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改革
19世纪中叶，俄国受到了蓬勃发展的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和民族运动的强烈震撼。俄国同英、法为争夺巴尔干和黑海而进行的克里米亚战争，又从根本上动摇了它的农奴制度。
克里米亚战争开始时，尼古拉一世踌躇满志，以为“1854 年的俄国能够表明，它依然如同1812 年那样强大。”殊不知时过境迁，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早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农奴制的俄国无论在社会政治、经济还是在军事方面都已远远落后于对手。英、法拥有基础雄厚的工业、装备精良的舰队和训练有素的士兵，可是俄国却只有一些彼得时代创建的老式军工厂，它的波罗的海舰队老朽得几乎已无法航行，它靠犍牛在乡间小道上为前线运送给养……它所进行的是“一个生产方式落后的民族对几个具有现代生产的民族的一场无望的斗争”。1855 年，尼古拉一世在绝望中死去。亚历山大二世继位后，于1856 年3月与英、法等签订了巴黎和约。克里米亚战争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克里米亚战争充分暴露了农奴制俄国的腐败和无能。按照自由主义者萨马林的说法：“我们不是败于西方联盟的国外压力，而是败于我们国内的软弱无力。”恩格斯在评论这场战争的结局时说：“沙皇政府在全世界面前给俄国丢了丑，同时也在俄国面前给自己丢了丑。前所未有过的觉醒时期开始了。”克里米亚战争后，政府迫于形势而作出了一些自由主义的姿态。还在服刑的一些十二月党人得到赦免，书刊检查有所放松，出现了一些新的杂志，大学开始向更多的年轻人开放，被选派出国的机会也增加了。“这是一个大好时期，每个人都开始想到要思考、阅读和学习，每个人都有心里话想大声说出来……人们不但谈论今天，而且联系各种不同的改革方案，思考和解决后代的命运和整个俄国未来的命运问题。”原来只是在朋友的交谈中私下议论的一切，现在开始在报纸上出现了。那些还不能在政论中公开说出的事，被人们用小说、幽默的小品或西欧大事述评等等体裁隐约地表现出来，每个读者都能够从字里行间读出作者的真意。
亚历山大二世意识到，解放农民是一项首要的、迫切的任务。据他说，他的父亲尼古拉一世临死前要他答应设法解决这个问题。他向贵族们表示：“我深信，我们迟早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你们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从上面来解决要比从下面来解决更好些。”官方的最初改革设想是在亚历山大二世于1857 年11 月给维尔诺省省长的敕令中提出的：在保留地主对全部土地所有权的条件下解放农民；农民的宅旁园地可在一定时间内赎归私有；农民仍然耕作地主土地并承担劳役或缴纳代役租；地主仍然享有世袭领地上的治安权。1858年末，鉴于农民运动的日益发展，沙皇政权在改革方案上作了让步：农民立即获得解放，享有一切人身和财产权利；农民在12 年内对地主负有暂时义务，但当他不能得到5 俄亩以上份地时，便可自由离去；农民组织成村社并选举管理机关，地主不再同农民个人而同村社发生关系；政府通过信贷帮助农民赎回份地。这个新方案的产生是改革准备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对此，密切注视着俄国事态发展的马克思立即发表评论：“如果说，俄国贵族认为……他们还没有必要将自己的特权献上祖国的祭坛，那么俄国政府的步伐就要快得多：它已经达到了‘人权宣言’。……亚历山大二世竟宣布了‘农民天赋的、根本不应该予以剥夺的权利’!这真是不平凡的时代啊!1846年，罗马教皇发起了自由主义运动；1858 年，俄国的专制君主……又宣布了人权!我们还会看到，沙皇的这个宣言将像罗马教皇的自由主义一样得到全世界广泛的反应，并且归根到底将比教皇的自由主义产生远为更大的影响。”
沙皇政府的立场表明，俄国所面临的选择已不是保留或废除农奴制的问题，而是以何种方式——从上面进行改革还是从下面发生革命——来搬掉这个障碍的问题。
俄国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活跃起来，他们创办报纸，举行聚会，议论时政，主张改革。自由主义者不能容忍农奴制继续下去，但也不愿发生革命，他们希望在保留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解放农民，用和平的方式改变农民状况，避免出现大的动荡。他们欢迎政府的态度，赞扬亚历山大二世“开创新纪元”的举动，也相信贵族具有“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并积极参与了农民事务总委员会和各省贵族委员会拟订改革方案的工作。
