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俄国的社会矛盾变得空前尖锐，各种文化形态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先进的工业组织与中世纪的土地占有方式、欧化的城市与愚昧落后的农村、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法制观念、民主自由的要求与专制主义的现实，这些截然对立的东西同时并存。思想领域十分活跃，同工人运动结合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经过调整的民粹主义、迎合资产阶级需要的合法马克思主义、纲领和策略趋于激进化的自由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纷纷涌现。文学艺术界竞争激烈，除了现实主义外，各种现代主义的风格和流派竞相登台。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冲突的时代、动荡不安和酝酿变革的时代、面临新的选择的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与革命的俄罗斯
在谈到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之前，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在俄国传播的早期历史和它对俄国进步思想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马克思主义传入俄国始自19 世纪40 年代。别林斯基曾经读过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在1844年《德法年鉴》上的文章，并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藏书室中，也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从40 年代下半期到60 年代，侨居欧洲的西方派文学评论家巴·伊·安宁科夫、曾参加赫尔岑一奥加略夫小组的尼·伊·萨宗诺夫、“土地和自由社”的领导人之一亚·亚·谢尔诺一索洛维耶维奇以及巴枯宁等人都曾与马克思建立了个人联系。70年代开始，有更多的流亡的俄国革命者结交了马克思。1870 年初，以吴亭为首的一批俄国革命者在日内瓦成立了第一国际俄国支部，并请求马克思担任该支部在国际总委员会中的代表。他们坚定的革命性和决心把俄国革命运动纳入欧洲无产阶级运动轨道的志向，受到了马克思的关注和支持，马克思接受了他们的请求。随后，根据马克思的提议，俄国革命家格·亚·洛巴廷参加了国际总委员会。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开始成为俄国革命者研究的对象。60 年代末70年代初，民粹派对马克思的学说产生了强烈的兴趣。1869年，由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俄译本在日内瓦出版，这是最早的俄文版马克思著作。尽管译本还不完善，传入俄国的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份，但它终究是一个意义重大的标志。70 年代初，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俄文版在国外印行，并被偷运进俄国。1872 年，丹尼尔逊翻译的《资本论》俄译本在彼得堡公开出版。沙皇政府的书刊检查官估计这本书的读者不会多，能读懂的人更少，并且确信马克思的学说不能直接应用于俄国，因而允许其出版。但第一次印刷发行的3000册在一个半月时间里就售出了900 册，这在当时已是十分可观的数字了。民粹派分子不仅阅读《资本论》，还在一些宣传性小册子中引用和介绍其观点。后来，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指出：《资本论》已经成为“有教养的人手头必备的书籍”。俄国革命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也是非常熟悉的。但民粹派的唯心主义立场使他们难以真正掌握马克思的学说。他们认为，走西方的发展道路必然要经历种种苦难，并将为不确定的未来付出过高的代价；资本主义并非俄国发展的必经阶段，只要推翻了专制制度，俄国农村公社的共产主义传统就将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桥梁。因此，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看作是只适合于西方而不适合于俄国的理论，他们只是从表面上肤浅地理解马克思的学说，并且经常把它同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杜林的思想混淆在一起。他们尊重马克思，但只在一定程度上有选择地接受马克思的思想，有时还竭力使马克思的观点适合自己的需要。
《资本论》俄译本在俄国出版后，俄国自由主义刊物《欧洲通报》曾发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尤·茹科夫斯基对它进行攻击的文章。茹科夫斯基以庸俗经济学的方法解释资本和利润的形成，说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过是一种具有诡辩形式的乌托邦。为此，民粹派权威理论家尼·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上发表了题为《卡尔，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的法庭上》的文章，反驳了茹科夫斯基对马克思的指责。但米海洛夫斯基是站在民粹主义立场上来捍卫马克思的。他认为《资本论》最重要的意义是揭露了资本主义的野蛮性，并且证明西欧资产阶级制度对俄国来说是有害的。他否认俄国存在资本主义，力图“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说明马克思学说的主要原理不适用于俄国。他还认为，《资本论》表明作者具有“罕见的逻辑力量和渊博知识”，其理论是严谨、完整的，因而也是有吸引力的，但正因如此，对它不能完全“把门敞开”。民意党人列·季霍米罗夫也曾评论说，马克思的著作在研究资本主义国家时所具有的完整性和深刻性，在解释俄国的发展时就显得逊色多了；我们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我们革命进程的公式，他没有预言我们的未来，也没有为我们的行动提供纲领；在欧洲，马克思不仅是伟大的学者，也是政治领袖；但对于我们来说，他就缺乏后一个重要方面了。米海洛夫斯基和季霍米罗夫的这些观点反映了民粹派革命家对于马克思学说的一般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很清楚民粹派世界观的弱点和矛盾，但认为他们思想上的不成熟是与当时俄国社会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并且特别赞赏他们坚定的革命意志、忘我的牺牲精神、国际主义的倾向和发动俄国农民起来斗争的意愿，热情地向他们提供忠告和给予支持。在思想上和理论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尽力帮助俄国革命者寻求正确的世界观和斗争策略。他们对巴枯宁主义和涅恰耶夫主义的批判，对于纠正俄国革命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具有重要意义。1875年，在马克思的赞同和支持下，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这一组文章中同著名的民粹派思想家拉甫罗夫、特卡乔夫等进行论战，指出了民粹主义理论的错误之处。此后马克思本人也不止一次地向俄国革命者指出过他们观点上的失误，并就俄国知识界普遍关心的问题发表意见。
