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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丁玲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沿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深入生活。她多次来到农村,与农民群众结合。一九四四年,发表报告文学《田保霖》,热情表现边区先进人物,曾获得毛泽东同志的好评。一九四五年,她从延安来到晋察冀,主编文学杂志《长城》,并和逯斐等合作,写了三幕话剧《窑工》。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年多次参加华北农村土改,在经受群众斗争锻炼、体验生活的基础上,她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创作了反映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农村从未有过的巨大变革,塑造了一系列新型农民的形象。由于作品所写题材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作品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获得的成就,小说于一九四八年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并荣获一九五一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这部作品是丁玲整个创作生活中最重要的收获,也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取得的突出成绩。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发表后处于初期阶段的华北农村的土改斗争。小说原计划写三个部分:第一是斗争,第二是分地,第三是参军。现在看到的只是其中的第一部分。但就已成的部分看,结构有头有尾,人物生动活泼,主题清晰明确,反映出了农村斗争的某些本质方面,已经是一部独立完整的长篇。作品以华北一个叫暖水屯的村子为背景,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揭示出各个阶级不同的精神状态,并且展现了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踏上的光明前途。
  土改运动是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运动,它不但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还击国民党反动派猖狂进攻的必要步骤,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广大农民获得解放的一个前提。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国内阶级斗争上升为主要矛盾。为适应新的形势,党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发布了《关于反奸清算及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将抗日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次年九月,党中央又召开土地工作会议,并于十月十月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在消灭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下,没收地主的一切土地和财产,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和财产,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样,一场阶级斗争的暴风雨就在解放区广大农村轰轰烈烈地兴起,广大农民在党的政策指引下,斗地主,分田地,千百年沿袭下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被彻底推翻,压迫农民的地主阶级被彻底清算。农民的积极性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他们身上那些闪光的阶级素质在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全书是从一个后来被错划成富农的富裕中农顾涌,在附近村子听到土改斗争的风声开始的。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写了暴风雨到来前暖水屯人们心理上的变化,对斗争风暴的到来做了有声有色的描绘。作者以顾涌的出现为全书开头,并且选择他作为贯穿全书的一条重要线索,是因为他的身份使他对土改十分敏感;与此同时,他又和农村各阶层保有密切复杂的联系;而对这种人采取什么态度,也直接关系到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并系到土改运动能否顺利开展(作者原想表现工作组在这一问题上发生的偏差,后因写作计划改变而未能在现有的作品中反映出来)。