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
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经济问题，刺激了俄国社会科学的进步。“在纯粹理论领域里也出现过一种批判思想和奋不顾身的探讨，这是无愧于产生过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民族的。”以恩·弗列罗夫斯基的笔名闻名于世的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别尔维(1829—1918)，是俄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70—80 年代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之一。别尔维从小就在父亲——喀山大学的生理学教授——的藏书室中贪婪地汲取自由思想，1849年从喀山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司法部任职。由于他力图用自己在法律、经济和历史科学方面的知识来减轻被压迫者的困境，司法大臣曾取消了他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1861—1862年间，他先后两次为警察镇压示威学生和政府逮捕特维尔自由派贵族而上书沙皇，要求停止这种独裁和压迫行为。从此，别尔维遭到了接连不断的厄运。他先被关进疯人院，在被医生确认为是精神健全的人后，从1862 年3 月开始，直到1890 年为止，他多次被捕，多次被流放。但无论把他驱逐到哪里，他都随时随地在人民中间进行反抗剥削和压迫的宣传，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不懈地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作。
别尔维的兴趣极为广泛，在经济学、社会学、哲学、文学和政论方面都很有成就，著有50 余种关于社会政治、哲学、尤其是经济学方面的著作和许多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1869 年出版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和1871 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入门》这两部巨著，使别尔维成为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尤其是《俄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是别尔维在研究了无数统计资料并进行多年实际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对社会思潮发生了直接的、巨大的作用，其影响不亚于拉甫罗夫的名著《历史信札》。
署名恩·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在俄国知识界和文化界获得广泛的好评。当时，在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还处于普遍落后的情况下，俄国的经济思想也还是十分幼嫩的。而弗列罗夫斯基全面地研究了俄国的经济状况，描述了工人和农民的贫困和无权状况以及剥削阶级的种种专横行为，对改革后的俄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作了尖锐的批判，并令人信服地指出，造成劳动群众贫困的根源是农奴制残余和高额赋税，是社会制度。
《俄国工人阶级状况》在国外学术界也引起了重视。马克思在1869年末见到这本书后，认为它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并为了了解它而从1870年初开始自学俄语。1870 年2 月，马克思向恩格斯谈了他对这本书的初步印象：“这是第一部说出俄国经济状况真相的著作。……可以看出，这个人曾亲自到各地作过旅行和观察。对地主、资本家和官吏有烈火般的仇恨。没有社会主义学说，没有土地神秘主义(尽管赞成公社所有制形式)，没有虚无主义极端。有时也有些善意的空谈，但这是适合于这一著作的那些人的发展水平的。无论如何，这是继你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一著作问世以后的最重要的一本书。”3月下旬，马克思在给第一国际在日内瓦的俄国支部成员的信中又一次提到：“几个月前，我接到从彼得堡寄来的一部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俄国工人阶级状况》。这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真正的发现。在大陆上甚至被一些所谓革命家散布的俄国乐观主义，在这部著作里被无情地揭露了。如果我说，从纯粹的理论观点来看，这部著作在某些地方还不是完全无可非议的，那也不会降低它的价值。这是一位严肃的观察家、勤劳无畏的劳动者、公正的批评家、大艺术家、而首先是一个愤恨形形色色的压迫、憎恶各种各样的民族颂歌、热情地分担生产者阶级的一切痛苦和希望的人的作品。弗列罗夫斯基的以及你们的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为俄国争得了真正的荣誉，而且证明你们的国家也开始参加到我们这一世纪的共同运动中来了。”