俄国民粹派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只要清除了专制制度这一障碍，俄国便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具有合作和平均主义性质的农村公社为这种不同于西欧的方式提供了可能。但马克思认为，俄国面临的革命将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对于俄国发展的道路问题，马克思持审慎的态度。在1877年末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他在批评米海洛夫斯基曲解他的学说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 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山他以这种表述避免作出直接的明确的结论，但他已注意到并建议民粹派思想家考虑俄国已出现的“成为资本主义民族”的趋势。不过，马克思没有把这封信寄出。它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才被发现的。
在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俄国出现革命形势的条件下，俄国革命者中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和村社在未来发展中的地位进行着探讨和争论。他们都希望听到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意见。1880年，莫罗佐夫曾以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请求马克思发表一篇关于俄国公社问题的著作。1881年2月，由于对沃龙佐夫不久前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一篇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没有基础的文章看法不一，查苏利奇代表流亡的革命者给马克思写信，请他就俄国经济发展的前景、特别是俄国土地公社的命运谈谈自己的看法。
查苏利奇在信中写道：“您不会不知道，您的《资本论》在俄国大受欢迎。……但是，看来有一件事您是不知道的，这就是您的《资本论》在我们关于俄国土地问题和我国农村公社问题的争论中所起的作用。您了解得比谁都清楚，在俄国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多么引人注目。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这您是知道的。我国的进步书刊，如《祖国纪事》在继续发挥他的思想。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对我们社会主义政党来说尤其如此。甚至我国革命的社会党人个人的命运也取决于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究竟如何。”查苏利奇的恳切陈词说明了马克思的学说对于俄国进步思想的巨大影响，也使马克思不能拒绝对这个问题给予答复。
马克思四易其稿，完成了给查苏利奇的简短复信。他在信中表示，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必然性的理论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关于俄国农村公社，马克思写道：“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马克思对俄国公社和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看法，同民粹派的观点是有着原则分歧的。马克思不同意把俄国农村公社理想化，他认为公社本身不能成为俄国社会主义革新的泉源，只有在俄国人民革命使公社摆脱压迫、并且得到西方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下，它才有可能成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
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为俄文版《共产党宣言》作序时，进一步阐述了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条件。他们在指出了俄国公社已经遭到很大破坏这一事实之后，对公社是否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形式的问题，作出了他们认为“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比以前更加明确地把俄国公社的命运同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如果考虑到这时俄国的革命形势已经过去，革命者的力量已经消耗殆尽，因此也更谈不上引起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等等事实，我们也许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表述看作是对民粹派世界观的间接批评，希望以此促使俄国的优秀分子重新审查自己的信念，转向科学的社会主义。
作为俄国革命家的顾问和朋友，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着他们的思想发展，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的斗争事业。马克思恩格斯不赞成民意党人的幻想，但认为他们提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要求和争取政治自由、公民自由的口号是逐渐抛弃无政府主义和政治冷淡主义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不同意把个人恐怖手段作为政治斗争的方式，但相信民意党人会把它看作是暂时的、迫不得已的手段。当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在1881年3月10日给亚历山大三世的信中提出以召开立宪会议为条件来换取停止恐怖活动时，马克思恩格斯给予这一行动以肯定的评价，并认为这封信的坚定、平静而又克制的口气说明在革命者队伍中已经有人具备了政治家的思维和气质。马克思对另一个民粹派组织“土地平分社”，曾作过十分严厉和尖刻的批评，他谈到土地平分派“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指出他们的主要错误是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幻想“俄国应当一个筋斗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为了尽量影响民粹派革命家的思想，马克思欣然同意为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在国外共同出版的《俄国社会革命丛书》撰稿，答应把自己的著作交给丛书出版，并为它专门作序。
80年代初，俄国革命青年中终于有人开始相信，只有马克思的学说才能引导俄国革命运动走上正确的道路。
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
