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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斯大林最早的打算，在第一次莫斯科审判中，至少应该有五十名被告人出庭。可是，随着侦讯工作的深入，能够出庭的人数却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了十六名被告。因为只有这些人才答应在法庭上重复自己在预审中的供诉。 在这十六个人中，有五个是直接帮助内务部筹备这场审判闹剧的工具。而在这五个帮凶之中，奥利别尔格、弗里茨·达维德、别尔曼——尤杯等三人是奸细，剩下的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则是“机关”派去执行中央秘令的内应，他们根本不是什么被告人。 开庭前的最后一周，全部用于“彩排”：被告们在维辛斯基和内务部侦讯人员导演下，一遍又一遍地练习自己的角色，并在详尽的提示下，背诵自己的“台词”。 选择合适的公审场所。是极其重要的，所以，为此而召开的专门会议，得由斯大林亲自主持。亚果达提出了好几个地点、斯大林选中了其中最小的一个——苏维埃宫内的十月礼堂。这个礼堂总共只有三百五十个座位，而苏维埃宫中还有一个可以容纳几千人的大礼堂，即有名的“圆柱大厅”。更有甚者，斯大林还命令亚果达，在审判大厅里旁听的听众，必须是清一色的内务部工作人员，任何“局外人”都不得进入，哪怕是中央委员或政府成员也不例外。这样一来，内务部就不仅要保证向法庭提供被告人，而且还得提供听众。 被派进大厅去充当听众的，都是内务部的档案员、秘书、打字员、译电员等等。他们得到的通行证，有效期只有半天，也就是说，“听众”是半天一批人。这些人预先都清楚自己的座号，前去旁听时都必须着便衣，只有内务部的头头们才能穿军装出现在大厅里。 过去，中央委员或政府要员若想出席代表大会、阅兵式或其他的什么盛典，都可以从内务部领到通行证，但这一次，尽管他们中间有不少人都会打电话给内务部要求领取旁听公审的通行证，但都遭到谢绝，理由很简单：审判大厅座位有限，通行证已全部分发完毕。 尽管被告们都保证过将会不折不扣地履行“自己承担的义务”，斯大林依然放心不下，生怕哪个老布尔什维克在法庭上会突然推翻供述，揭露出全部真相。故此，斯大林才不准有良心的共产党员出庭旁听。他认为，内务部那些打字员，译电员等职员是充当听众的最合适人选，因为这些人不仅不关心政治、而且多年的“机关”工作早使他们学会了守口如瓶。 被告人的亲友一个也不准出庭。斯大林没有资产阶级法院那种温情，在他眼里，被告人的亲友只配当人质。 由于非常害怕被告人会突然站起来揭穿审判闹剧，审判的组织者们除了严格挑选听众之外，还制定了一些补救措施，以便一旦发现有人“造反”，就立即堵住那人的嘴。 在审判大厅的各个角落，都布置有一些受过专门训练的内务部工作人员。只要危险症候一出现，他们便会根据公诉人发出的信号，跳起来大喊大叫，压住被告人的声音。而审判长又将以“公众”的这种情绪为借口，中断审判，以便“恢复法庭秩序和安静”。不用说，当继续开庭时，“造反者”就再也不会在大厅里出现了。 表示预审结束的最后一道程序，是由亚果达和叶着夫出面主持的“鼓励性”谈话。谈话对象是几个主要的被告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穆拉奇科夫斯基和帕尔——瓦加尼扬。叶若夫以斯大林的名义再次向他们保证：只要他们在法庭上能履行自己的“义务”，答应他们的一切条件都会得到不折不扣的兑现。同时，他又提醒自己的“谈话对手”，不得在法庭上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哪怕暗示也不行。叶着夫最后警告说，政治局认为，全部被告人是一个被共同责任联在一起的整体，不管是谁，只要有一个人敢“背信弃义”，全体被告人都将承担有预谋地不认罪，不服法律的责任。 一九三六年八月十九日，第一次莫斯科公审开庭，审判长是瓦西里·马尔利赫，一个曾在契卡反间谍处供过职的人，法官们和书记员面向听众，坐在大厅之端。律师缺席：“世界上最民主的”斯大林政权，不敢让人民的代表参与审判。 听众右侧墙边，坐着被告人。他们分成四排，坐在椅子上，前面是矮矮的木栅栏。