国思想界的精华，尽管在观点上并不完全一致：他们中出现了西欧主义者、斯拉夫主义者、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但在当时，他们都迷恋于德国的精神文化。
斯坦凯维奇认为，正确地理解康德、谢林以及黑格尔的哲学，可以引导人们去认识并存的正义和邪恶，追求永恒的美、和平与和谐。他指出，不仅要进行能够改变社会表层结构的改革，而且更应追求人的自身的塑造和自我超越。对人类来说，唯一的救助来源于自我更新，也唯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获得真理和幸福。为此，必须从哲学家和诗人那里汲取知识，向康德、黑格尔、歌德等智者学习，以实现精神的自由。他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教育他的追随者去争取一个和谐的、充满永恒的爱的纯洁世界。
30年代，德国浪漫主义在俄国进步青年中风行一时。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运动，最早表现为18 世纪70—80 年代德国的“狂飙突进”时期，它追求无限的自由和无穷的境界，渴望完美和革新，充满了个性解放和公民权利不受侵犯的激情。浪漫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由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而引起的失望，这种情绪主要表现为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及社会进步的有限性的不满。在艺术上，浪漫主义融个性、非理性、主观想象和感情为一体，反抗18世纪古典主义的朴素、客观和平静。浪漫主义思想进入尼古拉一世统治下的俄罗斯帝国，极大地刺激了俄国思想界的理想主义倾向，并使之具有强烈的激进色彩。尽管斯坦凯维奇小组没有直接议论政治，但俄国生活的现实不可避免地在小组的活动中得到反映：他们都希望使人民摆脱农奴制从属关系，获得人身的自由和解放。而且，小组成员后来几乎全部积极地投入了政治活动。德国浪漫主义对俄国思想界的渗透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沙皇政府促成的。尼古拉一世的政府不愿让自己的臣民到法国去，因为法国被认为是一个经常发生革命、处于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国家。政府鼓励青年人去德国的大学学习，因为那个国家相对平静地处于专制主义传统的影响之下，俄国青年会在那里被训练成更加忠实于沙皇的奴仆。当时，柏林还很少具有西欧都市生活的色彩，初到这里的俄国贵族甚至感到它一点也不像个欧洲国家的首都。但是，这里的大学、科学和黑格尔所称的“思想的王国”已享有盛誉，并使柏林成为欧洲思想运动的又一个中心。在这里，人们希望接受教育、获取知识以赶上时代步伐的精神面貌是俄国人难以想象的：大学的课堂里总是挤满了人，除了学生，还有官员、军人，甚至妇女。但是，更使俄国青年心动的是这里日益激进的思想倾向，他们深受其影响并将其带回自己的祖国，这一结果是沙皇政府所始料未及的。
尼古拉一世着意防范的法国社会思想也没有能够被阻挡于俄国国门之外。赫尔岑和奥加略夫在莫斯科大学组织的小团体就是以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为思想基础的。同斯坦凯维奇小组不一样，赫尔岑一奥加略夫小组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们一开始就确定了一个主要的目标，即一定要建立社会主义。赫尔岑后来回忆说：“我们的思想是混杂的，我们宣传十二月党人运动和法国革命，后来又宣传圣西门主义和法国革命；我们宣传立宪与共和，宣传阅读政治书籍并把力量集中在一个团体里；我们最努力宣传的是憎恨一切暴行和政府的一切专横。”在小组中，他们研讨傅立叶、圣西门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探索人类生活的新的伦理道德准则。每一次集会上，他们都要朗诵雷列耶夫和普希金的禁诗，同唱法国诗人贝朗瑞的歌曲。他们甚至在冬天戴的也是法国式的黑丝绒无檐帽和三色旗围脖。奥加略夫在《一个多余人的自白》这首诗中表达了小组成员的心声：“我们是傅立叶、圣西门的学生，决心为人民和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生，我们要奠定社会主义的基石……”尽管小组很快就被破坏，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成为后来以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主要来源之一。
