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编 西方据优势地位时的世界，1763-1914年

第十一章 工业革命

    我们发觉自己处于这样一个世界中：在这世界里，有着迅速的运动和不平稳的退却；在这世界里，前所未有地挤满了人——人们在巨大城市的人行道上互相推挤，人们不自在地隐居在高大公寓的小房间内沉思或空想；在这世界里，充满了流线型汽车、有轨电车和飞机；这世界受到了来自传声筒的唱声的干扰，遭到了新闻标题以及电影和电视中的不断变化的镜头的攻击。这世界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种经济统治——工业文明的统治——的一部分；它不但为西欧诸民族所分享，也为俄国人、美国人和日本人所分享，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人和印度人所分享。

——约翰·尤·内夫

    人类的物质文化在过去200年中发生的变化远甚于前5000年。18世纪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实质上与古代的埃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人的生活方式相同。人类仍在用同样的材料建造房屋，用同样的牲畜驮运自己和行李，用同样的帆和桨推动船，用同样的纺织品制作衣服，用同样的蜡烛和火炬照明。然而今天，金属和塑料补充了石块和木头，铁路、汽车和飞机取代了牛、马和驴，蒸汽机、内燃机和原子动力代替风和人力来推动船，大量合成纤维织物与传统的棉布、毛织品和亚麻织物竞争，电使蜡烛黯然失色，并已成为只要按一下开关，便可做大量功的动力之源。

    这一划时代的变化的起因一方面见于前章提到的科学革命，一方面见于所谓的工业革命。人们之所以要修饰以“所谓的”，是因为对使用工业革命一词感到很不自在。我们已指出过，在某些方面，工业革命早在18世纪以前已开始进行，并由于各种实际的目的而继续到现在。显然，在一个突然地开始和结束的惊人变化的意义上说，这不是一场革命。

    然而，事实仍旧是，18世纪80年代间，生产力确有了惊人的进展，或者，如现在的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生产力有了“一个进入自驱动的发展的起飞”。更明确地说，当时产生了一个机械化工厂体系，它以迅速降低的成本极大量地生产商品，以致它不再是依能原有的需妥，而是创造出其自己的需要。汽车制造业就是这种现在很普通但以往一向无前例的现象的一个例子。不是存在于本世纪初的对汽车的需求创造了今天巨大的汽车制造业，而是制造廉价的T型“福特”牌汽车的能力促进了现代对汽车的大量带求。

    工业革命对世界历史来说具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它不但为20世纪的不发达世界提供了主要目标，而且为19世纪欧洲的世界霸权提供了经济基础和同事基础。今天，每个新国家在政治上独立生存的意义上功地“起飞”之后，又把朝相应的经济上独立生存的方向“起飞”作为自已的目标。

    一、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它实际开始的那个时间开始

    考察工业革命时出现的第一个问题和其时间的选择有关。为什么工业革命是在18世纪后期而不是在100年或1，000年时发生？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海外大扩张之后欧洲惊人的经济发展中找到，这一发展我们前面已提到过，是如此显著，以致现在通常被称为商业革命。

    商业革命的首要特点在于世界贸易的商品起了变化。16世纪以前，最重要的项目是由东方运往西方的香料和朝相反方向运的金银。但渐渐地，新的海外产品成为欧洲的主要消费品，其商业价值增长。这些产品包括新的饮料（可可、茶和咖啡）、新的染料（靛蓝、胭脂红和巴西苏水）、新的香料（多香果和香子兰）和新的食物（珍珠鸡、吐绶鸡以及其供应量已大大增长的纽芬兰的鳕）。商业革命的另一重要特点是贸易量显著增长。1715至1787年间，法国从海外地区输入的进口商品增加了10倍，而出口商品增加了7至8倍。英国的贸易也有了几乎同样惊人的增长——从 1698至1775年的这一时期中，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长到500％至600％之间。欧洲的总的贸易在增长，但是，殖民地贸易正在其中占一个愈来愈大的部分。例如，1698年，英国约15％的海运贸易是与其殖民地进行，但是，到1775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33％。此外，由于殖民地商品的再出口，法、英两园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也大大增长。

    商业革命在好几个重要方面有助于工业革命。首先，它为欧洲的工业、尤其是为制造纺织品、火器、金属器具、船舶以及包括制材、绳索、帆、锚、滑轮和航海仪器在内的船舶附件的工业提供了很大的、不断扩展的市场。英国伟大的工业中心伯明翰之所以变得重要，就因为它为殖民地提供了种种产品；“供印度用的斧子和供北美洲土著用的战斧，销往古巴和巴西、适用于贫穷的奴隶的枷锁、手铐和铁颈圈。……在美洲的原始森林里，伯明翰的斧子欣倒了古老的树木；在澳大利亚放牛的牧场上，回响着伯明翰的铃挡的声音；在东印度和西印度，人们用伯明翰的锄头照料甘蔗田。”

    为了满泛这些新市场的需宴，工业必须改善其组织和技术。英格兰中部地区的钉子制造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为了适应殖民地对钉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研制出机械化的、提高了产量的轧制机和纵切机。它还发展起一种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生产钉子的铁器商即铁工厂老板将一堆难针条分发给制钉工人，由他们在家里加工，然后再运回去销售。到1775年，钉子制造业每年用去10，000吨铁，雇用约10，000名工人。当时有观察者评论说，凡是“知道美洲对钉子的需要量的人。如果没见到过美洲极大量的用木头建造的房屋，是会感到惊异的；然后，他又会对建造这么许多木头房屋所必需的钉子是在哪里制成的这一点感到诧异。”

    钉子制造业为使自己适应美洲市场而采取的步骤是十分重要的。首先，它获得了技术上的进步2这些进步和其他工业所取得的进步一起，为工业革命提供了一个稳固的机械基础。因而，工业革命的先驱者是在许多新研制出来的机械发明物的帮助下开始前进的；这些发明物包括印刷机。手摇织机、纺车、捻丝机、采矿设备、冶铁炉、自动织带机和织袜机。钉子制造业和其他工业所采用的那种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根本不同于传统的手艺行会制度；在手艺行会中，同一个人生产一件商品，然后将它卖给消费者而获取固定的利润。现在，一个中间人即有资本的中间商介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他用自己的资本购买原料，将原料“分发”给不是行会成员的工匠，由他们在计件工价的基础上进行加工。然后，他捡起成品，卖给消费者，以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于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为新的中间商所分隔；中间商的目的——与行会的固定价格和固定利润大不相同——是廉价买进，高价卖出，以获取最大利润。可以补充说一下，这种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有时也被称为家庭包工制；其原因在于，工匠全然不同于在雇主的工场里干活的行会会员，通常是在自己家里做计件工作。

    无论如何，这种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的意义是，它不受到无数的行会限制的约束，从而使工业产量的大幅度增长成为可能。有些中间商发现，如果将他们的工匠集合在一个屋顶下，向他们提供原料和工具，那么既方便又有利可图。有一首诗讲到了纽伯里的杰克；他在16世纪初建造起自己的房屋，安装上200多台织机，雇用了大约600个男子、妇女和儿童来进行操作。

    在一个长长的大房间里，

    竖放着二百台非常坚固的织机：

    确实，有二百个男子，

    在操作这些排成一长行的织机。

    每台织机旁，坐着一个机灵的男孩，

    正高高兴兴地把线绕在筒管上。

    近旁的另一地方，

    有一百个快乐的妇女，

    坐在那里放声歌唱，

    同时心情愉快地努力梳理棉花。

    另外紧挨的一个房间里，

    呆着二百个少女，

    身穿鲜红的粗毛布裙子，

    头扎乳白色的头巾。……

    那些漂亮的少女从不停歇，

    整天在那里纺纱。……

    接着，人们又走进一个房间，

    那里有一些衣着破旧的孩子：

    全都坐着拣羊毛，

    从粗羊毛中挑选中最纤细的。……

    在另一地方，

    杰克正暗中监视着整整五十个规矩的男子，

    这些人个个都是剪羊毛者。…

    他们近旁，还有着

    整整八十个正在努力于活的划手。

    那对，杰克己拥有一个染房，

    在那里，他雇用了整整四十个男子；

    同祥，他还为自己的漂洗机

    雇用了整整二十个人。

    杰克和其他工业的中间商伙伴一起发展了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和工厂体系。只需要有节省劳力的动力机械，就可以发动工业革命了。

