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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1948） 斯大林认为，贝利亚的大帝国在战争年代的膨胀导致了贝利亚本人拥权过重。1946年初，贝利亚进了政治局，并担任了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但与此同时，贝利亚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里的位置则被他的第一副手谢尔盖·科鲁格洛夫代替，这个像熊一样的家伙曾因保障三巨头会议有功，被不列颠帝国授予骑士荣誉称号。1946年3月，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由“委员部”改组为“部”，分别称为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称谓的变化，也意味着这两个机构地位的上升。此后不久，贝利亚·梅尔库洛夫的嫡系也被从国家安全部首脑位置换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维克多·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和科鲁格洛夫一样；此人也不属于贝利亚的“高加索黑手党”。但是如果斯大林以为阿巴库莫夫能限制贝利亚在国家安全机关里的影响的话，那这一次他可就错了。赫鲁晓夫确信，阿巴库莫夫很快就成了“贝利亚的人”。如果不事先同贝利亚商量，他从不向任何人乃至斯大林报告任何东西。 阿巴库莫夫的领导作风以残酷、贪婪著称，但对自己的部下，他却亲切有加，关怀备至。大概正是阿巴库莫夫担心自己在契卡的历史功绩里处于次要地位而下令从国家安全部军官俱乐部纪念室搬出那些神圣的纪念品——捷尔任斯基的塑像、画像和军便服。阿巴库莫夫是俱乐部夜生活的常客，他去那儿和朋友们打台球，并在一个专门提供的单间里同情妇睡觉，那里面有的是进口饮料，法国化妆品。国家安全部出国回来的军官，利用昂贵的礼物向阿巴库莫夫表示敬意，这已成了传统。叛逃者彼得·杰里亚宾回忆说，他在维也纳给头儿先后买过童车、裙子，价值10万卢布。阿巴库莫夫1951年被捕，1954年被处决。在给他定的罪名中就有“道德败坏”和“贪污”。 阿巴库莫夫能爬上国家安全部部长的宝座，得益于他在“斯梅尔什”的成就。这是1943年 4月重组的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别机构”，他当时在军队中从事反间谍工作。当时斯大林亲自主持召开了间谍机构领导人会议，“斯梅尔什”组织就是在这次会议上设立的。官方文件证明，最初有人建议叫“斯梅尔涅什”——来自战争年代流传甚广的一句口号：“消灭德国间谍”。但是斯大林不同意这个叫法： “说老实话，我们干嘛要只对待德国间谍？难道别的国家的间谍机构就不针对我们国家吗？还是泛泛地叫‘消灭间谍’为妥，或干脆叫‘斯梅尔什’（即“消灭间谍”的俄语缩略读音——译者往）”。 然而“斯梅尔什”的任务却不仅仅限于破获外国间谍，它还在一大批情报员的帮助下肩负监视、调查军队中不满分子和投降分子的使命。斯大林作为国防委员会主席和国防人民委员，这次又把“斯梅尔什”的领导大权也抓在了自己的手中，由此来看，“斯梅尔什”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在红军解放的土地上，“斯梅尔什”查出了那些通敌的嫌疑分子，镇压了民族主义反对派。到战争后期，把调查500 多万被遣返的苏联被俘公民的任务也纳人了“斯梅尔什”的职权范围之内。而英、美反间谍机构竭力想在盟友面前完成自己的使命，也经常参与这种野蛮的遣返工作。其中，有两百万的苏联公民就是这样被强行遣送回国的，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还被投进了监狱，简直就等于把希特勒的监狱换成了斯大林的监狱。而苏联官方历史对此却闪烁其词，只承认“斯梅尔什”是带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了那些经历了德国集中营磨难的苏联被俘军人。事实上，当时几乎把所有这类人都当作了逃兵。1945年6 月，美国驻苏大使阿维烈·加里曼曾向国会报告： “当俘虏回到莫斯科他们的家时，大使馆所知道的只是……运送被遣返人员的车队途径莫斯科继续东进，当列车停在莫斯科站时，‘旅客’们被剥夺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一些人经“斯梅尔什”简单审讯后就被枪决了，大多数人被关进了北极圈附近的集中营， 很多人就再也没有从那里出来。 被美国遣返回国的弗拉索夫将军及其“俄罗斯解放军”战士也未能逃脱这可怕的命运的召唤。弗拉索夫是莫斯科保卫战的将军之一，1942年被俘，后来曾抨击苏联政体是十月革命残暴的畸型儿。他所领导的、由苏联被俘人员组成的志愿军，1945年曾在东线与德国人浴血奋战。遣返弗拉索夫部队的美国士兵动用了催泪瓦斯，不少战士为了表示抗争，甚至自缢身亡，或用其它方式自杀。在遣送弗拉索夫回国时，匈牙利国务活动家尼古拉斯·尼亚拉季正好在莫斯科，他后来这样写道： “苏联竭力要通过弗拉索夫这个例子表明，等待变节者的是什么下场。弗拉索夫是被最残忍的手段折磨至死的，苏联甚至还向全体人民详细描述了他死去的过程以及他临死前挣扎了多长时间。他那支部队里的军官和士兵也都被用同样的方法处死……”1946年，“斯梅尔什”表面上被取消了，但它的职能却转到了国家安全部第三局。正如官方历史指出的那样，在战争的后几年，“斯梅尔什”的任务甚至同国家内务人民委员部一样，“在于帮助被解放国家的人民建立和巩固自由的地方政体形式”，换言之，即保障沿苏联西部边境国家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这项使命也是后来阿巴库莫夫领导的国家安全部的最重要任务之一。1944年，在与南共党员米洛万·贾拉斯的谈话中，斯大林对一句中世纪格言的含义进行了阐述：“谁执政谁就规定宗教的信仰”。 “这场战争不同于以往，谁夺到领土，谁就可以在上面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制度。每个人都可以建立起自己的秩序，只要他的部队足以做到这一点。舍此别无他途。” “人民民主”制度逐渐在东欧国家蔓延开来。当然，实现的途径并不完全一样，有的靠武力，有的靠智取，在这方面，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起了关键作用。那些帮助苏联在自己国家建立“人民民主”制度的大部分人都是钻营之徒、暂时得势者，他们违心地承认，只有苏联的力量能够建立起“人民民主”制度。每一个东欧国家里都有一些共产主义者或同情者，他们笃信社会主义的选择，正如第一代布尔什维克和苏联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在头一个五年中对这种选择的迷信一样。后来成了斯大林公开法庭牺牲品的匈牙利共产党员格奥尔吉·霍多斯写道：“对一名为全人类服务、为美好未来的诞生而努力的共产党员来说，这些是多么幸福。二战的梦魔过后，秩序似乎建立起来了，这将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秩序啊……，我们高举着共产主义旗帜建设了社会主义的匈牙利。” 