1836 年，在第15 期《望远镜》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题为《致某女士哲学书简(之一)》的文章，作者是彼·雅·恰达耶夫。恰达耶夫出身贵族，曾是骑兵军官，参加过1812 年的卫国战争，1821 年加入了十二月党人的秘密组织“北方协会”。十二月党人起义时，他正在国外。1826 年返回俄国后，潜心研究哲学，曾受天主教的天命论及社会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在《哲学书简(之一)》中，恰达耶夫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俄国现存制度的野蛮、迷信和残酷的奴役性，他发表这篇文章时署名“涅克罗波利斯”，以此隐喻农奴制专制统治下的黑暗的俄国。他指出，农奴制的存在是俄国生活中的可耻污点，是国家进步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他以悲凉的笔调表达了对于俄国落后的感慨，他诅咒俄国的历史和传统，同时也发出了“高贵的失望的呐喊”，因为他从俄国历史中发现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特点，而这些特点使他不能用自己从西方接受的思想来为俄国的未来发展找到方向和前途。
恰达耶夫对俄国的历史传统持批判和否定态度。他认为，俄国一切不幸的原因首先在于东正教的兴盛，它对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文化的发展起了消极的作用。在俄国有记载的历史中，没有什么高尚的、令人鼓舞的东西。“我们从不知道，这个民族有过一个与其他民族一样的充满生气勃勃的活动和道义力量发挥崇高作用的时代。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没有生气和活力，我们的社会生活只是由于受凌辱才会振作一下，只是由于受奴役才能安静下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动人的回想，也没有优美的形象。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没有永恒的教益。”他甚至刻薄地、发泄式地宣称：“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只有我们对世界毫无贡献，也只有我们未能从这个世界学到什么……我们对人类精神的进步从未贡献过什么，而一直在玷污它。”他甚至认为，俄国没有未来，正如它没有过去一样。
恰达耶夫写道：“在奴隶这个词中包含着多少内容、多少恐怖啊!这是一条将使我们毁灭而无法摆脱的死路。这是一个我们都将碰死在它身上的现实。这使我们所作出的最高尚的努力和表现的最慷慨的热情最终都是徒劳的。这使我们的精神处于麻痹状态，使我们的一切善行都遭到玷污。”恰达耶夫的这些愤愤之言淋漓尽致地表达了欧化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内心痛苦和精神悲剧。恰达耶夫信奉天主教，强调宗教和教会在历史中的作用，相信天命。他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道路，引导人类通向理想境界，但他甚至无法超越俄国的历史和现实。恰达耶夫的文章发表后，《望远镜》杂志立即被封闭。尼古拉一世把恰达耶夫称为疯子，下令禁止他离开住所，并为他提供免费的“治疗”。针对上流社会一些虚伪的“爱国主义者”的攻击，恰达耶夫在《疯人的辩护》中坦率地表示：“确实，我憎恨那种使人把一切都看成玫瑰色、使人沉湎于空想之中的悠闲的爱国主义、懈情的爱国主义。遗憾的是，我们中有许多聪明人正受这种爱国主义的毒害。”“我没有学会用闭上了的眼睛、低垂的头和封住的嘴巴去爱自己的祖国。”
在尼古拉一世反动统治的年代里，恰达耶夫的文章犹如“黑夜中的枪声”，震动了俄国思想界。当时正在流放地的赫尔岑在读到第一封信后，被它激起了长久的痛苦和沉思。他认为，恰达耶夫的结论是经不住推敲的，但这对文章本身并不重要，文章的意义在于它表达的愤懑感情动人心魄，使人们的精神受到长久的、深刻的影响。人们责备作者的严酷，但正是这种严酷是他最大的功绩。恰达耶夫关于俄国历史的看法，成为30 年代后期到40 年代后期著名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的直接起因。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
30 年代，那些关心祖国命运和前途的俄国人开始探索和研究俄国历史发展的道路，试图从中找到未来的方向。恰达耶夫的文章引起了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并使他们很快就形成了两大流派——斯拉夫派和西方派。莫斯科大学的师生和几乎整个莫斯科知识阶层都被卷入了这场争论。在指定的日子里，论战双方聚集在朋友的客厅里，通宵达旦地展开辩论。当时的莫斯科有许多这样的沙龙，在这里，俄国思想界最博学、最杰出的代表经常面对面地交锋。后来成为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主要理论家的鲍·齐切林”回忆说，正是在这里，他第一次被一种思想所吸引，被一种人类最高尚的动机所掌握，并产生了参加这个精神运动的强烈愿望。
