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改革前一样，文学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中仍占有显要位置。文学界虽然出现了诸如阿·迈科夫、雅·波隆斯基、阿·费特、阿·康·托尔斯泰等有名望的主张纯艺术的作家和诗人，但是，以鼓吹民主进步、反映改革后社会生活为特征的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更是名家辈出、空前活跃，并居于主导地位。涅克拉索夫充满对人民和祖国深厚感情的诗歌，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机智而又尖刻的讽刺作品和寓言故事，屠格涅夫、列·尼·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三大小说家以不同风格和特点描绘俄国生活历史画面的出色小说，都是这些不同文学形式中的最杰出代表和典范。
诗歌
改革以后，民主主义思想逐渐成为俄国诗歌艺术中的主要精神。涅克拉索夫是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诗人。
民粹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在改革前就已成名，他同巴纳耶夫合作出版的《现代人》杂志是俄罗斯进步作家的园地。1866 年，《现代人》因刊登具有革命思想内容的作品而被沙皇政权查封，但涅克拉索夫并未因此而气馁，经多方活动，在1868年租到了《祖国纪事》的发行权，并请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奥斯特罗夫斯基、乌斯宾斯基等名家参与编辑工作。
在这过程中，涅克拉索夫从未停止自己的诗歌创作。60—70年代，他创作了《奥丽娜——士兵的母亲》、《铁路》、《俄罗斯女人》、《哀歌》等反映俄国人民生活和痛苦的作品，以及介绍和纪念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诗歌。他把自己对于生活的敏锐观察表现在诗作中，揭露改革后俄国社会的矛盾，宣传革命的民主主义思想。1863—1876年，他把很大—部分精力用于创作叙事长诗《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起初，涅克拉索夫想把“得到解放的农民”的贫困和愚昧作为长诗的主题，但越往后越倾向于突出那些为人民幸福而斗争的革命青年。长诗犹如俄罗斯农民生活的广阔画卷，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为人民事业而斗争的农民英雄、纯朴高尚的劳动妇女、在长期农奴制压迫下丧失了人格的家奴、愚蠢而残暴的地主。长诗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表现了改革后的农村生活，使人们认识到，只要还有老爷存在，俄国农民就不可能得到幸福。长诗的最后一章对于人民应该怎样摆脱世代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处境、谁能领导他们走向幸福的问题作出了回答。涅克拉索夫为俄国人民指出的路是进行革命，把矛头对准专制制度和地主。诗中的主角格利沙在作者看来是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不怕艰难险阻，宁愿自我牺牲，无所畏惧地走上了为人民而斗争的道路。
涅克拉索夫对灾难深重的祖国充满了热爱之情，并对它的光明前途抱有坚定的信念。他写道：
你既贫穷
又富足。
你既强大，
又软弱。
亲爱的俄罗斯母亲!
无数的队伍
正在奋起!
