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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雷克塞尔·斯普雷彻上尉让人把戈林带出审讯赫斯的五十五号房间。阿门上校仍然待在那里，同二名助手闲聊。阿门粗野地问斯普雷彻，你想要干什么？斯普雷彻说他来参加莱博士的审讯。杰克逊法官任命他起诉前纳粹工会主席。身材矮小、好斗的阿门满脸歹意地仰视着六英尺三英寸高的斯普雷彻。阿门说，正因为如此，所以斯普雷彻跟这儿没有关系。斯普雷彻是斯托里行动计划的成员，不是阿门的审讯处的成员。 斯普雷彻是一个和蔼可亲、精力充沛的年轻军官，他是战略情报局的老资格成员。他把一件起诉案子的要点浓缩在一页纸上的能力给杰克逊留下深刻的印象，杰克逊把他的记录分发给其他律师作为范本。斯普雷彻很清楚阿门现在好战的根源。首先，阿门估计，由于他的人负责审讯，他们会在法庭上充当检察官，而斯托里的人只不过提供文件材料的证据而已。但是，由于杰克逊越来越倾向于依靠文件材料进行审讯，斯托里因而受到杰克逊的重用。杰克逊法官最近已经任命他负责管理即将走上法庭的检察官。阿门的人的地位大大下降，仅仅负责向犯人们出示文件材料，让他们确认某个记录是真实的，某个事实是正确的，凯特尔的、约德尔的或给克尔的签名是真的等等。阿门已经被迫充满敌意地对付他的竞争对手，而斯普雷彻则是他的竞争对手中的一员。 直到现在，他们的身分仍然模糊不清。从法律上讲，他们是战俘。就军人来说，这一身分还说得过去。但是，对于一个银行家的丰克来说行得通吗？或者当了几天德国总理的弗兰兹·冯·巴本，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这样的反犹刊物的出版者，这个身分说得通吗？1945年10月19日，他们的身分都会一清二楚的。 这种变化是通过艾雷·尼夫少校，一个二十九岁，极为认真地试图克服一脸孩子气的英国人实现的。他在英国已经家喻户晓。1940年，他在法国被捕后逃了出去，再次被捕后，他受到盖世太保的肆意虐待。后来，他领导了最为壮观的越狱战斗，冲出了被认为是逃不出去的科尔梯兹城堡，1942年，他从科尔梯兹城堡返回英国。 尼夫是一名职业律师，他已被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杰弗里·劳伦斯爵士选为纽伦堡法官助理。当他在餐厅得到立即到美国法官弗朗西斯·比德尔那里报到的消息时，他刚刚在纽伦堡大饭店的一间客房中安顿下来。他发现比德尔正和一位身材魁梧而又面善的男人共进午餐，他是美国候补法官，审判员约翰·J·帕克，他用热情的北卡罗来纳口音向尼夫问好。比德尔冒失地问：“尼夫少校吗？你看起来相当年轻。”比德尔的声音里带着一股贵族式的鼻音，尼夫在美国人中很少听到过。比德尔身穿一件棕色的西服和一件蓝色的衬衫，系着一副佩兹利花呢蝴蝶结领结。他浮华的穿着与他有教养的举止形成鲜明的对照。比德尔通知尼夫，第二天他要把起诉书送到犯人手里，并且要帮他们找辩护律师。 星期五早晨，包括尼夫、安德勒斯、凯利医生、一位译员，以及两名美军士兵组成的一行人带着笨重的起诉书副本走进牢房区。安德勒斯让凯利医生同往，以观察看守送来的东西是否可能会引起犯人们情绪激动。牢房区的大门楼钻地在他们身后关上了，尼夫的心灵深处颤栗了一下。那天早晨，尼夫穿上他最好的制服，系着一条武装带，武装带上的铜扣擦得锃亮。他已经记熟了一小段讲话：“我是尼夫少校，国际军事法庭任命的官员，我奉命向你们送交控告你们的起诉书，我到这里来同时也是为了通知你们，你们有权清辩护律师。” 尼夫在他们咋喀咋嘻地走下门廊时向安德勒斯上校吐露：“我一定不能把事情搞糟了。”他们在第一间单人牢房前停下，尼夫打起精神同赫尔曼·戈林见面。 戈林在公众中快乐的、为德国大众所喜爱的胖子形象，使尼夫把戈林想象为一个丑陋、邪恶的小丑。