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立宪与专制
在世纪之交，俄国社会经济的新发展使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宗法制文化之间的矛盾越发尖锐，这首先表现为俄国自由主义的激进化。
1899年，一些自由主义的地方自治活动家组织了一个名叫“聚谈”的团体。这个组织起先完全是建立在私人关系基础上的，但不久就成为自由主义活动家聚会的形式。“聚谈”没有明确的纲领，参加这一组织的条件是忠于地方自治原则并以实际活动为这一原则服务，因此，其中既有激进的左翼自由主义者，也有希望从官僚化的扭曲中重建自由主义君主制的斯拉夫派自由主义者。“聚谈”通过编辑出版一系列有关农业、地方自治和外国宪法方面的著作，扩大了自由主义的影响。但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所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团体。
进入20世纪后，群众性的革命运动重新兴起。沙皇政府在加紧镇压措施的同时，在工业城市中大力推行“警察社会主义”，即由警察局的暗探组织和控制工人社团，宣扬经济主义，以引导工人运动脱离政治斗争而沿着于制度无害的方向发展。政府把自由主义视为比革命运动更为危险的力量，认为它将从内部瓦解专制制度，因而采取措施削弱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力，禁止它们议论政府的政策，取缔了叶卡特琳娜二世时期就已成立的自由经济学会，流放任何敢于提起宪法的自由主义者。
自由主义终于发出了“准备向官僚专制制度公开挑战的呼声”。1901 年6月，在非法举行的地方自治活动家代表会议上，有人高声叫道：“地方自治局的人们终于不得不讲话了，不然就永远不能讲了。”1902 年初，出现了一封由一些老地方自治人士写给各省地方自治活动家的公开信。这封信历数俄国、俄国人民及俄国自治制度的艰难处境，强烈谴责官僚政权的毫无理性和肆意横行，呼吁地方自治活动家采取坚决行动。这封公开信不仅是声讨专制主义的檄文，也是表达自由主义新纲领的宣言。信中指出：“我们的毫无作为和继续驯服……不仅等于是一种自杀行为。而且是对祖国的一种严重犯罪行为”，并声称：“我们是俄国的公民，况且又是‘上层’人物，我们必须保卫俄国人民的权利，对于力图镇压人民生活中的些微自由和主动精神的表现、力图把所有俄国人民变成驯服的奴隶的专制官僚必须给以应有的回击。我们是地方自治派，我们特别有责任保卫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利，使它不受官僚的任意欺侮和压迫，保卫地方自治机关进行独立活动、广泛满足各个人民阶层需要的权利。我们不能再像一个犯了过失的小学生那样缄默不言了。”公开信还就扩大地方自治机关的职权范围、实现公民平等权利、使出版享有更多自由以及修改税制和治安法律等问题提出了要求。它最后号召地方自治活动家做“勇敢而刚毅的人”，“团结一致地、公开地、断然地提出我们的正义要求”，迫使官僚政府让步。
沙皇政府的高压措施加快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化。1903 年11 月，多尔戈鲁科夫兄弟和沙霍夫斯科伊等人创建了“地方自治和立宪主义者同盟”，这个非法政治组织的目标是促使沙皇实行宪制。而“解放同盟”的诞生则把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冲突推向高潮。
解放同盟的形成过程是从创办《解放》杂志开始的。大概是在1901年，一个由彼特隆凯维奇、维尔纳茨基、沙霍夫斯科伊等人组成的莫斯科自由主义小组产生了到国外去办报纸或刊物的想法。1902 年上半年，他们派人带着“被必须争取立宪的思想所激励的人”捐赠的10 万卢布到斯图加特，请流亡在那里的司徒卢威创办《解放》杂志。
1902年7月1 日出版了第一期《解放》杂志。杂志马上成为一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地方自治运动左翼活动家的中心。1903 年秋天，《解放》杂志在瑞士召开了一次撰稿人和资助人会议，标志着解放同盟的形成。1904年1 月，同盟举行了正式成立大会。解放同盟是自由主义激进一翼的政治组织，但没有严密的机构。解放派深信，实行立宪制度是俄国唯一的出路，应该以全部力量向专制政权挑战并使它声誉扫地。《解放》杂志呼吁“立宪主义者不应放弃任何可能促使独立的机关与专制制度之间的冲突尖锐化和制造这种冲突的机会”，要把“所有力量、所有精力用在制造普遍的不满和抗议气氛上”。由于确认了争取立宪可以走任何道路的原则，解放同盟主张实行土地的普遍国有化，为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进行辩护；它对工人运动的兴起感到高兴，愿意暂时放弃以资产阶级法制国家的思想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对抗；它与除社会民主党以外的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对社会革命党的恐怖行动保持沉默乃至为之辩解。如此激进的纲领和策略在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作为自由主义的一翼，解放同盟已远离了19 世纪自由主义的传统，并在实际上不仅同民粹主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同社会民主主义结成了联盟。这种倾向在自由主义运动内部逐渐成为主流。