三名内务部队的士兵，手持刺刀枪，在一旁警卫。被告人对面，左侧墙边的小桌后，是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被告人背后，大厅最远的角落，可以看见一扇便门。从便门出去，便是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一侧有几间小屋，在其中一间里，安放着一张小餐桌，上面摆满精美可口的冷盘和清掠凉料。这里是亚果达的“工作室”。他和几名助手坐在餐桌后。通过专门安置的扬声器，监听被告们在法庭上的供诉。其他几间小屋是为被告人和卫兵准备的。在上午和下午的休庭期间，公诉人就应该在这里会见被告人，向他们发布补充指示。重申诉讼规则，这里也是被告人休息和吃东西的地方。 同预审中相比，被告们多少显得精神些了。最后这两个星期来，他们的睡眠好些了，体重也略有增加。但那泥土般的脸色和发青的眼圈，仍然清楚地表示着他们曾遭受过的一切。 然而，并非每个被告人都如此。在被告席上，有几个人看上去格外抢眼：红光满面，举止随便。与他们一比，其他被告人不是无精打采，忧郁不安，就是另一个极端：嚣张，放肆，象是有神经病。因此，有经验的人一眼就可分辨出，谁是真正的被告．谁是冒充被告的奸细。 在冒牌的被告人中．伊隆克·赖因霍尔德最惹人注目。一张肤色健康，保养良好的肥脸，一身质地考究，毕挺光鲜的西装。使他看上去很象个演员，而且是明星演员。他坐在第二排的最边上，紧挨栅栏，那姿态，那表情，俨然是个偶然挤上公共汽车的乘客。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公诉人，仿佛只要对方稍有暗示，他就会弹起来予以协助。离他不远，坐着内务部的奸细瓦连京·奥利别尔格。他没想到自己会挨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坐，所以显得不那么神气。他不时窥视这两个“大人物”一眼，目光中既有恐惧，又夹杂着敬畏。两名曾被内务部派往德国共产党充当秘密代表的“被告人”——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林，始终一本正经地翻看自己的笔记本，显然是准备在公诉人召唤时起来履行自己的“党员义务”。在五个冒牌被告人中，只有皮克尔一个神情沮丧，忧心忡忡。 季诺维也夫显得最虚弱，疲惫不堪。他面无人色，满脸浮肿，眼眶下垂着两团肿泡而沉重的肉团，一副病态的样子。他正在忍受哮喘病的折磨，不时张大嘴巴吞咽空气。出庭第一天，他一落座就赶紧解开衣服，取下领带。在后来的整个审判中，他都一直穿着同一身衣服。季诺维也先经常向听众席上观望，目光中充满惊奇和疑惑：如此重大的公审，怎么不见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真的，一个也不见，因为这些人他多半都认识。而加米涅夫对此可能更感惊愕。多年担任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的他，对莫斯科的出名人物几乎无一不晓。毋庸置疑，他们两人都明白了这些听众的构成，而且一定意识到，他们与其说是被交付法庭，不如说是被人从内务部的一处押到了另一处。在这个大厅里，任何抗议声都不可能传出去，更不可能传向外界。 审判长乌尔利赫宣布开庭，他的第一项工作是验明被告人的正式身份。然后，他大声宣布，被告们全部拒绝请律师，因此可以做自我辩护。 可能有人会奇怪：这十六名被告，既然知道法庭将决定他们的命运，为什么全都拒绝律师帮助呢？要知道，律师至少能为他们说几句话——这是律师的责任。其实，这种怪现象自有其原因，而且十分简单：开庭之前，全体被告人都被迫向内务部作了拒绝请律师的保证。更有甚者，他们还被迫答应，在法庭上绝不为自己辩护半句。果然，到了法庭上，每当问到他们有无问题需要自我辩护时，他们总是异口同声地回答：没有。 国家公诉人宣读完起诉书后，法庭开始询问被告人。在持续三天的法庭调查问中，被告们叙述了一个似乎已密谋多年的恐怖行动计划。但是，无论公诉人还是被告人，谁都无法举例证明这一计划已付诸实施。当然，暗杀基洛夫一案例外，但我们已经知道，基洛夫是被斯大林自己派亚果达和孔波罗热茨组织暗杀的。 