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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次开庭，仅仅是一个开端。往后。还曾有一连串旨在剪除几乎全部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和十月革命的领袖们的大规模审判。从此，暗杀基洛夫的罪名便要在每一次大的政治审判中被提出来，并且每一次都要强加于所有被告人的头上。 许多对这一次所谓的莫斯科审判持批评态度的人士认为，斯大林之所以决定剪除老布尔什维克。其恶根在于他对这些人怀有不可遏制的复仇欲。他要报他们不趋附他的政治路线之仇，要报他们坚持执行列宁遗嘱之仇，因为遗嘱建议撤销斯大林的党中央总书记之职。斯大林的“复仇快感”这一术语，是他有一次在与加米涅夫和捷尔任斯基的似乎友好的谈话中无意间说出来的。这次谈话是一九二七年一个夏夜的事情了。隔了很多年，才有了这一系列的审判。当时，斯大林摆出一副推心置腹的模样说道：“盯住敌人，仔细研究实施打击的每一个细节，为这不可避免的复仇开心一番。然后休息休息。……哎，还有什么能比干这事更快活呢？……” 斯大林有这种凶残的意识，实际上丝毫不足为怪。在高加索那块他出生和成长的土地上，流血仇杀的现象持续了几百年，直到如今也屡见不鲜。毋庸置疑，复仇欲在斯大林剪除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阴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问题还不仅仅在于复仇。其实，斯大林首先就是个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者。他办事冷静，老谋深算。众所周知，他曾出于谋略而多次克制自己的感情行动。在争权夺利的路途上，他不只一次地舍去尊严而吹捧自己的对手，有时甚至还吹捧自己的死对头。而且，只要对他有利，他就可以背弃自己的至亲好友。例如，尽管他对托洛茨基恨之入骨，但在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之际，他却出于个人需要，把这个对手吹捧一番。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将托洛茨基捧为十月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党应该把促使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几乎不放一枪就投奔到布尔什维克阵线上来的功绩归之于托格茨基。正如我们所见，斯大林当时就这么巧妙地把对死对头的刻骨仇恨埋藏在心中。后来，这种仇恨凶猛无比地发泄出来，最终导致了托洛茨基彻底灭亡。 另外，多年的友谊也丝毫不影响斯大林杀害布都·穆迪瓦尼和谢尔盖·卡夫塔拉泽，只因为这两人曾一度站在与他对立的政治立场上。 布哈林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斯大林的政治野心。他也强调过斯大林特别记仇。不过，他认为贪得无厌的权力欲，才是斯大林最主要的特点。一九二八年的一天夜里，身为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主席的布哈林悄悄拜访过加米涅夫，以表示自己支持他反对斯大林及其卑劣阴谋活动的立场。布哈林与加米涅夫谈话时，曾用了这些话来形容斯大林：“他是一个不讲原则的阴谋家，世界上的一切，全部都要服从他的权力欲……他时刻准备改变自己的观点，只要这样做有助于他除掉你和我……他一心想着的就是抓权。为了巩固权力，他暂时向我们让步，但以后却会把我们都扼死……斯大林只会报仇，他怀里时常都揣着一把匕首。我们可千方别忘了他那句“复仇快感”的言中之意呀！” 布哈林的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它不是为某个群众大会准备的，也不是为了蛊惑人心，而是单独说给一个本身也非常了解斯大林的人听的。 从逻辑上看来，斯大林消灭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决定，是其整个篡党夺权史的必然结果。开始，他满足于把对立派领袖放逐到西伯利亚和监禁在集中营里。但这仅是暂时的，因为他正忙于巩固自己的专制制度。这一目的达到后，他就认为自己的地位稳固，于是开始毫无忌惮地向潜在的对手们下毒手。这些人一个一个被杀害，彻底地、永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对斯大林来说，暗杀基洛夫这是审判和镇压老布尔什维克所必不可少的步骤。而这阴谋发生在一九三四年，也决非偶然。这一年，国家刚刚从深重的经济危机中挣扎出来，而国家之所以陷入这一危机，就是因为期大林在工业化和集体化道路上采取了盲目冒进的政策。