然而，他却发现戈林长着一双雪貂般灵活的眼睛，他的身体就他的短小骨架来说显得过于沉重，但是，比起五个月前抓到的脑满肠肥的酒色之徒来，戈林显得轻多了。尼夫隐约地意识到戈林身上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女人气和在男人面前的奸诈，不是同性恋，但是，他更像古罗马的一位骄奢淫逸的权贵。戈林开始告诉尼夫，他的父亲曾是德意志帝国总理掉斯麦任命的驻西南非洲的地方长官，好像在尼夫看来，应该说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对戈林的这一策略的反应，是死一般的沉默，他突然看起来泄气了。戈林耸了耸肩，开始凝视起诉书。 尼夫向戈林解释他有请一名律师的权利。戈林说：“我跟律师毫无关系。”他多年来一直把自己当成法律。他向尼夫发号施令：“你为我找一个律师吧。”他们准备离开时，凯利医生提出戈林应该在起诉书上写下他的看法。他递给戈林一支钢笔，戈林用粗大的字体迅捷地写道：“胜利者永远是法官，战败者永远是被告。” 他们来到下一间牢房。安德勒斯说：“这个家伙在我们这里待了一个多星期了，他是一个魔术师，你会明白的。”他们走进牢房时，鲁道夫·赫斯全身痉挛，看起来像个机器人。当尼夫递给赫斯起诉书时，他惊异地看到赫斯憔悴的脸和蜘蛛般细长的手腕。赫斯把起诉书扔在桌上。他的眼睛滚动着，他开始呻吟并倒在床上，一把抓住他的胃部。安德勒斯不耐烦地说：“痉挛，这是新花样。”尼夫念了事先准备好的讲词后就离开了。凯利递给呻吟着的赫斯一支钢笔，让他在起诉书上写几句话。赫斯写出的字迹令人吃惊的整洁：“我记不起来。” 他们继续沿着门廊走到纽伦堡法的起草者威廉·弗里克的牢房前，他穿着不合身的方格夹克，他给尼夫的印象是一个穿着破戏装的上了年纪的演员。凯利评价道：“他是这个地方最平淡无味的人。”然后，他们来到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的牢房，他两手插在身后，傲慢地看着尼夫和他的一伙人。施特赖歇尔看完尼夫给他提供的律师名单后说：“犹太人，他们都是犹太人的名字，而且我知道法官们也是犹太人。” 尼夫打起精神，来到二十五号牢房。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残暴的身影赫然耸现在牢房门口。尼夫一直感到惊讶，到底是什么样的冲动，驱使像卡尔登勃鲁纳这样的一群行政官员制造出灭绝工厂来。他从波兰托伦的一个监禁地第一次逃脱后，一名态度冷淡、面目清秀、长着亚麻色头发和蓝眼睛的年轻盖世太保官员审问了他。他们对尼夫严刑拷打，丝毫不把他当作一个同类的人看待。后来，这个年轻官员缓和了语气，他给了尼夫一根香烟。尼夫壮着胆子问：“请告诉我，你干这一行之前做什么。”这个年轻人似乎陷入了沉思。他说：“我在大学里读哲学博士学位。”接着，他好像突然显得很尴尬，他冲一名卫兵大吼一声，让他带走尼夫。 尼夫厌恶地离开卡尔登勃鲁纳的牢房。那个巨人猛然倒在他的帆布床上，极度沮丧地啜泣道：“我要我的家！” 矮胖的瓦尔特·丰克在读到起诉书后也哭叫了起来。安德勒斯说：“拿出男子汉的样子来，听少校说。”希特勒青年团主席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投向尼夫的半阴半阳的“跳舞茶会上的眼神”，是那种使小男孩心烦意乱的眼神。里宾特洛甫的邋遢的牢房实际上已经发臭了。听尼夫把话讲完后，这位一度当过外交部长的人就交给尼夫一张用潦草字迹写成的英国贵族的名单。他说：“他们可以为我的和平意愿提供证据。”纳粹劳工阵线主席莱博士尖叫道：“你们为什么不干脆把我们排成一行站在墙前枪毙我们呢？” 尼夫觉得很难踉塞斯一英夸特讲什么客气。尼夫在荷兰瓦耳河畔度过了战争的最后几个月。