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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回 民革成立共产党添翼 国大选举蒋介石受挫


  书接上回。却说自1947年7月到1948年6月,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度里,解放军共歼敌152万人,毙俘国民党将级军官174名,使国民党军总数减至365万人,解放军总数增至280万人,中共所占城市为586座,解放区人口已达1.6亿。就全国战局看,解放军虽在总人数上还略少于国民党军,但在其他方面无疑都强于国民党军。
  更令蒋介石忧心如焚、切齿痛恨的是,由于政治气候的萧萧暮雨,由于他的一意孤行,国民党内部又一次分裂了。
  还在1946年5月,李济深在重庆和冯玉祥、陈铭枢、朱蕴山等人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互相约定:如果蒋介石发动全国性的内战,就联合国民党内部可以联合的力量,组织团体,开展反蒋斗争。
  6月下旬,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为了镇压反内战运动,又先后制造了“下关惨案”和“李闻惨案”。11月下旬,李济深、朱蕴山等由南京到达上海,加紧反内战反独裁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监视。
  1947年2月,李济深由上海秘密到达香港。他一面公开举起反蒋旗帜,一面开始筹备建立组织。
  3月,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办事处代表相继撤回延安。董必武将离南京时,朱蕴山赶往梅园新村和他见面。他对未蕴山说:“你可转告任潮(李济深字)先生,不要专靠武力,要注意政治旗帜。请你多帮助任潮先生及其他民主派同志,秘密赴港,分头努力。”
  5月4日,李济深在港邀集何香凝、蔡廷锴、彭泽民、陈其援、李章达、邓初民、陈此生、朱学范到他家中聚会,酝酿成立革命组织问题。最后,李济深高兴地宣布:“今天就是新组织筹备会成立之日,从今天起大家要用实际行动投入筹备工作。凡有志同道合的爱国之士,争取他们参加到我们的行列中来,但必须小心谨慎,以免坏分子混入。”
  7月,朱蕴山在上海得到张稚琴帮助,介绍认识了一个民航飞行员。于是,他化装成飞行员亲属随机到达香港。随后,他先后和李济深、何香凝等交换意见。他的任务是协助李济深筹组革命组织,尽快把国民党民主派的力量联合起来。他首先在香港成立了“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南方执行部”和“民联粤港澳总分会”。不久,“民联、民促(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南方联合执行部”又建立起来,实现了国民党内两个民主派组织的初步联合。
  当时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陈铭枢等重要人物均在上海。李济深、何香凝出面给他们写信,委托朱蕴山专程赴沪。信中说:“国民党民主派,集中力量,正名领导,对内对外,紧要万分。盼先生等迅即来港,共同筹策一切。详情由蕴兄面报。”
  这封信是写在手掌大的一块白绸巾上的,原准备由朱蕴山带往上海,后得悉国民党特务正在上海多方嫂捕未蕴山,遂改请在港讲法完毕、准备返沪的高僧巨赞法师,将此信带到上海交给陈铭枢。10月,柳亚子、谭平山、陈铭枢等陆续到达香港。值得一提的是柳亚子看完信后藏在一个镜框里,得以保存下来。镜框正面是孙中山遗像,密信放在像片和镜框背板中间。新中国成立后,它作为一件珍贵文物,收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在筹备过程中,李济深提出想请宋庆龄领衔。宋庆龄表示对此事完全赞成,愿作后盾,全力支持,但以不公开出面为好。
  李济深还打算请冯玉祥担任新组织的领导,然而冯虽参与了最早的发起活动,此时却正在美国考察。
  经过一段时间的谈话、协商,于11月31日召开第一次筹备会,正式推举李济深、何香凝为召集人,柳亚子、蔡廷偕、王葆真、邓初民、张文、梅龚彬、朱蕴山、陈此生、朱学范为委员,柳亚子兼秘书长。组织名称定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在中共的帮助和宋庆龄的支持下,民革于1948年元旦在香港坚尼地道52号正式宣告成立。出席代表90人。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贺电,通过了宣言等4个文件,同时选举成立中央领导机构。大会公推宋庆龄为名誉主席。鉴于李济深在国民党的资历与声望,大家一致认为他足以胜任领导民革之重任,遂推举其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何香凝、冯玉样、蔡廷锴、谭平山等16人被选为常务委员。