这次审判之后，斯大林又把杀害基洛夫的罪责硬栽到另一批老布尔什维克头上。并分别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把他们送上了莫斯科审判的被告席。总之，在这场卑鄙的，旷日持久的牌局中，基洛夫案件成了斯大林的一张“屡战屡胜”的并做有暗记的王牌。 尽管公诉人拿不出可以证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老布尔什维克参加过暗杀基洛夫的任何证据，被告们自己却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罪行供认不讳。只有斯米尔诺夫一个人敢于戏弄公诉人。他在回答维辛斯基的提问时，不无嘲讽地说，在他看来，只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即这一切指控都是假货。他不只一次地用辛辣的讽刺暗示所谓阴谋的故事，彻头彻尾都是伪造。他的话，弄得维辛斯基暴跳如雷。当然，对公诉人提出的每一个具体问题，斯米尔诺夫还是要让步，但在让步之前，他总要先对整个罪名作一番“刁难”，让人对它产生怀疑，然后才就具体问题宽宏大量地让步说： “好吧，就算是那么回事吧……” 斯米尔诺夫在自己的“认罪”发言中，用的全是这种尖酸刻薄的讽刺语调。对此，维辛斯基在作起诉发言时特别强调指出： “斯米尔诺夫最顽固不化，最执迷不悟。他只承认自己是托洛茨基反革命地下组织领导人这一罪行。不错，他承认有罪。但态度是极为玩世不恭的。” 维辛斯基指控斯米尔诺夫是地下“联合总部”的领导人，当穆拉奇科夫斯基、德雷采尔、帕尔一瓦加尼扬站起来为这一指控作证时，斯米尔诺夫给他们的回答引得全场大哗，笑声不断，尽管听众事先都经过严格的选择和训练。当时，科米尔诺夫转身面对穆拉奇科夫斯基和德雷采尔说道：“怎么，你们还需要个领袖？那好，就选我吧！” 尽管被告们不折不扣地履行了在预审中承担的“义务”，维辛斯基仍然强调说，他们在很多细节上“没有把话说完”。但他们究竟隐瞒了些什么，维辛斯基却避而不谈。此外，维辛斯基对五个冒牌被告人的表现是十分满意的。在赖因霍尔德、皮克尔、奥利别尔格、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一尤杯中间，他特别欣赏前两人，并一再煽动他们更加凶狠地诽谤其他被告人。维辛斯基似乎没有发现，赖因霍尔德由于太卖力，把被告人的角色演得太过火了。 “审判员同志们，”维辛斯基说道，“你们一定不难发现，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的认罪是真心诚意的，在这个法庭上，他们曾一次又一次地揭露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叶甫多基莫夫这几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的确，对公诉人的夸奖，赖因霍尔德当之无愧，从审判开始到结束，他都一直在给维辛斯基捧场。为了攻击其他被告。他表现出了惊人的热情和超群的记忆力。无论哪个被告人，只要其陈述与预先确定的台词稍有出入，赖因霍尔德就会从椅子上霍地站起来做一番纠正，活象他的同伴因为害怕而故意要向法庭隐瞒什么。甚至当公诉人在某一点上弄错了的时候，赖因霍尔德也会坐立不安。跃跃欲试他请求法庭允许他对维辛斯基的话“做一点补充”。而这时，维辛斯基也总是对这位被告人的补充洗耳恭听，嘴角还挂着宽宏而善意的微笑。 皮克尔则象个应声虫，不折不扣地重复着赖因霍尔德的每一句话。不，他讲话时显得很冷漠，缺乏赖因霍尔德那种做作的义愤和激情。 对于维辛斯基来讲，尽管没有物证，但要揭露被告人和发表激昂的起诉演说并不困难，因为对他在起诉中提出的罪名，被告们不仅不反驳，不鸣冤叫屈，反而想方设法予以承认。所以，他可以放心大胆地，绘声绘色地描述这骇人听闻的大阴谋，甚至不顾及许多众所皆知的事实，例如，在所谓实施这一阴谋时，这些被告人中相当一部份报本不可能参加，因为他们有的在坐牢，有的在遥远的流放地。维辛斯基在结束起诉演说时高声喊道：“我强烈要求将这群疯狗统统枪毙，一个不留！” 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即开庭的第四天，被告们都把自己的“最后陈述”的底稿交给了莫尔恰诺夫，而后者又把这些底稿送去给叶若夫审阅。