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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回 女师大掀风潮章鲁开战 革命军再东征蒋周联手


  话说在北京石驸马大街口,有一座经常关闭着黑色铁门的楼房,这就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5年,在南方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浪潮的影响下,这里爆发了震动北京城乃至全中国的“女师大学潮”。
  女师大的校长原是许寿裳。鲁迅就是应他之聘在女师大兼课的。1924年2月许去职,由杨荫榆继任。杨曾留学美国,但思想却颇封建。她那披着黑色斗篷的身影,像幽灵一样在校内到处晃动;她把学校比作“家庭”,把自己当作“尊长”,一脸冷酷,飞扬跋扈,实行高压政策。有一件事使学生们特别愤懑,当学生请假去参加孙中山公祭大会时。她竟然竭力阻挠,说:“孙中山是实行共产公妻的,你们学他没有好处,不准去!”
  1925年初,上海和青岛纱厂工人相继罢工,消息传来。女师大的学生倍受鼓舞,遂发表宣言,反对杨荫榆当校长。
  5月9日是“国耻纪念日”。10年前的这一天,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纪念日前两天,学校布置了一个演讲会,早巳被学生否认的杨萌榆登上主席台,要以校长名义亲自掌握会议。学生们群起反对,报以一片嘘声,不承认她是校长,坚持要她下台。杨萌榆大怒,厉声高喊:“叫警察!”
  学生毫不退让,竞起责问。杨萌榆无奈,尴尬地离开了会场。
  9日清晨,杨荫榆借校评议会名义,贴出一张布告,宣布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6名学生自治会代表。
  11日,女师大学生召开紧急大会,决定驱逐杨荫榆,并出版《驱杨运动特刊》。许广平作为自治会的总于事,带领同学给校长办公室贴了封条。
  鲁迅挺身而出,表示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
  5月27日,鲁迅、钱玄同、许寿裳等7位教员联名在《京报》上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严正声明对女师大事件的态度,抗议杨荫榆对学生的迫害,呼吁各界密切注意杨荫榆的动态。
  三天后,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闲话》,以局外人的姿态,认为鲁迅等人的宣言“偏袒一方,不大公允”,还说女师大学生“闹得太不像样了”,把学校弄得像“臭毛厕”一样,丢尽了“教育界的面目”,风潮是“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
  鲁迅一看,十分生气,当晚就写了一篇《并非闲话》,讽之曰:“自在黑幕中,偏说不知道;替暴君奔走,却以局外人自居;满肚子怀着鬼胎,而装出公允的笑脸。”并说,丢尽“教育界面目”的不是学生,正是他们这些“蛆虫”。
  “五卅”巨浪掀起,女师大学生参加北京各界举行的反帝集会游行。还在校内组织护士训练班,学习看护。准备以实际行动支援工人阶级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
  杨荫擒在新平路密设了一个“女师大校长临时办公处”,一面借口暑假校舍要进行修理,不准学生住校,一面阻止学生请来讲习医生进校。并贴出布告,宣言解散学生自治会。
  8月1日,杨荫榆带着军警打手百余人,蜂拥人校,强占校长办公室,并下令关闭伙房,截断电路,封锁校门,企图断绝学生和各界的往来。
  紧急关头,鲁迅来到女师大。他和学生们站在一起,隔着学校铁门同外面站着的密密层层的军警相对峙。当晚,鲁迅和其他一些教师留宿在学校教务处办公室,准备应付不测。
  8月6日,教育总长章士钊以“学纪大紊,礼教全荒”为由,在国务会议上提议解散女师大,并当即下令执行。
  12日,章士钊下令免去鲁迅教育部佥事的职务。鲁迅根据法律规定教育部无权免金事之职的条文,前彼平政院控告。
  22日,教育部派出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雇用上百个打手。冲进女师大,将坚守学校的学生骨干刘和珍、许广平等13人打伤,拖出校门。
  25日,临时执政段祺瑞亲自出马,发出了“整顿学风”的命令,声称:“教育为国本所托,中央乃政令之源,倘有故酿风潮、藐视政令者,即依法从事,决不姑贷。”
  在这风狂雨猛的时刻,胆小怕事的、明哲保身的、看风使舵的,早已纷纷退却,逃之天天。然而鲁迅仍在迎着锋刃而上。他光和许寿裳等组成“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抵制解散女师大;后又让学生到他家里避难,说:“来我这里不怕!”石驸马大街的校舍被暴力占领了,鲁迅就带领学生在宗帽胡同赁屋上课。9月21日,宗帽胡同的新校开学,鲁迅发表了演说。他对同学们说:“我相信被压迫的决不致死亡,压力是压不倒人的!”