东欧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和对斯大林的崇拜是密不可分的。在全世界共产党人眼中，这不是一位冷酷、多疑、病态的暴君，而是一位神奇的英雄。他栩栩如生地向“朝拜者”们描述着世界的美妙前景。战争末期，甚至连吉拉斯和大多数南共党员也都把自己视为是真正斯大林主义者。吉拉斯说： “斯大林毫无疑问是天才里的天才，不仅如此，他还是新社会的思想和希望的化身。这种对斯大林，同时也几乎对所有苏联人的崇拜有一种奇怪的模式和范围……这些共产党员中，不乏修养高深、通晓文学、哲学的人，但我们大家都怀着一种狂热接受了他的思想，接受了他表达那些思想时所具有的‘完美’。我本人曾多次谈到他的文体像水晶一样明晰，谈到了他的哲学的深度以及他的评论的现实性，似乎这些都是睿智的表现。” 斯大林与其盟友之间的第一次严重分歧源于波兰的政治改革。在波兰这种热情是罕见的。“共产主义”，1944年斯大林说，“不适于波兰人。他们的个人主义、民族主义观念太顽固。”波兰共产党是两次战争之间欧洲几个影响较小的政党之一。无论是莫斯科，还是波兰人自己同胞都这么认为。在波兰国内，党的活动是地下的，许多武装组织的战士也遭被捕，而那些跑到莫斯科的人，等待他们的却是更可怕的命运——“大恐怖”期间，他们几乎全被清洗。活下来的只有那些被关在相对安全的波兰人监狱里，像后来成为党的领袖的弗拉基斯拉夫·哥穆尔卡这样的人以及少数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合作、帮助屠杀自己同胞的人。这样，波兰共产党实际上已名存实亡了，于是共产国际在1938年宣布波共正式解散。 战争期间，波兰抵抗力量的中坚是克拉约瓦军。它具有强烈的反共情绪，始终为了波兰被瓜分以及斯大林的压迫而对苏联耿耿于怀。当1939年德国人打进波兰以后，斯大林认为到了共产主义东山再起的时候。1941年12月，一小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波兰间谍在马尔采里·诺沃特科、博列斯拉夫·莫洛热奇和帕维尔·芬代尔率领下空降到波兰，旨在重建战前政党，但这次却冠以新的名称——波兰工人党。芬代尔与弗拉基斯拉夫·哥穆尔卡取得了联系；让他担任党的华沙市委书记。诺沃特科身负另一个秘密使命一搞垮克拉约瓦军。他奉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命，向盖世太保提供了一些克拉约瓦军士兵名单。毫无疑问，诺沃特科同盖世太保的接触是内务人民委员部计划中的一个步骤。后来，莫洛热奇把诺沃特科作为叛徒枪毙了，而莫洛热奇本人也被党的法庭判了死刑。芬代尔后来也被盖世太保杀害，这就为哥穆尔卡登上波共总书记的宝座开辟了道路。他并不是斯大林的人，党的第一把交椅他也是在与莫斯科的无线电联系遭到破坏时坐上的。哥穆尔卡以共产主义地下民警队的名义组建了“人民近卫军”，这支队伍应该是克拉约瓦军的对头，因为党的领导层都明白，他们要想取得政权。与其说需要国内的支持，不如说是需要有苏联的支持。党的优秀思想家阿尔弗雷德·兰佩1943年去世前不久写道：“什么样的波兰才会不是反苏的呢？” 1944年7 月23日，斯大林在卢布林组建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目的在于使它成为未来傀儡政府的核心。当红军兵临华沙城下的时候，苏联电台就号召人民拿起武器： “一钞钟也不要耽搁……华沙人民，拿起武器！把德国侵略者赶出去，为自由而战！”8月1日，克拉约瓦军武装暴乱，华沙人民英勇战斗了两个月，可维斯瓦河对岸的红军却作壁上观。而等百余万波兰人阵亡了近四分之一时，斯大林却撤了一些领导的职务。称这些人是“一小撮钻营的刑事犯”。有一个月时间，斯大林拒不允许那些从意大利起飞、为叛乱分子运送食品的英美飞机在苏联机场加油，而且拒绝为负伤的机组人员提供医疗帮助。对华沙起义的镇压，解决了共产党人的心腹大患——克拉约瓦军。待克拉约瓦军溃退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立即派出一支精干的小分队，其任务在于扫除克拉约瓦军残余。建立共产主义政权。这支小分队的指挥，是后来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头子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将军。他个子不高，很敦实，是一个残忍、狂热、极端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分子，是他监督执行从高加索的大迁移。为了查出克拉约瓦军士兵，谢罗夫想了许多高招：从培养波兰工人党分子到截获、破译无线电通信。1945年1 月，当卢布林委员会宣布自己为临时政府的时候，克拉约瓦军已正式解散。一部分士兵转人地下，也还有一些人倒向了共产党，但大多数人都洗手不干了，因为他们早已厌倦了那种生活。 内务人民委员部除了要清除异党外，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在波兰设立分支机构。新成立的组织叫波兰安全局，头子是斯坦尼斯拉夫·拉德克维奇。此人最初任卢布林委员会中一个部门主任，后来——一直到1954年前——任公安部长。拉德克维奇战前生于白俄罗斯，是共产党武装部队成员；和哥穆尔卡一样，他也在波兰监狱中经受过磨难；他的残忍是同他那迷人的外表以及能言善变揉和在一起的。战后美国首任驻波兰大使阿尔图尔·布里斯莱恩1945年同他会见后写道： “我们曾听说他总是竭力使与之交谈的人在心里产生恐惧感，然而同我们会谈时，他举止相当坦诚、有礼。他长相标致、显然带有俄一犹血统，精心梳理过的头发乌黑发亮，那张英俊的面孔透着智慧和活力。他从一个很合逻辑的话题谈了起来，他说，法西斯给波兰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新政府不得不从一位盟友那里寻求帮助。英国和美国离得太远，而俄罗斯是波兰最近的一个邻居……他坦率地承认，俄国人给他派来了200 名内务人民委员部教官，按照苏联模式帮助波兰组建安全警察。” 卢布林委员会刚刚成立，拉德克维奇即被召至莫斯科觐见贝利亚。而当他返回波兰时，身边就多了两位护送者：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高级顾问一一谢利瓦诺夫斯基和梅尔兹尼科夫将军，他们在谢罗夫的统一领导下监督波兰安全局的组建。波兰安全局的诞生非常艰难。到1944年12月，共选拔了2500人，但拉德克维奇向波兰工人党政治局抱怨说他们都太年轻，没经验，他们的领导也太懦弱。然而他的副手，内务人民委员部见习间谍罗曼·罗姆卡夫斯基，却称新组织针对克拉约瓦成功地进行了一系列行动，摧毁了他们在各省的领导机构。政治局甚至收到机秘情报：红军的占领和抢掠使局势复杂起来，（补充一点，虽然报告措词非常尖刻。但是关于奸淫少女和妇女却只字未提），法西斯的暴行被苏联人的暴行所取代。政治局委员、过去曾指挥过俄国的第一支波兰军队的西格蒙德·贝尔林格将军在给哥穆尔卡的信中写道： “贝利亚来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爪牙带来了全国性的灾难，而来自拉德克维奇机构的罪恶因素又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合法和非法的搜查中，人们的许多什物都被顺手牵走；一些无辜的人被平白无故驱逐出境或投进监狱，像狗一样被拉出去枪毙……没人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逮捕他，会怎么处置他。” 