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曾一度对政府的方案和自由主义的主张抱有希望。不仅赫尔岑如此，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现代人》也赞扬说：“对亚历山大二世的祝福是欧洲任何一个君主所没有受到过的，因为对他来说最大的幸福就是着手解放自己的臣民。”但当意识到政府不可能作出有利于农民的解放时，他们便开始否定进行自上而下改革的道路，转而坚决主张以革命方式作为唯一有效的手段。赫尔岑在《钟声》上公开发表声明，宣布放弃对专制制度的幻想。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俄罗斯的农奴制官僚国家没有能力真正解放农民，而只能使自由派的利益和地主的利益达成可怜的妥协，因此，“他反对这种改革，咒骂这种改革，希望这种改革不能成功，希望政府纠缠在它那向自由派和地主两面讨好的把戏中而一败涂地，从而把俄国引上公开的阶级斗争大道。”据克鲁泡特金回忆说，这种激进的革命的思想甚至影响到了侍从学校和显贵之家。他的姑母是米尔斯基公爵夫人，谁也不会想到这样的人家会和革命思想有什么关系，但他第一次和当时的革命文学接触却就是在这个家里。赫尔岑在伦敦创办的刊物“有震荡全俄之势，甚至流传到了宫廷之内，在圣彼得堡秘密流传极广。……我们共同诵读，习以为常。”
革命民主主义者反对旨在使俄国走普鲁士道路的改革，设想在以革命摧毁旧制度后通过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从俄国社会发展水平来看，这一选择是难以实现的。当时尽管出现了革命形势，但农民还没有任何政治自觉，他们的运动完全是自发的、无组织的。他们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而只是一种对现存制度的破坏力量。在19 世纪中期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已是大势所趋之时，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美好愿望只能是一种幻想。由于资产阶级的极其软弱，俄国也不可能走西欧北美型的发展道路，而只能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来争取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
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关于“农民摆脱农奴制依附关系”的法令和废除农奴制的宣言。改革使俄国农民获得了人身解放，成为享有权利的公民；赎买的实行在实际上结束了封建生产关系；地主土地所有制虽然被保留下来，但其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已具有一般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特征。但农民的解放是有条件的，除了土地问题完全按地主的愿望解决之外，农民在完成赎买份地以前仍负有对地主的义务；农民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但以行政权力强化了的村社和连环保制度仍然把他们束缚在封建宗法关系中。俄国在保留农奴制残余的情况下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条充满矛盾的道路，俄国社会和俄国文化将在先进的资本主义方式和腐朽的农奴制残余的交织和冲突中艰难地前进。
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动
改革使俄国旧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动。贵族地主阶级出现了分化，除了在军队服役或担任公职的之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采用新技术和新方式，按资本主义原则改造领地，成为资产阶级化的地主；有一部分人利用土地赎金直接从事资本主义企业活动；还有一些不能适应时代的人则坐吃山空，家道中落，成为徒有贵族虚名的半无产者甚至无产者。从总体上说，贵族虽然保持了他们在封建时代的大部分物质利益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他们的等级特权以及对全部社会生活的垄断开始受到限制和动摇。贵族独占土地的局面被打破，土地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其占有方式开始从等级制向非等级制过渡。政府在1863年以立法形式取消丁经营工商业的等级限制，此举不但动摇了贵族对酿酒业的控制，而且使他们在制呢、制毯、制烛等传统的经营行业中的地位也大受影响。鉴于克里米亚战争的教训，军官培养和晋升方面的等级原则受到冲击，军事学校向所有等级开门，受教育程度成为提拔军官时优先考虑的条件。为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新需要，贵族在文官的补充和升迁上所享受的特权也同样受到了削弱。
