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虚无主义运动、民粹主义的悲剧
从50 年代开始崛起的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很快在文学、艺术和社会思想领域取代了贵族知识分子的领导地位。这些新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是与上一代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一代人。在父辈与子辈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这首先是理想主义者与革命实践者之间的矛盾。
父辈们曾经有过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不少贵族知识分子在其作品中表现了西方新思想对他们的影响。他们谴责现存制度，要求改造社会，有些人如赫尔岑、奥加略夫等甚至转到了劳动农民的立场上。然而，他们却不可能被社会所理解和接受。贵族等级把他们视为叛逆者，而农民则对他们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农民只要看到宣传新思想的人是身穿德国式服装的贵族，就会本能地把这看成是一个圈套。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同人民的脱节使他们扮演着“聪明的废物”和“多余的人”的可怜角色。赫尔岑曾经绝望地表示：“我们的情况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它是不真实的，因为历史的逻辑指明，我们不为人民所需要，我们的事业是一种绝望的折磨。”这是时代和社会的悲剧，是新事物已经产生、旧制度仍在统治的俄国生活的产物。
赫尔岑在1864 年给萨马林的信中谈到，他们这一代人“都必然是一批毫无作为的反省者，空泛的议论者，理论家，书呆子”，“缺乏充沛的活力和果敢的精神”，“只是在思想方面是勇敢和坚毅的”。
如果说父辈们是思考和探索的一代，那么子辈们是除了思考和探索之外还渴望战斗、追求事业的一代。他们对父辈夸夸其谈的改良主义感到厌倦，确信自己不会成为“多余的人”；他们不但愿意尽力帮助人民，而且还要成为人民的一分子；他们不能容忍自己面临的一切，对任何传统持否定态度。50 年代末60年代初，俄国知识界父与子的冲突已十分尖锐。伊·谢·屠格涅夫在小说《父与子》中塑造了巴扎罗夫这样一个新一代知识青年的形象，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崇拜的偶像、用批评的眼光看待一切、不服从任何权威的人。在他看来，父辈们的行动不可能超出高贵的愤慨或逆来顺受的范围，而他这一代人已经明白，空发议论是毫无用处的，必须行动和战斗。
在屠格涅夫发表《父与子》之前，作为父辈的他已在1861 年与《现代人》杂志的年轻人分手了。文质彬彬、为人谦逊的屠格涅夫曾是《现代人》的撰稿人，但他同后起的青年作家、尤其是《现代人》中的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关系却搞不好。他和许多自由主义者一样，“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农夫民主制”。而青年人不喜欢他那“女性般的温柔”和“缠绵的人道主义态度”。杜勃罗留波夫对屠格涅夫的《前夜》所作的批评使他们最终决裂了。并非偶然的是，在杜勃罗留波夫和冈察洛夫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思想分歧。
由于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第一次使用了“虚无主义者”这个词来称呼新一代知识青年，小说发表后，“虚无主义”这一概念就流行起来。旧制度的维护者把虚无主义解释为无视一切社会和道德准则，“为破坏而破坏”的狂妄思想，而革命民主主义者则认为虚无主义是否定旧传统和现存秩序，反对专横和虚伪，争取民主和自由。60—70 年代，虚无主义成为对俄国知识青年中一个规模很大的运动的称呼。这个运动后来被称为民粹主义运动。
1861年改革后，虚无主义运动悄然兴起。许多渴望按自己的理想生活的青年——包括平民和贵族——来到有大学的城市。俄国的许多地方都出现了自修小组，青年们在其中阅读各种哲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的书报，讨论自己的体会与心得，探索怎样为人民做一点事情。这些被称为虚无主义者的青年崇尚理性，追求科学和真理，唾弃一切风俗、习惯、迷信和偏见．讨厌虚伪的形式，喜欢用坦率和简明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们认为，如果在享受舒适生活的同时谈论可怜的人民，那只不过是十足的伪善。因此，许多拥有巨大家产的青年常常每个月花费不到10个卢布，而把他的财产用来创办消费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之类的事业。他们否定艺术，认为所有艺术品都是用从劳动人民那里掠夺来的钱买来的，一双靴子要比圣母像或莎士比亚和普希金更加珍贵。他们反对没有爱情的婚姻，决不会为形式上的关系而欺骗自己的良心。虚无主义运动在青年中迅速发展，不少贵族女子抛弃富贵之家，跟随具有新思想的男子远走高飞；许多人鄙视优裕的生活，满怀纯真的理想走向“法朗吉”。