作者让顾涌最早出现还有一个用意,即通过他替亲家转移胶皮轮车,一开始就烘染出当时的政治气氛——蒋介石反动派正要向解放区进犯,土改斗争是在十分复杂十分紧迫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顾涌并不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作者在写了顾涌回到暖水屯后就没有以更多的笔墨突出写这一人物,而是进一步写了土改斗争给这个村子带来的震动,以主要篇幅写了构成暖水屯基本矛盾的农民和地主两个方面的代表人物:张裕民、程仁以及钱文贵、李子俊等。他们在作品中被刻划得生动具体,鲜明突出,一个个有血有肉,达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对于张裕民这个暖水屯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作品突出了他沉着、老练、忠心耿耿的品质,他虽然有过一些缺点,发动群众斗地主时有一段时间思想模糊,怕斗不倒钱文贵自己不好办,但他大公无私,冲锋在前,一旦思想明确,下了决心,便勇猛顽强,坚决果敢。正因此,他在群众中有威信,在干部中有号召力,在村里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张裕民一样从小受地主剥削的长工程仁,朴实憨厚,对地主阶级有本能的仇恨。因为和钱文忠的侄女黑妮的关系,他在斗争中也有思想矛盾,总感到有什么东西“拉着他下垂”。但他在斗争的暴风雨中还是站稳了自己阶级的立场,坚决和广大群众一道,向地主阶级进行了勇敢的斗争。他和张裕民都象质地纯朴的玉,虽有瑕疵,终掩不住本身的光辉。至于恶霸地主钱文贵,如果作为一个丰富的典型形象来要求,他的个性显得还不够突出,然而实之一般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却自有其独到之处。从他身上的确可以看到,地主阶级是怎样奸诈狡猾地抗拒土改斗争的。作者突出了钱文贵的谋略见识:土改之前就让儿子钱义去参军,土改时又搞美人计逼迫侄女黑妮去找农会主任程仁;他伙同白娘娘、任国忠搞迷信,播谣言,利用女婿张正典欺压贫农,妄图转移斗争目标;就在被押上台斗争时,开始还故作镇静,想用“威严”的目光压制农民的控诉。他无恶不作,一手遮天,的确是几千年来统治中国农村的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作者没有夸大他的能力,也没有低估他的淫威,分寸掌握得比较适当。除钱文贵外,作者还写了其他几个不同特点的地主:胆小绝望的李子俊,凶险厉害的江世荣,对农民恨得咬牙切齿的侯殿魁等;李子俊的老婆更是写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开始她装得百依百顺,想以此软化欺骗前来清算她家的贫雇农们;当这一着失灵时,虽然表面上还要强装笑脸,内心却恶毒咒骂斗争她的农民——特别是她在果树园中的心理活动,把一个地主婆在土改中的阴暗心理揭示得淋漓尽致,写出了一个具有鲜明阶级性和个性的人物。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意义,首先在于塑造了一系列农民形象。在翻天覆地的斗争中,人民群众是时代的主人,文艺作品应该着重表现他们。比起有些作品,这部小说的正面人物如张裕民、程仁等并不那么“高大”,甚至有的论者认为作品对他们“行动的积极性”表现不够。然而不能否认,其中的正面人物都写得相当真实,使读者感到可信,可亲。作者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从实际生活出发,把人物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斗争环境中加以分析,既努力发掘他们要求翻身、敢于革命的本质,又注意到千百年来封建生产关系在他们身上产生的影响;她没有拔高,而是在歌颂斗争的同时也不掩饰他们存在的弱点、缺点,写他们在斗争前的顾虑和一时的挫折。本来,农民需要在斗争中不断克服自己思想上的弱点和缺点,才能逐步成长起来。小说写到了农民(包括张裕民、程仁这样的先进农民)身上的弱点、缺点,不但不会损害他们的形象,而且有助于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突出土改这场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另外,作者在着意刻划主要人物的同时,也认真细致地描绘了其他一些不那么重要的人物。如刚正不阿踏踏实实的民兵队长张正国,积极活泼头脑清晰的村民政、支部宣传委员李昌,不声不响做了许多具体工作的合作社主任任天华,以及勇敢坚决略带一点鲁莽的积极分子刘满,干脆利落的妇联主任董桂花,泼辣能干的羊倌女人周月英,等等,一个个都个性分明,写得生动逼真。作品自始至终把人物放在一定的斗争中,从生活实际的基础上,从斗争的发展上加以表现。一句话,作者刻划这些人物是为了表现斗争。因此,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可有可无地存在着,而是在斗争中占有一定地位,发生一定作用。