    要为工业革命建造工厂和制造机器，就得筹措资金商业革命也提供了这方面所必需的大量资本。资本以利润的形式从世界各地源源流入欧洲。在西伯利亚，俄罗斯人把铁罐卖给土著，以换取足以装淄铁罐的毛皮。在北美洲，哈得孙湾公司的商人向印第安人每出售一支步枪，索取的价钱是一支步枪那么高的一堆海狸皮。在墨西哥和秘鲁，西班牙人利用土著劳动力挖掘出许许多多的银子。德雷克在对西班牙人的一次私掠巡航中，获得了等于其远航投资额的4，700％的利润。伊丽莎白女王为他提供了几条船，也分得一些股份，净赚250，000英镑。她将其中一部分投资于黎凡特公司，该公司的利润后又用于创办为英国赢得印度帝国的东印度公司。“确实”，约翰·梅纳德·凯因斯说，“德雷克用‘金鹿号’船带回来的掠夺物完全可以看作是英国对外投资的源泉和起源。”非洲也以有几十万奴隶被掠去充当美洲种植园的劳动力的形式为欧洲冒险家提供了巨大利润。实际上，布里斯托尔因为是奴隶贸易和蔗糖贸易的中心，才在18世纪的前75年中成为英国的二等城市。当地有位善于分析者写道，“这城市中没有一块砖不是用奴隶的血凝成的。豪华的宅第、奢侈的生活、穿特殊制服的仆人都是财富的产物，而这种财富是用被布里斯托尔商人们买卖的奴隶的苦难和呻吟制成的。”比奴隶贸易本身更有利可图的是由奴隶劳动力经营的甘蔗种植园。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园主是当时的巨头，只有以往在印度发了财的“大富翁”能与他们相比。这些人挥霍无度、开销惊人，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更值得注意的是几个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黎凡特公司、非洲公司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公司如莫斯科公司、哈得孙湾公司以及南北美洲的种种陆上殖民地公司的生利的收益。

    正是这一商业革命引起了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生气勃勃的、扩张型的社会。在这社会中，“要求利润的欲望成了起推动作用的动机……人们通过各种复杂的、往往是间接的方法，将大笔大笔积聚起来的资本用于谋取利润。”以往在中世纪期间，一个人若试图去赚得比保持在他生来就有的生活地位中舒适地生活所必需的更多的钱，会被认为是邪恶的。但是，随着商业革命的到来，渴望得到财富的精神出现于经济事业的各个方面。在商业上，有着固定价格和固定利润的商业公会被试图为其股东获得可能的最高收益的合股公司所取代。在工业上，对质量、生产方式和利润有着许多规定的手艺行会被实行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的中间商所扫除。在金融上，中世纪教会对高利贷的种种禁令被提供贷款、出售汇票和提供其他许多金融服务的大银行所忽视。

    所有这些现象在中世纪后期是新生的，但是，商业革命大大地促进了它们。1500年以后，资本主义的各种制度和精神迅速地发展起来。当然，那些世纪中的资本主义完全不同于今天的资本主义。由于商业事业比工业或农业更加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这种较早的资本主义形式通常称为商业资本主义。然而，不管给16至17世纪期间盛行于欧洲的经济制度以什么名称，重要的一点是，它是生气勃勃的、富有扩张性的。资本家在其不断的、要求利润的运动中，将其活动范围扩展到整个世界。这样做时，资本家多方面地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到来，也促进了欧洲的世界经济霸权的建立。

    二、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它实际开始的那个地方开始

    工业革命首先开始于英国。这是个极重要的历史事实，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19世纪时英国对世界事务起首要作用的原因。因此，为什么工业革命会在它实际开始的那个地方开始这一问题远不仅仅具有学术上的探讨价值。

    如果排除那些由于某种原因而未能引起工业革命的国家，这问题也许可简单化。意大利曾在经济上居营位，但是，随着地理大发现、随着主要的商船航线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它落后了。西班牙16世纪时在经济上占优势，但是，由于前面已提到的种种原因，它后来败给了西北部国家。荷兰在17世纪时享有其黄金时代，但是，它缺乏机器生产所必需的原料、劳动力资源和水力。中欧和东欧各国没受到商业革命的什么影响，因而未发展起工业化所必需的专门技术、贸易市场和资本储备。

    于是，仅剩下法国和英国为可能的领导者；这两者中，英国具有使它能远选领先于其对手的某些有利条件。例如，在商业方面，1763年时这两个国家大致不相上下，或者，如果有区别的话，法国稍微领先些。但是，法国拥有三倍于英国的人口。法国还因1763年时被逐出加拿大和印度而在对外贸易中失利。此外，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舰队的封锁使法国的贸易值下降到1788年时的一半左右，这一降低直到1825年才恢复到原有水平。

    英国享有的另一重要的有利条件是，它早已在基本的采煤工业和炼铁工业中领先。由于英国的保存林正被耗尽，它很早就开始用煤作燃料，利用煤末冶炼铁。到1789年法国革命时，英国每年大约生产1，00O万吨煤，而法国仅生产70万吨煤。当时有位诗人已意识到这种无限的动力之源对英国工业的意义，他写道：

    英国是个完美的世界！它还拥有东印度群岛！

    修正你们的地图吧！新的城堡是秘鲁。

    英国还率先发展起高炉；这种高炉迥然不同于旧时的熔铁炉，能成批生产铁。1780年，英国的铁产量是法国的三分之一，到1840年，却是法国的三倍多。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英国正在生产被大规模消费的、其需求量又大又稳定的商品方面向前推进，而法国则更专门地生产其需求量有限且不稳定的奢侈品。可能伏尔泰已想到了这一点，他在1735年写道，“事实上，我们是欧洲的掼奶油。”

    英国还拥有更多的、可作工业革命的资金用的流动资本。源源流入英国的商业利润比流入其他任何国家的多。英国的宫廷支出和军费较法国的低，因此，英国征税较少，英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较好。此外，银行业在英国发展得更早、更有效，为个人企业和社团企业提供了共同基金。到17世纪末，伦敦已在与世界的借贷中心阿姆斯特丹竞争；伦敦的证券交易所于1698年建立，而巴黎直到1724年才有正式的证券交易所。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企业家中的人才令人印象深刻地集中在英国。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非国教徒如从事制铁业的达比全家、制造瓷器的库克沃西、经营棉纺织厂和参与政治活动的布赖特父子以及投身于科学的道耳顿和爱丁顿等人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中得到说明。摆脱常规和对个人责任的强调使在非国教徒中间产生很大一部分实验者和发明者，而他们的节俭使他们把利润再投资于实业而不是为奢侈的生活挥霍掉。非国教徒在英国的影响由于来自大陆的同教派的人的流入而增大。例如，随着1685年南特敕令的撤销，法国失去了相当多的经管企业的人才，尤其是在纺织工业中；他们都流入了英国。

    英国还在劳动力供应方面占优势；由于行会较早瓦解，由于对传统的条块农田的圈占，英国获得了充裕的流动劳动力。行会及其多方面的限制的消失，使采用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和建立拥有动力机械的工厂更为容易。圈地于16世纪开始，继续了三个世纪，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叶达到最高潮。自耕农时常不得不出卖劳动力，因为对公地和荒地的圈占使他们没有土地放牧，也得不到燃料。较早时期的圈地是由羊毛价格的上涨促成的，因此，土地多半用于放牧。在较后的时期中，为迅速发展的城市生产粮食的需要变得更为重要，因此，被圈占的土地由人们用最新的、有效的方法加以耕种。这些方法包括用轮作制代替让田地休闲这种浪费土地的旧方法、选育优良种无用科学培育法改良牛的品种以及研制某些农业机械如马拉的耕耘机和自动的播种机。

    如果处于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条块农田的耕种制之下，这些改革本不可能实现。然而，由于圈地，人们有可能完成这些改革，而且，这样做是很有利的。当时，农产品市场正在扩大，种种新技术使产量的显著增长成为可能。汤森子爵曾园致力于用芜菁进行轮作而被称为“芜菁汤森”，他在自己的土地上使小麦每英亩的产量从10蒲式耳增至24蒲式耳。1710至1795年间，罗伯特·贝克韦尔的科学培育法有可能使小牛的平均重量从50磅增至148磅，使菜牛的平均重量从370磅增至800磅，使绵羊的平均重量从28磅增至80磅，使羔羊的平均重量从18磅增至50磅。因而，从经济观点看，因地显然使人们能向前迈进一大步。

    但是，从社会观点看，情况究全不同。1714至1820年间，英国有600万英亩以上的土地被圈占。这意味着严重的混乱和苦难。贫穷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部分甚至全部的土地，被迫当租地人或做散工的人，否则，就不得不去城里寻找工作。英国自耕农被大批地逐出家园这一现象把关心社会的个别人吓坏了，他们直言不讳地起来反对。虽然圈占土地的过程是使人不安、令人不快的，但就工业革命而言，它履行了两个必不可少的职责——它为工厂提供了劳动力，为城市提供了粮食。因此，因地可以看作是英因工业在19世纪居首位的一种先决条件。圈地确也在欧洲一些别的国家发生过，但在程度上要小得多。例如，在法国，法国革命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土地，从而增加了他们对故乡的依恋，使他们不愿意收拾行李上别处。

    三、工业革命：第一阶段，1770—1870年

    工业革命不能仅仅归因于一小群发明者的天才。天才无疑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18世纪后期起作用的种种有利力量的结合。除了在强有力的需要的刺激下，发明者很少作出发明。作为种种新发明的基础的许多原理在工业革命前数世纪已为人们所知道，但是，由于缺乏刺激，它们未被应用于工业。例如，蒸汽动力的情况就是如此。蒸汽动力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已为人们所知道，甚至得到应用，但是，仅仅用于开关庙宇大门。不过，在英国，为了从矿井里抽水和转动新机械的机轮，急需有一种新的动力之源。结果引起了一系列发明和改进，直到最后研制出适宜大量生产的蒸汽机。