19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俄国已明显地走上了西欧所经历过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在俄国土地上的迅猛发展，证明了民粹派的理论是没有前途的，同时也预示着西欧先进的无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俄国获得巩固的社会支持。斯拉夫派的代表人物阿克萨科夫曾说过，只有“陷人民于满目荒凉”境地的那种发展，才能迫使人民接受西欧的先进思想。现在，资本主义确实使俄国人民的很大一部分贫困化了，欧洲思想的影响也因此而超出了贵族阶级的范围和知识阶层的圈子，扩展到了更广泛的群众。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迅速形成和发展起来，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使他们很快失去了从农村带来的种种政治成见。民粹派在农村中的活动遭到了失败，但他们在工人中的宣传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尽管这种宣传还不可能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但它发展了先进工人的民主主义意识，把他们引上了解放斗争的轨道。工人们正是从这里知道了欧洲无产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知道了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知道了马克思。还在70年代中叶，彼得堡就出现了最初的革命工人组织、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和罢工斗争，它们成为俄国社会冲突的一个新的重要内容。俄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开始从空想转向科学。只有从这个时候起，先进的俄国知识分子才在总体上不再是“聪明的废物”和“多余的人”了，他们从西方接受的先进社会思想才有可能在俄国找到实践的机会。
民意党人处死亚历山大二世的爆炸声，标志着解放运动和社会思想中的平民知识分子时期的结束。民粹派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俄国现实生活之间的巨大矛盾迫使先进的革命青年抛弃错误和幻想，从民粹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1883 年9 月25 日，日内瓦罗讷河畔的一家咖啡馆里，一群俄国流亡者在聚会。土地平分社成员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德、捷依奇和伊格纳托夫决定彻底放弃民粹主义，改变同专制制度斗争的纲领，成立一个新的组织——劳动解放社。这几个俄国人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运动相结合的序幕。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开始形成。
普列汉诺夫(1856—1918)在彼得堡矿业学院读书时就开始广泛接触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著作。70 年代后期他写的一系列文章如《俄国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土地村社及其可能的前途》等虽是为民粹派的纲领和策略提供理论依据的，但也反映出作者非常熟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1880年流亡欧洲后，他加深了对西欧工人运动的了解，并着手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进行系统的研究。他的那些同志也都是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家，对西欧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有着丰富的知识。普列汉诺夫后来在回忆他和他的朋友们的思想转变时说：“没有和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很难想象出我们曾以怎样的热情去埋头钻研社会民主主义的文献，其中占首位的当然是伟大的德国理论家的著作。我们越是更多地了解社会民主主义文献，我们对自己原来观点中的弱点就看得越清楚，我们对自己的革命经验的看法就变得越正确……马克思的理论像一盏指路明灯，指引我们从巴枯宁影响下形成的错综复杂的思想矛盾中解脱出来。”
劳动解放社的首要活动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译成俄文，在俄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批判民粹主义理论，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研究和阐述俄国社会的重大问题。
劳动解放社把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战友的最重要著作视为在俄国传播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事业，继1882 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问世之后，80 一90 年代由劳动解放社翻译出版的有《雇佣劳动和资本》、《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哲学的贫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 日》、《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当时用的书名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其中有些俄译本出版时还附有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传略。马克思恩格斯曾专门为他们著作的部分俄译本写了序言。普列汉诺夫也为一些译本作序或作注，以使俄国读者更容易领会这些著作的思想。
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同志们认为，出版工人读物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手段，因此，劳动解放社一成立就着手准备出，版《现代社会主义丛书》，其宗旨是介绍马克思主义，阐明俄国当前迫切的社会政治任务。1884 年，又开始酝酿以介绍西欧各国工人运动为主的《工人丛书》。劳动解放社成员努力著述，尤其是普列汉诺夫，写出了一系列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奠定了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基础。
1883 年和1885 年，普列汉诺夫所写的《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作为《现代社会主义丛书》的两种先后出版。这两本小册子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了民粹主义，揭示了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同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根本区别。普列汉诺夫认为，俄国自农奴解放以来就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1861年改革意味着引进商品市场和工资劳动，俄国已经处于工场资本主义体系中，并且越来越资本主义化。随着俄国将进入工厂生产阶段，无产阶级将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为此，革命知识分子应尽可能迅速地组织工人政党，以便领导无产阶级首先推翻专制制度、实现民主和自由，然后建立起无产阶级的专政。他指出，俄国革命运动必须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把俄国革命者“从当时的政治和实践的矛盾”的迷宫中领出来的“引路之线”；马克思的历史观“包括人类的整个文化史，只有在它们一般地不能成立时才不能应用于俄国”。恩格斯在收到查苏利奇寄去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后，对劳动解放社的理论活动十分赞赏，他写道：“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的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
