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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回 刺廖失算胡许离粤 破案得利汪蒋联合


  却说这天早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邹鲁刚刚起床,还没吃早餐,谢持、邓深如、林直勉等几位老朋友便找上门来。显见得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
  “你看了今天的报纸没有?”谢持问。
  “没有。怎么了?”邹鲁莫名其妙。
  谢持把一份报纸塞到他手里。邹鲁展开看了一会儿,忍不住叫道:“怪哉,怪也!这是怎么回事?”原来报纸上说,国民政府组成人员是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定的。“中执会什么时候有这么个决议?”他不知所指地问。
  林直勉摇头叹道:“我觉得里头有鬼。肯定是兆铭、仲恺他们玩的花招,瞒天过海啊!”
  邓泽如说:“今年3月冯自由他们成立国民党同志俱乐部,被强令解散,说是非组织活动,还把冯自由开除出党。可是,廖仲恺、汪兆铭他们这又是什么行为?”
  “不行,我得找他们论理去!”邹鲁抓起报纸,匆匆出门,直奔中央党部。
  正巧汪精卫、鲍罗廷都在场。邹鲁感情冲动地大声质问:“今天《民国日报》公布国民政府组成是根据中执委决议。我是中执委常委之一,每天下午都在委员会办公厅,直到6点才离开。我怎么没有见过这样的决议案?”
  在邹鲁大喊大叫的时候,汪精卫始终以微笑的面孔向着他,然后平静地说:“哦,是政治委员会议定的。总理在世时曾经规定,重大政治问题可以由政治委员会决定,紧急事件可以先发表。”
  “不错,政治委员会是有这样的权力,但政治委员会应对中执委负责,并向中执委报告。再说,这又不是什么紧急事件,为什么匆匆忙忙发表?这不等于抹煞中央党部吗?”
  “既然如此,”汪精卫说,“今天就请大家追认通过。”
  “今天?今天我没空!”邹鲁把报纸往茶几上一摔,掉头大步离去。
  汪精卫摇头叹息:“唉,革命要前进一步,真是艰难啊!”
  鲍罗廷望着汪精卫:“广东的右派太猖獗了。不光谢持、邹鲁几个文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许祟智也在反对三大政策。他以功臣自居,截留税收,贩卖鸦片,开设赌场,嫖娼蓄妓,越来越堕落。而魏邦平、林直勉、梁鸿楷、朱卓文、胡毅生这些军官、政客,却积极奔走于他的门下。这些人,已经成了革命绊脚石。必须对他们提高警惕,给以压制。”
  “上次见到介石,和他谈起,他也颇有同感。只是不知从何人手?”汪精卫皱着眉头。
  鲍罗廷双手抱在胸前,用一种坚决的声调说:“军队,从军队入手!”
