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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外国批评家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质疑：在第一二次莫斯科审判中多次提到的那十来个组织严密的恐怖集团，为什么都只实施了同一种恐怖行为——暗杀基洛夫呢？对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斯大林终于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作出了回答。 斯大林心里明白，这个问题击中了他的要害。仅一次谋杀就引起了一连串规模庞大的审判活动，这确实太缺乏说服力了。既然不可能再回避这个问题，他斯大林就只得接受挑战，作出回答。可是怎么回答呢？就用他强塞进第三次审判的被告人嘴里的新编神话来回答。 要对挑战作出应有的回答，斯大林首先就必须指名道姓地—一点出，这些阴谋家们还杀害了哪些著名领导人。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些被害人呢？要知道，近二十年来，向全民通报过的谋杀案件只有一件，即翻来覆去地谈论不休的刺杀基洛夫案。在这种状况下，就是那些仔细研究过斯大林那狡诈的大脑活动的人，也未必能想到他还会找出比基洛夫更合适的“人选”。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斯大林究竟是怎么解决这个难题的，又是怎么将这个问题诉诸法院的。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苏联有一些著名人物病逝。其中最出名的，有政治局委员古比雪夫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明仁斯基。在这一时期死去的，还有著名作家A·M·高尔基及其儿子马克西姆·佩什科夫。斯大林居然决定在这四个人的自然死亡上大作文章。诚然，高尔基不是政府成员，更没进入政治局，但斯大林正是想把他说成是恐怖活动的牺牲品，因为这将更加激起人民对被告们的愤怒。 然而，要实现这一计划，就是对大权独揽的斯大林也并非易事。最大的障碍在于，这四个人的死亡情况，苏联报刊都分别作过十分详细的报导，还公布过他们的主治医生写的鉴定材料。因此，全国人民早就知道，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多年来就一直患有心绞痛，两人都卒于心脏病的突然发作。一九三六年六月，当六十八岁的高尔基病危时，政府曾下令将他的病情每天向全国通报二次。而且，人们早就知道，高尔基从少年时代起就染上了肺结核。解剖表明，他的肺只有三分之一在正常工作。 从逻辑上讲，既然已经公布过这些情况，就不可能再把他们说成是被恐怖分布杀害的。然而，连死人都必须遵守的逻辑，斯大林却可以置之不理。要知道，他有次居然威胁克鲁普斯卡姓说，如果她不停止“批判地对待他”，那么，党就要宣布：列宁夫人不是她，而是叶列娜·斯塔索娃…… “是的，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就是斯大林对惊愕得回不过神来的克鲁普斯卡妮的解释。 这绝不是开玩笑。党，也就是他斯大林，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篡改并用虚构去代替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以干掉见证人，并在证人席上安个假证人。更重要的是，他有一套捏造事实的鬼本领，并能毫不迟疑地诉诸武力。斯大林确实具有这些本事，所以能扫清一切障碍。 不错，政府在几年前确实宣布过，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是自然死亡。但这有什么关系？只要表现出足够的创造性，就可以推翻过去那些公告。也能够证明这些人全死于谋杀。那么，还有什么人曾妨碍这样干呢？是那些为死者治过病的医生吗？难道他们敢对抗斯大林和内务部？况且，为什么不能制造一个新的神话：正是这几位医生，根据托派阴谋集团头子的密令，谋杀了这几位大名鼎鼎的患者呢？ 这就是斯大林设下的好计。 给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治病的，分别是三位当时的名医；六十六岁的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克里姆林宫卫生院的高级顾问列文、名扬莫斯科的卡扎科夫医生。 