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全面经济改造这一构想，首先是由托洛茨基提出来的。那时，斯大林还坚决反对过这种构想。他甚至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声称，修建德聂伯水电站对苏维埃俄罗斯来说，恰如一个俄罗斯乡下佬试图卖掉奶牛去买留声机。可是到后来，当他宣布反对派分子不受法律保护之后，他却改变了对这一思想的看法，更甚的是，他居然将这一构想据为已有。而且，既然托洛茨基坚持认为农业集体化要根据工业为大规模集体农庄生产提供必需的机器的能力而逐步实现，那么他斯大林就干脆来个“全盘集体化”运动。在这件事上，也与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斯大林极力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比托洛茨基更彻底、更不妥协的革命家！ 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也使用了老一套的恐怖手段和强制手段。他拒绝承认一个简单的道理：皮鞭不能代替拖拉机和康拜因。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使国家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斯大林以大规模镇压来回答农民的抵制。但这种镇压迫使许多省份的农民纷纷拿起刀枪作斗争。在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某些省份。为了镇压暴动，政府动用了武装力量，甚至军用飞机。 然而，红军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农民子弟组成的。他们明白，当他们在这个地区镇压暴动时，另一个地区的部队也在用同一手段镇压他们的父母兄妹。因此，小股红军投奔起义农民的事件屡屡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北高加索，一个飞行大队拒不起飞去轰炸暴动的哥萨克材庄。结果，这个飞行大队被解散，一半人员被枪决。斯大林的追随者之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阿库洛夫也很快被撤职，因为他未能及时派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部队去援救一个被围困的团，致令这个团被暴动的哥萨克人全部歼灭。无一生还。负责镇压暴动和指挥扫荡工作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边防军司令员弗里诺夫斯基，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说，在北高加索的河流里。顺水漂下的尸体数以百计一一讨伐部队的损失就是如此之大。同样，暴动被镇压下去的情景也惨不忍睹。成千上万的农民未经审判就被枪决。几十万农民被流放，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里慢慢等死。 全盘集体化的另一恶果，是席卷昔日欧洲大粮仓乌克兰，以及库班、伏尔加河流域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大饥荒。就连那些经常称颂斯大林制度的外国记者，也认为死于饥饿的人数在五至七百万之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呈报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是三百三十万至三百五十万。发生这种令人胆寒的大规模死亡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灾害，而是专制者的无知和专横。他既没有预见自己行为后果的本事， 又对民众所受的疾苦无动于衷。 西方新闻界把这次灾难诙谐地称为“有组织的饿肚皮”，的确是不无道理的。 国内，几十万少年儿童无家可归，四处流浪。他们的父母或死于饥饿。或被枪决、流放。乞讨和扒窃成了这些孩子的谋生之道。为了控制成年居民的四处流动，马上实行了身份证制度。在大萧条和饥荒时期。所谓的内部供应网点出现了，专为斯大林的官僚们供应食品和其他商品。这些内部商店，更加深了人民对上层统治集团和特权阶层的仇恨。用同一个卢布，特权分子在这种商店买到的东西，比普通公民在普通商店买到的东西多十到二十倍。 苏联报刊对这一震惊全国的饥荒只字不提，只是大肆宣扬“英明的和敬爱的”斯大林的工业化成就。那时，新闻检查严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外国新闻记者也被禁止到莫斯科城外和郊区采访。 