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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回 独秀创办《新青年》 群英火烧赵家楼


  你道孙中山为何脸色陡变?原来电话传来的是个令人惊骇的坏消息:“海军总长程壁光,在海珠码头被刺身亡!”
  孙中山明白,暗杀程壁光,矛头完全是指向他的,因为程壁光是坚持拥护他的护法主张的。
  在同安舰上,孙中山、程夫人和水兵们向程壁光的遗体致哀。孙中山命令,放炮21响,祭奠程总长的英灵。
  1918年5月,程璧光的死因终于查明,原来是陆荣廷花重金买下刺客,将程璧光置于死地。陆荣廷曾与程璧光结下金兰之好,他企图拉拢程壁光反对孙中山,遭到程的严词拒绝。陆荣廷一怒之下。终于对程璧光下了毒手。
  程璧光一死,孙中山护法运动的主要军事力量受到了沉重打击。紧接着,陆荣廷等人操纵非常国会,议定取消大元帅的首领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
  孙中山明白,所谓改组军政府,实际想砍掉护法的大旗,要从他手中把军政府的大权夺过去。5月4日,孙中山提出辞职,并发表宣言,沉痛指出:“吾国之大患,莫过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细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也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桂、滇军阀及其附庸非常国会里的政学会控制。护法运动宣告失败。5月21日,办中山回到了上海。这时。他一筹莫展,意态消沉,对于“外方纷纭,殊不欲过问”,陷入了苦闷、恍惚和绝望的困境。幸有庆龄陪伴身边,才在无边的冷酷中感受到一些温暖。继而想到用心著书,以此启发人民,唤醒社会。遂着手继续撰述过去未完成的《建国方略》,到1919年完成了全书。
  护法运动虽然以失败而告终,然而对于孙中山自有公正之论:是他不肯与军阀同流合污而遭到的失败,如果跟军阀唱同调,还算什么革命党人!
  这一不同凡响的评价不是出自别人,乃是出自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陈独秀。
  陈独秀,宇仲甫,安徽怀宁人,曾与写过《革命军》的邹容同期留学日本因反清活动与邹容等先后被遣送回国。武昌起义后,任过安徽都督府秘书长。191;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自第二期起改为《新青年》,为民主革命大声呐喊。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聘请陈独秀、李大创、胡适等人为教授,并聘任他的老朋友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为进步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随着陈独秀赴京就职,《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也移往京荔城。
  1918年夏季的一天。陈独秀邀请参与编辑《新青年》的同仁开会,商定下—期稿件。坐在陈独秀左边的是写过《文学改良刍议》的留美博士胡适,他清秀的面容上带着几分微笑。右边是北大教授、图书馆长李大创,他四方四正的脸上架着一副老式眼镜,唇上留着胡须,头发剪得短短的,目光沉稳。挨着李大创的,是身材不高、面容瘦削、棱角分明的周树人(鲁迅),他时而深吸一口烟。对面坐的,依次是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几位教授,其中还有周作人,他是鲁迅的弟弟,长得与鲁迅颇有几分相似。
  彼此寒暄之后,陈独秀提出了新问题:“诸位,探求真理是一条艰难的路啊!孙文先生护法的失败,世界大战的升级,使我们不能不问一下。西洋的思想和国家制度,是否是最先进的,是否适合于中国?《新青年》应如何引导国人,走向真理的彼岸?对于下步如何办好本刊,诸位有何高见?”