作为研究60 年代俄国经济的初步尝试，弗列罗夫斯基这本书存在着理论方面的幼稚性和盲目性。作者把工人、农民、家庭手工业者、手工业者等所有体力劳动者都归入“工人阶级”之列，并把工业生产作为农业的附属物来考察。他认为建立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合伙关系是摆脱雇佣劳动制度和剥削制度的出路，这种观点显然是受了蒲鲁东思想的影响。他认为村社土地所有制是最好的土地制度形式，而资本主义妨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切“不良现象”归因于某些人的愿望和行为缺乏理性，而抛弃这些“不良现象”首先要由剥削者自己放弃对财富和奢侈的追求，通过和平的道路来完成社会的改造。尽管有这些不足，弗列罗夫斯基的这部著作仍是俄国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经典性作品。
马·马·科瓦列夫斯基(1851 一1916)，也是一个涉猎面很广的学者，既是人类学家、历史学家，也是社会学家和法学家。他在学术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对公社问题的研究。在1879年出版的《公社土地所有制瓦解的原因、过程和结果》这部著作中，科瓦列夫斯基提出了—些富有创见的观点。他认为财产分配是和阶级关系密切联系的；与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不同，他坚决站在承认母系氏族的立场上，并对此作了大量考证；在分析从母系氏族过渡到宗法制的问题时，他对村社和宗法公社(又称“大家庭”)这两种公社形式作了严格的科学限定。科瓦列夫斯基的这部著作是对人类学的贡献，马克思在读这本书时写了摘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多次提到了作者的功绩。科瓦列夫斯基的政治观点是自由主义的。1872—1878年旅欧期间，他结识了马克思，但对马克思的思想持冷淡态度。1887年，由于进步的思想方法和言论，他被解除了莫斯科大学教授的职务，此后长期定居法国，并在欧美许多大学先后执教。他用法文和英文写成了不少著作和论文，其中最主要的是《现代民主政治起源之研究》和《欧洲经济史》。前一部著作探讨了关于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学说和平民主权的发展过程，认为不可让与的个人自由的概念起源于英国，平等派的——些作品对于其形成起子重要作用。后一部著作侧重于土地史，他在其中表达了这样一种社会学观点：在经济的发展中，人口密度的增加虽然不是唯一的因素，但却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是与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同步的。这一观点使他实际上成为人口统计学派的先驱。
科瓦列夫斯基还著有《古日耳曼的马尔克公社》、《中古晚期的英国社会制度》等史学著作。
这一时期，俄国资产阶级史学继续发展。许多学者大量发掘和整理文献资料，研究俄国古代土地公社制度和社会经济史，力图探索俄国社会发展的前景和道路。在这方面，除了在改革前就已开始活动的齐切林、索洛维约夫等人之外，改革后涌现的史学界新人中最杰出的是瓦·奥·克留切夫斯基(1841一1911)。到80 年代后期，他已出版了许多大部头的史学著作：《外国人关于莫斯科公园的传说》、《古罗斯的领主杜马》、《俄国农奴制的起源》(3 卷)，并已着手5卷本的《俄国史教程》的写作。他的作品的特点是运用了大量新史料，语言生动而又形象，既有精到的分析，又有清晰的综合。在历史观念方面，他既受到齐切林、索洛维约夫国家学派的某些影响，又吸收了经济唯物主义、实证主义等社会学的观点。他认为，对历史进行总的阶段划分并加以解释是重要的；人的个性、人类的社会和国家的本性是历史的主要基础；影响历史发展的有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因素，但应特别注意地理因素的作用。他把俄国历史看作是阶级和平的过程，认为进步是通过逐步由国家实行改革的道路实现的。这种观点从历史的角度论证了自由主义的政治学说。
