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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霍夫曼在那些光辉的岁月里，经常与希特勒一起住在纽伦堡大饭店里。而现在，霍夫曼却住在纽伦堡监狱的牢房里。作为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霍夫曼精明过人，被捕时随身带着一堆照片。凭着只有他才知道照片上的人物是谁，霍夫曼设法赢得了盟军信任，并得到一份编写照片目录的工作。霍夫曼有个女婿是审判中的被告，这位名叫巴尔杜尔·冯·席拉赫的青年团领袖娶霍夫曼的女儿海因里埃特。不过，这一姻亲关系并不妨碍霍夫曼乐滋滋地搜集针对席拉赫和其他旧同事的照片证据。 霍夫曼的监督人是长得精瘦而行动敏捷的理查德·赫勒，他是个海军上尉，也是个律师，三十岁，能讲一些德语。他第一次看见霍夫曼时，霍夫曼穿着一套军中淘汰的肥大褪色的工作服，神态茫然。不过，当他手舞足蹈地介绍自己是“美术博士霍夫曼教授”时，眼中露出亮光。 霍夫曼不断缠着赫勒，说没有理由把他锁在这儿。如果把他放出去的话，他不会到处乱走，而且检诉方会更有利。他说，他知道数以吨计的照片藏在哪儿。赫勒相信霍夫曼，至少承认他是一个除为自己活命外别无忠诚可言的预料中的机会主义者，因此说服上级批准他在搜寻照片时带上霍夫曼。 吉普车一开上通往慕尼黑的布满弹坑的道路，霍夫曼就提到是他把埃娃·布劳恩介绍给希特勒，这勾起了赫勒的好奇心。霍夫曼说，那时他在慕尼黑经营一家照相馆。他对希特勒对年轻姑娘特别是自己十七岁的女儿海因里埃特的兴趣感到不安，希特勒那年已四十多岁了。霍夫曼有意把希特勒引向另一位十七岁的姑娘，即他的店员埃娃·布劳恩。霍夫曼在叙述中省去没说的是，他的许多生意是制作黄色明信片和裸体舞星照片，他的模特儿，包括布劳恩，是二流酒吧中工作的姑娘。布劳恩既是他的店员又是他的情妇，他很高兴把她送给元首。 霍夫曼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他说服希特勒授予他向德国人出售纳粹最高领袖照片的特权，后来他还创办了一家出版社。在纳粹统治的十二年中，霍夫曼的照片和影集销售总额高达五千八百万马克。而且，这位老摄影师和法庭小丑还热衷于追求社会地位，他说服了希特勒授给他美术博士学位。 霍夫曼和赫勒抵达慕尼黑，这个德国人果真找到了一个照片埋藏处。他又向一个朋友要了一项皮帽、一件蒂罗尔式夹克和一条大几号的条纹礼服裤，这就是他后来每天穿着的全部衣服。慕尼黑的事办完后，赫勒想顺便去游达豪集中营。在仍散发着死亡气味的集中营里，霍夫曼脸色阴郁，并表示了羞愧。不过，他的悔悟时间很短。当他们又上路去贝希特斯加登时，霍夫曼又开始用纳粹宫廷中的故事来取悦赫勒。他透露说，希特勒周围的人都被希特勒所迷住，但是他没有。他知道太多希特勒的隐私了。比如说，埃娃·布劳恩非常粗俗，所以霍夫曼的妻子总得告诉她怎样打扮。赫勒想知道希特勒与埃娃的性关系是否完美。霍夫曼说，他对元首的性行为说不准确，如果要猜测的话，他会说希特勒也许是两性人。 行程快要结束时，他们已找到足够装满两辆军用卡车的照片。在回纽伦堡的途中，赫勒肯定已不必继续关押霍夫曼，他为这位旅行伙伴安排了较好的旅馆房间。 英格堡·卡尔诺基伯爵夫人打开证人公寓大门，进门的人年纪较大，他的白发被染成蓝色，手里拿着一顶帽子。他深深地鞠了鞠躬，自我介绍是海因里希·霍夫曼教授。