他们的力量
决不会被摧毁
涅克拉索夫是俄国文学中革命民主主义诗歌的最杰出代表，也是一位妙笔传神的艺术大师。他的诗歌具有淳朴、自然的美感，语言丰富、生动、鲜明，其中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后来常被列宁引用。在19 世纪70 年代，他的许多诗作被谱成歌曲，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当1876年诗人病重时，从俄罗斯的各个角落寄来了充满爱戴之情的问候信。在他1878年去世前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下了如下的文字：“他的声誉将永垂不朽，俄罗斯将永远爱戴这位最有才华、最高尚的俄罗斯诗人。……他可算作一个具有最高尚心灵的人，一个具有伟大智慧的人。作为诗人，他毫无疑问地超过了所有的俄国诗人。”
讽刺作品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是这类体裁的大师。
同19 世纪许多著名俄国作家一样，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也是在典型的地主庄园里面度过自己的童年的。他曾说过，他是生长在“农奴制的怀抱里，吃的是农奴保姆的乳汁”。10 岁时，他离开家乡特维尔省，到莫斯科贵族学校读书，后来又进了皇村学校。1844年，18 岁的他进入陆军部任职，不久就参加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由于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宣传傅立叶和圣西门的社会主义思想，他在1848年被流放到维亚特卡，7年后才获准回到彼得堡。1856—1857 年间，他发表了揭露农奴制俄国丑恶现实的《外省散记》，马上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热情赞扬。60 年代开始，他经常为《现代人》及《祖国纪事》提供稿件。杂志因为他的讽刺天才而增色不少，尤其是《现代人》的副刊《哨声》深受读者欢迎。1870年，他写了著名的政治讽刺作品《一座城市的历史》。这是一部“嘲笑的决不是历史，而是事物的某种秩序”的作品，每个读者都能体会到，这种秩序就是俄国现存的秩序。作品中的讽刺对象，也使人们很自然地想到俄国的沙皇及其宠臣。1880年，他的长篇小说《戈洛夫略夫家的老爷们》出版。作家在描写一个贵族家庭在机体和精神上的衰落时，以巨大的讽刺力量表现了贵族地主的虚伪、偏执和残忍，表现了农奴制残余对俄国生活的恶劣影响，使得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尤杜什卡，戈洛夫略夫成为俄国家喻户晓的丑恶的象征。
70 一80 年代，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许多作品表现了改革后资本主义发展的大趋势。当民粹主义者力图否认俄国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时，萨尔蒂科夫却明确地指出：“那脏东西要来了……甚至已经来了。”他塑造了一批生活的新主人——资产阶级分子的形象，例如《甜言蜜语》中的杰鲁诺夫，就是改革后削尖脑袋钻营而发家致富的资产阶级的代表。
1884年《祖国纪事》被查封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继续创作不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为俄罗斯文学宝库贡献了一份新的财富。1884—1886年间，他写了数十篇含意深刻的寓言作品，如《老马》、《熊总督》、《理想主义的鲫鱼》、《自由主义者》等，尖刻地讽刺和嘲弄了专制政权、资产阶级分子和各种卑鄙、庸碌的人物。
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继承了克雷洛夫、格里鲍耶陀夫、果戈里的讽刺文学传统，他的作品语言生动而又富于个性，艺术形象真实且具有极强的典型意义，不仅为俄国人民所喜闻乐见，而且在国外也声名远扬。他是马克思所特别赞赏的俄国作家之一。
小说：对社会运动的理性思考
最深刻地反映了社会运动的作家当首推屠格涅夫。作为最先享誉欧洲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继1862年发表反映俄国知识界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之后，又以敏锐的眼光捕捉着改革后俄国生活、尤其是知识分子中发生的变动，先后创作了《烟》和《处女地》这两部名著。
