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民主主义与俄国农民社会主义
40年代，由于西欧哲学和社会思想、尤其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传入，以及俄国人民反抗农奴制度的斗争的推动，逐渐形成了以别林斯基、赫尔岑、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为代表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革命民主主义。这一思潮日益明确地反映了农民的利益和要求，比自由主义更坚决、更彻底地反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
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主张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现存制度。作为这种思想的奠基者的赫尔岑和别林斯基都曾经历了一个先超越启蒙思想，然后又超越自由主义的思想演变过程。他们都曾把改造俄国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启蒙教育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
出身于贵族的赫尔岑从小受到俄国和欧洲进步文化的影响。他的两个家庭教师对他有过很大的帮助：教文学的普罗托波波夫经常给他阅读被禁的文学和政治作品，使他了解了从拉吉舍夫到十二月党人的俄国革命传统；教法文的布朔先生曾是雅各宾党人，他启发了赫尔岑对法国革命的同情。赫尔岑早就决心继承十二月党人的事业，但他也相信启蒙和道义的力量。大学时代他曾醉心于西方的政治学说，被认为是“危险的自由主义者”。但由于1830 年法国革命的失败和1831 年波兰起义的被镇压，他在30 年代初就对自由主义产生过怀疑。“怀着内心的恐惧，我们开始看到，在欧洲，特别是在我们曾经期待出现政治标语和口号的法国，事情并不顺利。……由拉法耶特、本杰明·孔斯坦、彼尔·贝朗瑞的鼓吹而在法国人观念中逐渐形成的幼稚的自由主义，在波兰灭亡之后已对我们失去了它那动人心弦的力量。”1834—1840 年的流放生活使他有机会更密切地接触俄国社会现实，他开始认为必须用革命方式消灭现存制度。在40年代创作的《谁之罪》、《克鲁波夫医生》、《乌鸦》等小说中，他尖锐批判了农奴制度，表达了对教育，自治、自由和社会政治新形式的追求。1845—1846年间发表于《祖国纪事》杂志的《自然研究通信》使他跻身子当代最杰出思想家的行列。他在批判地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时候，把哲学同政治斗争结合在一起，论证了对社会进行革命变革的必要性。“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去推翻旧制度，打破一切成见，毫不留情地去对待一切以前是神圣的东西。”
1847年，赫尔岑到达法国后，对资产阶级社会有了直接的认识。他以《马里涅街来信》为名，连续给《现代人》杂志撰稿，批评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工厂主和贵族地主同样都是吃人，资本主义是一种有组织的吃人形式。他尖锐地指出：“法国和其他欧洲强国的国家形式就其内涵来看，是和自由、平等、博爱毫无关系的。无论以何种方式实现这些思想，都将否定现代欧洲生活，都将导致现代欧洲生活的终结。”他在第一篇文章中就涉及了一个对于他在俄国的朋友和论敌都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先进的俄国人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西欧自由主义学说的接受者和继承者？俄国是否已经为自己走西欧那样的资本主义道路作好了准备？尽管他自己也还未能回答这样的问题。
赫尔岑的这些惊人之语引起了他的自由主义朋友波特金、科尔什等人的震动和反对。但别林斯基(1811—1848)维护赫尔岑的立场，认为对他的观点不能过于苛求。别林斯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名义上的平等掩盖了资产者对无产者的剥削和压迫，资产阶级的宪章并不能使劳动群众免受饥饿和屈辱、摆脱无权地位。他在1847 年12 月写道：“我曾经说过，国家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是不合适的。现在我还要补充一点：国家掌握在资本家手里是不幸的。”他预言，资本主义最终将和农奴制度一样走向灭亡。
作为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别林斯基对资本主义的看法要比赫尔岑更为理性。他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也肯定它的进步作用；他认为工业造成了无穷的弊端，但也是社会福利的源泉。1845年，正在兴起的铁路建设引起了他对将被物质进步所改造的新俄罗斯的憧憬，他相信铁路的发展将联系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人们的切身利益，并要求他们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1848 年前，别林斯基就已敏锐地注意到了俄国贵族地主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进程，认为这是俄国发展道路上的重大进步，并指出俄国可能不得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与赫尔岑的又一点不同是，别林斯基主张，目前还不必将欧洲的问题完全当作俄国自身的问题来对待，而应该首先在俄国“发现问题和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在这里所表达的显然是这样的思想：俄国面临的紧迫问题是废除农奴制度，而不是有关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前途。