劳动解放社成立不久，普列汉诺夫在1883 年秋草拟了《社会民主主义‘劳动解放社’纲领》。在收到国内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修改意见后，于1885 年完成了纲领的定稿，即《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纲领草案》。其要点是：工业无产阶级是唯一能够独立地争取社会主义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把劳动群众从资本的压迫下彻底解放出来；实现这一目的的前提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把生产的一切手段和产品转变为社会所有；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组织革命的工人政党，等等。普列汉诺夫把这个纲领视为对科学社会主义观点的阐述，而且提出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战略和策略问题。尽管纲领草案还没有彻底摆脱民粹主义的影响，并在某些方面留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哥达纲领的痕迹，对拉萨尔主义作了妥协，但它对于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1894年，普列汉诺夫来到英国。他在伦敦经常与恩格斯会面，并向恩格斯表示：“我认为，我毕生的任务就是宣传您和马克思的思想。”而恩格斯也对普列汉诺夫的天才作了高度评价，说他“不亚于拉法格，甚至不亚于拉萨尔”。恩格斯曾对查苏利奇说：“我认为只有两个人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这两个人就是：梅林和普列汉诺夫。”在伦敦的几个月中，普列汉诺夫利用恩格斯的丰富藏书和不列颠博物馆的各种资料，写了一本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理论根源、批判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唯心主义观点的著作。这本书于1895年以别尔托夫的笔名在彼得堡出版，书名为《论一元历史观的发展》。
当时，自由主义民粹派指责马克思主义具有宿命论的毛病，说它判决一切国家，包括俄国，要永久忍受资本主义的痛苦，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是站不住脚的”。普列汉诺夫对此回答说：“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判决任何国家走任何道路，它不指出对于任何民族在任何特定时间的共同的和‘当然的’道路；任何特定社会的往后发展永远是决定于其内部的社会力量的互相关系。”他指出，马克思正是据此在70 年代对俄国的发展问题得出了有条件的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 年走上的道路，它将按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就不得不和其他民族一样服从资本主义的不可动摇的规律。马克思的俄国学生根据对俄国现代内部生活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俄国将继续沿这条道路前进。“没有根据可以使人希望俄国将迅速抛弃其在1861年后走上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
普列汉诺夫此书以当时大量的科学文献为基础，令人信服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并力图在哪怕是极有限的范围内发展其观点。作者渊博的知识和卓越的才华使这本书成为当时社会主义文献中最出色的著作之一，并使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以高度的科学水平而享誉国际。在俄国国内，这本书深受革命者欢迎，“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在稍后发表的《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和《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这两篇著作中，普列汉诺夫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某些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普列汉诺夫批判地分析了因素论，认为把某种因素作为唯一因素的社会学理论是抽象的空论。他提出了辩证的社会观，把社会看作一个包括各种因素的整体。“历史的‘因素’是一些通常的抽象的东西，等到拨开了它周围的云雾，事情便变得很明显，人们并没有创造出若干种彼此分割的历史——法律史、道德史、哲学史等，而是只创造了一种历史，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史；这些社会关系是由各该时期的生产力的状况决定的。”普列汉诺夫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在历史实践中的积极创造作用的观点，他既反对否定人的历史主体作用的抽象的经济决定论，也反对主张英雄人物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而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来解决这个问题：“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能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所以我们所说的那种偶然成分在这种事变进程中始终起着某些作用，但这种进程的趋势归根到底要由所谓普遍原因，即实际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依此种发展为转移的人们在生产的社会经济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有影响的人物由于自己头脑和性格上的特点，虽然也能改变各个事变的个别外貌以及各个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他们终究不能改变由别的力量决定的事变的一般方向。”
普列汉诺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学者，也是一个西方化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俄国传统文化持绝对的否定态度，不仅否定这种文化中的专制主义，而且否定其中的农民民主主义。他认为，村社是俄国发展的巨大障碍，农民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依靠农民和村社绝不可能在俄国建立起社会主义。他对俄国发展道路和革命进程的分析在某些方面与俄国自由主义的观点存在着一致。如果说自由主义希望俄国欧化，那么普列汉诺夫则希望俄国革命运动欧化。从本质上说，分别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文化最高成就的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是与俄国传统文化不相容的。正因为普列汉诺夫的观点中包含着与自由主义结盟以对抗俄罗斯专制主义乃至民粹主义的倾向，许多民粹派活动家，包括拉甫罗夫和季霍米罗夫，都强烈谴责普列汉诺夫，说他试图瓦解革命力量，已经滚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去了。