  汪精卫点点头。
  “不过要寻找机会。目前还要忍耐。”鲍罗廷微笑着说。
  再说这时的蒋介石虽然只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之一,地位并不太高,但正在努力表现自己,一步一步实现自己的宏大抱负。
  7月初,他利用战争间隙,写了一篇重要的军事著作,题为《军政意见书》。
  他提出,如今是非常时期,应将广东每年4000万元收入的二分之一作为军费开支。
  在编制上,他主张广东应组建5.5万人的军队,分为四个军区:第一军区为粤军,编为3个军,约3万人;第二军区为湘军,编为3个师,约1.2万人;第三军区为滇军,约1万人;第四军区为党军,约3000人。他预计到1928年,可扩充军队为8至10万人。
  对军队单位的编制,他提出编为甲、乙、丙种师三类。甲种师是3团为1师,无旅级编制。以后北伐军多采用甲种师编制。
  关于军备设施,他提出筹建船舰厂、兵工厂、军服厂、飞机场、航空学校。
  在军事教育方面,他提出建立军官预备学校,改黄埔军校为高等军事学校,另设海军学校、军需军医学校,改良测绘学校。
  在军训方面,他提出建立训练总监、各军军事教育委员会、检点委员会和各军、师、旅、团的政治部。
  后勤供应方面,他提出设置军需委员会、军需监督委员会、军费审计处。
  他主张改良士兵生活、兵购每月至少为10元,不能过低。
  他建议在广东训练农团学生军10万人。
  他正式提出了北伐的目标。
  这篇军事著作是蒋介石建设军队的基本蓝图,为他日后的成功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与此同时,蒋介石尽量在军队和军校学生中树立自己的革命形象。他赞颂苏联,显得比左派还左。
  他说广‘我们的三民主义,是整个的,在社会学名词中,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为无产阶级奋斗以求生存。三民主义的最后一步就是共产主义。”
  他一改一年多以前在《游俄报告书》中对苏联的怀疑和责难态度,慷慨激昂地说:“俄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呢?因为他们重在纪律,组织严密,党员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纪律,有自我牺牲精神,把苦留给自己,把乐让给人民,因而取得了人民的感佩。他们为什么甘愿栖牲个人的自由呢?因为他们明白主义,决心牺牲个人的自曲来救全人类的自由,所以他们成功就那么快,就能以一万五千人治平他一万万五千万人。我们党要成功,主义实现,一定要仿效俄国共产党的办法。”
  他说:“有人说我们党里有许多俄国人在里面办事。这是共产的表示。我说这是谣言!俄国人来帮助我们,是为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因为要中国能够做更自由平等,才可以打倒帝国主义,俄国才不至于再受帝国主义的牵制和压迫,全世界的弱小民族才可以解放起来……我到俄国研究赤卫军那样守纪律,不骚扰人民,完全是为人民做工夫的,和人民大众很相亲相爱的——人民同他们好,那么团结,这样的军队有什么打不胜的仗呀!所以我回国之后。就决定了,如果使军队真个能为人民求自由安乐去打仗,真个能为党实行三民主义去打仗,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故此实行照仿这样方法训练我们的党军。”
  蒋介石一再强调国共合作的重要性,说了共产党许多好话。他说:“现在我们学校里,常常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之争,裁以为这种现象,适足以使我们总理在地下痛苦。共产党员固然不应反对国民党,国民党员也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反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这样就是信奉三民主义,能做总理的信徒,反不如不信三民主义的好。共产党真正革命的同志们,实在不比我们国民党少,加入了国民党,实在能替国民党进步求发展,促进本党的革命精神。所以总理能下这么大决心,不为众论所动摇。并且总理说:‘如果国民党的党员,反对共产党,我便要自己去加入共产党。’我们要晓得‘反共产’这句口号,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中伤我们的。如果我们也跟着唱‘反共产’的口号,这不是中了帝国主义的毒计吗?总理容纳共产党加人本党,是要团结革命分子,如果我们反对这个主张,就是要拆散革命团体,岂不是革命党罪人?我一个人的意思,我们国民党,现在只有左派与右派之分,不能有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分,更不可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分,如果国民党员有这种见解,那是无异于削弱自己革命的元气。”
  沙基惨案发生后,蒋介石接到电话立即变色出涕,边哭边说:“帝国主义者,不以华人为生命,屠之如豕犬。国耻至此,我何以生为?”他在集会上说:“此案在惨烈中,有一种光明在。烈士们死得其所。我们要以烈士为榜样,为爱国面奋斗,而献身。现在已到了和帝国主义者决战的最后五分钟。如果我们真是三民主义的信徒,真能继续我们总理和先烈的精神,真能奋斗到底,帝国主义者,是会死在我们手里!”
