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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押上第二次莫斯科审判的被告席的著名话动家中，卡尔·拉狄克也算一个。可是，在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圈子里，他并不享有多大的威望。究其原因，大概首先是由于他在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过程中毫无建树，其次则可能是因为他在老布尔什维克眼里是个不怎么严肃的人。虽然他也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有名的活动家之一，但任何一个人心里都非常清楚，他天生就特别喜欢吹牛皮，说大话，自我炫耀，装腔作势，很令人讨厌。 他有一个习惯；无论发言还是作报告，总要天南海北地夸夸其谈，极力显示自己是个重要人物。同时，为了哗众取宠，特别爱穿插一些低级的，并非总那么文雅的笑话。这些庸俗手段却降低了他的名誉，当然，不是在党的上层人物的印象里，而是在普通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心目中。 尽管如此，绝不能说拉狄克毫无才华。实际上，他知识渊博，消息灵通，能够在需要时从自己的记忆中抖落出大量有关任何一个国家、政党、事件或政治家的情况。在国际关系领域，他是公认的权威性专家，他提出的有关对外政策的意见，常被政治局所采纳。党内还广泛流传着这样一件事：一九一九年，拉狄克曾警告列宁不要进攻波兰，他预言说，红军如果发动进攻，必将遭致惨败，因为整个波兰，甚至包括工人阶级，都会奋起保卫自己的祖国。事实证明了拉狄克的这一预言，连列宁本人后来也承认说，政治局犯了一个大错误，那就是没有认真听取技狄克对形势所做的精辟分析。 其实，拉狄克真正的天才，应该是在办刊物写文章方面。他虽然说话还带有很浓的外国腔，却学会了用俄文写作，而且写得十分地道。 然而，列宁始终坚持认为，不能将真正重要的党政职位托付给拉狄克。因此，拉狄克既没当过哪个部的人民委员，也没去哪个大的州或市任过党委书记。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拉狄克缺乏踏踏实实的作风和有条不紊的工作能力，而且通事不冷静，嘴巴又不紧，很难保住党和国家的机密。当年，几乎每当政治局要讨论什么绝密问题时，列宁都要吩咐对拉狄克保密一天或几个小时。所有这一切，使得政治局主要把他当作一个天才记者来使用，让他担任一些与外交部业务有关的职务。 当党内出现所谓左翼反对派的时候，拉狄克经过一番犹豫，最后投到托洛茨基麾下。一九二七年底，即反对派失败之后，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那里，他还愤怒地发出过许多措词强硬笔锋锐利的书信和声明，坚决反对斯大林的路线，并号召反对派成员“坚定不移地挺住”。一九二八年，当他听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斯大林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口诛笔伐道： “他们投降了，强奸了自己的信仰。信奉谎言者就不可能再为工人阶级服务。我们剩下的人，应该永远说真话。” 然而，他自己就没能“永远说真话”。仅仅在西伯利亚呆了一年半，他就因为害怕被无限期地流放而决定向斯大林缴械了。他想以此举来换取自己的自由。 对那些投降较早的反对派成员，斯大林提出的条件要宽容一点。