对贵族等级特权的限制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改革前虽然已有工业资本家出现，但他们一般都是商人兼厂主，且人数不多。改革后，许多市民、农民；职员——当然也有贵族——纷纷从事工业活动，迅速发财致富，跻身于资产阶级的行列。到70 年代末，俄国已有工业企业将近28000 家，工业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如工商业促进会、俄国技术学会、全俄工商业代表大会等。但俄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沙皇政府的扶植和保护，因而同封建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
与此同时，工业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也开始形成，它的组成包括原来国有土地和世袭领地上手工工场的农奴工人、破产的手工业者、农村分化过程中成为无产者的破产农民以及外出打工的贫苦农民。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重组，必然地导致了俄国政治结构的调整，专制制度在迈出了从封建农奴制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演变的关键一步之后，不得不继续按照资产阶级的法制精神，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相应的改造。1863—1874年间，沙皇政府进行了内容广泛的结构性改革。
地方自治改革是俄国国家制度向立宪君主制转变的最初步骤。
1863年，内务大臣瓦卢耶夫向亚历山大二世建议，在国务会议下设立一个由省自治机关和城市代表机关的代表组成的“全国代表大会”，其职能是讨论立法问题，形成决议后交国务会议审议。瓦卢耶夫试图以这一形式满足自由主义反对派参与立法和经济事务的要求。但沙皇政权认为，只需在地方行政方面进行改革。1864年1 月颁布了省、县自治机关条例，规定在省县两级设地方自治会议及其执行机关’——地方自治局。地方自治会议是民选机构，每3 年选举一次，每年召开—次会议。县地方自治会议代表人数根据本县人口数从10 人到96 人不等；省地方自治会议的代表一部分由县自治会议选举产生，另一部分是固定人员，如省首席贵族、省行政机关首脑和宗教界代表。
与西方国家地方自治机关不同的是，俄国的这类机关带有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交织的特征。自治会议代表的选举根据财产资格分别在地主、市民、村社3 个选举大会上进行，以保证贵族在自治会议中的优势。作为执行机关的地方自治局，其主席由上一级行政长官批准任命。
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力限于地方经济和社会事务，如发展地方工商业，改进农业技术，解决交通、粮食供应、救济、保险、教育和卫生等方面的问题，对监狱、看守所进行监督等。地方自治机关享有一定的独立性，虽然内务大臣和省长可以否决下一级地方自治机关的决议，但地方自治机关也可以把问题提交参政院裁决。地方自治机关的决定要通过行政权力来实现，但如行政首脑不执行它的决定，它也可以诉诸参政院。
地方自治改革是沙皇政权通过对政治结构作局部调整以避免国家制度发生剧变的一项措施，试图以此为“有能力的人”提供一个活动领域，把他们的精力吸引到具体事务上来，而使他们同政治愿望分离。这一改革从本质上说是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政治上的妥协。
司法改革是60 一70 年代结构性改革中比较彻底的一项。司法改革的草案是在俄国著名法学家谢·扎鲁德内领导下拟定的，并曾广泛征求国内外法学界人士的意见。1864 年11 月颁布的司法章程基本上是以欧洲的司法制度为蓝本的。根据法律面前人人于等的精神，取消了等级法院，对所有人适用同—的司法机构。轻微违法行为和民事诉讼由县调解法庭审理。每一省设—个法院，审理刑事案件；管辖若干省的高等司法厅为上诉法院；参政院为终审法院。开始实行公开审判的原则以及陪审员制度和律师制度。
但这项改革也没有完全消除农奴制时代的传统。早已过时的《刑法典》没有进行根本性的修改；政治犯仍可不经审讯而被长期关押或根据行政命令被流放；以当地习俗而非法律作为审理案件原则的乡农民法庭依然存在；对违法官员的审讯要经其上司同意后方可进行；神职人员只受教区所属的特殊法院审理。改革也没有怎么改变犯人受到的不人道待遇，而在苦役场和流放地，任何一个地位卑微的官员都可以是掌握犯人命运的皇帝。在这些地方，看不到“开明的”司法改革的成果，但却能显示沙皇政权最残酷、最黑暗的一面。