别林斯基相貌平平，天生味觉不灵，受教育的程度也不算高，但却是当时俄国思想界一颗最明亮的星。同赫尔岑一样，他也继承了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但他向前走得更远。1832 年，由于反农奴制的思想，他被开除出莫斯科大学，次年开始进行文学评论活动，直至1848 年去世。30 年代末，由于受黑格尔哲学消极方面的影响，也由于还看不到改变现存制度的力量，他曾一度认为一切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表现出“同丑恶的现实和解”的妥协倾向。但是，欧洲的革命动荡和俄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发展使他很快摆脱了迷茫，转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上。40 年代，他是进步知识界最激进的人物。据他的朋友们说，他曾多次提出，应该用暴力和恐怖的手段，“把圣母送上断头台”。赫尔岑说他是“一个狂热的人，一个爱走极端的人”，“罗伯斯庇尔式的人”。确实，这个时候的别林斯基对罗伯斯庇尔推崇备至，曾多次在朋友家的聚会上以真诚和激昂的感情歌颂法国革命，蔑视“耽于幻想和温情的吉伦特派”，盛赞“恐怖主义者即罗伯斯庇尔和圣一茹斯特们”，认为罗伯斯庇尔使法国人民摆脱对基督教的盲目崇拜，把他们的信仰引向自由、平等、革命、反抗暴政、共和政体等现代文明的概念。
40 年代中期，费尔巴哈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和马克思的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别林斯基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他特别欣赏马克思的这句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在给赫尔岑的信中，他写道，上帝和宗教只能给人带来愚昧、黑暗、锁链和皮鞭。1847年，他以犀利的言辞驳斥了果戈里维护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的论调，揭露了农奴制俄国的可怕景象，并且指出：“俄国人民所需要的不是教诲(他们听得够多了!)……而是在人民中唤醒不依从宗教教义而依从常识的权利和法律的精神”，号召人民以革命方式来争取自己的解放。
如果说40年代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继承和发展了俄国解放运动思想，那么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在此基础上还准备把这一思想付诸实施。1845 年，法学副博士彼得拉舍夫斯基编辑出版了一本宣传社会主义的《外来语袖珍辞典》，并把一些对社会经济问题有兴趣的知识青年聚集起来，形成了一个小组。每逢星期五，他们就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根据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建议，有些小组成员建立了收藏被禁书籍的图书室。他们那里有斯宾诺莎、莱布尼茨、霍布斯、洛克、伏尔泰、狄德罗、爱尔维修、康德和费尔巴哈的书，也有法国大革命的著名活动家和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他们还广泛收集了西方各国的宪法和各种政党、团体的章程、各种各样的欧洲杂志和当代欧洲人文科学的文献著作，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些书刊表明，他们与欧洲先进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1848年开始，小组的活动从理论探索转向实际的政治问题。他们讨论欧洲的革命，讨论改造俄国的必要。他们主张解放农奴、完全消灭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共和制度取代专制制度，并认为只有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力量才能实现这个目标。在欧洲革命的推动下，小组中革命的、战斗的情绪不断增长，人们期待着农民革命的到来。小组成员尼，斯贝什涅夫积极筹划建立秘密革命团体，组织武装起义；康·季姆科夫斯基呼吁立即发动解放运动，并表示愿把自己作为赎罪的祭品，贡献给争取自由的神圣事业；彼得拉舍夫斯基在小组集会上说：“我们已经宣判了现存社会生活方式的死刑，我们的判决将付诸执行。”尽管小组在1849年4 月被沙皇政府所破坏，但它在相当广泛的知识阶层中宣传了革命思想，为解放运动队伍的扩大播下了种子。在当时小组活动的参加者中，有作家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陀思妥耶夫斯基，作曲家鲁宾斯坦，后来享有盛誉的地理学家谢苗诺夫一天山斯基，以及教师、大学生、商人和市民。
4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先驱者们曾接受了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令人神往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
1841年，别林斯基对朋友们说，他现在“处于一个新的极端，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不仅是一种哲学，而且是一种宗教。他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消灭贫困、压迫和犯罪，实现自由和平等；在那样的社会里，“不会有富人，也不会有穷人，没有沙皇，也没有臣民，大家都是兄弟，大家都是人”。学生时代就已热衷于傅立叶、圣西门思想的赫尔岑这时也宣布，他已成了一个“毫不动摇的社会主义者”。
