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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共产党人


  孙中山建立南方革命政府,对北洋军阀政权统治是一个沉重打击。北洋政府利用桂系军阀,充当其急先锋,于5月20日下讨伐南方令,命令陆荣廷为两广边防督办,出兵攻粤。陆荣廷公开宣布取消独立,保荐陈炳焜为广西护军使,设署梧州,以“先入粤者任粤督”为诱饵,鼓动桂军向粤桂边境进袭。同时催请北洋政府3路出兵,支援桂军。
  6月13日,陆荣廷正式下令攻粤,以陈炳焜出梧州,进窥郁南、罗定;以沈鸿英由怀集袭粤北;由申葆藩攻高、廉。同时派杨永泰在高雷、钦廉一带,策动粤军改编的桂军残部起事,以配合桂军的进攻。
  孙中山来广州后,曾下令通缉岑春煊、陆荣廷、莫荣新、杨永泰、李根源及桂系将领多人,并拟乘胜进攻广西,消灭桂系的残余势力,以免留后患。陈炯明顾虑自己出兵广西,广东将归他人所有,因而得不偿失,不愿进攻广西。孙中山曾经打算身加“大元帅”头衔,自己带兵打广西。但陈炯明又顾虑到孙带走一部分粤军,而军费军火仍须由广东负担,对他有害无利,加以阻挠。孙忿怒之下,几次想要削减陈的权力,或解除其省长兼职,使之不能继续掌握财权(财政厅由省长管辖),或者解除其陆军总长兼职,而以唐继尧继任。但是汪精卫之流又从旁劝阻,孙才放弃自己的主张。
  现在在桂军的猖狂攻势面前,陈炯明才不得不进行反击。
  孙中山和他讨论讨伐桂系问题,才暂趋一致。
  粤军以陈炯明为总指挥,兵分3路,迎战桂军。
  中路由叶举指挥,下辖警备游击第一路杨坤如部18营,陆军第3师魏邦平部6营,陆军第二独立旅熊略部6营,江防司令魏邦平部舰艇30余艘,水兵1000余人,由肇庆进击梧州。
  左路由翁式亮指挥,下辖陆军第一独立旅翁式亮部8营,警备游击第一路丘耀西部4营,警备游击第六路余六吉部3营,警备游击第七路罗绍雄4营,陆军独立团黎生部3营,由高州南路出发。
  右路由许崇清指挥,下辖许济、谢文炳部16营,陆军第1师邓铿部10营为总预备队,集中四会、广宁进攻贺县、平乐、桂林。
  在粤军的进攻面前,桂军节节溃退。23日,三路部队齐临梧州,25日粤军占领梧州城外的金鸡炮台。在兵临城下之际,桂军心惊胆颤,陈炳焜部的刘霸寰却通款粤军,率部反正。刘震寰一面亲率一旅,由双木袭取梧州,一面用电话伪报军情,假称粤军多路袭围梧州,使桂军韦荣昌四面迎敌。刘震寰乘机率部队攻入梧州。桂军阵脚大乱,全军尽散,陈炳焜仓皇逃往浔州。粤军占领梧州后,陈炯明将总司令部移至梧州。
  陆荣廷悟急令沈鸿英部进攻英德、三水;黄业兴部由高州北进,既威胁广州,且断梧州粤军后路。但沈鸿英见形势对自己不利,便不战而退,自任“救桂总司令”,宣布广西自治,与陆荣廷脱离关系。黄业兴部在高州抵御不了粤军,退向郁林。
  粤军由梧州出击,6月28日围攻浔州。驻守浔州的刘达庆见桂军元气大伤,军心涣散,陆荣廷又派其子陆裕光赴浔实行监视,引起刘达庆反感,刘遂宣布独立,与陆荣廷脱离关系。粤军占领浔州后,迅即拿下贵县,向南宁追击。此时桂军将领贲克昭、秦步衢、韦荣昌、韩采凤、黄培桂等纷纷倒戈。
  翁式亮左路军一下郁林,再下永淳。旋会合中路军,向南宁挺进。
  陆荣廷迫于形势,不得不通电解职,8月4日,陆荣廷、谭浩明等由南宁逃往龙州。次日,韦荣昌等迎接粤军和平开进南宁。
  许崇清右路军先后攻克怀集、贺县、平乐,锋芒直指桂北重镇桂林。已宣布“反正”的沈鸿英又勾结桂林守将秦步衢,企图借桂林以抵抗。
  与此同时,唐继尧部胡若愚、李友勋两旅由迤南开进广西,贵州卢焘的黔军谷正伦、胡瑛两旅沿盆江南下,李烈钧所属朱培德、杨益两旅由湘西开到,都集中在桂西北一带。为了指挥,唐继尧、卢焘把他们的军队拨给李烈钧指挥,因此李号称“滇黔赣讨陆联军总司令”向桂林、柳州方面进军。
  联军和许崇清部相互配合,向桂林展开猛烈攻势,8月13日,桂军被逐出桂林,逃往全州,并向湘东逃窜。柳州桂军表示愿意停止战斗,接受改编,随后即向南宁退走。
  孙中山任命陈炯明全权办理广西军事善后事宜。8月8日,陈炯明到达南宁,成立了广西全省善后处,以降将韦荣昌、黄培桂为军事善后督、会办,同时组织以马君武为省长的省政府。
  陆荣廷还在龙州收集残兵败将,幻想北方直系派兵由湖南南下援助他们。北洋政府当权人物靳云鹏等无法出兵援助,只能接济一批军火。但这批军火由小山丸装载出口,不料还没有开出上海港,就被卢永祥、何丰林等皖系扣留。这是皖系同国民党合作的又一次具体行动。陆荣廷、谭浩明等在粤军的攻势下,于10月1日向越南河内逃走。
  粤桂战争结束后,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又准备派他兼任广西总司令。陈炯明认为这是调虎离山计,拒不接受。
  陈炯明在李烈钧、唐继尧、卢焘等赣、滇、黔联军的配合下,在孙中山的督促下,率领粤军顺利地占领了广西。但是,陈炯明采取了报复主义手法,给无辜的广西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陆荣廷是武鸣人,陈炯明率粤军一入武鸣,照例先把东西抢得干干净净,然后纵火大焚,把城厢内外数千家,烧成一片焦土。居民多半是被火烧死,有从火中逃出的,亦即予枪毙,虽90老翁,也不能幸免。他杀小孩的办法,尤为新奇特异,不用枪打,不用刀割,只把棍子削尖,由肛门插进去然后排列地上,好像学生站队一样。被刑的幼孩,有的即死,也有号哭数小时,犹死不了。
  粤军贩毒包赌,滋事扰民,更使老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这些已经暴露了陈炯明正在蜕化为军阀的面孔。
  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党组织之后,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也先后建立了党组织。