1861年后，屠格涅夫有很长一段时间侨居巴登。这里的生活使他接触到许多在国外的俄国人，并为他的新作《烟》提供了素材。《烟》的内容与《贵族之家》相似。一个名叫李特维诺夫的青年和未婚妻塔吉亚娜来到巴登，遇到了他大学时代的恋人伊列娜及其丈夫——一位将军。伊列娜重温旧好的欲望使李特维诺夫背叛了未婚妻。但当他要求伊列娜同他私奔时，伊列娜却决定留在将军身边。这部小说的背景是改革时期的俄国。屠格涅夫把俄罗斯思想和俄罗斯社会为改革所作的探索和努力比作烟雾和蒸汽，一切似乎都在迅速变化，但一切事实上都维持原样，烟雾和蒸汽过去之后，俄罗斯依旧故我。在小说中，他对改革年代的俄国知识分子运动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并对上流社会作了尖锐的讽刺和抨击。作为一个西方派分子、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现实主义者，他在《烟》中透露了一线希望之光，通过对李特维诺夫和塔吉亚娜在农村中踏踏实实从事具体工作的描写，表达了这样的信念：生活的蓬勃生气将驱散感情上的烟雾。这是同《父与子》完全不同的结局。
70年代，民粹派知识分子开始了“到民间去”运动。当时回到俄国的屠格涅夫目睹这些纯真青年的理想主义行动，很快就构思并完成了一部反映这个革命的俄罗斯的新小说，这就是1877 年出版的《处女地》。这部小说是“到民间去”运动的真实写照。在自由主义的官僚西皮亚金家当家庭教师的大学生涅日达诺夫与西皮亚金的外甥女玛丽安娜一起被卷入了那股时代的潮流，但他们无法跨越那条由俄国的历史和社会在他们和农民之间造成的鸿沟。小说的结局是震撼人心的，然而又是绝对真实的：农民们让政府抓走了那些想为他们的解放出力的知识青年，涅日达诺夫因精神崩溃而自杀身亡。
然而屠格涅夫再次创造了一个精神的依托：工厂经理索罗明。这是一个改革后出现的新人，他出身平民，思想进步，有强烈的进取精神，但又十分理智，认为“到民间去”运动根本不会成功，也不相信俄国就会发生革命。在他看来，俄国农民对知识分子鼓吹的革命非常冷淡，而要使他们觉醒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不可能通过涅日达诺夫这样的人所采取的办法来完成。他同情革命青年，但对他们的运动持观望态度。
索罗明这样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是屠格涅夫心目中的英雄和希望，而哈姆雷特式的涅日达诺夫只能以悲剧告终。这种描写实际上也是屠格涅夫对自我的批判和否定，因为他本人也多少是属于幻想型的理想主义者。对于自己作品中的哈姆雷特类型的人物，他总是像对待病友一样给予温柔的、诗意的爱，但这种爱没有妨碍他对他们的精神和行为作外科医生式的冷峻解剖，而他在很大程度上也把这视为是在解剖自己。
屠格涅夫的作品在当时风靡欧洲，他那以“诗意的现实主义”而闻名的风格赢得了许多欧洲人的仰慕和崇拜。在他的笔下，不仅自然景色诗意盎然，而且人物形象、特别是他们的内心世界也都充满着诗一般的情趣，屠格涅夫曾说，他只对人类面目的真实性感兴趣，而对一切超自然的东西漠不关心，对一切绝对化的东西和程式根本不信。他尊崇的信条是“艺术就是人加自然”，“应该把现实提到诗的高度”。现实主义和诗意的结合是屠格涅夫创作的特点。他的作品文字洗炼，但却充实而富有魅力。这位现实主义的文学大师以自己的杰作使人们如此直接和亲切地感受和理解19 世纪40—70 年代的俄罗斯生活，以至于最真实的历史著作恐怕也无法取得同样的效果。他的同时代人克鲁泡特金评论说：“在19世纪的小说家中，在艺术方面达到最高成就的，一定要算屠格涅夫了。他的散文在俄国人听来简直是音乐——而且和贝多芬的音乐同样感人很深。他的主要小说是《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与《处女地》，都能描写出1848年后急速而连续地进化的俄国知识阶级中主要的‘划时代的’人物之典型。这些人物的描写都充满着哲学的思想和人道主义的理解，而且还有一种在任何别的文学里找不出同类来的艺术的美。”
屠格涅夫常年旅居西欧，同西欧文学界保持着密切联系，对俄国与西欧的文化交流起了重要作用。50 年代回国的一段时间里，他曾用法国18 世纪喜剧作家马利沃的风格编写过一些剧本让剧团演出。在创作于这一时期的《罗亭》的主角罗亭身上，可以发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中的包法利的某些特征。60 一70 年代，屠格涅夫与法国文化界名流乔治·桑、福楼拜、龚古尔兄弟、阿尔封斯·都德、左拉、莫泊桑和圣—桑等人经常在一起聚会、交谈。他把杰出的女作家乔治·桑视为自己的师长，并通过她的关系与福楼拜结识。福楼拜经常把自己的新作念给这位“卓越的莫斯科人”听，征求他的意见，并为他那深刻而又明了的评论所折服。对艺术的追求和对平庸的厌恶使这两位伟大的作家结为知己。从1872 年起，福楼拜每月都要组织一次聚餐会，邀请屠格涅夫和法国文学界的精华出席，而屠格涅夫总能以富有魅力的言谈和渊博的知识迷住他的法国朋友。