论战的焦点从一开始就是很清楚的。斯拉夫派坚信俄罗斯民族精神将决定俄罗斯的前途，而西方派则认为应该从西欧的历史经验中寻找出路。斯拉夫派的主要代表有阿·斯·霍米亚科夫、尤·费·萨马林、阿·伊·科谢列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和阿克萨科夫兄弟。他们常在沙龙中探讨社会和政治问题，但也利用朋友之间的通信发挥自己的理论，还在波戈金主办的《莫斯科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斯拉夫派作为俄国社会思想的一个流派，并没有统一的理论和纲领。伊凡·基列耶夫斯基曾经说过：“我们自称斯拉夫主义者，但每个人对这个词有着不同的解释。第一种人认为斯拉夫主义只表现为语言和统一的民族；第二种人把它理解为西方派的对立物；第三种人认为是对民族性的追求；第四种人把它当作对东正教的追求。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理解是正当的，并且排斥任何源自其他原则的东西。”对于这种情况，别林斯基在1847 年抱怨说：“迄今为止，他们没有一人愿意花点精力阐述斯拉夫派的主要原则，以便让人们了解这种学说同已知的许多观点是如何完全不同。”
但是，在30—40 年代的思想斗争中，斯拉夫派还是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的基本观点。从总体上看，斯拉夫派的特点是他们都认为俄国的历史道路完全不同于西欧的发展，俄国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对于他们来说，一切俄罗斯的东西都是神圣的、美妙的；他们希望从纯洁、朴实的俄罗斯精神中找到哲学和艺术的源泉，找到俄罗斯的未来。
斯拉夫派观点的核心是“公社原则”。在斯拉夫派看来，俄国的农村公社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从远古遗留下来的“整个俄罗斯历史的基石和根源”，也是俄罗斯民族生活方式和世界观的绝对特点。俄国历史上没有西欧历史上常见的“分裂现象”，就是因为俄国的农村公社造就了俄罗斯民族对宗教的虔诚、对君主和国家的忠顺、内部的和谐无争等已经成为民族性的传统。这种俄罗斯精神也将使俄国在今后免于革命和动乱，享受安定和繁荣。
伊·基列耶夫斯基曾指出，俄国的文化是一种宗法制的文化，村社土地受到地主或世袭领主的权利的限制，而这种权利又受到他们与国家的关系的束缚。在村社的基础上，农民可以同地主、也可以同沙皇和平相处。斯拉夫派相信，保留村社不仅不会阻碍农业的发展，相反，还会促进生活的富裕；村社还能够防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使他们避免失去土地和陷入贫困。出于这种认识，斯拉夫派设想，俄国可以从农村公社直接过渡到工业公社，劳动组合可以在工业中发挥它在农业中所发挥的那种作用。
斯拉夫派中有许多人迷恋彼得大帝以前的“纯朴的罗斯”，对彼得的改革持批评态度。基列耶夫斯基说，在彼得大帝之前，政府和人民是平等的，“历代沙皇都没有离开过俄罗斯人的原则，也没有改变过俄罗斯人的道路”。在西方存在着党派斗争，存在着因“精神骚动”而引起暴力变革的基础；而俄国的一切都是在安宁和平静中和谐自然地发展的。但是，俄国的这一特点由于彼得的改革而淡化了，欧化政策使俄国离开了独特的发展道路，使它受到“西方瘟疫”的侵害，并造成了俄国贵族和人民的分裂。斯拉夫派也指责尼古拉一世企图使俄国全盘德国化，并且坚持认为，俄国只有根据俄罗斯人民的原则而不是德国或西欧的原则才能获得发展。为了复兴俄罗斯精神，他们中有许多人甚至戴上18世纪以前的那种平顶皮帽，穿起古罗斯时代的外套和靴子，到各地去旅行。但是，斯拉夫派并不是狂热的无原则的复古派，他们的主张实际上反映的是受到伤害的俄罗斯民族感情，是对彼得一世以来外国文化影响泛滥的一种反作用。斯拉夫派也并非像其论争对手所指责的那样是主张维护农奴制度的，相反，他们对现存制度的态度是批判和否定的，有时甚至比一些西方派更加坚决地主张废除农奴制。他们激烈抨击农奴制的罪过和专制政权的官僚一警察统治，主张通过改革来摆脱这种违背人民意志的罪恶，只不过认为这种改革必须同人民的精神传统和风俗习惯相符合，自上而下地进行。如果考虑到俄国的历史和现实，那么即便是他们对村社的赞赏和对彼得改革前俄国生活的怀念本身，就包含着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否定。他们反对走西欧的道路，也并不意味着反对进步与文明，而只是试图走一条独特的俄国式的发展之路。就这方面来说，斯拉夫派与后来的革命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是有着传承关系的。