每天晚上，荷兰的反抗军战士渡过瓦耳河，运走大批饿死的荷兰人，而塞斯一英夸特仍然在荷兰的部分地区施虐。 邓尼茨、凯特尔和约德尔这些军人的举止就显得很能忍受。邓尼茨元帅说，他需要一位叫奥托·克兰兹比勒的德国海军律师为他辩护。如果不行，他就让一名美国或英国潜舰的舰长当他的辩护律师。他们会知道他曾为一场体面的战争而战。尼夫注意到，凯特尔陆军元帅穿着一双地毯拖鞋。尼夫回忆起他再次被捕后，在普洛兹克盖世太保监狱，赤脚站在冰冷的地板上长达数小时，直到他的双足麻木为止。尼夫履行士兵的职责，设法逃跑。像凯特尔这样类似的军官肯定理解那种职责。然而，看起来是十足军人的凯特尔却签署命令，枪毙了那些勇敢的、同尼夫的所为一样的英国战俘。凯特尔还多次下令，处决了数千名俄国战俘，他还大规模射杀作为人质的无辜平民。在尼夫的眼里，凯特尔污辱了他的职业。 十三号牢房对尼夫又是一个强烈的精神刺激。他曾被关押在汉斯·弗兰克统治下的波兰的纳粹监狱里。今天，弗兰克的左手戴着一只羊毛手套，以掩饰他试图割腕自杀留下的伤疤。尼夫能够看见他喉咙上粉红色的新鲜伤口，这是弗兰克第二次试图自杀留下的刀痕。弗兰克开始气喘吁吁地说道：“我好像是两个人，”他开始解释，“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弗兰克，一个是纳粹领导人弗兰克。我不明白后一个弗兰克怎么能做那些事呢。前一个弗兰克看着后一个弗兰克说道，“汉斯，你是一个多么卑鄙的人。”安德勒斯告诉弗兰克，把他的心里话留着向凯利医生说去，现在听尼夫少校讲话。 随着午后的阳光渐渐消失，监狱里变成单调的灰色。尼夫觉得累极了。他还有一间牢房要去，即在最里面的角落，关押着阿尔贝特·斯佩尔的十一号牢房。斯佩尔最近刚刚来到纽伦堡，他痛苦地发现弗里兹·绍克尔在九号牢房。对于绍克尔这个征募劳工的魔头来说，斯佩尔构成了最大的危险。对于被盟国称为奴役劳工的计划，他们两人谁的责任更大呢？是负责征募劳工的绍克尔，还是使用劳工的斯佩尔？斯佩尔必须谨慎行事。如果他试图把全部罪名栽在绍克尔头上，那么，他就会被当做在幕后操纵的策划人。如果他承担一切罪名，那么，遭殃的就是他，而不是绍克尔。早些时候，弗里兹·绍克尔给尼夫留下的印象糟透了。身材矮小的绍克尔留着希特勒式的辍须，站在他的牢房里，汗水从他的光头上流下来，他哀诉道：“我木知道任何有关反人类罪的事。谁为我辩护？这些律师我一个也不认识。”他的嘴颤抖着，泪水从他的面颊流淌下来。 斯佩尔则相反，他显得很镇定，不失尊严，他以一种有教养的声音，用流利的英语讲话。他看过起诉书后才开始讲话。他求生的第一步策略是，话必须说得恰如其分。他说：“这样的审判是必需的，即使在一个独裁国家里，这样的罪行也是要共同负责的。”凯利医生有礼貌地问斯佩尔是否愿意把那番观点写在他的起诉书上。 他们再也不是一群情况各不相同的俘虏了，他们现在都是被控有罪的被告，尼夫通知他们，对他们的审判计划在11月20日开始。他们还将受到审讯，但是现在不再要求他们回答问题。令尼夫吃惊的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多么急于不断地表白自己。 凯利少校发送完起诉书后，就径直从C牢房区安德勒斯上校那里，沿着门厅回到他的办公室。作为一个监狱的精神病医生而不会说德语，他觉得懊丧。他相信用不着等到第二天，他就可以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凯利几乎没有察觉坐在一个角落里等他的军官，他正在翻阅精神病医生的一本专业杂志。他任重地站起来，自我介绍他是古斯塔夫·吉尔伯特上尉。 吉尔伯特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这是他从地移民奥地利的双亲那里学来的。虽然吉尔伯特是一个心理学家，但是在战争后期，他却在情报部门里审讯战俘。欧洲的战事结束后，他被安置在一个私人家庭里，同普通的德国人谈论战争。