    这种由需要导致发明的模式从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中可清楚地觉察出来。棉纺织工业最先实现机械化，因为英国公众已愈来愈喜爱最初是从印度进口的棉织品。事实上，对棉织品的使用已非常广泛，因此，强大的旧毛纺行业在1700年设法通过了禁上进口棉布或棉织品的法律。不过，这条法律并未禁止棉布的制造。这就为当地工业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有魄力的中间人很快就完全利用了这一机会。当时的问题在于如何充分地加速纺纱和织布，以满足巨大的、受保护的国内市场的需要。那时所采用的工具基本上和罗马人所使用的工具相同。唯一的例外是约翰·凯发明的、于1733年取得其专利权的“飞梭”——一种能使纬纱来回穿越经纱的速度得到加快的简单的弹跳装置。但是，仅有“飞梭”是不够的，于是，人们为鼓励那些促进了生产的发明，谨慎地开展了一场协调一致的运动。1754年，“技艺、制造业及商业奖励会”成立，该会为已被确定的成就提供金钱、奖章和其他报酬。例如，1760年，它为一台纺纱机提供了一笔奖金，并解释道，“毛织品、亚麻织物和棉布的制造商发现，要在夏季即纺纱工人忙于收割庄稼时获得足够数量的人手，是极其困难的。”

    这些有利条件导致一系列发明，使棉纺织工业有可能到1830年时完全实现机械化。新发明中，理查德·阿克赖特的水力纺纱机（1769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多轴纺纱机（1770年）和塞缪尔·克朗普顿的走锭纺纱机（1779年）是十分出色的。水力纺纱机能在皮辊之间纺出又细又结实的纱；用多轴纺纱机，一个人能同时纺8根纱线，后来是16根纱线，最后为100多根纱线；走锭纺纱机也称为“缪尔”（骡子）纺纱机，因为它结合了水力纺纱机和多轴纺纱机的优点。所有这些新纺纱机很快就在生产出比织布工所能处理的多得多的纱线。有位名叫埃德蒙·卡特赖特的牧师试图矫正这种不平衡状态，他在1785年取得了一种最初由马驱动、1789年以后由蒸汽驱动的动力织机的专利权。这种新发明物制作粗陋，在商业上无利可图。但是，经过20年的改进之后，其最严重的缺点得到了纠正。到19世纪2O年代，这种动力织机在棉纺织工业中基本上已取代了手织织布工。

    正如纺纱方面的发明导致织布方面相应的发明一样，某一工业中的发明促进了其他工业中相应的发明。新的棉纺机引趄对动力的需要，这种动力较传统的水车和马所能提供的动力更充裕、更可靠。约1702年前后，一台原始的蒸汽机已由托马斯·纽科门制成，并被广泛地用于从煤矿里抽水。但是，比起它所提供的动力来，它消耗燃料太多，所以经济上仅适用于煤田本身。1763年，格拉斯哥大学的技师詹姆斯·瓦特开始改进纽科门的蒸汽机。他同制造商马修·博尔顿结成事业上的伙伴关系，博尔顿为相当昂贵的实验和初始的模型筹措资金。这一事业证明是极其成功的；到1800年即瓦特的基本专利权期满终止时，已有500台左右的博尔顿-瓦特蒸汽机在使用中。其中38 ％的蒸汽机用于抽水，剩下的用于为纺织厂、炼铁炉、面粉厂和其他工业提供旋转式动力。

    蒸汽机的历史意义，无论怎样夸大也不为过。它提供了治理和利用热能、为机械供给推动力的手段。因而，它结束了人类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的由来已久的依赖。这时，一个巨大的新能源已为人类所获得，而且不久，人类还能开发倘藏在地球中的其他矿物燃料，即石油和燃气。如此，开始了一种趋向，它导致目前的局面：西欧和北美洲每人可得到的能量分别为亚洲每人的11．5倍和29倍。这些数字的意义在一个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直接依赖于所能获得的能源的世界中是很明显的。实际上，可以说，19世纪欧洲对世界的支配与其说是以其他任何一种手段或力量为基础，不如说是以蒸汽机为基础。

    新的棉纺机和蒸汽机需要铁、钢和煤的供应量增加——这一需要通过采矿和冶金术方面的一系列改进得到满足。原先，铁矿石是放在填满木炭的小熔炉里熔炼。森林的耗损迫使制造人求助于煤；正是在此时即1709年，亚伯拉罕·达比发现，煤能够变为焦炭，正则木头可以变成木炭一样。焦炭证明是和木炭一样有效的，而且便宜得多．达比的儿子研制出一个由水车驱动的巨大风箱，从而制成第一台由机械操纵的鼓风炉，大大降低了铁的成本。1760年，约翰·斯米顿作了进一步的改进；他抛弃达比所使用的、由皮革和木头制成的风箱，用一个泵来代替，这泵由四个装有活塞和阀门的金属气缸组成，并由水车驱动。更重要的是亨利·科特作出的改进，他于1784年发明了除去熔融生铁中的杂质的“搅炼”法。利特把熔融生铁放在一个反射炉里，加以搅动或“搅炼”。这样，通过在熔融体中环流的空气中的氧，除去熔融体中的碳。除去碳和其他杂质后，就生产出比原先易碎的熔融生铁或生铁更有韧性的热铁。当时，为了跟上制铁工业的不断上升的需要，采煤技术也有了改善。极为重要的是蒸汽机用于矿井排水，还有，就是1815年汉弗莱·戴维爵士发明了安全灯；安全灯大大减少了开矿中的危险。

    由于这种种发展的结果，英国到1800年时生产的煤和铁比世界其余地区合在一起生产的还多。更明确地说，英国的煤产量从1770年的600万吨上升到1800年的1200万吨，进而上升到1861年的5700万吨。同样，英国的铁产量从1770年的5万吨增长到1800年的13万吨，进而增长到1861年的380万吨。铁已丰富和便宜到足以用于一般的建设，因而，人类不仅进入了蒸汽时代，也跨入了钢铁时代。

    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引起对改进过的运输工具的需要，这种运输工具可以运送大宗的煤和矿石。朝这方向的最重要的一步是在1761年迈出的；那年，布里奇沃特公爵在曼彻斯特和沃斯利的煤矿之间开了一条长7哩的运河。曼彻斯特的煤的价格下降了一半；后来，这位公爵又使他的运河伸展到默西河，为此耗去的费用仅为陆上搬运者所索取的价格的六分之一。这些惊人的成果引起运河开凿热，使英国到1830年时拥有2，500哩的运河。

    与运河时代橱平行的是伟大的筑路时期。道路起初非常原始，人们只能步行或骑马旅行；逢上雨季，装载货物的运货车在这种道路上几乎无法用马拉动。1750年以后，一批筑路工程师——约翰·梅特卡夫、托马斯·特尔福德和约翰·麦克亚当——发明了修筑铺有硬质路面、能全年承受交通的道路的技术。乘四轮大马车行进的速度从每小时4哩增至6哩、8哩甚至10哩。夜间旅行也成为可能，因此，从爱丁堡到伦敦的旅行，以往要花费14天，这时仅需44小时。

    1830年以后，公路和水路受到了铁路的挑战。这种新的运输方式分两个阶段实现。首先出现的是到18世纪中叶已被普遍使用的钢轨或铁轨，它们是供将煤从矿井口运到某条水路或烧煤的地方用的。据说，在轨道上，一个妇女或一个孩子能拉一辆载重四分之三吨的货车，一匹马能干22匹马在普通的道路上所干的活。第二个阶段是将蒸汽机安装在货车上。这方面的主要人物是采矿工程师乔治·斯蒂芬森，他首先利用一辆机车把数辆煤车从矿井拉到泰恩河。1830年，他的机车“火箭号”以平均每小时14哩的速度行驶31哩，将一列火车从利物浦牵引到曼彻斯特。短短数年内，铁路支配了长途运输，能够以比在公路或运河上所可能有的更快的速度和更低廉的成本运送旅客和货物。到1838年，英国已拥有500哩铁路；到1850年，拥有6600哩铁路；到1870年，拥有15500哩铁路。

    蒸汽机还被应用于水上运输。从1770年起，苏格兰、法国和美国的发明者就在船上试验蒸汽机。第一艘成功的商用汽船是由美国人罗伯特富尔顿建造的；他曾前往英国学习绘画、但是，与詹姆斯·瓦特相识后，转而研究工程学。1807年，他使自己的“克莱蒙脱号”汽船在哈得孙河下水。这艘船配备着一台驱动明轮的瓦特式蒸汽机，它溯哈得孙河面上，行驶150哩，抵达奥尔巴尼。其他发明者也以富尔顿为榜样，其中著名的有格拉斯哥的亨利·贝尔，他在克莱德河两岸为苏格兰的造船业打下了基础。早期的汽船仅用于江河和沿海的航行，但是，1833年，“皇家威廉号”汽船从新斯科舍行驶到英国。5年后。“天狼星号”和“大西方号”汽船分别以16天半和13天半的时间朝相反方向越过大西洋，行驶时间为最快的帆船所需时间的一半左右。1840年，塞缪尔·肯纳德建立了一条横越大西洋的定期航运线，预先宣布轮船到达和出发的日期。肯纳德宣扬他的航线是已经取代“与帆船时代不可分离的、令人恼火的不规则”的一条“海洋铁路”。到1850年，汽船已在运送旅客和邮件方面胜过帆船，并开始成功地争夺货运。