就思想倾向而言，屠格涅夫是一个西方派分子，但他身上始终保持着俄罗斯人的气质。他并不是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者，相反，对当时俄国上流社会中盛行的世界主义倾向十分鄙薄。在《罗亭》中，他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表明了他对这种时尚的看法：“俄国可以没有我们中间任何一个人，但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却不可以没有俄国。谁要以为可以，那他是可悲的。谁要真的不要俄国，那他是双倍可悲的!世界主义只是胡说，世界主义者等于零——不，比零更坏。离开了民族性，就没有艺术，没有真理，没有生命，什么都没有。”1883年9月3 日，屠格涅夫病逝于法国，他的遗体被运回俄国。法国的文学界朋友护送灵柩到车站。在彼得堡，成千上万的人迎送灵柩去墓地，葬礼的盛况是自普希金去世以来所没有过的。民意党人发表声明悼念这位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文豪。俄国所有监狱中的政治犯向这位“不朽的伟人”敬献了一个花圈。对于这一切，屠格涅夫是当之无愧的。
小说：探索人生与道德伦理主题
19 世纪80 年代，继屠格涅夫之后，又一位俄罗斯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征服了欧美。他那些关于人生目的、宗教和社会的阐述又使他成为一位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
托尔斯泰生于图拉附近的雅斯纳雅，波里雅那贵族庄园，16岁进入喀山大学，3 年后中断学业，经营庄园。1851 年去高加索从军，第二年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自传体中篇小说《童年》，从此步入文坛。
1864 年，托尔斯泰出版了4 卷本的选集，此时，他已发表了近20 篇中、短篇小说和特写，其中包括研究“心灵的辩证法”、探索人的内在实质、追求道德完善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少年》和《青年》，反映高加索军旅生活的《袭击》、《伐木》等，以描绘战争条件下军人思想感情为特色的《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3 篇，反映农奴制农村生活的《一个地主的早晨》，以寻求道德理想为主题的《哥萨克》等。托尔斯泰把这些作品称为“试笔”，但它们已经使他置身于俄罗斯第一流作家之列，也已经表现出了他的风格和魅力：对生活的独特的洞察力，卓越的现实主义手法和贴切的心理描写。
到那时为止，对托尔斯泰产生重大影响的外国作家和作品有：歌德的《赫尔曼与窦绿苔》、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柏拉图的《斐多篇》和《宴话篇》、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莫里哀的喜剧《多才多貌》，以及《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1857 年和1860—1861 年，托尔斯泰曾两度游历欧洲。他考察了许多国家的正规和业余教育，并聘请一位德国青年数学家凯勒同他一起回故乡庄园从事教育工作。他在德累斯顿拜访了作家奥尔巴克，后者的作品和思想给他以深刻印象：“奥尔巴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他给了我一线光明……他讲到基督教，正如讲到人类的精神一样，没有更高的东西了。”在布鲁塞尔，他会见了蒲鲁东。这次会见虽然没有对他的生活产生什么直接影响，但在他80 一90年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观点中可以看到蒲鲁东主义的痕迹。
60年代之初，正是俄罗斯发生重大转变的时候，但托尔斯泰在行动上是置身于社会运动之外的。他当过一年的调停人，力图在地主和农民中进行公平的仲裁，但不能使任何一方满意。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雅斯纳雅·波里雅那和附近地方的农民孩子身上了。他不同情以赫尔岑、奥加略夫等人为代表的运动，至于原因，他在1892 年写的散文《第一步》中谈到了：“我认识奥加略夫和赫尔岑本人以及另外一些同一类型、受过同样教育的人物。所有这些人的生活中，言行不一非常显著。忠诚和热心向善，同时对私人的欲念不加检点。他们认为放荡的生活不足以阻止向善的生活，不足以毁坏善行或伟大的品行。他们把没有揉好的面粉放在冰冷的炉子里，认为会烤出面包来。于是时日流逝，他们开始注意到面包是烤不出来了——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弄不出结果来——他们从中发现了-一些特别悲惨的东西。”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关系也大致如此。他曾因为《现代人》撰稿而与他们接触，但没有友谊。当然，在内心，托尔斯泰是赞成改革的，他也完全同意进步的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解放农民，只是他认为俄罗斯最需要的而又最被忽略的是农村儿童的教育。从1863年起，托尔斯泰着手写作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这部巨著在1866—1869年间陆续完成、出版。