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关于欧文的新拉纳克棉纺厂、卡贝的理想国伊加利亚、傅立叶的基本生产单位法朗吉以及蒲鲁东的累进税理论，总是最热门的话题。在1849 年4 月7 日纪念傅立叶诞辰的聚会上，彼得拉舍夫斯基说，俄国下几代人的使命就是实现这位思想家的预言，在这个目前还处在农奴制状况的国家中建立人类联合的最高形式。他相信，思想和科学的发展终将使不合理的制度被完善的群众组织所取代，这种组织将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和谐的发展和充分的幸福。亚·哈内科夫热情洋溢地谈到了小组的目标：恢复人的崇高美好形象，实现人类千百年来的夙愿，解放和发挥受压抑的高尚合理的热情，把充满痛苦、不幸、贫穷、耻辱和呻吟的生活变成华丽、和谐、充满欢乐、富裕和幸福的生活。这些充满感情的言辞，是当时政治浪漫主义的出色体现。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不愿放弃崇高理想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不得不重新在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中寻找精神力量。革命的结局摧毁了赫尔岑心目中的偶像，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幻想完全破灭，陷入精神破产之中。这个悲剧是欧洲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经消退，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时代的产物。但赫尔岑不甘沉沦，在对西方深深失望之时，他转过身来，把全部希望寄托于自己的祖国俄罗斯身上，创立了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的理论。
赫尔岑的俄国农民社会主义理论是西欧空想社会主义与俄国村社传统相结合的产物。他认为，农民革命可以直接导致俄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消灭了农奴制度后，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通过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活方式。赫尔岑关于俄国村社的观念主要来自哈克斯豪森关于俄国土地制度和村社的著作，他曾同这个日耳曼人有过交往。哈克斯豪森在其3卷本的《俄国国民生活特别是农村机构的内部关系之考察》中指出，村社是斯拉夫人、尤其是俄罗斯人所特有的，其基础是宗法制的家庭关系；它对俄国国家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俄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体现，能够防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保证国家免受革命和资本主义之害。赫尔岑吸收了哈克斯豪森的主要观点，写了《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俄国人民与社会主义》、《古老的米尔与俄罗斯》等文章，阐述了村社内部的古老民主传统和社会主义因素。他认为，占有和分配使用土地的村社具有集体主义的性质，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俄国农民用自己的全部历史为社会主义作好了准备；村社是俄国人民巨大潜在力量的源泉，它将使俄国绕过资本主义而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
赫尔岑的农民社会主义的幻想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俄国的村社此时还没有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而严重分化，还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的条件。但赫尔岑显然没有注意到正在发展中的俄国社会经济过程。从本质上说，“赫尔岑把农民连带土地的解放，把村社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地权’思想看作‘社会主义’”，这一学说“是没有丝毫社会主义气味的。它也像西欧‘1848 年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一样，是一种表示俄国的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的革命性的富于幻想的词句和善良愿望。”但尽管如此，他的这个思想还是长久地影响了俄国解放运动，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俄国革命者。
直至50年代，赫尔岑的革命民主主义还是不彻底的。他在国外进行革命宣传，肯定以暴力推翻农奴制的斗争的正义性，但仍对沙皇和贵族的“明智”寄予希望，曾同奥加略夫一起以公开信的形式试图启发他们的良知，由他们自己废除农奴制度，把土地交给农民，建立社会自治等等。他虽然同他过去的同志、现在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非难他的革命宣传的波特金、凯特切尔、科尔什等人分子手，但还是高度评价自由主义的积极意义，并指责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自由主义的暴露性文学的抨击过于苛求。他是在1861年前后才放弃自由主义幻想的。“平心而论，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赫尔岑是从西方派阵营中杀出来的一个斗士，但他在面向俄罗斯时仍然保留着西方精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3年会见赫尔岑后，认为他是“最激烈的俄国西方派分裂主义者，同时又是胸怀宽广、带有某些纯俄罗斯性格特点的分裂主义者”。在西方和俄罗斯之间探索，是赫尔岑思想的特点。
