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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最后一跳”


  正当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浴血奋战;蒋介石却接受国民党河北保安司令张荫梧“曲线救国”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他对其心腹们说:
  “对日本这场战争,我本是不主张打的,后来没有办法,非打不可,也只得打了,看看现在成何局面!战争初起时,我在庐山曾对一些高层领导说过,希望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2A5,可是目前共产党越来越多了,力量越来越大了!日本也发现了这个危机,因此已把重心指向共产党,我们也早该把重心指向共产党了!千万不能够让共产党再进一步获得人心,千万不能够让汪精卫利用这个局势获得日方信任,我们要在剿共方面同日本方面有所配合,让日方对我们有信心!万一有人说闲话,你们不要管,这是‘曲线救国’,你们要按照我的口号去做,‘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
  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是在蒋介石授意下,由汉奸陶希圣代笔写的。这本小册子只不过是希特勒《我的奋斗》在中国的翻版而已。它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歌颂中国封建主义。书中写道:
  至于所谓的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这些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
  ……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如果中国国民党没有了或者失败了,那中国的国家亦就无所寄托,……。
  蒋介石在极力夸大国民党在中国革命的地位和作用之后,便开始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诬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新式割据”、“新式军阀”,是“革命的障碍”。尔后蒋介石趾高气扬地宣称“二年内决定命运”,想在两年内,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
  《中国之命运》的出版,受到日本和汪精卫的特别关注。不久,戴笠就收到上海的秘密电台报告说,最近将有一个“神秘人物”,前来重庆。蒋介石左盼右盼,终于把汉奸吴开先盼来了。蒋介石即派朱家骅、潘公展、洪兰友、杜月笙等百余人赴机场欢迎,又有军警周密保护。
  汪伪政府要员吴开先来到重庆的第3天晚上,蒋介石即单独同他谈话,蒋说:“本来,我老早要请你来,无奈外面流言太多,不得不这样做,不得不这样做。”
  吴开先一躬到地,答道:“委员长的处境,南京、北平、上海各地友人都很清楚。自汪先生以下,都委托开先致敬请安。动身之前,日本军部小林少将说:日本同重庆迟早会化敌为友,共同反苏反共。今日之下,准许汪先生的政权独立,完全是希望蒋委员长回来的准备,即华北也可以恢复战前政委会的组织形式。”
  蒋介石道:“这个,慢慢谈罢。”
  吴开先又道:“日本方面要开先向委座劝驾,双方合作,共建亚洲和平,他们这样说:如果中日和平了,日军便可以从广州、武汉撤退,方便我们从武汉、广州派兵北上剿共;不过南京与沿海一带暂归日军掌握,待共产党全部肃清后归还;华北定名为剿共区;至于汪先生的去留问题,倒容易解决。”
  蒋介石道:“这几个条件,我当然可以考虑的,双方都为和谈再创造些条件。”
  蒋介石感到“蒋日合作剿共”而让日方出面,问题更好办了。于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何行健,得到蒋介石默许后,在苏南率5万人向日军投降。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苏北游击总队第二支队司令张良才、晋绥军副师长蔡雄飞等,在蒋介石“可略走曲线”的指使下先后投敌。庞炳勋于1943年5月在豫北投敌后,即被敌伪委任为晋冀鲁豫“剿匪”总司令。山东国民党李仙洲部队联合日军夹击八路军,公开宣称“奉中央命令来打八路军”。
  到1943年8月,先后有20个国民党中央委员、58名旅长、参谋长以上的高级将领和50万军队投敌,出现了“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国民党50万余军队投敌,占80万伪军的60%。这些“曲线救国”的军队,成为日军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的反动力量。后来日军无条件投降时,这些“曲线救国”的汉奸们,又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中央军”,同共产党的军队争收失地,抢夺胜利果实。
  蒋介石的“曲线救国”并不限于军事方面,在情报和特务工作上也是联合日伪反共。国民党山西省委李犹龙,在太原帮助日寇反共,后来回到重庆,被委任为陕西省调统室主任。1942年下半年,大汉奸陈公博竟为重庆方面设立了两个专用电台,一台供蒋介石侍从室刘伯川使用,一台是供戴笠使用。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去,陈公博当了南京汉奸政府主席。蒋介石通过何世桢、顾保安、赵冰谷、何柱国等和陈公博联系,商量军事合作,共同反共。何柱国派人去见陈公博说:“奉蒋先生之命来联络剿共的。”
  陈公博即设电台与何柱国通电。
  戴笠竟将八路军、新四军布置地域、番号及指挥官姓名详表交给陈公博,陈即按表布置剿共。
  重庆国民党密电陈公博:“转告刘启雄、孙良诚、吴化文等,目前应严密布置,协力剿共。”
  蒋介石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1943年8月死去的机会,在9月6日的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一手操纵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掌握全国一切军政大权。接着,蒋介石在全会上“选举”自己为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这样,蒋介石就有了国民党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等职,成了一手包揽全国党政大权的大独裁者。