普列汉诺夫是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俄国人，也是20 世纪之前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袖。他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他自己也有一个逻辑的、系统的、冷静的头脑。然而过分强调理论的逻辑力量和长期脱离俄国生活使他忽视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并导致他在1903年之后倾向于孟什维克。但在上个世纪80 一90 年代，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理论活动创立了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流派。
大争论：自由主义民粹派与“合法马克思主义”
19 世纪70 年代以来俄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使得关于俄国发展道路和前途的问题重又引起子思想界的关注。继30 一40 年代的思想斗争之后，一场新的大争论在80 年代展开，并在90 年代达到了高潮。争论的中心问题是：俄国是否应该、是否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俄国的社会矛盾将如何发展和解决?当时已在俄国开始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对争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不仅表现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流派直接参加了论战，而且表现为代表农民小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主义民粹派竭力从马克思的学说中寻找有利于自己的论据，而一些在工业高涨年代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是“迷恋”上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合法马克思主义”思潮。
民意党人的活动失败之后，民粹主义陷于绝境。在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民粹派逐渐取代革命民粹派而成为民粹主义运动的主流。
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主要理论家包括瓦·巴·沃龙佐夫、尼·康·米海洛夫斯基、谢·尼·尤沙科夫、尼·弗·丹尼尔逊等。他们中有些人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密切联系，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作过贡献，但都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的学说。80—90 年代，他们经常大量地援引马克思的观点，但又竭力否定马克思学说对俄国的意义。沃龙佐夫甚至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沿着独特道路发展的俄国是对马克思的侮辱。
面对资本主义的现实，自由主义民粹派已不再否认其存在，但认为它在俄国是没有根基、没有前途的。沃龙佐夫断言，资本主义不可能在俄国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在自己最主要的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中，他认为，资本主义在西方是一个历史过程，而在俄国则是移植和模仿。俄国农民是国家经济中的主要生产力，它“不是按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法则”，而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来经营自己的经济的，它不需要资本主义的工业、银行和铁路。只要解决农民土地不足的问题，就不会形成破产的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生存不仅要依靠国内市场，而且还必须依靠国际市场；而在人为的保护下成长起来的俄国资本主义只有国内市场，因此不能发展为大规模的有效生产，只能保持一种剥削制度。沃龙佐夫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在俄国陷入了恶性循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导致人民贫困，而人民的贫困又危害这种工业形式的生存。俄国没有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企图在俄国培植资本主义的一切努力都将是枉费心机。沃龙佐夫的上述观点在自由主义民粹派中是有代表性的，尽管其中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特点的某些见解是有道理的，但它在总体上是错误的，基本上是西欧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西斯蒙第学说的变种，虽然也机械地引用了德国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的理论和马克思学说中的某些观点。
自由主义民粹派认为资本主义是行不通的，但对村社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和基础的说法也越来越怀疑，转而把希望寄托于巩固和发展“人民生产”即农民经济之上。他们说，由于改革后土地占有者出租土地，使人民经营的土地占了全国耕地的9／10；这种“人民生产”是与资本主义对立的经济潮流，它能使劳动阶级避免资本主义的灾祸，使他们获得健康、繁荣生活的种种福利；政府应改变“方针”，把支持和保护的对象从资本主义转到人民生产。
由此，自由主义民粹派放弃了革命民粹派以发动农民起义和进行密谋斗争以推翻现存制度的纲领，主张知识分子停止革命斗争而投入具体的文化工作，并与自由主义结成联盟，促使沙皇政府采取调整地租、改组农业银行等改良措施，以便“复兴人民经济”，改善农民状况。于是，“民粹派同自由派合为一体了”。
如果说革命民粹派看不到资本主义关系的存在，那么自由主义民粹派则是对这种存在作了不正确的解释，他们站在既反对农奴制残余，又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俄国农民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幻想永远保存小生产方式。列宁指出，自由主义民粹派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不过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认为从上面进行的改革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只图修补这个社会，而不懂得那些诸如低利贷款、技术改良、农民银行之类的办法只会加强和发展资产阶级。他们实际上站到自由主义的立场上去了，并在客观上支持了那些受传统束缚最厉害、摆脱农奴制残余最缓慢的资本主义进化方式。当然，自由主义民粹派中还存在着代表农民小生产者利益的民主主义倾向，他们热烈真诚地主张让农民取得尽可能大的份地，尽可能少缴纳赎金，要求让农民在文化、法律和其他方面都享有充分的独立性，希望避免资本主义造成的苦难。