在1945年召开的波兰工人党中央全会上，哥穆尔卡承认，波兰安全局已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一样处于失控状态： “虽然没有人喜欢安全机构，但他们好像成了政府中的政府。他们推行自己的政策，而且这些政策无人干涉……在我们的监狱里对待犯人像对待牲口一样。安全机构的工作人员腐化堕落，为所欲为……结果，我们简直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可怜的影子与帮凶。” 拉德克维奇忧心忡忡： “安全机构现有11000 人，但这只占应有雇员的四分之一。危机的征兆正在机构内部产生……出现了一些对抗性组织，不满情绪在滋长……、很难说我们到底从俄国顾问那里得到的好处大还是害处大。第一阶段他们帮助了我们，第二阶段就开始给我们带来灾难。现在局势变了，暂时还没有摆脱他们的必要。” 然而，能够决定内务人民委员部顾问去留的，却不是波兰人，而是莫斯科，可斯大林本人并没打算让他们撤回。 在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之外的整个东欧向“人民民主”过渡过程中，苏联顾问监控的共产主义安全机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多数东欧国家的政治建设都是依据相同的模式发展的。它们在解放之初，或多或少地都成立了一些由新法西斯政党组织合并而成的自由联盟，但是安全机构和其它一些政权机构慢慢都落入了共产党手中。过了一段时间（在不同国家长短不一）之后，当时的政府就被新的伪联盟政府所取代。新政府是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组建的，它们自然会为一党专制国家的建立开辟道路。但是在波兰，联盟政府从成立时起就是傀儡。1945年1 月，苏联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波兰临时政府，但西方盟国并未给予支持，它们不仅拒绝承认，还宣称其为缺乏代表性的傀儡政体。 虽然华盛顿想像不出波兰对自由的限制程度，但它却成了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与苏联领导层第一次严重冲突的起因。在1945年4 月23日会见莫洛托夫时，毫无经验的新总统直言不讳；美苏关系不能继续建立在“单行道的原则”之上，苏联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莫洛托夫当时脸色刷白，一时无言以对，但后者答道：“这一生中还没人这么跟我说话。”据杜鲁门本人回忆，他当时的回答是：“只要遵守协议，就没人再这样跟您说话。” 罗斯福死后，住在乔治敦（华盛顿的一个区）的加利·霍普金斯几乎被人遗忘了。他只比总统多活了九个月。艾哈迈洛夫还像往常那样，以斯大林的名义试图让他确信，在美苏关系紧张时刻，他似乎听到了出发信号的烈马。美国国务院以及新任国务卿詹姆斯·弗，贝尔纳斯认为霍普金斯过于主观，无法正确判断苏联领导人的夸夸其谈。但杜鲁门却驳斥了他们的反对意见，对这次访问莫斯科满心喜欢，所以很痛快就同意了。 5 月26日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霍普金斯强调，保持世界合作的完整性、保持罗斯福总统和元帅（斯大林）为之付出了巨大辛苦的美苏关系是很重要的。正是，“我们不善于把雅尔塔协定有关波兰的条款付诸实施”，从而导致美国丧失了与苏联合作的信心。霍普金斯的亲苏态度使一些历史学家目瞪口呆，因此他们确信：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把霍普金斯视为自己的间谍。沃伊特赫·马斯特内写道： “在美国社会对苏联的态度上，霍普金斯利用了不久前还是对他不利的转折机会，但他并未把这种变化同美、苏的影响联系起来。恰恰相反，对于斯大林在支持罗斯福关于新‘世界合作’主张方面的所作所为，霍普金斯在给予肯定评价的同时，竭力为斯大林开脱罪责，而没到场的英国人却成了替罪羊，斯大林也当然没错过抨击他们的时机。” 斯大林称英国保守党，包括邱吉尔在内，都是苏联自由波兰计划的反对者，因为他们竭力要在苏联周边地区重建充满敌意的“防疫地带”。为避免对英国这种错误政策的解释发生争论，霍普金斯两次强调，说美国奉行的则是完全另一种政策，其意图是使苏联所有邻国都成为友好国家。斯大林则表示：要是那样的话，他们彼此间就很容易在波兰问题上达成一致。此时，霍普金斯只好回答：他很高兴听到斯大林这番话。 霍普金斯后来又说：“我们承认任何政府，只要它是波兰人民选出的，对苏联持友好态度”。当时无论是霍普金斯，还是杜鲁门，都没认识到一个尴尬的事实，即任何一届波兰政府都不可能对这两项要求作出承诺。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和霍普金斯的关系持怀疑态度的马斯特内教授再一次做出结论：“霍普金斯最终还是同意了苏联的建议……，波兰问题就这样在没有英国人在场的情况下，由霍普金斯和斯大林解决了。”几个流亡在伦敦的波兰人，纯粹作为象征性的代表，被吸收进了由共产党领导的临时政府之中，而米科莱奇克也得到了一个名声显赫、却没有丝毫实权的副总统职位。这样一来，现任政府尚未解决的自由选举问题便被搁置起来。虽然霍普金斯超越了赋予他的职权范围，杜鲁门仍然认为他是巩固军事联盟的纽带，于是，对协议的签订表示欢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始终认为，正是在霍普金斯的帮助下，他们才得以赢得了对美帝国主义的胜利。事情的确如此，霍普金斯无论对罗斯福的影响，还是后来对杜鲁门的影响，在客观上都迎合了苏联的利益，然而他却从未意识到自己已经做了苏联的“间谍”。他狂热地希望自己能为苏美关系的巩固出份力量，并且幼稚地笃信，斯大林会忠诚于新的世界秩序。但他们这些想法通过艾哈迈洛夫再次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予以利用。 对于波兰问题， 斯大林和霍普金斯协商出了一个令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1945年7 月间召开了波茨坦“三巨头”会议，虽然霍普金斯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早先由他参加拟定的方案却得到了会议的确认。然而，随着苏联忽视人权现象的日益严重，霍普金斯对未来苏美关系的信心也出现了危机。他曾为十六位波兰领导人请求特赦， 但他人还没离开莫斯科，对这十六个人的公审就开始了。1946年1月，霍普金斯带着自己的幻想撤手人表。 美国驻华沙大使阿尔图尔·布里斯·莱思痛心地指出，“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波兰安全局已把政权牢牢地抓在了自己手中，在波兰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不可能实现我们所理解的任何一种民主。1944－－1947年间，苏联对波兰安全局的控制达到了极点。当时波兰安全局的每一个部里都有一位苏联顾问，他们握着最后拍板的权力，连波兰安全局学校教师的教案都得经苏联顾问过目，由他们按照自己的观点加以修改。