  国民党统治区与敌后根据地团结抗战、欣欣向荣的情况相反,黑暗重重、充满着十分严重的矛盾和危机。蒋介石打着“三民主义”的招牌,实行封建专制主义,而不允许其他党派和人民群众有任何民主和自由。为了箝制舆论,国民党特务横行,并规定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
  蒋介石为维护其一党专政的法西斯统治,提出“全国党化”的口号。宣扬“中国人都有加入国民党的权利与义务,中国青年都有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权利和义务”,处处推行“集体入党”、“举手入党”的办法,使许多人糊里湖涂地成为国民党员或三青团员。
  蒋介石拨出巨额特务经费,聘请美国特工专家成立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以戴笠为主任,美国军官梅乐斯为副主任,参加这个特务组织的美国特务就有1000多人。蒋介石在全国各地、各单位普遍建立特务组织,有许多地区设立了集中营,诸如江西上饶、重庆磁器口、贵州息烽,西安集中营等,囚禁和残害共产党员、抗日爱国青年和民主人士。国民党特务在国统区内横行无忌,任意捕杀人民,造成一片恐怖的黑暗世界。从城镇到农村,普遍实行保甲制,保甲机构由特务系统操纵和指挥。保甲长必须加入国民党,得到特务支持的保甲长横征暴敛,作威作福,欺压百姓,鱼肉人民。一党专政,特务统治,保甲制度,三位一体,互相结合,互相渗透,维护着蒋介石的独裁统治。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用反动政权,在经济上进行毫无限制的掠夺。从1942年7月份起,施行“货币统一发行办法”,四大家族掌握的4大银行存款数额约占全国银行存款的80—90%。大量发行纸币,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实行外汇统制政策,因外汇紧束,又助长了黑市交易之风,国民党权贵们以官价买进,用黑市价格抛出,大做倒卖外汇和黄金生意,顷刻间即成为腰缠万贯的暴发户。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利用政治特权,又垄断了金融,进一步发展到公开垄断工商业,垄断原材料加工制品,以及对内对外的贸易,从而操纵市场。民族工商业纷纷倒闭而被官僚资本吞并。在农村,苛重的田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对农民的剥削量高到农民收获量的一半左右。加上高利贷、抓壮丁、天灾人祸,使农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农民走投无路。
  广大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在重庆,甚至中产阶级也难以度日,大街上乞丐、饿殍、卖儿卖女的越来越多。国民党各级官吏寻机中饱私囊,勾结奸商,囤积居奇,营私舞弊,利用权势地位贪污受贿,大发国难财。大官大发财,小官小发财。国民党要人仅在美国、巴西、瑞士的存款多达5亿美元,利用这笔存款可装备300个机械化的国际师。孔祥熙1人在美国的存款就达1亿美元。国民党官僚们在昆明囤积的物资,足供全省5年之用。国民党各战区军官贪污现象也极严重和普遍。诸如就地抽税、敲诈民财、虚报兵额、克扣军饷、走私贩毒,屡见不鲜。
  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和祸国政策,日益遭到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各地群众为争取生存权,不断掀起抗捐、抗税斗争。西南、西北地区先后爆发过多次回、汉、苗、瑶民族起义。河南桐柏、遂平等县农民在1944年7月举行起义,反对第一战区军队敲诈勒索、抽丁抽税,并将前往镇压的第69军第28师缴械。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其海上交通线也更加难以维持。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决定打通横贯中国大陆的交通线,使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恢复通车,经由印度支那与南洋地区同日本建立交通联系。
  日本大本营为了修复黄河大铁桥,恢复南北两岸的交通,命令关东军拨运铁桥钢梁和架桥机械,由铁道兵在河南中牟县霸王城附近进行修复工作,同时命令关东军拨运渡河器材和部分兵力,支援华北方面军。
  1944年3月下旬,日军修复了中牟附近的黄河大铁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一面极其秘密地调兵遣将,把第12军所辖的3个步兵师团14.8万人,集结在黄河北岸的新乡南部和南岸的开封西部地区;一面进行虚假宣传,制造情报,以迷惑麻痹河南的国民党军队,使他们认为日军准备西进去攻打重庆,达到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目的。
  东条英机发出命令,要求在4月下旬从黄河两岸发动攻势,1个半月打通平汉铁路,6至9月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这个命令定名为“一号作战”。这是东条在中国大陆发动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故称“最后一跳”。这次作战地区从黄河到信阳400公里,从湖南的岳阳到越南的谅山约1400公里,从衡阳到广州约600公里。在这条漫长的战线上,日军出动约50万人,10万匹战马,1万多辆汽车,1500门大炮和250架飞机。
  4月17日夜间,日本第12军的部队强渡黄河,在中牟突破了中国守军的阵地,18日凌晨便向郑州突进,19日傍晚攻陷郑州,日军主力接着向新郑一线集结,于23日攻陷密县。
  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蒋介石懵头转向,不知所措。随即召集军政要员紧急会议。参谋长、亲日派何应钦,对日本的意图了解得最清楚,他发言说:
  “昨天我同几位盟军高级军官在一起吃饭,他们向我转达了盟军对河南战局的看法,美国认为东条看到欧洲战场上的苏军节节反攻胜利,太平洋上的盟军也发动了越岛进攻,海上交通线有被切断的可能,所以就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以便配合海上作战,并可与孤悬在南洋的日本兵联系起来。”
  对何应钦的看法,蒋介石不置可否,问道:“还有吗?”