  蒋介石又是忙于治校治军,又是到处讲演,又是撰写文章,很快就病因了,鼻孔流血不止,头晕目欧,不得不住进医院。刚一出院,就又向军委会上意见书六项、提出扩大根据地、反对帝国主义、北伐和统一军队名称问题。
  根据蒋介石的建议,国民政府于8月下旬正式建立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由蒋介石兼任,副军长何应钦,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来;第二军军长潭延岂,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政治部主任罗汉;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六军军长程潜,政治部主任林伯渠。
  六个军中,有周恩来、李富春、林伯渠、罗汉四个共产党员任政治部主任。师、团一级的党代表,也有不少共产党员,蒋介石的第一军中,三个师的党代表。共产党员占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共产党员占七个。
  蒋介石既为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广州卫戌区司令、长洲要塞司令,又为整个军事建设详加筹划,其才干功劳均已开始放出光彩,自然被政府倚为长城。然而他仍不满足,因为他任的全是军职,党、政方面没有任何职务,而他早就确定了以掌握军事实力来实现政治抱负的志向。这时,蒋介石看到,阻碍他上升的最大绊脚石不是别人,乃是他的顶头上司、有恩于他的国民政府军事部长许崇智。当年陈其美被刺死后,蒋介石投靠张静江,通过张的引见,蒋与许结拜为盟兄弟,受到许的重用。蒋介石虽然长期充当许崇智的助手,但他却一直看不起许,认为许在军事上无能,政治上庸碌,生活上腐化堕落,只是迫于形势,才不得不屈居其下,其实早与其貌合神离。当蒋介石开始往左派一边站去时,许则正向右派靠拢。蒋介石关于整顿军队的建议被军委会采纳后,蒋、许的矛盾更加尖锐。显然,不把许崇智拱下去,蒋介石是难以掌握全部军权,实现其宏大理想的。他每时每刻在寻找搬掉绊脚石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不久就会来到。暂且按下不提。
  再说天气最炎热的时候,邓颖超来到了火炉般的广州。她奉命调到这里,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
  邓颖超是天津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1925年初转为共产党员,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她从高君宇年初捎来的信中,知道周恩来工作很忙,后又得知周恩来参与打商团、打陈炯明、打杨希闵和刘震寰,很为周恩来担心。这次接到调令,她一想到就要见到五年未见的周恩来,心中激动不已,立即给周恩来发了电报,坐船南下。
  客船鸣着汽笛进港了,码头上一片喧嚷。周恩来踮起脚跟,朝客轮上观望着。哦,看见了。邓颖超正在甲板上挥着白手巾。四目相对,周恩来一阵激动,朝前挤去,和走下船来的邓颖超紧紧握手。这是自1920年分别届的第一次见面,二人相互上上下下地打量着。不觉脸上腾起红云。
  周恩来叫来人力车,把邓颖超送到广东区委去报到。区委领导人陈延年已给她准备好了住处。
  第二天,周恩来把邓颖超接到自己的住处,亲手做了几个菜,为邓颖超接风洗尘。吃过饭,二人说起五年来各自的经历。周恩来说:“我在欧洲时咱们通信倒是不少,想不到回国后,好长一段音信不通,我一封一封地去信就是没有回音,快要把人急死了。”
  “还不都怪马校长吗?可真是个大马虎!他把你的来信都放在抽屉里,我见不到你的来信。往哪里回信哟?我还一直在埋怨你不来信呢!后来我去找校长,他一下子交给我一摞信。”邓颖超笑着说。
  “多亏了君宇。他要不替我把信捎给你,咱们还联系不上呢!千里姻缘一线穿,君宇倒做了咱们的牵线人。”
  “唉,只可惜君宇英年早逝。”
  “是啊,君宇和评梅是多么好的一对,可惜此生未成眷属。”
  二人说着,不胜唏嘘。
  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婚礼极为简单,也没有声张,但仍有很多人闻讯前来祝贺。区委书记陈延年来了,宣传部长张大雷、农委书记彭湃、青委书记杨善集也来了,还有黄埔军校的一些官长,国共两党的都有、也来向周主任讨喜酒喝。
  他们没有度蜜月,没有时间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周恩来的工作十分忙碌,经常一早就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到黄埔军校,晚上才赶回广—州,还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或向干部讲课、作报告,因为他还兼着广东区委军委书记。而邓颖超也正在投身于妇女运动。二人见面不多,说个话的机会都很少。
  这种职业革命家的“蜜月”预示着今后漫长的夫妻生活是伴随着奋斗与牺牲的革命进行曲度过。从统一广东到北伐,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到冲出“四一二”、“七一五”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从南昌暴动到坚持白区斗争,从长征到西安事变,从抗日战争到转战陕北,他们夫妻聚少离多,并且聚时匆匆,别后悠悠。
  连毛泽东都老大不忍地说:“可苦了恩来呀!”