叶若夫子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底稿中有关被告人同列宁的密切关系和他们的革命功绩的文字统统勾掉。审判闹剧的导演们不愿意让老布尔什维克们向法庭陈述自己那光荣的过去，因为那样一来，全部指控就会显得更加站不住脚。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公开发表的审判材料中，根本看不出主要的几位被告人曾经参加过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创建活动，曾经是十月革命的领导成员。甚至连他们过去正式在苏维埃政权中担任的职务也不准提及，在起诉书和法院的判决书中，紧挨姓名的职务栏里，填的全是“职员”。 被告们作“最后陈述”，可以算是整个审判中最悲惨的一幕。在这一幕中，被告们怀着能使自己的家庭和同志免遭斯大林迫害的希望，走到了自己抵毁自己的极限。他们都了解斯大林的报复心和残忍，所以，不顾一切地甚至“超额”地去完成侦讯机关强加给他们的“任务”，唯恐让斯大林抓住一丁点借以撕毁其许诺的理由。他们时而把自己骂成是丧尽天良的凶手、法西斯，时而高声为斯大林歌功颂德，尽管他们心里知道斯大林是篡党夺权的野心家和革命事业的叛徒。 第一个站起来做“最后陈述”的，是穆拉奇科夫斯基。尽管有过不准向法庭提及革命经历的警告，可他实在忍不住，居然置这警告于不顾，一开始便简短地叙述了自己的历史。对自己的过去，他没有什么值得羞愧的。甚至连他的爷爷都是革命者，组织并领导过著名的南俄工人协会。他的父母都是投身革命的工人，蹲过沙皇的监狱，而他本人第一次被捕时，仅仅才十三岁，罪名是散发革命传单。 “但现在，”穆拉奇科夫斯基苦笑着嚷道，“站在你们面前的我，却是一个反革命！” 审判长与检察长惊慌地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又警惕地盯着穆拉奇科夫斯基。维辛斯基甚至欠起身来， 准备发暗么这暗号只要一发出， 大厅里那些经过训练的“听众”就会大声起哄，穆拉奇科夫斯基就别想再继续说下去。就在这个时候，穆拉奇科夫斯基自己却说不下去了。他流着绝望的泪水，使足全身力气一拳砸在被告席前的木栅栏上。大概，皮肉的疼痛帮助他战胜了精神的软弱，他恢复了自制力。 他赶紧解释说，他刚才之所以提到自己的过去和为革命立下的功绩，并不是想替自己开脱，而是要让在场的人都知道，不仅沙皇的将军、公爵和贵族会当反革命，而且象他这样出身无产阶级血统的工人，只要稍微偏离党的总路线，也会成为反革命。 我清楚地记得，当穆拉奇科夫斯基讲完这句话后，审判长乌尔利赫朝维辛斯基投出满意的一笑，而后者也显然放下心来，坐了下来。 “在这以后，穆拉奇科夫斯基就再也没有背离预先批准的“台词”了。他从各个角度痛骂托洛茨基，并承认中央严惩反对派的做法是十分正确的。 在即将结束自己的“最后陈述”、时，穆拉奇科夫斯基简直是向斯大林跪地求饶了。不幸的遭遇，使他完全陷入了一种被虐待狂的精神亢奋状态之中，他竟出人意料地竭力狂喊道：“我们没有及时听从他的话，他才给了我们一个极好的教训！他对我们的斥责太好啦！” 实际上，这是穆拉奇科夫斯基打出的最后一张王牌，他想以此向斯大林表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仍然希望得到对方的宽恕。 他清楚地知道，再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愚蠢而肉麻的恭维更能讨得斯大林的欢心了。换言之，斯大林最讨厌的和要惩罚的，是那些敢于同他唱对台戏的人。穆拉奇科夫斯基一定是相信斯大林这一次会实践自己的诺言，不枪毙他，所以在“最后陈述”中，他没有公开请求宽大，相反，却用了这样一句结束语；“我的所作所为，背叛了党的事业，所以，作为叛徒，我活该被枪毙！” 加米涅夫在做“最后陈述”时再次强调，他承认对他提出的全部指控。他不仅没为自己做任何辩护，反而向法庭证明，他不应该得到宽大。然而，当他讲完并坐下去后，又突然站起来说道： “我还想给我的孩子讲几句话。……我没有其他机会对他们讲话了。我有两个儿子，一个是空军飞行员，一个是少先队员。