1947——1949年间，波兰安全局各区分支机构里的顾问，都先后撤回莫斯科，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华沙之外的各省分部里的顾问总数减为两人。在有些重大行动中，尤其在虚伪的选举中，波兰安全局的表现不佳，只够一个“差学生”的标准。莫洛托夫在雅尔塔声称，在波兰组织选举只需一个月的时间，而实际上波兰安全局对自己战胜两个反对党（农民党和基督教劳动党）的能力如此缺乏信心，以致选举不得不推到1947年，显然是指望有“瑞雪”相助。虽然伪选举准备了两年，但假的痕迹依然那么明显，甚至能够看得出苏联顾问在波兰安全局里的活动影子。当然，反对党被明令禁止活动一年，而且为了避免后来在1952年举行的大选中失败、保证共产党领导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有明显的优势（该党成立于1948年），苏联顾问还专门办了为期三个月的训练班，由科诺普科小姐极为详尽地讲解了如何事先伪造选举结果的技术性问题。 然而，波兰安全局还面临一个问题，这就是波兰天主教的影响，对这个问题，连苏联顾问也感到束手无策。于是出笼了许多极端无耻的“发明”，其中一个就是由叶列克·拉巴诺夫斯基中校在死刑犯们请求神职人员到场时假扮成一名天主教、或东正教、或基督教的神父。 1945年春天，当共产党成功地夺取了波兰政权以后，克格勃未来的头子、谢罗夫将军，又前往德国领导苏联军事机构设在那里的一个“内务”分部。该部机关设在柏林城郊卡尔斯霍尔斯特一栋大楼里，四周都是铁栅栏和铁丝网，外加警犬的巡逻队在保卫着。在“内务”分部的“领地上”，谢罗夫建立了一个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后称国家安全部）的独立王国。他把自己的总部设在以前的野战医院里，把自己那漂亮的住宅给了手下的军官们，并且还扩建了一个巨大的车库。能进人该地区的只有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大概有两千人左右。谢罗夫在苏占区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情报网，任命曾担任过波兰安全局顾问的梅利尼科夫少将担任领导。他们把苏占区划分为若干个区，每个区都设立分支机构，这些区又按顺序划分为更小的段，这些段受“作战小组”指挥。这个庞大的机构对各政党、宗教、工会实施监督、推动苏化的进程，卡尔斯霍尔斯特成了苏联境外对西方间谍机构中最大的基地。 “共产主义对德国人来说，就像马鞍装到牛身上一样不适合，”斯大林曾这样抱怨过。1945年4 月30日，德共领导人结束流亡生涯返回德国，而这一天正好是希特勒在地下室自杀的日子。在德共的上层领导人中有两位最杰出人物——六十岁的威廉·皮克（后来民主德国首任总统）和五十二岁的瓦尔特·乌布利希（民主德国执政党第一书记），他们既是从事地下工作的老手，同时又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嫡系。起初，谢罗夫和德共领导人干得谨小慎微，因为他们搞不清怎样把这个国家置于共产党的监控之下。乌布利希从莫斯科回来以后，是这样对自己亲密的战友说的：“一切都要貌似民主，但我们得握有控制权。”他的第一个策略就是组建一个非正式反法西斯联盟，由德共和经苏联军事机构允许的另外三个政党组成。但在苏占区举行的自由选举表明，社会民主主义分子（社民党）占了上风。说实在的，红军在庆祝胜利时在德国的滥施淫威使德共名誉扫地，如果没有苏联军事机构强有力的支持，恐怕德共想要赢得领导权是毫无希望的。 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势力的壮大令人不安。朱可夫元帅开始给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施加压力，以期从那儿得到同共产党联手的允诺。英国当局曾收到两位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寄来的控告书，他们指控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以逮捕相要挟命令他们“为联盟宣传”，而拒绝的人已被投入原法西斯集中营——萨克森豪森监狱。据西德的社会民主党主席埃里希·奥伦豪尔讲，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4 月，至少有两万名持不同政见的东德社会民主党成员遭到了迫害、监禁、甚至枪杀。由于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威逼恫吓，1946年4 月22日，在列宁诞辰这一天，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统一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尽管在1946年秋季举行的市和区选举中危险依然存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只赢得了近百分之五十的选票，但是，一党制政体的趋势已是无法遏制了。 1947年8月，按照苏联军事机构第201号命令，在东德成立了安全警局第五部，这是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前身（东德国家安全部是1949年10月东德正式宣告成立之后建立的）。第五部的头子、后来又成为东德国家安全部头子的威廉·蔡塞尔，是苏联国家情报总局派到德国的间谍。在国内战争时期，他以戈梅斯将军的化名指挥过第十三国际旅。他最亲近的助手中有一个叫鲁道夫·赫恩施塔特的情报总局间谍，此人的最大功绩要算是招募了德国外交官鲁道夫·冯·谢里哈。同波兰一样，国家安全部派来的顾问们也给东德准备好了选举结果。1956年在东德举行的首次全民选举中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获得了99·7 ％的选票——这是1946年的两倍。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共产党就已经是一个个拥有众多党员的政党，然而，在罗马尼亚情形却恰恰相反，共产党的力量同波兰一样弱得可怜，而且党员中大部分是少数民族。在战争的最后一年，党不得不另起炉灶，重新开始组建工作。1944年3 月，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派遣了一个三人小组，由驻罗马尼亚间谍埃米尔·博德纳拉斯领导，从事培训党的领导任务，为迎接红军到来做准备。博德纳拉斯设法在监狱的医院里会见了格奥尔吉·乔治乌一德治，以及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乔治乌一德治在会见时指责地下党现任书记斯特凡·福利斯与警察相勾结。不久，乔治乌一德治便取代了福利斯的位置，开始了他诡诈的权力之争。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安娜·帕乌克尔和瓦西列·卢卡领导着罗马尼亚共产党在莫斯科的流亡组织， 这是乔治乌一德治为了权力进行尔虞我诈的主要竞争者。1944年8 月，红军占领了罗马尼亚，乔治乌一德治立即获得了自由，而福利斯则被投进了监狱。两年之后，按照乔治乌一德治的旨意，福利斯未经审判就被绞死了。 