在60 年代初，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政论家皮萨列夫(1840—1868)被认为是激烈的“否定者”和虚无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皮萨列夫是由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西欧先进思想家的作品培育出来的革命民主主义者，1861年开始崭露头角。他非常欣赏屠格涅夫笔下的巴扎罗夫，认为这是一个走向极端的青年的形象。但就在这些极端中，可以看出“一股朝气蓬勃的力量和不受诱惑的智慧”，而这“能把青年人引上康庄大道，支持他们在生活上奋斗”。皮萨列夫自己也是个走极端的人，他醉心于同旧事物的斗争，对那些妨碍社会前进的东西进行了破坏性的批评；由于反对“纯艺术”的观点，他甚至否定普希金，他认为，“我们每个忠诚的人的全部思想和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彻底解决饥寒交迫的人们的迫切问题；除了这个问题外，绝无别的问题值得关心、思考和忧虑的。”
虚无主义运动不仅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冈察洛夫在小说《悬崖》中塑造的伏洛霍夫这个形象也是要表现当时无论在首都还是外省“都已越来越经常出现的否定或者虚无主义的症候”。但冈察洛夫对俄国民主青年的理想是抱有偏见的，因此简单化地赋予伏洛霍夫以否定一切的特点和庸俗唯物主义的毛病，并由此讽刺性地揭露他所谓的“新的谎言”。
车尔尼雪夫斯基发掘了虚无主义的积极、肯定的方面。1862年下半年，他在监狱中写出《怎么办》这部长篇小说，并于次年刊登在《现代人》杂志上。小说中的虚无主义者正直、高尚、意志坚定、为人坦诚，依靠自己的努力成为于社会有益的人，并深信自己事业的正义性。与屠格涅夫、冈察洛夫作品中的虚无主义者不同，他们热爱艺术，珍视爱情，对工作和前途充满信心。《怎么办》尽管在艺术上略逊一筹，但这是一部由伟大的平民革命民主主义者所写的反映新一代革命民主主义青年的作品，因而其中的主人公理所当然地成为新青年的榜样和化身。
60 年代中期，虚无主义运动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方面，有许多青年决心把知识和文化送给群众，他们到工业城市去做工，在工人中间组织合作社，开办文化补习学校。这就是后来“到民间去”运动的发端。另一方面，是个人恐怖主义的出现。1863 年在莫斯科形成了一个以伊舒金、加拉科佐夫为首的青年知识分子小组。小组成员认为，亚历山大二世的统治如果继续存在下去，连已经实现的有限改革也难保住；而刺杀沙皇将有助于推动人民的斗争，使俄国能按照村社社会主义的原则得到改造。1866 年4月4日，加拉科佐夫行刺沙皇未遂，被判绞刑。伊舒金和加拉科佐夫小组的思想是70 年代民粹派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先声。
60 年代末，赫尔岑一再强调，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虚无主义之父，他们留给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正是“虚无主义”。赫尔岑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倡科学和怀疑，主张以探索代替信仰，否定现存制度和自由主义道路，希望以革命开辟俄国农民社会主义之路，这些都是虚无主义运动的思想来源。事实上，虚无主义运动的兴起反映了改革后俄国社会的矛盾，其背景是进步青年对农奴制度改革的失望，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失望，对俄国社会的失望。1870年2月12 日，马克思在读了弗列罗夫斯基所著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后对恩格斯说：“俄国的现状再不能维持下去了，解放农奴自然只是加速了瓦解的进程，可怕的社会革命迫在眉睫。从这里也可以看到现在俄国大学生等等中间风行一时的学校青年虚无主义的现实基础。”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在虚无主义运动中开始形成系统的理论——民粹主义。
1868—1869年间，在流放中的彼·拉·拉甫罗夫以笔名陆续在法国《星期周报》上发表《历史信札》，1870 年9 月经修订后以单行本出版。拉甫罗夫认为，受压迫的劳动人民为创造文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此，享受文明的少数人，即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向人民偿还欠债。他指出，知识分子应该组织起来，寻求真理，争取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他的这些主张在平民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他们投身于社会革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1870年拉甫罗夫流亡国外后，继续从思想上影响着革命青年的运动。