斯大林和叶若夫决定，将这三个人全部交给内务部，让侦讯人员迫使他们承认：他们是应阴谋集团头子的要求，故意采取了错误的，足以导致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死亡的治疗方案。 叶若夫考虑到，这三位名医都不是共产党员，也就是说，他们还没学会把遵守党纪与撒谎骗人辩证地统一起来。他们还坚持着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在他们眼里，“别杀人也别作伪证”的金科玉律，比政治局的任务指示都贵重得多。总之，既然他们确实没杀害过自己的患者，他们就一定会拒绝到法庭上去承认这一罪行。 出于这一顾忌，叶若夫决定先摧毁一个医生的抵抗，然后再利用他的交待去逼迫其他两位就范。 他把突破口选到了普列特尼奥夫教授身上。教授是全苏联最有名的心脏病学专家，国内有不少医院和医疗机构用他的名字命名。为了在所谓侦查工作开始之前就把教授搞得灰溜溜的，叶若夫想出了一条毒计。内务部有一批专门用来勾引外国外交人员上当的色情间谍。叶若夫命令其中一名年轻漂亮的女人以患者的身份去找老教授看病。这女人找过教授一两次后，就无中生有地跑到检察院去告恶状，说三年前，普列特尼奥夫在家里给她看病时，兽性大发，将她按倒在地，用嘴去吮她的奶头。 普列特尼奥夫根本想不到这位女患者与内务部有关，他百思不得其解：是什么原因使得她用如此卑劣的手段来败坏他的名誉呢？在对质时，教授试图让女方对这种下流行为作出哪怕一句话的解释，可她只是一口咬定自己的指控。普列特尼奥夫无法，只好写信给那些找他看过病的党政要员，以及那些颇有影响的，他曾救过其子女性命的高干夫人，请求他们出面，帮助查明真相。可是，没有任何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而内务部的人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老教授这些惊慌的举动，活象欣赏一只供他们实验用的家兔在作垂死挣扎。 案件移交到法院，内务部却派了名老手去充当该案的审判长。在法庭上，普列特尼奥夫坚持自己无罪，并引证了自己长达四十多年的无可指摘的医务活动和取得的科学成就。但法庭对这些不感兴趣，坚持认定他有罪，并判处他以长期监禁。过去，苏联报刊从不报导“桃色案件”的详细情节，这一次却为“淫棍普列特尼奥夫”破了例。而且，在一九三七年六月里，报纸上几乎天天都要刊登来自各地医务部门的严正声明，除了表示要同“苏联医学界败类”普列特尼奥夫划清界限外，还要把这位教授臭骂一顿。许多声明上还有教授的好友和学生的签名，这可正是神通广大的内务部所求之不得的。 普列特尼奥夫绝望了，垮了。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在遭到毒打和侮辱之后。他被转到了内务部侦讯人员手中，等着他的，自然是更悲惨的结局。 除了普列特尼奥夫，另外两位名医——列文和卡扎科夫，也被投入了监狱。前面提过，对文是克里姆林宫卫生院的高级顾问，专门负责为政治局委员和政府成员治病。审判闹剧的导演们的意图，是将他打成亚果达搞“医学谋杀”的主要帮凶，而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和卡扎科夫，则应该是列文的同谋。 列文博士已逾古稀之年，膝下儿孙满堂。这点正中叶若夫的下怀，因为可以把其子孙作为人质。事实也的确如此，由于担心子孙的命运，列文决定承认当权者欲加给他的一切罪名。在遭到这一不幸之前，列文作为克里姆林宫“御医”所享有的特权，一直令其同事羡慕不已。他曾给各位政治局委员及其家人看过病，也曾给斯大林及其唯一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解过疾。而现在，当他成了内务部的阶下囚时，竟没有任何人出手相救。卡扎科夫的患者中，有权有势的大有人在，可是他的处境也同样毫无指望。 据斯大林和叶若夫两人合编的神话说，亚果达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秘密召见这三名医生，然后又一个一个地胁迫他们用错误的治疗方案将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推进坟墓。而这三位名医似乎出于对亚果达的畏惧，只好—一照办。 这一神话是何等荒谬绝伦，只需一个问题就可将其彻底推翻：这些名扬四海的医学权威，怎么会因害怕亚果达而去杀人呢？他们只需把亚果达的这些恶毒念头向自己那些身居高位的患者满咕一声，后者马上就会向斯大林和政府报告。再说，这些医生不仅可以等待患者前来就医，而且可以直接去向政治局检举亚果达的阴谋。例如，普列特尼奥夫就可以去找常来求医的莫洛托夫，而列文，既然上班都在克里姆林宫里，完全可以去找斯大标本人。 在法庭上，公诉人维辛斯基本来十分作难，因为他拿不出任何可以证明这三位医生有罪的证据，而医生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全部指控，可是他们却拼命支持维辛斯基，一个劲儿地承认自己有罪，说自己确实满足了阴谋集团头头们的要求，用某些药物加速了几位德高望重患者的死亡。