50年代，俄国思想界活跃着一支新军。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平民出身的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把俄国进步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是萨拉托夫一个乡村神父的儿子，曾在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中等学校读书。但他不想继承父业，因此没学完就跑到彼得堡考上了大学，并在这里钻研18 世纪的德国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他看到了俄国社会的深刻矛盾，认为这些矛盾的发展必然引起革命，1848年欧洲革命时，他相信俄国不久也会发生起义。他赞成共和政体，但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把下层阶级从被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并把全部政权交到他们手里。大学毕业后，他一度回到家乡担任中学教师。1853年重返彼得堡，并很快就以批评家和政论家的身份进行文化活动。他参加了《祖国纪事》杂志的编辑工作，后来又进了涅克拉索夫主持的《现代人》编辑部。
作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利用文学批评和政论方式积极宣传反农奴制的思想，鼓吹用革命方式解决农民问题；同时，激烈抨击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和立场，并把这种批判视为进行革命的思想准备的重要内容。他同赫尔岑一样，设想在人民革命推翻专制制度后，可以通过改善和巩固村社的途径使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他认为，只要把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并且使村社占有土地同村社生产结合起来，把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组织统一在村社中，就能形成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与赫尔岑不同的是，他认为村社并非俄国特有的现象，俄国村社被长期保留下来正好说明了俄国的落后。在哲学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直接来源于费尔巴哈、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的唯物主义以及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费尔巴哈的继承者，他的观点超越了费尔巴哈，认为唯物主义的哲学的任务不仅是解释社会发展进程，而且还在于积极地影响这一进程；在充分认识黑格尔的基础上，他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矛盾，认为“黑格尔的原则是有力的、广泛的，但结论是狭隘的、微不足道的”。他把自然界和社会通过新旧交替而不断发展更新视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之一，从而使他自己的辩证法思想具有鲜明的革命性。他的哲学观点在某些方面已经接近了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的水平。
在经济学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深入研究了以亚当·斯密、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把劳动视为一切有价物的唯一来源，李嘉图关于工资和利润关系的学说认为利润是产品扣除劳动的价值即工资之后的剩余，对这些思想加以逻辑的发展，能够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因为既然全部产品的生产都应该归功于劳动，那么全部产品本身也应该属于劳动。车尔尼雪夫斯基力图创立“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学”，对赛依、马尔萨斯、巴斯夏等庸俗经济学家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观点予以驳斥，并出色地说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开始衰亡并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他指出“经济史已经到了协作社原则发展的时期”，并主张用革命来改变“经济生活”的基础。他卓越地分析了他那个时代的阶级关系，并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冲突中发现了社会斗争的最深刻动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遗产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形成前俄国思想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俄国进步文化的骄傲。马克思称他为伟大的学者和批评家，恩格斯也曾说过，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无数的贡献”。他不仅同赫尔岑一起成为俄国民粹主义的先驱，而且也对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产生了深刻影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纲领和策略