为了能在首都造成一种繁荣昌盛的景象给外国使节和外国记者看，斯大林的官员们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力气。给各省运送食品的列车，经常在途中被“充公”，掉头开往莫斯科。民警们却成天忙于追捕无家可归的儿童，把他们从大街上抓走，送进牢房。而剧院里，则另是一番情景：排场豪华的话剧照旧上演，著名的芭蕾舞团的节目依旧火红。真是灾荒时期的盛宴！ 全国人民对斯大林专制的憎恶日益加深，甚至影响到了党内的积极分子。就连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内也士气不振，工作人员都为自己的前程疑虑重重、担惊受怕。有些日子，斯大林本人也感到他脚下的根基在动摇。他每天听取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送来的报告时。总是心惊胆颤，深恐这些报告说到国内暴乱加剧。党员反对情绪高涨。宣传托派分子行动纲领的传单，开始在最高党校内四处传阅。高加索政教学校和莫斯科师范学院的学生，几乎都有一份属于禁品的列宁“遗嘱”。工厂的墙上，处处可见反对斯大林的愤怒标语。 也许，正是在这些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斯大林暗暗打定了主意：一旦命运保信他度过这次危机，他就要将那些在危急关头幸灾乐祸地等他垮台的暗藏的对手统统清洗干净。 早在杀害基洛夫以前，斯大林就借助各种各样的政治伎俩和“强力手段”，使自己摆脱了来自党员群众的任何监督。一九二四年列宁逝世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慑于托洛茨基的巨大威望，曾一度支持过斯大林。而后者也正好借助他们的支持，宣布开展所谓“为纪念列宁而人党”的运动。这样一来，大批在革命最艰难的创业时期远离斗争袖手旁观的工人和职员，纷纷涌进了党内，而那些忠实干革命理想的老党员，却因处于这些无进取心的新党员之中而变得十分孤立。接着，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三六年期间，斯大林又多次开展清党运动。清洗中，许多有思想，并经过战争考验的共产党员，在斯大林政治路线的迫害下，被宣布为不可靠的人，失去了党票，而他们的位置，也被一些新入党的官僚分子取而代之。这些人为了换取物质享受和捞到晋升的机舍，甘愿俯首帖耳，时刻准备执行上司下达的任何命令。 尤其是粉碎反对派之后接踵而来的那次清洗，大大地削弱了党的生命力。党内出现的分歧，都是靠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采取武力手段进行讨伐，而不是象列宁生前那样，透过讨论和投票的方式来解决。任何一个党员，稍有违拗领导的表现，就足以使自己失去党证并被解雇。这时，党员的主要优点应是服从党委，而不象列宁生前那样，是忠于党纲。在列宁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生气勃勃、思想活跃的党，可现在则逐步说变成了一台冷酷的机器，完全失去了活跃国内政治生活的作用。 诚然，斯大林进行了一系列大清洗，但在一九三四年以前党内毕竟还有不少老布尔什维克，斯大林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还离不开他们。这些人员虽然不能投身到政治生活之中，却能以全部精力投入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和国防建设。可到了现在，连这些人也要被当作“绊脚石”而踢开了，斯大林容不下这些看穿了他的政治野心并始终不忘列宁和托格茨基的人。 为了摆脱这些人，斯大林于一九三五年借口审查和换发党证，又组织了一次清洗。这次清洗明目张胆而又厚颜无耻地将矛头直指老党员。于是，各级党委的领导权纷纷落入那些不久前才入党的新毛头手中，这些人大多数是中央委员会里的小职员，刚出来就掌实权。就连庞大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党委工作。在一九三四年也是由一个年仅二十五岁，入党才一年多的巴拉扬负责。可就是这个巴拉扬，在莫斯科捷尔任斯基区成立了一个清党委员会，把许多革命前坐过牢的老资格布尔什维克从党内踢了出去。 接着，斯大林又迈出了另一步。他在一九三五年五月宣布解散老布尔什维克协会。这个协会的成员都是老党员。他们在沙皇制度统治下积极开展过地下革命斗争，号召工人阶级起来革命。列宁把这批老战士叫做“金矿”。广大党员对他们无比崇敬和热爱，将他们称为“党的良心”。 老布尔什维克协舍拥有一个出版社和附属于出版社的印刷厂。这个厂里印发各种马克思著作，以及协会成员们为再现布尔什维克建党斗争的往事而写的回忆录。