显然，他们不会作出别的交待，因为他们得到过许诺： 要想保住性命， 就不得否认自己有罪，相反，必须彻底认罪和“真诚悔过”。 就这样，三位医学界的名流，以前从不过问政治的非党群众，被当作了牺牲品，用来修补那漏洞百出的说法，用来向全世界证明：被反党分子暗杀的，并不只基洛夫一人。 在这场虚构的闹剧中，有关谋杀高尔基的一幕，最能体现斯大林这个伪造家的天才。 斯大林特别重视如何把高尔基说成是托一季阴谋集团的暗杀对象，这不仅是为了激起人民对反对派领袖的仇恨，更是为了提高他斯大林的个人威望，他要让人们知道，“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高尔基是他斯大林的好朋友，所以才成了那些被莫斯科审判处以死刑的被告人的不共戴天之敌。 此外，斯大林不仅要把高尔基塑造成他的最亲密的朋友，而且还力图把这位名作家说成是他斯大林政治路线的坚强卫士。这一动机，可以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从全部被告人的“供述”里听出来。例如，列文在解释阴谋家们为什么要谋杀高尔基时，引用了亚果达的这样一段话：“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同党的最高领导心心相映，热烈拥护国家现行政策，无比忠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本人。”对这一说法，维辛斯基在起诉演说中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他（指高尔基）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把自己的整个生命与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斯大林联系在一起，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成为他们最亲密最要好的朋友。” 维辛斯基以为，这样就可以用友谊和相互忠诚的纽带把斯大林和列宁、高尔基紧紧地联在一起。可惜，这一纽带并不牢靠，列宁的“遗嘱”就是明证，在那里面，列宁首先就建议免除斯大林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对此，还可以看看列宁那封宣布要与斯大林断绝一切关系的私人信件。因此，企图把斯大林说成是列宁的亲密朋友，不仅是欺世盗名，更是恬不知耻。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斯大林与高尔基之间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友谊”。在法庭上，公诉人、辩护人、以及被告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种“亲密无间的友谊”。这可不是什么偶然现象，而是由于斯大林正迫切需要给人们造成这种假象。经过第一二次莫斯科审判，斯大林那本身就不太高的威望一落千丈。人民终于看清了斯大林的真面目——一个残忍无情的，全身沾满国家栋梁之材的鲜血的刽子手。斯大林本人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急于利用高尔基的崇高的道德威望来为自己涂脂抹粉一似乎后者与他同心同德，并热烈拥护他的路线。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高尔基就因一贯坚持为受压迫者和反抗沙皇独裁的志士讲话而享有盛誉。革命胜利之初，尽管他与列宁情同手足，私交很深，他仍然敢于抨击列宁， 在自己主办的《新生活报》 上抗议红色恐怖，大声为那些遭受迫害的“旧式人物”辩护。 高尔基在世时，斯大林就一直拉拢他，企图让他成为自己的政治盟友。所有了解高尔基的坚强意志的人，都能想象到这一企图是何等徒劳无望。但斯大林不认为这样，因他从不相信人会有坚强的意志。他常指导海外内务部工作人员，要他们在侦讯工作中立足于这样一个出发点：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不可收买之人，只是每个人的卖价不同而已。 正是基于这种“哲学”，斯大林一直在讨好高尔基。 一九二八年，党中央委员会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欢迎高尔基回国的运动。这场运动组织得相当艺术。先是由苏联作家协会，接着发动各种团体给旅居意大利的高尔基写信，请他回国帮助提高苏联人民的文化水平。连少先队员和中小学生也被动员起来。