对西欧史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伊·瓦·卢奇茨基(1845—1918)1873—1875年间旅居法国时，大量发掘了法国地方档案，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博士论文《法国的天主教联盟和加尔文教徒》。这部著作证明，在16 世纪法国胡格诺战争时期，在宗教斗争的外壳之下，隐藏着不同阶级集团的利益冲突；并且首次指出，宗教战争时期存在着大规模的农民运动。此后，他又转向法国大革命前夕土地关系的研究，写成了《革命前夕法国的农民土地所有制》和《革命前夕法国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国家地产的出售》等著作。他广泛利用了档案材料，并最先利用统计的方法准确地说明了地产再分配的情况。他的关于西欧和乌克兰公社史的著作则证明了公社土地所有制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是一切民族所共有的。卢奇茨基的学术成就使他成为西欧史研究中俄罗斯学派的先驱。
在中世纪西欧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维诺格拉多夫(1854—1925)享有很高声誉。他在莫斯科大学毕业后，曾在柏林大学的一个史学研究班中进修一年，并去英国和意大利深造过。在1884年回母校担任历史教授时，他已至少掌握了7 种现代语言。他的第一部巨著是《伦巴德人统治下的意大利封建关系的起源》，在欧洲学术界引起普遍重视。受当时俄国资产阶级社会思想影响，他对于农村公社的历史地位和前途问题很感兴趣，先后完成并出版了《中世纪英国社会史研究》、《英国的农奴制度》、《领地的发展》等著作，成为中世纪英国农民史和法学史方面公认的权威。
自然科学
1861年以来，俄国自然科学界与西方的学术交流更趋频繁和活跃，俄国科学技术有了进一步发展，许多杰出的学者在各个领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数学和力学方面，形成了一个以切贝雪夫为首的彼得堡学派。巴·里·切贝雪夫(1821—1894)最初是以对素数理论的研究而著名的。他所从事研究的领域广阔多样，致力于把数学问题与自然科学和技术上的根本问题结合起来。他的著述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概率论、二次型、正交函数、积分理论、齿轮传动、地图绘制和体积计算等，创立了用多项式取得最佳函数近似值的理论，在概率论方面以极普通形式证明了大数定律，在数论方面证明了简单数分布渐近率。他的这些著作和成果不但为数学许多分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还解决于一系列应用技术上的问题。他先后改造和创新了120余种机械装置。
切贝雪夫培养了一批著名的俄国学者。他的学生马尔科夫(1856—1922)继续了他在概率论方面的工作，证明了中心极限定理，发展了随机过程的理论，提出了被称为“马尔科夫链”的过程。马尔科夫对于相互依存事物的概率研究在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中得到广泛应用。里亚布诺夫(1857—1918)以研究液体旋转时平衡状态和运动的稳定性问题而闻名，他创立了有限数参数力学系统平衡和运动稳定性的严谨理论，并著有微分方程、概率论和流体力学方面的著作。在物理学研究中，最杰出的学者是斯托列托夫(1839—1896)。他在电磁和光电原理方面有很高的造诣，70 年代初和80 年代末分别出版了关于铁的磁性的经典论著和外光电效应方面的著作，发现了磁感应强度与磁场强度变化的关系以及光电效应方面的基本规律。他的学生尼·阿·乌莫夫创立了能通量密度的概念，列出了能量运动的方程式，并写有地磁、漫射等方面的著作。俄国学者在化学方面取得了世界性的突破。1868 年到1870 年，彼得堡大学教授门捷列夫(1834—1907)，撰写了《化学原理》这一经典性的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他深入研究了元素性质之间的关系，并把所有已知元素按原子量递增的顺序排列成表，揭示了元素性质周期性变化的规律。这—重要的发现在化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拉瓦锡曾经提出，元素是可用化学分析方法得到的终极物质；道尔顿的研究进了一步，他把每种元素看作是由可测的特定原子量的相同原子所组成的。但门捷列夫已不是孤立地研究各种化学现象，而注意到了各种元素的化学性质之间具有复杂的内在联系。他认为，根据他的元素周期表，可以科学地预测未知元素的性质。当时，这一思想未被普遍接受，但新元素的相继发现证明了他的预言和发现。元素周期表逐渐成为化学理论的重要基础。门捷列夫在世时，这部著作就出了8版，并被译成各种文字广为流传。门捷列夫来自于边远的西伯利亚小城波多尔斯克，毕业于彼得堡技术专科学校，1859年曾奉派到德国的海得堡大学进修，在国外期间，他结识了许多欧洲著名化学家，如意大利的坎尼扎罗等，并受到他们学术思想的影响。门捷列夫学识渊博，除了在化学方面的成就外，在流体力学、物理学、度量衡学、气象学、农业、经济、国民教育等许多方面都有专门研究著述。他先后撰写出版的著作达500余种。
