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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1963） 政治局委员们满面愁容地站在安放着斯大林遗体的灵枢旁，他们中的不少人此时就开始担心，贝利亚会利用国家安全工作领导人的巨大权力谋取领袖的宝座。但他们心里都明白，每个人都有一顶大帽子在贝利亚手中捏着，所以大家都犹豫不决，不敢反对他。每个政治局委员都一清二楚地知道贝利亚已给他们建立了一份足以使他们身败名裂的个人档案。 贝利亚很快巩固了自己在内外安全事务中的权力。他任命内务部自己的老部下，忠于他的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里亚斯诺伊中将为国外局局长。此人对情报工作毫无经验。拿叛逃人员彼得·杰里亚宾的话说，“如果不向贝利亚征求意见，他就寸步难行”。在贝利亚执意要求下，里亚斯诺伊把大部分国外间谍召回总部开会。为此他俩曾受到指责， 因为同时把所有间谍召到莫斯科无异于让他们在众人面前“亮相”。贝利亚还命令大规模改组东德内务部的间谍网。据当时在国外处德奥部工作的杰里亚宾估计，大约有800 名在东德内务部的情报人员被召回。1953年6 月17日东柏林爆发了自发性起义，这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内首次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严重挑战。为了镇压此次起义，两个苏联坦克师被调往东德。起义中21名示威者死亡。在莫斯科总部（也可能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都把未能将起义镇压在萌芽之中归咎于东德内务部改组引起的混乱。据杰里亚宾讲，德奥部的人认为贝利亚任命的卡尔斯霍斯特负责人法杰伊金将军明显不称职。 贝利亚一得知发生在东柏林的起义就飞往出事地点展开调查。但他身在柏林却一直关注着莫斯科自己的对手。当他得知主席团会议将不在预定时间召开时，马上打电话给主席团秘书处要求解释。尽管他被告知议事日程中的任何一个问题均不需要他亲自到会，他还是立即飞回了莫斯科。在主席团会议上贝利亚对东德形势做了恬不知耻却又十分精确的估计。未来的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作为列席人员参加了会议，他认为贝利亚“讲起话来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冷笑口气” “民主德国？它是什么货色？它甚至不能算是真正的国家——完全靠苏联军队维持着，尽管我们也称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对于主席团其他成员来说这显得太过分了。“我抗议以这种态度对待友好国家。”莫洛托夫火了。其他发言者也都热烈响应莫洛托夫。“我们所有人都被这种狂妄的政治举动震惊了，”——葛罗米柯回忆道。 离道报应的日子屈指可数，尽管贝利亚丝毫没有料到会有这么一天。把贝利亚搞下台的阴谋以尼基塔·赫鲁晓夫为首，在最初阶段支持他的有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及其副手朱可夫元帅。他们保证武装力量支持他的行动。仅仅5、6两个月，赫鲁晓夫就把接替斯大林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格奥尔古·马林科夫拉到了自己一边。从自己的一个助手谢尔盖·科鲁格洛夫那里赫鲁晓夫也得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持。主席团特别会议定于6 月26日召开。赫鲁晓夫兜里揣着手枪来到会场。据他自己不很谦虚的说法：“贝利亚落座后，懒洋洋靠在座位上，开口问道：‘哎，今天议程怎么安排的？为什么这么突然地就决定召开会议？’我的脚在桌下踩了马林科夫的脚一下，对他耳语道：‘开会，然后让我发言。’马林科夫脸色苍白，我看到他连嘴都张不开了。于是我便站起身来说道：‘今日的日程只讨论一个问题：帝国主义代理人贝利亚的反党分裂行为。现建议撤消他中央委员和主席团委员职务，将其开除出党送交军事法庭。大家是否同意？” 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人先后发言批评贝利亚。在正式就赫鲁晓夫的提议进行表决之前，马林科夫按动了桌下的一个按钮。朱可夫率领一队全副武装的军官闯进会场，逮捕了贝利亚并把他押出了会议室。在贝利亚的提包里发现了一张纸，上面用红笔写了两个字“警报”，他曾希望用此求援。由于担心内务部的军队营救自己的上司，朱可夫调了两个师进驻莫斯科，一个坦克师和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必要时能够将内务部部队的行动平息下去。几天以后内务部的官员们才被告知：贝利亚被捕了。 对不少人来说贝利亚垮台的预兆首先表现在他的挂像消失了。7月初，当时14岁的戈尔季耶夫斯基正在乌克兰度假，他收到了父亲的一封来信（他父亲是内务部教育局的一名上校），信上说：“昨天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我们上司的画像被摘了下来。”几天以后第二封信到了：“头儿被捕了，进了班房。” 贝利亚被捕的消息是7 月10日正式宣布的。赫鲁晓夫领导了政变，现在他成了领导层中的主要人物，尽管官方还称它为集体领导。9 月他当上了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9月24日宣布，最高法院认定贝利亚和他的6名部下（他们中包括梅尔库洛夫——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过去的负责人，杰卡诺佐夫——国外局前领导）有罪，原因是他们参与旨在“复辟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政权”的阴谋。贝利亚最令人发指的罪行是大屠杀，因为担心影响今后的统治，这些罪行未被提及。在有关他被判死刑的报道中含含糊糊地提到他“道德败坏”。在秘密审理贝利亚的过程中最高法院被告知，在贝利亚的一个警卫那里发现一张写有4 名妇女姓名及电话的纸片。这是几百名被拖到贝利亚住处被他强奸的妇女中的一部分，他们中间还有年仅16岁的小姑娘。 贝利亚罪名中最大的一条要数他同英国情报部门的合作。而法庭上提供的他同英国情报部门有联系的唯一证据来自他的个人档案， 据说档案显示国内战争期间（1919年）他在巴库为民族主义木沙瓦特分子统治的反间谍部门工作，而当时这一地区由英国人控制。贝利亚案件的一名证人后来承认，在那份个人档案中没有任何谈及交给贝利亚的任务及他如何完成任务的内容。但有关审理贝利亚的官方消息说，从1919年“一直到被捕，他非但没有停止而且还扩大了同外国间谍机关的秘密联系”。这样，贝利亚步30年代受绞刑的亚戈达和叶若失后尘，成为第三名被指控为替英国情报部门工作并被绞死的克格勃领导。 6 月26日贝利亚被捕后，他过去的副手、后来站到阴谋分子一边的谢尔盖·科鲁格洛夫接替他内务部部长职务。这时前国家安全部仍隶属内务部。贝利亚提拔上来的国外局局长里亚斯诺伊被撤职，不久后失踪（虽然有可能在劳改营的某个地方）。斯大林死后，莫洛托夫重新出任外交部部长。也许由于他的建议，外交官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亦称潘友新）担任了国外局局长职务。莫洛托夫希望恢复情报委员会创建时他对对外侦察工作的特殊影响力。1947——1957年帕纽什金任驻华盛顿大使，这期间他还担任过驻北京的大使。帕纽什金不仅在情报委员会活动期间是合法的驻华盛顿间谍头目，而且在1949年间谍头目格奥尔吉·索科洛夫被召回的一年间直接领导了情报工作。一个后来的叛逃者回忆说，1953年帕纽什金还是个很朴实的人，不自命不凡、追名逐利；他高个儿，略微有点瘦，背稍驼，像矿工和工人一样有一张褐色面庞。这是他在军官之家的礼堂里给国外局的同事们留下的印象。当时任某党组织秘书的彼得·杰里亚宾在军官之家门口迎接他，并把他引到主席台上，同科鲁格洛夫和他的副手伊万·谢罗夫及其他党组织的书记们坐在一起。科鲁格洛夫宣布了对帕纽什金的任命。接着帕纽什金简述了在此之后他们从事的工作，并建议大家提问。与会者被那种相对比较随便的气氛惊呆了，大家都默不作声，会议就此结束。 尽管帕纽什金过去曾是一名外交官，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内务部在国外的行动全采取比较温和的方式。事实上，帕纽什金亲自从总部指挥的首批行动中，就包括收买西德的乌克兰移民领导人即“莱茵”行动。在此之前的一代人在“托拉斯”行动中曾成功地收买两名白俄罗斯移民领导人——库捷波夫将军和米勒将军，但后来两人都没能被引诱回到苏联。冷战初期，苏联在周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类似的颇为成功的行动，但后来便开始清除那些更有影响力的移民领导——西德劳动人民联盟的负责人。第一个被认准的牺牲品是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奥科洛维奇，对他的杀害如同其他国外暗杀活动一样，是经过主席团直接批准的。帕纽什金亲自监督内务部暗杀小组组长尼古拉·霍赫洛夫的准备工作。霍赫洛夫的手下包括米哈伊尔·鲁巴科——苏联桑勃式摔跷冠军，3 次获苏联手枪射击冠军的戈德列夫斯基中校。暗杀用的武器是一支装在烟盒中的手枪，它带有电动扳机和消音器，子弹经过氰化钾处理。这种枪是内务部（国家安全部）秘密武器实验室搞出来的。但霍赫洛夫却比斯大林时代的杀手们更谨慎些。他所熟悉的几份西德劳动人民联盟刊物几乎使他确信：该向奥科洛维奇下手了。1954年2 月18日，霍赫洛夫来到法兰克福奥科洛维奇家中，并说明了自己的来意，这使主人张慌失措。他对奥科洛维奇说：“格奥尔吉·谢尔盖耶维奇，我来自莫斯科。苏共中央委员会命令杀死你，任务交由我的小组完成。”然后他告诉吓坏了的奥科洛维奇，他决定不杀死他。霍赫洛夫没有杀害奥科洛维奇，却投奔了中央情报局。开始时他颇受怀疑。4 月20日举行了一次轰动一时的记者招待会，会上霍赫洛夫透露了自己的计划，还展示了用来杀人的武器。冷战开始以来，苏联情报机构还没有出现过严重变节事件，而霍赫洛夫的叛逃成为1954年初莫斯科总部将要面对的五大闹剧之一。 l月，驻东京的情报人员尤里·拉斯特沃罗夫转向中央情报局； 2月在日内瓦的彼得·杰里亚宾叛逃；4 月，驻堪培拉的弗拉基米尔和叶夫多基哑·彼得罗维叛逃。 1954年3 月，苏联国家安全系统经历了战后最后一次重大改组。国家安全部重新从内务部分出，由“部”改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其缩写读音为“克格勃”），但它隶属于部长会议，以便对这个机构进行政治监督。克格勃第一任主席是科鲁格洛夫原先的助手、49岁的将军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此人曾在高加索实行驱逐政策，在波罗的海三国和东欧镇压反共产主义势力，以手段残酷著称。赫鲁晓夫任命了谢罗夫，关于这个人他后来回忆说：“科鲁格洛夫我不太熟，但对谢罗夫我很了解并且信任他……。如果说他身上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和所有肃反工作人员一样，简单说，他是斯大林政治的牺牲品。” 谢罗夫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的丰富经验，在他当上克格勃领导5 年之后的一次最严重的危机中帮了他的大忙，这次危机就是1956年的匈牙利革命。对这次革命的镇压甚至给克格勃下一代领导人的名誉都留下了污点。1954年驻布达佩斯的苏联大使是40岁的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这位未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身材匀称，衣着考究。1955年另一名未来的主席、31岁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作为安德罗波夫跳个秘书之一来到布达佩斯工作。1956年他在镇压匈牙利革命中所扮演的角色，成为他履历表中一个极不合拍的音符。1984年以前，作为最高苏维埃代表的官方履历中，丝毫不涉及他在布达佩斯的那段时期。 但是1988年已当上克格勃主席的克留奇科夫承认，他1956年亲眼目睹了匈牙利“事件”（他委婉地称之为“事件”）。“但是回首往事，从另一个角度我看清了很多事情，这是很自然的事”。今天克留奇科夫还认定自己是匈牙利文学的虔诚崇拜者，但遗憾的是总也找不到时间用来阅读。 50年代中期的安德罗波夫，大概还有克留奇科夫很快就看出拉科西搞新斯大林主义是匈牙利实行共产党统治的严重障碍。1956年2 月，在共产党第20届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之后，拉科西的政策愈加遭到低毁。4 个月后西方报刊登载了这篇讲话稿。这个报告中批评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由此产生的党性原则、党风民主及革命合法性的严重扭曲”。1956年7月7日，米高扬飞往布达佩斯劝说拉科西以健康原因辞去第一书记职务，然后让他来了苏联。但接替他的并不是著名的进步人士伊姆昏纳吉，而是“老禁卫军”主席埃尔诺·格罗。拉科西的下台和关于波兰改革的报道激发了公众要求切实的政治变革的愿望。对此有巨大促进作用的，是10月6 日举行的隆重的拉斯洛·莱克遗骨迁葬仪式（莱克在死后被恢复了名誉）。10月，在匈牙利危机日愈尖锐的形势下，克格勃总顾问叶梅利亚诺夫将军被召回莫斯科。谢罗夫将军亲自飞往布达佩斯主持工作，这是克格勃主席首次亲自指挥在苏联境外的重大行动。 10月23日，大学生游行队伍达到6万人，他们走上布达佩斯街头要求举行自由选举、恢复伊姆昏纳吉的职务，撤走苏联军队。晚上9 点多一点，匈牙利安全机构的人就在广播大厦旁边朝几名参加和平示威的人开了枪。当匈牙利安全机构的增援人员藏在救护车中赶到时，人们从他们手中夺走了武器。几小时之后，自由卫士们用从同情学生的警察、士兵，甚至是从武器库中得到的枪支武装了起来。随着“轰隆”一声巨响，铸钢工人把巨大的斯大林纪念像由基座上掀翻在地，革命就此开始。 在当晚举行的内务部紧急会议上，谢罗夫作为苏联新顾问被介绍给大家，但没有提他的姓名。谢罗夫字字控辩地向与会者宣布：“法西斯分子和帝国主义者在布达佩斯街头集结一伙人打前阵。而贵国的武装力量仍在怀疑该不该动用武力。”