  长沙党组织的负责人是毛泽东。毛泽东字润之,湖南湘潭韶山冲人,父亲是位普通农民。
  毛泽东从9岁起在偏僻的山村读私塾,13岁时便辍学务农,一直到17岁,他终于说服了父亲让他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他给父亲写了一首诗,夹在父亲每日必看的帐簿里: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他在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不到一年,便转往长沙,先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了半年书,辛亥革命爆发,他决心参加革命,当了兵。半年后,毛泽东从新军退出,到湖南省一中读书。半年后,他觉得自学更能增加知识,便退学,在定王台下的湖南省图书馆自学。半年后由于父亲的干涉,他进入第四师范学校读书。第四师范学校不久并入第一师范,一直在第一师范学习到毕业。
  1918年上学期,是毛泽东在一师的最后一个学期,他已是25岁的青年,有着浓厚的爱国热情,为了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共同活动,他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有同学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等21人参加。
  早在1915年,毛泽东就开始寻找志同道合者。他在这年暑假过后,以“二十八画生”署名向长沙各学校散发《征友启事》,应者虽寥寥无几,但其中的罗章龙和李立三后来都成为共产党的领袖人物。
  新民学会会员从学校毕业了,出路何在,毛泽东立志向外发展。1918年8月,毛泽东去北京,送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他通过不久前调往北京大学任教的原湖南一师老师杨济昌的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在李大钊领导下工作。因而同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相识,并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1919年3月,他偕同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离开北京,前往上海。赴法勤工俭学学员从上海坐轮船去法国后,毛泽东返回长沙。他一面在长沙修业小学当教员,一面创办《湘江评论》,并担任主编。
  1919年12月,毛泽东为驱逐军阀张敬尧率领驱张代表团来到北京,他奔走呼号,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和绅士,掀起驱张运动。并在1920年1月28日,在京组织示威游行,到总理府请愿。他当着靳云鹏的面,慷慨陈述张敬尧祸湘的数十罪状。他在北京期间,同李大钊有着密切的联系。
  5月5日,毛泽东由北京到达上海,并在上海活动了将近3个月,这时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李达等正着手筹建共产党,毛泽东同陈独秀等多次会晤,除了讨论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外,还讨论了在湖南建立党组织的计划。
  毛泽东回长沙后,立即办起“文化书社”,代售《新青年》和其他宣传社会主义的报刊杂志和马克思主义著作,并成立“俄罗斯研究会”,研究十月革命。
  1919年至1920年,新民学会会员先后赴法勤工俭学的有蔡和森、肖子升、李维汉、蔡畅、向警予等18人。蔡和森到法国后大量阅读法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心胸豁然开朗。
  1920年8月中旬,毛泽东刚刚从上海回到长沙便接到蔡和森的来信,蔡在信中明确提出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意见,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此时,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刚刚诞生。
  毛泽东收到蔡和森的信立即拿给比他大17岁的一师同学何叔衡看。
  何叔衡是湖南宁乡人,他虽出生在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但父母仍挤出一点钱来供他上学。何叔衡学习十分努力,在26岁那年考中秀才。他不设法去衙门做事,而是在家乡当私塾教师。37岁那年,他居然去报考湖南第四师范,因此是毛泽东年长的同学。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何叔衡与毛泽东相知日深。何叔衡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之后,在长沙楚怡学校任教。
  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相互影响,同时接受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和何叔衡看到蔡和森的信后,赞成建立共产党组织,他们召集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员会议,讨论用社会主义改造祖国问题,赞成者12人,不赞成者6人。