    工业革命不但在交通运输方面，而且在通讯联络方面引起了一场革命。以往，人们一向只有通过运货马车、驿使或船才能将一个音信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然而，18世纪中叶，发明了电报；作出这一发明的主委是一个英国人查尔斯·惠斯通与两个美国人塞缪尔·F·B·莫尔斯和艾尔弗雷德·维耳。1866年，人们敷设了一道横越大西洋的电缆，建立了东半球与美洲之间直接的通讯联络。

    如此，人类征服了时间和空间。自远古起，人类一直以坐马车、骑马或乘帆船所需旅行的小时数来表示不同地方之间的距离。但现在，人类穿着一步跨七里格的靴子跨过了地球。人类能够凭借汽船和铁路越过海洋和大陆，能够用电报与世界各地的同胞通讯。这些成就和其他一些使人类能利用煤的能量、能成本低廉地生产铁、能同时纺100根纱线的成就一起，表明了工业革命这第一阶段的影响和意义。这一阶段使世界统一起来，统一的程度极大地超过了世界早先在罗马人时代或蒙古人时代所曾有过的统一程度；并且，使欧洲对世界的支配成为可能，这种支配一直持续到工业革命扩散到其他地区为止。

    四、工业革命：第二阶段，1870—1914年

    18世纪后期开始的工业革命已稳步地、不懈地继续到现在。因此，将其发展过程划分为不同的时期，实质上是武断的。然而，若把1870年看作一个过渡日期，还是可以作一划分。正是在1870年前后，出现了两个重要的发展——科学开始大大地影响工业，大量生产的技术得到了改善和应用。

    我们在前章中曾提到，科学开始时对工业没什么影响。我们迄今所握到的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冶金工业和运输业方面的种种发明，极少是由科学家们作出的。相反，它们多半是由响应非凡的经济刺激的、有才能的技工完成的。不过，1870年以后，科学开始起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渐渐地，它成为所有大工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业研究的实验室装备着昂贵的仪器、配备着对指定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它们取代了孤独的发明者的阁楼和作坊。早先，发明是个人对机会作出响应的结果，而如今，发明是事先安排好的，实际上是定制的。沃尔特·李普曼已恰当地将这种新形势描述如下：

    从最早的时代起，就有机器给发明出来，它们极为重要，如轮子，如帆船，如风车和水车。但是，在近代，人们已发明了作出发明的方法，人们已发现了作出发现的方法。机械的进步不存是碰巧的、偶然的，而成为有系统的、渐增的。我们知道，我们将制造出越来越完善的机器；这一点，是以前的人们所未曾认识到的。

    1870年以后，所有工业都受到科学的影响。例如，在冶金术方面，许多工艺方法（贝塞麦炼钢法、西门子-马丁炼钢法和吉尔克里斯特-托马斯炼钢法）给发明出来，使有可能从低品位的铁矿中大量地炼出高级钢。由于利用了电并发明了主要使用石油和汽油的内燃机，动力工业被彻底改革。通讯联络也因无线电的发明而得到改造。1896年，古利埃尔莫·马可尼发明了一台不用导线就能发射和接收信息的机器，不过，他的成果是以苏格兰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和德国物理学家亨利希·赫兹的研究为基础的。石油工业迅速发展，因为地质学家和化学家做了大量工作；地质学家以非凡的准确性探出油田，化学家发明了从原油中提炼出石脑油、汽油、煤油和轻、重润滑油的种种方法。科学对工业的影响的最惊人的例子之一可见于煤衍生物方面。煤除了提供焦炭和供照明用的宝贵的煤气外，还给予一种液体即煤焦油。化学家在这种物质中发现了真正的宝物——种种衍生物，其中包括数百种染料和大量的其他副产品如阿司匹林、冬青油、糖精、消毒剂、轻泻剂、香水、摄影用的化学制品、烈性炸药及香橙花精等。

    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也以大量生产的技术的发展为特点。美国在这一方面领先，就象德国在科学领域中领先一样。美国拥有的某些明显的有利条件可说明它在大量生产方面居首位的原因：巨大的原料宝库；土著和欧洲人的充分的资本供应；廉价的移民劳动力的不断流入；大陆规模的巨大的国内市场、迅速增长的人口以及不断提高的生活标准。

    大量生产的两种主要方法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方法是制造标准的、可互换的零件，然后以最少量的手工劳动把这些零件装配成完整的单位。美国发明家伊莱·惠特尼就是在19世纪开始时用这种方法为政府大量制造滑膛枪。他的工厂因建立在这一新原理的基础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受到了许多旅行者的访问。其中有位访问者对惠特尼的这种革命性技术的基本特点作了恰当的描述：“他为滑膛枪的每个零件都制作了一个模子；据说，这些模子被加工得非常精确，以致任何滑膛枪的每个零件都可适用于其他任何清膛枪。”在惠特尼之后的数十年间，机器被制造得愈来愈精确，因此，有可能生产出不是几乎相同而是完全一样的零件。第二种方法出现于20世纪初，是设计出装配线。亨利·福特因为发明了能将汽车零件运送到装配工人所需要的地点的环形传送带，获得了名声和大量财产。有人对这种传送带方式的发展作了如下生动的描绘：

    制作传送带的想法是从芝加哥的罐头食品工人那里得来的，他们利用一台空中吊车沿着一排屠夫吊运菜牛躯体。福特先是在装配发动机上的小部件和飞轮磁电机时，然后又在装配发动机本身和汽车底盘时，尝试了这一想法。

    一天，一个汽车底盘给缚在一根钢索上，当绞盘将钢索拖过工厂时，6名工人沿钢索进行了一次长250呎的历史性旅行；他们边走边拾起沿途的零件，用螺栓使它们在汽车底盘上固定就位。实验做完了，但产生一个困难。上帝造人不象福特制造活塞环那祥精确。装配线对个子矮小的人来说，太高，对身材高大的人来说，太低，结果是劳而无功。

    于是，进行更多的实验。先升高装配线，接着又降低装配线，然后试行两条装配线以适合高矮不同的人；先增加装配线的运行速度，再减低装配线的运行速度，然后做各种试验以确定一条装配线上需安置多少人、每道工序应相隔多远、是否要让上螺栓的人再上螺帽、使原先上螺帽的人有时间将螺帽上紧。终于，为每个汽车底盘上的装配而规定的时间从18小时28分钟缩短到1小时33分钟，世界有可能得到新的、大量的T型汽车；随着工人成为其机器上的更为有效的轮齿，大量生产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然后，借助于先进的机械设备，对大堆大堆的原料的处理作了改善。大量生产的这种方法也是在美国得到改善的，其最好的例子见于钢铁工业。以下这段对制造铁路钢轨的过程的描述，说明了这种方法：

    钢铁工业在一个巨大的地区范围里发展了这种……连续生产……。铁矿石来源于梅萨比岭。蒸汽铲把铁矿石舀进火车车厢；车厢被拖运到德卢斯或苏必利尔，然后进入某些凹地上方的码头，当车厢的底部向外翻转时，车厢内的铁矿石便卸入凹地；滑运道使铁矿石从凹地进入运矿船的货舱。在伊利湖港0，这矿船由自动装置卸货，矿石又被装入火车车厢；在匹兹堡，这些车厢由自动两卸车卸货，倾卸车把车厢转到自己的边上，使矿石瀑布似地落入箱子；上料车把焦炭、石灰石和这些箱子里的矿石一起运至高炉顶部，将它们倒入炉内。于是，高炉开始生产。从高炉里，铁水包车把仍然火热的生铁转移到混轶炉，然后再转移到平炉。就这样，实现了燃料的节约。接着，平炉开始出钢，钢水流入巨大的钢水包，从那里，再流入放在平板车上的铸模，一辆机车把平板车推到若干凹坑处，除去铸模后赤裸裸地留下的钢锭就放在这些凹坑里保温，直到扎制时。传送机把钢锭运到轧机处，自动平台不时地升降，在轧制设备之间来回地抛出所需形状的钢轨。由此产生的钢轨具有极好的形状，如果有少许偏差，就会被抛弃。电动起重机、钢水包、传送机、自动倾卸车、卸料机和装料机使从矿井中的铁矿石到钢轨的生产威为一件不可思议地自动的、生气勃勃的事情。

    从纯经济的观点来看，这一规模的大量生产所意味的东西，从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的以下这番无可非议的大话中可觉察出来：