他在苏黎世创办了名为《前进》的刊物，宣传关于人民受到政治和社会教育后必然会采取革命行动的观点。在《前进，我们的纲领》这篇文章中，拉甫罗夫指出，俄国革命运动提出的社会目标是为了劳动的利益而同一切形式的垄断作斗争；它反对的不是个人，而是社会原则。他认为：“俄国大多数居民的前途赖以发展的特殊基础就是农民以及村社土地所有制。在村社共同耕作土地和村社共同享用土地的产品这个意义上发展我们的村社，把米尔大会变成俄国社会制度的基本政治因素，把私有财产吸收到村社的财产中去，让农民受教育，使农民懂得自己的社会需要……这一切就是俄国人的特殊目的，一切希望祖国进步的俄国人都应该促使这些目的实现，”至于实现这些目的的方法和途径，他强调，俄国的社会改造应该通过人民来完成，革命者应该抛弃那种认为可以把少数文化较高的人所想出来的革命思想强加给人民、把一种新的制度恩赐给人民的想法，应该向人民群众讲清楚他们的真正需要，使他们自觉地提出目标并自觉地努力达到这些目标。
拉甫罗夫的这些思想代表了当时民粹派青年中的基本倾向，即以在群众中展开宣传，为未来的革命作思想和舆论准备作为自己的任务。
作为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拉甫罗夫研究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和马克思、蒲鲁东等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学说，形成了一种他自称为人类学主义的主观社会学体系，其核心是人的个性。他认为，人的个性是历史发展动向的决定性因素；尽管历史道路取决于客观力量，但个人可以根据自己对历史道路的解释确定自己的目标、选择自己的方式，从而把客观上难以避免的行为变成受个人意志控制的行为。他把人类进步视为具有批判思维的人物活动的结果，历史过程就是在这种批判性智慧的指引下发展的。知识分子应该献身于社会，以偿付其对人类所欠的债务。
70年代初，沙皇政权对激进运动的镇压变本加厉，于是，数以百计的俄国青年逃往国外，主要是到瑞士的苏黎世。苏黎世成为继日内瓦之后又一个俄国侨民聚居的城市。这时正在苏黎世的米·亚·巴枯宁成为这些青年崇拜的偶像。还在1868年，巴枯宁和尼·伊·茹科夫斯基就联名发表了《我们的纲领》一文。这篇文章表达的基本上是巴枯宁的思想，中心是主张实现人民彻底的精神解放、社会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文章认为，没有精神解放，人民的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是不可能彻底和巩固的；信仰上帝、信仰灵魂不灭等唯心主义的东西是专制制度的必然支柱，它使人民丧失为争取天赋权利而必需的精力。同样，没有社会经济解放，任何自由只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因为“人民的经济生活任何时候都是基石，它本身包含着对人民政治状况的真实说明”，而经济解放的基础，就是让土地归村社成员所有、资本和生产工具归工人联合会所有。为了使人民得到政治解放，首先要彻底摧毁国家，包括其一切宗教的、政治的、官僚的、法律的、学术的、财政经济的设施；未来的政治组织只应是农业组合和工人联合会的自由联盟、各族人民的自愿联合。巴枯宁的这些主张很合俄国激进青年的口味，马上被他们接受并成为其主要纲领之一。
1869 年，巴枯宁在日内瓦向俄国青年发出号召：“赶快抛弃这个注定要灭亡的世界吧，抛弃这些大学、学院和学校吧，……到民间去吧!你们的战场，你们的生活和你们的科学就在那里。在人民那里学习如何为他们服务，如何最出色地进行人民的事业……知识青年不应当是人民的教师、慈善家和独裁的领导者，而仅仅是人民自我解放的助产婆，他们必须把人民的力量和努力团结起来。但是，为了获得为人民事业服务的能力和权利，他们必须把全部身心奉献给人民。”1873 年，巴枯宁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在苏黎世出版。这本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之大成的著作立即传入俄国，被民粹派青年视为福音书，尤其是书中的《补充(一)》，更是被他们奉为理论指南和行动纲领。巴枯宁在《补充(一)》中深入阐述了俄国人民的理想、与之相联系的阴暗面以及为实现这些理想而须进行的斗争。他认为只要革命者到民间去，联合优秀农民，沟通各个村社，就能使农民的零星行动汇合成全俄性的大规模运动。他与拉甫罗夫在策略上的最大不同是，他认为革命者的主要任务不是展开宣传活动、启发群众觉悟，而是要立即举行暴动。此时，民粹派青年中的激进倾向加强，拉甫罗夫较为温和的观点已不能满足他们，巴枯宁派开始成为民粹主义运动的主流。急于干一番事业的俄国青年为巴枯宁的思想和言辞所吸引和激励，1873—1874年，一个声势颇大的“到民间去”运动在俄罗斯出现。民粹派青年们放弃城市生活，成群结队地到农村去。他们穿农民的服装，操农民的语言，过农民的生活，向农民传播知识，教他们读书写字，为他们解除病痛，并进而向他们进行革命宣传，试图发动他们起来斗争，推翻沙皇政府，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民粹派分子对贫苦的农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并真心想帮助他们获得解放，但他们的空想不为农民所理解，也解决不了农民的实际问题；农民既不信他们的话，也不跟他们走，用怀疑的眼光看着这些城里人。民粹派分子“在实践中不得不深信农夫具有共产主义本能的想法是幼稚的”。更具悲剧性的是，许多民粹派分子就是被他们所寄予希望的农民告发而被捕的。