这个时期俄国天文学的发展是与勃列季欣(1831—1904)和他的学生别洛波尔斯基联系在一起的。在普斯科夫天文台，他们进行丁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在勃列季欣主持下，进行了精密的天体测量观测、摄影观测和光谱观测，开始了俄国重力测量学的研究。他在关于彗星和流星的研究著作中，提出了彗星形式的分类、彗星的衰变以及流星群形成的理论。别洛波尔斯基则在天体光谱学方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这个时期，俄国人对地理、地质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1845 年成立的俄国地理学会在组织地理探险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谢苗诺夫—天山斯基(1827—1914)，曾是第一个深入天山的欧洲人，绘制了天山地质图和植物地理图。1873年就任俄国地理学会会长后，又多次发起和组织了对中亚西亚的考察。尼·米·普尔热瓦尔斯基和格·尼·波塔宁等知名学者先后多次考察中亚，发现了许多山脉、湖泊和河流，搜集了有价值的植物和动物标本和珍贵的民族学材料。杰出的地质学家卡尔宾斯基(1846／47—1936)，是从60年代开始自己的科学活动的。他创立了关于俄罗斯地台结构的理论，并提出了关于地壳运动的一般规律。他的地质学著作对这门学科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地质和矿物学家叶·斯·费奥多罗夫是现代结构晶体学和矿物学的创始人之一。在《等轴晶系图形的对称性》这部经典性的著作中，他最先推导出230 个晶体空间对称群，为晶体化学分析打下了基础。
在达尔文学说的推动下，俄国生物学成绩斐然。克·阿·季米里亚捷夫(1843—1920)，在1875 年出版了《关于植物对光的吸收》一书，对于植物的光合作用作了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揭示了光合作用的能量规律，认为光合作用是利用光来合成植物中有机物质的过程。在他的有关植物生理学研究方法、农艺学生物原理和科学史方面的著作中，宣传了达尔文主义和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生物学家亚·奥·科瓦列夫斯基(1840—1901)和伊·伊·麦奇尼科夫(1845—1916)，在创立比较胚胎学方面作出了贡献。科瓦列夫斯基证明了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发育的共同规律，把胚叶学说扩大到无脊椎动物，从而揭示了有机界相互间在进化上的亲缘关系。他发现无脊椎动物有吞噬细胞的器官，并指出了这些器官在昆虫变态时的作用。他的研究成果成为胚胎学中的系统发育流派的基础。麦奇尼科夫除了创立多细胞生物起源的学说外，在病理学和免疫学方面也有重大发现。1883年，他发现了吞噬现象。他提出的关于吞噬细胞的理论对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具有重大意义。1886年，他和加马列亚共同创建了俄国第一个细菌学实验室。1888年移居法国后，在巴斯德研究所工作。1908 年曾获诺贝尔奖。1866 年，俄国生理学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一年，伊·米·谢切诺夫(1829—1905)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脑的反射》。这一经典著作是生理学史上的一个路标。谢切诺夫第一次对人类的神经活动作了深入的研究，论证了意识和非意识活动的反射本质，认为反射作用是神经活动的基本规律，大脑活动的物质过程是思想和精神活动的基础。他的革命性思想使他后来得到了“俄国生理学之父”的盛誉。
在科学进步的基础上，俄国产生了一系列技术发明。电工学家亚·尼·洛德金和巴·尼·雅勃洛奇科夫在70 年代先后发明了白炽灯和弧光灯。炮兵学校教授季·康·切尔诺夫在1868年发现了钢在加热时的相变，并确定了改变钢的结构和性质的临界温度——后来被国际冶金界称为“切尔诺夫点”，从而为现代金相学和钢的热处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军事工程师亚·费·莫扎伊斯基设计制造了最早的飞机，并在1882年作了飞行试验。康·艾·齐奥尔科夫斯基设计了全金属结构的飞艇，还提出了未来宇宙火箭的设计构想，解决了许多有关液体燃料喷气发动机结构方面的重要工程计算问题。
大众书刊
改革之后，人们的文化需求迅速增长。据身历其时的人士回忆，当时如奇迹般地突然出现了一批新的读者，他们渴望思考社会，渴望了解一切事物。这股新潮流波及了整个俄国。甚至在边远的西伯利亚小城，人们也热衷于谈论文学、谈论教育；青年们争相阅读晚到了两个多月的报纸和杂志，希望从中获得知识，过更有价值、更充实的生活。70年代，出现了一些“受过教育的农民”，他们为了实用的目的而自己阅读各种介绍专门知识的书籍。彼得堡的工人极其热心地阅读那些“严肃的甚至是深奥的书籍”，许多人已把读书看作是一种名誉问题。