    从苏必利尔湖开采两磅铁石，并运到相距900哩的匹兹堡；开采一磅半煤、制成焦炭并运到匹兹堡；开采半磅石灰，运至匹兹堡；在弗吉尼亚开采少量锰矿，运至匹兹堡——这四磅原料制成一磅钢，对这磅钢，消费者只需支付一分钱。

    科学和大量生产的方法不仅影响了工业，也影响了农业。而且，这又是发生在科学应用方面领先的德国和大量生产方面领先的美国。德国化学家发现，若要维持土壤的肥力，就必须恢复土壤中被植物摄取的氮、钾和磷。最初，是利用天然肥料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是，将近19世纪末时，天然肥料让位于形式上更纯粹的、必需的无机物。结果，无机物的世界性生产大大增长，在1850至1913年间，硝酸盐、钾碱和过磷酸钙的产量从微不足道的数量分别上升到899，800公吨（其中四分之三用于制肥料）、1，348，000公吨和 16，251，213吨。

    在美国，由于农场规模巨大和缺乏足够的农业劳动力，农业机械的发明得到了促进。取代马匹的拖拉机一天能拉旋转式犁翻耕多达50英亩的土地。联合收割机能自动地收割庄稼、打谷脱粒，甚至还能自动地将谷物塞进布袋以供应市场。与这些新机械同样重要的是高粮仓、罐头食品制造厂、冷藏车、船和迅速的运输工具，它们导致一个不仅提供工业产品、也提供农业产品的世界市场。加拿大的小麦、澳大利亚的羊肉、阿根廷的牛肉和加利福尼亚的水果可在世界各地的市场中找到。因而，农民受农业革命的影响并不亚于先前工匠受工业革命的影响。历来是提供独立的生活手段的农业正在成为一种与面向全国性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生产相适应的、大规模的商业事业。

    五、工业革命的传播

    19世纪期间，工业革命从英国逐渐传播到欧洲大陆甚至世界的非欧洲部分。起初，在传播方面存在着各种障碍。英国有条法律禁止出口机械，欧洲大陆的形势也无助于工业化，这尤其是因为行会的力量以及与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相联系的动乱。但是，战争于1815年结束，英国的那条法律也于1825年被废除。很快，19世纪30年代在英国开始的敷设铁路热影响到欧洲大陆。此外，在这个时候，英国实业家正在积累剩余资本和寻找向大陆投资的机会。到 1830年，仅仅法国就雇用了15000至 20000名英国工人来操纵新机器。

    一旦工业革命开始传播，某些因素就决定了传播的方式。自然资源、尤其是钢铁的充分供应和不受行会限制或封建义务妨碍的、自由的流动劳动人口，是非常重要的。比利时满足了这两方面的要求，因此，成为欧洲大陆上第一个有待工业化的国家。这一过程在1830年以前开始，进行得非常迅速，到1870年，大多数比利时人已居住在城市，直接依靠工业或贸易过活。早在1830年，比利时每年就生产600万吨煤，而到1913年，这数字已上升到2300万吨。不过，工业的其他部门也发展得非常迅速，所以，从1840年起，比利时必须从英国进口煤。

    继比利时之后的是法国，不过，由于若干原因，其发展速度要怪得多。法国的煤、铁资源的所在地相隔一定的距离，而且，1871年，铁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割让给德国，进一步削弱了法国的地位。法国工业传统上专门生产极不适合机械化和大量生产的奢侈品。此外，劳动力供应受到限制，因为行会力量很强大，农民们又不愿意离开土地，尤其是在革命期间分配土地之后。不过，工业化确逐渐影响了法国，特别是在法国北部——在阿尔萨斯-洛林以及里尔、鲁昂和巴黎的周围地区。蒸汽机的数量从1815年的15台增加到1830年的625台、1871年的26146台和1910年的82238台。1870年以后，工业化的发展速度最为迅速；1870年时，法国制成品的价值为50亿法郎，而到1897年时，已增长到150亿法郎。然而，事实仍旧是，到1914年，法国并未象比利时、英国或德国那样彻底工业化。

    德国的工业化方式截然不同于法国。由于政治上不统一、交通工具不良、行会强大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德国开始时发展速度很慢。但是，1871年以后，德国工业以巨人般步伐前进，使欧洲其他所有的经济。包括英国的经济，都落后了。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促成了这一惊人的进步。同时，阿尔萨斯-格林地区的获得，使德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又增加了宝贵的铁储备物。德国还占有这样的优势：一开始就拥有比英国较陈旧的设备更有效的新式机械。而且，德国政府还通过建立运河网和铁路网、必要时提供关税保护和津贴以及制定能培养出一连串驯练有素的科学家和技师的有效的教育制度，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这些因素使德国到1914年时能在钢铁、化学和电力工业方面超过欧洲其他所有的国家，能在采煤和纺织工业方面跟随英国之后。1914年，德国工业中的工人人数上升为总劳动力的五分之二，而农业中的劳动者人数则下降为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

    到1914年时，欧洲其他几个国家也已发展了巨大的工业，其中最重要的国家是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在海外国家中，美国已以非凡的速度前进，而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也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尤其是美国，凭借前面提到的独特的有利条件，到20世纪初已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例如，在钢铁生产方面，1910年时，美国生产26512000公吨钢，而其最势均力敌的竞争者德国则生产13698000公吨钢；在煤的生产方面，美国的产量是61700万公吨，而居于第二位的大不列颠的产量则为29200万公吨。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到1914年，工业革命已从它在不列颠群岛的最早的中心地大大地向外传播。实际上，这一传播已达到如此巨大的规模，以致英国这时不仅面临可怕的竞争，而且已为另外两个国家——德国和美国所超过。表1列举的各强国是按照它们在工业生产方面的次序排列的，它表明了在世界的工业均势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六、工业革命对欧洲的影响

    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工业革命对欧洲的一个影响是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我们早先已提到，商业革命造成了商业资本主义；之所以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是因为商业比农业或工业更多地受到了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影响。同样地，工业革命在1770至1870年的第一阶段中造成了工业资本主义。这意味着，工业愈来愈建立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并正在逐步控制经济生活。1870年以后，在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中，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又发生另一变化，这一次是出现了金融资本主义。这种新形式的突出的特点表现在投资银行家方面；投资银行家开始成为在经济事业中居支配地位的人物。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工业生产正在达到非常巨大的规模，以致公司无法筹集到必需的资金。在多数情况下，要完成大批定货，就需要有信用贷款以购买原料和支付工资。同样，如果得不到贷款，工厂的扩大或现代化往往就无法实现。这时，银行通过提供由大批储户和投资者的资产汇集而成的资本，满足了这些金融需求。这样做时，银行能控制许多公司，并能通过对有表决权股进行少量投资而维持自己的控制。因而，金融家开始在对经济生活的决定性控制方面取代了实业家。或者，换句话说，金融资本主义代替了工业资本主义。

    为了说明经济组织方面的这一变化，我们可以把福特汽车公司作为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例子。实际上，这一公司在20世纪初是反常的事物，因为它是在金融资本主义居支配地位的一个时期里兴旺起来的。但是，重要的一点在于，亨利·福特能从其异常巨大的、稳定持续的利润中获得他所需要的资本，因而，无须依靠银行。与独立存在的福特汽车公司相反，创办于1901年的巨大的美国钢铁公司正象是钢铁企业家安德鲁·卡内基的创造物一样，也是银行家J·P·摩根的创造物。

    人口的增长  工业革命对欧洲的另一影响，是使人口的前所未有的增长成为可能。尽管19世纪期间有数百万欧洲人移居海外，1914年时欧洲大陆的人口却是1750年时的三倍以上。这一人口爆炸的原因在于经济和医学的进步。农业和工业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意味着在农、食、住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方面的生活资料的增长。俄国以西的欧洲大部分地区的饥荒已成为对过去的回忆。即使农作物歉收，新的运输工具也保证了来自外界的充分供应。人口的增长还由于医学的进步、由于采取了许多公共健康措施。虽然当时出生率很少增长甚至没有增长，但死亡率却因预防或治愈疾病而急剧下降。接种疫苗、隔离受传染的病人、保护供水、掌握有关抗菌剂的知识——所有这一切都使西北欧的死亡率从1800年至少每千人的30%降低到1914年每千人的15%左右。因而，欧洲的人口从1750年的14000万急剧地上升到1800年的18800万、1850年的26600万、1900年的40100万和1914年的46300万。欧洲的这一增长率比世界其他地区高得多，以致改变了世界的人口对比（见表 2）。

    城市化 工业革命还引起世界社会的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城市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了；新石器时代时，农业的发明导致能供养城市中心的余粮的产生。在以后数千年间，城市的规模取决于周围地区所能生产的粮食的数量。因而，人口最稠密的城市都存在于流域地区和涝原如尼罗河流域、肥沃新月和黄河流域。随着大规模的河上运输和海上运输的发展，城市能专门从事贸易和工业，因而，能使其人口增长到超过其农业内地的人口限度。