40 年代，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也在形成之中。1848 年前，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之间虽然存在一些原则性的分歧，但还没有分手，他们仍保持着密切的朋友关系，思想上也互有影响。自由主义者虽然反对革命和群众运动，但也颇为坚决地要求进行改革以实现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他们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但也对西方劳动群众表示同情，对空想社会主义具有兴趣。
1848年的欧洲革命对于俄国思想界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赫尔岑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因1848 年的事件而重新排列了”。从此时起到50年代，在沙皇政权的反对派阵营中进行着力量的分化和重新组合，自由主义与革命民主主义终于形成为俄国解放运动中的两种倾向、两大流派。
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传来，震动了俄国社会。当时正好是谢肉节节期，但彼得堡有许多人都无心参加化装舞会，忘了看演出、吃春饼；各个阶层的人们抱着不同的心情，从不同的立场注视着事态的发展。革命在思想界和文学界引起了意见分歧，但在初时，这种分歧并不是绝对地按革命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来区别的。表示乐观和欢迎的不仅有别林斯基、萨尔蒂科夫一谢德林等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也有格拉诺夫斯基、屠格涅夫等自由主义者；而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人中，也不仅有波特金、安宁科夫、阿克萨科夫，而且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参加者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赞成者为革命感到振奋，期待法兰西再创奇迹；而反对者把革命视为可怕的事情，担心它动摇、破坏秩序和社会的基石。
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自由主义者从革命的支持者中退出了。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引起了自由主义者的反感和“失望”。在他们看来，战斗的无产阶级只是一些“横暴的人群”，而社会主义不过是“热烈的聪明的疯话，而且更常常是煽动家的狡诈”。格拉诺夫斯基忧心忡忡地关注着欧洲事态的变化，他担心，“很可能，群众的胜利将是优秀文明成果的毁灭。无产者的胜利难道就不会扼杀现代文明，就像野蛮人的入侵毁掉古代文明那样吗?”对于他来说，社会主义的基本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而这种狂热煽起的阶级仇恨是真正应该蔑视的。50年代，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纲领，并以独立的政治思想流派和社会运动的面貌出现在俄国社会生活的前台。
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的代表，自由主义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实现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废除农奴制度，给予个人以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障碍。年轻的齐切林以其出众的才华崭露头角，很快成为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最主要理论家。
鲍·尼·齐切林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同时代人，1828年生于坦波夫省的一个贵族家庭。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他就积极参与了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表现出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毕业之后，从事理论研究和创作。他不但非常了解俄国知识界和贵族上层的思想，也十分熟悉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政治科学界，与欧洲科学思想的中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关注西欧社会与国家发展的趋势。他是一个具有广泛才干的学者，其著作不仅涉及政治理论，也包括历史、国家与法的哲学和自然科学。他是俄国史学界“国家学派”的创始人；曾因理论化学方面的著作被门捷列夫推荐为俄国物理化学学会的名誉成员；1893年还被选为彼得堡科学院的名誉院士。甚至齐切林在思想界的论争对手也承认他具有超群的智慧、渊博的知识、天才的雄辩和科学上的贡献，车尔尼雪夫斯基、索洛维约夫、科瓦列夫斯基都曾对他作过这样的评价。从19 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著作，阐述俄国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俄国自由主义纲领和策略的基础，是既强调西欧和俄国总的历史道路的一致性，也承认俄国的发展过程有其独特之处。50 年代中期，齐切林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斯拉夫世界和西方世界在表面现象不同的情况下，风俗和习惯的基础却具有深刻的一致性。无论是这里还是那里，整个中世纪社会都建筑于私人权利的基础之上。”在谈到政权的发展阶段和形式在欧洲两半边的一致性时，他指出了俄国和法国中央集权化过程的共同特点：中世纪的法国存在着任何一个西欧国家所没有的分裂状况，因此，作为土地聚敛者和国家建立者的新王权也以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的力量产生了；在俄国，“君主制也是民族生活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和领路人”。“同样的专制制度到处在中世纪秩序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个观点被齐切林用来证明俄国也必将走西欧的资本主义道路。他也不否认俄罗斯国家同西欧国家形成中的不同特点，“如果每个欧洲民族在共同生活基础的前提下都有自己特点的话，俄罗斯就更具特色”：由于缺乏一个巩固的封建主联盟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微弱，俄国的专制主义甚于西欧。正是因为这个特点，对于俄国来说，为了将来的发展，同欧洲接近是极其必要的。