在我临死之前，我想对他们说：无论我将得到什么判决，我现在都认为它是公正的。孩子们，请不要朝后看。要向前走。同苏联人民一快跟着斯大林向前走。” 说完，他一只手捂住眼睛，重新坐了下去。在场的所有人都无不为之动情，甚至连几位审判员的脸上，此时也失去了平常那石头般的冷漠。 该到季诺维也夫做最后陈述了。人们很难相信，现在站在他们面前的，就是那个曾经多次在党代会和共产国际大会上使听众为之倾倒的天才演说家。他呼吸沉重，讲起话来既无自信，又缺表情。他甚至一反多年的习惯，既不看听众，也不寻求他们的共鸣。只是在讲了好几分钟之后，他才逐渐有了自制力，语言也流畅起来。他直立在栅栏后面，宣读着斯大林的手下为他拟好的稿子。他那副模样，令人想到一个平庸的替身演员，而且，这个演员正在竭力模仿季诺维也夫过去的演说风格，以便把这个德高望重的老布尔什维克的角色扮演得象样一点儿，从而让人们更加相信，季诺维也夫过去的功劳全是骗人的，因为如今的事实表明，季诺维也久历来都是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叛徒。 季诺维也夫的最后陈述，同加米涅夫的如出一辙。他也没有为自己，反而为斯大林作了一轮辩护，在结束时，他讲了一套含糊不清的，明显带有斯大林式的拙劣推理的话：“我先是歪曲布尔什维主义，后来变成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接着又通过托洛茨基主义走向了法西斯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变种，而我的季诺维也夫主义，则是托洛茨基主义的变种……” 赖因霍尔德、皮克尔及内务部的三名暗探——奥利别尔格、弗里茨，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杯，也都分别做了“最后陈述”。除了奥利别尔格之外，其余四人都向法庭表示，他们不要求得到宽大。然而，这几名冒牌被告无论嘴上怎么一说，内心都丝毫也不怀疑：他们绝无生命危险。 八月二十三日晚上七点三十分，审判庭成员离庭进入会议室。亚果达也跟了进去。判决书的内容是早就拟好了的，抄写一下顶多只需两个小时。可是，审判庭成员们在会议室中整整呆了七个小时。半夜两点三十分，即八月二十四日凌晨，他们又重新出现在审判席后面。在死一般的沉寂中，审判长乌尔利赫开始宣读判决书。他呆板地读了十五分钟，才念到量刑部份。这时，大厅各个角落都响起紧张的咳嗽声。审判长停顿了一下，等大厅恢复平静之后，才一个接一个地念完全体被告人的姓名，接着又来了个长时间的停顿，最后宣布判处全部被告人极刑——“枪毙！” 熟悉政治案件审判程序的内务部工作人员们，都以为审判长接着会讲出这种场合惯有的公式化语言：“但是，考虑到被告人过去的革命功绩，本法庭认为可以不对他们适用死刑，并改死刑为……” 然而，这种老一套没有出现。无论人们多么惊愕与不解，审判仍然以死刑判决而告终。在场的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马尔利赫已经不慌不忙地将刚刚宣读过的那份判决书放进了自己面前的文件夹中。 就在这一瞬间，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厉刺耳的吼叫打破了审判大厅里的沉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事业万岁！”喊这口号的，是被告人鲁利耶。他身材瘦小，满头继骛不驯的散发下．一双乌黑的眼睛熠熠闪光。 按照苏联法律的规定，被判死刑的人有权在七十二小时内递交赦免申请书。一般来讲，在这一时限之内，即使赦免请求被驳回，也不能执行死刑。但这一次，斯大林践踏了这一法律规定。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即宣判死刑仅仅一昼夜之后，莫斯科的报纸上就登出了官方通告。死刑判决已经执行。十六名被告人全部枪决，无一幸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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