他很快就对他们带泪的、文过饰非的说法厌倦了。他们中从来没有人想打仗。他们不赞成迫害犹太人。他们一再唠叨的那句像诗一样押韵的话给吉尔伯特留下不能忘怀的记忆：“我们被驱使而误入歧途。” 吉尔伯特听说在纽伦堡需要一个懂得心理学的翻译，于是抓住时机调换了工作。但是他对目前这个位置并不十分满意。他当口头翻译是大材小用。而且，吉尔伯特注意到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就像他后来写的那样，纽伦堡提供了一个接触“历史上控制得最好的社会病理学实验的机会”。是什么使文明人加入到纳粹运动，并做他们所做的那些事？如果他能够走进这些牢房，就能找到答案。如果只有做四译一条路，那就这样吧。 凯利虽然觉得吉尔伯特的严肃有点多余，但是他毕竟是个能为他当翻译，何况还是一个像他一样搞心理学的人。他邀请吉尔伯特跟他一起沿着门厅来到指挥官办公室。他说，在他任用吉尔伯特之前，他需要得到伯顿·安德勒斯上校的同意。 凯特尔和约德尔共事了很长时间，前者传递希特勒的命令，后者起草行动计划，他俩配合得非常默契。今天早上，当他们在操场上走动时，约德尔觉察到陆军元帅的脚步有些沉重。凯特尔在昨天已经受到审讯，约德尔低声问凯特尔，他被问到什么问题。凯特尔沮丧地说：“突击队命令。”约德尔点了点头。那就糟了。 阿门上校盘问他关于“突击队命令”的问题时，凯特尔想，他的解释必须让任何一个军人满意。他要让上校明确地理解，一个军官的职责是服从命令。阿门被凯特尔的回答弄得措手不及。在“伦敦宪章”中，服从命令不是一项可以接受的辩护理由。凯特尔对阿门一个又一个地驳回他的回答感到惊讶，他怎样才能让这些人懂得希特勒的意志力呢？1942年8月的那天早上是个典型事例。他们在东普鲁士的一片松树林的元首指挥部“狼穴”里，这里地靠俄国前线。他们讨论的议程是一支加拿大突击队最近在被纳粹占领的法国城市第厄普海岸实施的袭击。希特勒大发雷霆，他指斥这些突击队员不是军人。希特勒有证据，这些突击队员是从犯人当中征募来的。他扔给凯特尔一份报告。希特勒指出，看看这些强盗的所作所为。报告描述了德国犯人被绑在“死亡吊索”上，套索的一端系在脖子上，另一端系在身后的双腿上，犯人们只要一活动，就会绞死自己。德国人还在一个突击队员那里发现一本英国《非常规战争手册》。希特勒念道：“不给敌人任何机会，现在不是堂堂正正地按规矩行动的日子了，眼下，每一名士兵必须是一个潜在的暴徒……记着，你们要努力杀人。”凯特尔感到惊愕，他们要做全部的战略决策，而希特勒却长时间地对突击队员咆哮。他们是恶棍。他们破坏了《海牙陆战公约》他指出，强盗们不享有《日内瓦公约》规定的保护权利。 第厄普事件一个月后，十二名英国突击队员在挪威执行一项炸毁发电站的任务中被抓获。希特勒宣布，从今以后，即使突击队员穿着军服自愿投降，也要把他们全部枪毙。希特勒说：“要把他们杀到最后一个人”，不需要什么审判。希特勒指示凯特尔和约德尔把他这些话写成正式命令向武装部队下达。凯特尔和约德尔这两个职业军人都明白，这个举动太轻率了。但是，他们也目睹过抗拒希特勒是徒劳无益的。冯·弗利希将军和冯·李布将军这两位出色的将领就因反对希特勒而被解职。1942年10月18日，凯特尔在“突击队命令”上签字后发布了这道命令。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使凯特尔的军人道德标准堕落的命令了。早在1941年10月，刚刚入侵苏联后不久，希特勒就告诉他的高级将领，必须挫败俄国游击队的行动。五十人抵一人，一百人抵一人，这是苏联游击队杀死每一名德国士兵应该付出的代价。他说，斯拉夫人简直就是畜生，“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沙皇制度都改变不了”。另外，苏联部队中设立的政委是顽固不化的共党分子，他们总是制造麻烦，甚至当了俘虏也是如此。