  陈独秀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立之后致函毛泽东,建议在湖南成立共产党小组。于是,毛泽东和何叔衡便在长沙建立了共产党小组,起初只有6人,后来发展到10人。党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陈子博、易礼容、夏曦、陈昌等。
  陈独秀在1920年秋让共产党员刘伯垂回湖北,找董必武、张国恩联系,在那里建立共产党组织。
  刘伯垂是湖北鄂城县人,在清末年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科。他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是同盟会老会员,曾在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担任高等审判厅厅长。陈独秀在日本与他结识,友情颇笃。刘伯垂从广州回湖北途经上海时,被陈独秀发展为共产党员。
  刘伯垂带着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文件回到武汉,约董必武、张国恩在武汉关附近的一家小茶馆见面,转达陈独秀的意见。
  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畲,号璧伍,湖北黄安县人。他17岁那年考中秀才,28岁东渡日本,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在那里加入同盟会,见到孙中山。
  董必武从日本回国后,即开始革命活动,1918年3月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的秘书。次年春天,蔡济民突遭靖国军唐克明部枪杀。董必武逃往上海,向孙中山报告事件经过。
  此时,湖北省善后公会在上海成立,在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路南租了一处房子作会址,并邀请董必武、张国恩主持会务。董必武、张国恩便在这所房子内住下。
  张国恩(又名张眉宣)是董必武的同乡好友,和董必武一起赴日留学,一起加入同盟会,一起从鄂西来到上海,在上海,他们遇见了詹大悲,詹大悲住在他们斜对面,詹与他们早就相熟了。
  经詹大悲介绍,董必武结识了同在渔阳里居住的李汉俊。他们一见如故,谈马克思主义,谈列宁,谈十月革命,谈社会主义。董必武从此也读起马克思主义著作来,并转向社会主义。
  1919年秋,董必武和张国恩回到武汉,准备办报,因资金困难未成。董必武遂利用湖北教育会的旧址,办起了武汉中学。武汉中学成了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人才的地方。
  张国恩回武汉后,担任了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学监,他以前曾在该校当过教师。张有律师资格,又在武昌抚院街开了律师事务所。
  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都曾在日本留学,均为同盟会会员。他们在茶馆相会后,便着手建立党组织。
  董必武、张国恩在当年夏天曾接到李汉俊来信,希望武汉建立共产党小组。两人建立小组,人数太少,董必武便介绍了陈潭秋,张国恩介绍了包惠僧。
  陈潭秋曾积极支持董必武创办武汉中学,并被董聘为英语教师,担任第一届乙班班主任,是董必武的密友。
  陈潭秋是湖北黄冈县人,祖父是清朝举人,16岁考入湖北第一中学,毕业后又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19年毕业后,他通过同班同学倪则夭的介绍,认识了董必武,倪是董的同乡。
  包惠僧也是湖北黄冈县人,湖北第一师范毕业生,是张国恩的学生。他在1917年从湖北第一师范毕业之后,在武昌教了半年书,便失业了,于是他改行担任了《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的外勤记者,四处活动,到过上海、广州、北京。陈独秀在1920年到武汉讲学,包惠僧作为记者向陈独秀进行采访,作过一些交谈,因而相识。
  刘伯垂在武昌抚院街张国恩律师事务所主持召开第一次会议,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等人参加。他们首先传阅了刘伯垂从上海带来的党纲草案。接着刘伯垂介绍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研究了武汉建立党组织后的活动计划,最后,刘伯垂提议推选包惠僧担任武汉共产党支部书记,众人表示同意。会议决定了张国恩负责管理财务,陈潭秋负责组织。
  刘伯垂有律师资格,他为了掩护党的秘密活动,索性在“老虎口”下——湖北警察厅背后的武昌多公祠5号,设立党的机关,挂起了“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
  武汉共产党支部成立不久,便发展了湖北一师学生赵子健、失业工人赵子俊、进步教员刘子通和黄负生等人入党。
  张国恩由于忙碌于律师工作,且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兴趣,在党组织成立3个月后退出。