1875年，彼·尼·特卡乔夫在日内瓦出版《警钟》杂志，由此而形成了革命民粹主义的新流派。特卡乔夫派的观点与巴枯宁派比较接近，认为在俄国进行社会革命没有任何困难，并主张立即实现这一革命。特卡乔夫断言，沙皇专制制度犹如空中楼阁，没有任何社会基础，“现在我们掌握着俄国历史的命运。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改变它”。他认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推迟革命、缩小革命胜利的希望以至永远不能实现革命，为此，必须立即敲起警钟，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革命者应该组织起密谋小集团，用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然后自上而下地采取措施，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与主张发动农民革命的巴枯宁不同的是，特卡乔夫是个布朗基主义者，认为革命只能靠少数组织成政党的知识分子采取密谋的方式来进行。特卡乔夫把俄国农民视为“本能的、传统的共产主义者”，认为集体所有制的思想与俄国农民的整个世界观紧密相连，因此他们比欧洲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
70年代末，俄国再次出现革命形势。民粹主义运动在活动方式上产生分歧，土地与自由社分裂为土地平分社和民意党这两个独立的组织，前者继续主张在农村进行宣传，发动农民革命，后者则把斗争矛头直接对准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把密谋和暗杀作为基本手段。越来越多的民粹派分子被恐怖行动所吸引，并最终在1881年3 月1 日把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炸死在彼得堡的大街上。然而，刺杀沙皇并未如民意党人所期望的那样唤醒民众。当他们终于把追踪已久的猎物击倒在地之后，却再也拿不出任何显示力量的手段。民意党主要成员在一个月内先后被捕并被处死。革命民粹主义运动就此结束。革命民粹派的真诚信仰感人至探，他们的斗争精神令人钦敬，他们的运动也确实是促使沙皇政府逐步实行自由主义改革的推动力量之一。然而从本质上说，民粹主义是被扭曲的俄国社会的产物，乌托邦式的理论、极端的手段、与人民群众的脱离，使之不可能为俄国争得自由。他们的悲剧是俄国历史道路中的必然一幕。
自由主义的新纲领、立宪主张、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
1861年改革后，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大多数支持政府的政策，采取了温和的、保守的立场。1862年出版的齐切林的《若干现代问题》一书详细论述了自由主义在改革形势下的新纲领。这个新纲领，其核心是“自由主义的措施和强有力的政权”。所谓自由主义的措施，即要求政府给予社会以独立活动的权利，保证公民权利，保证思想和信仰的自由，继续坚持走2月19 日开始的道路。所谓强有力的政权，即主张政府发挥国家利益维护者的作用，保证社会秩序，监督法律的实行，对无政府主义采取强硬措施。自由主义认为，革命流派是唯理论的追随者，幻想可以在俄国这张白纸上很容易地写上科学和进步所指示的一切；这种要求破坏一切现存制度的革命宣传将破坏改革事业，革命的后果必然是专政的出现，而这个专政对于自由的危害将甚于君主专制。因为君主专制属于过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成熟，它将转变为宪制；而革命的目标是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真诚的自由主义者在面对这个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下只能支持专制制度”，但它必须沿着温和的、渐进的改革道路前进。
为了防止政府倒退到老路上去，自由主义者力图影响政府的政策。齐切林曾给在外交部担任要职的兄弟写信，请他转告皇帝身边“唯一有自由主义意识的人”——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俄国目前只需要两样东西：自由主义的措施和强有力的政权”。政府应该正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现实政治力量的存在，给予它以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向每个人提供活动的自由。让许多头脑不清的文章出现好了，让大学生不去上课而互相争论好了，强有力的政府不应变成一个罗嗦的保护人，它只须在秩序受到破坏时采取行动，而不必在政策上收缩和倒退。