但在50 年代，自由主义学者已开始更多地注意俄国与西方的不同，康·德·卡维林发现：“在欧洲，一切都是从下面做起的。而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是从上面开始的。”这种现象“鲜明地证实了西欧和我们的历史的相反过程。两者之间当然存在着交叉或一致之处，但主要是表面的相似。如果出发点不同，那么尽管我们和欧洲的发展看上去都一样，实际上也还是有区别的。发现这种隐藏于迷惑人的一致性的外壳之下的区别是如此必要，就像指出他们的相似那样。没有这种发现就没有结论，就得不到完整的图像。这里的区别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这种区别使得把中世纪的欧洲与和它同时代的俄国作比较成为不可能，就像没法把一个孩子与一个青年相提并论一样。”卡维林的侧重点与齐切林不同，但也是为了论证俄国学习西方、靠拢西方的必要性。
俄国自由主义主张，俄国的国家制度应该像西方一样，用体现政治自由原则的形式来代替专制制度。齐切林认为，在体现政治自由的两种形式——有限君主制和共和制——之中，俄国只能选择前者，即应该从君主专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立宪君主制之所以适合于俄国，一方面是因为君主政权在数百年时间里一直是国家统一的最高象征，是民族的旗帜；另一方面，社会力量的发展为君主专制逐渐转向立宪君主制创造了前提。俄国已经产生了一个“新”贵族集团，即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地主和随着工商业发展而形成的资产阶级。在贵族与资产阶级结合的情况下，俄国走上立宪道路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转变和过渡的最初步骤，应该是进行农民改革，实现公民权利，建立相应的制度如地方自治、有陪审员的审判等。
在实现自己的目标的方式和策略上，自由主义断然拒绝革命，主张自上而下的改革。还在1853 年，齐切林就写信给赫尔岑，指责他进行革命宣传：“您幻想推翻现存制度，幻想破坏历史形成的机体，幻想建立一个由革命政党鼓动起来的、有激烈的暴力改造世界的下层阶级的国家。”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革命是以暴力推翻法律，如果它经常在过程中得到反映，那就根本谈不上实现普遍的规则……在国家问题上，正确的观点应该是承认：法的统治是全体居民的要求之一，因此要把国家机构的合法发展视为政治生活的准则。在此基础上，实行新秩序的权力只能属于唯一合法的政权。”这一番话可以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策略的理论依据。自由主义选择沙皇政权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主要手段，因而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专制主义持妥协态度。车尔尼雪夫斯基评论说：“按照齐切林的意见，斗争是有害的。……我们社会的主要毛病在于它过分热情，过分倔强，过分直率地表达自己反对现存制度的愿望。……我们应该在我们正热忱进行的斗争中保持温和态度。”确实，俄国自由主义担心，任何冒失的步骤会葬送俄国尽快实现改造的可能性，就像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出现的情况那样。但自由主义终究是沙皇政权的反对派，是主张变革和发展的。齐切林不断警告政府：拖延改革将引起革命；如果政府沿着旧轨道继续走下去，革命就将成为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
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成于农奴制危机加剧的时期，代表了一种新的生产力。但俄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像西欧资本主义那样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机地生长起来的，而从一开始就与封建农奴制国家政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俄国资产阶级也还远未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在西欧资产阶级文化的冲击下，俄国资产阶级的“大脑”要比“躯体”早熟，而“躯体”的先天不足又必然对“大脑”产生影响：自由主义如果不同专制主义实现某种程度的妥协就无法存在。
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是同它的劲敌——反映农民利益的革命民主主义——差不多同时形成和发展的，这使得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处在专制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之间，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在50 年代的俄国思想界，出现了自由主义、革命民主主义、专制主义互相斗争、互相影响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