他说，他将成为她的客人。 霍夫曼很快就成了公寓里的笑星。他在用餐时，老用希特勒随从人员的旧事趣闻来逗乐别人。有人问他是否认识赫斯。霍夫曼说，当然认识。在慕尼黑的一次游行中有人用砖头砸着赫斯的脑袋时，霍夫曼就和他在一起。霍夫曼说，这说明了赫斯为什么这样愚蠢。卡尔诺基曾在公寓中安排过几个像欧文·拉豪森将军这种人的住宿，这些人为他们在纳粹制度下的经历沮丧不振。然而，她发现霍夫曼不受这种约束，他是一个不为羞耻、挫折或失败所动的人。 不让下属和新闻记者交谈是安德勒斯上校的方针。因此他想知道，吉尔伯特上尉为何要接见记者。上校说，他得到消息：吉尔伯特12月12日与路透社记者谈过话，12月13日与《每日快报》记者谈过话。吉尔伯特对此承认不讳。记者们经常看见他与被告席中的那些人深入交谈，而这些被告是不允许接见记者的。结果，记者就缠着他要内幕新闻。他在很长时间里都抵制住了，吉尔伯特和凯利之间曾有过默契，而躲开新闻记者以免泄漏他们准备写书的任何内容就是这种默契的一部分。可是凯利自己却上了欧洲收听率最高的电台——武装部队新闻网。纽伦堡武装部队新闻网的负责人是二十四岁的空军技术中土哈罗德·伯森，他选择了面目可亲的凯利而不是古板严肃的吉尔伯特去采访戈林。在广播里，凯利把戈林描写成“专横、好斗、残酷但快活的外向型人物，偶尔也有柔情，是他们中唯一真正的领袖”。凯利还透露出其他消息。他讲到，一次他告诉戈林说，希特勒周围的人似乎都是阿联奉承之辈。戈林回答说这是真的，“所有敢说不的人都不高过六英尺”。听到凯利上广播后，吉尔伯特想，既然一本书的一个合著者能公布采访，那为什么另一个合著者就不行呢？就在那时，他与路透社和海日快报油记者谈了话。 吉尔伯特向安德勒斯道歉，答应不再违反规定，之后便离开了办公室。他与这位上校之间存在两种关系，好像他是两个不同的人。一方面，他是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博士，是精神病这一行当的医生，安德勒斯对他应敬而远之。另一方面，他是吉尔伯特上尉，是监狱长的暗探，即使未必给以热情接待，也应受到信任。他很尽责地扮演了后一种角色。吉尔伯特在守备被告席的头戴白色钢盔的美国士兵中安排了懂德语的人，他们每天都把偷听到的被告们相互之间的谈话报告给他；他在把犯人从牢房押到法庭的护送卫兵上做了类似安排。吉尔伯特不管搜集到什么情况都报告给安德勒斯，他也向杰克逊法官提供了同样的情报。 吉尔伯特怀疑凯利对他是否真正赏识。吉尔伯特不仅能用被告们的语言与他们谈话，而且他举止得当，言谈中使用旧式尊称称呼对方，因此就被告而言，他更像欧洲人而不是美国人。他现在几乎得到所有被告的信任。他们之中除了死不开口的约德尔外，所有的人都向吉尔伯特敞开了心扉。凯利应该认识到，被告们对吉尔伯特说出的这些心里话，将是他们计划中的书获得成功的原因。 12月的一个上午，凯利和吉尔伯特这两个美国人巡视戈林的牢房，发现帝国大元帅正在盛怒之中。他在报纸上看到海因里希·霍夫曼的照片，上面霍夫曼正在为检方整理图片。戈林怒骂道：“我一想那个恶棍靠卖我的照片赚钱就怒不可遏！他每张卖五芬尼，至少已赚了一百万马克。而现在他正在找照片作为证据来绞死我！” 凯利把话题转到起诉书中的侵略指控上。戈林说：他们不必放这些影片或宣读所有那些讨厌的文件，来证明德国发动了战争。“我重新武装了德国直到我们发怒！有人说我建空军是为挑起战争，我要告诉他们，我当然不是在办女子美容学校。” 最近一个卫兵交给吉尔伯特一张在里宾特洛甫房间地板上找到的字条，在这张字条上，里宾特洛甫记叙了元首自杀前一个星期与他的一次谈话。