布达佩斯市警察局局长尚多尔·科帕奇却站在自由战士一边，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态度，回答说：“想必莫斯科来的顾问同志在我国还未来得及调查研究。应该告诉他，参加游行的不是法西斯分子或帝国主义分子，而是大学的学生，是工农的优秀子女，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他们要求实现自己的权力，他们想表达对波兰人的同情并表示同波兰人民站在一起。”25年以后，科帕奇仍忘不了当时谢罗夫那冰冷的、咄咄逼人的目光。 4 月23日当晚，格罗经苏联领导人同意任命纳吉为外交部部长，同时他向正在匈牙利同反革命威胁作斗争的苏联军队求援。翌日早晨，苏联红军误认为工人不支持学生，在匈牙利安全部门协助下采取了第一次扼杀革命的行动，持续了几天的巷战有力地表明，工人们到底站在谁一边。 10月25日，卡达尔取代格罗任党的第一书记。后来他同纳吉一同表示，有关撤出苏联军队的谈判只有在恢复秩序以后才能开始。赫鲁晓夫后来也承认，有几天时间克里姆林宫在“动用武力”和“撤出匈牙利”之间举棋不定。“不知有多少次我们的决定朝令夕改”。由于怀疑存在所谓的帝国主义阴谋，谢罗夫命令大约20名由克格勃伪造国籍、住在西方的情报人员到匈牙利汇报情况，并在必要时进行一些挑衅活动，以便为军事介入作辨护。这种策略1968年在布拉格再次被运用。 与此同时布达佩斯的事态发展得越来越快。10月29日，众叛亲离的匈牙利安全部门被解散，该组织应对几百名游行者的死亡负责，对自己的一些工作人员被人群挤压致残负责。10月30日，克里姆林宫特使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同意撤出苏联军队，并指责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的行动。半天之后纳吉向全民发表广播讲话，声明他将组织多党政府：“为了国家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内阁决定改变一党制，将以1945年实行过的多党联合、民主合作为基础来治理国家。”10月30日以前，莫斯科对纳吉还寄以重望，但从这时起克里姆林宫内已开始准备推翻他的计划。 使纳吉对苏联领导层的意图琢磨不透的是尤里·安德罗波夫。一名驻布达佩斯的年轻的苏联外交官后来兴致勃勃地回忆说，安德罗波夫是第一个把纳吉“吃透”了的人，而且在后来发生的危机中始终没有失去自制：“他是绝对冷静的人，即使是子弹在耳边呼啸，可我们都觉得呆在大使馆里就像呆在一座被围困的城堡中是一样的。”11月1 日凌晨纳吉得到消息，说进入布达佩斯的苏联军队正在撤出，但另一部分红军部队却又越过匈牙利边境。安德罗波夫多次向纳吉保证，撤军正严格按计划进行，而其他调进匈牙利的部队只是为了确保撤出军队的安全。纳吉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成为中立国并请求联合国将匈牙利问题列入联大议程。第二天，11月2 日，匈牙利政府正式向苏联提出抗议，抗议其再次出兵匈牙利并把这一事实通知联合国。安德罗波夫一面继续努力使纳吉相信撤军并未终止，一面与卡达尔一起暗地策划推翻纳吉政府的阴谋。卡达尔的行为似乎是迫不得已的：他还没忘记1951一1954年他在监狱里受折磨的滋味。但安德罗波夫还危胁他。如果他拒绝合作，就请拉科西回来。 11月3 日，纳吉政府的国防部长帕尔·马列特尔及其一行人被请到苏军司令部商讨红军撤走的最后细节问题。午夜大家举杯祝辞刚结束，以谢罗夫为首的克格勃人员撞了进来，手里晃着毛瑟枪。谢罗夫逮捕了匈牙利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并且命令把每个代表分别锁进不同的房间。第二天凌晨几次枪响后，马列特尔和他的同事们确信：其他所有人都已被枪决。11月4 日天亮前不久红军开始发起冲锋。为了最大限度地减缓匈牙利人的反应速度，安德罗波夫直到最后关头仍使用着欺骗手段。当匈牙利军队总司令打电话给总理报告苏联部队进攻情况时，纳吉回答他说：“安德罗波夫大使现在就在我这里，他一直对我说这是一场误会，苏联政府没有下令入侵匈牙利。我和大使正打算同莫斯科取得联系。”就在那个早晨，纳吉最后一次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今天凌晨苏联军队开始进攻我们的首都，明目张胆地企图推翻匈牙利合法的民主政府。我们的军队正在作战，政府仍继续行使自己的权利。我希望匈牙利人民和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 当天，纳吉和他的几个部长躲到了南斯拉夫大使馆。在谢罗夫领导下逮捕了最重要的“反革命分子”——那些没来得及寻求政治避难或逃到国外的人。在这些人中他亲手逮捕了尚多尔·科帕奇。此时谢罗夫才第一次告诉科帕奇自己是克格勃主席。他提起10月23日他们的会见，然后许诺说：“我将把你吊死在布达佩斯最高的一棵树上。”11月21日，以亚诺什·卡达尔为首的新的亲苏政府答应，如果纳吉和他的部长们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他们的安全将得到保证。11月22日他们撤出使馆，但他们当即被从接他们的汽车中拖出，克格勃逮捕了他们并将他们押送到了罗马尼亚。 对纳吉和他的同谋的审讯由克格勃专门负责“反革命问题”的首席顾问鲍里斯·舒米林主持。11月26日卡达尔通过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宣布：“我们已经作出保证，不就伊姆雷·纳吉以前犯下的罪行提出起诉， 即使他们承认自己有罪。”1957年2月匈牙利外交部重申，“无意将伊姆雷·纳吉送交法庭”。虽经克格勃和匈牙利安全部门一再努力，纳吉仍拒绝承认罗织给他的罪名。于是，莫斯科决定采取另外的办法。从南大使馆撤出时被捕的6个人中，l人死在审讯人员手里，四人在宣布绝食后被缢死。纳吉和另外3名政府官员活了下来。1958年2月他们被送交秘密法庭。法庭调查显然让克格勃的人非常失望，他们不习惯在这种政治案件的审理中被告拒不认罪。不久调查暂时终止。直到1958年6 月法庭恢复审讯时，他们4人中有3人仍坚持说自己无罪。 但所有4 人都被判有罪，绞死后葬在无名墓地。另有5名被告被判刑期不等的监禁。 在苏联集团中，过去还没有一起政治诉讼引起过像舒米林和他的匈牙利安全部门的部下所遇到的问题。他们炮制了针对“纳吉和他的叛徒集团”的诉讼。拉斯洛·莱克被平反昭雪和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的报告使人们不再相信被编制得有根有据的阴谋理论，那些斯大林式的公开审理就是在这些理论基础上组织的。引人注目的是，过去20年间那些精心排练的“剧目”在法庭上表演得如醉如痴，而这次关于“伊姆雷·纳吉及其同谋的阴谋”的报告却显得软弱无力。报告认为，帝国主义已被确定为“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策划者”，而纳吉则已被查明是“帝国主义的俯首贴耳的帮凶”。但报告未就阴谋的细节做出以往那种绘声绘色的描述。“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被宣布为国外反革命的军政司令部，而通过红十字会来的邮件是帝国主义向匈牙利输送武器的主要方法。在匈牙利境内，英国使馆武官詹姆斯．，卡乌斯上校被认定直接参加了起义的领导工作，西德议员胡贝尔图斯·冯·列维斯坦则是同西德帝国主义大资本家之间的联系人。对纳吉的诉讼材料以条理清晰的形式公布于世，这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到来前很长一段时间，就被克格勃看作是对公众舆论施加影响的极不成功的一例，这也是苏联集团内最后一次被告被判死刑的案例。 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帕纽什金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干了 3年，没给莫斯科总部带来任何实质性进展。这期间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他的一个同事与他见面时感到非常惊奇，“他走路猫着腰，有气无力好像站不直”。帕纽什金宽敞的办公室内有两把大扶手椅。一把放在写字台前，另一把临窗放着。他“疲惫地瘫软在里面，尽管他身材高大，却总是缩成一团”。现在第一总局的荣誉室中看不到帕纽什金的画像。1956年他的充满活力的副局长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萨哈罗夫斯基接替了他。此人创下了自己特殊的纪录，任局长长达15年之久。他也是继费金之后第一个真正有资格在纪念馆中悬挂其画像的人。第一总局的人对他的印象是：精明能干、精力充沛。然而，萨哈罗夫斯基并没有对西方工作的经验、他30岁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战后在东欧，主要在罗马尼亚充当国家安全部顾问。 任命萨哈罗夫斯基作第一总局局长时，正赶上总部在国外策动的一次重大转折。不管是冷战期间，还是冷战前后，克格勃一直认为在芬兰农业联盟中的政治活动家乌尔霍·卡列夫·吉科宁，是自己级别最高的间谍，他定期同苏联上司联系。吉科宁于1956年当选为芬兰总统，这一消息使莫斯科总部欣喜若狂。吉科宁任总统长达25年。1961年驻赫尔辛基的间谍叛逃到西方的阿纳托利·戈利岑证实，克格勃还招幕过一名高级间谍，代号为季莫。50年代末为了争夺对季莫的指挥权，间谍头目热尼霍夫和苏联大使扎哈罗夫两人差点打起架来。为此他们都被召回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受了处分。最后决定季莫的主要联系人是克格勃的热尼霍夫，但热尼霍夫要同大使保持协调关系。 20年之后，关于由谁指挥古科宁而引起的纷争，再次发生在间谍头目维克多·弗拉基米罗维奇和大使弗拉基米尔·索博列夫之间，最令戈尔季耶夫斯基惊奇的是，弗拉基米罗维奇安排同他经常接头的是一个具有英国绅士派头的人。精心修剪过的髯须，英国西装、领带，英国皮鞋、大衣，让人觉得他是一个颇有教养、为了照看祖上留下的田产很早就退役的禁卫军军官。7O年代中期，弗拉基米罗维奇领导第一总局下设的一个部，主要负责在苏联境内招募外国人作间谍等工作。他首次在赫尔辛基工作是1970- l971年，1977年又以间谍头目的身份到过那里。同吉科宁这样的间谍合作使他获得了克格勃将军军衔。 在安德烈·葛罗米柯（1957——1985年的苏联外交部长）的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一名西方国家活动家像吉科宁那样得到如此众多的赞誉（吉科宁不仅在芬兰的政治生活中，而且在国际舞台上也是著名人物），“他在众多领域中为苏芬之间的友好关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对外政策得到了全世界对芬兰的称赞”。不管是个人生活方面，还是在社会活动中，吉科宁总是极力表示自己是苏联忠实的朋友。有时他还同意把苏联间谍头目提供给他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制定的提纲纳入自己的讲话稿。那时赫尔辛基间谍机构给第一总局呈送的战功简报中曾提到“在高层有积极行动” ， 而每次总部也都骄傲地向政治局报告所取得的成绩。但是尽管围绕“积极行动”叫嚷得沸沸扬扬，克格勃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能在芬兰享受完全的行动自由。芬兰安全部门虽不及苏联情报“大军”人数那么多，但也查出了一系列克格勃和苏联军事情报局的间谍。吉科宁从未干预过这些事件。但不管怎么说，70年代以前克格勃在芬兰拥有的间谍和内线人数比第一总局三处主管的所有国家间谍的总数还多（包括英国、爱尔兰、大洋洲和除芬兰以外的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在赫尔辛基还分布着苏联用于各种不同目的而建立的主要组织。比如，1968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就把自己的总部设在这儿（该组织曾因涉嫌“破坏活动”而被赶出巴黎和维也纳）。 苏联对芬兰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维持吉科宁的统治。1962年，莫斯科部分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时它向很有实力竞争总统职务的社会民主党候选人霍克施加压力，迫使他放弃竞选，使吉科宁顺利在改选中获胜。但总部并非总能弄懂，有时甚至根本不想了解吉科宁对苏关系的性质和他的长远战略。对吉科宁来说最重要的是保持芬兰的独立。二战及战后芬兰的经验使他确信，维护国家独立的唯一办法就是同莫斯科建立联系。芬兰是唯一（除了奥地利的苏维埃地区）未被纳人苏联集团的国家。1949年一1956年的芬兰总统尤霍·帕西基维非常明白，芬兰绝不能指望利用西方的某种援助来对付苏联的野心。除此以外，芬兰还要向苏联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苏联的压力妨碍它从马歇尔计划中获得贷款。 吉科宁出身农民。长期在沙皇统治下生活的历史经验教会了芬兰农民如何同俄国人打交道，这可能并不愉快，但要善于同他们搞好关系。一句古老的芬兰民谚说得好：“俄国人，连俄国人都吃，更不用说有黄油拌着吃。”吉科尔属于那种芬兰政治家，他们认为自已同苏联人的私人关系是仕途中颇有远见的一条后路。他们称那些同自己有这种关系的苏联人为“家猫”（意为“养在家里的俄国人”）。尽管吉科宁一直试图消除俄国人可能有的怀疑（例如将克格勃的间谍头目变成“家猫”），但他依旧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使芬兰的独立不至受到损害。如果他认为哪名官员或部长可能攻击他的独立主张，那么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他就不声不响解除他的职务。第一总局得意洋洋地向政治局报告，吉科宁是个完全被策反的间谍，但无论是第一总局还是它下属的任何下名驻赫尔辛基的间谍头目都不愿承认这一点，因为芬兰首相实际上是一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 1956年，萨哈罗夫斯基开始主持第一总局的工作，他接管了西欧的一批杰出的情报人员。诚然，他们中最卓越的一颗明星金·菲尔比那时几乎已坠落。1951年他被从华盛顿召回后的3 年间，他的上司尤里·莫金认为在军情五处的监视下同他建立直接联系太危险。