  然而他们夫妻始终互敬互爱,一往情深,久而弥坚,足以为人楷模。这是后话,不表。
  世上的事情,往往是偶然性为必然性开辟道路。蒋介石的迅速崛起,正得益于一个偶然性事件。这个偶然事件,就是廖仲恺被暗杀。
  因为廖仲恺不屈不挠地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推行各种革命措施,被共产党誉为“无产阶级的好朋友”,苏联顾问则赞扬“像廖仲恺这样得力而实干的人,可惜太少了”。同时,他也受到国民党右派、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嫉恨,视之为眼中钉,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早在1925年5月间,一些人就在广东大造舆论,说革命政府“赤化”、“共产”了,廖仲恺“明是国民党,暗是共产党”。英国人立即在香港呼应,策划“驱逐广东的布尔什维克”。7月初,邹鲁、伍朝枢、邓泽如、吴铁城、胡毅生、林直勉等在胡汉民家里连续聚会,集中攻击廖仲恺“过激”,“挑拨各方恶感”、“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胡汉民原以为自己这个“代帅是孙中山的天然继承人”,没想到被汪精卫夺去国府主席的位置,而汪之上台,有赖于廖仲恺之支持,所以对廖颇为不满。他与廖个人关系—向很好,但这时对右派的反廖倒廖言论,始终听之任之,不加反驳和制止。
  8月初,社会上出现了不少传言,什么某人对某人如何不满,某派对某派如何批评,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已被列入暗杀名单,云云。谣言四起,风雨满城。一时廖仲恺周围阴云密布。压力一天大似一天。但是他毫无畏惧之态,依然四处奔忙,开会、演讲、理财。
  何香凝对他说:“无风不起浪,既然有人放出风来阴谋行刺,你也该多加两个卫兵防备一下才是。”
  廖仲恺一笑:“增加卫兵,只是捉拿刺客方便,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去开会、演说,而且一天要跑好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杀我,很可以假扮成工人、农民、学生模样。混人群众中间下手的。我平生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地方。有人对我坚持联俄、联共不满,可不这样做没有出路啊!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何香凝理解丈夫的一片赤诚,但毕竟深为忧虑,遂提出与廖拍一张合影。廖仲恺说:“为国为党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有什么可顾忌的!”
  遇害前两天,在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坐在廖仲恺身边的汪精卫塞给他一张纸条,告诉他据传有人将对他不利,请他注意。廖仲恺当时耸耸肩笑了,回答道:“我也听说了。我们都是预备随时死的,那有什么关系!听说人家要用手提机关枪杀死我们,用手枪、炸弹是常听见的,若是用手提机关枪,却新鲜得很!”
  甚至到遇害前一天,当有人以右派要杀廖仲恺的确切消息报告时,廖仲恺仍然大义凛然地说:“值兹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置度外,所终日不能忘怀者,为罢工运动及统一广东运动两问题尚未解决!”