    不过，工业革命所引起的近代世界范围的城市化要重要得多。由于工厂系统取代了分散在家庭加工的制度，大批的人涌入新的工业中心。巨大的新的城市人口因为能从世界各地取得粮食而得到供养。技术和医学上的进步使有可能消除以前曾大批害死城市居民的瘟疫，甚至有可能使城市生活较可忍受、较合意。这些进步中较重要的包括：充分供应洁净的水、改善集中式排水系统和垃圾

表2  世界的人口估计数

    处理系统、保证充足的粮食供应以及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因而，世界各地的城市以极快的速度发展，到1930年，它们已包括41，500万人口即人学的五分之一。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社会变化，因为居住城市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西方的许多国家如英国、比利时、德国和美国，到1914年时，已使它们的绝大多数人民生活在城市里。 19世纪期间城市化的速度和范围反映在表 3所列的数字中。

表3  挑选出来的城市的人口（以千为单位）

    财富的增长工业革命以世界性的规模有效地利用了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使生产率的史无前例的增长成为可能。大不列颠首先受到这方面的影响，使其资本从1750年的英币50， 000万镑增长到1800年的150，000万镑、1833年的250，000万镑和1865年的600，000万镑。在19世纪后半世纪中，整个世界都受到了不断增长的生产率的影响。新西兰的羊毛、加拿大的小麦、缅甸的稻、马来西亚的橡胶、孟加拉的黄麻以及西欧和美国东部的热气腾腾的工厂——所有这些资源都陷入了生气勃勃的、不断扩大的全球性经济的网中。表4的数字表明了19世纪后半世纪中工业生产在欧洲和全世界发展的速度。

表4 工业生产的上升（1913年-100）

    财富的分配 近年来，关于工业革命期间所产生的财富的分配问题，权威们的看法大相径庭。一部分人相信，所有的阶级都在大小不等的程度上得益，其他的人则坚持认为，少数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多数人却在遭受无情的剥削，其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无疑，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存在着大量的剥削和社会分裂。佃农被逐出家园，织布工和其他手工业者由于新的机制商品的不可抵抗的竞争而被扫除。这些人同别的和他们一样的人一起，面临着迁居城市、寻找工作、适应不熟悉的环境及陌生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的严峻考验。他们没有土地、住宅、工具和资本，完全依靠他们的雇主。总之，他们成为纯粹的雇佣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什么可提供。

    当他们找到工作时，他们发现工作时间很长，16小时工作日决不是罕见的。当工人们最后争取到分两班轮换的12小时工作制时，他们把这一改变看作是一件幸事。如果仅仅是工作时间漫长，原本可以忍受，因为他们的工作时间并不比实行家庭包工制时在家里工作的时间更长久。但是，在变得习惯于工厂的纪律和管理机器的单调方面，遇上了真正的困苦。工人们随着工厂汽笛的鸣声而上、下班。他们必须跟上机器的运转，并始终处于老是在场的监工的严格监督下。工作是单调乏昧的——拉控制杆、刷去污物、接上断线。雇主自然把他们的工资帐单看作是一笔应该尽可能降低的开支。因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纺织工业中的，更喜欢雇佣妇女和孩子，因为妇女和孩子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而且更服从命令。对妇女和童工劳动的剥削达到了很大的规模，以致议会的许多委员会在进行调查时发现了种种令人震惊的情况。1842年，有位名叫萨拉·古德的8岁的女孩向阿什利勋爵的矿山委员会提供了如下证言；

    我是高沃煤矿的矿坑通风口值班工人。工作并不累人，但我必须在没亮光的情况下值班，我很害怕。我早晨4点钟，有时3点半就起来，5点半以前出门。我从来不入睡。有时，心情愉快时，我就唱歌，但不是在黑暗中；在黑暗中，我不敢唱。我不喜欢待在矿坑里。有时清晨上班时，我非常瞌睡。我上主日学校，朗读“阅读使人充实”。（她认识字母，能够读少量单词。）他们教我祈祷。（她背诵主祷文，背得不很流畅，她还喋喋不休地讲以下这些话：“愿上帝保佑我父母、姐妹、兄弟、伯父母、堂兄妹和其他所有的人，愿上帝保佑我，使我成为一个好仆人。阿们。”）我已多次听说过关于耶稣的传说。我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要来到人世间，真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死，但是，他已得到了可以供脑袋枕着休息的石头。我希望上学，不想待在煤矿里。

    正是象这样一类情况，驱使确西·比希·雪莱写下他那革命的诗《给英国人民的歌》：

    英国人民呵，何必为地主而耕？

    他们一直把你们当作贱种！

    何必为你们的昏暴的君王

    辛勤地纺织他豪富的衣裳？

    你们撒的种子，别人全收成；

    你们找到的财富，别人留存；

    你们织的衣袍，别人穿戴；

    你们铸的武器，别人取过来。

    播种吧——但别让暴君搜刮；

    寻找財富吧——别让骗子起家；

    纺织吧——可别为懒人织绵衣；

    铸武器吧——保护你们自己。

    不过，工业革命对工人阶级的影响这一问题还有着另一方面。首先，议会的一些委员会仅仅调查了如采矿和纺织之类的工业；那些工业的情况是最糟的。证人们向委员会所提供的令人震惊的证言确以事实为根据，但是，那些事实并不适用于整个英国工业。而且，对于19世纪初叶工人们的困境，必须从当时的而不是从现在的标准来看。实情是，这些工人原先所在的村庄在许多方面同城市一样肮脏和显得荒谬可笑。老鼠和虱子大批出没于稻草褥子，风嘘嘘吹过薄薄的茅草屋顶和蹩脚地涂着灰泥的墙。乡下做散工的人所得的报酬非常低，以致他们不断地涌入新的工业城市。成千上万的爱尔兰人也渡海去新工厂做工。此外，在工业革命的这些较早的日子里，英国人口剧增——这一事实与通常的、未得到缓和的、造成衰弱的苦难情景是不相符的。完全有可能，这些早期工厂的多数工人比其祖先享有较高的实际收入。有位英国权威在1955年撰文总结道，“无论情况对于当时的劳动者来说变得较好还是较坏，诚实的观察者们的意见是无法保持一致的。”

    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工业革命在 18纪世后期和 19世纪初叶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的影响，但我们完全确信，在19世纪后半世纪中，生活水平大大上升。生产率的大幅度增长和巨大的海外投资所带来的利润一起，渐渐地甚至使西欧的下层阶级也得到了利益。“饥饿的四十年代”中，失业造成了大量的苦难，但那时以后，西欧的工人享有普遍的繁荣和不断上升的生活水平，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表5的数字表明，1850至1913年间，英国和法国的实际工资几乎增加了1倍。

表5  实际工资的增长，1850—1913年（1913年= 100）

    当然，国民收入的显著增长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阶级都同样地得益。普遍的繁荣所带来的收益确缓缓地淌下来一些，但其大部分在顶层被吸收。例如，在大不列颠，1911至1913年间，25岁以上的人中占4.93 %的人拥有60％以上的财富。同样，在普鲁土，1911年时，3425人的平均财富为5321400马克，而另外1608050人的平均财富却为23295马克。这种差异意味着相应的生活方式的不一致。虽然穷人不再挨饿，但他们确住在拥挤的房屋里，靠吃单调的食物过活，而且被限制在教堂或酒店里寻求娱乐和休息。相形之下，中产阶级实得起较好的住房和食物，能上戏院和参加音乐会，能使自己的子女受到充分的教育。在社会顶层，富人享有市内住宅和乡间宅第，拥有艺术收藏品，能参加被广泛宣扬的娱乐活动和去国外旅行；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是社会底层的群众所不能理解的。英国后来的首相本杰明·迪斯累里曾在其小说《西比尔》中强调了这些阶级的生活是多么不同、多么互不相关：

    两个民族；它们之间没有往来、没有同感；它们好象不同地带的居住者即不同行星上的居民，不了解彼此的习惯、思想和感情；它们在不同的繁育情况下形成，吃不同的食物，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不受同样的法律支配……富人和穷人。

    这种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阶级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欧洲政治的格局。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考察欧洲政治的详细情况，但是，这里应该指出，对经济或阶级的考察说明了为什么富裕阶级大体上更喜欢维持现状，为什么中产阶级仅仅需要充分的政治改革，以使他们能参加政治生活，为什么工人阶级需要彻底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以便在获取工业革命的成果方面得到较公平的分配。更明确地说，富裕阶级倾向于保守；中产阶级倾向于自由主义；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倾向于社会主义。应该补充说明，这种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主要属于和平的或修正主义的种类范围：虽然工人们对阶级不平等不满，但他们也赞赏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七、工业革命对非欧洲世界的影响

    较早的帝国的欧化  1763年以前的那一时期中，欧洲诸强国仅在亚洲和非洲拥有少数立足点，它们主要的占有地是在南北美洲。1763年以后，它们从政治上控制了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和几乎整个的非洲。不过，在南北美洲，它们所能做到的比这要多得多。它们利用美洲的人口比较稀少，真正地使北美洲和南美洲欧化了。这一点在亚洲和非洲是办不到的，因为那里土著居民为数太多，而且已有高度的发展。但是，在南北美洲，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欧洲人从各个方面——种族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方面——整个地移植了他们的文明。