1954年莫金通过被菲尔比称为“最独特巧妙的一条渠道”同他恢复了联系。这个渠道就是安东尼·布兰特。一天晚上，在库尔塔特艺术学院上完课后，莫金走到布兰特身边，这大概是1951年以来的第一次，递给他一张印着名画的名信片，并问他认为怎么样。名信片的背面是伯吉斯手写的便条，上面约他第二天晚上在“天使”啤酒馆见面。在那里莫金请布兰特帮助他和菲尔比会面。30年之后，在安德罗波夫学院的课堂上，当莫金讲起布兰特执行任务时所表现出的职业技能，他仍然对其赞叹不已。 几年来的这第一次见面使莫金得以说服菲尔比不必担心。后来菲尔比回忆说，此举确实等于给他“吃了定心丸”。 而克格勃驻澳大利亚的间谍头目，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和他的妻子叶夫多基姬叛逃西方后，菲尔比才真是需要“吃定心丸”，这对夫妇说了一些有关伯吉斯和麦克林的情况，其中包括说他们俩都在莫斯科。莫金使菲尔比相信，彼得罗夫夫妇根本不知道他是苏联间谍。 议员马库斯·利普顿受到联邦调查局情报的震动， 于1955年在下院指控菲尔比，称其为“第三名”间谍，但菲尔比对此泰然处之。后来他不无理由地强调，利普顿的指控甚至对他有利。尽管政府不愿为他辨护，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展开法庭调查，迫使外交部长加罗尔德·麦克米兰放弃利普顿所提出的指控。于是，菲尔比在自己母亲的客厅里举行记者招待会，他向与会的记者表示：“我最后一次同我认识的共产党人谈话是在1934年。” 社会舆论为菲尔比恢复了名誉，这更坚定了他在英国情报机构的朋友们的立场，他们认为菲尔比是无辜受到迫害。1956年，他们为其找到了一份在贝鲁特《观察家》和《经济学家》两家杂志当编外记者的工作。他叛逃莫斯科后努力证实那些认为记者工作只是他在贝鲁特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的掩护的传闻。同所有曾为情报处工作的官员一样，他被执意要求同主管部门保持联系并提供有益情报。但他所能接近的英国情报机构的情报仅限于他那些对他未起半点疑心的朋友的随口介绍。菲尔比在贝鲁特期间英国情报机构的头是他的死对头季克·怀特，原军情五局局长，此人自1951年起就始终怀疑菲尔比有罪。1961年12月，克格勃工作人员阿纳托利·戈里岑叛逃西方并提供了一些有关“五杰”的新情况后，菲尔比案件在伦敦又被旧事重提。1958年，尤里·莫金离开伦敦来到贝鲁特，警告菲尔比不要回英国，英方可能会逮捕他、此外，他也想与菲尔比讨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逃往莫斯科的可能途径。 菲尔比被指控的最主要的罪证是他战前的女友弗洛拉·所罗门1962年提供的。她说（当然已经晚了），菲尔比曾试图收买她。但英国情报机构感到如果菲尔比本人不认罪，那么就没有足够的证据保证诉讼成功。英国情报机构认为，一旦企图引诱他到伦敦来，他会马上在外面隐蔽起来。因此决定派人到贝鲁特找他。在黎巴嫩的最后两年中菲尔比处于崩溃的边缘，时而暴饮，时而处于沮丧压抑的状态。他做客时也常喝得烂醉，需抬上出租车送他回家，朋友们对此已习以为常。他的第三任妻子埃列奥诺拉对朋友们说，他常常一连几夜被恶梦惊醒，嘴里喊着胡话。1963年回月，雄国情报机构的一个老朋友——前黎巴嫩局局长尼科拉斯·埃利奥特在贝鲁特碰到他，看见他的头因狂欢时撞在暖气片上而缠满了绷带。后来埃利奥特回忆，他当时对菲尔比说：“这些年来你一直牵着我的鼻子走，现在该对我说实话了，即使用钳子我也要把你的嘴橇开。我曾经尊敬过你，天哪！可我现在却十分憎恶你。真希望你还有点良心，知道这是为什么。”菲尔比承认他是苏联间谍，又说了一点个人的经历。是否接受埃利奥特的建议全部招认以换得自由，对此他犹豫了好几天，但他后来还是逃走了。回到莫斯科他却杜撰说，埃利奥特的使命并非要让他认罪，而是促成他叛逃，这是白厅狡猾计划的一部分，为的是避免一场轩然大波。这种说法曾迷惑了不止一名西方记者。 从菲尔比调出华盛顿到他从贝鲁特出逃的这12年，对他以前作为苏联间谍的光荣历史来说，只能算是个冗长而杂乱无章的结束语。“五杰”的业绩在伯吉斯和麦克林出逃、克恩克罗斯被查获和菲尔比被英国情报机构解职之后，于1951年宣告结束。但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克格勃在英国情报机构还有一名间谍。1953年，从北朝鲜俘虏营回来的乔治·布莱克恢复了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工作，一开始受控于莫金，1954年莫金离开伦敦后，由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同布莱克合作。根据一切情况判断，1955年莫金又成为布莱克的上司。 被布莱克破坏掉的西方第一次重大行动就是“金子”行动、它是“银子”行动的继续。据预测“金子”行动比在日内瓦窃听苏联电话的“银子”行动规模更大。西方计划在东柏林城下挖掘一条长500 米的隧道，用于窃听从苏军情报城通到卡尔斯霍斯特的地下通讯线。计划的细节1954年春曾在伦敦召开的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的联席会议上进行过讨论，会议由英国情报机构副头目乔治·扬格主持。以中央情报局在柏林的负责人比尔·哈尔维为团长的美国代表团，答应提供必要技术装备的主要部分，并同意负担大部分费用。英国人自告奋勇负责挖掘工作。会议结束时乔治·布莱克和出席会议的英国情报机构其他一些下级军官们一起留下来负责把文件锁进保险柜。隧道投人使用以后两个月，即1955年4 月，布莱克在柏林接受了任命。在1956年4 月“偶然”发现柏林隧道以前，克格勃截获的情报数量之巨，足足需要两年的时间来仔细研究。一条截获的消息中曾提到在柏林的英国情报机构中有一个苏联间谍在活动。但直到1961年，英国才从一名叛逃人员的证词中确定这个间谍就是乔治·布莱克。 在柏林度过的4 年中，布莱克出卖了很多英美间谍，其中包括东德国家安全机构的罗勃特·皮亚列克中将，此人1953年逃到西柏林，隐姓埋名潜伏下来。1956年2 月的一个晚上，他正在通狗时被推进一辆小汽车后押送到东柏林国家安全机构总部被绞死。布莱克还出卖了彼得·波波夫中校，1953年此人成为苏联侦察机构中来自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个大间谍。1959年布莱克回到伦敦几个月后，波波夫被克格勃逮捕。但对他的秘密审判直到1963年才在捷尔任斯基俱乐部礼堂举行。所有法庭陈述，包括波波夫的声明都经过精心排练，整个程序没超过两个小时。波波夫被法庭判处枪决。 1956年，尼古拉·鲍里索维奇·罗金第二次被任命为克格勃驻英间谍头目，回到伦敦。他再次以科罗温这个化名活动，并亲自指挥布莱克的工作。他俩预先在荷兰见面，据说布莱克可以借口到那里探亲。那时驻伦敦的间谍机构中足有60个情报人员，人浮于事。罗金此时是带着克格勃将军军衔回到伦敦的（当时这在第一总局还是罕见的），他变得比第一次伦敦之行趾高气扬得多。而关于他的不守时间在间谍中则流传着一些说法。苏联大使每天上班准时准点，早晨8 点钟就已坐在办公室里。而罗金午饭前是不会露面的。克格勃的值班司机被他变成了私人司机，每天送他上班。在大使馆里他占了一间带空调的宽敞的办公室，一群善于投机的“马屁精”常常围着他。同高级官员们谈话，他喜欢用一种老爷式的故作宽容的腔调。1958年他同尤里·莫金粗鲁地吵了一架，莫金是间谍副头目兼政治侦察系统领导，他以对“五杰”、乔治·布莱克和其他间谍的卓有成效的领导而出名。莫金被从伦敦召回，为此他对罗金一直怀恨在心。关于这一点，80年代初从他在安德罗波夫学院的讲课中都可以感觉到。他在课上用罗金的例子说明为什么有些人不能胜任驻外间谍机构的负责人。 但事实上罗金很善于同间谍们合作。在长达4 年的时间里，他亲自操纵美国情报机构中的间谍约翰·瓦萨尔。此人是一个典型的一无是处、意志薄弱的小职员，但他的确能够接近非常有价值的情报。瓦萨尔自己后来在回忆录中表示惊奇，为什么没有人想到，他这个“公开的同性恋者”在1954年作为英国海军一名武官。被派到莫斯科时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威胁。1955年在一次由第二总局组织的同性恋晚会上他被拍了照，于是他被迫为克格勃工作。 “在预定时间有人让我看了一摞照片，上面照的是我在那个晚会上的几个镜头。看了这些我非常不自在，的确是我，照的就是我。当时我正用各种姿势进行性活动……既有口淫也有肛交，以及同各色男人搞的令人不可思议的行为。” 1957年瓦萨尔回到英国前不久，他得到了一架微型相机，它小得可以装在一只烟盒中，还给他讲了使用方法。罗金飞回莫斯科用格里戈里的名字向瓦萨尔作自我介绍，并约定了在伦敦“芬奇里路”地铁站见面。他给瓦萨尔留下了“富有经验、个性鲜明”的印象。 “我们的活动属于间谍活动着实使我震惊，至少他希望我能明白这一点。他开导我说，我提供的情报将用于和平目的，我所做的一切无可指责。” 回到伦敦后瓦萨尔先在海军部侦察处工作，然后在海军部的一个议会秘书手下工作，最后又到该部军事部任职。4 年中在同罗金见面时，瓦萨尔提供了几千份英国和联合国海军政策及海军武器研制的绝密文件。尽管罗金对瓦萨尔很鄙视，但他还是竭力表现出“真诚的同情”。按瓦萨尔幼稚的话来说：“他是苏联人；理解我的情感，我和他有很多共同之处。我们谈论旅行、绘画、音乐和人类的天性。”罗金成功地使瓦萨尔相信，他非常喜欢他们在高级宾馆中“多次有趣的谈话”。他努力让瓦萨尔在经济上离不开他。他给瓦萨尔钱，使他能大大方方地住在海豚公园街的豪华套房里。 当波兰的一名叛逃者米哈尔·戈列涅夫斯基，向情报处和军情五处交代了有关乔治·布莱克的情况之后，罗金作为间谍头目在伦敦的第二个任期也突然结束了。1961年4月，根据英国情报机构的指示正在黎巴嫩学习阿拉伯语课程的布莱克被召回并逮捕。罗金也匆匆飞回莫斯科，否则他可能永远回不去了。布莱克被判处42年的最高刑期，但6年之后由于爱尔兰共和军的一名恐怖主义分子和反核运动的两名积极分子的共同努力他被释放。1962年瓦萨尔暴露后被判18年监禁，但他只服了10年。军情五处的工作人员在他房间的暗柜中发现了用来复制文件的微型照相机和拍摄在35毫米胶片上的176份秘密文件。 罗金的第二次伦敦之行正赶上科农·特罗菲莫维奇·莫洛德也在英国。莫洛德是克格勃最有天才的间谍，他的工作完全独立于驻外间谍机构。莫洛德1922年生于莫斯科一个著名学者家庭。7 岁时母亲送他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姨妈家生活。在那里他开始念小学。1938年他没有获得美国国籍就回到了苏联。战争期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供职。1954年莫洛德用一张假护照来到加拿大，在那里搞到一张芬兰裔加拿大人的出生证，并改用戈尔东·阿诺尔德·朗斯代尔这个名字。1955年他以加拿大公民朗斯代尔的身份来到伦敦，报名参加了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国家研究院举办的汉语学习班，用克格勃的资金开办了私人企业，成为几家专门出租乐器。玩具、和商用自动装置的公司的老板。10年后他回到莫斯科对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学习语言并没占去他很多时间，因为他的汉语已掌握得相当好，只是瞒着老师和同学而已。他的同学中有很多西方情报工作人员，莫洛德进培训班就是为了策反这些人。后来在总部和人谈话时，他只爱回忆他一个同学的话：“戈尔东，在这儿除了你我，大概都是间谍。”莫洛德把自己企业的成功引为骄傲，他曾给戈尔季耶夫斯基看过他的一家电子锁公司的照片。1960年这种锁在布鲁塞尔国际发明家协会组织的展览会上获金奖。很快莫洛德的间谍活动已经不需总部补贴，尽管他还必须付给自己手下的间谍大量经费，但仍然给克格勃带来了巨款利润。后来莫洛德在与一名苏联记者谈话时说，“我想请你注意：我们四家公司的所有周转资金和利润（价值几百万英镑）在我的经营下每年翻番，他们都是‘社会主义的财产’。真难以置信，但却是事实！” 莫洛德对待自己的英国间谍简直厚颜无耻，这似乎是冷战期间克格勃职业间谍头目们的一大特点。 “间谍头目，又称‘上司’，他们招募间谍（按我们的说法叫‘帮手’），根本不像是在“发展自己的力量”，简直就是买一些他们需要的情报……而间谍的手脚一旦被捆住，就无法逃脱。如果一个间谍具备以下条件就是个好间谍：例如在军队机构供职，职务不高但很关键，能够接近机密；本人升迁无望，是个失败者（比方说，因为得病失去了“美好年华”，没有念完总参军事学院）；喜欢喝酒（这笔开销可不小！），爱女人（这也不会少花钱！）；对本国政府持批判态度而对招募者的政府怀有好感。” 莫洛德承认间谍有“良好的思想基础”便是最好的。但遗憾的是像“五杰”和乔治·布莱克那样的思想进步的间谍，在战后的英国少而又少：“英国人普遍不问政治，他们对谁是自己的领导人，他你把国家引向何方根本不放在心上，也不关心‘欧共体’的前途，他现只对自己的工资、工作和妻子是否满意感兴趣。” 莫洛德甚至不知羞耻地认为，间谍不能有专注的感情，只能满足于沾花惹草：“间谍离不开女人，但也不能与女人终日厮守。我的一位同事在吃尽苦头后就是这样做的。经常有年轻姑娘从法国来英国进行语言实习，这就叫来‘配对’……她们的最大好处就是只呆3 个月。他常同这些年轻漂亮的女士们招摇过市。三个月后只需互相说一声：‘拜拜，我亲爱的姑娘”，“再会，先生！”一些小礼物，如大衣、戒指一类通常是对这段美好时日的纪念。” 在谢罗夫领导期间及此后一段时期，莫洛德的这种态度在克格勃是非常典型的。谢罗夫坚决反对在实际情报活动中使用妇女。他认为妇女只能用作诱饵或仅仅用于招募其他女人。严重的偏见也使他反对在办公室中任用妇女。尽管有雷布基娜等几名声名显赫的妇女在第一总局任领导职务，谢罗夫仍坚决禁止招募妇女从事间谍活动，这个禁令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时代。莫洛德同他的大多数克格勃同事一样，不仅对妇女，而且对犹太人也有成见。1964年他回到莫斯科以后，当时在C 局负责文化工作的戈尔季耶夫斯基给他搞到一张莫斯科“罗曼”茨冈人剧院戏票。几天后莫洛德在走廊里碰到戈尔基耶夫斯基，气愤地问他：“你跟我搞什么名堂？你告诉我那是茨冈人剧院，我去了——可那里全是犹太人。” 好像是命运的捉弄，莫洛德在伦敦6 年期间的技术保障由一对来自美国的犹太夫妇莫里斯和洛拉·科恩负责。他们就是彼得和海伦·克罗格尔。在美国时他们加人罗森堡的小组，以旧书商为掩护身份，而且生意做得很红火。1961年，军情五处和政府专门机构进行刑事搜查时，在伦敦郊区的科恩夫妇家中，发现一架藏在厨房地板下的发报机，其功率足以把信号传到莫斯科；一台用来收听莫斯科高频广播的短波收音机；藏在手电筒和打火机中的密码本；装在粉盒的微型计算机装置以及用于通讯的其他附件；炉子底下的罐子里还发现了用于快速拍发“莫尔斯”电码的磁铁氧化物，几千英镑和美元，大量通行证和7本护照。 