另一些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继续把和平改革的道路视为最健康、最可靠的争取立宪的道路。他们认为，地方自治机关就是未来立宪制度的基础，可以从这里演化出俄国人民的代表机构；这是一条很长的路，但在此过程中将培养出一批有经验的了解国家需要的治国人才，并最终代替原先政权的代表。以这种认识为基础，他们反对立即实行宪制。
在1904 年11 月的地方自治代表大会上，有关未来人民代表机构性质的问题引起了分歧。多数人要求的是具有立法权的议会，而少数人只希望有一个起法律咨询作用的机关。多数派的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把法的原则作为改造俄国国家制度的基础，认为政权与人民的关系应由确定的法律秩序来体现。而少数派则强调政权与人民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一致性，认为应该以此来作为改革国家制度的基础。他们举了英国的例子来证明这种观点，说英国君主政权受到的限制不是来自宪法的法律形式，而是来自君主政权对自己与人民代表机构在道义上一致的深刻理解；而俄国的居民也有着宗教性质的感情和愿望，它们比法更为有用，并将在国家形式和秩序方面得到反映，使国家不经剧烈动荡而发展。这种观点的实质是主张在保持和发扬俄罗斯精神的前提下缓慢地改变国家制度，明显地表现出斯拉夫派思想的痕迹。但多数派和少数派在另一个重要问题上是一致的，即国家制度的改革要通过和平的途径、依靠政权和社会的合作来实现。大会拟定的给政府的备忘录表示，在俄国实现政治自由之前，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不能解决，因为国家没有巩固的法律秩序；而如果政府不进行改革，社会代表不能广泛地参与立法活动，也就不会有这种秩序。
解放同盟的多数领导人对地方自治代表大会表现出的妥协倾向感到担忧。为了阻挠地方自治运动与政府的和解，解放同盟在1904年底组织开展了声势很大的“宴会运动”。在以各种名目举行的宴会上，解放同盟的活动家们不断发表内容激进、口气尖锐的演说，其主旨是要求实现民主自由、召开立宪会议。宴会运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为纪念亚历山大二世司法改革40 周年的午宴竟有数千名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参加。虽然出席者中不乏受美食诱惑或受好奇心驱使的人，但宴会运动本身仍显示了自由主义的力量，并加强了自由主义的激进倾向。
俄国在俄日战争中的失败加强了社会的反政府情绪，而在政府内部，“官方的自由主义”也再度抬头。内务大臣斯维亚托波尔克一米尔斯基为促成政权与社会的合作而指示起草了一道奏章，提出了实行自由主义改革的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主张吸收选举产生的社会代表参加立法活动，建立一个协商性的人民代表机关。根据这个奏章的精神，俄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将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其实质是向立宪制度迈出谨慎的一步。然而，尼古啦二世对吸收社会人士参加国务会议的建议持怀疑态度。12 月12 日颁布的诏令删去了这一关键内容，只是许诺要扩大地方自治机关的权力、使农民逐步取得与其他等级平等的权利、改善非俄罗斯民族和非东正教徒的地位、对工人实行国家保险等。专制制度以自己的顽固立场扩大了它与自由主义的冲突，政府现在面对的是更加不妥协的社会。
在轰轰烈烈的1905 年，自由主义中的激进倾向成为主流，它的进步性也达到顶点，并在事实上同民主主义结成了反对专制主义的联盟，还在1904年底，自由主义左翼的影响就已渗入工人运动内部。在工人集会上，时常有人宣读解放同盟猛烈抨击专制制度的文章。这种宣传虽然并不鼓动革命，但也使那些尚未接受过社会民主党人宣传的工人逐渐懂得，整个政权都是与劳动者对立的。1905年1 月9 日彼得堡工人的请愿活动，与解放派骨干人物的建议有关。加邦的请愿书的内容，也明显受到了解放同盟纲领的影响。在“流血的星期日”之后，解放同盟在1 月中旬发动它所掌握的各种知识分子组织，展开了“学术团体运动”。莫斯科农业协会率先通过决议抗议1月9日的屠杀，提出了以普遍、直接、平等和不记名的投票来选举立宪会议代表的要求。随后，彼得堡的工程师、教师、医师、会计师、艺术家等先后举行代表大会、成立协会，频频举行讨论会、报告会，议论时政，宣讲民主制度和革命运动的历史。如果说宴会运动的主题还只是立宪，那么现在人们谈论的已是共和国了。激进的自由主义已不再期待由沙皇恩赐一部宪法，而要求召开立宪会议了。
在革命的冲击和自由主义的压力下，专制制度已不能照旧维持下去。2 月18 日，沙皇签署了内务大臣布里根起草的谕旨，表示在不动摇现存基本法的条件下，允许居民选出的代表更广泛地参加立法活动。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注意到，这并不意味着专制君主制的改变。因此，他们继续坚持原有的立场。解放同盟把彼得堡的各个知识分子协会组织成“协会联合会”。5 月，又在14 个全俄知识分子职业协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全俄协会联合会”。解放同盟领导人确信，这样一个组织能吸引各左翼集团，而它的广泛代表性将使它能够发挥预备国会的作用。《解放》杂志直截了当地写道：“显然无能的政府应该向民族投降。如果政府不让步，民族将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并废除不愿自动下台的政府。”协会联合会宣称：“现政府的继续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包含着严重的威胁，现在，反对这一威胁的一切手段都是合法的……大家要用一切力量、一切手段争取立即打倒夺去了政权的匪帮，用立宪会议来代替它。”