斯拉夫派人士都是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或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具有极其强烈的传统色彩。但是，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欧式教育，并同西方派一样受到当代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想的影响。著名的斯拉夫派分子霍米亚科夫掌握多种外语，熟知俄国历史，也非常了解当代欧洲思想。伊·基列耶夫斯基曾在柏林求学，受黑格尔、谢林等人观点的影响很深。总的来说，他们的理论同样植根于十二月党人世界观形成的那个时代。与十二月党人不同的是，他们是贵族反对派，而非贵族革命家。在民族主义的外衣之下，他们的思想在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对此，沙皇政府也很清楚，认为斯拉夫派的主张是对专制制度的威胁，并下令禁止斯拉夫派组织的化装游行，禁止他们创办杂志和宣传自己的观点；一些著名的斯拉夫派活动家受到特务机关的监视，萨马林、伊，阿克萨科夫等人还曾遭到逮捕和审讯。当现实粉碎了斯拉夫派关于重建田园诗般的宗法关系的天真幻想时，许多斯拉夫派分子走上了主张实行西方式的君主立宪制度的道路，从而使斯拉夫派具有更加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
斯拉夫派在俄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反对无条件地模仿西欧，表明了俄国社会争取独立发展的愿望。在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争论多年之后，别林斯基在1847年指出：斯拉夫派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卓越的事实。赫尔岑在后来的回忆中也谈到，正是从斯拉夫派开始，俄国思想出现了转折。在斯拉夫派对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看法中，明显地存在一些谬误，但他们对俄国发展特殊性的探索在总体上具有深刻的意义。别林斯基在《1846 年俄国文学一瞥》这篇文章中说：“当代的最伟大思想成就之一，便是我们终于了解到俄国有其同任何一个西欧国家完全不同的历史；必须研究这个历史，并根据这个历史本身，而不是根据同它毫无共同之处的欧洲各国人民的历史，来作出判断。”斯拉夫派还开创了俄国历史研究的新风格。他们反对把历史学研究的对象限于王朝帝业，认为人民是“历史中永恒的活动家”，应该把思想和精力首先倾注在俄国人民——首先是农民——身上。他们很重视人民日常生活的研究，广泛发掘了以往为历史学家所鄙视的俄罗斯人民的口头创作和古文献资料，致力于探讨农业劳动形式、村社的组织、农奴制的形成和演变过程等题目。与斯拉夫派的观点尖锐对立的西方派以格拉诺夫斯基、卡维林、安宁科夫、波特金、科尔什等人为代表。如果说斯拉夫派坚持的是俄国历史过程的绝对特殊性的话，那么西方派则强调世界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性。在西方派看来，俄国与西欧没有任何本质的不同，俄国的问题在于国家落后，而改变这种状况只有通过学习和仿效西方，走西方文明发展之路。
从1843 年11 月开始，西方派的台柱格拉诺夫斯基开始在莫斯科大学作面向公众的系列学术讲座。这位曾参加斯坦凯维奇小组，．后来又留学德国的贵族青年，此时已经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他演讲的题目是生僻和深奥的，如墨洛温王朝后期和加洛林王朝早期的历史，罗马教会、罗马法律及封建机构对文明过程的影响等等，但却赢得了听众的喝彩和仰慕。这不仅是由于他的演说严谨、有力、充满勇气和诗意，更是因为他的演说是带有鲜明的自由和理性色彩的半政治宣言，它们表达了一种新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对国家主义和教会主义的倾向。格拉诺夫斯基没有直接说出俄国农奴制度的前途，但人们很容易从他的演说中得出这样的结论：现存制度是反历史的、不合法的，俄国最终将像西欧那样，结束农奴制度，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他没有偏激的言论，但他是一个地道的黑格尔主义者，相信宇宙有一个模式和终极目标，认为人类正在走向自由，尽管通向自由之路是崎岖曲折的；这个过程是缓慢和痛苦的，但又是坚定不移的。