    工业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造成这一欧化的主要原因。我们已经看到，生产率的增长和医学的进步导致19世纪欧洲人口的急剧增加。由此引起的人口压力是通过海外迁移找到出路。铁路和汽船有效地把大批大批的人运过海洋和大陆，而种种迫害进一步促进了迁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5年中，150万犹太人从俄国逃往美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主要例子。这种种因素相结合，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迁移。每过去10年，人口迁移的潮流便有巨大的增长。19世纪20年代中，总共才14．5万人离开欧洲，19世纪50年代中，有大约260万人离开欧洲，而在1900至1910年间，移民人数高达900万，也就是每年有近一百万移民。表6和表7说明了欧洲移民的来源和目的地。

    1885年以前，大部分移民来自北欧和西欧；那时以后，多数移民来自南欧和东欧。一般说来，英国移民前往英帝国的自治领和美国；意大利人前往美国和拉丁美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前往拉丁美洲；德国人前往美国，其中还有小部分人前往阿根廷和巴西。从世界历史的观点看，这种极其巨大的迁移的意义在于：除很大一部分人涌入亚洲俄国地区和一小部分人慢慢流入南非外，迁移的目标是完全对着美洲和大洋洲的。结果，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在种族方面几乎完全欧化。虽然南美洲的印第安居民设法活下去，但幸存下来的只是少数。换句话说，1763年之前这一时期中的殖民地分枝，在19世纪期间已成为与旧欧洲相并排的若干新欧洲。

    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不但在种族上，而且在经济上被欧化。1763年以前，这些大陆上的欧洲殖民地主要限制在沿海一带。但在后一世纪中，大陆的内地被横越。工业革命通过提供必需的机械和技术，使由陆路侵入成为可能。如果没有从海岸导向内地的道路、没有连接河道的运河、没有横跨大陆的铁路和电报、没有往返于大河和沿海航道上的汽船、没有能割除大草原草皮的农业机械、没有征服诸土著民族的连发枪，荒野原是不可能被征服的。

表7  欧洲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这些征服大陆的广阔区域用的机械装置对拉丁美洲人和澳大利亚人来说，如同对于美洲边疆居民一样，是必不可少的。例如，有个阿根廷人曾在1878年撰文评论道：“‘印第安’野蛮人的军事力量被完全摧毁，因为雷明顿已使他们认识到，一支军队能越过整个南美大草原，使地面上盖满敢于反对它的人们的尸体。”

    新大陆在殖民和经济方面的发展，也自然地导致欧洲文化的移植。诚然，文化在移植过程中发生变化。文化不仅被采纳，也被改变。如今，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与大不列颠并不完全相同，拉丁美洲也不是伊比利亚半岛的一个精确的复制品。然而，事实依旧是，语言基本上是相同的，虽然美国俚语使英国人着迷、陈旧的法属加拿大方言使法国人好奇。宗教也是同样的，尽管存在着营火复兴会和摩门教信徒。文学、学校、报纸、政体——所有这一切都有着可以追溯到荚国、西班牙、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根源。

    当然，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也存在着某些并非起源于欧洲的文化。美洲的黑人保留了有着其非洲背景的某种残余物。幸存的诸土著民族，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促成了一种混合文化人们也不应忘记荒原的影响；它给欧洲移民及其风俗留下了难以去除的印记。所有这种种力量说明了为什么纽约、墨尔本和多论多迥然不同于伦敦，为什么布宜诺斯艾利斯、巴西利亚和墨西哥城迥然不同于马德里。

    不过，从全球观点看，相似之处显得多于不同之处。阿拉伯诸民族在从它们地处中东的家乡向西扩张期间，曾越过北非扩张到大西洋岸。今天，摩洛哥的文化不同于阿拉伯半岛的文化之处，远远多于美国文化不同于英国文化之处或者巴西文化不同于葡萄牙文化之处。然而，摩洛哥现被看作是阿拉伯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无疑地，它自己也这样认为。在同样意义上，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如今是欧洲世界的一部分。

    新帝国主义征服新帝国  工业革命不仅是美洲和澳大利亚被欧化的主要原因，也是欧洲庞大的殖民地结构在亚洲和非洲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这种帝国的营建在1763年出现巨大的殖民拓居地之后的数十年间稳步地进行着。确实，19世纪初叶，在英、法两国的某些集团中存在着不少反帝国主义的情绪。自由贸易的拥护者认为殖民地仅具有极小的经济价值，而英国与13个殖民地打交道的经历似乎也为他们的意见提供了证据。然而，事实依旧是，英、法两国在那数十年间继续获得属地。例如，英国于1815年获得开普殖民地和锡兰，于1840年获得新西兰，于1842年获得香港，于1843年获得纳塔尔。同样，法国在1830至1847年间征服阿尔及利亚，在1858至1867年间征服交趾支那，此外，1862年时，还试图在墨西哥得到一块立足地，没有成功。不过，这些获得物与1870年以后营建帝国的巨大浪潮相比，是微不足道的；1870年以后，“新帝国主义”使地球的很大一部分表面成为欧洲少数强国的附属物。

    殖民地可以作为数量日渐增多的制成品的市场；从获取殖民地的不断增长的欲望中，可以看出新帝国主义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密切联系。19世纪期间开始工业化的几个欧洲国家和海外国家很快就在互相争夺市场，并在这过程中，提高各自的关税，以抵制别国的产品。不久，有人主张，每个工业化国家都应当拥有能够为其制造商提供“不受外国竞争影响的市场”的殖民地。1898年，共和党参议员艾伯特·J·贝弗里奇就这种看法向波士顿的一群商人作了颇有代表性的说明：

    美国的工厂正在制造比美国人民所能利用的更多的东西；美国的土地正在生产比美国人民所能消费的更多的东西。命运已经为我们制订了我们的政策；世界的贸易应该而且必须是属于我们的。因此，我们将如同母国（英国）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去得到世界的贸易。我们将在全世界建立贸易站作为美国产品的分配点。我们将派我们的商船队驶过诲洋。我们将建立起一支真正伟大的海军。自治的、挂起我们的旗帜并与我们通商的巨大的殖民地将在我们的贸易站周围成长。

    工业革命还产生了剩余资本，剩余资本又致使各强国寻找殖民地作为其投资的去处。资本在国内积累得愈多，利润降得愈低，对国外更有利可图的投资市场的需要也就愈大。实际上，各强国，尤其是英国、法国和德国，对外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例如英国，到1914年，已在国外投资了40亿英镑，等于其国民财富总数的四分之一。那时，法国也已在国外投资了450亿法郎，约合其国民财富的六分之一。德国虽然是后起者，一直将其大部分资本用于国内工业发展，但也在海外投资了220亿至250亿马克，约合其国民财富的十五分之一。因而，到1914年，欧洲已成为世界的银行家。在19世纪上半世纪，这些海外投资的大部分是在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在白人的世界。但是，在19世纪下半世纪，这些海外投资多半是在亚洲和非洲的非白人的、相对不稳固的国家。提供资本的成千上万个私人小储蓄者和一些大的金融组织自然为其资本的安全而忧虑。他们宁愿在其投资所在的地区出现“文明的”行政管理，而且这种管理最好是由他们各自的政府来进行。如此，投入剩余资本的需要促进了新帝国主义。

    工业革命还引起对供给机器用的原料的需要。这些原料——黄麻、橡胶、石油和各种金属——的大部分来自世界“未开化的”地区。在多数情况下，要充分地生产这些物品，就需要有大量的资本支出。这种投资如我们已知道的那样，通常导致政治控制的强加。

    新帝国主义的源起并不完全是经济性的；它也并不仅仅与工业革命有关。当时，还有其他种种因素在起作用。一个因素是，希望得到象在马耳他和新加坡那样的海军战略基地以加强国家安全。另一因素是，需要获得另外的人力来源，就如法国人在北非所做的那样。再一因素是传教士的影响，他们在19世纪中特别活跃。这些传教士一直试图使土著皈依，他们有时受到土著的虐待，甚至被杀死。虽然传教士本身为了自己的事业起见，也许乐于容忍这样的危险，以为是可接受的，但是，舆论时常要求反击。因此，政府知道，可利用这类事件作为进行军事干涉的借口。最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的学说的流行，自然导致种族优势的观念和白人有“责任”统治世界上诸“劣等的”有色民族的观念。杰出的帝国创立者塞西尔·罗得斯在这一问题上是十分坦率的。他说：“我坚持认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种族；在这世界上，我们居住的地方愈多，对人类就愈有利。如果有上帝的话，我想，它希望我做的是，在非洲英国人的地图上，尽可能多地绘上红色。”

    这些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心理上的因素的最后结果，是导致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攫取，这种土地攫取甚至是成吉思汗的征服无法与之相比的。在1871至1900年的30年间，英国使其帝国的土地增加425万平方哩、人口增加 6，600万，法国使其土地增加350万平方哩、人口增加2600万，俄国在亚洲增加了500万平方哩土地和650万人口，德国增加了50万平方哩土地和1300万人口。甚至小小的比利时也设法获得了90万平方哩土地和850万居民。这些征服地加上原有的殖民地，产生一种奇怪的、前所未有的形势：世界的一小部分地区统治了其余地区。