他们一旦被抓获，就应杀掉。凯特尔应该按照希特勒的意思发布命令。 凯特尔回到他的指挥部，起草“报复令”和“政委令”。一个月过后，在一次苏联游击队发起的进攻中，德国损失了十名士兵，二十六人受伤，为了报复，德军将二千三百名俄国平民抓到一起，杀害了他们。凯特尔用紫色墨水签署的“报复令”、“政委令”和“突击队命令”的原件，现在就在司法大厦的文件室内。 自从被捕以后，凯特尔一直在想他是如何堕入这一深渊之中的。撇去其军人的外表，凯特尔从来也没有想成为一个职业军人，他曾经希望在他的出生地赫尔姆谢罗德做一名乡绅。1938年，当希特勒任命凯特尔为德国武装部队参谋总长时，与他共事的军官都大吃一惊。原因不久就变得明朗了。希特勒已经亲自承担起军事指挥权，由于他把他这么多的将军们摆布得像玩具兵一样，所以他会奚落凯特尔。希特勒喜欢说：“若起用勃洛姆堡永远也办不成事。”陆军元帅瓦尔纳·冯·勃洛姆堡是深受凯特尔敬重的前任。 有一次，凯特尔试图在希特勒面前挺直腰杆。当希特勒又一次在他的同事面前挖苦他后，他把公文包猛地扔在桌上，冲了出去。在签署了声名狼藉的行政令后，他提交了辞呈，在遭到拒绝后，他考虑过自杀。但是，他一直被希特勒催眠般的力量所束缚，他又回来了。他知道有人在背后奚落他，他学会了忍气吞声。他的同事用德文的双关语称他为“哈巴狗”、“奴仆”、“走狗”或“一文不名的家伙”，一个永远抬不起头的玩具驴。速记员喜欢开玩笑说，他们不必记下凯特尔在会上说的第一句话，因为它们一定是希特勒刚说过的话。 一次，他向和他共事的一位军官诉说希特勒在他身上的所作所为。这个同事回想起一句古老的普鲁士格言：“如果服从带来不了荣誉，那就选择反抗。”他的朋友提醒他，别的军官都敢于无视不当的命令，并且都平安无事。他们相信写在一位德国士兵薪饷簿上的话：“不杀缴械的敌人，即使是一个党徒或一个间谍也不杀。”凯特尔答道，那些军官没有一个在希特勒直接领导下工作。 凯特尔也为这个政权付出了个人的惨重代价。在他的“报复令”和“政委令”使许多无辜死于非命的俄国前线，他的最小的儿子死在战场中，另一个儿子失踪了，第三个儿子做了俘虏，但是他对希特勒狗一样的忠诚丝毫也未减弱。7月20日那天，密谋者的炸弹奇迹般地没能炸死希特勒时，凯特尔就在那间屋里，是凯特尔一面扶着希特勒从支离破碎的建筑里出来，一面喊叫着：“我的元首，我的元首，感谢上帝你还活着。” 一名看守朝在操场上晃来晃去的犯人们喊道：“时间到了。”回到牢房后，凯特尔拿出他的起诉书的副本重新读了一遍。他感到疑惑，一名军人仅仅因为执行命令就受到惩罚，这可能吗？ 与吉尔伯特上尉会面后，安德勒斯上校不得不作出一项决定。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医生，所有的这类人都让安德勒斯感到不舒服。至少，由于凯利的巧言善辩的魔力，使他的形象和行为有别于那类人。但是安德勒斯发现正是吉尔伯特这家伙使他最伤脑筋，吉尔伯特是那些有深度的犹太思想家中的一员，他就好像要看透你的心思一样地一直看着你。最后，上校还是按照凯利的意愿，同意吉尔伯特做精神病医生的口译人员。 不久之后，凯利就带着吉尔伯特进行他的首次牢房巡视。他们进入五号牢房后，赫尔曼·戈林操着实用的英语问：“如果得到一个德国人，你知道你会得到什么？你会得到一个出色的人。如果有两个德国人，你会有一个联盟。三个德国人呢？你会有一场战争！”戈林猛地拍了下他的大腿，放声大笑。凯利提起他们早些时候看见过赫斯，他要求检查他的食物里是否有毒。戈林晃晃地的头说：“啊，赫斯，当元首宣布赫斯的排名紧挨在我的后面时，我愤怒了。我告诉希特勒，他怎么能让那个傻子担任那个职务？元首对我说，赫尔曼，聪明一些，当你成为元首时，嗯！你可以把赫斯赶走，然后任命你自己的接班人。元首具有控制人的天才，你知道。”凯利问戈林他对希特勒自杀的看法，他的行为难道不像个懦夫吗？