改革前占优势的官方出版物现在已让位于受到社会欢迎的大众化的文学、科学和社会政治书刊、娱乐和生活类的杂志和小报也拥有广泛的读者。各种书刊的发行量也迅速扩大。1861—1865年间，全俄平均每年出版1800 余种书籍，而1875年出版的书籍种数已达11500 余种；从70 年代初到80 年代初，期刊数从350 种增加到500 种；到1894 年，已有112 种日报，其中有的达到了3—4万份的发行量。这些数字同欧洲先进国家比较，仍然是有很大差距的，但对于俄国来说，却是长足的进步。俄国的出版业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几乎完全由社会或私人主办。由于政府只对官方机构的出版物拨款，所有的定期科学刊物基本上都是由社会资助而得以存在的。俄国印刷所的数量在1855—1894 年这40 年时间里从96 家发展到1315 家，如果没有不断扩大的社会需求所提供的物质和精神支持，这也是不可能的。
面对资产阶级要求出版自由的呼声，沙皇政府作出了一点微小的让步。1865年开始，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两地，稍稍放松了书刊检查制度，取消了对学术性著作的预先检查，定期刊物在缴纳保证金后可以免检。但在外省，仍然实行原来的书刊检查制度。
图书馆也在各地普遍建立起来，除了部分是公立的以外，大多数是由社会团体或私人开办的。
业余教育和学校教育
人民群众对知识的渴求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对教育也起了推动作用。教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出现了—批专门研究教育问题的刊物，要求在群众中普及文化的呼声日高。教育家乌申斯基在谈到改革后出现的这股潮流时说：“俄罗斯人民已产生了要求学习的愿望，只要那里出现一所学校，在两三天之内就会额满，”
以在城市下层居民中普及文化知识为宗旨的星期日学校在全国许多城市盛行起来，很快形成为一个规模颇大的运动。这种星期日学校都由进步社会团体或私人组织开办，担任教师的有大学师生、学者、作家，乃至贵族、军官。劳动人民对这种学校十分欢迎，工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及其子女常常成群结队地到星期日学校来上课。乌申斯基说，他们愿意在一个星期的繁重劳动和生活之后用几个小时来学习是为了一种事业，“这种事业在他们看来不仅是有益的、严肃的，而且还有几分神圣的、宗教般的意味”。当时，有人发明了一种很有效的教学法，只需10来堂课的时间就能教会文盲阅读。这样的不要政府花一分钱的文化学校，1862年仅在彼得堡一地就有61 所，而在全国范围内则有300余所。但沙皇政府担心星期日学校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媒介，在1862 年下令禁止这类学校继续活动。星期日学校重新兴起，已是80 年代的事了。沙皇政府为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而在教育方面实行了一些改革。1864年，颁布施行了初等国民学校条例，其中规定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可开办学校，但这些学校的教务应受县或省的教育会议领导。于是，马上出现了地方自治机关和私人开办学校的热潮。地方自治局办的初等学校的经费主要由地方自治机关和村社共同负担，在这些学校中教书的一般都是民主派知识分子。传统的私立农民学校——官方称为私塾——也普遍地建立起来，这种学校是由农民自己倡议开办、农民自己集资维持、由农民出身的教师来任教的。在许多地方，这种学校的数量超过了地方自治局办的学校。东正教会也力图控制初等教育，鼓吹“教会学校之外无学校”，并在政府资助下在乡村设立由神父监督的教区小学。总的来说，初等教育有较大发展，但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学龄儿童的大部分还是没有进学校读书的机会。俄国居民识字的比例在改革前是1：15，经过了30 多年之后，到1897年才提高到1：5。
1861年改革时，俄国共有85所中学，在校学生约25000人。1864年重新拟定的中学法规虽明确规定所有居民“不分等级、职业和信仰，其子弟均可升人中学”，但由于学费昂贵，一般劳动群众是无力供孩子读中学的。当时俄国特别需要专业技术知识，但政府出寸：政治方面的考虑却热衷于办古典学校，认为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可以防止学生广泛地阅读和思考。在俄国这个异常缺乏专业人才的国家里，技术教育被视为与革命有关的东西而受到限制。只是在现实的要求日益迫切的情况下，政府才逐渐开办了实用专科学校。