由于这些书大多是列宁在世时出版的，自然就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而是整章整篇地回忆其他杰出的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活动。正因为这一点，斯大林对这些布尔什维克党的老战士恨之入骨。要知道。他们的回忆录从根本上戳穿了许多按斯大林授意而杜撰出来的斯大林传记。斯大林认为。要达到独裁专制。就必须改写和美化自己的历史。 看到斯大林的御用“理论家”如何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事件，臆造无稽之谈，甚至明目张胆地直接伪造，替斯大林炮制出蛊惑人心的传记，看到“理论家”们如何将这种假货奉献给列宁的这位“最亲密的战友”，老布尔什维克协会的成员们真是义愤填膺。他们亲眼目睹列宁时期出版的党史书籍被封禁，被一批肉麻的歌颂斯大林并污蔑其他革命家的新书所代替，尽管那些革命家才是党的名副其实的真正领袖人物。时光流逝，斯大林的权力欲变得越来越不可遏制。到后来，上一批新党史书籍已不能令他满意，被禁止流传，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批小册子，其内容十分荒诞离奇，无限制地夸大和突出斯大林的作用，就连列宁的形象也因此而黯然失色。可老布尔什维克们不会忘记过去，更不会像小学生那样去背诵赞扬当今独裁专制者的离奇故事。这些在沙皇监牢里和流放中度过了青春年华的老人们，是斯大林所不能收买的。的确，他们之中有些人挡不住世间的恶势力，害怕株连自己的子孙，味着良心投靠了斯大林，但其余绝大多数却坚持认为斯大林是革命的叛徒。这些人眼见得逞的反动势力葬送了一个又一个革命成果，内心感到万分痛苦。 看到参加过反对派的协会会员被捕和流放后，其他尚还自由的会员也被迫沉默了。他们无力反抗斯大林的暴力。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告诉他们，革命既有高潮也有低潮。他们暗中盼望斯大林的专制统治被新到来的革命浪潮冲垮，虽然他们口头上不说。在全民都得吹捧领袖及其业绩的斯大林专制统治下，这种沉默实际上就是反抗的表示。除此之外，他们一有机会就聚集在协会里，讨论国内发生的事件，这也使得斯大林不能制造假案来剪除布尔什维克党的老一代领袖人物。 老布尔什维克协会被解散之后，党的老战士开始相继失踪。他们被派往各个城市去担任各种职务，但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到达了上任地点，大多数被发配到西伯利亚，以后就彻底消失了。 解散了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之后过了一个月，斯大林又解散了苦役犯和流放者协会。沙俄的苦役流放相当于法国当时的鬼岛流放。此协会的成员都服过这种苦役。而斯大林，如众所周知，却不曾享受政治苦役犯的殊荣。 政治苦役犯协会从一九二一年开始出版《苦役和流放》杂志，以此再现沙皇以监狱、苦役和流放来迫害革命者的历史，以及一九一七年前的俄国革命运动史。只要侧览一下各期杂志。就会确认一个十分重要的事实：杂志上所提及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非凡领袖们，凡活到了斯大林暴政时期的，统统都被清洗掉了。斯大林认为，这些威胁过沙皇统治的谋反者，现在也是他个人专制的大敌。 这两个协会被解散的同时，许多其他组织却依旧活动，并得到上方的大力资助。也正是在这些年间，国内创办了很多特权阶层俱乐部，如厂长俱乐部、厂长夫人俱乐部、汽车主人俱乐部、甚至还有“西方舞俱乐部”。 斯大林认为，威胁他的统给的力量并不仅仅是老布尔什维克。在专制的腐败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也使他煌惶不可终日。他深知，沙皇时期的革命党派，主要就是动员青年加入地下组织，因为青年永远具有崇高的正义感，对任何形式的压迫都不肯屈服。 斯大林害怕青年，在某种意义上说，更甚于害怕老党员。所有的老党员的情况，斯大林都熟悉，知道他们的思想方式和他们的希求。每个老党员都上党中央的“黑名单”，受到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严密监视。相反，要摸清青年一代的情况，把他们分类，消灭其中的革命分子，这事就没那么容易。而在关键时刻．他们很可能成为真正威胁斯大林暴政的力量。因此，斯大林三番四次地命令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在青年中，尤其是在工厂和高校的青年中，扩大情报网。 斯大林想借助共青团和其他群众组织去控制青年的全部企图，结果都没实现。在全国，自发地产生了许多青年小组，其参加者都想找到答案，回答那一系列不可能公开讨论的政治问题。但小组成员们由于丝毫没有从事地下活动的经验，常常落入内务部的手中。 