根据里宾特洛甫回忆，希特勒说戈林并不了解飞机的发展并且是错误情报的根源。当美国人用四引擎飞机轰炸德国时，戈林对希特勒说这好极了，这些飞机最容易被击落。里宾特洛甫回忆说，希特勒认为戈林在空军方面的失误是德国失败的主要原因。 吉尔伯特把这件事告诉了戈林，戈林轻蔑地笑笑，问道，美国人知道里宾特洛甫在晋见英国国王时干什么吗？他行了个希特勒式敬礼。戈林继续说：“我告诉元首，如果苏联派一个大使到柏林，而且他用共产主义革命万岁问候你，你会觉得怎么样？成林声称，在企图暗杀希特勒事件发生之后，里宾特洛甫说了些愚不可及的话，所以“我用帝国大元帅手杖打他。我说，住嘴，里宾特洛甫，你这香槟酒贩子。”而他却说，记住，我还是外交部长，我的名字是冯·里宾特洛甫。”戈林大笑起来，又说，“冯”这个贵族称号实际上是里宾特洛甫用钱买来的，他的那种做法在纳粹当中是常谈的笑料。 凯利问德国撕毁条约是否犯了罪。戈林说：“我私下地跟你们说，我认为你们的条约只不过是卫生纸。” 戈林的谈话几乎使吉尔伯特失掉自己的职业风度。戈林在纽伦堡的美国人和英国人中间已经拥有一批追随者，这使吉尔伯特感到讨厌。许多人公开佩服戈林的坦率诚实、毫无歉意地承认事实的行为和他那尖刻的幽默。记者霍华德·史密斯报导说，戈林已成了法庭审判的晴雨表。如果戈林对某一事吃惊得抬起头，检察官就要反复核实事实的准确性。如果戈林点头，检察官就知道辩护律师不会对事实提出异议。如果戈林摇头，那就意味着检察官出错了。而法庭绝不想使戈林受到约束。 吉尔伯特找到了暗地里惩罚戈林的办法。他知道这位帝国大元帅很看重最先登上电梯，因而就安排卫兵把戈林放在最后。吉尔伯特还知道戈林讨厌在午间休息去餐室的路上被观众围观，因此尽量走在犯人群的中间使自己不太显眼，吉尔伯特就指示卫兵把他推在前面。 12月13日，托马斯·多德再次展示了他制造戏剧性效果的才能。一些意见不同的同事对以下事实十分反感：杰克逊法官已同意多德提出的起诉方法，几乎完全改变了仅靠文件起诉的策略。多德把要用的证据放在纸袋里，由档案室负责人巴雷特中尉负责保管。现在用白布盖住的物证就放在法庭检察官席上。今天多德看上去没有半点浮华的样子，他以冷峻而实事求是的态度讲话。他解释说，第一件物证是1939年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指挥官斯坦达腾富勒·卡尔·科赫发布一道命令的产物。科赫命令所有纹身的集中营犯人到诊所报到，那些身上纹身最有趣、图案最好看的人被注射致命药物而处死。多德从美国第二五三号物证上揭掉盖布，他说，这些裸露的、苍白而像皮一样的东西正是人皮，皮上的船形和人心的图案仍清楚可见。观监禁在纽伦堡监狱里的布痕瓦尔德指挥官的妻子伊尔西·科赫，喜欢将纹身皮肤制成革，然后做成像灯罩之类的室内用具。 多德解释说，美国第二五四号物证来源于纳粹对和德国女人有性关系的波兰人所施行的惩罚，那些人被捕后被绞死.多德说着，拿掉物证上的盖布。因为隔开了一段距离，观众不太看得清那拳头大小、栗色的东西。多德解释说，这是一个被处决的波兰人的头颅，加工缩小后被科赫用做镇纸。当多德坐下时，法庭内鸦雀无声，有人不安的咳嗽声才打破了这种沉静。在一些人看来，托马斯·多德是个哗众取宠的人。一位批评家说他是“上相的骗子”，另一位评论家则把他说成“荣耀的小人”。但对其他人来说，多德是个令人生畏的检察官和熟记台词的演员。如果在法庭上给他合适的材料，他会使材料变得威力无穷。 劳伦斯法官的目光从证物上移开，请辩护律师进行反质。