在莫洛德控制下、由科恩夫妇提供技术保障的英国间谍中只有两个人被起诉——加利·哈夫顿和他的情人埃特·朱。莫洛德回到莫斯科后写道，绰号为“老将”的哈夫顿完全按英国间谍的老一套行事。他在波特兰的水下武器总局作职员，有在档案馆工作的埃特·朱的协助，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搞到有关对潜水防御和核潜艇方面的情报。军情五局从中央情报局在波兰安全局工作的间谍米哈尔·戈列涅夫斯基那里得到的有关哈夫顿的情报中发现了莫格德的踪迹。哈夫顿出狱10年后所写的回忆录雄辩地证明，莫洛德如何欺骗了他。莫洛德在莫斯科接受采访时也明确表示，他认为像哈夫顿这样的间谍是一群倒霉鬼。哈夫顿幼稚地认为（如同瓦萨尔回忆起他同罗金的首次会面一样），“他们第一次见面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尽管哈夫顿也曾对从事间谍工作感到后悔，但他也承认他是迫于压力才开始干的；在同莫洛德热诚的友谊影响下他付诸了行动，他也喜欢这种工作，因为“我们被一种真正的同志情谊团结在一起”！虽然莫洛德在性方面很开放并有不少情妇，但他还是说服了哈夫顿，“同他们中任何一个都不能推心置腹”。 1961年，法庭判处莫洛德25年、科恩夫妇ZO年、哈夫顿和朱各15年监禁。1964年莫洛德通过交换人质被释放。克格勃未作任何努力以便其他人也能获释。当然也有几个莫洛德的间谍没有被揭穿。莫洛德在回忆录中强调，他从波尔顿一达乌纳的细菌研究中心（他称之为细菌战中心）得到信息是公正合理的。他的附有评论的回忆录在菲尔比帮助下准备交由第一总局复核，其中有一个非常荒谬的观点，即莫洛德在波尔顿一达乌纳的主要任务在于阻止纳粹分子实现他们疯狂的计划一向英国传播鼠疫新疫苗，然后嫁祸于克格勃：“有什么能比粉碎狂热分子企图制造毒药和细菌加害人类的计划更高崇的工作呢？” 有一个事实可以证实莫洛德的意义，那就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第一总局工作期间，他是唯—一个被列人第一总局荣誉室侦察英雄名录中的战后间谍。莫洛德1970年去世，他是由于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持续饮酒而丧命的，年仅48岁。盛放尸体的棺材停放在捷尔任斯基俱乐部的休息室中。他的同事们把他得的众多的奖章用天鹅绒做座垫陈放着。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亲自到场以表示对这位肃反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与评价。但是莫洛德的荣耀也引起了其他克格勃间谍的嫉妒。一位在西德工作了15年和他年岁差不多的间谍曾苦恼地向戈尔季耶夫斯基抱怨：“莫洛德不怎么样。他把事情搞糟了，而为了救他付出的代价可不小。我干了15年没出过一点差错，可还是无名小卒一个！” 苏联间谍在法国暴露的人数比在英国少，但工作开展得并不逊色。1966年以前因为北约总部设在巴黎，莫斯科总部对其尤其关注。打人北约内部的苏联间谍之一，乔治·帕克就是1944年在阿尔及尔被首批招募的。帕克战后曾在第四共和国几个部任办公室主任和顾问。1958年底，在戴高乐将军出任总统的第五共和国建立前夕，帕克开始专门负责国防问题。在后来的4 年中他一直被获准接近秘密军事文件。他起初在法国参谋部，然后在国防研究所，后又到北约总部工作。他同最后两任上司尼古拉·利先科和瓦西里·弗拉索夫每周见面两次，把有关巴黎周围几个目标的文件交给他们。他所提供的文件全是北约的西欧防御计划。他们还一直使帕克相信，他的活动直接影响着苏联政治。帕克为人好虚荣，因此让他相信这一点毫不费力。后来他还把I961年柏林危机和平解决的功劳记在自己名下，声称危机后是在他的帮助下才筑起了柏林墙： “公路被切断，航空线受到威胁。赫鲁晓夫在试探西方军队的战备水平。正在此时我和苏联使馆经常同我见面的一名参赞（实际上是克格勃的间谍）谈了一次话。他对我说，他们的政府将坚决。把自己的政策贯彻到底。我针锋相对地说，西方也有这样的决心。他问我，能不能提供一些文字证明材料。当时我把有关西柏林的防御计划给了他。大约两星期后他告诉我说如果赫鲁晓夫作出让步，那么就是因为我提供的情报的缘故。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保卫和平。正是因为我，和平才维持了下来。” 帕克还一再表示他曾见到过赫鲁晓夫亲笔写的致谢信。他执著于自己的特殊作用，根本没想到，在他刚刚获准接近北约文件时，就有另外一个克格勃的间谍开始在北约总部工作，此人便是赫尤·黑勃尔顿。他是一个会说两种语言的加拿大侨民，早在1951年国家安全部就开始培养他。从1957至1961年黑勃尔顿每两周同苏联上司阿列克谢·费德罗维奇·特里辛见一次面，把大量从军事计划到经济预测的文件交给他。 为此克格勃的间谍头目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岑巴尔 （他就是1954-1959年在巴黎工作的罗戈夫）不得不组建一个特别小组从事加工整理文件的工作。这个小组在岑巴尔的下任安纳托利·伊万诺维奇·拉扎列夫任期内仍在继续工作。 有几次黑勃尔顿和特里辛会面时，后者直接开来一辆黑色大篷车，里面是克格勃为就地翻拍文件而装备起来的一个工作室。 同帕克一样，黑勃尔顿作为安全委员会的情报人员也有着长达20年的非凡经历，此后与其说他们是为信仰而奋斗。不如说他们的工作是以自我价值意识和冒险精神为基础的。特里辛竭力为黑勃尔顿的自负煽风点火。比如，他不止一次对他说；他提供的北约文件是“足金”，它们价值连城，政治局委员都阅读过。后来黑勃尔顿被请到莫斯科同克格勃主席尤里·安德罗波夫共进晚餐并讨论国际关系问题，这使他的自负变得更加根深蒂固。 冷战时期克格勃在法国最成功的一次行动，就是打人法国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1961年安纳托利·戈利岑叛逃到西方后不久，就证明说在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中活动着一个代号为“蓝宝石”的小组。他还证实，1959年第一总局领导人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手头有一份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的完整计划，该计划是由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负责人波列·格罗林将军制定的。萨哈罗夫斯基还定期收到该机构这一报告的副本。戈利岑也提供了一些有利于1963年逮捕审叛乔治·帕克的材料，这使他的证词听起来更加可信。他还透露，克格勃已经知道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准备成立一个在美国收集科学情报的分部的计划。该部于1962年开始行动。但是戈利岑只有一些关于克格勃在法国行动的断断续续的消息，大部分情报都不涉及具体问题。即使是那些促成逮捕帕克的消息， 实际上也只是将最初怀疑的圈子缩小到7人而已，后来也是在对这7人进行监视之后才查出了帕克。 戈利岑的坦诚在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广为人知，因此不可能像对帕克那样对他进行长期的秘密监视。戈利岑作了上述声明之后，一种阴谋理论得到传播，使调查进一步受阻。在美国类似的理论使得詹姆斯·恩格尔顿开始怀疑中央情报局“社会主义国家”部的领导人大卫·梅尔弗。在英国则导致彼得·怀特等人对军情五处处长罗杰·霍利斯爵士的怀疑。同英美相仿，法国的“阴谋”理论发明者在许多情况下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对外情报和侦察机构的文献表明，尽管“蓝宝石”小组最后被查出，但“大鱼还是溜走了”，所以法庭并没有就此作进一步的调查。 冷战期间法国没有公开揭露一个苏联间谍，但这并不说明苏联间谍在法国的活动不积极，恰恰说明了法国反间谍机构的软弱无力。反间谍毫无结果的原因，部分在于法国没有破译出标志着“五杰”和原子间谍时代结束的“维诺纳”密码。帕克案件之后，60年代中期，美英两国重新分析了“维诺纳”联络中出现过的全部有一一关法国的材料，分析的结果转交给法国国土安全局（法国反间谍机构）。 这些材料表明，战前法国航空部中活动着一个苏联间谍小组，其成员都是30年代招募的。在法国沦陷前的几年中，他们在情报总局的间谍亨利·鲁宾逊控制下工作。作为组员之一的学者安德烈·拉巴特（代号为热罗）于1938年离开航空部，开始主持几个国家级研究实验室的工作。 他是首批加入戴高乐将军1940年6月在伦敦领导成立的“自由法国”协会的成员之一。有几个月他出任戴高乐将军武器储备部门的负责人，但因为同戴高乐的近臣们不和后来退出了“自由法国”协会，在伦敦创办了《自由法国》月刊。后来他还负责BBC 对法广播的工作。他在伦敦曾给一个化名叫阿尔贝特的苏联人发送过政治军事情报。1943年拉巴特出任设在阿尔及尔的“自由法国”临时政府的新闻部部长，乔治·帕克当时领导“自由法国”电台的政治新闻工作。战后巴特主要靠从事新闻工作谋生。 皮埃尔·科是战前在航空部工作的最大的苏联间谍，后来由于“维诺纳”被破译而败露。他曾两度在短命的第三共和国政府中出任贸易部部长。30年代此人政治观点激进，也许是非共产党人中法苏军事联盟的最积极的支持者。西班牙内战时报界曾指责他给苏联人提供法国空军系统和武器装备的情报。1937年叛逃到西方的克里维茨基曾说过，科是苏联间谍。但当时他的告密并未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包括美国在内。同其他很多法国左派人士一样，科对1939年8 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定感到震惊。 但在指责该和约的同时， 他继续坚持法国和苏联联合的政策。1940年法国陷落后，科被戴高乐解职，之后他在美国呆了几年，带着宣传联盟思想的意图参与了一些科研工作。1942年，他曾再次被驻华盛顿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间谍头目瓦西里·祖别林（他就是扎鲁宾）收买。在后来的两年中科同祖别林及其他一些苏联上司保持联系。 1943年底科来到阿尔及尔加人了“自由法国”的顾问委员会。年3 月，受临时政府委派率领该团在苏联呆了3 个月。他回国时兴高采烈，因为斯大林对人类个性价值的思想推崇倍至。按科的话说，这比红军的枪炮更有威力，它帮助苏联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他的出访报告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无可挽回地要丧失殆尽，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它则必然蓬勃发展起来。”战后由于在保护苏联间谍组织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科赢得了国民议会最出色的演说家和苏联“在欧洲最赋天才的同路人”的美誉，并于1953年获得斯大林奖金。 “维诺纳”资料中关于拉巴特、科等人的情报以及在后来的研究中所发现的线索都已为时过晚，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在法国国上安全局受审时拉巴特承认了一切。鉴于公开科的案件会引起并不希望看到的政治后果，也考虑到他年纪老迈，科未被判处极刑。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从它1949年建国伊始，就是西欧各国对付苏联集团间谍活动最薄弱的一环。这种间谍活动引起的一次重大事件时至今日仍不断引起纷争。1954年7 月，联邦护法部门（西德安全机构）的负责人奥托·尤恩在西柏林失踪，但几天以后却在东柏林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出现， 还发言指责西德纳粹主义正在复苏。1955年12月他又在西德露面并声明，为克格勃工作的医生沃尔夫加恩·沃尔格穆给他打了一针，他正处于毒品麻醉之下。西德最高法院对此声明抱怀疑态度。根据其他资料表明尤恩嗜酒如命，沃尔格穆给他灌了大量威士忌，然后利用他对纳粹主义复活的恐惧劝他出逃。1956年12且他被判处4年监禁。 在西德情报机构中活动的克格勃间谍中，最有成效的是汉茨·费尔费。1958年，他在西德联邦情报局反间谍部主持工作，专门对付苏联。借助一个总部在莫斯科伪组织的假间谍网以及克格勃的支持，费尔费为自己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联邦情报局的头头骄傲地带领贵宾参观费尔费的办公室，那里挂着巨大的彩色卡尔斯霍斯特地图，上面非常详尽地标注着克格勃总部，甚至能看清各类轿车的停放位置及男女盟洗室的区分标志。在卡尔斯霍斯特（电码代号为“图表”）行动中，共编缉了厚厚的5 卷材料，其中包括各办公室的计划、个人鉴定和内部电话号码本。联邦情报局的总部设在离慕尼黑不远的普拉赫，那里不断收到索要有关卡尔斯霍斯特及其他情报机关材料的请求。后来费尔费自吹说，对此类情报的需求表明了中央情报局驻欧洲间谍机构的具体利益所在、由此使总部有可能对他们的行动有所了解。费尔费成功地使联邦情报局及其朋友对卡尔斯霍斯特有了一个错误的概念。指导费尔费写回忆录的第一总局A 处在其中加了整段表现第一总局自吹自擂的引文。其中有一处这样写道：“没过多久就显示出，克格勃作战计划多么富有远见。”同时，费尔费为卡尔斯霍斯特提供了几乎所有经过联邦情报局的重要文件复本。紧急情报通过无线电传给卡尔斯霍斯特，其余的则装人带夹层的箱子，拍在胶片上装入儿童食品罐内，通过秘密邮政信箱或联邦情报局的邮差埃文·季别尔（此人也在为克格勃效力）投递给克格勃。据费尔费讲，在1961年8 月以前的两年间，柏林墙筑了起来，中央情报局和联邦情报局正在制定破坏东德经济政治发展的计划，积极策动心理战引诱欺骗工人力量，此时我不止一次冒险（已经记不清冒过多少次险），一次又一次地接头，一次又一次送交情报资料——一切都只为一个目的：“使苏联能够做出有的放矢的决定。我清楚地明白，那两年我给苏联的反间谍机构提供了他们赖以工作的线索、我的被捕证明了这一点。” 同帕克和黑勃尔顿一样，费尔费工作的动机与其说是思想意识，不如说是虚荣心。他和同事们经常受到克格勃将军们的鼓励和祝贺，有一次甚至是克格勃主席本人。