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使俄国社会发生了比1861 年到世纪末那个时期更大的变化。

　　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俄国的都市化过程也加快了。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人口构成也出现了新的趋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壮大以及知识分子人数的扩大尤其显著。传统的等级制度遭到破坏，出现了阶级和等级相互交叉混合的现象，开始形成更重视人们的职业、财产和受教育程度而忽视其等级背景的观念，要求废除等级制度、实行平等自由和社会公正的呼声日益强烈。等级制度趋于瓦解意味着沙皇制度的统治基础已经松动。

　　俄国居民的文化素质也有所提高，尽管幅度不大。从1897 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居民中识字人数的比例从21％提高到约30％。在农村，能上初级学校的适龄儿童只有1／4；但在大城市，35 岁以下的男子中，约90％已具有胜任一般工作的文化水平，达到这种程度的青年女子是70％左右。社会办学十分盛行，尤其是专门技术教育方面。地方自治机关和一些资本家提供经费，开设了不少技术、商业和农艺学校，这类学校的学生人数从1903 年到1914 年增加了一倍。1900—1913 年间的高等教育也有了发展，其学生人数增加到12 万人左右。从事各种专门职业的知识分子在1897 年是87 万人，到1917 年已达170万人，其中非从政知识分子的增长更快。与其他欧洲国家比，俄国仍是文化最落后的国家，但与自己的过去比，已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文化素质的逐渐提高促进了观念尤其是政治思维的更新。例如，工会和工人俱乐部在工人中开展的文化活动为他们接受先进的理论和争取政治上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为社会思想的活跃提供了新的动力。

　　由于阶级逐渐成熟，各种政党也纷纷成立，成为影响俄国政治的新的重要因素。除了1905年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党之外，俄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早已建立，并制订了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最低纲领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高纲领；而布尔什维主义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新阶段的开始。作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社会革命党也由一些旧的民粹派组织联合而成，并提出了争取土地社会化和民主共和国的目标。

　　1909—1913年，俄国工业又出现了新的高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再度激化。资本主义经济已是沙皇制度不可或缺的物质支柱，但在第一次革命后形成的贵族与资产阶级的联盟中，资产阶级只是一个不平等的伙伴：经济利益要与贵族分享，政治权力却基本上仍是贵族独掌。1911 年，斯托雷平以强有力手段推行自由主义改革的政策陷入困境并终于失败：他已无法在右派和自由派之间保持平衡。斯托雷平政策的破产，一方面意味着沙皇制度在它“最后能走的这条道路上的破产”，另一方面也使“立宪民主主义和十月主义的立宪幻想再一次地更加彻底地破灭了”。

　　旧制度已经不能容纳新的生产力，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再次表现为尖锐的对抗形式，俄罗斯面临着新的选择。

　　在已经形成的局面下，沙皇政权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决定性作用。是顺应潮流、按资本主义精神改造国家，还是试图使历史停滞倒退，维护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的旧秩序?在俄国历史上，自上而下的改革曾一再预防或平息了革命，使社会在新旧两种文化的妥协中缓慢地发展。但以尼古拉二二世为最高代表的保守贵族竭力想把俄国拉回到1905 年以前的老路上去，不仅镇压民主力量，甚至不能容忍自由主义的温和改革要求，在言论、出版、社会组织乃至国家杜马等各个方面削弱或剥夺自由主义的合法斗争手段。这种极端愚蠢的反动政策把自由主义推向左边，从而加剧了专制主义的危机。在第四届杜马中，自由主义者声称，他们同政府的斗争已经不能“和平地结束”。