六十一岁的柏林人鲁道夫·迪克斯，因为在纳粹年代为在人民法庭受冤的德国人辩护而获得法官们的好评，今天被选为辩方发言人。迪克斯看上去十分震惊，他说，对于物证一事的反质，他将延迟到明天再进行。 詹姆斯·多诺万海军中校接着走向检察官席，多诺万请求法庭让他再放映一部影片。该片已被战火损坏，只有九十秒钟。党卫军一名业余摄影师用八毫米电影机拍摄了该影片，后来是在奥格斯堡附近的一座工棚里找到的。估计影片是在毁灭犹太人居住区时拍的。关灯后，银幕上闪闪烁烁，图像粗糙但可以看清楚：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逃出房子，她的脸因极度恐怖而扭曲；街上铺满尸体；一名德军抓住一个老妇的头发，把她从大街上拖过；其他士兵在旁看着，若无其事。影片不一会就放完，多诺万问法庭是否可以用慢镜头再放一遍。 那天晚上，珍妮特·弗兰纳在给《纽约客》的报导中写道：“赤身裸体的犹太男人和女人，在大笑不已的德国士兵的棍棒和踢踹之下，以游离不定和迟缓的步伐，并带着可怕的神态及噩梦般的尊严行进着……一个年轻瘦小的犹太女人被一名军官扶起，以便使她能再次被踢倒。” 第二天上午，劳伦斯法官问鲁道夫·迪克斯他是否准备好进行反质。迪克斯身着带有他母校莱比锡大学标志的花边黑蓝色长袍，庄严地站起来。迪克斯开始说道，昨天见到的物证无疑是令人恐怖的。但是，这里是法庭，物证必须具备证据的可接受性。多德先生对于美国第二五三号纹身物证的了解，是根据一个据称叫做安德列亚斯·普法芬伯格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犯人的口供。但是，这位普法芬伯格在哪里呢？只有找到他，迪克斯才能反质他，并确定物证的真实性。如果普法芬伯格不能出场，该物证不应被法庭承认。 身材高大、好斗的前纳粹分子卡尔登勃鲁纳的律师卡尔·考夫曼突然站了起来。他争辩道，在欧洲大陆法庭里、检察官应当提出对指控人有利和不利的两种证据。可是，在斯坦达腾富勒·科赫一案上，起诉书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位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指挥官已被党卫军的法庭判处死刑。 后来，检方引用证据证实科赫的确被党卫军法庭判罪，但那不是因为折磨、摧残和杀害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犯人，这些行为在党卫军的信条里不是犯罪。科赫被判刑是因为贪污党卫军的资金，以及在争吵中杀死了一名纳粹同伙。 午餐休息时间，被告们愁眉不展地列队离开法庭，尽量避开站在他订J必经的、被绳子隔开的过道上的观众好奇的目光。他们想从餐室阁楼的窗户向外眺望佩格尼兹河谷，但今天他们发现美国人已用波状金属板封住了窗户。他们闷闷不乐地在五张轻便金属折叠桌前坐了下来。 被告们进餐时，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在他们中间来回巡视。坐在弗兰克旁边的里宾特洛甫问弗兰克，希特勒是否知道法庭上揭露的这些可怕的事。弗兰克回答：“如果不知道就不可能发生，这些事都是按照他的命令做的。”戈林从邻桌将背靠过来，凶狠地盯了弗兰克一眼。弗兰克继续说：“希特勒使我们都陷了进去。”他又补充说，后来元首以自杀抛弃了他们。吉尔伯特注意到，戈林越来越生气。被告们在戈林面前总是很谨慎，弗兰克这次打破了常规。 