他们只需要在一份悔过书上签字，承认自己背离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声明斯大林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而对于拉狄克来讲，由于他投降的时间要比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晚得多，就不得不接受苛刻得多的条件：除了签具悔过书外，还要承担写文章攻击反对派的义务。因此，从那以后，为了赢得斯大林的信任和恢复自己过去在党内的地位，拉狄克便开始竭尽全力地用自己的笔杆子去为斯大林效劳。 拉狄克在西伯利亚时，曾给当时还在阿拉木图流放村的托洛茨基写过一封表示愿意效忠的信，信上说： “我们决不能默默地，无所作为地眼看着献身于工人阶级事业的战士和十月革命的领袖被虐待狂烧死！” 可是，这封信写后还不到一年，同样是这个拉狄克，为了讨好斯大林，竟开始往托洛茨基身上泼污水，骂他是革命事业的叛徒和共产主义的背叛者。直到一九三七年莫斯科审判开始之前，拉狄克都是斯大林的忠实助手，帮他策划了一次又一次的诽谤托洛茨基的宣传战。 一九二九年，拉狄克结束流放生活回到莫斯科之后不久，在内务部外事局工作的雅科夫·市柳姆金到他家去看望他。他俩是国内战争中的老相识。市柳姆金认为，拉秋克虽然已向斯大林缴械，但内心一定还是个忠诚的，意志坚定的革命者。所以，他向拉狄克透露，打算利用最近到土耳其出差的机会，去见见已被苏联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同他交换一下意见。 拉狄克立即意识到，命运为他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使他既能向斯大林表明自己的忠心，又能一下子恢复自己过去的地位。布柳姆金前脚刚走，他后脚就进了克里姆林宫，向斯大林汇报了布柳姆金的打算。斯大林听后惊恐不已：准备为托洛茨基而冒杀头之险的人，居然连内务部里也存在！他立即召见并命令亚果达，对布柳姆金实行严密监视，查明后者出国之前将同哪些反对派领袖接触。斯大林企图以此弄清哪些反对派成员只是口头上放弃了反对派立场，抓住他们阳奉阴违的把柄，然后安上两面派的罪名，重新发配西伯利亚。 布柳姆金是个很有经验的间谍，所以，亚果达不相信一般的特工人员能监视住他，便决定使用另一种手段来弄到斯大林要求的情报。在与外事局局长商量以后，亚果达将该局一位名叫莉扎的工作人员见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莉北是个年轻漂亮的姑娘，早就受到了布柳姆金的“特别关照”。亚果达要求莉扎主动向布柳姆金靠近，并故意向后者流露自己对党不满和同情托洛茨基的情绪。亚果达的意图很明显，即用“美人计”去套出布柳姆金的计划，看他打算如何去见托洛茨基，回国后又打算同哪些反对派领袖联系。亚果达还告诫莉扎，为了党的利益，她必须抛弃一切世俗偏见，尽量同布柳姆金建立起男女间的那种关系。 布柳姆金的生活作风并不特别检点，当然不会拒绝这个向他奉献身心的漂亮姑娘，不过，即使在同会共枕之时，他也没对她提起过任何有关托洛茨基及其他反对派领袖的情况。亚果达的暗探跟踪了他的每一步行动，包括同莉扎的幽会，可是一次也没发现他去见过哪个反对派领袖。 莉扎与市柳姆金的罗曼史持续了三个星期。在这以后，既然一无所获，亚果达只好下令外事局“派”布柳姆金去土耳其出差，然后在去车站的路上逮捕他，叫他连莫斯科也出不了。结果，布柳姆金和按人之常情前来“送”他的莉扎，在去火车站的半路上被截住。布柳姆金被直接投入大牢。在审讯中，他维护了自己做人的尊严，并以惊人的勇敢走向刑场。在生命即将完结之际，布柳姆金及时地高喊了一声：“托洛茨基万岁！” 很快，“机关”又获悉，拉狄克出卖布柳姆金的行为和后者被捕遇害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反对派领袖们的耳朵里。亚果达立即组织专案调查，结果查明，泄私者是秘密政工局的干部拉宾诺维奇。