人民的不满情绪，当然也在共青团员，尤其是工人家庭出生的共青团员们的身上反映出来。青年们痛苦地注视着明显的不平等现象在全国泛滥；大多数平民百姓半饥半饱，而官僚特权分子却挥霍无度。普通工人的儿女们看到，出身“高贵”的同辈如何进入国家机关担任诱人的职务，而他们自己却在繁重的工作岗位上卖苦力。受剥削。那些被招募去修建莫斯科地铁的共青团员，每天要干十个小时的活，而且常常是站在齐腰深的雪水中干。而那些出身上层的同龄人，却开着他们爹妈的轿车，在莫斯科四处兜风。对修建地铁的团员们的残酷剥削，曾逼得八百多青年扔掉工作，冲进团中央办公大楼，把团证甩在地上，破口大骂当权者。这件事使首脑机关大为恼火。斯大林马上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并要乘莫斯科党委召开全会，讨论这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共青团员罢工。 缺乏言论自由，严厉压制反对意见。这一切迫使共青团员们组织非法小组，讨论个人不安的大事。但统治者的镇压马上就接踵而来：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间，有几千名团员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与此同时，几十万被当权者认为不大可靠的青年，也被送往那些地方“建设新城市”，尽管当权者说这些青年是“自愿”到那里去的。 由于信不过工人阶级和其他阶层的人民，斯大林就开始寻求别的社会支柱，一个能在不测之时支持他个人专制的社会支柱。他在这方面迈出的最大胆的一步，就是把恢复早已被革命摧毁了的哥萨克军队。 在沙皇时代，哥萨克军是沙皇的堡垒，是镇压俄国革命运动的武器。哥萨克军队是俄军的一支独立部队。含有特权和自治权。沙皇本人是哥萨克部队的统帅，沙皇的继承人是它的总司令，历代哥萨克人都是从童年起能开始学习军事，接受严格的君主制教育，是革命的死故。哥萨克的反动性扎根很深，仿佛他们是一种特殊的人。哥萨克奉命进行的一次次围剿，常把革命的星星之火淹没在血泊之中。 十月革命之后，哥萨克自然又站在反革命一边。卡列京将军和克拉斯诺夫将军的白匪部队，全是哥萨克，由阿列克塞耶夫将军和科尔尼洛夫将军统领的顿柯白匪志愿军，也是哥萨克。顿河和库班的哥萨克，是邓尼金将军的主力，奥伦堡和乌拉尔的哥萨克，则是杜托夫的主力。在三年内战中，哥萨克军队异常残忍地与红军作战．无情地杀害被俘的红军战士；所有被怀疑为同情苏维埃政权的人，也惨遭杀害。 现在。斯大林恢复了哥萨克军队及其所有特权，甚至还让哥萨克军人继续穿沙皇时代所穿的那种制服。斯大林的这一举动，在时间上恰好与解散老布尔什维克协会和政治苦役犯协会相吻合。这一点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斯大林已从本质上背叛了革命。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莫斯科大剧院内隆重集会，庆祝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成立一周年。突然，全体应邀代表都惊呆了：离斯大林不远的第三个包厢内出现了一队哥萨克士兵。这些军士身穿饰有金银绍带的沙俄式制服，颇具挑衅意味。为欢迎他们，莫斯科歌舞团还特地表演了哥萨克舞蹈。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也兴高彩烈地鼓掌欢迎他舞。与会代表与其说是在看筹蹈，倒不如说在注视这群复活了的帝俄哥萨克军官。 原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曾经服过苦役， 此时转身对身边的同僚嘀咕道：“我一见到这些人，浑身的血就在涌。瞧，这就是他们手的！”说着，他低下头，让同僚们看头上那条被哥萨克马刀攻击留下的伤痕。 斯大林与沙皇一样，需要哥萨克来镇压不满者的反抗，因为除了哥萨克，就难以找到更可靠的刽子手来完成这种任务。 一九三五年九月，苏联人民十分吃惊地在报上谈到一项政府命令：在红军里恢复被十月革命取缔了的军衔制。在此之前，红军指挥员都按其职务来称呼：连长、营长、团长等等。这条新的命令，使旧的那一套等级封号几乎都恢复起来了。军官的薪水加了倍，巨额拨款被用于专门为军官修建俱乐部、疗养所和住宅。而这还仅仅是开了个头。接着，斯大林又恢复了将军军衔（尽管人民早已憎恶“将军”这个词）和将军制服。这种制服饰有金银经带，与革命前那种几乎一模样。 实行军衔制并或予军官以特权，这一举动使军队里在内战中形成的，后来变得残缺的同志式关系彻底消亡了。斯大林此举的目的有二：第一，给红军指挥员以物质刺激，促使其保卫苏维埃政权。第二，让人民明白，革命以及革命许下的一切诺言已经结束，斯大林制度已完全巩固。 一九三五年四月七日，苏联政府颁布了一条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法令。