戈林站起来，把吉尔伯特拉到一边，机密而平静地说道：“我不想夸大我对元首的热爱，你知道他最后是怎么待我的。但是我认为，在最后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他只是，唉，他把事情都交由希姆莱决定了。希姆莱的确是希特勒周围最令人不寒而栗的人物。他权势炙人，态度冷漠，沉默寡言，令人不可思议。死亡营、盖世太保、特别行动队以及所有恐怖组织都掌握在他手中。现在希姆莱轻易就死了。在被英军抓获后不久，这个十恶不赦的希姆莱就服了氰化钾丸自杀。 吉尔伯特说：“希特勒和希姆莱之间肯定相互了解，否则这类恐怖事件就不可能发生。”戈林解释说，在战时混乱中，希特勒很可能疏忽细节问题。吉尔伯特走开了。 希特勒青年团创建者和维也纳党的负责人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在与这位心理学家谈话。他用标准的英语说：“今天以后一切都完了。如果法庭把我们全部砍头，即使我们当中有几个是无辜的，我也不会责怪他们。几百万人已被杀戮，再多几个又算什么呢？”吉尔伯特怀疑席拉赫是否也敢于面对戈林。 对一个起诉律师来说，上法庭是必经的仪式。在纽伦堡这些律师中许多人是三十岁出头，一些还是二十多岁。他们站在这里的检察官席上，也就是站到了法律世界的中心。托马斯·多德出场后几天就轮到萨姆·哈里斯。哈里斯经美国安全和交流委员会介绍来到纽伦堡。为准备出庭，他得到了档案室罗杰·巴雷特的帮助。巴雷特觉得哈里斯聪明、认真，工作有条不紊。然而，当两人在查阅待用文件时，哈里斯显得犹豫不决和烦躁不安。 劳伦斯法官清法庭肃静。萨姆·哈里斯走近检察官席，开始发言。他紧张得直咧嘴。“你们听到的是我的膝盖在碰撞的声音。自从我向家里的小爱妻求婚以来，我的双腿还没有颤抖得这样厉害过。”赫尔曼·戈林的一阵大笑才打破了这种尴尬的寂静。劳伦斯法官从眼镜架的上方瞪视大厅。伯基特低声说道：“真是难以置信。”哈里斯结束质询和法庭宣布休庭后，国际军事法庭的新闻官戈登·迪安请求记者们不要在意这位年轻律师的失言。如果把此事报导出去，将会成为老练律师的笑料，而且会毁掉他的未来。 许多英国人认为他们的美国同事缺乏法庭经验、古典式教育以及在英国法院常见的智力的完美使用，哈里斯的表现为英国人的这一成见提供了新的证据。其他矛盾也发生了。杰克逊属下的工作人员，从律师到油印人员，总数将近七百人。而在纽伦堡的英国代表团总共才一百六十八人。美国一个中等文职律师在国际军事法庭工作一年可挣七千美元。而庭长杰弗里·劳伦斯爵士由英国政府付薪，年薪约二千八百美元，相当于一个美国译员的水平。 奇异的不平等渗入了工作系统。一个为美国人工作的英国研究人员挣的钱比一名英国法官还多。欧洲人对美国施加压力，要他们采用两种工资标准，即给美国公民高工资而给非美国人低工资。这种解决办法造成了新的悬殊。在美国的工资单上，两个译员一起工作，美国译员挣的钱比做同一工作的英国或法国译员挣的多四倍。在这种反常状态下工作的一名英国调查人员芭芭拉·平尼思喜欢开玩笑说，弗里兹·绍克尔在纽伦堡不是唯一的一个剥削奴隶劳动有罪的人。 诺曼·伯基特爵士在日记里表露了对美国人的看法。他写道：德国人因屠杀几百万人有罪，但是美国人屠杀英语有罪。他对美国检察官不断使用“私有化、终止化、视觉化和定向”等这些他们自己制造的词汇感到不悦。在一次让他特别生气的庭审之后，伯基特写道：“在我的有生之年，我绝不再使用这些词：观念、可用性、意识形态和接触（用作动词）！” 