《战争与和平》是世界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托尔斯泰以俄罗斯抵抗拿破仑侵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高度现实主义的描写，把丰富的生活素材和众多人物编织成了一幅19 世纪初期俄国生活的历史图画。小说最基本的主题仍是托尔斯泰最感兴趣的道德问题：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生活的意义?小说中的主角，年轻的贵族安德烈·鲍尔康斯基一直在进行探索。他曾经想用死来解脱，但对娜塔莎的爱情使他振作；当爱情受到挫折、上流社会的生活使他窒息时，1812年的战争使他回到了生活中。同俄国士兵的接触使他了解了生命的意义，在身负重伤、濒临死亡的时候，他发现了生活的真谛，深信不仅要爱自己的朋友，也要爱自己的敌人。安德烈的精神发展之路反映了托尔斯泰本人对人生的探索和理解。
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冷静观察和细致剖析，使书中人物的灵魂赤裸裸地摆在读者面前，产生了震撼人心的效果。托尔斯泰对人的灵魂美寄予无限的希望。他对尼古拉·罗斯托夫和玛丽娅·鲍尔康斯卡娅这样平常无奇的人物表达了使人无法抗拒的同情；在描写娜塔莎和彼尔的迷失时也让人感觉到了他们的善良、热情和“金子般的心灵”；至于普拉东·卡拉塔耶夫，更是他心目中俄罗斯人民善良和完美品格的化身。与此相反，在海伦、阿纳托里、多罗霍夫这些人身上，人们看到的是虚伪、卑鄙和可耻，不能不产生强烈的厌恶。
如果说这部作品有什么疵点的话，那么如同托尔斯泰本人所说，除了太长之外，就是掺入了哲学论点的叙述。某些章节的议论过于冗长，影响了全书艺术上的协调。
70 年代，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的托尔斯泰不能不注意到资本主义关系的迅速发展、贵族生活的急剧转变和青年革命运动的蓬勃兴起。从1873 年到1877年，他用了近5 年时间完成了又一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小说以安娜和渥伦斯基、列文和吉蒂这两对情人的故事为主线，描绘了改革后的城市和资产阶级文化、保留着宗法制度的庄园生活、自由主义和地方自治运动等各种事物和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那些使作者激动和思考的当代问题。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一如以往地表明了自己的道德和伦理观念。安娜和渥伦斯基无法解决内心的冲突，他们没有勇气同那个上流社会决裂，最终酿成了一幕人间悲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列文和吉蒂探索着自我的本质，尤其是列文，在同农民的接近和理解中，从宗法制的“农民的真理”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和内心的宁静。
在写作《安娜·卡列尼娜》的过程中，托尔斯泰的精神上经历着一场危机。1874—1878年之间，托尔斯泰苦苦地探索着人生目的。俄国生活的现实使他的内心不能平静。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导致人们道德堕落的灾难，但又对旧的贵族生活充满厌恶。他尊崇那些义无反顾的民粹派分子的真诚信仰，但不同意他们被迫使用的暴力手段。在1879年写成的《忏悔录》中，他谈到了当时的情况：“我有一些困惑的时刻。生活停顿下来，仿佛自己不知道该怎样生活，或该做些什么；我感到迷惘，不知所措，人也变得忧郁了。……后来这种困惑的时刻越来越多，……它们总是以这样的疑问句表现出来：这到底为了什么?这到底会达到什么结果?”“我觉得我所站立的土地塌下去了，我的脚底再没有什么了。我赖以生活的理由不再存在，我没有了可以让我活下去的理由。”由于对这个世界的人事已经淡漠，所以看这个生活毫无兴味。托尔斯泰开始转向宗教。他有规律地去教堂，早晚在书斋中做祷告，经常接近那些还保留着中世纪宗教传统的农民。他发现，劳动人民所具有的信仰给了他们生活的意义，他们在艰苦的劳动中度过一生，但对生活却很满足。“我学会了爱这些人民。我越了解他们的生活，我越爱他们，我的生活也过得越安闲舒适。……我们的圈子里，有钱的、有学问的人的生活，使我厌恶了，对我不再有意义了，而整个劳动人民，整个创造生活的人类，对我显示出了他们的生活本色。我明白了，这就是人生自身，这种人生给予的意义是真的，我接受了它。”“我观察了我自己，观察我内心发生过什么变动，于是我想起了，只有在我信仰上帝的存在时，我是活着的。……我只要意识到上帝，我就活着；只要忘记了他，不信仰他，我就死了……于是我的内心，我的周围，光明远胜于以前的辉耀。这光明从此没有再离开我。”