  几个月来的紧张、劳累,使鲁迅肺病复发。但他仍然抱病上课,并把任课时间增加了一倍。
  执政府的行为激起了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的愤怒。北京大学教师首先召开会议。议决与教育部脱离关系。接着,代表北京98所学校的学生联合会在报上公开发表启事,痛斥教育部“近月复受帝国主义之暗示,必欲扑灭学生运动而后快”。
  这时,章士刨恢复了他以前主办的老牌刊物《甲寅》。因该刊物封面有一虎。章士钊行为又如此,于是的人便称章为“老虎总长”。在这份杂志上,他公开提倡恢复旧礼教,鼓吹“读经救国”。攻击白话文,批评新思想,与一班旧文人互相唱和,形成了一个复古的“甲寅派”。
  鲁迅对此坚决反击,接连写了《答KS君》、《十四年的读经》、《碎话》、《这个与那个》等犀利的杂文。他说:主张读经者的意思是想“用旧习惯、旧道德,或者凭着官办将一切新生力量压下去”。可谓一语中的。
  1925年底,在南方革命浪潮的鼓舞下,在李大创、赵世炎、刘清杨等人的指挥下,北京各界群众接连示威游行,“驱逐段棋端”的口号声响彻全城,连“京师警察厅”的牌子都被摘走了。
  一些原先身居要职的官僚政客心惊胆战,纷纷逃离北京。避居天津租界。于是,在宗帽胡同坚持斗争的女师大学生。终于在11月30日、浩浩荡荡地排着队返回石驸马大街原址,正式宣布复校。
  这时,先前曾在鲁迅拟写的那个宣言上签过名的林语堂认为段祺瑞、章士钊等人已经失败,不能“投井下石”、“再施攻击”,而应该发扬“费厄泼赖”(英语音译,意为宽容)精神。鲁迅不以为然,写下了著名的论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批评中庸之道,提出了一个响亮的战斗口号:必须痛打落水狗!杨荫榆后来过着超然物外的生活。日本侵略中国时。她保持了民族气节,拒不与日本人合作,最终死于日本的屠刀之下。
  章士钊后来活到92岁。他一生经历丰富,走过曲折复杂的道路。他早年鼓吹民主革命,与邹容、章太炎过从甚密,策划过暗杀清廷要员的活动,参加过反衰斗争,晚年为两党和谈奔走,充当和谈代表,建国后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临终前仍致力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活动。但他中间投靠段祺瑞,担任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推行复古倒退政策,压制学生运动,确曾走过一段不光彩的道路。对这一段经历,他后来是怎么看的呢?据他的女儿章含之说,她曾问已是耄耄老者的父亲当年与鲁迅那么敌对,他现在怎么看。章士钊微微沉思后缓缓地说:“拿你们现在的眼光看。对于学生运动的事,鲁迅支持学生当然是对的。”他还风趣地说:“鲁迅要是活到解放,我和他很可能是朋友呢!”说来也巧,章士钊这位当年的教育总长,和鲁迅的夫人、当年女师大的学生自治会主席许广平,建国后都是人大代表。每次开人代会又都是主席团成员,后来又都是常委会委员,“章”和繁体“许”两个姓氏笔画相同,因此每次上主席台,章士到和许广平都是毗邻而坐。“我们很客气嘛,谁都不提几十年前的事了。”章士钊晚年说。有一次服务员上茶先送许广平,许把茶让给章说:“您是我的师长,您先用。”
  这就是历史。的确,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历史的发展变化,就是这般微妙。这是后话,按下不提。
  再说正当女师大风潮热闹非常,那本封面上印着一只面目狰狞的老虎的《甲寅》周刊攻击新文化运动“陷青年于大阱,颓国本于无形”之际,8月30日,胡适夜《京报》副刊发表了一篇《老章又反叛了》,嘲笑章士钊这位白话文学的一贯反对者,并教训他要有点儿敢于投降的雅量。
  胡适在文章中说:今年2月里,我有一天在撷英饭馆席上遇着章君,他说他那一天约了对门一家照相馆饭后给他照相,他邀请我和他同拍一照。饭后我们同去照了一张相。相片印成之后。
  他题一首白话诗写给我。全诗如下:
  你姓胡,我姓章;
  你讲什么新文学,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你不攻来我不驳,
  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
  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
  总算是老章投了降。
  他要我题一首文言诗答他,我就写了这样的四句:
  “但开风气不为师”,
  龚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
  愿长相亲不相鄙。
  然而章的雅量终是很有限的;他终不兔露出他那悻悻然生气的本色来。他的投降原来只是诈降,他现在又反叛了!