西方派指责斯拉夫派“幼稚地膜拜我国历史上的幼稚时期”，认为俄国传统文化迟滞俄国社会的进步，俄国的唯一出路在于全面否定自己的过去，完全地实行欧化。格拉诺夫斯基强调，俄国文化植根于拜占庭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被沙皇政府用来作为对付西方更先进文化的影响的解毒剂。齐切林的回忆更明确地表达了西方派与斯拉夫派在俄国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分歧，他写道，“斯拉夫派的全部说教对于我来说是某种荒谬的、没有道理的东西……我热爱祖国并且是东正教会的忠实儿子，从这方面说，这种学说似乎可以得到我的同情。但人们要我相信，受彼得改革影响的俄国社会整个上层都鄙视一切俄国的东西，盲目地拜倒在一切外国的东西面前。这种情况在彼得堡的某些客厅里可能会有，但生活在俄国的我却从未见过。人们肯定地对我说，人类的最高理想就体现在那些我曾在其间生活并从孩提时代就十分了解的农民身上，这对于我来说是荒谬的。人们要我仇恨所有那些在俄国历史中我为之自豪的东西：彼得的天才、光荣的叶卡特琳娜二世朝代、亚历山大的伟大功勋……他们证实说，我们从西欧的自由中没有什么好学的，并且拿出彼得以前的罗斯作为证据。……我从小就习惯于尊重的教育，我渴望学习的科学，被看作是像毒药一样须要提防的危险谎言，而被许诺取代它们的是某种谁也不清楚的俄国科学。这种科学现在还没有，但它在某个时候将从不可侵犯地保存在农民中间的土壤上发展起来。这一切是如此地不符合真理的要求和俄国社会的现实，是如此地违背最普通的健康思想的指示，以至于对我们这些还没有被莫斯科沙龙里的争论弄糊涂的外省人来说，斯拉夫派是某种怪诞的东西。……在莫斯科的沙龙之外，俄国生活与欧洲教育很安静地和睦相处，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相反，后者取得的成就对于前者来说纯粹是好处，我的双亲的全部愿望就是要使我们受到欧洲教育，他们认为这种教育是对任何俄国人的最好美化，也是报效祖国的最可靠手段。”在争论的后期，西方派也承认他们的论战对手关于俄国历史道路特殊性的观点是有道理的，只不过他们从这种特殊性中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同斯拉夫派相反的，即认为俄国的前途在于消灭农村公社，走西欧的发展道路。
西方派学者广泛利用了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和学说，力主实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通过和平的方式限制专制政权，废除农奴制度，实现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吸收西方文明的成就以促进俄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当时，别林斯基、赫尔岑、奥加略夫等也被视为西方派。他们积极参加了同斯拉夫派的论战，反对俄国发展独特道路的观点。从1840年开始，别林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文章。1842年，赫尔岑从他第二次被流放的诺夫哥罗德回到莫斯科后，他家的客厅马上成了西方派最活跃的沙龙之一。这里的常客有格拉诺夫斯基、科尔什、凯特切尔、列德金等人。在无休止的闲谈、戏谑、饮酒和进餐中，他们敏捷地交流思想，谈文学、谈艺术、谈自己所读的书籍和了解的情况，相互争论并得出结论。但是，在政治思想观点方面，别林斯基、赫尔岑与格拉诺夫斯基、卡维林等西方派代表并不完全一致。在废除农奴制度的途径、对西欧资本主义的认识等重大问题上，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而这正是后来他们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与西方派自由主义者分道扬镳的原因。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交锋主要以学术探讨的形式进行，这是因为沙皇专制政权不允许公开的反对派言论存在。在书刊检查制度下，讨论历史、哲学和文学问题比直接涉及农奴制俄国的现实要方便得多。安宁科夫说：“在当时可怜的政论阵地上，这一切都以温和的形式表现出来。思想的阐述不那么鲜明和直率。除了极少数众所周知的例外，人们在公开场合都要装扮起来。杂志只是反映了‘室内暴风雨的某些痕迹’。”论战是带有浪漫主义气息的。人们无休止地就西方和俄罗斯的问题进行争辩，但往往热衷于如何使自己的观点获胜而忽视对问题的理性思考。齐切林在接触到西方学术界后非常感慨，认为当时莫斯科的沙龙中还缺乏他在西方所看到的那种真正的科学态度。尽管如此，斯拉夫派同西方派的争论仍然有力地推动了俄国思想的发展。赫尔岑说，后来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起源于这个时期。就这两个思想流派本身而言，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正在形成中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促进了这一思想体系的发育与成熟。与此同时，它们也孕育着未来革命民主主义和农民社会主义的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