90年代，俄国工业的高涨使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要求趋于强烈，而随着工业高涨而成长起来的一大批工程师、经济学家、律师、经理，以及财政、统计和技术人员等也使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有了新的基础和动力。同时，日益显示出巨大理论力量的马克思主义也影响了新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力图用马克思的学说来证明俄国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用西欧的实践和理论经验来说明俄国的问题。于是，形成了一股“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是尼·伊·季别尔(1844—1888)。早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在俄国公开出版并引起争论之时，季别尔就对马克思学说的来源和意义作了比较正确的理解，并反驳了茹科夫斯基和齐切林等人对马克思的批评。为了科学研究，他曾在伦敦结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他在出版于1885年的《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学说研究》一书中发表了许多深刻的见解，认为可以把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规律应用于俄国实际。这本书为在俄国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季别尔对马克思学说的本质是不理解的，这不仅表现在他把马克思的价值论解释为李嘉图理论的“改良”而看不到它们之间的阶级差别，而且也在于他不懂得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其关于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观点之间的内部联系。季别尔虽然承认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被另一个更加完善的制度来代替，但他错误地认为，这一更替可以通过合作组织的和平活动和资产阶级国家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措施等途径来实现。
90 年代，以彼·司徒卢威、米·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谢·布尔加科夫、尼·别尔嘉耶夫等人为著名代表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步普列汉诺夫之后尘，在有关俄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同自由主义民粹派展开论战。他们在《新言论》、《生活》、《开端》等合法刊物上不断发表文章，利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的某些观点论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前景，批判民粹主义理论，主张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1894 年出版的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评论》一书最早系统地表达了他们的意见，站在客观主义立场上分析和评价了俄国经济中的现实。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的《俄国工厂的过去和现在》出版于1898 年，此书是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起源和现状、驳斥民粹派关于俄国资本主义的“人为性”和“无生命力”观点的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理解和引用马克思学说的，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内容，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同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和一些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混为一谈，歪曲马克思的理论。例如，司徒卢威在他的著作中说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经济唯物主义的，而“价值学说，如同在《资本论》第1 卷和第3 卷中所叙述的那样，无疑地有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的《俄国工厂的过去和现在》，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写成的，但他很快就以马克思学说的全面批判者而闻名。布尔加科夫在其《资本主义与农业》一书中对马克思关于土地问题的学说进行了修正，认为造成农业落后和劳动群众贫困化的原因不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社会经济条件，而是自然规律、首先是“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作用。
“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曲解马克思的目的在于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具有“无限的潜力”和“强大的历史和文化力量”，是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罗·卢森堡评论说：“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无疑地对他们的论敌‘民粹派’取得了胜利，但他们的胜利超过了限度。在论战的热烈气氛中，这三个人——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和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把他们的论点说得过火了。本来的问题是：资本主义就一般而论以及资本主义特别在俄国是否有发展的可能；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在论证资本主义有发展的可能时，竟从理论上证明资本主义能够永世长存。”