戈林回答，根本不是，不能想象德国的首脑住在这样的牢房里，作为一个战犯等待审判。 吉尔伯特随便问了戈林一个问题。你对自己的死有什么看法？你在乎吗？戈林冷酷地说：“有什么可害怕的，我给成千上万的人下命令，让他们奔赴战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肯定不会再回来。我作为他们的长官，在需要面对敌人的时候，为什么要畏缩呢7他发出一阵痛苦的笑声。“我知道我将被绞死，但是让我来告诉你们，五十年后他们会在全德国为我竖立雕像。公园里立大雕像，在每个德国人家庭里立小雕像。”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又开始笑起来。“一个英国人嘛，你会得到一个白痴，两个英国人是一个俱乐部，三个英国人是一个帝国！” 那天晚上，凯利邀请吉尔伯特在纽伦堡大饭店共进晚餐。透过餐厅的窗户，他们看到路过的、脸上阴沉的纽伦堡人；孩子们把脸贴在窗户上看着两个美国人狼吞虎咽地吃着牛排。凯利问吉尔伯特是否知道，他们手里有现成的心理学方面的珍贵素材。吉尔伯特答道，当然有。他本人正在利用到纳粹分子的牢房的机会来研究他们。凯利指出，他们的思路完全一样。但是这里有比一部学术专著更多的东西。凯利说，他们有写一部书、一部大部头书、一部综合性名著所需的原始材料。他让吉尔伯特在每次巡访牢房后记笔记，记下每个人说的每件事。吉尔伯特没有提及他已经记录下他所能记下来的戈林的每一句话。 多诺万将军在远东，已经与纽伦堡失去联系有几个星期了。然而，自从多诺万回来后，杰克逊还是被他采取的方式吓了一跳。这不是单纯的权力攫取，而是多诺万身上具有的磁石般的忠诚。战略情报局的老战士看来仍然认为多诺万的想法就是命令。 10月下旬，杰克逊召集了一个由高级检察官员参加的会议。多诺万首先建议，会议的日程应优先选择第一证人和审查证人的人。杰克逊说，这个建议是完全错误的。他意识到多诺万还没有时间获悉文件方法比之证人方法的优势。他让他的一个助手把最近发现的，由一名在基辅的德国医生撰写的一份文件概述念给多诺万听。年轻的律师开始引用“帝国医学部”的威廉·叙佩医生的话，讲述他在基辅的一所医院的工作。叙佩写道：他的任务是用注射吗啡的办法每天消灭一百个人，这些人是“毫无用处的家伙、精神上有缺陷的人、病入膏肓者，或者诸如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这样的劣等民族”。杰克逊说，这个文件就是一个实例，说明此类文件可以用作罪证，比如说，证明他们犯7第四条罪，即反人类罪。多诺万应该看看来自汉斯·弗兰克的日记、罗森堡的文件，以及一大堆其他的书面材料。 多诺万仍然没有被说服。他说，他已经和记者谈过这个问题，文件给他们的印象是死一般的单调。如果在这间屋里的人想要让世界倾听他们，最好带一些有血有肉的证人站在证人席上。杰克逊不想因和他的一个工作人员大声争吵而影响自己的威望，他草草地结束了会议。那晚，在往外走的路上，他建议多诺万到他的住所吃饭。他有一位出色的厨师。 晚餐上他们一直边吃边谈。多诺万津津有味地吃着，他尤其喜欢哈塞尔太太的苹果派，但他只是有节制地喝了一杯白葡萄酒。饭后，他们离开餐桌，来到音乐间。多诺万评论道：“这场审判将是远比一起诉讼案复杂得多的审判。”纽伦堡将要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道德故事提供舞台。它们需要活生生的演员，即证人。杰克逊需要考虑审判中的公共关系这一方面。杰克逊没有被说服。他的经验使他确信，文件比证人更可取。文件不像证人，它们不会有记忆疏漏，也不会做伪证。杰克逊称，他想要写下一部经得起评论家抨击的记录。当然，他们可以传唤少量证人。但是，以文件为基本依据，他们可以用这些人自己的话来给他们定罪。多诺万突然宣称他该告辞了。 目睹着多诺万的轿车开走，杰克逊承认他或许已经疏远了这位将军。