5 月的地方自治代表大会曾决定用向沙皇请愿的办法争取立宪制、公民自由和改组政府。但到7 月时，新的一次地方自治代表大会决定直接“向人民呼吁”。彼特隆凯维奇慷慨激昂地说：“只有一条出路。在这以前我们一直希望从上面实行改革，而从现在起我们的唯一希望就是人民。我们必须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政府的无能和无力引起了革命。这是大家都必须承认的事实。我们的责任是尽一切努力来避免流血。我们中间许多人为祖国效力已经多年。我们现在必须勇敢地走向人民，而不是走向沙皇。”大会通过的告人民书虽然表示希望和平地改造俄国，但号召人民“以联合的力量来保卫自己的生活、财产和权利”。它宣称，争取人的天然权利的斗争即便在破坏法律形式的条件下也是正确的；普选权是真正人民代表机关的唯一基础。
这些言行表明，自由主义已在总体上背离了与专制主义结盟的传统，而同革命的民主主义更接近了。在1905 年夏，对大多数俄国自由主义者来说，革命远比旧制度更能接受。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1861年以来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之间积聚起来的矛盾的爆发，而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沙皇政权的不妥协立场为这种爆发准备了条件。
在一再拖延和抗拒之后，为使罗曼诺夫王朝免遭灭顶之灾，专制政权不得不作出让步。10 月17 日，沙皇发表宣言，确认了公民自由和立宪君主制的原则。俄国自由主义的目标实现了，但自由主义者很清楚，沙皇是在革命的压力下让步的，而他们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也已成为这个革命阵线的一翼。彼特隆凯维奇写道：“19 世纪60 年代开始的改革，到1905 年由沙皇并非自愿的决定和人民的坚决斗争完成了。但是……宪制的这种产生方式能保证它的巩固性吗？”另一位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马克拉科夫忧心忡忡地说：“在革命方面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纲领，在那里占首要位置的最低纲领是推翻君主制度，而不仅仅是专制制度；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起一个完全的人民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对于那些把欧洲自由主义视为过时现象的革命政党来说，在俄国能够建立起欧洲所没有的东西，即新的社会秩序。……无论在哪里都不像在我们这个不文明的国家里这样，鼓动宣传受到的抵制是如此之少。”
lo 月17 日之后，俄国自由主义反对派成立了自己的政党。由解放同盟演变而来的立宪民主党反映了自由主义中彻底欧化的倾向，而十月十七日联盟则较多地体现了俄国自由主义中的妥协传统。在12 月武装起义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杜马成为反对专制主义斗争的新舞台，自由主义在其中起了领导作用。但俄国自由主义由于其固有的弱点是不可能在没有群众运动的情况下战胜专制主义的，因此，当1906年夏天农民运动开始消退时，革命的结局也就注定了。但是，沙皇政权也不得不按照10 月17 日宣言进行改革。经修订后颁布的《国家杜马章程》和《国务会议章程》使原来由沙皇垄断的立法权由国家杜马、国务会议和沙皇三者分享；改组后的大臣会议成为俄国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新的俄罗斯国家根本法参考了德国、奥地利、日本和英国等君主立宪国家的宪法，体现了资产阶级法制原则，限制了皇权，比较明确地划分了立法权和行政权，确认了基本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权利。这些变动反映了陈旧的专制制度与年轻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均势：政府被迫以资本主义精神改革国家制度，而自由主义未能完全达到把政权交给代表机关的目标。
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俄国在西方化道路上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宗法制文化激烈对抗的形式。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在1905—1906年的汇合形成了对专制主义的强大冲击，使革命具有波澜壮阔的外貌，但这两种力量的根本差异使他们不能持久地结合在一起。自由主义是由俄国西方化过程所造就的新文化的代表，在本质上是一种与专制主义对立的力量，但它软弱、容易动摇并在原则上拒绝采用暴力。与俄国农民联系在—起的民主主义则基本上产生于俄国东方式的社会生活基础，它以激烈的方式争取摆脱经济枷锁，但在总体上局限于经济目标。农民运动虽然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平均分配等激进的经济要求，但与实行立宪制度、政治自由等政治要求几乎是无缘的。农民在反抗压迫的斗争中所捍卫的是陈旧的宗法制关系，因而实际上维护了现存国家制度的基础。而革命期间的工人运动也还未能摆脱经济主义的影响；唯一彻底革命的只有布尔什维克，但它当时甚至还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党。可见，第一次俄国革命之所以未能进行到底，主要原因是俄国的资本主义化还远未达到能够改造全部俄国生活的程度。
妥协：《路标》文集和斯托雷平改革