托尔斯泰对世界的看法有了根本的变化，《忏悔录》这部充满感情的自传体著作就是他在50 岁时思想转变的一个标志。他不再以文学创作为满足，而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小册子和著作来表达自己的宗教、社会和道德观点。托尔斯泰的基本思想是：基督教的本质就是摒弃任何形式的暴力和对人的一切强制约束；人生的目的是向善和行善，奉行至高无上的爱的法律，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现实世界距离基督教诲中的神圣真理还很远，但用暴力来反对它、改变它的企图是令人憎恶的。不要以暴力对抗恶，爱和温暖既要给予善，也要给予恶；俄罗斯东正教的虚伪教条是对人类道德进步和正确理解基督教诲的可怕障碍，是一个必须揭露的骗局；除了服从理智和良心，决不屈从于任何权威，人只应对上帝效忠而不可服从地上的统治者，否则就会由于执行他们的命令而违反上帝的律法。
托尔斯泰确信道德标准高于一切其他的标准，宗教的思想高于任何社会政治的思想。他既反对专制制度，也反对自由主义和革命运动；他试图用道德的呼吁来唤醒和改造一个冷漠的社会，设想“不以暴力抗恶”的原则能够解决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但这个伟大的作家不能不看到世上的无数苦难、不幸和不公正，他也不能容忍任何与他的理想不同的东西，并对此进行了尖锐的谴责和揭露。从1889年开始，他耗时10年，在71 岁时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这是19世纪末叶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之一，它撕去了贵族资产阶级俄国的一切假面具，猛烈抨击了俄国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以及教会的罪恶和虚伪。但托尔斯泰的解决办法仍是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聂赫留多夫在认出法庭上的马斯洛娃就是当年他放纵和引诱的牺牲品后，良心在他身上复苏了，他的精神和道德经历了一个再生的过程，他得到了人生的真谛：一个人的幸福在于对别人的爱，在于宽恕一切和顺从上帝的意志。遭遇不幸的马斯洛娃失去了对生活和上帝的信念，但她心灵深处保留的那种“重要和善良的”东西最终苏醒过来，从而实现了灵魂的复活。托尔斯泰思想上的矛盾在这部作品中特别明显，他批判物质世界的种种罪恶，但提供的是纯粹精神的解决方案：“上帝的王国就在我们心中。”
在俄罗斯历史上的反动时期，托尔斯泰不倦地写作，对人生和社会的一切问题发表意见。在全社会缄默的日子里，他发出了孤独而有力的声音，激烈地抗议社会的不公正，抗议战争、刑罚、监狱和赋税，否定东正教会的精神权威和沙皇制度的神圣权力。他的许多文章或著作被禁止发表，他本人在1901年被东正教会开除了教籍。但他在人民中间享有声誉，他拥有众多的信徒和崇拜者，他以自己的思想与艺术的结合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作为艺术家和思想家，他的作品反映了俄国所经历的一个时代。
小说：社会问题、心理描写和哲理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继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之后成名的19 世纪下半期俄国三大小说家之一。这位生活经历坎坷、身材矮小瘦弱的作家是俄国社会小说的创始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期间就对语文、历史和艺术课程极感兴趣。19世纪俄国优秀作家对他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而由法国教师讲授的法语课使他迷上了巴尔扎克、雨果、乔治·桑、欧仁·苏等著名作家。1845 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了自己的处女作——中篇小说《穷人》。小说描写了彼得堡穷人的爱情悲剧，同时又生动地再现了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环境，被别林斯基誉为俄国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1846年，他又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引起争论的《双重人格》，这部中篇小说分析了一个小官吏戈里亚德金由于受不了专制制度的告密和恐吓政策而精神失常的过程。