50年代在德国工作的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在1961年费尔费被捕后总结说：“如果写一份联邦情报局的损失报告，那大概得写几万页。不仅间谍和接头地点都败露了，而且这10年情报人员提供的所有材料都必须重新审核。有些是敌方伪造出来的，有些做过一些改动，还有一些则是捕风捉影的消息。” 在第十五总局（东德情报机构）组织的大规模渗透到西德的行动中，克格勃获益匪浅。第十五总局成立于1952年，它归属东德国家安全部，1956年又改名为情报总局。从它成立之初麦库斯·尤加思（米沙）·沃尔夫就是头目，而且也是他们那一代人各种渗透计划的策划者。沃尔夫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作家，希特勒上台后被迫逃往莫斯科。1987年快退休以前，沃尔夫开始自称为苏联集团内各国情报界最具才能的一位领导，他任职时间比所有同行都长。沃尔夫最成功的一名情报人员是久特尔·纪尧姆。他父亲是东德一名牙医大夫，勃兰特被盖世太保追捕时他曾将其藏匿于家中并为他治伤。1955年受情报总局指使老纪尧姆找到当时任西柏林市市长的勃兰特，求他帮助自己在东德受排挤的儿子。一见面勃兰特就喜欢上了久特尔，并决定给他安排个好前程。1956年，纪尧姆和他的妻子——两人都是情报总局的间谍——获准到西德政治避难。几年后两人都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谋到正式工作。1969年，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多党联盟执政，勃兰特出任总理，这对纪尧姆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而其他情报人员只有羡慕而已、纪尧姆成为威利·勃兰特的朋友和亲信，并任波恩办公室私人助理。他提供给情报总局（而情报总局又将它们提供给克格勃）的情报中，包括西德试图同东德及其他东欧国家建立最初联系时的“新东方政策”的详细内容。1974年纪尧姆作为东德间谍被揭露后，勃兰特被迫辞职，这已足以说明其震动之大。 纪尧姆仅是东德庞大的间谍队伍中在西德活动的一个，尽管是最著名的东德间谍。据1958年情报总局的叛逃者判断，西德那时至少已经活动着两三名间谍，躲在幕后伺机而出。麦库斯·沃尔夫最成功的战术之一就是“女秘书攻势”，他善于勾引中年单身妇女，而她们都是国家公务人员，能够接触到秘密情报。50年代中期沃尔夫攻势的牺牲者中有一位44岁的女秘书伊姆加尔·列梅，她在波恩外交部作秘书，负责同各国大使馆的联络工作，她把文件复本提供给了自己的“情人”、情报总局的间谍卡尔·赫麦尔斯。1958年被捕后报界称为“红色的卡扎诺娃”。此后20年间麦库斯·沃尔夫又派遣了不少更加成功的“红色卡扎诺娃”接替他。 冷战以前以及冷战期间，大部分有关西方的重要情报，克里姆林宫都是从电子侦察中得到的。1951年情报委员会第七总局（负责加密解密工作）重新并入舍韦廖夫中将领导的国家安全部第五总局。1954年克格勃组建以后，加密、联络和解密的工作由第八总局负责，领导人仍是舍韦廖夫。克格勃和情报总局的解密人员不像他们的英美同行那样拥有现代化的电子计算机设备。比如，美国国家安全局从1952年建立伊始，便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计算机数据库。尽管苏联的电子侦察在技术方面落后于西方，但它有另外两个优势弥补了这一不足。首先，它控制着苏联数学家和程序设计师中最优秀的力量，他们中的不少人时至今日仍时常被召去为克格勃和情报总局工作。无论是美国安全局还是英国政府联络总部都不可能招募到如此雄厚的力量。其次，苏联的电子侦察来无疑问大大受益于谍报侦察，实际上重大的破译工作过去和现在都有赖于间谍收集到的电码、密码。冷战期间向大使馆进行渗透像往常一样给了苏联破译工作很大帮助。莫斯科最感兴趣的还是它的“主要对手”的使馆。虽然美国驻莫斯科的外交官在对待苏联人的监视方面已不那么幼稚，但对冷战高潮时期驻苏联使馆的安全保障的认识仍处于原始状态。1952年乔治·凯南被任命为美驻苏大使抵达莫斯科，他发现自己的府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操纵着一切，在它的威力面前，我，我们所有的人都孤立无援”。这只无形的手属于外宾服务局。该局为各外国使馆公开招聘服务人员，它实际上是国家安全部第二总局（反间谍局）的一个分支机构。外宾服务局的人会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刻意外地出现。到莫斯科几个月后的一天夜里，凯南和妻子被一阵从紧靠卧室的走廊传来的隐约声响弄醒，凯南走出卧室，“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仔细看发现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妇人。‘你是什么人？’我问，回答是：‘新来的看门的’。” 自从1940年大使馆里发现几百个窃听器之后，便开始对使馆进行定期检查，但再也没发现类似的“小甲虫”。凯南不得不认为这是因为国家安全部有了更完善的电子窃听技术，而不是由于使馆的警戒加强了。1952年9 月从华盛顿来了两名专家，他们开始仔细检查大使馆的建筑及大使官邻。专家请凯南坐在自己的办公室中大声朗读一份旧的外交呈报，他们希望用这种方法使隐匿的窃听装置工作起来。突然一名专家开始用十字锤猛力敲打带有美国国微的镶板后面的墙壁。在一无所获的时候，他一脚踩在镶板上。突然，他带着胜利的喜悦在碎片中找出了一个铅笔形的窃听器，它把凯南所讲的每一个字都传给了使馆大楼以外的监听者。第二天早晨凯南发现国家安全部的保安和苏联服务人员的脸色都变得格外阴郁，“充满了仇恨、敌视的气氛，让人透不过气来”。但不管怎么说，防止国家安全部窃听的保卫措施已远远超出了国务院历来的规定，以至凯南自己也不知道破坏窃听装置这决定性的一步走得对不对。甚至事隔20年后，当他撰写回忆录时仍旧有些怀疑：“一名大使能把自己卷人这样一场恶作剧吗？但假如我不这样做，或许我的政府会因为我的疏忽而怪罪于我？时至今日我还不知道对这些问题该如何做答。” 正是因为国务院反对，1953年以前中央情报局一直没有获准在驻莫斯科大使馆派驻代表。中央情报局莫斯科分部的工作出师不利，第一任间谍头目爱德华。艾利斯·史密斯就被来自国家安全部的女仆勾引去了。后来他向凯南的下任博列思承认一切，羞辱地回国了。当时任中央情报局一个分队作战科科长的彼尔·德西尔负责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他认为“史密斯的工作不但没带来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而且有不少是杜撰出来的”。除了史密斯外，至少还有12名使馆工作人员承认自己同国家安全部（克格勃）派来的“乖宝贝”有过风流韵事。他们还说这些“乖宝贝”为了招募他们做国家安全部（克格勃）的间谍，竟把他们鬼混时拍的照片拿出来相威胁。博列思后来说：“所有这些人都在24小时内被遣送回国。” 1953年在柴可夫斯基大街开始营建一座新的美国大使馆。施工过程中美国保安人员整日在工地上值班，以免在楼上两层安入窃听装置。但这种值班没有丝毫意义，因为晚上就撤岗了。博列恩在回忆录中解释说这是由于不经意（很明显是他自己的粗心大意）和出于“省钱”的考虑。1964年克格勃的叛逃人员尤里一公先科的证词帮助在大使馆找到了40多个窃听器。它们被藏在暧气片后面镶衬墙壁的竹筒里，这样金属探测器就无法发现。博列恩极力对这次使馆保安工作中的失误轻描淡写。苏联窃听了两层楼的房间，而这些地方博列思曾认为“是莫斯科最保险的地方”。它包括大使办公室，密码室和中央情报局的驻外机关。但他还一再说，这也并未说明“俄国人探听到了什么真正的秘密。”这种不负责任的结论是与建造使馆时他撤掉夜岗的盲目乐观相联系的。当然，使馆人员比以前机警了，他们意识到苏联人电子间谍手段的危险并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可还不能说所有的使馆人员都是谨慎行事的了，在博列恩任大使期间，12名工作人员承认自己与形形色色的克格勃性伙伴做爱时被拍照，然后他们被先后遣送回国。但总体上说美国使馆的保安状况不比其他国家的代表机关差，而且要想破坏美国外交官的名誉，并不比破坏其他国家外交官的容易。在莫里斯·德让任法国驻莫斯科大使的8年间（1956196年），他和法国空军武官路易·吉博都被克格勃的“乖宝贝”勾引。这是第二总局（反间谍局）的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格里巴诺夫亲自指挥的一次周密行动。德让被一名装扮成勾引者吃醋丈夫的肃反工作人员毒打，而吉傅则被示以他们惯用的床上照片。但这次诡计没有成功，格里巴诺夫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吉博自杀了；在克格勃对大使进行真正的敲诈之前，那个被用来勾引他的姑娘跑到了西方，并把这次行动的实情统统说了出来。 冷战高潮时，驻莫斯科的大部分外交机构都被安装了窃听器。其中包括西德使馆。尤里·诺先科回忆说，50年代末，大概是打算将来写回忆录之用，大使先生每晚口授一份当日大事纪，其中还包括同波恩及北约各国大使的通信，他没想到他是对着克格勃的麦克风口授一切的。两小时之后，“回忆录”中有价值的摘要草稿就原样呈放在赫鲁晓夫的办公桌上、克格勃的“大使”行动不仅局限在莫斯科，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同样有针对头号及二号对手采取行动的可能。在匈牙利情报部门协助下克格勃成功地打入了驻布达佩斯的美国使馆。 在很多情况下国家安全部（克格勃）工作人员都能成功地直接进入外国代表机构驻地。据诺先科回忆般照斯大林时代留下的传统，每次这样的“拜访”都需要赫鲁晓夫亲自批准。其中最重要的一次行动是对日本使馆的秘密造访，其结果是密码处的工作人员把使馆保险柜的号码和日本外交密码透露给了克格勃。在几个大国的密码中被苏联解码人员破译最多的是日本密码，而且从20年代起就是如此。70年代克格勃成功地收买了一名日本外交部解密司的工作人员。此人同他20年前在莫斯科使馆工作的同行一样早就有意合作。用同样的方法克格勃接触到了瑞典使馆保险柜中的文件和密码。一个“乖宝贝”勾引住夜间值班员，又用大块大块的肉把狗引开。50年代初从克格勃叛逃的伊利亚·吉尔科韦洛夫参加过其他成功的行动，曾潜人了土耳其、埃及、叙利亚、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的使馆。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奖励给我们刻有名字的表并被授予名誉肃反人员的称号。” 将来有一天，当所有的秘密档案都已公开，再来仔细研究那些在克格勃和情报总局间谍全力支持下破译出的截获的外交文件。将会有助于从新的角度看冷战时期及冷战以后苏联外交政策的形成过程。目前还不能准确确定，克格勃和情报总局通过电子侦察得到的大量情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一过程。其实在克格勃，除去主席和第一、 第八总局局长， 未必有人能接触致全部电子侦察得来的外交情报。1969年电子侦察由重新组建的六局接替八局实施。冷战时期，克格勃的叛逃者无一例外地都只能偶尔接触到一些电子侦察到的情报。戈尔季耶夫斯基所看到的克格勒档案中的材料，实际上对已经公开的情报没有任何新的补充。或多或少可以这样认为；大部分情报都是截获来的，截获稿都保存在解密档案中。实际上第一总局的任何人都无法接触到这些档案。除了克格勃的最高级官员外，所有人员只有在被认为是出于公务需要时才会被示以这些截获来的情报。 冷战期间这些电稿被抄写在薄而透明的纸上，存放在一些大一“红夹子”中。1954年从第一总局叛逃到西方的彼得·杰里亚宾回忆说，大概每周两次在他们处的处长办公室里他能看到“红夹子”中的一些截获情报。比杰里亚宾晚10年逃到西方的第二总局的尤里·诺先科说，每次办事员把“红夹子”送来，并站在身后直到他把获准了解的内容读完，摘录是不允许的。杰里亚宾和诺先科都曾回忆说，他们看到过从各西方国家截获来的情报，而且有些是通过安装在大使馆的窃听装置截获的。美国人和英国人认为法国人的通讯保密水平尤其差劲。彼得·赖特说，1960年他亲自冒充接线员，在驻伦敦的法国使馆安装了一些窃听装置，以使英国政府的通信联络总部，能够解译出经过一流加密处理的法国外交电文。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结束以前，克格勃也始终卓有成效地窃听着法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内的谈话。杰里亚宾还回忆说，他在“红夹子”里看到过截获到的有关西德、意大利和比利时的情报。1954年叛逃西方的尤里·拉斯特沃罗夫和诺先科则说，见过大量被破译的日本函讯稿。谈到从“主要对手’哪里破译的情报，则或许是数量少些，或许是更加保密，更可能两种情况兼而有之。诺先科说只偶尔看到过从美国截获的情报，而杰里亚宾则一份未见到过。按诺先科的话说、在破译英国的通讯内容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却提供不出具体的例子。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冷战期间克格勃叛逃者所能接触到的截获情报，在整个电子侦察活动中仅仅是沧海一粟而已。 1958年任克格勃主席的谢罗夫的活动，遭到两个善于钻营的赫鲁晓夫宠臣的批评。他们是曾经动员几十万年轻人去实现赫鲁晓夫垦荒计划的、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谢列平和克格勃在列宁格勒的尼古拉·罗曼诺维奇·米罗诺夫。他们认为克格勃应该起更大的作用，这给赫鲁晓夫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奖励他让两人都进人了中央委员会。说到谢罗夫，他也确有一个“屠夫”的绰号。1956年春，他到伦敦监督对即将到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的保安组织工作，报界愤怒的言辞迫使他赶快溜了回来。他在同年镇压匈牙利革命中所起作用的传闻，使西方对如下看法更加深信不疑：认为他是新斯大林镇压政策的象征。显然，需要一名新的领导人，以便改变克格勃的形象。1958年秋，主席团讨论了谢列平就谢罗夫关于克格勃国内外工作的报告提出的批评意见。谢列平肯定了克格勃在揭露“人民之敌”和限制他们的活动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揭露帝国主义大国秘密的行动。