这封信经戈尔恰科夫转呈给了亚历山大二世。尽管沙皇只对其中关于强有力的政权的观点感兴趣，而对要求专制制度自我限制、主动改革的建议不加理会，但齐切林仍然坚持认为，俄国进一步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不应由贵族阵营与革命民主力量之间的公开斗争来解决，而应由沙皇政权的主动改革来解决。贵族与资产阶级应该妥协，从上面重建政治结构。他告诫政府：“压迫越强，实行另一种制度的愿望越活跃。……防止革命的方法只能是满足正义的自由要求。及时的改革将消除政变。”
齐切林很清楚俄国资产阶级和俄国自由主义的弱点，他曾指出，实行政治自由的可能性主要是由工业阶级的政治发展所决定的；如果对国家问题的兴趣和对自由的要求还只是集中在社会的上层，代议制就只能是寡头政治或欺骗，本义上的立宪制度就无法实现，因为它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严肃的运动只有在自由的要求深入社会、政治思想掌握了中间阶级的时候才会开始”。他曾同瑞士法学家布留恩契利谈到过俄国的社会力量状况。据后者回忆：“齐切林对俄国的革新并不抱有幻想。根据他的意见，俄国的力量只在于公共权威和分布广泛的群众的强大。他对贵族没有特殊的信任；中间阶级还不存在；下层阶级受的教育太少。在罗斯只有两种力量：沙皇和人民群众。在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什么牢靠和巩固的东西。”正因如此，温和、谨慎的自由主义应尽量同政府妥协，稳步地去达到自己的目标。他认为，由于农奴制的废除和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增长，社会将争取到更多的政治自由，上层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动。以齐切林为代表的温和的自由主义是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主流，它在1861 年后提出的新纲领与沙皇政权在1860—1862 年间执行的相对独立的政策有关。当时，政府迫于形势，既没有听命于反动贵族，也没有容忍革命运动，而是着手改革。这种政策与自由主义的目标一致，并使自由主义者产生了一种错觉，即沙皇政权是在认识到了农奴制的非理性和绝对专制制度的不公正之后而自愿进行改革的。此外，在政府机关中确有一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官员，他们懂得并且主张，在废除农奴制后仍有必要继续作出自由主义的让步。这些情况使自由主义对政府寄予较高的期望。
既不愿反动倒退，也不愿革命性变革，而要走一条温和的改良道路，这就是自由主义新纲领的实质。
改革后，随着资产阶级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不断提高，它对现存政治结构的不满也日益增长。60年代上半期，许多省的贵族会议和地方自治会议不断提出向立宪制度过渡的要求，主张召开“俄国全国代表会议”，或建立地方自治的中央代表机关。
当时，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国家制度方面的基本立场是：君主制度可以保留，但应该逐渐地、和平地从君主专制向立宪君主制过渡。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家都认为，世界上每个文明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追求代表制度，而对于俄国来说，立宪君主制是最好的治理形式。在绝对君主制条件下，社会是沉默的；由于一切都有赖于君主的意志和奇想，也就不可能有巩固的法律秩序。而宪制首先具有这样的优越性：在这种制度下存在着反对派，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批评政府，并通过这种方式使任何问题的阴暗面曝光。
俄国自由主义把立宪君主制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它并不认为俄国已经具备了实行立宪制度的前提。齐切林指出，在彻底解放农民之前，立宪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并不应该妨碍逐渐向这一制度过渡。他从法学和黑格尔国家学说的观点出发，强调国家作为历史的主要创造者应该通过实行改革而成为使封建俄国向资本主义俄国演变的工具，国家应该给予社会以发展的条件，并吸收“人民中间的”新生力量参与管理。
齐切林提出了关于从专制制度向立宪制度过渡的具体设想：一、逐步取消贵族特权。立宪原则与贵族特权是不相容的，但取消贵族特权要循序渐进，避免引起剧烈动荡。可以把贵族作为一个阶层保留下来，使其享有像英国贵族那样的地位，作为立宪君主制中的上院的基础。二、实行分权原则。分权原则从根本上说也是与专制制度相悖的。作为最初的目标，首先要尽最大可能争取司法权的独立。三、实行广泛的地方自治。贵族和资产阶级是构成立宪君主制基础的力量，而地方自治对于建立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这里共同的利益将把他们团结起来。但地方自治机关必须实际地享有部分执行权，否则自治制度就是“毫无意义的喜剧”和空谈。四、召开具有咨询作用的两院会议。一切立法若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只有召集他们的代表。应由各阶层的代表组成下院，代表人民的利益。上院以国务会议为基础，由政府任命的官员组成，代表国家。