1849年，由于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陀思妥耶夫斯基遭到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后来改为发配西伯利亚服苦役4年，然后又在那里服兵役6年，直至1859年才返回彼得堡。这段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丁重大转变，他开始认为自己原来所有的激进的“社会主义”信念是反人民的、世界主义的，也是不符合俄国国情的。他觉得知识分子应该以俄国人民的精神和生活为基础，创造新的艺术形式；这一根基将使俄罗斯文化具有全人类的性质。
186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主办的刊物《当代》上连载了一部随笔式的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这部作品的题材、风格乃至故事线索都与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有着相似之处。当时，批评界对这部社会小说的评价不高，因为40 年代流行的随笔式长篇小说已是一种过时的表现形式了。1861—1862 年连载的《死屋手记》则获得广泛好评，确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国文坛的地位。在这部关于农奴制俄国监狱生活的作品中，对社会的种种弊端和灾难所作的高超的现实主义描写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效果。赫尔岑评论说，这是“一部动人心魄的史诗，这部作品将永远矗立在黑暗的尼古拉王国的出口处，如同但丁在地狱入口处写下的著名诗句一样令人瞩目。”作者“用戴着镣铐的手”，“绘制了一幅像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那样的壁画”，1862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远游欧洲。在德意志、法兰西、英格兰、意大利和瑞士，自然风光和历史遗迹没有引起他的兴趣，而异国的人民和报刊却使他入迷。作为欧洲之旅的成果，1863 年的《当代》上刊登了题为《冬天里的夏天印象》的日记摘抄。他着力刻画了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问题，表达了对欧洲未来的忧虑和俄国将要担负使命的信念。在这方面，他与他曾在伦敦晤面的赫尔岑和巴枯宁是有共同之处的。
发表于1864年的中篇小说《地下室手记》是一部哲理性的作品，它以近乎冷酷的方式把一个既认识到自己遭受不幸的原因、但又同一切美好品质绝缘的思想者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认为，他首次塑造了一个能代表俄国多数人的人物形象，并揭示了他那种畸型的、带有悲剧性的性格。“只有我一人描写了地下室的悲剧，这种悲剧表现为甘愿蒙受苦难，自我戕害，意识到了美好的东西却又不能够得到它，更主要的是这些不幸的人都有一个明确的信念：既然大家都是如此，也就无须加以改变了。”
《地下室手记》实际上是1866年发表的《罪与罚》这部长篇小说的序言。《罪与罚》中的主角，穷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有着与地下室人相同的生活方式和性格特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着重描写了他堕落到杀人和最后精神复活的过程。作品以心理刻画和哲理抒发的结合为特征，同时反映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俄国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酗酒、卖淫、失业、弃婴，等等，并涉及了教育、宗教、婚姻家庭关系和刑事犯罪等问题。因此，它既是一部哲理小说，又是一部社会小说。
1867年春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妻子一同去欧洲旅行。当时，他正在构思新作《白痴》。在德累斯顿的绘画陈列馆，文艺复兴时期的世界名画成为他创作灵感的源泉。拉斐尔、伦勃朗、汉斯·小贺尔拜因等人的作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最吸引他的是几幅表现福音书中关于一个放荡女人获得新生的故事的绘画，如巴托尼的《放荡女人的新生》、巴达洛缪·比凯诺的《罪孽深重的女人》、勒斯的《玛丽亚·马格达林的忏悔》等。他从中得到的感受在《白痴》中得到了反映。