六三政变结束了第一次革命，开始了贵族与资产阶级结盟的时期。
革命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弥漫着悲观、失望以至反动的情绪，与专制主义妥协以推进改革的倾向再度成为自由主义的主流。1909 年出版了一本名为《路标》的文集，收入其中的7 篇文章的作者都曾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多数还曾是“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是彼·司徒卢威、亚·伊兹戈耶夫、尼·别尔嘉耶夫、谢·布尔加科夫、波·基斯嘉科夫斯基、谢·弗兰克和米·格尔申宗。文集的中心内容是从思想和哲学上总结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列宁认为，文集包括了3个主题：“(1)反对俄国(和国际)民主派整个世界观的思想基础；(2)同近年来的解放运动宣布决裂，并对它大肆诬蔑；(3)公开宣布自己对十月党人资产阶级、对旧政权、对整个旧俄国所抱的‘高级奴仆’感情(和相应的‘高级奴仆’政策)。”
《路标》激烈批评19 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倾向，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信奉唯物主义这种“最简单、最低级的空论”，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的社会学说。布尔加科夫写道：“我们知识分子在西方派时期对于西方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理解只是停留在表面上，因而把这些思想同最极端、最激进的文化哲学形式联系在一起。”格尔申宗更为尖刻地评论说：“就对生活的理解而言，别林斯基以来的我们的政论史完全是一场恶梦。”文集认为，是过分的书生气导致俄国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趋向于革命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结果，在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和虚无主义中迷失了方向，失去了同人民和国家的联系。在文集的作者们看来，激进的知识分子具有“爱民主义”、“拜民主义”的思想，他们在考虑自己对人民的义务时，没有用有关个人责任的观点去要求人民，相反总是以狂热的宣传去影响他们，把知识分子的政治激进主义移植到人民的社会激进本能中去，力图使自己获得众多的信徒而成为巨大的现实力量。这已经不仅是政治上、策略上的错误，而且也是道义上的错误。《路标》所谴责的激进知识分子首先是解放运动中的民主派，从这个意义上说，《路标》是自由主义再次同民主主义拉开距离的标志。
对于刚刚过去的革命，《路标》的作者表现出了强烈的憎恶。司徒卢威在题为《知识分子与革命》的文章中写道：“目前，反动的胜利已使许多人或是忘掉我们经历过的革命的错误，或是对此保持沉默。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忘却更危险的东西了，不可能有什么比这种沉默更肤浅的东西了。”他把革命视为一场灾难，“革命搞得不好……巧妙伪装起来的挑衅在制造革命方面起了作用。……工人群众(工人代表苏维埃)所发动的两次大罢工，一系列毫无理性和凶残的武装暴动，比这更坏的莫斯科起义，喧闹的第一届杜马选举，解散杜马后为进一步的武装起义所作的准备。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威吓政府并消灭它。而政府真的被吓住了，出现了战地军事法庭和无休止的死刑。然后，国家的惊吓成了通常的政治秩序……现在，需要多少年才能使国家走出这一停滞状态?”格尔申宗的一段话更明白地表达了他们对人民革命的恐惧：“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甚于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权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在1905年的革命高潮中，激进的自由主义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感染下，愿意站在革命一边去反对专制主义。当时，他们用“美好的”、“强大的”、“健康的”这类形容词来认识和理解革命，希望革命能带来自由主义的胜利，就像1789年的法国那样。但在看到了他们所不能掌握的人民力量之后，他们对这种革命的看法根本改变了，因为它有可能把他们连同专制主义一起扫掉。《路标》充分反映了俄国自由主义的这一转变。
对革命的否定必然导致回复到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上去，即与专制主义妥协。革命后，无限的专制制度不再存在，但专制主义仍是强大的政治文化力量。《路标》认为，10 月17 日宣言的发表就应该是革命在实质上和形式上的完成。这一观点就是十月党人的主张，其实质是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联手，使俄国在立宪改造的道路上缓慢地发展。革命后，以十月党人为代表的温和自由主义重新得势，似乎也说明了俄国自由主义的历史道路和历史地位是命中注定的，不同专制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妥协和结合，它就无法存在下去。在俄国这样一个具有强大的东方式社会生活基础和传统的国家里，自由主义的目标是不可能在把政权排除在外的情况下实现的。