但是他也指出，克格勃的积极作用削弱了，原因是他在协助同西方进行战略性意识形态斗争中做得太少了。主席团对谢列平的批评意见表示赞同。考虑到谢罗夫以前的功绩，他没有被一撸到底，而是被调任到不太起眼的情报总局任局长去了。 谢列平同他的前任贝利亚和继任者安德罗波夫一样自负，并不满足于当克格勃的头子。 当他还是一名20岁的大学生时， 一次有人问他将来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苏联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的话可信的话），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领导！”谢列平只把克格勃当作继续升迁的一个跳板，他在仕途上的最终目标是爬上党中央第一书记的位置。1961年他不再担任克格勃主席，但作为一个新的更有势力的机关头目——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主席，他继续控制着克格勃的活动、继谢列平之后担任克格勃主席的是他的得力助手37岁的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谢米恰斯内，此人在共青团工作时就是他的部下。 当上克格勃主席以后，谢列平马上改变了自己的领导作风。斯堪的那维亚一个国家负责监听克格勃无线电通话的情报官员指出，克格勃主席始终喜欢用“要求”这个词、1958年底“要求”突然变成了“请”。很快他得知，谢列平取代了谢罗夫。那些到克格勃来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中，有很多在大学时代就受到过在共青团工作的谢列平的关照，他们开始排挤“老禁卫军”的人。特别惊人的是第二总局（反间谍局） 的人事变动、该局战后同第一总局相比工作人员的文化程度并不高。1953—1955年，尤里·诺先科在第二总局一处（美国）工作时，处里60名工作人员中只有两人拥有大学文凭，有几个人甚至连完整的中等教育都没有接受过，很少有人懂英语。而1960年诺先科返回该处时，己有80％的人员受过高等教育，70％的人掌握英语。从共青团和大学输人新生力量旨在改变克格勃的形象。1961年谢列平反复说明“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已经完全杜绝，肃反工作者现在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党和苏联人民” 。 在被淡忘了20年之后，又重新恢复了对捷尔任斯基的个人崇拜。“铁腕费利克斯”又重新成为头脑冷静而又满腔热情的肃反工作者的典范，他们忘我地保卫着苏联人民不受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的攻击。 在初步了解了1958年冬天实施的那些侦察活动后，谢列平就对第八总局电子侦察和破译人员所取得的成绩惊叹不已。这些成绩是靠打入社会主义国家大使馆，以及收买莫斯科及境外的外国加密员和外交官取得的。但是，过去第一和第二总局在配合第八总局工作时协调得不够好，谢列平在第一总局的编制中组建了一个直属局长亚历山大·萨哈罗夫斯基的特别处，协调第一、二总局支持电子侦察活动，并帮助它们与第八总局沟通情况。新机构注意的中心仍然是“主要对手”——美国。第八总局美国处的处长亚历山大·谢列兹尼奥夫指示，特别处要收集破译员最感兴趣的密码系统的情报。特别处最宏伟的作战计划，就是打人美国国家安全局（它是美国所有情报机构中最大的和得到拨款最多的一个，它负责电子侦察，总部设在离华盛顿不远的福尔特一米德）。只要偶尔看看电视导读报的美国人都知道有个中央情报局，但知道美国还有个电子侦察部门的人就不多了。在知晓此事的为数不多的人中间流传着一个笑话，他们把国家安全局的缩写扩展成“请勿闲谈”局。 1960年，福尔特一米德已有3 名苏联间谍。渗透工作的瞩目成绩有赖萨哈罗夫斯基特别处的周密计划的功劳，但更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安全制度不严造成的。1959年12月国家安全局的两名破译员——30岁的米切尔和28岁的马丁神不知鬼不觉地飞到古巴。一切迹象表明，他们在那里把自己的工作情况透露给了克格勃，并拿到了一份克格勃感兴趣的电子侦察秘密的清单。国家安全局招募米切尔去工作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坦白说，在他19岁以前的6 年中他曾把狗和鸡进行过“性交试验”。至于马丁是否忠心耿耿，认识他的人众说纷坛。但有一点大家是一致的，他是个不负责任和不可救药的自私鬼。在招募过程中这两人出众的数学才能掩盖了性格上的缺陷，对米切尔来说他的“性交实验”也被忽略过去。1959年初两人违反国家安全局规定，向国会议员温·海斯告发说，在几次无线电侦察行动中美国侵犯了苏联领空。海斯错误地认为，这是两个中央情报局暗地派来检验他是否能够保密的人，因此未采取任何措施。由于政治上和在处理社会问题中不老练，马丁和米切尔相信了在苏联宣传品中日臻完美的神话般的苏联形象。在他们心中苏联是和平斗士，这样的国家永远不会在他国领土上空非法飞行。苏联的社会制度看上去是那么进步，以至马丁和米切尔认为苏联给了他们在美国未曾得到的深深的自我满足感。 1960年6月25日， 每年3周的休假刚刚开始，米切尔和马丁就飞往墨西哥。第2天乘航班飞往哈瓦那，在那里转登苏联运输机，把克格勃所列清单上秘密问题的答复带到了莫斯科总部。休假结束8 天后，国家安全局才开始寻找他俩。在米切尔家中，国家安全局的安全人员发现故意放在明处的马里兰州银行保险柜的钥匙。打开保险柜，他们发现一个密封的纸袋和一张便条，条上米切尔和马丁要求把袋里的东西公诸于众。袋里有一份冗长的声明，其中指责美国政府卑鄙龌龊，“像它经常指责苏联的那样不择手段”。与此同时，声明中对苏联社会极度粉饰歌颂，那里“妇女的聪明才智被想方设法调动起来，而且，任用妇女要比美国多得多”，因此，苏联妇女“作为女友更有魁力”。1960年9月6日，在“莫斯科记者之家”马丁和米切尔举行了一次大概是美国情报史上最令人难堪的记者招待会。他们揭露的最大丑闻就是国家安全局破译了几个自己盟国的通讯稿。马丁指出，其中包括“意大利、法国、土耳其、南斯拉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1958年2月一1961年9月埃及同叙利亚组成的国家——译者注）、乌拉圭，——我想这些对大家了解真相已经足够了”。虽然两人在记者招待会上没有提及美国的“U－2”飞机飞临苏联进行侦察，但他们对此了如指掌，而且还能向克格勃提供美国飞行员格里·帕乌埃尔斯飞行失事的补充情况，此人所驾驶的飞机于1961年5月1日被击落。给苏联宣传战一个大获全胜的机会。 马丁和米切尔不知道，在耶尔特一米德还继续活动着一名更重要的苏联间谍，32岁的上士杰克·埃·丹莱普。二战期间丹莱普在朝鲜时因为“作战英勇、忠于职守”而荣获“红心”勋章和“铜星”奖章。但丹莱普生性好色，又是7 个孩子的父亲，因此总缺钱花。1958年，他成为福尔特一米德的参谋长加里森·勃·科维杰伊少将的司机，他的工作包括向国家安全局各下属机关运送秘密文件。作为参谋长的私人司机，他是少数不经查验可以离开福尔特－米德的人之一。他至少要为6 名安全局的官员服务，往家里拉打字机和办公家具。这就更加扩大了丹莱普同安全局总部的接触。 据推测，大约在1960年春或夏初，丹莱普向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提供了国家安全局的文件。后来进行的调查表明，从那时起他是在情报总局的人监督下工作，而不受克格勃的监督。丹莱普的工作事关重大，因此他的上司除了同他打交道外什么也不做。丹莱普能够搞到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维修指南、数学模型和美国最机密的加密机的科学研究与试验设计工作计划。他还能接触到中央情报局对苏军数量和编制及东欧特别是东德导弹潜力的评估。 1960年夏天，丹莱普突然成了富翁。尽管他每周只能领取100 美元，他却供养着情妇，养活一大家子人，还买了一辆“美洲虎”轿车，两辆“卡迪拉克”和一艘30英尺长的设备精良的赛艇。后来在俱乐部优秀选手比赛中他出了意外，国家安全局不得不为他派出急救车。即使此时，虽然他未对自己的暴富作出合理的解释，但并未引起多大怀疑。1963年初春，双重生活开始让丹莱普难以承受。3月接受测谎仪测试时，他坦白自己有“小偷小摸和不道德行为”。5 月，他被调到福尔特一米德的昼夜值班室工作。7 月22日，他把一根管子接到自己汽车的排气口上，另一端从汽车左侧的窗缝中伸到车内，然后发动马达，中毒身亡。3 天后，他像4 个月后的肯尼迪总统一样，按军人的全套礼仪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如果不是他的遗孀一个月后发现一个暗室，里面存放着没来得及送出的绝密文件，那么也许永远不会有人怀疑他的忠诚。经调查。国家安全局得出结论，就重要性而言，丹莱普出卖的情报超过马丁和米切尔出卖情报的总和。 人们得到丹莱普自杀的死讯那天，另外一名原国家安全局工作人员维克多·诺里斯·加米尔顿，在《消息报》头版向世界披露了一些福尔特一米德的秘密。此人是阿拉伯裔美国人，同马丁和米切尔一样心理有些偏执。不过他还是以某种方式通过了检查。1957年，在国家安全局“生产处”的中东部工作，同搜集到的阿拉伯语情报材料打交道。1959年2 月，国家安全局的心理医生诊断他“患有精神病”，但由于缺少阿拉伯语专家他被留了下来。7 月，在医生确诊他已“处于精神分裂症边缘”后才让他回了家。一年后他却出现在莫斯科，公开揭露国家安全局“生产处”对中东国家的情报侦察并表示，“特别应该强调的是：美国当局利用了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这个便利。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埃及和叙利亚）、约旦、黎巴嫩、土耳其、希腊等国给自己驻联合国代表的密码指示，在到达真正收报人手里之前就已落到了美国国务院手中”。 在丹莱普暗地里将福尔特一米德的文件转送给苏联情报总局的上司的那个时期，克格勃在破译美国密码方面至少取得了一项重大成绩，其中克格勃间谍罗勃特·李·约翰逊起了很大作用。此人看上去不像一个能够胜任此项工作的人，他是一名经常抱怨命运不济的美军中士，有时生活还要靠妓女供养。1953年在西柏林供职期间，他逃到东部并要求为自己和未婚妻——妓女赫迪提供政治避难。但是克格勃劝他返回了西德，在那边他可以得到双份工资。很快约翰逊又收买了一名中士——他的朋友、同性恋者詹姆斯·阿伦·明特凯恩巴乌。此人受命寻找其他能为克格勃工作的同性恋者。尽管约翰逊在这方面有功劳，但他是一名很难驾驭的间谍，很多年间他只能搞到些二流情报，1956年他同克格勃中断了联系，被军队除名后同赫迪一起去了拉斯维加斯，他希望在赌场上发大财并成为一名著名作家。在两个幻想均告破灭以后，他开始酗酒，强迫赫迪重操旧业。1956年底，赫迪由于身体不好不能再卖淫时，约翰逊便无以度日。 1957年五月，明特凯恩巴乌出人意料地出现在他们住的带顶篷的卡车里，随身带着克格勃500 美元的礼物，游说他重新开始工作。克格勃想让约翰逊到美国空军工作，以便搞到导弹布署的情报。但果不出所料，空军没有录用他。可陆军却接收了他，因为那里没人知道他同妓女们的关系、他的嗜酒如命、当然更不知道他的间谍行为。之后他到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的导弹基地作警卫。两年期间，约翰逊先后向明特凯恩巴乌提供了照片、计划、文件等。有一次他甚至提供了克格勃要求的从燃料箱中吸出的导弹燃料实物。然后由明特凯恩巴乌把这些东西转交给克格勃上司阿纳托利·阿法纳索维奇·叶利谢耶夫。一般他们都在华盛顿“布尔列斯克（意为“脱衣舞”）剧院附近见面。据明特凯恩巴乌说，叶利谢耶夫对这些地方总是有些比较感兴趣。1959年约翰逊被从得克萨斯调到美国驻法国军事基地。不久就有一位新接线人同他在巴黎接头。此人叫维塔利·谢尔盖耶维奇·乌尔茹莫夫，约翰逊只知道他是“维克托”，他把藏在烟盒里的500 美元给了约翰逊。“这是圣诞节礼物！”乌尔茹莫夫开玩笑说。赫迪当时患了精神分裂症，因此同约翰逊一起工作很不容易。但乌尔茹莫夫的耐心、恭维和钞票起了作用。1961年底约翰逊成为一个机场的机要联络中心的警卫。这个中心负责传送在华盛顿、北约、美军驻欧洲指挥部和美国第六海军舰队之间定期交换的秘密文件、密码系统和设备。 第二年约翰逊为了迎合“维克托”的不厌其烦的劝说，一步步接近了上有三道锁的秘密文件库。他先是搞到了第一道锁的钥匙纸模，没过多久他偶然在废纸篓里又找到了一张写着二道锁密码的纸片，最后利用从克格勃得到的便携式义射线仪发现了第三道锁的密码。1961年2 月15日夜间，约翰逊首次潜入文件库，装了满满一书包密码文件和其它秘密文件，并把这些统统转交给了资利克斯·亚历山德罗维奇·伊万诺夫。这个人是派来协助乌尔茹剪夫工作的，这些材料又由他转给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克格勃间谍头目。使馆内早有一批技术人员等候着，他们把文字材料和书包里的东西进行了快速拍照。不到一小时文件包就送回到约翰逊那里。离下岗还有很长时间，约翰逊就把一切都恢复原状。据诺领科讲，在机场的这次行动是赫鲁晓夫亲自批准的，第一批秘密文件库中的文件很快就送到了赫鲁晓夫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手里。 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曾开玩笑说，如果美苏把双方的情报机关联合起来会省很多钱。尽管如此，他对苏联情报系统提供给他的帝国主义秘密一直保持着很大兴趣。1962年约翰逊生日的第二天，他正准备给家人们分礼物时，收到了赫鲁晓夫和苏联部长会议的祝辞，同时他还被告知授予了苏军少校军衔。他得到2000美元的奖励，并允许他利用这笔钱在蒙特卡罗度假。1963年4 月底以前，约翰逊一共提供了17包文件，其中包括对美国密码系统的详细记述，美国在欧洲的核部署以及北约和美国的防御计划。但是约翰逊开始大意起来，克格勃怕事情败露决定暂时停止行动。而当克格勃准备恢复这一行动时，约翰逊已去了别的部门工作。1964年诺先科逃到西方透露的情况终于使约翰逊被捕入狱。 谢列平除了开展获取密码材料的行动并协调这方面工作以外，也没有忘记“积极行动”，以便对西方国家政府和社会公众施加影响。1959年1 月，他在第一总局设立了一个新的假情报部，即D处（后来的A处）。最初有50多名工作人员，伊万·伊万诺维奇·阿加扬茨将军任处长一直到1968年他去世。他是个其貌不扬的高个子亚美尼亚人，但颇具魁力。叛逃人员叶夫多基姬·彼得罗娃对他很有好感，认为他在所有同事中是个有魁力的温文尔雅之士，他精通英语、法语和波斯语。