  李济深在会上旗帜鲜明地说:“蒋介石言而无信,反复无常,这是我李济深几十年亲身经历,毫不虚假的,我们只有各尽其力,走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条道路。”
  这样一来,蒋介石便陷入了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境地。他苦恼万分,夜不能寐,任何安眠药都无济于事。从不沾酒、只喝白开水的他,现在每晚却要饮一杯半威士忌,才稍能安眠片刻。这年寒冬的一个深夜,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了这样一段“反省录”,承认:
  “全国各战场皆陷于劣势被动之危境,榆林(陕西)、运城(山西)被围日久,无兵增援;石家庄陷落之后,北方之民心士气完全动摇;加之,陈毅股匪威胁徐州(江苏),拆毁黄口(江苏)至内黄(河南)铁路,而后进逼徐、皖(安徽);陈赓股匪窜扰豫西、南阳,襄阳震动;江南各省几乎遍呈风声鹤唳之象;两广、湘、豫、浙闽伏匪蠢动,李济深、冯玉祥且与之遥遥相应,公然宣告叛国,此诚存亡危急之秋也。”
  为了挽救垂危政局,蒋介石决定召集“行宪国大”,按照首届国大制定的宪法,实行总统制,借以强调其合法地位,巩固其集权统治。
  1948年2月29日,“行宪国大”,即第二届国民代表大会于南京开场,其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
  总统的位置非蒋莫属,这早在人们的意料之中。不料4月4日,蒋介石却在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上提出自己不参加总统竞选,并说要把此职让给北大校长胡适博士。消息传出,国大顿时热闹起来。原来,早些时候司徒雷登表示美国的意思是让胡适当总统:由文人学者任此虚职,以显示国民党政府“致力于民主改革”,而蒋介石作为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仍掌握军政实权,以全力“剿共”。既要权力又要名誉的蒋介石,对中华民国总统的头衔岂肯轻易让人?他将计就计,口头上答应美国人的建议,表示不当总统,实际是作为权力斗争的一种手段。因为一年多以前“制宪国大”通过的那部宪法,还缺少一条“在戡乱建国非常时期赋予总统处置非常事变的权力”。蒋介石素来专制独裁,岂肯甘当傀儡,做林森第二?所以,他使出招数,以退为进。
  果然,最善于体会蒋介石用心的张群对大家说:“并不是总裁不愿意当总统,而是依据宪法草案,总统是一个虚位元首,他不愿意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如果能想法补救,规定特定期间,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的权力,他还是要当总统的。”经张群一说,国民党中常会大员们茅塞顿开,随即推张群、陈立夫、陈布雷三人带着这一条意见去见蒋介石。
  4月17日,中常会决定,在宪法外增加临时条款,授予总统“紧急处置权”。蒋介石心情畅快,亲自到总统候选人讨论会上讲话。他先追述自己如何追随先总理参加革命,如何誓师北伐,定都南京,削平内乱,领导抗战胜利,最后激愤地说:“我是国民党员,以身许国,不计生死。我要完成总理遗志,对国民革命负责到底。我不做总统,谁做总统?”
  4月19日,蒋介石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行宪国大”的高峰,是竞选副总统。围绕竞选,风波迭起,险象环生。
  当时参加副总统竞选的,有国民党内的李宗仁、孙科、于右任、程潜,民社党的徐傅霖和社会贤达莫德惠。徐、莫参加竞选,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不过是民主的一种摆设。于、程雄心勃勃,志在一博,企图侥幸取胜。而李、孙实力最雄厚,志在必得。
  李宗仁对竞选副总统十分积极。他对政治秘书程思远说:“我并不想拥有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虚名,只是想借此摆脱北平行辕主任这个职务。照我看来,东北和华北军事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如不趁早走开,我不知道将来如何得了,不是准备做俘虏,还有什么好的下场?”
  程思远问:“如果竞选不成功,那怎么办?”