孩子们在邀请信中问自己无比热爱的作家：您为什么要住在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而不返回苏联，回到衷心爱戴您的俄罗斯人民中来？ 好象是迫于群众自发的强烈要求，苏联政府也给高尔基去了信，热情洋溢地请他回国定居。政府甚至还答应，只要高尔基愿意，每年都可以去意大利过冬，一切开销都由国家负责。看来，苏联政府确实十分关心高尔基的利益。 在如此热情的召唤下，高尔基回到了祖国。从他一踏上苏联的国立起，斯大林便开始实施其讨好和拉拢的计划。在莫斯科市内，为高尔基拨了一幢花园洋房，在莫斯科郊外和克里米亚，为他建了两幢豪华别墅。高尔基及其一家的全部生活必需品，都象对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一样，由内务部的专门机关负责保障。为了方便高尔基前往克里米亚和出国，还在铁路上准备了一节经过专门改装的车厢。按照斯大林吩咐，亚果达必须迅速了解并满足高尔基的任何愿望。高尔基的别墅周围，栽满他所喜爱的，专门从国外引进的草木花卉。他吸的香烟，是特地从埃及订购的高级烟。他可以得到任何一本书籍，而不论该书出自哪个国家。高尔基生来就是个谦逊节俭之人，他多次拒绝享用这些特权和奢侈品，可听到的回答却是：全国只有一个马克西姆·高尔基。 政府也实现了自己关于让高尔基会意大利过秋天和冬天的许诺。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他每年都去了那里，随行的还有两名苏联医生，负责在途中对他进行护理。 斯大林不仅关心高尔基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委托亚果达负责对高尔基进行“思想改造”，力图让这位名作家相信：斯大林在建设真正的共产主义，在力所能及地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 从高尔基回国的第一天起，亚果达就在莫斯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阻挠作家同群众的自由接触。当然，作家还是可以会见各工厂或模范国营农场的职工代表，并通过他们考察人民的生活状况，但这些会见都是内务部精心安排的。高尔基每到一个工厂，都会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同他谈话的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宣传骨干，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赞颂“苏联工人的幸福生活”，列举劳动群众在教育和文化方面的伟大成就，而党委领导们则不失时机地带头高呼：“工人阶级的好朋友高尔基和斯大林万岁！” 亚果达总是把高尔基的活动日程安排得满满的，不给他留下一点独立观察和思考的时间。高尔基常被带去参观国际旅行社用来唬弄外国游客的场面。例如，莫斯科郊外的博尔舍夫和柳别尔齐，有两个由劳改释放犯组建的公社，这使高尔基特别感兴趣。那里的工人们总是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和预先拟定的发言来欢迎高尔基。而发言人在提出自己如何回到诚实的生活中来时，总要衷心感谢两个人——高尔基和斯大林。劳改释放犯的子女们，则上台高声朗诵高尔基的作品片断。这一切，今高尔基感动得热泪盈眶。而这些热泪又向伴随他的内务部人员表明：他们已圆满地完成了亚果达交下的任务。 为了更加“名正言顺”地使高尔基不得空闲，亚果达让作家去领导一个写作小组，负责编写苏维埃工业史，歌颂“苏维埃建设高潮”。高尔基还要主办《文艺学习》杂志，培养文学新兵，指导自学成才的作家。此外，高尔基还参加了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工作，而这个协会的负责人不是别人，正是亚果达的姻亲阿韦尔巴赫。总之，高尔基回到苏联后，一连数月，忙得不亦乐乎。但他只能沿着亚果达预先为他铺设的轨道，在一大群契卡人员和为内务部服务的青年作家的簇拥下转来转去，几乎完全脱离了平民百姓。高尔基周围的人都有一项任务：向作家介绍社会主义建设的惊人成就和为斯大林唱赞歌。甚至连分配给他的花工、厨师等，也承担着一项义务：拿着似乎“刚刚”收到的农村亲友的来信，向作家夸赞农民们那越来越美好的生活。 高尔基的这种处境，与一个外国公使毫无两样，唯一不同的是，外国公使有自己的秘密情报员，可以通过他们了解到这个国家在斯大林领导下各项事业的真实情况。高尔基却没有自己的情报员，所以，他只能满足于内务部派来的人所讲的一切。 亚果达知道高尔基很富有同情心，便为之准备了一项特殊活动：每年带他去视察一次监狱。在那里，一些想争取提前释放的刑事犯被挑选出来，专门向作家汇报自己犯罪的前因后果，以及获释后将如何开始新的诚实生活的打算。