如张裕民、程仁以至钱文贵等这样一些主要人物,他们在全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明白的,就是一些较为次要的人物也无不和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象张正国、李昌、赵得录等不但是为了衬托张裕民、程仁,而且是和他们一起组成了向封建地主阶级发起进攻的坚强队伍,显示了我党在农村的基本力量;刘满的存在表明了贫苦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愤懑,也反映了他们对于土改斗争的强烈要求;黑妮是为了说明钱文贵的阴险,当然也为了表现程仁的思想矛盾;李子俊是为了突出钱文忠,刘教员是为了反衬任国忠;而任国忠、白娘娘也都表明了封建统治具有深广的社会基础,说明了土改斗争牵动的社会面和深入的程度。作者通过描写这些人物,去展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表现土改斗争的曲折发展。与此同时,也总是让他们的性格随着斗争的发展而发展,让他们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现实斗争。如程仁对黑妮的态度变化就反映了土改斗争的发展,也展示了程仁的思想性格。因此,作品就体现出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土地改革是伟大的群众运动,它不但以极大的威力改变中国农村社会几千年的旧秩序,也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对他们思想、性格的变化发生着直接的影响。和其他有些反映土改斗争的作品相比,《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所以显得扎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农村阶级斗争内在的原因对党的领导作用揭示得十分深刻。作者一方面强调指出:没有工作组和县宣传部长章品代表的党的领导,暖水屯不可能开展土改斗争并取得胜利。另一方面又深刻指出:党的领导只有通过农民内在的解放要求及其本身力量的成长,只有和农民的斗争紧密结合,才能发生伟大的力量。作者有鉴于此,对工作组的作用写得恰如其分,甚至较多地写了工作组负责人文采身上存在的知识分子某些坏习气,如脱离群众,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等。对工作组其他两名成员杨亮、胡立功既写了他们能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也写了他们缺少经验,理论水平较差。对县宣传部长章品也同样如此,作者虽怀着敬意写他怎样深入群众,受到群众欢迎,又是怎样敏锐果断,既深刻理解党的政策,又具体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然而并没有把他写成超现实的英雄,甚至还写了他外表上的几分稚气。正是这样一个平凡而又可信的工作组,经过本身的思想整顿,更好地理解和贯彻了党的政策,更好地了解了实际情况和群众要求,终于和农民群众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很快打开了局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斗争。小说以生动的形象辩证地说明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党怎样在土改斗争中起着领导的作用。
  应该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突出成就还在它对农村各阶级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表现得细致具体,这使它比一般写这类题材的作品显得真实、深刻。作者不是简单地理解和表现农民与地主的矛盾,不是从概念和公式出发去反映土改斗争,而是循着生活的脉络,把延续千百年的中国农村封建关系和社会情况真实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小小的暖水屯阶级阵线虽然基本清楚,但人们的关系却犬牙交错。富裕中农顾涌既把大女儿嫁给了外村富农胡泰的儿子,和本村地主钱文贵又是儿女亲家;与此同时,他的一个儿子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儿媳妇出身贫农,另一个儿子在村里当青联主任,是个积极要求上进、工作不坏的干部。钱文贵是群众最恨的恶霸地主,可是他的亲哥钱文富却是个老实的贫农,堂弟钱文虎又是村工会主任;他的儿子被他送去参军,侄女黑妮和农会主任程仁(他原来的长工)有着较深的感情。侯忠全是地主侯殿魁的佃户,一生受着侯家沉重的压榨和剥削,然而他和侯殿魁又是堂叔侄的关系。斗争最坚决的积极分子贫农刘满,他哥哥刘乾却当过伪甲长,然而那又是钱文贵等硬逼着他干的,为的是敲榨勒索把他搞穷,最后终于把他逼疯。……总之,生活就是这样复杂,而人们也就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生活着,斗争着。敢不敢表现生活的复杂面,能不能表现生活的复杂性,这不但有一个作家的认识问题,气魄问题,也有一个作家的艺术能力问题。如果作者不熟悉生活,不了解中国农村由于封建落后形成的特殊情况,也便不可能表现出这样使人眼花缭乱的关系。然而,如果作者没有勇气涉及生活的复杂面,即便看到生活中的复杂现象,也同样不敢真实地把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表现出来,只会按一定的成规、一定的框框表现生活。更重要的是,一个作者倘没有精到的艺术素养,即便认识到并力图表现生活的复杂面,也会由于笔拙而力不从心。