然而，他依然确信自己是正确的。杰克逊不能答应的是，他在法庭审查一名证人，就花去了很长一段时间。看来，依靠文件的方法以其固有的优越性让人信心大增。 10月下旬，距11月20日公开审判的日子不到一个月，法庭成员聚集在指定的法官室里。他们坐在覆盖着一块军毯的会议桌周围，室内照明用的是一盏携带式电灯。候补法官诺曼·伯基特飘动着他的鹰钩鼻，抱怨着生活条件。由于艾雷·尼夫少校是法庭的联络官，因此，伯基特的满腔怒火就撒在他的头上。尼夫靠着墙坐着。就像他的一个同事评价的那样，他“看起来有二十岁，实际是三十岁，做起事来像四十岁的人”。伯基特的声音越来越尖锐，似乎他想要压过屋外工人发出的锤击、拉锯和喊叫声。他说，他来到纽伦堡后，发现他在施泰伦大街十六号的房子还没有准备好，枕头做得像铁一样硬，简直就没有想过要提供最平常的生活条件。杰弗里·劳伦斯爵士作为庭长坐在桌子的顶端，极有耐心地倾听着。他转向尼夫，问少校是否能费心把诺曼爵士的不愉快的事情转述给那位负责住宿的美国先生沃内特斯上尉。 伯基特说他还没有说完呢。能否对用餐做些安排呢？大家不分级别地坐成一排，由一名美军士兵把食物盛在一个畅盘上，当然颇具民主精神，但是这却不适用于国际法庭的法官们。弗朗西斯·比德尔现在是伯基特的朋友，但他并不理会这位通常风度翩翩的英国人的牢骚，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尼基钦科的口译人员塔尼亚·吉莉亚雷夫斯卡娅身上，她是一个身材小巧而又匀称的美人。虽然比德尔快六十岁了，但他一看到漂亮女人就眼睛发亮。 伯基特继续说着，劳伦斯爵士的脸上闪现出一丝烦躁。他们不久就要在这间屋子里秘密用餐，劳伦斯爵士解释道，餐具是基利这个小伙子不知从哪里找来的瓷器。伯基特颓然坐回到他的座位上，他知道，他的激烈的长篇言辞使他显得很小气，而这些举动全是因他的抱负受挫所致。 劳伦斯爵士建议，他们或许可以把注意力转向更紧迫的事情，特别是有必要为被告提供律师。他转向尼夫。尼夫说，大多数被告都要求前纳粹分子做他们的律师。在这件事情上，他需要法庭的指导。尼基钦科的经常无动于衷的脸绷得紧紧的。漂亮的女翻译把他的冷冰冰的愤怒言辞用一种通俗的美国英语表达出来，这使比德尔着迷。尼基钦科怀疑地问，起用纳粹分子做法庭官员吗？他们本身难道不应该站在被告席上吗？这种笑话实在有点糟糕。 比德尔打断了刚才的话题，从公文包中抽出一些文件。戈林提出要基尔的一名叫奥托·斯塔马尔的律师做他的辩护人。比德尔念了诺亚克太太写给美国占领当局关于斯塔马尔的一封信。就在战争结束的五个月前，斯塔马尔向他的文房东抱怨说，和他住在一块的房客诺亚克太太是一个犹太人，只是由于嫁给了一个非犹太人方得到了保护。斯塔马尔说，如果女房东不把诺亚克太太赶出去，他就决定根据“纽伦堡法”告发她。因此，诺亚克太太最终被送往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比德尔念完信后，尼基钦科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很清楚，这位斯塔马尔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纳粹分子。能允许他为战犯辩护吗？比德尔说，当然可以。“伦敦宪章”开宗明义，允许被告选择他们的辩护律师。它并没有把纳粹分子、共产主义者或素食主义律师排除在做被告辩护律师这件事之外。比德尔说，关键是不能让这些人口后有任何借口声称他们没有受到公正的审判。不能把纽伦堡变成一个法律上的凡尔赛，为德国人播种下满腔的仇恨。杰弗里爵士同意比德尔的观点，他们同意让纳粹分子当辩护律师。 比德尔法官的首席助手赫伯特·韦克斯勒坐着，凝视着一个被告的起诉书。约德尔将军要求得到有关盟军战争罪行的文件。的德尔已把他的上诉书交给了比德尔，比德尔又把它转交给韦克斯勒，由他起草一份答复书。