  李宗仁说:“那只好解甲归田,不可能有别的打算。”
  白崇禧原来是反对李宗仁竞选的,还动员了黄旭初、黄绍闳、韦永成等先后劝阻。在白看来,李若竞选不成将有失桂系面子,而且蒋介石刚让他成立国防部九江指挥所拥有兵权,指挥中原大军,要是竞选成功将破坏他与蒋的关系。然而李宗仁不听众人劝阻,主意已定,不惜孤注一掷。事已至此,大家便都竭尽全力帮助李宗仁竞选。桂系的几乎全部要员都出动了,“一白二黄”(白祟禧、黄绍闳、黄旭初)及程思远、韦永成、邱昌渭、夏威、李品仙等都为此使出了浑身解数,连夫人们也出动而大使外交手腕。竞选中共用了1000多根金条,约合黄金1万两,由广西、安徽两个桂系控制的省份供给。因为原任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这次率竞选团来南京还没有安家,当然就住在白崇禧公馆里,接待宾客和召集桂系骨干商讨重大问题。
  白崇禧利用国防部长的身份,去对军方施加影响,并利用他到中央任职多年形成的关系,去各方活动,还利用“中国回教协会会长”身份,拉拢宁夏马鸿逵和青海马步芳。白夫人马佩璋也去拉拢“二马”的夫人,并到处请一些要员的夫人打麻将,进行内线活动。又在桂林造了一台榨米粉的小机器空运来南京配合竞选活动,因而宾客可以在白公馆里尝到地地道道的桂林米粉。
  李宗仁暗中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又有桂系朋友们的鼎力相助,更加信心倍增。为了拉选票,他和夫人郭德洁每日结伴跑旅社拜客,或临开会时站立会堂门口和代表们握手,寒瞳打招呼,以示热情和蔼,平易近人,有民主风度。在黄绍豌举行的一次招待代表的午宴上,他风趣地说:“我是军人,不懂政治。今天来学习民主,好比一个乡下小姑娘初次跑到城里来谈恋爱,这是平生破题儿第—遭,没有经验,难免闹笑话,丢人现眼。代表先生女士们都是我的‘大姐姐’,是‘情场’的过来人,经验丰富,可千万不能见笑,还该多多指导帮助我这个‘小妹妹’逐渐熟悉起来才是。”在座的人都为之忍俊不禁,暗说:值得投他一票。
  黄绍闳是李宗仁竞选的参谋长和策划人,对竞选不遗余力,出了许多妙计。
  当时立法委员绝大多数是支持孙科的,因为孙科继胡汉民后一直担任立法院院长。黄绍闳经过分析,认为还是可以瓦解对方阵营的。因以前有些立法委员企图策动孙科与蒋介石抗衡,借以扩大政治影响和推动民主改革。然而目前蒋、孙非但没有反目,反而结成了“统一阵线”。孙科的出马竞选,也是蒋一力促成的,蒋许诺给孙科以财力和人力支持。很明显,蒋的目的在于抬孙压李,他不愿看到桂系势力尾大不掉。洞悉内幕的黄绍闳于是找到立委谭惕吾、于振瀛,对他们说:“你们过去捧孙是为了反蒋,而现在各种迹象表明,蒋、孙正连为一体,如果孙科当选副总统,反而增加了蒋介石的力量,这不是停离了你们的初衷吗?”谭、于二人与黄作竟夕之谈,明了内情,并转变了立场。以后不但把自己的选票投给李宗仁,而且奔走于陕西、山东代表间,为李拉了不少选票。一些立委在他们的游说之下,改变了态度。范予遂不但转变了立场,还泪谏王法勤,而山东代表大都听命于元老王法勤。
  最成功的一招是,在决选副总统的前三天,黄绍闳居然把支持孙科的CC系最顽固的堡垒——浙江代表团攻破了。黄曾在浙江任省主席10年,许多人与他熟悉。他利用这一优势,频频走访浙江代表。这些代表以为黄做过两任省主席,也许还会做第三任,自然为巴结黄而投李的票。当时,李宗仁、孙科两人旗鼓相当,浙江的选票因而成为最关键的筹码。后来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的当日,陈布雷懊恼不已,集合浙江代表臭骂一通,一时传为笑柄。
  正在竞选活动紧锣密鼓地进行的时候,忽然盛传副总统候选人要由中央提名。原来这是蒋介石有意放风,如无大的反对风浪,就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将李宗仁从候选人名单中剔除,只提孙科一人,而在中常会上一旦提出,李宗仁、黄绍闳连反对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们都不是中常委委员。
  黄绍闳敏锐地感到,这是对方即将大动作的讯号。经过反复权衡,他决定给对方一个“当头炮”:直截了当地反对由中央提名,使这一计划胎死腹中。
  他未同李宗仁商量就直奔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找秘书长吴铁城和组织部长陈立夫理论一番。恰巧两人不在,副秘书长郑彦芬接待了他。黄绍闳单刀直人,诘问外面哄传副总统选举由中央提名是否属实。郑说不知道。黄威胁说:“如果所传非虚,广西、安徽的国大代表就一体退出,不参加选举,望转告吴秘书长和陈部长。”随即告辞出来,去找李宗仁。李正六神无主,闻言大喜,连声说:“你的当头炮狠及时,很及时!”