1944年到1945年的冬天， 博德纳拉斯以及由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训练出来的“爱国近卫军”，逐渐占据了警察和安全部门的要职。1945年3 月，在拥有广泛代表权的联合政府当政了七个月之后，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尔终于答应了苏联的最后通谍：成立共产党领导的、以彼特鲁·格罗查为首的人民民主政体。1946年11后举行了选举，由于准备充分，政府当局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1947年取缔了反对党，而且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名，对各反对党领袖进行了公开审判。1947年12月31日，米哈伊尔国王被迫退位，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成立的共和国的基础由人民安全局和它的苏联顾问组成。尼古拉·齐奥塞斯库，这个甚至比乔治乌一德治更加狂妄的党的领导人后来也承认，“过去”（换句话，就是在乔治乌一德治时代）党内的一些生存问题“有时要靠安全机关的帮助来解决。这种做法不仅使干预党内生活成为可能，同时也严重破坏了党的威信，削弱了党的领导作用。”人民安全局不仅被用来推行斯大林的正统政策，同时，乔治乌一德治还借以谋求个人利益由于乔治乌一德治不断地让苏联相信他的英明正确、相信他伟大的领导才能，所以苏联顾问答应给他一点自主权。” 正像在波兰和东德成功地推行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的政策的谢罗夫一样，德米特里·格奥尔吉耶维奇·弗杰奇金这位1944－1947年间驻罗马尼亚的总顾问，也是个非常残忍、不折不扣的官迷。在战后的布加勒斯特，他的言行举止伊然像个“二皇帝”，他经常给乔治乌一德治发指示、提建议。现在，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纪念厅里，他的照片还占据了很尊贵的位置。照片上的他显得很敦实，圆圆的脸上架着副眼镜。旁边文字说明赞扬道：“他在布加勒斯特圆满地完成了‘顾问’任务，后来又在反对西方的工作中表现得非常积极。’与此相比，当时被认为更加出类拨萃的顾问，后来又担任克格勃第一主席职位的谢罗夫，在纪念厅里连一席之地也没有，原因在于他积极参加了斯大林的暴政，于1962年自杀，所以被剥夺了所有的荣誉。 保加利亚共产党夺取政权甚至比罗马尼亚还快。由于保与苏维埃俄国斯拉夫民族的血缘关系而得到巩固的共产主义，虽然在保加利亚社会生活中不具有统治地位，但是其根基却比在波兰和罗马尼亚要深。不仅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保加利亚均属欧洲最发达国家之列，而且它还是共产国际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的故乡。1933年，在莱比锡法庭上面对国会纵火案的指控，天才的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以其成功的辩护为自己赢得了反法西斯运动英雄的声誉。1935年一1945年间，季米特洛夫任共产国际最后一任书记。1944年9 月，红军越过保加利亚边境线，共产党控制的“祖国阵线” 成功地进行了倒戈。党员在三个月内由15000人猛增到750000人。从旧警察局改组过来的共产主义人民警察局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监控下的秘密警察，开始了恐怖行动。连季米特洛夫都很清楚，他的保嫖兼女婿维尔科·切尔文科夫（这是个在恐怖年代必死无疑的人，是季米特洛夫救了他的命）其实是秘密警察派来监视他的。联合政府当政只有四个月，1945年1 月，政权落入了新成立的共产党联合政府手中。由于对选举结果事先进行了策划，在1945年11月举行的选举中，祖国阵线获得了88％的选票。尽管反对党残余分子进行了顽强的斗争，1947年12月，保加利亚还是成了人民共和国。从此之后，它一直是苏联附庸国中最忠诚的一个。 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多党民主制，是共产主义夺取政权道路上最大的阻力。1945年11月在匈牙利举行的大选中，由小私有者组成的政党获胜，得到了57％的选票，而共产党和社会党的得票数均未达到17％。在1946年4月1日成立的新政府中，匈牙利共和国总统佐尔坦·捷尔吉博士以及政府总理费伦茨·纳吉博士，都是代表小私有者政党利益的。然而，由于苏联占领势力在匈牙利境内的干预，这个党当政的时间并不长。在费伦茨·纳吉内阁中实力最强的是他的副总理、共产党员马特皮雅什·拉科西（原名罗特）。关于此人，财政部长、小私有者政党成员尼古拉斯·尼亚拉吉这样写道：“……这是匈牙利最有经验、最有力量的共产党员，在莫斯科，他受到了诸如宣传、怠工、获取民心以及其他政治斗争手段的训练。拉科西是我所了解的政治家里最有心计的一个。他具有演员、主持人和政治活动家必不可少的天赋；很会掌握时机，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 由苏联顾问控制的匈牙利安全局，是共产党手中的一张王牌。按照拉科西的指示，它应成为这样的一个组织：“我们党拥有对它的领导权，任何分权、威胁都不允许……这个组织从成立之初就应控制在我们手中，我们要监视它，以使它在人民民主的斗争中成为一个可靠的、锋利的武器。” 匈牙利安全局的头子是留着“希特勒式”胡须的犹太裁缝加博尔·彼得（又称天才的贝诺·阿乌什比茨）。以前他曾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里供职。在战后联盟初期，为了不引起代表其他政党的部长们的怀疑，他先退到了暗处。尼亚拉吉认为他是个”无性人”： “他总是显得忙忙乎乎，举止扭怩作态，嘴里嘟嘟唤喀，手一刻也闲不下来。要是跟他交谈的话（当然是非正式了），他准会拿过尺子开始用粉笔量你的衣服……还有……他特别喜欢花。他家窗户周围爬满了常青藤，窗台上也摆满了一些淡蓝色的小花；彼得的办公室也被装饰得像一个少女的闺房，周围是天竺葵属的一些植物——粉红的、大红的、白的，它们那微微发苦的气味弥漫了整个房间。在彼得的办公室里与他谈话，就如同面对一个终于获得了一小块土地的老妇。他手里拿着整枝剪，一会儿从瓦罐走近花瓶，一会儿又从花瓶走向水桶。‘噢，部长先生！’他剪断了天竺葵的枝子；‘天哪，尼亚拉吉博士’，他抓住了绣球花；‘不胜荣幸，部长先生’，他把爬山虎剪短一些。听起来这些似乎令人发笑，但却不会让人相信，眼前的这个人竟会令整个匈牙利为之胆寒。” 但彼得的大部分来访者见到的是他性格的另一面。“你们应该学会不指望任何援助、任何保护，”他说，“明白吗？党把你们交给了我们”，他喜欢用“鞋跟后掌”来“说服”那些被审讯的人（这种刑罚在战前的匈牙利警察局里，是指用棍子或橡胶软管抽打人的脚后跟，而刑罚的名称是借用了鞋匠的术语人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更让人胆战心惊的刑罚。有时苏联顾问也参与审讯，但行刑的却通通是匈牙利安全局工作人员。 联盟政府1948年下台，匈牙利摇身一变，成了“人民民主”国家。拉科西后来不无吹嘘地说，“是他给联盟政府动了手术，把非共产主义政党切除掉了”。而匈牙利安全局手中摇的是切政治香肠的刀子。“小私有者政党”的右翼分子就是这把刀切下的第一段。匈牙利安全局打着肃清“法西斯分子”的幌子，逮捕了那些最爱揭共产党伤疤的成员。