约德尔的要求正是韦克斯勒当初阅读默里·伯奈斯的计划时所担心的。约德尔说，如果我们犯了战争罪，那么你们也犯f战争罪。如果我们因战争罪受到审判，为什么你们却不受到审判？韦克斯勒非常冲动地想要看到这些人受到惩罚。自从来到德国，作为一个犹太人的他经常被噩梦所折磨。但是，他是一名出色的法学专家，法律对他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纯司法领域里，约德尔是有道理的。然而，宪章的起草者早已决定，不接受“你也一样”作为辩护理由。 韦克斯勒正在苦思冥想这个问题时，比德尔打来一个电话。约德尔将军的妻子露易丝·约德尔刚刚来过司法大厦。比德尔请求道，赫伯特能否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韦克斯勒面对法律难题时总是冷静而不偏不倚，所以他并不考虑将要与之交手的是一个纳粹分子的老婆。他走进一间小办公室，发现一个美军守卫和一个头戴一顶浅顶软呢帽的三十多岁的妇女，德国妇女非常喜欢戴这样的帽子。她身穿一件男式大衣，一双平底鞋已经很旧了。她既不时髦也不漂亮，但是她的毫不矫饰的尊严打动了韦克斯勒。她站起身，用流利的英语自我介绍。他猜测她的年纪在三十五岁左右，足足比约德尔小二十岁。 露易丝·约德尔嫁给约德尔只有一年半的时间。她原先在德国最高统帅部做秘书，她是约德尔的前妻安妮莱斯的朋友。她照护过病入膏肓的安妮莱斯，直到1944年春安妮莱斯去世。凯利医生发觉约德尔是C牢房区中最冷酷的人。但是，在露易丝看来，约德尔将军流露出一种冲动的浪漫气质。将军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在他敢于告诉任何人别的什么之前，战争已经彻底打败了。因此，他们应该尽快结婚以享受生活，哪怕是极微小的幸福。 韦克斯勒请约德尔太太坐下，他则坐在她对面的桌子旁。她告诉他，她实际上是从贝希特斯加登一直走到纽伦堡的，为的是离丈夫近些，她一边说着，一边有意识地盯着她那双破损的鞋。她在一幢被摧毁了一半的建筑里找到一间屋子，她和陆军元帅凯特尔的妻子合住。她到这里是要尽她最大的努力营救她丈夫。她让韦克斯勒告诉她这种努力将会有什么结果。 韦克斯勒觉得他应该回报露易丝·约德尔的真诚。他问她是如何学会英语的。她答道，因为她有一位英籍祖父。韦克斯勒告诉露易丝，一个会说英语的秘书将会对她丈夫的律师帮助极大。露易丝问，约德尔找到律师没有？这是她想找他帮忙的另外一件事。慕尼黑大学的弗朗兹·埃克斯纳教授是约德尔家的一个老朋友。韦克斯勒先生能不能替她的丈夫聘请埃克斯纳教授？韦克斯勒认识埃克斯纳，这个德国人战前访问哥伦比亚大学时他们见过面，韦克斯勒知道他是一个刑法名家。韦克斯勒说，他会让尼夫少校设法找到埃克斯纳，而且他还要设法替约德尔太太安排一份协助她丈夫的律师的工作。她向他表示感谢，他们握了一下手后告别。 韦克斯勒回到他的办公室后，还一直搞不懂他为什么这么热情，直到他开始思考约德尔的困境。他知道约德尔面临的指控，特别是他同凯特尔一起扮演了一个把希特勒的狂暴落实为军令的角色。他还知道，他应该告诉比德尔，由于国际军事法庭关于“你也一样”条款的立场，约德尔想要了解盟军战争罪行文件的要求将被拒绝。不，他不准备为一个令人钦佩的妇女做太多，他猜测，她的丈夫无论如何都要在绞刑架上结束生命。 艾雷·尼夫紧张忙碌了十天，才在这个被分成四个占领区的国家中找到了那些律师。占领区的电话很少能打通的，邮件的传递时有时无，公共交通一片混乱，他所要寻找的律师通常都居住在被炮弹炸毁了的废墟中。最后，给所有的被告都找到了辩护律师，他们当中的近半数是纳粹党成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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