这个反对派的暗中支持者也未经审判就被枪决了。 这两起事件也传到了流亡在土耳其的托洛茨基耳里。拉狄克的罪恶之重，无异于一个专门向斯大林侦缉机关出卖朋友和同志的奸细。对于他来讲，已经不可能求得反对派的宽恕了，他只剩下一条路——将自己的命运永远绑在斯大林的战车上。 秘密枪毙布柳姆金，这是一九二九年的事情，它在所有知情者的心里产生了极大的震惊和极坏的影响。要知道，在苏联的历史上，这是首次枪毙一个同情反对派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几乎所有的老布尔什维克，甚至包括那些与反对派毫无牵连的人，都不再与拉狄克拉来．连路上碰见也不打招呼。老同志的敌视使得拉狄克更紧地贴向斯大林，而自从下令枪毙布柳姆金之后，斯大林也确实开始视拉狄克为自己的忠实奴仆。 这样，一篇篇讨伐托洛茨基的最无耻的诽谤文章和最恶毒的攻击徽文，源源不断地从拉狄克笔下炮制出来。早在一九二九年，即距离莫斯科审判闹剧还有七年，拉狄克就在公开言论中把托洛茨基骂成了犹大，“英国间谍机关的走狗”。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这股污蔑漫骂的浊水也成几何级数迅猛膨胀。 拉狄克的卖命之劳，赢得了主人的奖赏：他重新获得了走进克里姆林宫的殊荣（甚至给他发了长期通行证）。他又开始在斯大林的办公室甚至别墅中抛头露面，得意非凡。后来，当他在法庭上回答国家公诉人的问题时，称这段时期是“我居心险恶地打入权力中心”。 一九三三年，拉秋克以其特有的文学天才，写了一本名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筑师》的小册子。在这本别出心裁的小册子中，拉狄克用历史教程的形式，跨越时间，通过后人对前辈的追忆，即某位二十世纪六十或七十年代的著名史学家对历史的回顾，塑造了斯大林作为变革人类社会的伟大天才的光辉形象。 拉狄克发现，斯大林一直在不择手段地篡改革命的编年史，伪造自己的履历，以便把自己打扮成十月革命的英雄和领袖，国内战争的战略家和常胜将军。拉狄克明白，同一切犯伪造罪的人一样，斯大林的内心深处也充满恐惧。无论他多么巧妙地篡改史料，无论他多么无情地销毁历史文件及消灭活证人和十月革命的老战士，都不能担保将来不会出现公正的，善于区别谎言和史实的历史学家。于是，拉狄克决定编造一部未来人的历史教科书，让斯大林能在有生之年看见自己在历史这面镜子中的形象。应该承认，拉狄克主动揽下的这项任务完成得相当漂亮。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筑师》一书中，他就象个高明的魔术师，用了瞒天过海的魔术，在斯大林眼前拉起了一幅神秘莫测的银幕，使斯大林心满意足地看见了自己那光辉无比的、令世上一切伟人都相形见细的形象。 此时的斯大林，对充斥苏联文学和报章杂志上的那些千篇一律的颂歌和赞美词已经听腻了。因此，当他看见拉狄克这本别出心裁的小册子之时。禁不住心花怒放。他命令大量出版这本书，让它成为全国所有党支部的必读物，还责成中央宣传部对此予以监督。 拉狄克的命运之星又亮了。他被任命为《消息报》主编和政治局负责对外政策的高级顾问。中央委员会还得到指示，在全党广泛宣传拉狄克其人，并组织一系列演讲会，听他谈论国际关系问题。这些讲演稿后来也整理成册，正式出版，印数达几百万册。一九二七年曾亲自逮捕过拉狄克的亚果达，现在对自己这位过去的“阶下囚”也变得毕躬毕敬，一个一口“卡尔·伯恩哈多维奇”。有一次，一个老布尔什维克不无嘲讽地对我说：“您瞧瞧那个拉狄克！哼，如果没有参加过反对派那段历史，他今天绝不会如此官运亨通！” 然而，一九三六年，当拉狄克为斯大林子完这一切之后，斯大林还是下令逮捕了他，不仅如此，还把他作为托洛茨基的心腹走狗送上了法庭。这可是我完全没预料到的。有人说，斯大林这样干是由于难忘旧恶。