1941——1943年他在德黑兰工作，19461949年以阿瓦洛夫的假名在巴黎工作，此后任情报委员会西欧处处长，最后在国家安全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 阿加扬茨被任命为D 处第一任领导，是因为他伪造回忆录有功。他先后伪造了弗拉索夫将军的《我选择了绞刑架》、伊万·克雷洛夫的《戎马一生》和登在某月刊上的铁托同斯大林的通信（信中铁托似乎承认了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倾向）。事实上一切迹象表明，大部分这类作品的作者是前苏联外交官格里戈里·别谢多夫斯基——两次大战之间他定居巴黎，后来开始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别谢多夫斯基制造的赝品中有两本是以斯大林侄子的名义写的（而斯大林根本没侄子），书的写作技巧之高，甚至把像卡尔这样著名的苏联学者都给迷惑了（1955年他曾为前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写的新闻评论写了序言）。同这些作品相比，戈尔季耶夫斯基70－ 80年代接触到的A处制造的赝品及假报道就显得粗糙多了。 1959年阿加扬茨上任后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西德，克格勃希望它成为新纳粹的堡垒。在对西德采取一项“积极行动”之前，阿加扬茨先做了一次试验，他把自己的一组部下派到距莫斯科50公里的乡下，在夜幕的掩护下到处涂画德国纳粹党徽、张贴反犹太标语、掀翻墓碑雕像。克格勃驻该村的情报员报告说，事件使很多村民感到恐慌， 它鼓动了一小撮当地反犹分子采取了针对犹太人的类似行动。 1959－1960年阿加扬茨在西德使用这一计谋获得巨大成功。一些东德间谍被派到西方，他们受命捣毁犹太人纪念碑、教堂和小店铺，在墙上张贴反犹标语。克格勃策动的这些活动自然而然得到当地流氓和新纳粹分子的响应。 从1959年圣诞节直到1960年2月中旬， 西德当局登记在案的反犹太行动共有833起。后来苏联的行动突然停止，但也早已破坏了西德在国际公众心中的形象。西德政治家和宗教活动家不得不饮下这杯屈辱的苦酒。《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波恩无力彻底清除纳粹遗毒》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外国报界对西德的普遍反映。 1959年5 月，谢列平在莫斯科组织召开了肃反委员会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情报工作会议，会上讨论了克格勃需优先考虑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2000名克格勃工作人员。政治局派出的代表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夫·基里琴科、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国防部科外交部的代表。谢列平提出了一个总体计划，为了达到苏联政治的长远目标、消除来自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和日本的威胁，需要动员所有苏联集团的情报机构。D 局奉命以自己的“积极行动”计划配合苏共中央国际部和国家机关。 尽管谢列平有“积极行动”这样设计周密的计划，但他并没有拒绝更彻底的境外行动。谢罗夫领导时期，第一总局十三处负责暗杀活动，但它卷人了几起公开的丑闻。在法兰克福暗杀全国劳动联盟（西德）领导人格奥尔吉·奥科洛维奇的行动失败后，直接参与这一事件的克格勃工作人员尼古拉·霍赫洛夫于1954年逃到西方。1955年十三处雇用了德国一名职业杀手沃尔夫冈·维利德普列特，企图除掉全国劳动联盟会长弗拉基米尔·波列姆斯基，但维利德普列特重蹈霍赫洛夫的覆辙，在最后时刻改变主意向西德警方把事情全盘托出。1957年9 月，十三局尝试用铝（一种放射性物质）毒死霍赫洛夫的行动再一次遭到失败（它所以选择这种方法是希望在尸体解剖时轮残留物不会被发现）。几次失败之后接着是一次成功的行动，暗杀西德的两名乌克兰移民领导人——1957年除掉了全国劳动联盟的主要理论家列夫·列别特，1959年10月杀害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斯捷潘·班德拉。这些经过谢列平和赫鲁晓夫批准的行动使他们两人确信，暗杀个别著名人物仍然是克格勃境外活动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 这两次行动的执行者是波格丹·斯塔申斯基，暗杀列别特时他只有25岁。在卡尔斯霍尔斯特，克格勃小组和斯塔申斯基做了行动准备。暗杀用枪是克格勃武器试验室研制的一种毒气枪，射出的是氰化钾，气体侵人人体时引起心脏停止跳动。十三局的预料是正确的，病理解剖学家没有起任何疑心，很快在诊断书上写下，死因是心力衰竭。斯塔申斯基先用狗试验了手枪的性能，他把狗牵到离卡尔斯霍尔斯特不远的林子里，把它拴到一棵树上然后开了枪，几秒钟的痉挛之后狗就一命呜呼了。实验表明，这种枪非常保险，于是他就开始了正式行动：他伺机等候在黑暗的入口处枪杀了列别特和班德拉。1959年斯塔申斯基被召到莫斯科总部．在隆重的气氛中谢列平授与他红旗勋章并宣读了嘉奖令；“嘉奖他出色地完成了政府特别重要的任务”。斯塔申斯基被告知，将送他去继续深造德语并学习英语，3——5年后他将前往西方，完成一些新的一任务。“工作不轻，但很光荣。”当时谢列平这样对他说。 但是斯塔申斯基同霍赫洛夫和维利德普列特一样，后来对谋杀都感到了一种厌恶。在这方面1960年同他结婚并带有反共情绪的东德姑娘茵加·波尔起了不小的作用。1961年8 月，逃住西德的道路被柏林墙堵住的前一天，斯塔申斯基夫妇逃到了西德。他供认了谋杀列别特和班德拉的罪行，1962年在卡尔斯鲁瓦接受审判，并以参与谋杀罪被处以8 年监禁。法官宣布主犯应是那个将政治谋杀视为合法的苏联政府。克格勃中马上就有人因此而掉了脑袋。比斯塔审斯基晚4 个月逃往西方的阿纳托利·戈利岑说。”至少有17名克格勃的工作人员被撤职或降职。但更重要的是霍赫洛夫和斯塔申斯基迫使政治局和克格勃的领导重新审视暗杀活动及其冒险性。斯塔申斯基一案被国际社会广泛宣传，因此政治局决定放弃克格勃在苏联集团境外组织的作为推行苏联政治一般手段的暗杀行动，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使用这一手段（如1979年12月在阿富汗刺杀总统哈菲祖拉·阿明）。 冷战后期，包括在冷战之初，克格勃对外活动的方向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要对手”的。60年代初克格勃首次有机会在美国“眼皮底下”的拉丁美洲建立行动基地。这事发生在1959年1 月古巴推翻巴蒂斯塔统治，菲德尔·卡斯特罗上台之后。在此之前，克里姆林宫始终对拉美革命持非常悲观的态度，一直认为，由于美国的巨大影响，在那里共产主义巨变是不可能成功的。卡斯特罗受过古巴大地主阶级的良好教育，他从古巴人民党（正统派）及其创立者，反马克思主义者爱德华·奇巴斯的理想中获得了政治灵感。1958年夏天以前，古巴共产党——古巴人民社会党一直强调，推翻巴蒂斯塔统治只能通过共产党领导下的古巴工人起义。 第一总局二处（拉丁美洲处）先于外交部和中央委员会国际部看出了卡斯特罗的潜力。最早发现其天赋的是克格勃年轻的工作人员尼古拉·谢尔盖耶维奇·列奥诺夫，此人会西班牙语，50年代在克格勃驻墨西哥间谍总局工作。卡斯特罗因组织进攻军营被关了两年，1955年出狱后在墨西哥流亡一年。在那儿卡斯特罗找到苏联大使馆，要求向同巴蒂斯塔作战的游击队提供武器。提供武器的要求遭到了拒绝，但列奥诺夫为他领导游击战争超人般的领袖素质而惊叹，于是开始同他见面并给以热情的精神支持。列奥诺夫认为卡斯特罗的政治主张既不成熟也不明确，但却注意到了他在控制自己亲手开创的“7 ．26运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果断，以及情愿给自己未来的统治蒙上一层社会主义色彩的胆识。列奥诺夫还发现，卡斯特罗的兄弟劳尔和他的得力助手切·格瓦拉都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1956年12月卡斯特罗回到古巴，但列奥诺夫对他组织游击战前景的评价没有引起莫斯科的反应。卡斯特罗当政后，列奥诺夫的先见之明和他同古巴领导人固有的联系使他官运亨通，并在1983年当上了第一总局副局长，负责克格勃在整个南北美洲的行动。 甚至在1959年1 月卡斯特罗上台后，莫斯科仍然怀疑他抵抗美国压力的能力。古巴人民社会党也只是把同苏联联盟看成是一个战术步骤，就像当初支持巴蒂斯塔统治一样。卡斯特罗在党的老领导层中实行大清洗，使其瓦解，然后又利用这个党迅速控制全国局势。后来卡斯特罗又要求莫斯科提供武器以示支持，他认为这些可以帮助他实现自己的理想——成为古巴的玻利瓦尔。1959年7 月，卡斯特罗的情报头目拉米洛·瓦尔特少校前住墨西哥同苏联大使及克格勃的间谍局举行秘密会谈。此后克格勃向古巴派出了上百名苏联人，旨在重建古巴的安全情报系统。这些人中有不少是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后代，国内战争后他们逃离西班牙在苏联定居下来。西班牙老共和党人之一思利克·李斯特·法尔汉组织了保卫革命委员会（古巴志愿组织），协助同反革命怠工作斗争。另外一个共和运动的老将，阿尔贝托·巴哈尔建立了一个教育中心网，培养游击队员。但克里姆林宫并不急于公开支持卡斯特罗的非正式统治，而是让捷克人先作些表示。当年秋天以劳尔·卡斯特罗（不要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混为一谈）为首的古巴代表团到达布拉格，讨论捷克斯洛伐克提供军事援助的可能性。尽管劳尔习惯于和衣而睡并对金发妓女尤为热衷，但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狂热信仰给主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宣传部主要负责人路易斯吗斯·马丁说，古巴人民社会党企图通过劳尔对菲德尔施加影响。我个人认为，菲德尔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对美国的敌视态度使他受到党的欢迎。劳尔在布拉格接到了赫鲁晓夫要他访问莫斯科的邀请。 1959年10月，劳尔在莫斯科期间，有一个苏联“文化代表团”访问了哈瓦那，该代表团以原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间谍头目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希托夫（他就是阿别克谢耶夫）为团长，试图为建立伺古巴的外交关系打基础。希托夫赠给菲德尔一瓶伏特加、几罐鱼子酱和一本莫斯科风景摄影画册。然后他告诉卡斯特罗，苏联人民对他个人以及古巴革命非常钦佩。卡斯特罗打开酒瓶，又叫人取来些饼干。“伏特加太棒了！多好的鱼子酱！”他赞赏地惊叹，“看来同苏联建立贸易联系是值得的。”希托夫回答说：“这太妙了，菲德尔。那么您对建立外交关系这件大事怎么看？”最终，于1960年5 月，苏联同古巴建立了外交关系，完全承认了卡斯特罗的统治。希托夫以文化顾问和塔斯社代表身份留在哈瓦那，实际上他是克格勃的间谍头目。在最初的动摇之后，赫鲁晓夫热情地公开支持古巴的统治（但此时还不是卡斯特罗当政）。7月9日在一次火药味很浓的讲话中他表示：“为了支持古巴的斗争，我们会做出一切努力……现在美国已不像过去那样强大了。”第二天切·格瓦拉夸口说，古巴受到“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大国的保护”。卡斯特罗和他的同志们则开始在讲话中鼓吹，古巴革命“只是拉丁美洲解放道路上的第一步”。尽管卡斯特罗的思想基础仍然值得怀疑，但他在夺取和巩固政权斗争中的功绩使得克格勃和克里姆林宫改变了在拉美的战略——改变传统的只对有正确理论的共产党的支持，转而采取同民族解放运动“有所贪图地结婚”的政策，因为民族解放运动得到群众更广泛的支持。1961年4 月，在美国支持下旨在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的吉隆滩登陆失败，莫斯科更改变了对美国实力的看法，因为美国在自己的后院都显得非常薄弱。 尽管卡斯特罗对苏联大使谢尔盖·库德里亚夫采夫的敌意日益增长，但同克格勃间谍头目安德烈·希托夫却保持热情友好的关系。1962年3 月，卡斯特罗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解散原古巴共产党（他认为，库德里亚夫采夫一直在打该党的主意）。不久，卡斯特罗同他的关系彻底破裂，并请求任命当时还使用“阿列克谢”这个假名的希托夫为新大使。他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希托夫走马上任。6 个月之后，苏联在古巴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导致了二次大战以后最大的一次国际危机。1962年初，美国在英国和土耳其布署了“民兵”新型洲际导弹作为对那里已有的中程导弹的补充，这样美国在军备竞赛中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赫鲁晓夫认为，如果在距美国仅90英里的古巴布署苏联导弹，就可以在核威慑上占上风。与其说这是赫鲁晓夫在分析情报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不如说是他低估美国和年轻的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决心的一种自负。在同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谈话中赫鲁晓夫说，西方“民主”到了足以发动战争的程度。“吉隆滩”行动中肯尼迪的优柔寡断使赫鲁晓夫深信，这位年轻的总统“眼高手低”，“我有把握说，肯尼迪是个软弱的人，面对挑战缺乏应战的决心”。如果能悄悄把核弹头布署在古巴，就可以迫使美国面对不得不讲和的现实。1962年夏，苏联的工程师们开始动工兴建导弹发射基地，从这些基地发射的核弹头有效射程均在3000公里以上，几分钟内便可到达美国东海岸的各主要城市。 在冷战期间的所有危机中，苏联的侦察工作都比西方有效得多。