经过几年的构思和紧张的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9年完成了长篇小说《白痴》。小说的情节是充满戏剧性的。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的梅什金公爵诚实、聪明、富于同情心、乐于帮助被欺凌和被侮辱的人们，因而被上流社会视为“白痴”。他与彼得堡有名的风流女子纳斯塔霞相遇之后，为把她从骄奢淫逸中解救出来而希望同她结婚。但纳斯塔霞虽然爱上了梅什金，又不愿因此而损害了他，直到举行婚礼时仍不能摆脱精神上的困境。年轻的百万富翁罗戈任粗野、无知，但又直率、热情，他疯狂地爱上了纳斯塔霞，最终在婚礼上带走了仍在彷徨中的新娘并杀死了她。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对三个主要人物内心悲剧和他们之间思想冲突的刻画、通过对大量社会悲剧的描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这个充满贪欲而蔑视人性的社会，任何正直、诚实和高尚的人都注定要蒙受耻辱和不幸。但他同时又刻意追求纯洁的精神美，确信“美能够拯救世界”，认为对苦难的人们的崇高和纯洁的爱是人类最重要的生活法则。
在国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着俄国的．生活和社会运动。1869年末，当他听说由巴枯宁派回俄国组织暴动的涅恰耶夫竟以谋杀来对付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的消息时，便决定创作一部以俄国政治斗争现实为背景、展现当代俄国革命家形象的长篇小说。在完成于1872年的《群魔》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巴枯宁为原型，塑造了斯塔夫罗金这样一个精力充沛、具有冷酷的逻辑抽象能力但又不能把破坏欲和创造欲结合起来的悲剧人物；涅恰耶夫在小说中以韦尔霍文斯基之名出现，被漫画式地描写为思想卑鄙、行为可笑的丑角。这部攻讦性的作品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政治思想。他同情俄国人民的解放运动，但不能容忍任何革命恐怖手段。因此，作品未能公正、全面地反映当时俄国革命青年运动的主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是充满矛盾的。1878年3月底，他旁听了对薇拉·查苏里奇的审判，并因此而产生了对革命青年的由衷钦佩和热爱。查苏里奇在法庭上说：“抬手向——个人开枪，这是令人痛苦的，但我必须这样做。”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查苏里奇这种发自内心的反对谋杀的感情比她那富于牺牲精神的英雄行为更加崇高。他由此看到俄国新一代青年正在以勇气、良心乃至生命探索真理、捍卫正义，并认为这是“俄国真正伟大的希望”。这种认识在他已开始构思的关于革命和宗教的巨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得到了体现。完稿于1880 年11 月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一部描写了一个家庭的历史、但又反映了当代俄国社会的力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结构紧凑、画面鲜明的作品中，运用各种表现手法，再现了60 年代的俄国生活。他以老卡拉马佐夫被杀和卡拉马佐夫三兄弟的命运为线索，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悲剧：在人欲横流的世界，崇高的精神遭到无情的毁灭，少数力图反抗现实生活的高傲的思想者被残酷的现实所粉碎。作品广泛涉及了政治、宗教、道德、民族性、司法、学校、报刊、革命宣传等俄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在深刻的哲理议论、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悲剧性的情节中，表现了作者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和人道主义的社会理想，
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打算继续写《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第二部，通过描写三兄弟中的阿辽沙继续探索真理并成为一个殉难的革命者的经历，反映70—80年代之交的社会运动和社会矛盾。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1881 年1 月28 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因病去世。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生涯达到了顶峰。他的名字被批评家们同莎士比亚相提并论。他的作品被广泛传诵。他创造的一系列艺术形象和生活悲剧使他在世界文坛享有盛誉。他提出的关于宗教、道德、政治的见解和对于人类苦难和幸福的探讨影响了西方一代人的思想，尼采和萨特都曾经受惠于他的作品。在两次大战之间，尤其是二战以后，他更是风靡西方，成为最受欢迎的19世纪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