《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表现生活本身的丰富内容和复杂关系方面,是相当充分的。除上面所说的以外,小说在反映贫苦农民和地主之间的斗争这一主要矛盾的同时,也深入表现了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矛盾和斗争。譬如顾涌和钱文贵之间,钱文贵与李子俊之间,李子俊老婆和顾涌之间就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虽然和贫苦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斗争有着性质和程度的差别,然而这些富裕农民与地主、地主与地主之间的矛盾,同样是客观生活的真实反映,而且往往和农村社会的主要的矛盾斗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如此,作者还写了生活在地主营垒中的黑妮,她也有一种解放的要求,在她的二伯父钱文贵被斗倒后,她是怎样喜悦地参加了游行的行列;而在农民队伍里也出现了村治安员张正典这样的败类,他甘心投靠丈人钱文贵,欺压自己的阶级弟兄、贫农积极分子刘满。这一切都形象地表明,农村的阶级关系是多么微妙复杂,农村的阶级斗争正是在这样复杂的条件下,在无声的刀光剑影中激烈地进行。小说在这些方面的独到成就,使它超过了同一时期同类题材的其他作品。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艺术上有着自己的特色。全书共五十八节,近四十个人物,写了一个农村土改斗争从酝酿到发动群众,几经曲折终于斗倒地主的过程,波澜起伏,疏密相间;故事线索纷繁,然而主次分明,繁而不乱。这样宏大的结构对反映巨大的规模的农村土改斗争及其复杂性十分合适,同时也充分显示了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其次,气氛描写十分突出。作品首先从顾涌开篇,进而写土改斗争在各个阶级人们心理上的影响,一直到工作组进村,整个暖水屯都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中。工作组进村后,斗争逐步展开,紧张气氛仍有增无减。农民对翻身斗争的要求、欺待、兴奋、欢乐,同时夹杂着一些疑虑;地主阶级在暴风雨前的惶恐、紧张、挣扎、反抗,有的还抱着幻想:都表现得活灵活现。在人物描写方面,作者经常用人物分析的方法,即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中不时穿插叙述一些人物的身世经历和性格特点,这样从整部作品看虽然有时多少影响故事发展的连贯性,不免使人感到沉闷,但对人物形象的完整性和深刻性无疑能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与此同时,作品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也比较突出,如对程仁、李子俊女人的几段心理描写的确细腻深入;这是作者擅长的刻划人物的一个特点。正是人物分析的方法和心理描写的方法相结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显得鲜明、丰富。另外,场面描写也比较成功,如统制果树园和斗争钱文贵的场面生动活泼而又层次分明,特别是“果树园闹腾起来了”一节写得情景交融,有声有色。在写场面时,作者善于把环境描写和人物描写、叙述故事和心理分析很好地结合起来,运用多种手法加以表现,因而整个画面有动有静,使人印象深刻。还有,浓重的生活气息也是本书一个特点。作品虽是写土改斗争,但围绕这一斗争表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犀利的笔触深入到农村社会和农民家庭的细小角落,既写了人们政治上、经济上的关系,也写了他们生活上、伦理上的联系;既写了现实矛盾也写了历史纠葛,因而整部作品就象一幅宏大绚丽的巨制图卷。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存在一些缺点。首先是黑妮写得不够扎实。无可否认,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是可能存在的,作品也写得比较活泼生动,能够引起人们同情,但对于她性格的阶级根源和社会基础则表现得不够。作者没有充分写出这号人物的性格和周围环境、事件之间的有机联系。因而让人多少感到她是游离于现实斗争之外,面貌不够清楚。其次,作品的语言总的说来十分生动形象,作者也努力学习劳动人民的语言,但有些地方特别是描写人物心理时仍然有一些知识分子的语言,不够口语化和大众化。据作者说:小说的写作计划一再变动,在写作过程中,对原来的安排作了“压缩”,有些地方写到后来“没有把问题发展开去”(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在前边》)。由此产生的有些情节显得匆促,有些描写不够丰满的痕迹,也是可以感觉得到的。然而总的来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愧为一部反映土改斗争的优秀作品,它在艺术上的成功标明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长篇小说创作达到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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