陪同高尔基前去的契卡人员（通常都是颇有演员天赋的谢苗·菲林），总是手拿铅笔和笔记本，征询地望着高尔基，只要作家一点头，就马上记下那犯人的姓名，然后向狱方下达释放命令。有时候，如果犯人很年轻，所说的话又使高尔基特别满意，作家就会提出请求，要给这位青年犯人在专供劳改释放犯就业的模范公社里安排一个工作。 高尔基经常请这些“特赦犯”给他写信，讲述他们是如何开始新生活的。于是，亚果达的部下又多了一项任务：保证让高尔基收到这类信件，并通过这些信件向作家展现出一幅幅安居乐业的田园诗般的生活。在高尔基面前，甚至连亚果达及其手下人也似乎成了心地善良的理想主义者。 高尔基无忧无虑地过了好几年幸福生活，直到斯大林的集体化运动带来了可怕的大饥荒和悲剧：成千上万的孤儿从农村涌进城市，沿街乞讨。尽管亚果达的人想方设法地淡化灾荒的程度，但高尔基仍然表现出极度的惊愕和不安。他开始发牢骚，并在同亚果达见面时，公开谴责了很多令人难以容忍的现象。这些现象他早就在国内发现了，只是在此之前一直缄默不语。 不是一九三0 年就是一九三一年，苏联报刊上公布了一则枪毙四十八个人的消息，这些人被指控实施了导致饥荒的犯罪行为。读罢这则消息，高尔基简直怒不可遏。他马上找到亚果达，抗议政府嫁祸于人，滥杀无辜。亚果达及其手下人广征博引，费尽口舌，高尔基仍然不相信这些人确实有罪。 这件事过了没多久，高尔基接到来自国外的邀请，请他出席国际民主作家协会召开的大会。但亚果达却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告诉高尔基，政洽局反对他前去参加大会，因为该协会部份成员曾联名向国际人权保护联盟递交了一份反苏照会，抗议苏联不久前判处了许多人死刑。政治局希望高尔基维护自己祖国的声誉，并警告污蔑诽谤者好自为之。 这件事，弄得高尔基左右为难。不错，他是向亚果达谴责甚至抗议过政府的残忍行为，但那是“家庭内部”的谈话，而现在面临的，是要不要保护苏维埃祖国的声誉，使之不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围攻的问题。经过一番思想斗争，高尔基终于致信世界民主作家协会，声明自己由于某种原因而拒绝加入该协会。他甚至还补充说，他确信被苏联枪毙的那些人是罪有应得。 当时，斯大林对高尔基可真是慷慨无比。人民委员会议专门发布命令，表彰高尔基对俄罗斯文学作出的巨大贡献。国内各企、事业争相以他的名字命名。莫斯科苏维埃还宣布将市内最主要的街道特维尔大街改名为高尔基大道。 而斯大林本人却没主动去与高尔基打交道。他一年只接见这位大作家一两次，而且都是在重大节日之时，他要等高尔基主动迈出第一步，向他“靠拢”。斯大林了解高尔基的弱点，故意装成十分关心俄罗斯文化发展的样子，建议作家出任教育人民委员。但高尔基托口自己无管理才能，谢绝了这一建议。 当亚果达及其助手们确信高尔基已完全接受了他们的影响之后，斯大林就吩咐亚果达去暗示这位名作家：他若能写上一本赞扬列宁和斯大林的书，那就太好了。众所周知，高尔基是列宁的挚友，列宁是高尔基的知己，两人私交很深。所以，斯大林想借高尔基的笔，来把他塑造成列宁的当然接班人。 为了让自己名垂青史，为了使世界驰名的俄罗斯作家来为自己歌功颂德，斯大林有点急不及待了。他决定赐给高尔基最贵重的礼物和最高荣誉称号，以此来影响作家以后著书的内容和所谓的基调。 于是，在一个不长的时期内，高尔基被戴上了全世界任何作家都得不到也不敢奢望的桂冠。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大工业城市下诺夫戈罗德更名为高尔基市，下诺夫戈罗德州也相应地改成了高尔基州。高尔基的名字还占据了莫斯科艺术剧院，尽管这座剧院得以创建和扬名世界并非由于高尔基的努力，而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涅米罗维奇一丹琴科的功劳。斯大林每进行一次这样的恩赐，克里姆林宫里都要召开一次盛大的庆祝宴会。宴席上。斯大林总要频频举杯，祝贺这位“俄罗斯大地的伟大作家”和“布尔什维克党的忠诚朋友”。这一切，似乎证明斯大林一贯向内务部工作人员灌输的那一观点（“只是每个人的卖价不同而已”）是何等英明正确。然而，岁月在飞快地流逝，高尔基却始终没写有关斯大林的书。而且，从他正在写的作品和创作计划上看，作家毫无为斯大林树碑立传之意。 有一天，我正在阿格拉诺夫的办公室里，波格列宾斯基突然闯了进来。他就是那个因创办了两个劳改释放犯就业公社而闻名全国的老契卡，他同高尔基有着特别深厚的友谊。波格列宾斯基告诉我们，他刚从郊外的高尔基别墅回来。 “有人把整个事情都弄垮啦，”他抱怨道，“无论我怎样劝高尔基，他总是一味地回避写书的事情。”阿格拉诺夫也同意他的看法，认为肯定有人“把整个事情都弄垮了”。实际上，这只能怪斯大林和内务部的头头们对高尔基太缺乏了解，估计太不足了。 高尔基并不象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天真、幼稚。