　　沙皇政权又一次试图以对外战争来避免危机的爆发，但战争只是更加暴露了它的腐败，并如同催化剂一样，加快了社会矛盾的发展，促使人民选择革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俄罗斯面前出现了转机，但它的前途仍然未卜，因为民主革命的一系列任务尚未解决。在1917 年俄国生活的舞台上，人民群众是真正的主角。摆脱了专制主义束缚、抛弃了旧的信仰、意识到了自己力量的俄国人民显示出了他们的天性：在忍耐到头后，他们不再服从任何权威，除非谁能够满足他们的希望和要求。俄国向何处去，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谁能满足人民对和平和土地的迫切要求，谁就将影响俄罗斯的未来。二月革命后，出现过一个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联合的时期。自1916年危机表面化以来，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强硬立场为它赢得了声誉，其纲领也是适合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和要求的。随着革命的展开，群众对自由派的信任和期待也在增长。影响着人民群众大多数的两个民主派政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实行了与自由主义政党妥协、合作的政策。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占支配地位的孟什维克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当前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开辟道路，资产阶级应该领导革命并掌握政权；社会主义政党只能通过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的方式来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经济政治要求，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普列汉诺夫在二月革命后写的一篇文章典型地反映了孟什维克的革命观。文章引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一段著名的话，强调在生产方式还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不是阻碍其发展之前，它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普列汉诺夫认为，还没有根据断言俄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因此，号召工农推翻资本主义是荒谬的。“我们和民意党人(众所周知，他们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之间最重要的意见分歧是：他们认为即将到来的俄国革命应该把政治的因素(即推翻沙皇制度)同社会因素(确切些说是社会主义因素)结合起来；和他们相反，我们证明了，俄国经济的落后使得这种结合成为不可能。按照我们的观点，争取政治自由应该是，而且只能是为在多少遥远的未来实现的社会主义革命作准备的必要条件之一。”他说，如果无产阶级试图立即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政治自由的幼小而娇嫩的树将会被它连根拔除掉。”

　　孟什维克基本上是由俄国社会民主运动中较有文化的成员组成的，他们的理论十分严谨并具有很强的逻辑力量，带着比较纯正的西方味道。他们信奉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努力把西方文化中的自由、民主等观念引入俄国工人运动。但是，他们忽视了俄国与西方条件的不同。因此，尽管他们自认为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列宁认为他们在民主革命中代表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但在二月之后，无论是自由派政党还是民主派政党都未能根据人民的意愿解决民主革命的迫切任务。掌握了政权的自由派坚持战争政策，拖延土地问题的解决，实际上背离了民主革命的路线，使自己很快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不得不依靠同民主派的联盟来维持。而民主派由于认为一切都应服从于护国而在所有迫切问题上无所作为，事实上放弃了传统的民主主义纲领，因而削弱了自己对群众的影响力。

　　在1917年，只有布尔什维克是真正把握了人民脉搏的政治力量。二月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布尔什维克党内也曾出现过与孟什维克相似的看法，认为对于落后的俄国来说，资本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这次革命的根本任务是实现民主共和制，布尔什维克党应该促进民主革命的发展。但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列宁不愿选择“平稳的航行”或充当“安全的反对派”，而宁愿“首先让无情的斗争来解决选择道路的问题”。列宁的回国，他的四月提纲，他为使党接受这个纲领而进行的斗争，最终把布尔什维克党引上了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在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里，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在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合。布尔什维克旗帜鲜明地抓住了俄国人民最关心的战争问题和土地问题，提出了立即实现和平和土地国有化的主张。这两个口号击中了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最弱之点。只有布尔什维克表达了土兵——穿军装的农民——要求停止战争的愿望。只有布尔什维克反映了劳动农民要求得到土地的愿望。在临时政府镇压夺地农民时，布尔什维克支持农民“连一个月、一个星期、一天也不耽误地立刻得到地主的土地”。为了争取农民，布尔什维克还公开接受了“土地平均使用”这一小资产阶级的口号。到9 月时，农民和士兵的大多数已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布尔什维克身上。

　　布尔什维主义与真正的俄国农民民主主义的结合，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农民战争”的结合，形成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力量，使俄国最终脱离了资本主义的轨道而走上了社会主义之路。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俄国的文化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