以地方自治机关改革和司法改革为主要内容的60一70年代的结构性改革，带有普鲁士道路的特征，即不彻底性，但终究是顺应潮流的。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和反映农民愿望的革命民主主义都还不可能对国家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专制主义虽遭到削弱但仍足够强大的条件下，国家的发展只能通过官方的改革来实现。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如果总的看一看1861 年俄国国家全部结构的改变，那就必然会承认，这种改变是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的一步。这不仅从经济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而且从政治观点来看也是正确的。只要回忆一下法院方面、管理方面、地方自治方面的改革的性质以及1861年农民改革后所发生的各种类似的改革的性质，就一定会相信这种论断是正确的，可以对这一步的大小和快慢展开争论，但是，这一步的方向却是这样的明确，并且由后来发生的全部事件说明得这样清楚，对它未必能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村社传统与农民意识
农奴制改革使俄国农民在法律上得到了解放，但农民从总体上说仍然处于宗法制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仍然被束缚于村社这个小天地之中。
在进行农奴制改革时，沙皇政府把村社作为农村的基层行政组织，同时赋予其处理内部事务的自治权，从而使村社具有双重性质和双重功能。作为农民在历史过程中由于共同生活需要而自发形成的民主组织，村社要负责照顾农民的全部生活，保护他们的利益。但作为政府确认的官方组织，村社又是一个行政和警察机构，以连环保的方式对农民加以控制。在经济方面，村社最主要的职能是定期按平均原则重分土地，组织农业生产，分派和征收国家和地方自治机关的税收、劳役。在行政和司法方面，村社负责维持治安和村社内部生活准则，预防和惩治轻微犯罪，处理民事纠纷，签发农民暂离村社外出的证件。在社会方面，村社代表农民同地主、别的村社和国家发生关系，组织互相合作，接济贫、病、孤、寡，开办学校、医院、图书馆，组织文化活动和宗教生活，举行宗教节日庆典和有关农业仪式等。
村社的活动方式实际上也仍然保持着传统习惯。法律规定村长由农民选举产生并享有全部行政权，但村长准备采取的措施还是要按传统由村民大会同意后方能实行；而在村民大会形成决议时，村社中的长者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官方的法律对于村社内部事务几乎没有意义，村社中农民的相互关系是由传统的风俗习惯来调节的。例如，官方法律已确认了财产的个人私有制，而在村社中，农民对于其份地的关系只能是占有和使用，土地仍然实行定期重分的村社所有制。
改革之后，村社这一社会组织形式仍然包括了欧俄农村大约75％的居民和整个俄国约90％的农民。在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90％的情况下，村社无疑是俄国文化的重要基础。一般的土地重分型村社由4—80 家农户组成，有20—500口人，其境界通常就是自然村的境界。这类土地重分型村社占全部村社的2／3。村社一方面把农民束缚于一个封闭的狭隘天地，另一方面又是使农民避免分化、维持自然经济的保证。村社实际上是家庭和家族的自然延伸和扩大，而在无数与世隔绝的村社之上，便是他们共同的“保护者”、权力无限的总的族长——沙皇。家庭——村社——国家，家长——村长——沙皇，在这样的公式中可以看出，宗法制原则是维系俄罗斯民族的纽带，而村社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自17世纪以来，在农奴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土地重分型村社，就是专制国家的基础，农奴制改革也未能改变这一现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使村社在这方面的功能强化了。
村社是俄国农民的世界。农民从出生到死亡的几乎所有时间，都是在村社中度过的，他们的意识也深深地打上了村社生活的烙印，
在村社这个宗法共同体中，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只有集体才有意义。农民可以参加村社会议并发表自己的意见，但他绝对不能同村社对立。俄国农民叹息道：“谁敢反对米尔呢?”违反村社生活准则的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都难以存在下去，他首先会受到嘲讽、蔑视、斥责等舆论的压力，其次有可能被驱逐出村社或送去当兵，最后甚至有可能遭受私刑或被处死，如果他犯了严重罪行的话。个人对村社的绝对服从使农民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极不发达，并产生了对长官意志和“来自上面”的准许的需求。农民不能把自己理解为自身行为的主体，而力图使自己的行为得到集体的认可，或者得到老爷、长官的许可。即便是在造反时，他们也要打出“沙皇”的旗号。