  胡适将圆圆的眼镜摘下,轻轻揩了揩,又架到鼻梁上,不急不慢地说:“一本刊物,主义谈得太多,怕要弄昏了头的。政治上的事最好由政府去管嘛。《新青年》应当带头研究学问,整理国故。我看把青年带进研究室比带上大街游行好。我目前正准备研究古今小说,作些考据,作为探路吧。”
  鲁迅看了一眼胡适那高深莫测的表情,开口说道:“古今小说是需要研究的,适之兄也确是这方面的专家。但这在适之兄一人则可,作为《新青年》刊物则是不可的。刊物是面对最富生气的中国青年的,应当办得切近这时代,触动这脉搏,感应这神经。即便是作研究,也要有一点时代气息才好。”
  陈独秀一边点头一边说:“豫才(鲁迅字)兄的话很对。比如他的小说新作《狂人日记》,便有振聋发聩的力量。没有‘救救孩子’的时代声音,我们的文学革命便没有了实绩。”
  李大钊清了清嗓子,用那浓重的冀东口音说:“我以为《新青年》应当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以前,我们对这个主义所知甚少。去年11月俄国革命的胜利,使我们看到了它的光辉。这是指导庶民胜利的学说,也是挽救中国的良药。”
  胡适微微皱起了眉头。鲁迅和其他人都陷入了思索。陈独秀素常十分钦佩李大钊思想敏锐、见解深刻。这时接下来说:“守常(李大钊字)兄的意见极为重要,我完全赞同。《新青年》要办出特色。真正成为中国青年的向导,就应当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我看可以出一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
  这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此刻他们也许还没有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以《新青年》和稍后创办的《每周评论》为阵地,以科学、民主为旗帜,大张旗鼓地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会使广大青年产生多么深刻的忌想裂变,铸造出多么新鲜的信仰和品格,从而为即将来临的五四运动奠定多少坚实的舆论基础。
  在《新青年》众多的竭诚的追随者中,有一颗正在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他就是后来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1918年8月15日,出生手溯南湘潭韶山冲的毛泽东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向往已久的北京。这是他们第一次走出湖南。他们是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
  到京后,朋友们分赴各预备班学习,毛泽东为找一个托足之地,以获得生活来源,经他的老师、此时已到北大哲学系任教的杨昌济介绍,认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到图书馆当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打水扫地外,便是管理15种中外报刊,登记阅览者的姓名。北大教授们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毛泽东却只有八元。但他仍然感到称心,因为可以阅读各种新出书刊,结识名流学者和有志青年。
  新文化运动的浓厚氛围,使毛泽东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兴奋和刺激。他参加了北大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由《京报》社长邵飘萍发起组织的新闻学研究会,一个是由杨昌济、梁漱溟、胡适、陈公博等人发起组织的哲学研究会。
  他组织在京的十几个新民学会会员,在北大同蔡元培、胡适座谈,请教学术和人生观问题。
  对陈独秀,他是崇拜的,认为陈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以前只读其文。此时终于见到了其人。
  他既在李大钊手下工作,李大钊当然更给他以直接的影响。这时,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李太创是在古老的中国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的第一人。1918年11月,毛泽东到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的演说。这篇演说和李大钊另一篇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使毛泽东开始具体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我在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的时候,在李大到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
  毛泽东还认识了谭平山、王光拆、陈公博、张国焘这样一些后来颇为著名的人物,并同来自湖南的北大学生邓中夏建立了真诚的友谊。
  在北京,毛泽东起初暂住在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先生家中,后来和蔡和森、萧于升、罗章龙等七人搬进景山东街三眼并吉安东夹道7号,八个人挤住在三间民房小屋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毛泽东语)。
  在清苦而紧促的生活中,杨先生的女儿杨开慧给了她情感上的慰藉。毛泽东进湖南一师读书时,杨开慧还是个14岁的小女孩,如今已出落为18岁的大姑娘了眉清目秀,文静娴雅。21岁的毛泽东经常来往于杨先生家里,和开慧的认识逐渐加深,遂建立起恋爱关系。他们一同漫步在故宫河畔和北海公园。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还有倒垂湖面的杨柳枝头悬挂的冰柱。在诗情画意中,互相倾诉着绵绵爱语。
  1919年春,毛泽东因母亲病重。带着刚刚学到的新思想和活动经验,离开北京返回长沙。不久,即创办了引人注目的《湘江评论)。
  上海莫利爱路29号。
  孙中山护法失败,与夫人住在此处整日闭门谢客,对国家的前途,对自己几十年的道路,陷入苦苦的思索。看来。靠军阀来推行革命是建筑在沙滩上的梦。目前老牌官僚徐世昌又被徐树铮炮制的安福国会选为总统,他和刚刚被撵下台的冯国璋一样,都不过是段棋瑞的傀儡。今后的路该怎样走呢?孙中山在徘徊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他不小的震动,再次刺激了他兴奋的神经。他把这一事件看作人类伟大希望的诞生。1918年5月,他通过美洲华侨,向列宁和苏维埃政府电贺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司奋斗”。这期间,孙中山贪婪地阅读各种各样的书、有马克思、思格斯的著作,陆海军年鉴、工业、财政、货币、运输、城市建设、土壤、农作物、地质、外语等书,匝有尽有。屋内四壁挂满地图,冬日炉火熊熊,夏日短衣伏案,不读就写,不稍间断。他谈泊地生活,每日菜金不过二元。有次外出购书竟然连团家的车费都没有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以及20万字的《建国方略》,都是这期间完成的。他希望能用自己的思想更广泛地唤起民众,实行“全民政治”。在他内心深处,正期待着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革命风暴来临。
  1918年11月。欧战结束了。中国因为参加了战争,也算是一个战胜国:北京政府大肆鼓噪段总理对德宣战如何英明,段棋瑞本人更是以中国的救星自居。孙中山对此不以为然。但对英、美、法、意、日五强主持召开巴黎和会还是抱有希望,因为按照公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均应废除。孙中山为此感到兴奋。
  但是,后来传来的消息令孙中山怒不可遏:
  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的“和平会议”上,日本代表提出荒谬的无理要求:欧战前德国在胶州和青岛的特权,包括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一切动产、不动产以及筑路开矿权。均将无条件归日本所有,所持理由是袁世凯接受过“二十一条”,段祺瑞与日本政府有个“山东问题的秘密换文”。
  巴黎和会本来是列强的战后分赃会议,在列强的眼里根本没有中国人的利益,和会竟把日本的无理要求明文规定下来。北京政府代表、外交总长陆征详求告美国总统威尔逊无效,遂准备签字认账。
  这样的局面,怎不令孙中山怒火满腔、痛断肝肠!