《路标》文集是总结性的，又是忏悔性的。它的结论是，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走错了路，应该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司徒卢威概括说，俄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是它具有对于国家的非宗教的叛逆性，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精神上的肤浅和政治上的不实际，而产生这一特点的原因就是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因此，“知识分子必须重新审查自己的世界观，其中包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观的基础——对个人义务的社会主义否定。搬去这块石头，这个世界观的整座建筑就被破坏掉了”。只有这样，俄国知识分子才能实现“精神上的再生”。
《路标》系统地反映了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政治、哲学和宗教观点，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应。官方和右派刊物兴高采烈地表示欢迎；布尔什维克称它为“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立宪民主党人或对其中过于露骨处进行更正，或与之论战，或表示唾弃。但无论如何，它确实可以被认为是俄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路标。
如果说《路标》反映了自由主义转向与专制主义结盟这一变化，那么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的改革则意味着专制主义向时代精神的让步，表明俄国贵族的欧化达到了高潮，他们打算摆脱传统的束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斯托雷乎改革是继亚历山大二世改革之后政府自由主义的又一代表作，其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1902 年以来，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愈演愈烈，而1905年的革命更清楚地表明，不解决这个问题俄国就不会有安宁和发展。为了在保持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消除农民缺地现象，沙皇政府改变了土地政策。1906年11 月9 日的法令允许农民把村社份地确认为私产并退出村社，以期加快农村的分化。这个法令是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纲领，标志着贵族地主阶级被迫下决心与传统决裂，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实行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变革。斯托雷平认为，“不用暴力来摧毁陈腐不堪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形式，就不能为俄国的发展清除道路”。他抛弃了官僚地主对半封建的村社的迷恋，采取强力手段破坏村社，让掌握了金钱的人去购置地产，创造资本主义新农业的基础。还在1904年时，斯托雷平就曾在给尼古拉二世的报告中分析了俄国农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他说，村社制度对于农民的整个生活方式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这个制度在人民心目中已经根深蒂固。不能说人民喜爱这个制度，他们只是不理解其他制度，认为采用其他制度是不可能的。同时俄国农民很喜欢大家一律平等，使大家达到一个水平，但因为不能使群众都提高到最能干最聪明的人的水平，所以优秀人物势必屈从于最坏的和最懒惰的大多数人的见解和意愿。”“个人私有制是对村社制的一个自然的平衡力量。它也是秩序得以维护的保证，因为小私有者是国家赖以稳定秩序的细胞”。这番话实际上也就是斯托雷平改革的理论依据。
1905年之后，反村社情绪在贵族、官僚中迅速发展，著名的右派人物鲍勃凌斯基伯爵在第二届杜马谈到土地问题时说：“不过在100—150 年以前，西欧的农民差不多都像我国现在这样过着贫困的、受屈辱的、不文明的生活。那里也像我们俄国一样有过按人口分配土地的村社，这是封建制度典型的残余，”是什么奇迹把西欧农民变成了“富裕的、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有益的公民”?“这里只能有一个回答：创造这种奇迹的是农民的私有财产，这种财产在这里受到左派的深恶痛绝，然而我们右派将充分利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虔诚的信念来维护这种财产，因为我们知道，私有财产是俄罗斯的力量和未来。”他认为，这就是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它将使俄国农民再不会步拉辛、普加乔夫的后尘，“他们会走上一切文明民族已经走上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关于俄国人民可能有某种独特的经济道路的梦想早就该抛弃了。”