在俄国农民的意识中，顺从权力是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对于村长、调停官，农民是绝不敢得罪的，因为要是不听他们的，便会一辈子遭受报复。按人口分摊的赋税可以由最低级的行政官员任意增减，进行不平均的分配，而农民交不出赋税便会受到体罚。在个人无法支配自己命运的情况下，农民在心理上永远感到自己是可怜的、卑微的被压迫者，对于他来说，自尊的感情是难以达到的。这种受屈辱的感情压倒了他身上一切高尚的动机，他试图摆脱这种境地的努力只会招致哄堂大笑。农民作为专制主义的压迫的牺牲晶，还在于他在家庭中把自己的妻子儿女置于同样的受奴役状态中，而使自己成为奴役者；他自己所遭受的屈辱要通过让别人受屈辱而得到宣泄。一个农民可以在大街上当众把敢于阻拦他去酒馆的妻子打得半死，而在场的人会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征税时受到体罚的农民，也经常把妻子打到自己感到满足为止。如果有一个漂亮能干的农村姑娘有可能选择丈夫时，她首先考虑的是他要温顺和善良。然而即使这样的一个好人也会残酷地揍她，差别只在于这时他自己也会哭。
与顺从权力的意识并存的是平等精神和集体主义。一个农民，在纵向的关系上，他顺从于长官并使家庭成员顺从于他，但在横向的关系上，他同其他农民是共同体中的子等伙伴。在村社中，所有农民都有权平等地使用村社的财富、获得基本的生活资料。这种“公有”和平均的原则集中体现于份地的村社所有制和定期重分。村社还对其成员的经济行为定出细则，以抑制分化。绝大多数农民认为，财产是用来养活人的谋生手段，利用它来剥削别人是可耻的行为，一个人只应占有那些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财产。他们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在改革之后没有明显的变化，仍然传统地相信，土地并不属于他们个人，而属于村社；出自于土地的产品也既属于村社，也属于上帝，是大家的共同财产。在农民中存在着互相救济和帮助的习俗，有时整个村社的人无偿地帮助陷于困境的农民渡过难关；最贫穷的农民在家里断粮时往往全家行乞，通过这种方式他们能够保住自己的牲畜、农具而维持到新粮下来的时候，因为行善作为——种道德义务在农民中已沿袭成俗，拒绝给予要饭的人以帮助被认为是极大的罪过。村社生活的封闭性养成了农民因循守旧、不思变革的心理。农民不能认识和理解超出其个人经验之外的所有事物，对于任何与他们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情全无兴趣。年轻的一代几乎没有选择生活道路和价值观念的可能性，他们的一切认识除了自己在村社中的直接经验之外就是来自于父辈的言传身教，他们所面临的人生使命就是继承上一辈沿袭下来的传统。由于传统构成了农民精神世界的几乎全部内容，他们对新事物总是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担心接受这些新事物会引起他们已习以为常的生活的变化。改革后，村社农民一如以往，很少有改进生产技术和方法的愿望。一些具有欧化思想的行政官员和知识分子扮演着可怜的角色：农民根本不理会他们那些办大众学校、传播科学知识、改进农业的计划。
然而，农村终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已经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俄国社会的大环境，必然影响到村社和农民生活。由于允许农民在交清份地赎金之后脱离村社，农村贫富两极化的趋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没有受过教育、目不识丁的农民成为富农，有的甚至干成了大事业，例如在西伯利亚，大部分著名的金矿主和工厂主都出身于农民。更多的农民因贫困和破产踏上了去工厂的道路，成为“外出打工的人”，还有些则成为自由的手工业者或雇佣劳动者。农民内部出现的这种流动，尤其是打零工这种极为普遍的现象，使得新的文化形态，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渗入村社，这对开阔农民的眼界、充实他们的意识起了巨大的作用。传统的村社文化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农民中开始产生争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好的生活的愿望。私有制的概念也逐渐渗透进了崇尚集体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农民中间。为了保护属于自己的每一点财产，他们可以表现出无穷的耐力和惊人的韧性。70 一80 年代，越来越多的农民改变了把钱存在罐子里的习惯，开始把它存入储蓄所或购买息票。在物质生活方面，虽然农民基本上仍是不赶时髦的，他们的衣着、陈设也很少变化，但是对个性的追求也开始得到表现。在稍微富裕一些的地方，特别是在工业省份，农民为了美观，常常把自己农舍的正面雕上花，尽管在屋子里面依旧堆放着各种杂物，甚至让小牛犊在屋里过冬。