可是这种解释未免失之偏颇。我认为，斯大林之所以要踢开拉狄克，主要是因为他要沿着自己那条总路线——消灭一切曾属于“老近卫军”的人——一走到底。 拉秋克对自己的被捕不能不义愤填膺：“这太不公平了！我为他干了那么多的事呀！”拉狄克苦苦央求，让他同斯大林谈一谈，但被拒绝了。他又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还是没有回音。 拉狄克意识到，欲要唤醒斯大林的良心只是徒然的，于是，他又努力去实现另一个企图：对侦讯机关晓以利害，让他们打消对他起诉的念头。拉狄克的理由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既然他对托洛茨基进行过那样恶毒的口诛笔伐，怎么会突然又成了后者的同路人和心腹走狗呢？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其实，不用他拉狄克说，内务部的头头们又何尝不是这样认为的？可是，“主人”一心想看见拉狄克作为被告人出现在法庭上，他们只能满足他的这一古怪念头。 拉狄克本来并不坚强，可这场奇耻大辱使他变得异常固执。为了“加工”拉狄克，内务部投入了一大群侦讯人员，其中包括以残忍出名的别尔曼和小克德林，甚至对他展开了“车轮战”。可拉狄克却挺住了，这不能不使侦讯人员万分惊奇。而且，无论侦讯人员如何侮辱拉狄克的人格，他都能默默忍受。只有一次，某个审讯员故作庄重地，慢条斯理地向他宣布，他们已经认定拉狄克是托洛茨基在苏联国内的秘密代表，拉狄克勒然大怒，并拒绝再同这个审讯员讲话。 一九三七年二月，我从内务部外事局局长嘴里，听说了一场曾经发生在拉狄克与秘密政工局局长莫尔恰诺夫之间的极为罕见的闹剧。 有天夜里，在提审拉狄克时，莫尔恰诺夫步步紧迫，狂怒的拉狄克再也忍受不了了，他用拳头猛击桌面，断然宣布道： “好吧！我这就签字，要我签什么我就签什么！我承认自己曾企图杀死全体政治局委员，还想把希特勒扶上克里姆林宫的宝座。但我必须在我的供诉中补充一点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即除了你们强加于我的同伙之外，我还有一个同党，这个人姓……莫尔恰诺夫……是的，一点不错，就是莫尔恰诺夫！”拉狄克歇斯底里地狂喊起来。“听着，既然您认为必须要有人为党的利益会牺牲，那就让我们两人一块去牺牲，去死吧！” 莫尔恰诺夫的脸色顿时变成了一张白纸。他的狼狈样子使拉狄克非常满足。 “您可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吗？”拉狄克继续说道。“我在想，如果我真的向叶若夫提出这一条件，他一定很乐意接受。要知道，对于叶谨夫来讲，当问题涉及党的利益之时，一个莫尔恰诺夫的生命算得了什么！为了让象我拉狄克这样的人物答应出庭，他会一声不响地再添上顺带整治莫尔恰诺夫的指示！” 内务部领导们确信，为把拉狄克送上法庭的准备工作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了。他们强迫另一名被告人——原驻英国大使格里哥里·索柯里尼柯夫出来“感化”拉狄克。索柯里尼柯夫屈服得很早，因为他有一个年轻的妻子和前妻留下的二十三岁的儿子，他得为他们的命运负责。他同意去见拉狄克。谈话是在审讯员的面前进行的，后来以两名被告对质的形式笔录了下来。但笔录对这次谈话的真实内容只字未提，审讯员只是写道，索柯里尼柯夫回答了他的问题，供认了一切，并指明拉狄克是同伙。 不管他俩谈了些什么，索柯里尼柯夫的态度对拉狄克后来缴械投降确实起了决定性作用。早在列宁时代，索柯里尼柯夫就成了党中央委员。作为一名政治家，他素以严肃和稳健而著称，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和在国内战争中，他从不轻率地作出决定。