  果然,次日一早,吴铁城、陈立夫和内政部长余井塘、国大秘书长洪兰友相偕来到黄绍闳寓所,向黄解释。吴铁城向黄表态:“季宽先生昨日对郑秘书长所言都是谣传,望匆轻信,今日立夫先生、洪秘书长、余部长都在这里,保证无中央提名之事。”
  黄释然一笑:“既然如此,我还有何话可说!”
  4月23日,国大代表开始投票选举副总统。开票结果,五位候选人都未达到法定票数。24日,依法再选,按规定只有前三名参加竞选,即李宗仁、孙科、程潜。但是,二选、三选都没有结果,于是依法进行决选。决选按得票多少,只剩下李、孙二人进行角逐,双方竞选班子无不全力以赴。
  正在这关键时刻,社会上忽然出现许多对李不利的言论,如说李“有通共嫌疑”、“勘乱不力”、“台儿庄胜利纯属子虚乌有”、“李夫人郭德洁在北平贪污受贿”等等。CC系报纸更是对李宗仁低毁中伤,说他“个人生活腐化、作风不检点”,“敲榨某省当局钱财”等等。
  黄绍闳心急如焚。他深知,如果此时保持沉默,就无异于承认所有对李的攻击言论属实,使自己陷于被动。同时他也知道,这些人之所以敢如此肆无忌惮,是因为蒋介石在背后撑腰。于是,黄立即赶往白公馆,与李宗仁、白祟禧商量对策。黄说:“依我愚见,不如宣布退出竞选。”李、白愣然,认为在此关键时刻退出竞选,岂不是把果子拱手让人?黄分析道:“形势已然明朗,蒋介石正竭力为孙科捧场,志在必得,什么手段都会使出来,如果与他们硬碰,就会吃不着羊肉反惹一身膻。而如果宣布退出竞选,我方代表都不入场参加投票,国大如何收场呢?这样,我们就会变被动为主动。”
  李宗仁不敢冒此风险,白崇禧也满腹狐疑。在此情况下,李、白、黄只好把桂系骨干们都召来,以决定进退。会场气氛热烈,逐渐形成了对立的两派意见,争得难解难分,相持不下。会议从下午;点开到晚上10点,仍是没有结果。黄绍闳站起来,大声说道:“退不退让由德公作决断,今晚我就去上海,竞选的事我不再插手。”说完,抓起衣服就往外走。白祟禧连忙拉住他,对大家说:“季宽的话有道理,先退出再说,至于以后如何办,这里仍需季宽策划。”此言一出,原来反对退出竞选的人也表示赞成,李宗仁只好让步。
  次日,南京各大报以显著位置刊载了李宗仁的声明:“唯进来忽发觉有人以党之名义压迫统制,使各代表无法行使其自由投票之职权。以此情形竞选,失其意义。用特函达,正式声明放弃竟选。”全国舆论顿时大哗。尚在观望的国大代表对李宗仁的处境深表同情,对最高当局幕后操纵、破坏民主的行为表示愤怒。而孙科为表白自己,亦于翌日声明退出竞选。此时,蒋介石骑虎难下,急忙召见白祟禧,表示他决不偏袒任何一方,要白劝李仍参加竞选。李宗仁见已达到预期目的,乃顺风收帆,宣布继续参加选举。
  4月29日,在国民大会的第四次选举中,李宗仁获得1438票,而蒋介石支持的孙科获得1295票,李宗仁以微弱的多数取胜,被称为竞选中杀出的黑马,当上了国民政府的第一届副总统。
  那天最后投票时,蒋介石在官邸内静听电台报告投票情况。当播出李宗仁当选时,蒋介石盛怒之下,一脚踢翻收音机,脸白如纸,拿起手杖和披风,立刻命令侍从备车。上车之后,也不说到哪里去。司机按其习惯,开向中山陵。刚驶进陵园道,蒋高叫:“回去!”司机再开回官邸。蒋才下车,复又上车,再吩咐开出去。随从侍卫见他丧魂失魄,怕他自杀,乃加派车辆随行。
  5月20日,总统、副总统宣誓就职。这是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第一任正副总统的就职典礼,南京城里张灯结彩,十分隆重。与会的文武百官及各国使节均穿鲜明整齐的礼服。人们发现,蒋介石穿着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而李宗仁穿一身军便服,伫立其后。在当时的气氛中看去,李宗仁不像参加宣誓的副总统,倒像随待总统的马弁。
  白祟禧会后问李宗仁为何这样装束,李告之本来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了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谁知就职前夕,侍从室传出蒋介石的手谕说要穿军便服。白崇禧听后,倒吸一口凉气。
  果然不久,白祟禧丢了国防部长的位置,被调往武汉任华中“剿匪”总司令。黄绍闳也不敢常在南京了。李宗仁则处处受到冷遇,只好表面上寄情山水,暗中待机观变。按下不表。
  再说开春以来,解放军发起更大规模的攻势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分区防御”的战略。西北、东北、华北、中原各地战场捷报频传。为了实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宏伟目标,中共中央决定进行战略转移,东渡黄河,迁往华北。