    工业化的欧洲强国不仅完全地拥有这些巨大的殖民地。而且还控制了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被实际共容的、经济和军事上软弱的地区。中国、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就是例证；它们名义上都是独立的，但实际上，却经常遭到掠夺、蒙受耻辱、受到强国以直接和间接的种种方式进行的控制。拉丁美洲也是各强国的经济附属物，只是在这一地区，欧洲的军事行动因门罗主义而遭受挫折。不过，门罗主义并不妨碍美国海军陆战队为“恢复法律和秩序”而一再进行的武装干涉。大俄罗斯帝国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欧的经济控制，但其时，沙皇政权的军事力量是很强大的，足以阻止外来的经济影响扩展到其他领域。

    因此，我们看到，欧洲的控制不仅扩展到其辽阔的帝国，也伸展到同样广阔的附属地区。事实上，投入附属国的欧洲资本比投入殖民地的更多。这些投资通过各种手段和政治、经济压力——如：训练当地军队的军事代表团、监督并通常控制当地财政的金融代表团、给居住这些地区或在这些地区经商的欧洲人以专门特权的治外法权以及与治外法权有关的种种安排——而得到保护。如果必要的话，还始终有美洲的海军陆战队或东半球的炮舰作为最后的一种手段。

    有关诸强国与各种殖民地和附属地之间的关系的详细情况，将在后面几章中加以考察。这里的目的仅在于描述这些关系的一般格局。这一格局清楚地表明，到1914年，地球的大部分表面和世界上的大部分人口已受到欧洲少数国家以及俄国和美国的直接或间接的支配。这一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今天，在别世纪中叶，世界上的大部分混乱就是对这种欧洲霸权的不可避免的反应。

    新帝国主义的影响  为什么欧洲在19世纪后期的大扩张应被称为新帝国主义呢？帝国主义毕竟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如果将帝国主义定义为是“一个国家、国族或民族对其他类似的集团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政治或经济的统治或控制”，那么，帝国主义就同人类文明一样古老。无疑，罗马人是帝国主义的，因为他们征服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和近东，并统治那些地区达数世纪之久。而且，在罗马人之前和之后，世界各地还有许多别的帝国为各种民族所征服。

    然而，“新帝国主义”一词是颇有道理的，因为这种19世纪后期的欧洲扩张就它对殖民地和附属地的影响而言，完全是前所未有的。虽然罗马通过掠夺、通过收集主要以粮食为形式的贡物，简单、直接地剥削其殖民地，但是，它的剥削并不特别地影响殖民地的经济生活和结构。殖民地继续以与过去相同的方式生产几乎同样的粮食和手工艺品。将这种帝国主义与后来侵扰并改造整块整块大陆的那种帝国主义相比，就象将一把铲子与一台蒸汽挖掘机相比。传统的帝国主义包含剥削，但不包含根本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贡物仅仅归于某一统治集团而不归于另一统治集团。相形之下，新帝国主义迫使被征服国家发生彻底的变他这与其说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不如说是西欧的生气勃勃的工业主义对非洲和亚洲的静止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政权的不可避免的影响。换句话说，欧洲的工业资本主义太复杂、太扩张主义了，不能说是与殖民地的一种简单的贡物关系。

    开始时，欧洲征服者肯定毫不迟疑地进行掠夺和征收贡物。英国人在印度就曾这样做过，就象西班牙人早先在墨西哥和秘鲁所做的那样。但是，经过这一最初的阶段之后，欧洲的生气勃勃的经济开始以各种方式包围和改变殖民地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如我们已知道的那样，工业化的欧洲需要为它的剩余资本和制造品获得原料来源和市场。例如，英国曾用船把大量组织品和资本运到印度，资本主要是用于铺筑铁路。到1890年，印度已铺筑了约17000哩铁路，大致与英国的铁路网相等。但是，从1890至1911年，印度的铁路网大约增加一倍，达33000哩，而在这同一时期中，英国的铁路仅增加了300哩多一点。

    应该指出，铁路和其他大项目如灌溉工程和港口设施是用英国资本换来的。换句话说，印度并不是必须待到它积聚起足够的资本时才发展其经济和增加其出口商品。因而，在这早期阶段，印度的经济发展因与英国的联系而得到促进。但是，重要的一点是，印度的经济不仅受到促进，也得到重建，并在后一阶段中归于无效。英国的纺织品非常便宜，这时能通过铁路网而分配到全国，从而，象在早一个世纪时使英国工匠破产那样，无情地使土著工匠破产。不过，这两种形势之间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同之处。英国工匠到城市中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的工厂里去做工，印度工匠却由于他们的城市里没有出现工厂而无处可去。英国人自然并不希望在印度建立一个相竞争的工业结构。他们喜欢印度的经济补充他们自己的经济，而不喜欢印度的经济与他们自己的经济竞争。因而，印度供应原料给英国，作为回报，印度得到制成品和建设项目所需的资本。

    这是一种自然的、可理解的安排，但是，它深深地影响了印度人民。他们以往历来是通过农业和手工业谋生。而这时，工匠须削价与竞争者抢生意，没有可替换的生活来源。农民也不能不受到影响，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开始卷入为英国工厂生产黄麻和其他商品的过程中。这意味着他们不再仅仅供养他们自己和附近城镇的人们。这时，他们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受世界经济的波动和危机的支配。欧洲还通过传入医学科学和种种卫生措施而从根本上影响了印度，因为医学和卫生措施导致人口急剧增低这种情况早先在欧洲也发生过，但是，欧洲有数百万人进入城市或去了海外，而印度人却做不到这些。因此，最后结果是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受阻。

    这就是新帝国主义对殖民和附属地的影响的性质。印度已用作这种影响的一个例证，但是，在其他地区，一般格局是相同的，只是自然地带有一些地方的变化。这一格局应当记住，因为它说明了为什么今日的世界被划分成发达世界和不发达世界，为什么这两个世界的生活水平有着如此惊人的差异，为什么不发达世界的人民在获得政治独立之后，其首要目标是成为发达世界——尽可能迅速地达到西方的经济水平。

    对新帝国主义的回顾  不应该得出结论，说新帝国主义对于世界，甚至对于诸从属殖民地民族，是十足的灾难。按照历史的观点，新帝国主义无疑将被看作是世界的一大进步，正如工业革命是欧洲人的一大进步一样。实际上，新帝国主义的历史作用在于将工业革命推进到其逻辑上必然的结局——使工业国家即工业资本主义能以世界性的规模起作用。这导致了对世界物力人力资源的远为广泛、协调和有效的利用。无疑，当欧洲的资本和技术与不发达地区的原料和劳动力相结合、首次导致一个完整的世界经济时，世界生产率无法估量地提高了。事实上，世界工业生产在1860至1890年间增加了三倍，在1860至1913年间增加了七倍。世界贸易的价值从1851年的64100万英镑上升到1880年的302400万英镑、1900年的404500万英镑和1913年的784000万英镑。

    对于蛋糕的体积增大所带来的好处，人们没有不同的意见。更确切地说，争论集中在蛋糕该如何切开的问题上。诸殖民地民族已感觉到，过去，他们所得到的少于他们应得的份额。他们所得到的总的量已明显增加，要不然，他们的日渐上升的人口就无法得到供养。例如，有位英国经济学家指出，1949年，在矿物丰富的北罗得西亚从事开矿的欧洲公司将他们的产品总共卖得8670万英镑。这笔钱中，他们花费在北罗得西亚的仅为1，250万英镑；这意味着，有三分之二的钱给转移到国外。而且，花费在北罗得西亚的1250万英镑中，有410万英镑是支付给在那里生活、工作的欧洲人。3670万英镑中，只有200万英镑是给了在矿井里干活的非洲人。然而，这些工人平均一年得到41英镑，而殖民地每个成年非洲人的平均收入是一年27英镑。

    在这些情况下，可以理解，诸殖民地民族对增长了的生产率或外国公司付给的工资，印象并不很深。他们印象较深的是自己的可怜的生活水平，尤其是在与西方的生活水平相比较时。他们对于让自己担任干苦活者的角色这一点也很不满；甚至在有着工业发展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的地区，也是如此。

    显然，在西方工人对工业资本主义的反应与殖民地民族对新帝国主义的反应之间，有着一个相似之处。两者都对自己的命运不满，而且，两者都支持旨在引起根本变革的运动。但是，又有一个基本差别：诸殖民地民族并不反对自己民族的皇帝，而宁可说，反对外国统治者。因此，至少在最初阶段，它们的反对运动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西方的一系列政治学说——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尤其是民族主义。

    我们接着将考察这些主义，它们构成了欧洲的政治革命。了解这一革命对世界历史来说，和了解工业革命一样，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世界不仅受西方的棉织品、铁路和银行的影响，而且还受西方的思想、口号和政治制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