  我们要正告章士钊君:白话文学的运动是一个很严重的运动,有历史的根据,有时代的要求,有他本身的文学的美,可以使天下睁开眼睛的共见共赏。这个运动不是意气打得倒的。今日一部分人的谩骂也许赶得跑章士钊君,而章士钊君的谩骂决不能使陈源、胡适不做白话文,更不能打倒白话文学的大运动。
  比起鲁迅来,胡适对章士钊的批评当然软弱无力,而且近乎游戏,从诗文里还隐约可见章、胡之间的微妙关系。但这毕竟是一种批评。胡适是靠提倡白话文起家的,他当然不会容许章士钊对白话文横加指责。但一涉及对学生运动的态度,胡适就和章士钊唱起了几乎同样的调子——读书救国。
  9月5日胡适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一篇《爱国运动与求学》。他在文章中呼吁退学罢课的学生回到学校去上课。他说:“救国事业非短时间所能解决,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强盗’也不是几千万人的喊声咒得死的。救国是一件顶大的事业。排队游街,高喊着打倒‘英日强盗’,算不得救国事业;甚至于砍下手指写血书甚至于蹈海投江,杀身殉国,都算不得救国的事业。救国的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
  他写道:“我们须要明白了解,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丽吾性所适,仅有一二宜。认清了你‘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方向,努力求发展,这便是你对国家的预备功夫。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只应该增加你求学的热心与兴趣,而不应该引诱你跟着大家去呐喊。呐喊救不了国家。”
  胡适大声疾呼:“我们只希望大家知道,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此外还有更难更可贵的任务: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
  胡适的文章无疑是和章士例一唱一和,难怪鲁迅把他们捆在一块批驳起来。鲁迅说,读经能够救国吗?在欧战期间,谁见过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骂翻了潜水艇?他认为,教育总长坐朝论道“谈经救国”,大学教授现身说法中救国必先读书”,一吹一擂、都是“别有用意”的。目的是使青中学生“什么事也做不成”,“老死在原地方”。
  再说东征军回顾讨伐杨、刘后,东江地区重新被一度退人福建江西的陈炯明余部占领。9月间,原已归附广东革命政府的刘志陆、杨坤如等也相继叛变,联络在南路的陈炯明旧部邓本殷准备会攻广州,对革命政府造成严重威胁。9月21日,国民政府决定发动第二次东征。
  这次军事行动,以蒋介石担任东征军总指挥,率领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军和四军一部分共三万多人,分为三个纵队,于10月6日出发,向东推进。东征军设立总政治部,以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同时,李济深所部第四军为主力,组织南征军,讨伐邓本殷,由刚从苏联归国的共产党员张善铭任政治部主任。
  这次东征,比起第一次东征来,客观条件要有利得多:由于杨、刘等部已被削乎和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广州革命根据地较前更为巩固;国民政府已有六个军的兵力,足以超过对方,所以末把黄埔学生编人东征军;陈炯明余部经过第一次东征军沉重打击,战斗力和士气都大不如前。这确是统一广东的大好时机。
  东征军出发前,蒋介石在周恩来和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和严明的军纪条文,从军胸、出发津贴到菜金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并公之于众。《重征东江训诫》则是蒋介石和兼任党代表的汪精卫共同摘的,内容包括十条,文字简明扼要:
  一、军人最后目的是在于死,古语所谓“好汉死在阵头上”,孔子所谓“杀身成仁”是也。
  二、打胜仗的秘诀:1。严守军纪。2。服从命令。3。保护人民。4。万人一心(团结精神)。
  三、革命军口号:1。不要钱。2。不要命。3。爱国家。4。爱百姓。
  四、革命军十不怕:1。不伯死。2。不怕穷。3。不怕冻。4.