文学家的犀利的目光，使他逐渐洞察了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了解俄罗斯人民，可以象看一本翻开的书一样，从人们的脸上看透他们的内心世界，找到那些使他们不安和慌乱的东西。工人们那一张张因吃不饱而削瘦蜡黄的脸庞，铁路上那一列列押送“富农”去西伯利亚的棚车（它们不时出现在高尔基那豪华的包厢的窗户外面），都使高尔基意识到：在斯大林那虚假的社会主义招牌后面，到处是饥饿、奴役和野蛮的专制。 最使高尔基痛心疾首的，还是那股越演越烈的围剿老布尔什维克的浪潮。许多被迫害的老党员，早在革命前就同高尔基结下了深情厚谊。一九三二年，他因自己素来敬重的加米涅夫被捕而感到极度的不安和不解，并把这一看法告诉了亚果达。斯大林听说后，为了打消这位名作家的疑虑，赶紧下令放人，让加米涅夫回莫斯科。据我所知，由于高尔基的干预，还有几个老布尔什维克也免去了被继续监禁或流放之苦。但作家却并没因此而感到欣慰，他知道，还有许多老党员，过去他受沙皇的折磨，现在又遭到斯大林的迫害，对此，他实在不能容忍。他经常找到亚果达、叶努启则或其他有权有势的人物，发泄自己的指责，表示自己对斯大林越来越感到失望和不满。 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间，有大批反对派成员被捕，而官方对此却一字不提。有一天，高尔基外出散步，碰见一位陌生妇女，经过交谈后得知，这妇女的丈夫，是他革命前就认识的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妇女请求高尔基帮帮忙，因为她和患有骨结核的女儿正受到被驱逐出莫斯科的威胁。高尔基追问起驱逐的原因，才知道她丈夫早就被判了五年刑，现已在集中营里服刑满两年。 高尔基立即行动起来。他先给亚果达打电话，后者回答说，没有中央指令，内务部无权放人。高尔基又找到叶努启则，后者便去请示斯大林。这一次，斯大林却不愿再“开恩”了：他早就因高尔基三番四次地替反对派成员求情而憋了一肚子气。他只同意不再驱逐那位妇女及其女儿，坚决拒绝有关提前释放其丈夫的请求。 高尔基与斯大林之间，关系日趋紧张，到一九三四年初，大概连斯大林本人都已意识到，他朝思暮想的书是不可能问世了。 于是，内务部加紧了对高尔基的封锁，只允许少数几个经过严格筛选的人接近作家。高尔基如果提出想会见某个为“机关”所不欢迎的人，那么，这个人立即就会被打发出莫斯科。一九三四年夏末，高尔基象往年一样，申请出国去意大利过冬，却被政府拒绝了。遵照斯大林的指令，医生们向高尔基解释说，根据他的健康状况，最好的过冬地点现在已不是意大利，至是国内的克里米亚。至于高尔基本人的意见，现在已无须尊重：他这个苏联最大的作家是属于国家的，因此，只有斯大林才有权决定一切有关其利弊之事。 俗话说，“羊虽长疥，得络毛也行”，得不到一本书，弄篇文章也好……于是，亚果达奉斯大林之命，向高尔基转达了一个请求：十月革命即到，请高尔基为《真理报》写篇有关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内务部头头们深信，这一次，作家总不可能再拒绝中央的“订货”了。然而，结果却使亚果达大失所望：高尔基再次表现出了大大超出他们预料的原则性。 在这以后，据我所知，斯大林为了利用高尔基的威望来为自己脸上贴金，又做了一次，大概也是最后一次努力。事情发生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诬陷策划了对基洛夫的谋杀，并被逮捕之后不久。亚果达向高尔基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要高尔基为《真理报》撰文谴责个人恐怖。斯大林认为，在人民眼里，高尔基的这篇文章将成为作家反对“季诺维也夫分子”的宣言。高尔基当然明白问题的实质。他拒绝执行亚果达传达的这一指示，并说：“我不仅要谴责个人恐怖，更要谴责国家恐怖！” 后来，高尔基再一次，而且是以书面形式正式提出申请，要求政府发给他出国护照，让他去意大利。不言而喻，他的这一请求再次遭到拒绝。如果让他去了意大利，他很可能真的要写本什么书，但决不会是斯大林所企望的书。就这样，这位驰名世界文坛的作家成了斯大林的俘虏，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逝世为止。 高尔基去世后，内务部人员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了几本珍藏的笔记。读完之后，亚果达气得破口大骂，最后又嘟哝了一句：“狼毕竟是狼，喂得再好也总想往森林里跑！” 高尔基的这些笔记，至今也没公布于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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