  这天,正在孙中山坐卧不安、踱来踱去的时候。朱执信兴冲冲地走进孙中山的书房,一进门就挥舞着一张报纸,大声喊着:“先生,你看!喜讯,喜讯!”
  孙中山接过报纸,迫不及待地看起来,未及看完,拍案叫好。
  你道为何?
  原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一片愤怒,处处沸沸扬扬。
  1919年5月2日,济南3000工人聚集在北岗子举行讲演国共和谈演义(第一部)会,要求收回青岛。
  5月3日,北京国民外交协会开全会,决议在5月7日召开国民大会,同时通电全国各界共同行动,阻止北京政府代表签约。
  3日晚,北京大学法科礼堂挤满了学生,除北大学生外,还有北京高师等校代表。每人都是一副激愤的表情,有人呐喊,有人挥拳。一个青年入站到讲台上、高声说:“同学们,不能再等待了。北京政府是个卖国政府,只会讨好日本主子。明天我们就行动,举行学界大示威,制止签约!”这个青年人就是北大学生邓中夏。礼堂里一时静下来,他的坚毅的声音在回荡。随后,礼堂里响彻“对呀”、“同意”的声浪。
  陈独秀和李大创,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陈独秀就在当晚,为第二天出版的《每周评论》写了号召人民“直接解决”的评论。他说:“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北京高师等13所大学学生3000多人汇集到天安门城楼下,像大海的潮水涌向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他们高呼“还我山东”、“保我主权”、“拒绝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更有那无数面彩色小旗挥动着,许多面横幅高举着。其中一面大白旗上写的两行黑字颇为醒目: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碎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淳余孽死有头。
  那曹瞒遗种系指曹汝霖,时任交通总长,章淳余孽系指章家祥,时为驻日公使。他俩人所以激起公愤、盖因从前中日各种合同,多经曹、章经办、署名。曹曾是“二十一条”签约代表,章则是“中日军事秘密换文”的经办人。此外还有一个陆宗舆,现任币制局总裁,签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对此三人。海内人士共目为汉奸、日本走狗。
  当游行队伍被使馆区的警察阻拦,不能通过东交民巷时,学生们无比激愤,转而扑向赵家楼,找老牌卖国贼曹汝霖算账。赵家楼曹公馆院子里挤满了人,“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怒吼声震天动地。正巧,曹、章二人刚从总统府饮宴回来不久,这时吓得面无人色,体似筛糠。他们栖栖惶惶地溜到后院大墙下,企图越墙逃走。曹汝霖在前,靠着仆人的帮忙,好不容易才爬上墙头。他往下一看,不由一阵头晕眼花。可前院一片呼喊声,逼得他不敢再犹豫,一闭眼一咬牙跳了下去,歪着身子摔倒在地,痛得直哎哟,仆人连忙搀扶他逃向六国饭店。
  听到曹贼的惨叫声,章宗样再也不敢翻墙头,在墙下像热锅上的蚂蚁,欲逃无路。一个跑在前边的学生发现了他,上去一把揪住,人群蜂拥而至,以为他就是曹汝霖,连声喊打。他连说自己是章宗祥,学生们叫道:“打的就是你!”转眼间,章贼已是鼻青脆肿,趴在地上营苦求饶。
  学生们虽说打了章宗样,但未抓到曹汝霖,心头怒火难消,遂放火点着了赵家楼。刹那间风助火势,浓烟滚滚,火舌飞窜……
  爱国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样,北京市民无不拍手称快。军阀政府则恼羞成怒。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率大批军警开到曹家门前,抓走了三十多名学生。紧接着发布禁令。取缔一切集会游行。
  第二天上午,北京各大学学生代表开会议决,即日罢课,并通电全国各地,请求声援。
  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迅速席卷全国。这时的孙中山,眼观时势风云,重新燃烧起希望之火,再度焕发出充沛的活力。
  局势正如林伯渠的诗句所描绘:
  登高一呼群山应,
  从此神州不陆沉。
  究竟孙中山有何举措,请看下回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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