俄国贵族地主阶级已不再把村社这种中世纪的形式作为自己统治的基础，也不再对农民的“宗法心理”抱有浪漫主义的幻想和期望，转而准备同新资产阶级分子、特别是农村的新资产阶级分子结成同盟。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无疑是经济上进步的欧洲式的纲领”，“浸透着纯资产阶级的精神。……是同资本主义演进的道路相适应的，它促进和推动这种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使村社更快地瓦解，使农民资产阶级更快地形成。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但是，由贵族地主阶级自己选择的变革方式必然具有反人民的性质，这是一条以牺牲广大农民群众为代价，加强地主的权力和收入，为沙皇制度扩大社会基础的道路。
斯托雷平和贵族提出的以破坏村社、推行私有制为中心的土地纲领从根本上说是同俄国自由主义的目标一致的。温和的自由主义政党——十月党——支持政府的方案，反对左翼政党提出的把全部土地收归国有、强迫地主出让土地等主张，认为“农民需要的是土地所有权”而不是在土地国有化条件下给予农民土地使用权，指责土地国有化方案“无非是要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仍旧是农奴制度，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把地主换成高利贷者和官僚罢了”，因为国有化实际上是使国家成为私有者。立宪民主党因不愿放弃对农民的影响力而不像十月党那样明确赞同政府的纲领，但在本质上也主张“文明的、欧洲式的、然而又是地主式的资产阶级农业演进”。
与这条农业资本主义的地主道路直接对抗的是农民道路。在前三届杜马中，农民代表不分党派，都一致要求把地主土地交给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使地产的分配更加符合平均原则和劳动原则。在反对农奴制残余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但在这种进步的、革命的农民民主主义中，包含着落后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理论和纲领是农民土地斗争的真正的思想外衣”。农民代表要求把土地交给个人或自愿结合的协作社使用，表明了农民对传统村社的冷漠和对某种新制度的向往，但在否认私有权和实行平均原则的条件下，这仍然将是村社精神和方式的延续。民粹主义政党社会革命党的纲领直截了当地指出：“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和反对资本所有制的基础，要利用村社和一般劳动的观点、俄国农民生活的传统和习惯、特别是把土地作为全体劳动者公有财产的观点。鉴于此，党将坚持把全部私人占有土地社会化……并过渡到社会占有和在平均使用基础上交给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公社和地域性公社联盟支配。”党的领袖切尔诺夫解释说：“实行土地社会化意味着只要愿意就可以把整个农业的罗斯变成一个大的全俄土地公社。”这种主张的实质显然是维护宗法制度和自然经济，是与俄国进步的方向背道而驰的。
在经历了第一次革命后的俄国，资本主义文化与宗法文化的不同层面奇异地组合起来。斯托雷平改革意味着专制主义与自由主义结成经济学意义上进步的联盟，来对付革命的农民民主主义。但斯托雷平改革的政治目标是要建立沙皇政权的可靠社会支柱，以延缓专制主义危机的爆发；而在农民民主主义中，则潜藏着宗法势力对资本主义的反动。这种现象反映了俄国社会的深刻矛盾以及不同文化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斯托雷平的改革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宗法制的深刻社会变革，它以强制的手段推行一种新的文化。列宁甚至说：“斯托雷平和地主勇敢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最无情地摧毁了旧制度。”随着村社这种宗法共同体的瓦解，农民的分化加剧了，宗法自然经济受到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强烈冲击，俄国农业文化水平有了提高，越来越多地采用了集约经营方式、改进的轮作制、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农业产量、尤其是商品率也迅速增长。此外，村社的被破坏意味着俄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受到动摇和削弱，俄国农民生活条件和环境的变化使他们的精神世界也开始更新，旧的信仰逐渐丧失，新的观念开始形成，他们身上的宗法色彩日益淡薄了。
但斯托雷平的改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无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和村社份地占有制都未能彻底被消除。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革没有能够像预期的那样使沙皇制度免于危机。因为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是绝不可能成为专制主义的基础的，前者的发展必然导致后者的衰落。在经济上早已统治了俄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迅速地组织起来，资本主义精神开始对俄国生活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这预示着新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