切下的另一段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右翼分子，他们同样被指控勾结法西斯。对最大的一段——“小私有者政党”的基本力量，却不是那么好切，于是不得不求助于苏联。匈牙利安全局炮制了一个阴谋，然后，把党的总书记贝拉·科瓦奇诱骗进了这个肮脏的陷饼之中。当民族大会无法剥夺科瓦奇议会的神圣不可侵犯权力的时候，苏联军事警察便以参与反对苏联驻军阴谋的罪名，逮捕了科瓦奇。1947年5 月去瑞典度假的费伦茨·纳吉总理也没有返回匈牙利，原因是他被威胁说在回程中将遭逮捕。 但是，无论是“切香肠”的经验，还是在选举中的舞弊行为，都没能给共产党带来立竿见影的胜利。在1947年8 月举行的全民大选时，共产党虽然首次跃身大党之列，却只得了24％的选票。尽管如此，以共产党为首的执政联盟总算比反对党多赢得了一倍的选票。多党联盟中，人数最少的是民族农民党，它是由秘密共产党员费伦茨·埃尔德伊领导的，该党只得了9 ％的选票。到1947一48年的冬天，这个多党联盟就被拉科西切割得不成样子，变得徒有虚名，只留下了几个非共产党的部长装点门面，以掩护共产主义的本质。当1948年一党制政体建立之后，反犹太主义者贝利亚曾嘲笑拉科西是“匈牙利的犹太国王”。 捷克斯洛伐克跟其它苏联附庸国相比又有所不同，这主要是由于对西方在慕尼黑的背信弃义的记忆犹新，使得战后的捷共就成了全国影响最大的政党。1946年举行的自由选举中，该党独得38％的选票，超过任何政党一倍以上。这之后，共产党人又成功地使其它党派加入到多党联盟之中。1945——1955年间的国防部敌后来的共和国总统路德维克·斯沃傅达将军，自称是无党派人士。然而后来他自己都承认，他一直有意脱离组织关系，以便能在将来夺取政权时起到关键作用。 和其它东欧国家的情况一样，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控制着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所属的警察和安全警察。由于没有苏联军队驻留在捷克斯洛伐克，所以，上述部门所起的作用就比匈牙利还大得多。按照贝涅什总统的要求，隶属于国家安全局的内务部Z 局由社会民主主义者约瑟夫·巴尔季克领导。但国家安全局里的共产党人利用前盖世太保的一个奸细，给巴尔季克捏造了一个勾结侵略者的罪名，迫使他辞去了职务。巴尔季克的继任者、前任副手贝德热赫·波科尔内由于用伪造的文件低毁民族社会党总书记，很快也丢了职务。抓住这个机会，共产党人把冒牌的无党派将军弗兰吉舍克·扬德推上了第一把手的位置，但 Z局的大权实际掌握在他的副手、共产党员因德热赫·韦谢雷的手上。 操纵国家安全局活动的，是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的两个大名鼎鼎的顾问“吉洪诺夫”和“哈贾诺夫”。他们二人手下拥有相当数量的捷克斯洛伐克间谍。“吉洪诺夫”和“哈贾诺夫”都是化名，前者实际上就是战争期间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派往英国的间谍头子伊万·奇恰耶夫。捷克历史学家卡列尔·卡普兰在研究了60年代党和国家的档案资料之后得出结论：共产党中的苏联间谍网“相当稠密”，在这张网中，负责各省安全工作（1945—1947年）、后又领导国内情报工作的斯捷潘。普拉切克，有军事情报长官贝德热赫·赖钦，还有党中央审计部主任卡列尔·什瓦布，这些人负责搜集其它政党、教会的情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派到各党派中的间谍还包括民主党中的扬·舍夫奇克，以及社会民主党中的沃伊特赦叶尔邦。 到1947－1948冬天前，国家安全局和苏联顾问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1948年1 月，布拉格民意测验机构预告说，在春天的选举中，共产党所得选票不超过28％。另外，西方国家——法国和意大利——的两个最强大的共产党组织都先后被从政权中排挤出去。这两件事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增添了一种不样的预感。奇恰耶夫和“哈贾诺夫”告诉普拉切克（他写了一份关于非共产主义的政党企图阴谋政变的危情报告），斯大林对他的报告甚为嘉许。莫斯科总部命令普拉切克和其他间谍想方设法搞到一份主要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单，以防不测。与此同时，国家安全局也开始指责党的领导层对反对势力过于慈悲、缩手缩脚，要求他们加快向人民民主挺进的步伐。 国家安全局打着保障政府成员人身安全的旗号，给每位部长都派了保嫖，实际上，这些人唯一的任务就是刺探被“保卫”者的情报。1948年1 月，一位部长抱怨说，国家安全局的军官“总是乱翻抽屉，擅自检查寓所里电话，询问我们和谁通话以及跟谁认识等等”。卡列尔·什瓦布领导的F 部，是国家安全局的一个秘密分支机构，它主要负责搜集抵毁非共产党的政治活动家的材料，以及往民族社会主义党、人民党派遣间谍。该部下属有一个不大的处，人们只知道它叫RR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各种各样的离间活动——小到在非共产主义政党举行的游行集会上喊一些破坏性口号。从而使示威遭到取缔，大到在斯洛伐克制造“反国家的阴谋”。卡列尔·卡普兰在研究了绝密档案之后得出结论： 无论是在F部，还是在RR局。国家安全部派来的苏联顾问奇恰耶夫和“哈贾诺夫”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共产党的主席（1946年任总理）克列缅特·哥特瓦尔德不相信国家安全局提交的那份关于其它政党准备武装政变的危言耸听的报告，而且党的大多数领导人也都对这份报告持怀疑态度。然而他们都坚信敌人正企图将他们赶下台、并认为必须及早进行打击。1948年初，社会民主党人和法部部长普罗科普·德尔季纳联合非共产党的部长们成立了一个不成功的委员会， 试图调查国家安来局的违法情况。4月19日， 苏联副外长B·A· 佐林（前不久还是苏联驻捷克大使）来到布拉格，让哥特瓦尔德断绝同非共产主义反对党的联系。哥特瓦尔德同意了，但他却拒绝接受住林提出的请苏联干预的建议（卡普兰证明说，“这是哥特瓦尔德一生中唯—一次违背苏联指示”）。4且20 日，来自主教徒、民主主义分子和民族社会分子的部长们辞了职，他们还幻想重新组阁，重新选举。但是。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却留了下来。为了避免重新组阁，哥特瓦尔德于4月29 日成立了民族阵线政府，成员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及同情者。自封的民族阵线“行动委员会”在警察和国家安全局不知疲倦的监控下，篡夺了议会的权力，并宣布实行完全的民族化。在共产党的强压下，贝涅什总统也未能挺得住，5 月，在舞弊选举中，共产党人夺权的计划终于得以实现。6 月，哥特瓦尔德取代贝涅什登上了总统宝座。但他本人后来却在斯大林的葬札上感染了肺炎，于1953年离开了人世。 南斯拉夫是东欧共产主义国家中唯—一个在战后同莫斯科公开决裂的国家（1968年阿尔巴尼亚也如此步了后尘）。然而，大战结束时，并无任何迹象表明，南斯拉夫党的领袖和总理铁托元帅会成为苏联国家安全部主要“关心”的对象之一。