  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率领中央机关于3月21日离开米脂县杨家沟,经过两天行军,23日到达黄河西岸的吴堡县川口渡口。当地政府早巳在这里准备好了十几条渡船。他们登上木船,缓缓地离开岸边,向送行的人群挥手致意。渡船绕过许多顺流而下的冰块,冲出激流,渡过了滔滔黄河。船一靠东岸,他们便踏上了晋绥解放区的山西临县境内,很快就同驻在这里的中央后方委员会会合了。
  3月26日,毛泽东等到达兴县蔡家崖,同贺龙、李并泉会面,8天后又上路了。他们经过岢岚、神池、雁门关、代县,在大风雪中翻越五台山,于4月13日到达阜平城南庄晋察冀军区驻地。
  毛泽东在上年初即曾提出访问莫斯科,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研究一些问题。这年7月1日,斯大林致电在陕北担任医生兼联络员的奥尔洛夫:“鉴于即将举行的战役,鉴于毛泽东若离开,会对战事发生不良影响,我们认为暂时推迟毛泽东的出行为宜。”在到达城南庄的前一天,毛泽东向周、任又提出这个问题,周、任都表示同意,决定到城南庄后,周、任先去西拍坡同刘、朱会合,毛则暂留城南庄作去苏联的准备。2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表示:决定提早动身赴苏联。斯大林先在29日复电同意,到5月10日又致电毛泽东:考虑到中国战局的发展和他途中的安全,再次建议他推迟来苏。这样,毛泽东便在城南庄住了35天。
  在此期间,从4月30日到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都出席了。这是自撤离延安后5位书记第一次在一起参加的正式中央会议。时间相隔只有一年多一点,而国内形势却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会议结束没几天,国民党方面即获得了毛泽东住处的情报,5月18日派出飞机突然轰炸城南庆,击中了毛泽东的住房。由于聂荣臻当机立断,与赵尔陆匆忙间把毛泽东扶上招架,秘书和警卫人员抬起来就往防空洞跑,才使毛泽东躲过了危险。当天晚上,毛泽东就转移到了20里外一个隐蔽的小村子。
  5月27日,毛泽东到达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西柏坡。此后,毛泽东把自己的工作重心转移到指挥作战上来,从下半年发起济南战役开始,部署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大决战,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这时,蒋介石由于军事失败,人心动摇,为了阻止解放军的胜利发展,阻止国民党内分崩离析的趋势,正在焦虑地探寻局势好转的计策。国民党内一部分人认为:“不能再拖下去了。”主张停战谈判。司徒雷登大使也向蒋介石建议:“在目前极端危急的局势下,要产生一个联合宣言,与共产党成立协议,以谋求和平,把它当作一种思想战争。”蒋介石表示:“要将此事再仔细考虑。”随后,即放出了求和的空气。
  毛泽东一眼看出了他们在此时提出和平运动的目的。在他改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揭破敌人的和平阴谋的指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动派所谓和平运动,只是战争失败时求得喘息机会以利再战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反动政府必须打倒,反动军队必须解除武装,人民民主政府必须在全国建立,美国侵略势力必须退出中国,中国对外必须实现完全的独立,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否则所谓和平必定是假的,只是过渡到更残酷的内战的一种手段……我们如果不愿意被敌人消灭,就必须把战争打到底,必须不要上反动派的当。”
  正是:
  早知今时求和难,
  何必当日把门关?
  未知蒋介石如何举措,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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