  不怕痛。5。不伯热。6。不怕饥。7。不伯疲。8。不怕远。9。不怕重。10。不怕险。
  五、保护百姓(不拉夫、不抢物、不捐饷、不占屋)就是实行三民主义。反之,扰害老百姓,就是违反主义反革命的强盗军队。
  六、毋忘革命军的《连坐法》。
  七、要紧记着革命军的《刑事条伍》。
  八、革命军只有前进。不许后退。怯退是军人一生无上之耻辱。
  九、革命军人,要忍耐到最后的五分钟,非得到最后的胜利,决不放手。
  十、我们的名誉,是已死同志们的头和血换得来。我们切不可忘了杀害我们的同志的仇敌,大家要为已死的同志来报仇。
  这次东征采取中央突破、直捣惠州的作战方针。惠州乃陈炯明的老巢。这里东、西、北三面环水,南面又有飞鹅岭作为屏障,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夙称“东江锁钥”,据说自宋代以来就无人攻破过。前人有诗曰:“铁链锁孤舟,白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驻守这里的是叛军杨坤如部一个师,凭险固守。
  10月10日。东征军进抵惠州城外飞鹅岭。13日,蒋介石命令大举攻城。杨坤如凭借城上工事和英式优良装备。拼死顽抗,隐藏在暗角的机关枪也伸出墙洞开火。东征军攻城先锋队一排排地倒下,尸骸成堆,伤亡惨重。
  夜幕降临,蒋介石乘轿在阵地上转了一圈,便带着沮丧的情绪返回指挥部,提出了放弃惠州、改道前进的主张。周恩来不同意这种“罢兵另谋”的主意,进言道:“攻下惠州,藩篱撤而破竹之势成,对整个战局将有决定性的意义,而且还有重大的政治影响。面罢兵改道,则意昧初战失利,动摇军心,显然财东征全局极为不利。”
  蒋介石说:“城高池深,急切难下,扫清外围,再攻孤城不迟。”
  周恩来认为只要打法对头,惠州还是可以拿下来的。他提出采取“围师必缺”的战法,“瓮中捉鳖,鳖会咬人的手。在瓮的三面打击,留一出口让鳖爬出,捉它就较为容易。围城也应示以活门,使守敌觉得有路可逃,以动摇其守城信心,利于攻城和歼敌。”
  蒋介石觉得有理,遂提出了“三面围攻,网开一面、待敌外逃,聚而歼之”的攻城方案。随后,周恩来召集各团党代表蒋先云、张际春、傅维钰、王逸常等人开会,要求他们带动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组织敢死队,冲锋在前,保证攻下惠州城。
  第二天下午,总攻开始。蒋介石和周恩来在飞鹅岭指挥,何应钦在城下督战。东征军集中炮火,猛轰北门,尤其注意摧毁城上暗藏的工事:炮火之后,一架架竹梯靠着城墙,650名敢死队员争先攀登。坐镇城内的杨坤如闻听北门告急,东征军已爬上城墙,大惊失色,急忙走出司令部,准备登北城门督战,终因炮火密集,不能登城。杨坤如见大势不妙,俏声问左右:“可有突围之路?”侍卫参谋说:“东门空虚,可由此出走。”
  战至傍晚,东征军自北、西门攻惠州,杨坤如被弹片打伤,狼狈从东门逃走。其所部在弃城逃跑时,又被东征军聚歼。
  亲身经历惠州之役的苏联顾问切列藩诺夫说:“惠州要塞实际是共产党人拿下来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墙还要坚硬。”
  攻克惠州后,蒋介石、周恩来等即进驻惠州督办署。10月16日,东征军在惠州城朗第一公园举行“攻城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会场上安放着牺牲将士数百人的灵位,悬挂着“阵亡将士精神不死”的横额。挽联上写着:“一鼓攻克天险惠城,取义成仁,长留浩气;余事为后死者本责,鞠躬尽瘁,共建殊勋。”蒋介石主祭,周恩来发表演说。他激昂地说:“孙中山先生的愿望,第一是统一广东,第二是统一中国,第三是打倒帝国主义。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不是我们第一军三个师的部队就够了,而必须全中国的军队,都化为革命军。”
  蒋介石宣布,追认在攻城中阵亡的团长刘尧窟为中将,抚恤其家属银5000元。
  国民政府下令表彰蒋介石,谓其“忠勇激发,成此伟功”,同时奖励何应钦、谭曙卿、陆瑞荣等。
  东征军乘胜追击。10月16日晚上,蒋介石发布向潮梅进军,彻底扫荡盘踞东江上游的陈炯明军的命令。东征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大张挞伐。仅仅十来天就占领了海陆丰、紫金、老隆等地,基本上控制了通往潮梅的要冲之地。
  当东征军从惠州分途进军时,蒋介石以及总指挥部随谭曙卿率领的第三师行动。谭师在惠州之役后就翘起尾巴,以为潮汕可以一举荡平。于是轻敌冒进。10月27日下午,谭曙卿派人送来急跟:“今早4时出发,7时半在塘湖遇敌。敌有人马万余,抵抗顽强。职部兵力,尚嫌单薄。恳请调兵向梅林、龙村两翼增援,以期一鼓歼灭。”蒋介石觉得蹊跷。
  原来,谭师懵懵然陷入敌丛后,遭到凶狠强悍的林虎属下黄任寰都的突然猛扑,牺牲了自团长以下千余名官兵,全线崩溃。蒋介石得悉真实情况后,急忙命令总指挥部的护卫陈赓:“你代理第三师师长,立即收集溃散部队,重新组织抵抗!”无奈为时已晓,兵败孤山因,智勇双全的陈赓也无力回天。从塘湖、华阳败退而来的谭师队伍,已如潮涌。总指挥部的随从人员也被冲散,连蒋介石的坐轿和行李也丢失了。
  正是:
  自古知兵非好战,
  骄兵必败要深思。
  究竟蒋介石如何脱险,且听下回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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