社会风气、人民生活、酗酒现象
改革后，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城市面貌有了很大变化。且不说彼得堡和莫斯科这样的都市，就是喀山和雅罗斯拉夫里这样的城市也会给人以深刻印象：一幢幢高耸的石砌建筑物鳞次栉比，大街两边有华丽的路灯和宽阔的人行道，沿街的商店装饰着漂亮、阔气的招牌。城市吸引着大量渴望发财致富的或寻找谋生之路的人们，从1863年到1897年，城市人口从610万增加到1680万，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8％提高到13．4％。城市也是引导俄国生活方式欧化的先锋：现在欧化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贵族，而扩大到了更广泛的居民阶层。许多贵族蜂拥来到城市，用他们在农奴制时代聚敛的财产或土地赎金享受起欧洲式的生活方式。有权势的官员对豪华生活的口味也越来越高。而众多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在追求奢侈方面也绝不比他们逊色，民粹派学者弗列罗夫斯基形象地描绘了一个暴发户的形象：“他的头发稍稍上了一点油，梳得十分艺术。他的衣服光彩夺目，我不能不惊奇他的衣服是那么地合身，怎么裁缝能用这种呢料裁制如此雅致的式样。他用嫩白的手指玩弄着金表链。……他拥有一座3 层楼的石头房子。”这类人典型的家居是这样的：穿堂铺着干净的地毯，糊着墙纸；厅门是那种蒙着漆布面、钉着耀眼铜钉的式样；在有5个窗户的宽敞客厅里放着鲜花、沙发家具以及贵重的装饰品。有钱人的娱乐方式也更多样化了，他们把各种节日安排得颇有气派，原来只是在显贵宅邸才有的家庭剧场现在增加了许多，俱乐部之类的组织和设施也到处建立起来。为了寻求一年花1500 卢布的可能性，他们一个晚上可以输掉几百卢布，令普通老百姓目瞪口呆。奢侈和傲慢成为这个新的上流社会的风度和时尚。但这个“社会”的审美情趣却一天天降低了。原来人们趋之若鹜的歌剧——尤其是意大利歌剧，如今已没有多少人光顾了。圣彼得堡交际界的精英们群趋于下等的剧场，在那里，某个巴黎小剧团的二等角色就很容易博得喝彩。
上流社会往往以显赫和奢华来满足虚荣心，这种风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劳动群众。
在工业省份，劳动者力图用表面的光鲜来掩盖极端的贫困。女工们对服饰的要求提高了：如果说贵妇人每天要换几次衣服，那么工厂女工现在也希望能有几身衣服。要是在节日中能穿着不同的衣服在众人面前出现几次，她会认为这是最大的幸福。她们的服装款式尽量模仿上流社会的流行式样，当然料子要差得多。商店里那些仿制的奢侈品也是最受她们青睐的东西。然而，为了买上丝绸服装，有些女工不惜摧残自己的身体，拼命干活，省吃俭用，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种要面子的心理逐渐扩展到服装以外的方面。家里没有茶炊会感到害臊，于是为了买个茶炊而卖掉最后一头牲口。不穿皮鞋觉得丢脸，为穿上皮鞋只得忍受饥饿。一些有技术的勤劳能干的工人家庭的生活环境要好些，他们可能会有自己的房子，墙上糊着壁纸，有像样的家具，玻璃门的柜子里也许还放着一些小摆设。但是为了这一切，必须节省伙食、压缩最必要的开支，一戈比一戈比地攒钱。他们的孩子也常常要分担这一切：疲惫的眼神、苍白发青的脸色、发育不全的身材表明了他们为此作出的牺牲。有些身居肮脏潮湿的地下室的小职员，也因职业所迫而不得不打扮得衣着入时，皮鞋锃亮，装得像生活优裕的上流社会人物那样去上班。
在农村，盛行着这样的看法：没有丝绸连衣裙的姑娘是没人娶的。于是，农民们宁愿让全家挨饿也要为女儿搞到丝绸连衣裙。弗列罗夫斯基观察到，在工业省份的农村，农民在有住房以后就把注意力转向衣着。“在追求改善衣着方面，农妇所表现出来的精力、坚忍和顽强丝毫不亚于其对改善住所的追求。农民是如此地贫困、窘迫、遭受虐待和不幸，他无力进行衣着和住房方面的实质性的改善。需要业已增长，满足需要的资料却没有。……他养成打肿脸充胖子的生活习惯。在—切能遮盖的方面，他忍受极大的痛苦，全家人饿着肚子，孩子将死掉，——可是女儿却有丝绸服装，房子必得雕上花。一触及自尊心，他立即力图装阔，……一位边远乡的乡司书对我说：“我惊奇不已的是，农民讲究穿戴的嗜好是怎么来的?他们哪里谈得上穿戴?他们就是不讲究穿戴也已经没有什么可吃了。不，为了不比别人穿得差，他把吃奶的劲都使上了，背着最沉重的十字架。”这些正常、合理的需求，对于俄国劳动者来说是要以野蛮和不人道的方法来实现的奢侈，为了得到这些，他们承受了最艰难的生活。
改革后，绝大多数的劳动群众仍然生活在贫困和屈辱当中。
在农村，农民住的一般是用长圆木构成的简陋小屋，低矮昏暗、空气混浊，在小窗户上代替玻璃的通常是牛尿泡。许多农民不论夏天还是冬天都光着脚走路，能穿上像样的鞋的只是少数。他们用厚麻布自己缝制粗糙的衣服，过冬时则在这种衣服的夹层中塞进一些什么碎屑以御寒，动物皮算是最好的衣服。农民吃的通常是麸子和大麦，能吃到黑面包就是大口福了。克瓦斯这种饮料对农民是必不可少的，但由于没有好的原料，他们喝的克瓦斯常常像加了水的醋。农民在春天、夏天和秋天一般是不吃肉的，因为在这种季节肉容易变质，又买不起较多的盐腌咸肉。因此，他们在冬天宰牲口，在11 月到3 月之间有可能吃肉。在这几个月中，各种斋期加起来有104—105 天，荤食期只有46—47 天。再加上沉重的租赋捐税，农民很少有可能改善自己的饮食。