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是南共少数几个曾流亡莫斯科、熬过“大情洗”年代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靠苏联内务部的帮助成为南共总书记、未来的批评家米拉万·吉拉斯曾说过，在当时那个年代。谁也没有发现，在和国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关系中，铁托有什么可指责之处。 “对于一个处在非法地位的政党来说。与苏联情报机构保持联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党员如果具有这种联系，往往被看作是一种优势，它能提高一个人的威望。” 铁托也曾在党报（《无产阶级》）上顺从地对那些陷入清洗之中的同志进行声讨，并以斯大林式的起诉方式控告他们搞托洛茨基主义、背信弃义、搞派系、从事间谍活动和反党活动等等。在战争年代，当铁托领导共产党游击队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谍报人及约瑟夫·卡化尼奇（化名为瓦兹托赫）担任他与莫斯科联系的无线电报务员。在战争结束时，吉拉斯写道：“苏联侦察机关对铁托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兴趣。” 当时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推测三年之后斯大林与铁托之间会产生尖锐的冲突。尽管吉拉斯一直憎恨斯大林主义，然而，他还是写道： “事情在于，没有任何一个党的领袖有意反苏，不论是战前、战时还是战后。如果不信任社会主义，那么领导人和普通党员就不能团结一致。斯大林和苏联是他们的基石，是他们的精神核心。” 西方国家经常称南斯拉夫是苏联的头号附庸国，斯大林对铁托也是另眼相看。1946年，铁托去莫斯科参加加里宁主席的葬礼，斯大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当年的“领导同志”回忆起此事时说道：“他们神采飞扬，眉飞色舞，所有人都喜气洋洋，简直忘了他们此行的目的，甚至连铁托也在庄严的寂静中充满了自豪感。” 但铁托的自信、他的独立判断能力，也令斯大林和苏内务部深感不安。同其它国家建立人民民主的过程不一样，南斯拉夫游击队员在同德国军队的战斗中，实际上是在无援助的条件下取得了胜利。所以，胜利后不久，铁托就宣布，“我们不需要依靠任何人”。战争后期，斯大林为了不过早地惹怒西方，希望建立一个由铁托的民族委员会代表。和以伊万·舒巴希奇为首的伦敦流亡王国政府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但铁托并没有实践他本人在1944年底许给流亡政府的诺言。所以，舒巴希奇虽然获得了外长的职位，但1945年10月还是以辞职表示了对铁托毁约的抗议。一个月后举行了大选。当时英美代表和其它国家的观察家都认为共产党在自由选举中将遭惨败，但事实并不如此，铁托政府在选举中获得了令人信服的胜利。 南斯拉夫和苏联的第一次分歧表现在双方对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干涉南内政问题的看法上，当时他们未取得一致意见。在此之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派到贝尔格莱德的顾问季莫费耶夫中将与铁托政府安全机构领导人亚历山大一列卡·兰科维奇之间就曾有过冲突。要想威胁兰科维奇不是一件容易之事：30年代他蹲过监狱，挨过毒打；1941年又被盖世太保抓获再次经受住了拷打，后来被游击队营救出来；战争结束时他任铁托政府武装力量部人民保卫局的局长；1946年2 月，他任内务部部长，同时还保留着人民保卫局的领导职位（该局也于一个月后改称南斯拉夫国家安全局，但人们依然喜好称其旧名）。吉拉斯曾经写道，在兰科维奇那里，季莫费耶夫顾问没有表现出俄罗斯人所特有的那种强烈的友好感情：季莫费耶夫经常带着严肃和优虑的神色来到兰科维奇的办公室。每当谈合作问题，他出来时就显得精神振奋，格外愉快；可如果兰科维奇出示证据，指责苏联招募南斯拉夫公民充当好细，他就会满脸愤恨、慌乱地走出办公室。对待兰科维奇的指责，季莫费耶夫的回答几乎是千篇一律的： “这是偶发事情，是个别间谍的过错，而非国家政策使然，当然更不是他季莫费耶夫的旨意。” 实际上，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那些年在南斯拉夫的主要任务，就是招募百姓从事情报活动。在铁托的内阁部长中就有两名间谍：一位是工业部长安德利亚·赫布兰克，前克罗地亚游击队领袖（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知道他在盖世太保的严刑下曾出卖过自己的同志，便以此相威胁，使之成为苏联的间谍）；另一位是斯特列捷·朱奥维奇，财政部长。1945年发生了一件令铁托暴跳如雷的事情，当时他还没有怀疑到自己的部长头上。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试图诱惑一位负责南斯拉夫密码工作的杜什察·彼罗维奇女士加人间谍组织。当兰科维奇通报了此事之后，铁托大发雷霆：“我们不能容忍间谍的存在，应该立刻遏制他们。” 尽管铁托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干涉大加限制，但他自己对该机构的工作方法却采取了拿来主义。四年的战争岁月中，拥有一千五百万人口的南斯拉夫失去了近十分之一的同胞。铁托的共产党不仅战胜了德国，而且在严酷的国内战争中也取得了胜利。胜利之后，人民保卫局立即开始了对米哈伊洛维奇游击队和其它宿敌的恐怖活动。米兰·格洛尔博士，前流亡王国政府内阁成员，1945年（当时是副总理）说：“这不是政府，这是屠宰场。”1946年，格洛尔遭到人民保卫局的诱捕，然后在公审后被绞死。 吉拉斯后来写道：秘密活动深人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甚至渗入到家庭和私生活中，这对于执政党来说是致命的。 英国观察员弗兰克·沃达姆斯1946年写道：“人民保卫局实现了对全民生活、自由、财产的有效控制。如果它想逮捕谁，那么不必法庭审判，即可将此人投人监狱、流放乃至除掉，无人能够对此提出抗议或质询。这就是全民恐怖的真谛。” 1947年开展的公开检举运动，把许多游击队员中的、资本主义妖魔中的、天主教堂中的和其它反对派中的为外国帝国主义卖命的间谍的假面具撕了下来。 在南共领导人中，对苏联的崇拜，以及对不断加强的斯大林人民民主的好感，与苏联国家安全部进行的干涉相比， 在一定程度上， 还是前者占了上风。甚至在1948年初，离尖锐对抗只有几个月的时候，还没人对此表示怀疑。1947 年9月，在共产国际战后继承者“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第一次会议上，南斯拉夫还被树为其它一些缺乏果断力量的党的榜样。贝尔格莱德还被选作“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秘书处的办公所在地。真正的冲突开始于1948年初，按南斯拉夫的观点，原因在于苏联驻南斯拉夫军事顾问怀疑南斯拉夫高级领导人的忠诚，并大量进行渗透活动。有后来南斯拉夫驻联合国代表阿列克斯·贝布列尔的话为证：“根据斯大林的命令，苏联人越来越深人到我们的军队中去，由此引发了许多不愉快。所以说，是苏联人有意要搞分裂。”