所以，当性格软弱、思想轻浮的拉狄克在被折磨得筋疲力尽，走投无路之时，办事稳健并敢于坚持己见的索柯里尼柯夫很容易就成了拉狄克仿效的榜样。 当然，拉狄克也非等闲之辈，要他同意出庭，就得满足他的一些要求，而且这些要求绝不能比索柯里尼柯夫提出并已得到满足的条件差。他从索柯里尼柯夫那里得知，后者曾争取得面见斯大林的机会，而且还得到了斯大林的亲口许诺。拉狄克也同样提出要保全其生命的要求，但光是内务部头头答应还不行，必须要斯大林的亲口许诺，只有在这要求得到满足后，他才同意在“供诉”上签字，并出庭受审。 可是斯大林却不愿见他拉狄克。显然，这将是一个极其难堪的场面，斯大林再是不知羞耻，也会感到难为情，尽管他很少有难为情的时候。拉狄克案件的“侦讯”工作已拖了两个多月，但他始终坚持要见“主人”一面。最后，叶诺夫只好对拉狄克说，如果他认为这样做确有必要，那就请他先给斯大林写一封信，并在信中注明他打算承认哪些罪行。拉狄克照办了，不知怎么却被叶诺夫打了回来。他只好重新写， 而且这一次是在叶若夫亲自“指导” 下写成的。我至今还弄不清楚，为什么“机关”对这封信如此看重。 又过了几天，斯大林终于驾临内务部大楼，并在叶若夫陪同下，同拉狄克做了一番长谈。谈话一结束，拉狄克就被直接带进克德罗夫的办公室，在那里恭候他的，是一份早已备好的审讯笔录。拉狄克认认真真地看完为他准备的供词，然后突然拿起笔，在上面涂抹起来。根本不理睬克德罗夫的干涉。后来，他显然为这种修改感到讨厌了，便大声说：“这些玩艺儿要不得，拿纸来，我自己写！” 于是，拉狄克亲自动笔，自己提问，自己作答，很快就炮制好一篇审讯笔录，然后潇洒地把那几页纸一扔。侦讯人员们拿过来一看，顿时喜出望外。连内务部头头们后来也没对拉狄克的“作品”做任何修改。 几天以后，拉狄克又发挥出自己的创造性，写了一份补充材料，说是他在执行托洛茨基的指令的同时，还在一次宴会上向某个德国外交官证实，反苏地下“联盟”确实授权托洛茨基去同德国政府谈判，并确实打算把托洛茨基所答应的那片国土割让给德国。 在拉狄克开口之前，所谓的“反苏阴谋”早已画好，现在，他又来添上这么几笔，害得几个主要被告人以前所作的供诉几乎全部改写。从这以后，拉狄克居然成了叶若夫的私人顾问，专门负责完善所谓反苏阴谋的神话。确实，经过他的一番努力，这一神话听起来更富有戏剧效果，措辞也更加完美了。 为了讨好斯大林，拉狄克还编造出一个细节，并作为对索柯里尼柯夫的交待的补充，献给了斯大林。根据这一杜撰，某个日本外交官曾在一次正式拜访索柯里尼柯夫时。问这位当时的外交部副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向德国提出的建议是否可靠；而索柯里尼柯夫则向这位日本外交官证实说，托洛茨基确实被授予过进行这一谈判的权力。对拉狄克的这一谎言，斯大林十分满意，索柯里尼柯夫却不得不在上面落下自己的名字。 但拉狄克对侦讯工作所做出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协助审讯人员说服了尼古拉·穆拉洛夫。后者曾是托洛茨基的私人朋友，也是国内战争中的名将。在拉狄克的蛊惑下，他也不得不为诬告托洛茨基做了伪供。 从素质上看，拉秋克绝对成不了一个真正的阴谋家，但他却最适合在斯大林的法庭上扮演一个阴谋家。为了演好这一角色，他真可谓广取博览，掌握了极其丰富的材料。作为一个天才的煽动家，他历来就认为真理和谎言都是用来达到目的而不可少的手段。诡辩和雄辩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过去就经常玩弄魔术大师的幻术，巧妙地把白的说成黑的，或把黑的说成白的。现在，当他表面上是“为了党的利益”而实质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而答应斯大林到法庭上去撒谎之后，就决心更加积极地，以一个优秀运动员的拼劲去履行自己的“义务”。