法令规定，十二岁以上的儿童若犯了扒窃之类的罪行。与成人同样论处，甚至判处死刑。 这一可怕的法令使人民震惊不已。人们知道斯大林的法庭是冷酷、无情和不讲法制的，纷纷为自己的孩子担惊受怕，深恐他们轻易成为诬告，或纯粹是某次误会的牺牲品。甚至那些在斯大林官僚机构中担任显要职务的人，也为此而惴惴不安。 政府为缓和这一法令引起的可怕印象，竟玩了一个令人齿冷的把戏。它扬言新法令主要是针对那些盗窃农庄粮仓和火车车厢的流浪儿童…… 按马克思的理论，犯罪现象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是社会造就了罪犯。如这一观点正确，那么，它就是对整个斯大林制度的无情判决，因为这一制度甚至把儿童也变成了罪犯，而且罪犯人数之多，使得政府无别计可施，只得把针对成年罪犯的法律扩大适用到儿童身上。在苏维埃国家成立十八年之后，斯大林居然还将死刑加于儿童，这一事实，最鲜明地勾画出了斯大林本人真实的道德面貌。 新法令公布时。我正在国外。驻外国的苏联外交官员们，对斯大林专制下的这一骇人听闻的法令无不愤慨。可斯大林却表示，他对世界舆论的指责只抱嗤之以鼻的态度。一个苏联大使对我说，为了不让外国记者们就这一丢人的法令提问，他不得不建议自己的部下取消了新闻发布会。 各国共产党的首领也陷入了同样难堪的境地之中。在一九三五年八月的法语教师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有人向共产党员代表提出了有关这条法令的问题。头一天，他们找不到恰当的解释，就干脆矢口否认苏联会通过这样的法令。可第二天，人家把载有法令全文的《消息报》拿他们看过之后，他们居然才生吞活剥地用了法令中的一段话来作为回答：“在共产主义时期，儿童具有很高的觉悟，受过良好的教育，完全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更难以解释的是，如此丢人的法令怎么会毫无顾忌地公布出来，要知道，斯大林历来都竭力不让外界得知他统治下的社会的阴暗面。我们知道。就连苏联存在集中营这件事，他也坚决否认，尽管这对全世界已不是什么秘密。在他的统治下，几百万在西伯利亚集中营内挣扎的囚犯，都是未经任何审判就被关进铁窗的，关于他们的事情，苏联报纸压根儿就没提起过。至于苏联的死刑，事实是每一个由法庭作出并公布出来的死刑判决的后面，至少还有上百的人被秘密处死。 关于这一野蛮法令的出笼经过，或是回到莫斯科之后才知道的。 我知道，早在一九三二年，当几十万无家可归的儿童被饥饿驱使着涌入火车站和大城市的时候，斯大林就下了一道密令：凡在抢劫食品仓库和扒窃列车而被当场抓捕，以及染上花柳病的人，统统枪毙。这类处决都是秘密执行的。由于这种大规模的屠杀和另一些“行政措施”，在一九三四年夏天到来之前，流浪儿童问题。就按纯粹的斯大林方式解决了。 眼下的这一法令根本不是针对流浪儿童的，因为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它要达到的完全是另一个目的，而且是很明显的，因为当时斯大林正在以刑讯逼供手段制服老“战友”，以便把他们送上将在一九三六年举行的第一次莫斯科审判大会。 我已提到过，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一度满足过斯大林的复仇欲，在一九三五年的秘密审判中承认应对基洛夫凶杀案负“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但这只能救他们于一时。为了剪除他们二人以及党内的其他有功之臣，斯大林现在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明确无误地承认自己是阴谋杀害基洛夫的元凶，而且还想杀害他斯大林。为逼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承认这一罪行，而且是在审判大会上承认，就要在这些人的内心里找到最脆弱、最敏感的突破点，从而决定使用相应的逼供手段。 这个突破点终于找到了，那就是老布尔什维克们对自己儿孙们的眷恋之心。其实，这种株连子女的威胁已经在反对派首领们的身上使用过一次，即在准备一九三五年的秘密审判时使用过。但反对派首领当时都还不相信这种威胁，他们认为斯大林不敢冒这天下之大不韪。可现在，一份刊载政府法令的报纸摆到了所有被关押的反对派分子面前。法令责成法庭对儿童动用刑法典上的全部条款，可以对儿童进行任何惩罚，包括判处其死刑。反对派首领们这下明白了，他们以前太小看斯大林了。他们的孩子的确有死亡的危险。就这样，新法令作为进行精神压迫和心理攻势的最有效的王牌，进入了斯大林的刑讯武库。 中央书记尼古拉·叶若夫亲自下令：侦讯人员每次审讯时必须将这条法令的文本摆在审讯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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