“合法马克思主义”应该得到肯定的主要之点是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当时，“合法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民粹派的论战是俄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一件大事。由于他们的论战文章和著作具有纯理论性质，所以能够公开、合法地发表、出版和宣传，从而使这种“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俄国刊物、书籍和大学中盛行的话题。它不仅得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欣赏和迷恋，甚至也受到一些资本家的欢迎：莫斯科商业资产阶级的刊物《俄国先驱》就为自己的利益而援引了“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马克思的权威言论”。90年代，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曾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结成联盟，共同反对自由主义民粹派。1895年曾出版了一本《关于俄国经济发展的资料》，其中既有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有司徒卢威等人所写的文章。列宁曾说：“我们所以能非常迅速地战胜了民粹主义并且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是在庸俗化的形式下)广泛传播起来，也就是因为我们实行了这个联盟。”卢森堡在谈到90年代的大争论时也说：“这场有些地方相当精彩的斗智，十分有力地吸引住了90年代俄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并以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肯定的胜利而告终，它使马克思主义正式作为一种历史——经济理论而走进了俄国的科学领域。”
“合法马克思主义”是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力图使马克思的学说适应资产阶级需要的尝试。虽然他们在关于俄国资本主义问题上的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但其政治倾向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在用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驳倒自由主义民粹派后，这些欧化的俄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便立即开始了系统的“对马克思的批判”，从根本上否定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正式成为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左翼。“合法马克思主义”对俄国工人运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是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中出现的经济主义思潮的理论基础。经济主义认为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经济斗争，政治是资产阶级的事情。因此，当俄国工人阶级开始组织政治斗争时，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普罗柯波维奇、库斯科娃等人也像司徒卢威他们一样，转向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营垒。
列宁主义的诞生
从19世纪末开始，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垄断成为西方各大国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俄国在90 年代也出现了工业高涨，它的大工业生产在1893—1899 年间增长了一倍。虽然俄国在工业生产能力方面仍落后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发展速度和集中程度上都超过了它们。俄国的资本主义也开始具有帝国主义的特征。但是，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没有存在过一个充分自由竞争的时期，它现在的高度垄断也仍然保持着对沙皇政权的依赖，仍然受到封建主义层层密网的缠绕。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按照最现代化形式组织起来的大生产与大量的保留着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早期剥削方式的中小企业、作坊仍然并存，先进的城市文明与笼罩着宗法制度、半野蛮性和十足的野蛮性的广大农村形成鲜明对照。俄国社会在资本主义关系与封建残余的尖锐矛盾和冲突中艰难地前进。深刻的社会对抗使俄国处在人民革命的前夜，时代呼唤着新的革命理论。
列宁就是在俄国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形成自己的世界观的。如果说普列汉诺夫等第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经过痛苦的探索找到马克思主义的，那么90 年代为进步青年选择科学的世界观、接受马克思主义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俄国已不可逆转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的力量加强并开始了自己的斗争，国内已有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小组在积极活动。列宁先是研究了俄国进步思想家的著作，继而又开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对俄国和欧洲先进思想的深刻了解和对解放运动实践的分析总结，以及实际地参与革命活动，使他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到90 年代中期，年轻的列宁已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崭露头角。
当时，在国际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内部，修正乃至否定马克思主义革命原理的倾向加强了。伯恩施坦分子利用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现象，论证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在俄国，也相继出现了“特殊的修正主义的俄国变种”——自由主义民粹派、“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等思潮。工人运动究竟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还是走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道路，这个问题无论在西欧还是在俄国都同样迫切地有待解决。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着揭露修正主义、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列宁在同国内外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解决了俄国和世界革命运动中面临的一系列根本性的理论问题。
修正主义排除革命的方法，否定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必要性，认为通过和平的、议会的途径就能达到社会主义。90 年代中期，列宁在研究俄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时，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剧烈变化也予以密切的注意。他指出，资本主义正在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阶级对抗的扩大和加深，资本主义发展的“和平时期”将被革命风暴时期所代替。他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视为马克思主义体系的重心，认为否认这一点就意味着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归结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工人阶级但愿能和平地取得政权，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不能放弃使用革命手段。