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要出风头，这本是他的典型作风，现在，他又想到法庭上去独占鳌头了。甚至连扮演一个可悲的波告人，一个被指控的杀人犯和间谍，也被他视为一种出人头地的机会，一种同其他被告人，甚至同检察长展开精神竞争的机会。 在法庭上，拉狄克的表演是那么精彩，演技是那么完美，以致许多不明真象的人都相信了他的鬼话。其他被告人在向法庭交待罪行时，一个个有气无力，惨兮兮的，活象在念诵一篇早被遗忘的古代史讲稿一样。而拉狄克简直把戏演活了。他力图把真正的激情注入自己所讲的一切之中，似乎他讲的完全是事实，而且刚刚才发生不久。 作为一个天才演员和出类拔萃的心理学家，他在开始陈述时，避口不谈那些据说是与其他被告人一块密谋过的罪行，也不讲所谓托洛茨基给他的密信的内容。真的，他确实没谈这些，而是首先向法庭罗列出一大堆使他困惑的疑问，令他揪心的痛苦。他说，这些疑问和痛苦，早在“党内斗争学说”将他一步步引向不能自拔的犯罪泥坑之时，他就感觉到了。 当着整个法庭里的听众，他声嘶力竭地表号，毫不留情地痛骂自己。他现在总算明白了：他所干的一切，完全是丧失了理智……他所使用的手段，根本不能使他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早就意识到，即使他和他的同伙帮助希特勒取得了胜利，希特勒也绝不会让他们上台．只会把他们象“被挤干的柠檬”一样扔掉…… 拉狄克向法官们诉说，国家在斯大林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给了他拉狄克很大的影响，使他认识到自己在托洛茨基怂恿下犯了滔天大罪。他愤怒地高喊： “难道为了托洛茨基那双漂亮的眼睛，国家就应该回到资本主义去吗？这简直是无稽之谈！” 拉狄克还谴责说，正是托洛茨基的罪恶指令，把他和其他的阴谋集团头头推上了绝路。他们这些曾忠心耿耿地为革命工作过几十年的老布尔什维克，现在怎么突然成了反苏地下组织的阴谋家呢？如何去向反对派的成员们解释，说他们现在应该为法西斯德国战胜苏联人民而奋斗呢？啊，这完全是丧失了理智。执行托洛茨基的指令，其结果只能激怒组织的一般成员，促使他们向内务部揭发整个阴谋…… “我觉得自己好象置身于一家疯入院中！”拉狄克说。 “那您采取过什么解脱措施吗？”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插进来问道。 “唯一的出路应该是去找党中央，坦白罪行，交待出全部参与者。可我没这样做。我没去找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但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却找到了我。” “这一坦白很有说服力！”维辛斯基回应道。 “这一坦白也很痛苦，”拉狄克明确地说。 为了保命，拉狄克不仅完成了，而且超额完成了斯大林的指令。可是维辛斯基对此还不满足。他认为，检察长的任务，就是要在法庭上向已经被打倒在地并叩头求饶的被告人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致命打击。维辛斯基巧妙地提醒拉狄克：可别忘了，你曾经拒绝主动地交待罪行和供出同伙，而且，被捕后三个多月一直否认自己参加过阴谋集团。 “试问，难道您的这些抗拒行为能让我们把您刚才说的那些‘疑问’和‘痛苦’当真吗？” 维辛斯基的这一挑衅激怒了拉秋克，他立即反唇相讥： “是的，如果您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您所得知的阴谋行动计划和托洛茨基的密令都是出自我一个人之口，那您当然可以不把我的那些话当真……” 在这里，拉狄克故意放出个危险的信号，用“出自我一个人之口”这句话威胁维李斯基：无论是内务部还是您这个国家公诉人，除了我的口供，就再无任何可以指控我拉狄克和其他被告人的证据了！ 