在铁托试图独立的种种努力之中，显然，他成立巴尔干联邦的计划引起了苏联的最大担心，斯大林把这一计划称为是对苏联霸权的潜在威胁。1948年3 月，苏联召回了自己的军事和民事顾问，而且恼羞成怒地指责南共已被异端邪说、英国间谍所渗透。接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6 月28日开会，决定把南斯拉夫人开除出组织，并号召其党内的“健康分子”推翻铁托的领导。 斯大林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如赫鲁晓夫所回忆的，当时斯大林自吹说：“我只消动一动小拇手指，铁托就会消失。”但这并未成功。的确，斯大林在这之后“收拾了所有能收拾的人”。但铁托在党、政、军内的地位坚如磐石，比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的领袖地位牢靠多了。作为决裂的必然反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和苏联安全部之间。展开了无情的间谍恐怖战。南斯拉夫很快就将两名铁托内阁中的苏联间谍赫布兰克和朱伊奥维奇逮捕归案；三名被苏联招募的南斯拉夫军官，在试图穿越罗马尼亚边境时也被抓获；甚至在铁托的卫队里也发现了苏联间谍。而吉拉斯写道，苏联国家安全部曾有一个阴谋，企图趁政治局全体委员在铁托别墅里玩台球之机，用自动枪将他们全部干掉。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对来自‘’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叛徒”所采取的恐怖手段，说实话，在残酷程度上（而非规模上）完全可以与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三十年代的恐怖活动相媲美。1948年夏，吉拉斯对兰科维奇说：“我们对待斯大林的追随者就像对待敌人一样。”而兰科维奇却几乎绝望地回答，“不要这样说，总之别提这事！”后来，像兰科维奇承认，有12000 人（实际情况也许更多）被怀疑（而且许多情况是毫无根据，捕风捉影）是斯大林和“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追随者，人民保卫局把他们都投入了戈里奥托克（一座孤岛）集中营。吉拉斯写道：“在集中营里，等待他们的是羞辱、残酷，无尽的羞辱和无情的残酷。装上船时，犯人被头朝下扔进船舱，出来时他们被站成两排的卫兵和集中营犯人痛打一顿。在集中营里，他们饱受折磨、侮辱，如果他们拒不承认其真实的或是被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时，那他们的头就会被浸到污水中。” 苏联国家安全部在反对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秘密战中实施的第一项重大行动，就是在阿尔巴尼亚组织了反对铁托的叛乱。直到与铁托分道扬镳之前，斯大林一直默许阿尔巴尼亚作为南斯拉夫的一个仆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的“顾问们”改组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而推举的新领导是总书记恩维尔·霍查，以及在共产党控制的政府中任外交部长的科奇·佐泽。“没有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斗争，——霍查在战后说，——人口寡少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就不可能将抵抗运动坚持到底。”在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压力之下，“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都被清除出了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共产主义青年组织领袖阿纳斯塔斯·卢多因“左倾”被枪决；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奠基人之一、1944年从苏联流亡归来、并在那儿抛掉了昔日幻想的拉扎尔·冯多，就在英国军事委员会的眼皮下被活活打死；政治局委员穆斯塔法·格日尼希由于和“资产阶级”团体共同组建统一反法西斯战线而被绞死。 由于战争的原因，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实际上就是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一个分支组织。同其他东欧国家秘密组织受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控制一样，阿尔巴尼亚的秘密“侦察局’也受南斯拉夫人民保卫局的严格监督。霍查越来越被来自他的对手佐泽一方的威胁所困扰。因为佳泽任内务部长，领导“侦察局”，并颇受铁托的赏识。1947 年5月，佐泽对九名有反南思想的人民议会成员进行了公审，所有人均以“破坏活动”的罪名被判处长期监禁。在1947 年8月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会议上，南共还同时作为阿共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四个月后，斯大林曾对吉拉斯说过：“你们应当吞掉阿尔巴尼亚，而且越快越好！” 1948年的苏一南冲突，帮助了霍查从住泽手中的夺权行动。当苏联顾问离开贝尔格莱德的同时，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军官们就来到了地拉那。铁托与莫斯科反目之后，霍查立刻将全部南斯拉夫工作人员驱逐出境，并立即向自己的对手发难。佐泽竭力自救，并企图用向苏联表忠的方式脱离危险，但一切于事无补。他和他的支持者都被抓了起来，而内务部的交椅也被亲苏的梅赫梅特·梅胡夺去。梅胡接手以后，在苏联国家安全部顾问的帮助下，对所属人员进行了清洗并改组了“侦察局”。经过“侦察局”五个月的审问和拷打，佐泽和他的支持者“供出”了详细内容。1949年3 月，梅胡来到莫斯科，与苏联共同讨论了两个月后将要开始的、对“科奇”佐泽及其反革命集团”的公审的准备进程。佐泽供认，战争期间，他被英美谍报机关招募；他还供认，英国军事委员会首脑曾在1943年对他说，铁托是英国间谍，他参与了南斯拉夫吞并阿尔巴尼亚阴谋的制订。1949年7 月，佐泽以这些臆造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对佐泽的公审，拉开了苏联国家安全部在东欧大部分国家组织的系列公审的序幕，当然，公审的对象是那些现实的和虚拟的铁托同情者。直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铁托都以伟大的异端者与托洛茨基同时驰名。但与托洛茨基不同的是，在与苏联国家安全部斗争五年之后，他不仅毫发未损，甚至还成了胜利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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