工业的发展在俄国既创造了财富，也增加了贫困。弗列罗夫斯基指出：“工业，这个原是人民福利与幸福的源泉，在我们这里成了置人死地的祸患，成了连鼠疫与霍乱都无法与之相比的灾难。能使工人成十倍地增加生产的劳动分工成为其饥饿、贫困、死亡的根源。”由于过度的体力劳动、恶劣的居住条件和严重的营养不良，在俄国各工业省份中，死亡率最低的指标是27 人中死1人，它不仅高出了所有欧洲国家的死亡率，甚至也高出了俄国的平均死亡率。在俄国的工业企业中，父权制式的关系甚至在彼得堡这样的城市也都存在，工人处在不仅贫困而且屈辱的地位，他们的自尊心和美好感情的火花经常遭到现实生活的无情扼杀。
由于对生活的绝望，下层劳动群众的心理状态是得过且过，一有可能就酗酒消愁。在有买酒钱的情况下把自己灌醉是他们唯一的乐趣，狂饮成为他们麻痹自己、寻求解脱的手段。酒成为一种能起类似于宗教的作用的东西。巴枯宁曾说：“教堂对于人民起着一种天国里的酒馆的作用，正如酒馆是人间的某种天堂一样，因为不论是在教堂或者酒馆里，人民可以把自己所受的饥饿、压迫和屈辱忘却片刻，他们可以有时在狂热的信仰中，有时在烧酒中竭力安慰对自己日常苦难的记忆。一次比一次更加陶醉。”
农民能用自己的钱痛饮的机会不多，这使酒对于他们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一旦手里有了钱，他就要在只有木头长条凳子的劣等小酒馆里喝到失去知觉为止。许多人甚至不惜让全家人挨饿，卖掉家里能卖的一切来满足对酒的渴望。城市下层劳动者也是这样，弗列罗夫斯基提到的一个例子非常典型：一对夫妻在皮鞋作坊干活，他们的房间里除了两个枕头之外别无他物。丈夫在一个月内喝一次25戈比的酒，偶尔也喝两次，喝醉之后就把妻子揍一顿——这就是他在一个月内的享乐和消遣。而他的妻子生活中的调剂就是在紧张的劳动之后挨丈夫一顿揍。有许多工人在拿到工钱后马上买酒喝光，然后再以坚强的耐心拼命地干活。
当时，俄国上流社会不断散布流言，说劳动群众的酗酒是导致他们贫困和破产的原因。但数字所证明的恰恰相反。60年代，弗列罗夫斯基写《俄国工人阶级状况》时，农村酒的消费量是每个成年男人平均每周不到一杯，每个妇女每月不到一杯；在城市，成年男工每4 天摊不到一杯，女工每周不到一杯。而“受过教育的人”喝的是8 倍于此的酒，却不认为自己是酒鬼。在欧俄的49个省份中，工人阶级所喝的酒每人平均2．30 银卢布；而上层阶级每人光是喝进口的外国酒就平均要达3．5 银卢布，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喝掉比这多3倍的俄国酒，其中粮食酿制的酒可能还多于葡萄酒。事实上，在骄奢淫逸的上层社会中，醉鬼和狂饮者相对地要多得多。
俄国工人虽然大多数仍然把酗酒作为主要的娱乐，但他们也产生了文明地生活的欲望，出现了用音乐和舞蹈代替粗鲁的取乐的倾向。甚至在西伯利亚的一些地方，工人们有了钱也会请来起码的乐队为跳舞伴奏，他们自己也会拉起手风琴唱起歌。而在欧俄的城市中，有些工人即便喝酒也不像过去那样了，他们喜欢光颐那种挂着豪华窗幔、摆着雅致家具、有打扮入时的歌女在音乐伴奏下演唱的小饭馆。在这里他们很少喝到失去知觉的地步。
婚姻与两性道德
农奴制改革后，俄国农民仍把结婚作为维持家庭生计的手段而很少考虑爱情。但在生活稍好些的工业省份，出现了选择的趋势。未婚男人愿意找有嫁妆的姑娘。但是，漂亮的容貌也开始有了意义。美貌的姑娘即使穷些也能为自己找到令人羡慕的新郎，她的父母也可不必为她结婚支付费用。同时也还有另一种情况：穷困但漂亮的农民小伙子可能会因娶了一个富有而丑陋的妻子而过上富裕的生活。
改革使地主不能再像在农奴制时代那样强迫农民姑娘嫁给由他指定的男人了。但对于农村妇女来说，中世纪式的强制被取消后，她们还面对着夫权、贫困等种种压力，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仍没有基本的改善。在农村，离婚现象很少，但在这些合法婚姻和“理想的”道德状况背后，是残酷的可怕的现实。结婚后，许多妻子被丈夫看作解脱经济困境的手段，她们带来或挣来的一切都被用来缴税或喝光；她们还被当作干活的奴隶和泄欲器。这种境遇使不少妻子宁愿去监狱也不愿在家里受虐待，她们故意声称自己有罪而离开自己的丈夫。有的姑娘在找到独立谋生的保证后，就和情人生活在一起而避免结婚，因为她们知道，最温柔的丈夫在婚后第二天就很容易成为暴君。农村的姑娘们尽可能晚出嫁，但为了不使自己成为父母的负担并帮助家里缴纳捐税，仅靠劳动几乎是办不到的，结果通常是她陷入堕落的泥坑。在非工业省份，人们仍然受幼稚的道德规范的影响，认为姑娘自愿出嫁是丢面子的事情。但与此同时，关于妇女贞洁的概念在这里也是比较淡薄的。弗列罗夫斯基在他所写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本书中谈到，这种概念不会成为对姑娘行为的重大约束；或者，这种概念只不过像其他一切偏见那样，使姑娘无意识地压抑和克制自己的感情。