拉狄克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所谓“托洛茨基的指令”的著作权，非他莫属。要知道，在所有的被告人中，只有他一个人推翻了审讯员克德罗夫为他预备的“口供”，并亲笔在纸上“创作”出有关“指令”的新说法，当然，这是在同斯大林单独谈话之后。拉狄克的这一突然发怒和有关自己为全案立下的特殊功劳的暗示，搞得法庭和检察长万分恐慌，手足无措。为了避免更多的麻烦，审判长马尔利赫赶紧宣布休庭。 拉狄克向斯大林卑躬屈膝，在法庭上又竭力帮助检察长，从而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似乎他已完全堕落成不知廉耻的小人，根本不在乎外界将他说成怎样。然而，如果仔细分析一下拉秋克在法庭上的讲话，就不难发现，在他这种疯狂的自我揭发后面，却隐藏着一个相反的目的：让全世界意识到，起诉是毫无根据的，法庭缺乏任何可以证明被告有罪的真实证据。 直到这场审判闹据终结，它的导演们似乎也没察觉出狡猾的拉狄克的真实意图。他一直在用自我诽谤和对托洛茨基的激烈攻评迎合和麻痹检察长和法官，不让他们发现他那掩饰得很巧妙的，然而却是危险的，足以推翻整个指控的“夹带”。 直到作最后陈述时，拉狄克才终于轻撩帷幕，暴露了一点自己的鬼把戏。在陈述开始时，他仍然毫不含糊地认罪不讳： “一个具有理智的成年人犯了叛国罪，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他开脱的。我曾试图寻找减轻情节为自己开脱，结果徒劳无益。一个投身工人运动三十五年的人，既然承认自己背叛了祖国，就不可能再用什么方法来为自己的罪行辩解了。我甚至不能说，是托洛茨基把我拖下了水，这不是什么理由，要知道，当我认识托洛茨基的时候，我已经是成年人了，已经具有完全定了型的信念。” 就这样，拉狄克按把答应过侦讯人员的供词献了上去，从而麻痹了检察长的警惕性。他玩弄了一种战术，为自己赢得了机会，使自己有可能大声讲出一些完全出乎审判组织者意料之外的东西。拉狄克接着就向法庭宣布，尽管他同意检察长指控的主要罪名，但对维辛斯基把被告们都说成是货真价实的匪徒这一意图，他还是要表示抗议。 “检察长说，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些人纯系匪徒和间谍，我对此提出抗议！现有两个人提供的证据，一是我本人的交待，我承认自己收到过托洛茨基的指令和信件（遗憾的是我把它们都烧了）；二是皮达科夫的．他承认自己同托洛茨基谈过话。其他被告人的供认全是根据我们两人的口供作出的。既然同您打交道的全是货真价实的匪徒和间谍，那么访问，您凭什么确信我们说的都是真话呢？” 拉狄克的这席话，无异于给了斯大林一记响亮的耳光。 但是，尽管有过这样一些短促而有力的攻击，拉狄克毕竟还是为斯大林策划这一审判闹剧立下了难以估价的汗马功劳。总的来看，他还是圆满地完成了斯大林交给他的任务。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凌晨，拉狄克同自己的同志们一道，从被告席上站起来听候判决。在乌尔利赫宣读判决书时，所有被告人全部专注得连呼吸都停止了。在念完判决书上的定罪部份后， 乌尔利赫开始依次宣布对每个被告人判处的刑罚：“……死刑，”“……死刑”。当念到拉狄克时，他宣布“……剥夺自由十年。” 拉狄克顿时眉开眼笑。宣判完毕之后，他转身向其他被告人耸了耸肩，负疚地笑了笑，似乎为自己的成功有点不好意思。他向听众们送去的，也是这种负疚的笑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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