  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说:“大致情况就是这样,昨天几位美国空军朋友也对我说,日军这次攻打河南,在于决定执行一个早已准备的企图,就是开放东北到广州与越南的直接铁路交通线。因为盟军的潜艇与空袭一天天加强,日军在沿海的移动很受影响,而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在铁路沿线的活动更使日军伤脑筋。日本占领军远布于东南亚,急需一道安全的输血管,而它在中国的占领区已不再是安全的了。”
  蒋介石故作镇静地说:“我已经电令河南前线的将领,要他们一定顶住!日军在河南只有五六万人,而我们在河南却有40万精锐之师;40多万对付几万人,无论如何是不成问题的!”
  蒋介石话音刚落,陈布雷送来十万火急电报:“郑州已告沦陷!”
  蒋介石立刻惊恐万状,问:“怎来得这么快!蒋鼎文哪里去了?”
  何应钦忙说:“委座在洛阳召开反共会议后,他已奉调调走了3个军的兵力回陕西反共去了。”
  蒋介石又问:“胡宗南上哪里去了?”
  何应钦又答道:“胡司令奉委座的命令,派出2个军,去新疆镇压叛乱去了。”
  蒋介石又恼怒地问:“那汤恩伯呢?”
  “汤司令今晨也曾给我一个电报,说是按着委座指示,为了保全实力,不打算和日本死拚,他已调集了800辆大卡车,装运重要东西,看看风头再说。”
  河南守军司令是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官汤恩伯,他拥有43个师,兵力可谓雄厚,武器可谓精良,但这个汤司令只知搜刮民财,祸害百姓,河南人称他“水、旱、蝗、汤”,即四大灾害之一。他对日寇却十分亲善,这个号称40万精锐之师的统帅,与日本交战,一触即溃,望风而逃,20天之内就丧失郑州、洛阳等49个市县。
  蒋介石虽说有321个步兵师、22个骑兵师,号称600余万人军队,又有苏联、美国、英国等国援助,美国在1943年底援助蒋军的军事物资计为3.927亿美元。另外,美国为蒋介石训练和装备30个师的部队,向蒋提供战斗机和飞行员,成立航空志愿队,帮助在中国设立军官学校,派出军事代表团等。然而,蒋介石把外国援助的军事物资、用小部分来抗战,用大部分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在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治路线影响下,国民党一些爱国将领无法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另一些人以保存实力作为保持官位的手段,一见日军压境就仓皇退避,望风而逃,汤恩伯就是这类将领中的一个。
  5月1日,日军从许昌沿平汉路南进,5月5日占领郾城,9日到达确山,设在汉口的第十一军司令部令在长台关的日军北上,与南下日军会师。至此,平汉线南段完全沦入敌手,中断6年的平汉铁路又恢复了交通。
  日军占领许昌之后,便转向西进,攻打郏县、登封、禹县、襄城,对中国军队实行各个击破的战术,在洛阳周围消灭汤恩伯的主力。洛阳东南地区汤恩伯军队一部陷入日军包围圈,损失很大。日军第十二军主力乘胜前进,向洛阳、新安猛扑。
  侵占山西的日军约2个旅团,从垣曲南下,强渡黄河后,攻下渑池,向新安推进。孟津日军也从北面近逼洛阳。至5月14日,日军从四面包围了洛阳。19日,敌人以部分兵力攻城,但被击退。23日,日军第十二军主力开始攻打洛阳。25日,中原名城洛阳终于陷入敌手。日军38天完成了“一号作战”的第一阶段的计划,占领了河南全境。
  5月28日,日军侵华总司令畑俊六从南京潜入汉口指挥部,准备向粤汉、湘桂铁路发动猛攻,以打通这两条铁路线,消灭沿线两边的中、美空军的飞机场,并威胁重庆,逼迫蒋介石政府投降。
  日军调集11个师团,36.2万人,此外还有海空军。5月27日、28日,日军5个师团12万人从湖南岳阳一带分3路向南进军,准备在长沙北面的沅水和益阳之间、新墙河和汨罗河之间包围和消灭中国军队,然后迅猛南下,夺取长沙。
  长沙守军还没有望见敌人影子,内部却先争吵起来。城外岳麓山炮兵要求城内步兵保护,城内步兵立即拒绝,说是要请示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然后才能决定,但哪里都找不到薛岳,炮兵们赌气不干,一窝蜂似地散了,步兵没有炮兵掩护,也乱糟糟地撤退,走得慢的便做了日军刀下之鬼。日寇占了长沙,继续南攻。