当时盛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构成人民群众的大多数时，它才能取得革命领导权，因此，在民主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只能是资产阶级，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则还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列宁基于对俄国经济制度和阶级结构的分析，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思想。他认为：“无产阶级在历史运动中的力量远较它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例为大”，无产阶级是劳动人民唯一的、天然的代表，在俄国民主革命中，它将率领一切民主分子去推翻专制制度，并循着公开政治斗争的大道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列宁的这个观点是与普列汉诺夫的认识明显不同的。普列汉诺夫确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同西欧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命运是一样的，领导进步社会运动的只能是资产阶级。他们之间的差异在于，列宁是背向着自由派，而普列汉诺夫是面向着自由派的。列宁还得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农民的双重地位和双重作用的结论，“一方面，在贫苦农民空前贫困和破产的情况下，徭役经济的许多残余和农奴制的许多残余充分说明了农民革命运动的泉源之深，说明了农民群众革命性的根基之深。另一方面，无论在革命进程中，或在各种政党的性质中，在许多政治思想流派中，都显现出农民群众的阶级结构的内在矛盾，它的小资产阶级性，以及它内部的业主倾向与无产阶级倾向的对抗性。”②这个结论为无产阶级处理与农民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对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民主革命中，农民的革命性使无产阶级能够与之结成联盟；无产阶级政党要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纲领中空想和反动的方面，但支持其中一般民主的条款并实行这些条款。这些思想不但对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俄国具有重大意义，而且也丰富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各国党的机会主义倾向明显加强，他们把合法的议会斗争形式绝对化，背离了革命的传统。伯恩施坦声称，社会民主党应当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党”。列宁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俄国解放斗争及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经验，提出了关于建立战斗的、集中的、彻底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他注意到了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弱点，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社会革命的党、革命行动的党，这样一个党的主要任务就是“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和组织社会主义社会”。在阐述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时，列宁批判了民粹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以及经济派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通过自发的发展来实现的观点，在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前提已开始形成的条件下，在肯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因素第一位的原理时，着重论证了主观因素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和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19 世纪90 年代是列宁主义诞生的时期。列宁在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在研究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工人运动迫切问题时所形成的一系列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使它更紧密地同俄国实际结合起来，同时也使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
从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的出现到列宁主义的诞生，俄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渐形成。这是由俄罗斯的优秀文化传统与马克思的学说融合而成的俄罗斯文化中的新成分。18 世纪末以来，俄罗斯的先进分子不断探索自由和解放之路，尤其是在19 世纪40—90 年代这半个世纪中，处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压迫之下的俄国进步思想界，“曾如饥似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孜孜不倦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新发明’。俄国在半个世纪期间真正经历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以空前未有的革命的英勇气魄、难于置信的努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从事寻求、学习和实验，它经过失望，检查成败原因，参照欧洲经验，终于得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从拉吉舍夫和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到赫尔岑、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论，到革命民粹派的学说和牺牲精神，这些俄罗斯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有着深刻的内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