  1921年春,包惠僧带着几名青年团员离开武汉去上海,准备去苏俄留学,后因海路中断,加之经费困难,未能成行。包惠僧就留在上海,参与上海党组织的工作,他在离开武汉时,党的工作由陈潭秋负责。陈潭秋、董必武等在武汉教职员和学生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积极从事工人运动,并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在武汉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还有恽代英,他从五四运动直到武汉党支部成立,一直是武汉地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领袖。他发起组织了“互助社”等进步社团,创办进步刊物,1920年初又在武昌横街创办了著名的利群书社,该社致力于介绍新文化,推销进步书报杂志,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利群书社的工作人员实行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对中华大学学生有很大影响。
  恽代英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不少文章。1920年下半年,陈独秀、李汉俊、袁振英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马耶夫都曾先后到过利群书社,想同恽代英以及利群书社成员林育南、项英(项德隆)、李书渠、李求实、卢斌、施洋等,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使他们早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武汉党支部的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包惠僧等,也曾同恽代英交换过意见。1921年夏,利群书社召开大会,拥护无产阶级专政,拥护布尔什维克式的党,组织共存社。1921年冬至1922年春,恽代英、林育南、卢斌、项英、李求实等大多数共存社成员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
  山东济南最早传播新文化的是山东省议员、中华革命党人王乐平,他在五四运动中,是山东比较活跃的人物,曾代表山东省议会前往上海,吁请各界支援山东人民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1919年冬,王乐平开办齐鲁书社,公开推销全国各地出版的进步书刊,包括《新青年》、《每周评论》、《资本论入门》、《唯物辩证法》、《俄国革命史》等,在山东传播马克思主义。
  王乐平是山东政界和文化界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与陈独秀相识,彼此保持密切的联系,陈独秀在上海建立共产党发起组后,致函王乐平,约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
  王乐平虽然赞成社会主义,但却不愿加入共产党,他把在山东建立共产党的任务让给他的远亲、同乡王尽美。
  王尽美是山东莒县北杏村的一位佃家的儿子,12岁才进私塾读书,20岁来到山东第一师范读书。刚刚来到济南不久,便遇到了五四运动,他代表山东学生会去北京,认识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负责对外联系的罗章龙,参加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成为该会的通讯员。这使王尽美的思想发了变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1920年9月,王尽美在济南教育会成立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者最初10人,后来发展到50余人。山东省一中学生邓恩铭、育英中学的国文教师王翔千都是积极分子。
  邓恩铭是贵州荔波县水族集居村寨水浦村人,是水族人,祖父和父亲都是医生。他6岁进私塾,10岁入荔泉书院,16岁离开贵州来到济南。他从西南来到山东,依仗叔父的帮助。他的叔父是清朝进士,在山东做县令,写信要他来济南读书。
  这样,邓恩铭于1917年10月来到济南,进一中学习。五四运动中,邓恩铭被推选为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与一师学生领袖王尽美结识。
  王翔千比王尽美大10岁,是山东诸城人,是王尽美的远亲,因而相识。
  王尽美、邓恩铭等又组织了励新学会。这是一个学术团体,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为宗旨,主要活动是发行报刊杂志,举办学术讲坛活动,并以《励新》半月刊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会员发展到60余人。
  王尽美、邓恩铭时常去北京,向李大钊请教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建立共产主义的组织。
  1920年冬,李大钊派人来济南帮助王尽美、邓恩铭建立共产党组织。次年初,济南共产党小组秘密成立,王尽美、邓恩铭吸收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励新学会的进步分子参加。最初的党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象午、王复元、王用章、贾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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