  此时,战区司令长官却在重庆辩论在长沙失陷的责任问题。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薛岳等人各有一套,分别下令,弄得指挥官们无所适从,糊里糊涂。日寇一冲过来,便都七零八落,一哄而散。
  中外记者们见国民党军队如此风卷落叶地败下阵来,便纷纷前来采访。蒋介石发言人奉命答复说:“此乃诱敌深入之计,不必惊慌。”
  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是衡阳。衡阳地处战略要地,日军沿粤汉路和湘江南下,水陆兼程,急取衡阳。
  日军飞机从7月30日起,开始对衡阳市区狂轰滥炸,地面4个师团发起猛攻,并以重炮轰城,困守在衡阳的中国守军伤亡重大,又不能轮换休整。加上盛夏酷暑蒸人,食物匮乏,营养不良,将士多患腹痛痢疾,医药不济。后来曾派出几个师的部队为守军解围,但均被日军击退。日军攻势越来越猛,衡阳守军第10军军长方先觉于8月8日拂晓奉蒋介石命令,率部投降。中国爱国将士在困守衡阳期间,违令奋勇抵抗,毙日军师团长久间为人中将,日军伤亡1.9万余人。
  日军占领衡阳之后,便进行休整改编,建立第六方面军,任命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兼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统一指挥第十一、第二十三、第三十四军,以及长沙、衡阳地区直辖部队。日军又赶修粤汉铁路和公路,补充武器弹药和其他作战物资,作继续进攻准备。
  9月初,日军第十一军占领湖南零陵,14日又攻下广西的全州。尔后经过1个多月的休整,又发动了桂林——柳州战役,国民党张发奎的第四战区部队望风披靡,狼狈逃窜,桂林、柳州混乱得不得了,火车站上人山人海,行李堆积如山。
  另一路日军第二十三军于9月9日从三水、四会西犯,于22日占据广西梧州。休整后,继续西进,于11月24日占领了南宁。
  是时侵占越南的日本南方军,派出一支部队进入中国国境,向南宁推进,12月10日,在绥渌与从南宁南下的日军会师。至此,日军打通了从黄河经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
  日军攻陷桂林、柳州之后,陷宜山、渡龙江,大有直犯贵阳之势。山城重庆震惊,国民党政府惶惶不安,急忙从四川、陕西等地调遣部队,赶运贵州,守卫西南门户,但鞭长莫及。广西、贵州两省交界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尽成惊弓之鸟,望风而逃。张发奎率部在怀远镇迎战,一连10天却不见蒋介石派兵增援。到11月27日,日寇自怀远镇西南渡金城江入河池,28日又陷南丹,29日向大山塘进击。大山塘方面守军受不了车河方面日军的威胁,当晚败退六寨之东。
  更糟糕的是一队美国飞机糊里糊涂把南丹以北贵州境内的六寨,当作河池县龙江北岸的六甲,大炸一番。几十万难民,大批文化教育界人士挤满了黔桂公路和铁路,从大山塘到六寨路上,千辛万苦奔走的人,死伤达2万人,血流成河,惨不忍睹。张发奎也没料到有此一着,险遭不测,狼狈而退,实在令人寒心!
  面对败局,蒋介石唉声叹气,大骂张发奎。
  日军第十一军乘胜追击,12月2日占领贵州独山,3日又攻都匀。贵阳危机,直接威胁四川,如果贵阳有个三长两短,那重庆岂非完了?蒋介石焦急起来,急忙把河南败将汤恩伯调来,借以加强贵州方面的防务,同时国民党政府又征得美国同意,从在缅甸作战的中国军队中调回2个师,加强昆明的防务,使西南门户转危为安。
  日军从4月中旬到12月初,击溃了国民党军队五六十万人,夺取了平汉、粤汉、湘桂3条铁路干线,占领了洛阳,长沙、桂林、福州4个省会,以及郑州、许昌、宝庆等146个大小城市,取得了衡阳、零陵、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从而打通了中国大陆的交通线,可谓取得重大胜利。但是,日军在中国大陆取得这次最后胜利后,多占许多地方,无异于作茧自缚,使自己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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