改革后的高等教育受到政府严格控制。由于1861 年10 月大学中的民主主义学生运动，圣彼得堡大学一度被关闭。直到1863年，在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强烈要求下，政府才颁布新的大学条例，恢复了1835年被尼古拉一世取消的大学自治，规定了教授会议的地位和作用。但在80 年代，重又施行了保守、反动的新规定以防范进步思想的传播。在改革后的年代里，综合性大学仅增加了敖德萨大学和托姆斯克大学两所。但各种专科学院的发展要快些，到90年代时已有30 所。这一时期，在高等教育中出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即大学生的成分多样化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市民以及少数农民的子弟进入了大学。到1880年，平民出身的大学生已占在校大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
妇女文化启蒙运动
在60—70 年代，俄国妇女为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演变成为一场令全社会瞩目的文化启蒙运动。
长期以来，俄国妇女的活动天地只是家庭，她们实际上被排斥于社会生活之外。19 世纪中叶，情况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在俄国军队中有不少志愿女看护。60 年代初，有些人积极参与了组织星期日学校的工作。在虚无主义运动影响下，受过一点教育的俄国妇女都崇尚为民众工作的精神，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情，不论是什么职业，也不论社会地位如何，她们都愿意去做，同时，许多贵族女子纷纷跑到彼得堡、莫斯科和基辅等大城市求学，希望获得一门专业知识以便摆脱家庭的束缚，谋取独立的地位。有些平民女子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但是，当时俄国的大学是不向妇女开放的。妇女们要求开办女子大学或学院的愿望也遭到政府的拒绝。于是，妇女们自行在彼得堡各处开设了讲习所或客厅讲习班，邀请大学的教授们来讲课。妇女们表现出了强烈的求知欲望，她们经常要求教授把每门课程讲得比规定的更多更细，并且不愿放过任何学习的机会。在讲习班中，她们除了学习专门知识外，还就有关学校和教育问题展开讨论，拟订开办女子大学的计划。
她们还把眼光转向了国外，当得知国外的某所大学招收女生时，就马上前去求学。60年代，在海德堡、柏林、苏黎世的大学里，有不少俄国女子在学习法律、历史、数学、医学等各种专业。1867 年，娜杰日达·普罗科菲耶夫娜·苏斯洛娃在瑞士苏黎世大学毕业并取得医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到俄国当了妇产科医生，并因此而成为俄国第一位女医生。苏斯洛娃的父亲曾是个农奴，但会读会写会算，在尼古拉一世死后从主人那里赎了身，并当上了他的领地总管，后来举家迁居彼得堡。60年代初，苏斯洛娃积极参加了争取受高等教育权利的妇女运动，并曾在彼得堡大学和军医学院旁听，获得了初步的专业知识，为她以后的深造创造了条件。出身于将军兼地主家庭的科尔温—克鲁科夫斯卡娅两姐妹也是新一代妇女的代表。她们曾深受虚无主义运动的影响，在60年代末出国求学。姐姐安娜后来同一位法国革命家雅克拉尔结婚，积极参加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是妇女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员，经常写文章、作演讲，在进行战斗时还当护士。妹妹索菲娅在柏林大学研究数学，成为第一流的数学家，受聘为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成为世界上第一位女教授。索菲娅著有微分方程、分析函数以及力学和天文学方面的专著，1889年被选为彼得堡科学院第一位女通讯院士。
尽管政府对于让妇女接受高等教育的问题不感兴趣，右派报刊不断地对妇女文化启蒙运动进行攻击和污蔑，但妇女们终于争得了开办女子高等学校的权利。1872年，一些从国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回来的妇女迫使政府允许她们自己筹款开办了一所女子医科学校。当俄国政府为防止在苏黎世读大学的俄国女子与流亡的革命者交往而把她们召回国时，妇女运动活动家又借此机会开办了几所新的女子高等学校。当时妇女的文化启蒙运动并不局限于争取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它还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妇女的斗争本身就是对旧秩序的否定，有许多年轻女子正是从这里开始走上参加社会政治运动的道路，成为反对专制制度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