12月16日是星期天，新教牧师亨利·格雷克少校来到五号牢房，请戈林去上教堂。戈林说，他当然要去，他从不放弃任何走出监狱的机会。卫兵开门时，戈林把手伸给牧师，牧师接住了手。格雷克知道，握手是违反规定的，但是如果他拒绝接触一个人的手，他怎么能赢得那个人的心灵呢？因为有戈林在身边，牧师显得十分乐观。他同犯人们一直保持联系，他认为他已使半数他负责的被告重新回到了基督的身边。他有把握很快使戈林加入“被拯救”的行列。他所希望的从被告们那里听到的是一句清清楚楚的回答：“是的，我接受基督。”这些确切无误的回答并不是随便可得到的。在某些情况下，只要被告做出有指望的一笑，就使格雷克满足了。 教堂是把中间的墙拆掉的两间牢房，冰冷的水泥墙已被草绿色的军毯铺得软软的。祭坛是个柳条箱，也盖着毯子，在墙角立着一个木十字架。一名前党卫军上校在弹那架破旧的小风琴。聚集在教堂里的人们萎靡不振。巴尔杜尔·冯·席拉赫通过他的美国亲戚定期收到报纸。今天早上传遍牢房的消息是“马来亚之虎”日本陆军大将山下奉文在菲律宾的一个法庭上因战争罪被判处死刑，戈林对这则消息的反应是在走向前排座位时更加昂首阔步。 法庭的大多数工作人员为了逃避沉闷都在周末离开了纽伦堡，但古斯塔夫·吉尔伯特例外。他用每周几乎工作七天的办法来减轻他没有回家的内疚。这个星期天下午，他与沙赫特、绍克尔和前外交部长诺伊拉特简短地谈了话。他把大部分时间留给最后一个人——戈林，因为他对此人已不情愿地着了迷。戈林睡觉了，就像他最近经常做的那样。吉尔伯特认为，戈林是在将睡觉当作一种逃避的方式。这位心理学家到来后，戈林立即非常警觉地站了起来。 吉尔伯特要戈林谈谈他与希特勒的关系。戈林说：“我就是不明白他真的做了这些事。”吉尔伯特认为戈林指的是以希特勒的名义所制造的恐怖，接着他就发觉戈林是在谈希特勒是怎样憎恨他。戈林说，他的麻烦始于巡视鲁尔和莱茵地区的空防设施时所吹的大牛。他说，如果任何敌机能飞进来，我就不姓戈林。1942年5月30日晚上，一百五十架英国轰炸机连续轰炸科隆，戈林当时正在外地的一个城堡里寻欢作乐，被元首召去。戈林到来后，希特勒断然拒绝握他伸过来的手，使这位帝国大元帅在其他空军军官面前受到羞辱。戈林告诉这位心理学家说：“元首对空军的无能如此鄙夷、恶毒和大惊小怪，真使我面红耳赤、辗转不安，并想自己早该上前线以避开这种场面。”空袭仍连续不断。二百五十多架英国轰炸机袭击柏林，在一次空袭中就毁坏两万间房屋并使七百人丧生。不久，美国白天轰炸，而英国晚上空袭。一千架轰炸机曾立刻使天空变成黑压压的一片，直到多得令人吃惊的许多德国城市化为灰烬。 希特勒告诉戈林，毁坏房屋、杀戮妇女和儿童的敌国飞行员不是士兵，而是恐怖分子。他下令枪毙从被击落的飞机上逃脱的盟军机组人员。戈林竭力说明，如果德国这样做，盟军也会这样做的。希特勒说：“我明白了，空军是在相互性命保险下行动的，你不伤害我，而我也不伤害你。” 吉尔伯特问，可是难道戈林不是像希特勒一样冷酷残忍吗？对罗姆的清洗整肃又是怎么回事呢？冲锋队首领恩斯特·罗姆在国家社会主义中过于重视“社会主义”。罗姆想粉碎普鲁士贵族阶层，而将其军队并入他的民粹主义褐衫队（之所以叫褐衫队，是因为他们身穿土褐色制服）。德国贵族，也就是普鲁土军国主义者，已经告诉希特勒，如果他摧毁这些“左翼”纳粹，他就会得到军队的支持。 戈林告诉吉尔伯特说，他憎恨罗姆。罗拇指责希特勒容忍像戈林这样的腐败反动分子是背叛纳粹事业。罗姆公开称戈林为“反动先生”。1934年，那时已成为德国警察头目的戈林开始报复。