而在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中，美国首次在情报方面同苏联打了个平手，甚至略胜一筹。部分原因在于这次危机的“震中”距美国边境仅90英里。另外，西方在搜集情报技术方面的两项巨大成就也打破了苏联的情报优势，其中之一是空中侦察方面。1955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苏联实行“领空开放”政策’以使双方能互相从空中观察到双方的军事调动。苏联拒绝这一建议后，美国开始单方飞行高度可达21000 米的“U－2”飞机飞越苏联领空。1962年击落一架“U—2”飞机及在莫斯科举行的对飞行员盖利·鲍埃尔斯的公审，只是暂时压制了美国的气焰。几个月之后美国发射了第一颗侦察卫星。卫星照片的清晰度要低于“U—2”拍的照片。1963年，克里姆林宫默许了卫星侦察，双方开始广泛使用侦察卫星，包括采用电子侦察和拍摄各种目标。 50年代中期，西方对苏联境内的间谍侦察工作也有很大改一进，尽管它不像空间领域那样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961年春，英国情报机构收买了冷战期间苏联在西方的最大的间谍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别尼科夫斯基。他是情报总局的官员，在国家科技委员会工作。 别尼科夫斯基的朋友中，有情报总局局长伊尤·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将军，火箭兵和炮兵总局局长、炮兵主帅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瓦连佐夫。别尼科夫斯基搞到的情报（一年半时间用“米诺克斯”相机共拍下了5500幅照片）有很高价值。其中有关于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最新资料，包括战斗性能、弹着点精度、点火实验时出现的故障。别尼科夫斯基提供的情报表明，苏联导弹及航天武器作用日益明显，这使得北约严肃地重新审视自己的对策。别尼科夫斯基同时为英国情报机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在最紧张的时刻有20名美国分析家和10名英国分析家研究他的成果。及时有效地收集情报对西方必不可少，这使之能够在古巴布署导弹之前采取和平手段解决加勒比海危机。1962年10月14日，“U－2”飞临古巴上空，拍摄下了首批弹道导弹发射场的照片。中央情报局的分析专家们借助于搜集来的、有关建造发射场各个阶段详细资料的秘密文件确定了照片上建筑物的用途。这些文件是别尼科夫斯基依靠同空军主帅瓦连佐夫的私人关系潜入导弹空军总局转拍下来的。10月16日这些文件已经放在美国总统的桌子上了。鉴于这些信息，肯尼迪组建了一个解决危机委员会，即众所周知的执委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此组织在未来13天中时刻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截止到10月19日，“U－2”飞机向执委会证明共有10个建设中的弹道导弹发射场。10月22日肯尼迪宣布，美国实行封锁以保证对向古巴提供任何进攻性武器实施检查。在几乎整个一周的时间里世界都在核灾难的阴云笼罩之下。 克格勃驻华盛顿的间谍机构无论在加勒比海危机发生时，还是在调解加勒比海危机时都表现得非常积极。除了收集情报以外，间谍机构还担负着其他两项任务：同白宫保持非官方联络渠道和传播有关苏联在古巴布署导弹的假情报。这两项任务的主要执行者是格奥尔吉·尼基托维奇·博利沙科夫，他是克格勃的人，在华盛顿以记者身份活动。据他说，在危机开始前一年多时间里，他充当了约翰·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的“热线”及“秘密联系渠道”。1961年5 月，一名美国记者把他引荐给总统的兄弟及最亲近的顾问罗伯特·肯尼迪，这之后他们每周在某个地方见两次面。博利沙科夫的“正派”给罗伯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他根本没想到，博利沙科夫是克格勃的人，罗伯特说：“他是赫鲁晓夫的代表……每当他（或赫鲁晓夫）有什么事要转告总统或总统有话要转告赫鲁晓夫，我们就去找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我能找到各式各样的理由去同他会面。”博利沙科夫使罗伯特相信，他用不着那些多余的外交途径便可直接得知，赫鲁晓夫在想什么并且“毫不隐讳地直言相告”。他说，“双方都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他提供的秘密渠道，“应该说，赫鲁晓夫与肯尼迪之间的对话变得日益坦白直率了”。 但是加勒比海危机之前，克格勃建立“热线”的基本作用是希望苏联在古巴中程导弹成为既成事实之前保守这个秘密。1962年10月6 日，博利沙科夫同罗伯特见面，把赫鲁晓夫的例行信件转交给他。往常罗伯特出来迎接他是不穿西装的，衬衣领口敞开着，领带也是松开的。但此次气氛异常：“和以往的会面不同，主人在家中穿起了深色官服，平日不听话的头发也被梳理得齐齐整整。他面无表情……态度冷淡而谨慎。一切都预示出正式会见的性质”。接着博利沙科夫叙述了信的内容：“赫鲁晓夫总书记为美国在古巴周边制造的局势感到担忧。我们重申：苏联提供给古巴的仅限于防御性武器，以保卫古巴革命的利益……”罗伯特请博利沙科夫慢慢地重复一下信的内容，他笔录后交给秘书去打出来。他说：“很好，我会把赫鲁晓夫的信转给总统，在必要时他会通过我给你们答复。”第二天博利沙科夫被总统的密友、记者查理斯·巴特种待请去共进午餐。巴特利特通知他，肯尼迪总统希望得到赫鲁晓夫“更为详尽的书面信件，而非他兄弟传的口信”。博利沙科夫于是逐字逐句地把对罗伯特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巴特利特全部都笔录了下来并转给了总统。9 天后约翰·肯尼迪看到了“U－2”飞机拍摄下来的古巴正在兴建中的导弹发射场。总统顾问特奥多尔·索伦森后来回忆说：“肯尼迪总统已经习惯于依靠博利沙科夫这条渠道，通过他经常收到赫鲁晓夫的信，因此他感到自己受骗了，实际上他确实受骗了。” 10月24日，巴特利特把博利沙科夫请到华盛顿的国家记者俱乐部，给他看了2O张“U一2”飞机摄下的导弹发射场的照片。照片右上角还保留着“仅供总统参阅”的字样。“呶，你怎么解释这个呢？格奥尔吉？”巴特利特问，“我敢打赌，古巴有你们的导弹，这你一清二楚。” 据博利沙科夫说，他当时回答：“我从未见过这种照片。我不懂，这上面是什么。没准是棒球场？”第二天照片被公开刊登出来。巴特利特又打来电话，谈话是这样开始的： “喂，格奥尔吉，你们在古巴有没有导弹？” “没有。”博利沙科夫回答。 “OK。鲍勃让我转告你，你们在古巴有导弹。这是赫鲁晓夫说的，总统刚刚收到莫斯科的电报。” 对博利沙科夫来说这消息就像“晴天一声霹雳”。 博利沙科夫名声扫地以后，莫斯科为建立同白宫的“秘密联系渠道”重新挑选了候选人。接替博利沙科夫的是克格勃驻华盛顿的间谍头目安德烈·谢苗诺维奇·费克利索夫，40年代末他在伦敦出色地完成了政治侦察任务，因此在总部自我感觉颇为不错。1960－1964年他化名福明在华盛顿任间谍头目。10月26日14点30分，他打电话给正在美国国务院的美国广播公司记者约翰·斯卡利，费克利索夫知道，此人是白宫的常客。从声音判断，费克利索夫很激动。他要求斯卡利10分钟后同他在宾夕法尼亚大街“西洋风味”餐馆见面。刚一落座，他就表达了想请斯卡利传递一条重要消息的愿望。“如果苏联撤回导弹，美国是否同意公开许诺不驻古巴？您能不能利用在国务院的关系弄清楚这一点？”19点35分他俩又在“希尔顿”大饭店的自助餐厅见面。斯卡利说，他同国务卿金·拉斯克联系过，他对费克利索夫的建议很感兴趣。在这以前已收到赫鲁晓夫的一封详尽的、充满感情的信，信里也有类似这样的建议。尽管任何正式交易都没达成，但在“西洋风味”餐厅中由费克利索夫首先说出的建议成了调解危机的基础。10月28日赫鲁晓夫表示，将拆除古巴的导弹发射场。同时美国保证不出兵古巴并从土耳其撤出服役期已满的“朱庇特”导弹。 古巴危机解决之后，赫鲁晓夫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与火冒三丈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关系。莫斯科平息危机甚至没跟他商量一下，这使他十分恼火。安抚卡斯特罗的任务交给了克格勃驻哈瓦那的前任间谍头目、现在的苏联驻古巴大使亚历山大·希托夫，因为他成功地同这位古巴领导人保持了友好的关系。后来希托夫在莫斯科总部吹嘘说，在古巴危机时他成了菲德尔的私人顾问，对卡斯特罗来说苏联大使馆是他的第二个家，有时他甚至同希托夫一家在使馆厨房中做饭。 正值危机处于白热化之时，奥列格·别尼科夫斯基被捕，他提供的情报无论对加勒比海危机的爆发或是平息都起了关键作用。第二总局是在1962年监视英国大使馆时，无意之中发现了别尼科夫斯基的行踪。” 1959年以前克格勃一直认为，西方侦察机关不会冒险同自己的间谍在苏联境内直接联络，只会在国外同他们见面，而在苏联国土上，仅限于“邮政信箱”这一渠道。然而1959年10月，6 年前在维也纳被中央情报局收买的情报总局中校军官彼得·波波夫被捕，他就在莫斯科直接向他的上司转交情报。他是通过一个“切点”完成这一切的：人流中两个人好像完全无意地撞一下。波波夫的案件过去之后，1960年第二总局局长奥列格·米哈伊尔罗维奇·格里巴诺夫将军决定监视美、英两国使馆。这些规模巨大的行动每年进行两次，每次为期两周，而且监视面涉及外交官家属，居住在莫斯科的记者、商人，还有使馆工作人员。监视活动基本上都由七局的行动小组完成，但却是由第二总局指挥的。在1962年初，有一个行动小组开始监视别尼科夫斯基在莫斯科的英国情报接线人的妻子詹妮特·奇卓尔姆。当时她从大使馆出来，想从别尼科夫斯基那里取定期提供的一批微型胶卷。在阿尔巴特区，七局的一个监视者发现了奇卓尔姆和一个陌生俄罗斯男子“切点”式接头。两名监视人员一直“护送”奇卓尔姆太太到大使馆，但因为他们接到命令不暴露自己，所以没有拦住她让其交出刚到手的纸包。另外两名工作人员跟踪别尼科夫斯基，但20分钟后且标就消失了。从这时起第二总局就知道了莫斯科有一个英国情报机构的间谍，并且怀疑这可能是一个情报网，但暂时还没有涉及到别尼科夫斯基的证据。 不久，别尼科夫斯基的过分自信使他处于败露的边缘。按照规定，情报总局和克格勃的所有官员如果去外国使馆，都应该预先取得第二总局的同意。但别尼科夫斯基有一次去英国大使馆，并未执行这一规定。第二总局的人很恼火，于是情报总局局长谢罗夫将军（别尼科夫斯基的酒友）便亲自写道歉信请求不要计较这次误会。格里巴诺夫将军表面对谢罗夫的道歉表示满意，但亲自命令在别尼科夫斯基的家和工作单位进行监视。借助安放在别尼科夫斯基邻居家窗台上花盆里的长镜头，可以清楚地拍摄到，他是如何小心翼翼地把收音机调至某一频道，收听广播并作某些记录的。 1962年7 月，莫斯科来了一名英国商人格伦维尔·威恩，他是英国情报机构的通信员。别尼科夫斯基再次违反保密规定，在“乌克兰”饭店威恩的房间里同他会面，这足以使第二总局对他产生一定的怀疑。更可疑的是，进到房间里以后，别尼科夫斯基打开了收音机和浴室中的水龙头来掩盖交谈声。但格里巴诺夫的技术专家们还是分辨出一些谈话的片断，这是别尼科夫斯基从事间谍活动的第一个证据。此后，第二总局让住在别尼科夫斯基楼上的一家去黑海度假，在他们房间的地板上钻了一个小洞，安上一个大头针针头大小的镜头，通过它可以看到别尼科夫斯基使用“米诺克斯”牌相机、密码和一次性密码本的情况。为了对他的公寓进行彻底搜查，第二总局制定了一个能使他离家几天的计划。毒药专家把别尼科夫斯基的椅子用毒药处理了，别尼科夫斯基暴病了几天。已经接到指示的情报总局的医生们，通知他要住院治疗几天。在这几大中，第二总局的人从他家里翻出了从事间谍活动的必备用品。但为了能通过他挖出一个大的间谍组织，并没有马上逮捕他，而是让他“逍遥法外”。 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大量情报都是通过电子侦察得到的。这些成绩的取得，有赖于克格勃向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美国驻莫斯科使馆成功的渗透工作。据说，危机过后赫鲁晓夫甚至“向情报总局表示谢意，因为在华盛顿截获的电话交谈有助于了解美国官方内部发生的事情和进行讨论，从根本上讲有助于最终解决危机”。但是考虑到事态发展之快和执行委员会的保密机制，电子侦察实际上对总统及其高级顾问们做出的那些重大决定，只提供了非常有限的情报。虽然总部一再要求，但驻华盛顿的克格勃间谍头目费克利索夫似乎未能搞到大量可信的情报。费克利索夫当时的情报来源同别尼科夫斯基有很多相似之处。此人是代号“萨沙”的美国军事情报人员，1959年在德国服役时，被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沙利亚平收买。萨沙是一名领薪金的间谍（他的女友一直靠他的钱糊口，所以在德国他负债累累）。据尤里·诺先科说，他提供整箱整箱的文件来换取克格勃的钱。1962年萨沙调到华盛顿，但他无权接近执委会的文件，所以只能提供些二流情报。 萨沙成功地度过了加勒比海危机，而别尼科夫斯基却没他那么走运。正当危机高潮的时候，安在他房间天花板里的镜头发现，他正在研究假护照。格里巴诺夫怕他的叛逃打算得逞，便命令马上逮捕他。10月2 日，英国情报机构和中央情报局便得知他的事已败露。当天在莫斯科的一根电线杆上出现了一个暗号，这表示别尼科夫斯基在“邮箱”里留有资料。到“邮箱”取资料的中央情报局的人被克格勃抓获，但他声明自己有外交豁免权。对此人的监禁引起了一场颇为可笑的第二总局各处间的误会。此前从没有中央情报局的人去过“邮箱”那儿，克格勃误认为别尼科夫斯基只为英国情报机构效力（当时，他是英国情报机构同中央情报局联合行动的当事人），因此此案由二处（英国。加拿大和大洋洲处）负责，他们不愿意让负责美国事务的一处插手这件事。当不知所措的中央情报局人员说出自己是何许人也时，二处不得不同竞争对手一处一起调查这个案子。 在旷日持久的审讯中，别尼科夫斯基遭到严刑拷打，在1963年5 月的公审会上他被判处死刑，遭到枪决。别尼科夫斯基暴露后，他的酒友、克格勃前任主席谢罗夫将军也失宠了。别尼科夫斯基被捕后，谢罗夫的情报总局局长职务也被撤了。在一次毫无节制的狂饮之后，他在阿尔巴特大街旁的一所院子里开枪自杀。有关他死去的唯一报道是他过去的一些同志匿名发表的一条简短消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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