  8月19日晚,廖仲恺为了给黄埔军校筹集经费工作到深夜,回到家已经很晚了。第二天上午8时,他偕同何香凝自东山寓所驱车赴惠州会馆中央党部参加中执委第106次会议。途中遇着国府监察委员陈秋霖,便载之同车而行。当汽车开到平时警卫森严的中央党部大门前,他和陈秋霖先下车,在门前登至第三级台阶时,突然自骑楼下跳出两个暴徒,向他开枪射击,大门铁栅内也有暴徒同时开枪,共射20余发。他身中4弹,俱中要害,当场仰面倒地,不能做声。同行的陈秋霖也被射中一枪,带伤避入宣传部办公室。此时随行的卫士闻枪声赶来,举枪向凶手射击,打中其中一人。其余五六人夺门面逃走。何香凝和卫士赶紧把廖仲恺和陈秋霖架上汽车,送往东门外百子路公医院抢救。廖仲恺因伤势过重,途中即与世长辞,为民主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年仅48岁。陈秋霖也在两天后不治身死。
  廖仲恺的牺牲,距孙中山逝世只有5个月,两位知心挚友,真是生也相依,死也相依。
  廖案轰动了朝野四方。
  当天,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召开紧急联席会议,决定由汪精卫、许祟智、蒋介石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一切全权,应付时局”。周恩来、杨匏安等共产党人参加了特别委员会的工作。胡汉民不仅被排除在该委员会之外,而且本人及其接近人物,多被认为廖案之嫌疑对象。许崇智虽被列为该委员会成员之一,但因为他的部下多与廖案有关,一开始就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而汪精卫、蒋介石,因右派行刺名单中有他们的名字,此刻身价大增。特别是蒋介石,严辞谴责右派是反革命,是甘心投靠帝国主义、为虎作伥的“群小”,口口声声要为廖党代表报仇,因此得到了“左派军人”的桂冠。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成了汪蒋联合专政的机构。借着清查廖案,汪、蒋有权审查任何人与党、政、军机关,二人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当天,蒋介石即以卫戍区司令名义,宣布广州全城戒严,命令何应钦率领第一军第一师分布市区警戒,并派兵驻防市区制高点观音山阵地。于是,蒋介石控制了整个广州市。
  几天以后,侦查工作有了重大进展。当场被卫兵击伤而被捕的凶手陈顺供称,他们曾领了一万元港币,作为暗杀廖伸俏的代价。经查,行刺所用的子弹系前几天由石井兵工厂配发的,手枪之登记持有人为郭敏卿,来配领子弹的为朱卓文,朱、郭为作案的最大嫌疑人。公安局遂逮捕郭敏卿(后处决)。特别委员会顺藤摸瓜,查出林直勉、胡毅生、梁鸿楷、魏邦平、梁士铎、杨锦龙等均系刺廖同谋。
  8月25日,蒋介石一声令下,悲愤欲狂的黄埔军校学生们蜂拥而至。夜间,这支队伍像洪水一般涌入市区,流入每条大街小巷。天亮之前,林直勉、梁鸿楷、张国帧、杨锦龙、梁士铎、谭启委等人束手就擒。然而遗憾的是主犯朱卓文、魏邦平、胡毅生这时已潜逃香港,逍遥法外。
  经过审讯,终于弄请了谋杀案的主要情节,证实是英国人和国民党右派集团共同策划的。暗杀前,在胡汉民家开了好几次“倒廖会议”,并接受了港英当局200万元的贿赂,主要成员有邹鲁、林直勉、许祟智、吴铁城及其他右派成员。大部分人主张暗杀,少数不赞成。如孙科就说:“倒廖我赞成,但不赞成用暗杀手段。”但毕竟是决定用暗杀手段了。出面组织和收买凶手的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魏邦平等人。英国人许诺,事成之后,让梁鸿楷当总司令,魏邦平为广东省长。显然,他们刺死廖仲恺,意在推翻国民政府。因为当时省港大罢工正进行得波翻浪涌。而国民政府是支持罢工斗争的,廖仲恺更是走在前边。
  案情查明后,国民党右派集团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堪称弄巧成拙,而得利最多的便是蒋介石和汪精卫。
  何香凝当时有诗祭夫曰:
  哀思惟奋酬君愿,
  报国何时尽此心!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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