由于贫困，许多妇女被迫走上卖身的悲惨道路。男人外出做工或长期服军役被认为是导致堕落的两大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数以百万计的妇女和她们的孩子被抛给命运任意摆布。为了自己和孩子的生存，她可能不得不以牺牲自己的肉体作为代价。此外还常有这样的事情：在城里干活的丈夫另找了一个情人而疏远自己的妻子，使她们在大家庭中成为孤立无援的外人，除非她们屈从于丈夫的父亲或兄弟的欲望。在城市工人家庭中，丈夫常常无力保证自己的妻女不会落入可悲的境地，因为他甚至不能够提供维持她们最起码的生存需要的条件。归根到底，妇女的性道德主要取决于她们的境遇，而较少取决于她们的意志力甚至她们的受教育程度。贫困和饥饿是导致妇女卖淫的主要动因。在俄国最贫穷的省份中，私生子也最多。
在另一方面，大量进城做工的农民和四处漂泊的流浪工人甚至无法找到过得去的栖身之所，常常露宿于街头、河岸，或像动物一样挤在肮脏的集体宿舍或贫民区出租的陋屋里面，但他们也是人，也有人的一切需求，而他们对异性的要求只能通过堕落的方式来实现。
在上层社会，大多数人对于诸如男人拥有情妇这类的事情感到平淡无奇，习以为常，有些人更是纵情声色，耽于淫乐。但在受过教育的人中也提倡妇女的贞洁，认为放荡的女人是社会腐化堕落的根源，年轻的未婚姑娘在那种蔑视堕落妇女的感情熏陶下保持着贞洁，人们甚至经常禁止她们考虑她们将会有孩子。在上层社会还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即俄国的劳动阶级对两性关系的道德是漠不关心的。人们经常会用极其冷漠、近乎残忍的态度，面带嘲讽的笑容谈论那些以堕落来为自己获得某些物质利益的劳动妇女。
然而，只要在勉强能维持生活的情况下，劳动人民在两性关系上的道德观念是比较严格的。当时，在那些家境尚可的城市居民中或在彼得堡省这类较为先进的农村地区，与丧失贞操的姑娘结婚被认为是不幸的和屈辱的，没结婚先有了孩子的姑娘变得难以找到丈夫，只有那些失去了任何出嫁希望的女性才可能不那么看重自己的名誉。在俄国的工业省份，女工们已经开始把贞洁作为值得骄傲的品质。她们高傲地俯视那些用牺牲自己的肉体来换取一双鞋子、3 个戈比、有时甚至是一小块面包的妇女。她们认为漂亮的服装与贞洁的结合是妇女的美德，甘愿为得到丝绸服装而在忍受饥饿的同时保持自己的贞洁。如果碰到有一个女工热衷于轻浮的玩乐和戏耍，大多数女工会出于礼貌而避开，但她们会为摆脱这类诱惑而感到喜悦。在大城市的男工中，对待异性的态度逐渐文明起来，他们不再那样粗鲁和生硬，而力图以自己的殷勤礼貌来争取异性的好感。
在那种男人和妇女一起干活的工厂里，或妇女挣钱很多的工业地区，还存在着另一种类型的工人社会。在这个范围内，男女之间有“某种温厚、某种优雅的无忧无虑的关系”，就好像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贝朗瑞的理想正在实现。这里似乎不知醋意为何物，两性关系依双方自愿而自然地存在，并被赋予一种轻松的色彩。
在知识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在1877年出版之后，由于其中所表现的婚姻道德观念而招致许多人的反对。克鲁泡特金曾在《俄罗斯文学的理想与现实》一文中谈到了当时的情况。“《安娜·卡列尼娜》在俄国造成了这种印象，反动阵营向托尔斯泰致贺，而当时社会上的进步分子却冷淡地接受这部小说。事实是婚姻问题和夫妻离异的问题，在俄国已由最优秀的男人和女人，在文学中和在实际生活中都激烈地争论过了。不断地在离婚法庭上被揭露出来的对婚姻的轻率态度，以及作为无数法国小说和戏剧题材的任何形式的欺骗，都遭到了坚决的谴责。但是在谴责了轻率和欺骗之后，他们却严肃地考虑了新的爱情的权利——说不定在多年幸福的婚姻生活之后，新的爱情突然来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可以作为表示对婚姻问题的意见的最好的一部小说，这在年轻的较进步的一代中非常风行。据它说，已经结婚，就不能轻易恋爱和调情了。不是每一阵热情的进发都可以称为新的爱情的；而所谓爱情常常仅仅是短时间的欲望。就算它是真的，在这真的爱情加深之前总还有时间来考虑：如果让这爱情成长，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可是说尽管说，做尽管做，确有新的爱情来到了，而且不可避免地来到了的情况；例如，一个女孩子在对方的不断追求下，几乎是违反她自己的意志地结了婚，或者两个人并没有真正的了解却结了婚，或者两人中的一个继续向理想进步，而另一个却已经戴破了他的理想的假面具，渐渐耽于市侩的温暖的拖鞋的享乐之中了。碰到这种情形时，不仅分离不可避免，而且离异了对大家都好。因为分离而受到的痛苦(这种痛苦对忠诚的人还是有益的)总比不分离而破坏某一方的——在多数情况下还是双方的——一生的幸福好得多，也比勉强地生活在一起而让坏结果反映到孩子们身上去好得多。这些便是俄罗斯社会中的优秀分子在文学和实际生活两方面所得出的大体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