他替希特勒编制了一份最不忠诚的褐衫队队员名单，他还给希特勒看罗姆和他的冲锋队情人沉浸在同性恋的欢闹中的照片。罗姆的这种行为使纳粹男子汉的准则蒙受羞辱。 6月30日，希特勒带着戈林编制的名单飞往慕尼黑，并跟踪罗姆到一所疗养院，据报罗姆正在那里幽会。当希特勒的枪手消灭褐衫队的嫌疑分子包括罗姆时，在柏林戈林带着一队警察赶到冲锋队总部。他逐个搜查房间，说：“逮捕他，还有他……不，不是他。”在戈林的命令下，三十二名揭衫队成员被逮走枪决。德国的国家领导人和警察长官轻易搜捕政治反对者，并把他们杀死。没有指控，没有审判，没有出示证据，也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 吉尔伯特问戈林，处死罗姆和其他人是不是屠杀。戈林站立起来。“当时存在着一个邪恶残忍的革命派别，他们这些人初看起来像是一伙肆意放荡、在大街上殴打犹太人和砸玻璃窗的流氓……他们决心消灭整个普鲁士军官团、所有党的领导人和全部犹太人，当然，是用一次大血洗……我把他们清除掉是最好不过的事，否则他们会把我们清除掉。” 吉尔伯特对戈林说，希特勒必须从像冲锋队这样的一群流氓中建立自己的组织；这难道不奇怪吗？戈林开始为希特勒辩护，这时有人敲门。卫兵说晚饭时间到了。吉尔伯特看了看表。他已和戈林在一起待了两个半小时了。他说：“在判决之前，我们还有许多时间谈这些事情。” 戈林闷闷地说道：“你是说判处死刑。死不会使我烦恼，我在乎的是我在历史上的声誉。这就是为什么我很高兴由邓尼茨来签字投降……一个国家从来不会对接受失败的领袖有好的评价。至于死，去他的，从十二岁起我就不再怕死。” 12月20日上午天气奇冷。书记人员、检察官、译员和记者们涌进法庭，他们呼出的热气清晰可见。他们心怀感激地进入这座由美国军政府提供的大楼。他们中较有同情心的人都在想，他们早上经过菲尔特大街时，看到那些纽伦堡人迎着呼啸的寒风低头而行，他们将怎样度过在记忆中最寒冷的这个冬天。且正月份已经开始下雪，而只要气温基本上停留在零度以下，地面上就会积雪。 两天前，检方已经开始了伯奈斯独创性计划的最新内容，即要证明七个组织犯有罪行，这七个组织是：纳粹党领导集团、德国内阁、党卫军、盖世太保、纳粹安全处（一个情报和秘密行动机构）、冲锋队以及最高统帅部。单是美国方面就关押着二十万名战争嫌疑犯。这么多的人要进行个别审判是不可能的。因此，杰克逊抓到了集团犯罪的概念。如果他们服务的组织被证明有罪，那么成员们也就自动地构成犯罪。 直到审判发展到现在这一新阶段，冷漠的德国公众才为纽伦堡正在发生着的事情惊醒。管辖被占德国的四大国机构盟军占领委员会发出了第十号令，声明被发现犯有罪行的组织所属的任何成员都将有可能受到惩罚，甚至判处死刑。仅冲锋队就曾拥有四百五十万成员，党卫军成员也有数十万。德国可能有一半的家庭有人将受到第十号令的影响。来自战俘、妻子、母亲、父亲和孩子的信件如潮水般地涌到司法大厦，到IZ月未来信每天平均有二千封，其中一天寄来五千封信。内容几乎一成不变：弗朗兹或迪特尔或克劳斯不是罪犯，而只是尽其职责的卫兵、办事员或厨师。 办理集团犯罪案件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辩护反证小组负责人罗伯特·肯普纳调查了各个阶层的德国人，发现他们的想法几乎完全一致，他们希望给以被告们判罪和惩处。正如肯普纳给杰克逊的报告中所说：“如果领导者被证明有罪，那么遵照他们命令行事的那些人就摆脱了犯罪的责任。” 劳伦斯法官请大家肃静，法庭继续开庭。这天上午审理的问题是党卫军在为戈林的空军进行的“医学”实验。