自由主义在改革年代的理论和行动表明，它在本质上是反传统的，尽管它实现自己目标的方式是与传统妥协。“俄国的历史没有妨碍我们热爱自由，任何高尚的人都把它作为最高目标来追求。……为了自由，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联系被破坏了，伟大的改革把自由带进了我们的公民生活、法院、地方管理和出版”，而且，它将不会局限于“次要的领域”，而最终要深入到最高政权的组成。——自由主义是这样看待传统与变革的。
在70—80 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条件下，自由主义反对派推波助澜，自由主义的理论也趋于激进。齐切林开始认识到，那种认为可以在专制条件下发展自由的意见只能是美好的幻想，社会应该立即采取措施限制专制制度：“我们不能等待，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及时着手工作的话，我们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精神和物质的崩溃。”他注意到，俄国生活正在发生深刻变动，专制制度的支柱——贵族地主阶级——已在没落，财政、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取代他们的地位；政府无力也不愿保证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国家面临财政枯竭，饥饿和革命运动形成严重威胁，这一切把政治变革的任务提上了日程。即使从纯粹的经济角度看，税收制度也必须改革，而这必将伴随着整个国家制度的变动：取消几个世纪以来的特权将导致上层建筑的改造。齐切林的结论是：“只有政治自由能给俄国社会以新的生命。实行代议制是唯一的出路。”首先应当吸收省地方自治会议的代表参加国务会议，让他们在经过这种“政治生活的学校”后再组织全权的议会。
但亚历山大二世之死使自由主义退缩了。著名的地方自治活动家德·尼·希波夫说，自由主义觉得自己是有愧的，他们无力继续改革活动。齐切林声称：“我们平静地等待着政权承认我们的作用。我们应为这一召唤做好准备，以免措手不及。这一召唤已经为时不远了。……俄国将向世界展示它新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不仅是由上层的行动产生的，也是由人民内部生气勃勃的自由运动产生的。”在亚历山大三世的反动年代，自由主义在政治上一直默默无闻地等待着，只是在地方自治机关内小心翼翼地推进自己的事业。
地方自治机关在地方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的活动，对于促进俄国文化——尤其是农村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它们纷纷建立农业仓库和示范实验站，组织小型信贷和农业合作社，提供技术指导和兽医服务，还为发展地方交通和通讯而修筑道路、开办邮局。俄国农村和相当一部分城市的医疗保健网是由地方自治机关组织的。地方自治机关中的卫生机关经常对工厂进行卫生监督，杰缅捷夫、艾里斯曼、波戈日夫等医生对工人卫生情况的调查结果为列宁同民粹派的斗争提供了直接材料，地方自治机关十分重视普及文化，认为开办学校、对农民进行启蒙教育能够为自由主义影响乃至控制农村铺平道路，并有助于在将来把专制制度转变为立宪制度。在争得社会团体和个人开办学校的权利之后，农村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到1881年，地方自治机关已办了将近1万所小学，并在农村普遍设立了图书站或售书点。根据自由主义者的倡议，成立了有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加林—米海洛夫斯基等名人参加的扫盲委员会，积极从事组织夜校和星期日学校、出版大众图书、建立大众图书馆等群众文化活动。19世纪下半期，俄国居民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特别是文明的生活方式被逐渐引入农村，这与自由主义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地方自治机关的活动吸引了众多的进步知识分子。1865 年，在地方自治机关中任职的医生只有50名，1880年增加到1021 名。教师、统计人员、农艺师的数量也不断增加。他们大多是具有牺牲精神的人，担负着繁重的工作，不计较报酬的菲薄。农村教师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特点是“拥挤、潮湿、寒冷、清贫”；90 年代初霍乱和伤寒流行时，有60％的地方自治机关医生因接触病人而献出生命；统计人员不辞辛苦，以挨家挨户调查登记的方式进行工作，以求全面反映农民生活。
地方自治机关工作人员大多直接参加了解放运动，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追随自由主义，并使自由主义运动中的左翼激进倾向不断发展。还有一部分人则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仅在70 年代，在警察局挂上号的地方自治工作者就有900多人，有些还遭到监禁、苦役和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