德国空军曾遇到一个问题：北海上空被击落的德军飞行员坠入冰冷的海水后经常还活着，可是被救上救生船上不久就死去。这一问题引起了航空医学教授西蒙德·拉歇博士的注意，为此他在达豪集中营建起一个秘密“实验室”。 一位英国检察官宣读到一个名叫安东·帕克洛格的达豪集中营犯人的证词。据他说，拉歇博士下令把犯人裸体扔进水箱里，然后在水中加入冰块，直到水温接近冰点。再把温度计塞入通常已失去知觉的试验对象的直肠里，测定是否已冻得恰到好处。犯人接着被扔过热水、温水或微温水中，或者用女犯人的裸体身躯来加热，看哪种方法最能使冻僵的人复活。该检察官读了拉歇博士精心保存的记录：“很明显，在所有情况下迅速加温比缓慢加温要好，因为在移开冷水后，体温继续骤降，所以用动物或女人体温加温太慢了。”拉歇又补充写道，他的试验对象最后大多痉挛而死。 听证结束后，劳伦斯法官宣布法庭将休庭十二天，在过完圣诞节后于1946年1月2日重新开庭。 杰克逊法官在菩提树大街的寓所举办了一个圣诞晚会，主要招待法官、律师和少数书记人员。可是俄国人强烈要求邀请一位名叫互．V．拉苏莫夫的人，他在苏联代表团的名册里是俄国翻译处的负责人。苏联代表们一到会场，他们就对他们的同胞拉苏莫夫同志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尊敬。拉苏莫夫在晚会上弹奏钢琴，并讲了些令人讨厌的笑话。 尼基钦科将军站在迄今还是他好朋友的伯基特身边加入了合唱。这位俄国人像在晚会上的通常表现一样，喝得醉醺醺的。他那平常但倔强的嘴巴微笑着上翻，一边挥舞着酒杯打拍子。伯基特很早就认为尼基钦科是个正派的朋友和隐蔽的自由主义者，只是被他效力的政权的意识形态所禁锢。 艾尔丝·道格拉斯女士接过钢琴，开始演奏《平安夜》。当一位矮小、金发的俄国军官用铃一般的男中音唱“神圣之夜，平安之夜，宁静征服了大地，光明照耀着人间……”时，人们停止了碰杯，谈话声也听不见了。杰克逊愉快地看着他的客人们的笑脸，与俄国人的同志友谊使他感到欣慰。在这块和谐的绿洲外，在纽伦堡的东西方关系已日渐冷淡。现在驻防在这里的美军是不曾与纳粹打过仗的年轻人，纽伦堡人告诉这些年轻人他们的男孩在俄国前线与共产党人作战时被打死、红军所犯的暴行以及在苏联占领区集体强奸德国妇女等情况。这些年轻的美国兵满怀同情，他们喜欢这些人。这些人这样整洁、勤劳和诚实，就像他们的乡亲一样。相比而言，对来自俄亥俄州和田纳西州的孩子们来说，那些俄国人则是陌生的、不可理解的。 当《平安夜》的曲调最后消失时，拉苏莫夫同志做出一个谦逊的手势，俄国客人就一起离去了。杰克逊认为，现在他们至少知道了是谁操纵着纽伦堡的苏联秘密警察。 弗朗西斯·比德尔对不安排他和妻子团聚感到不满。鲍勃·杰克逊不反对关于军队不带配偶的规定，为什么高级军官和大人物应该享受这种他们不能为成千上万已婚美国士兵提供的特权？军队的做法是有道理的。不过，比德尔确信，杰克逊之所以默认军队的上述规定，不是出于对士兵关心的民主思想的指使，而是因为个人因素的考虑。鲍勃显然不想让他夫人来这里，因为他的秘书群有他想要的各种伙伴。最激起比德尔对这一武断规定反感的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不受美军规定的限制。首席法官劳伦斯的像古典雕塑般的美貌妻子每天都坐在法庭上。 汉斯·弗兰克坐在桌前，边吸着烟斗，边读着一封信。他喜欢在法庭上戴着手套。但是现在手套放在桌子上，他的因手腕砍伤使神经受伤而导致肌肉萎缩的左手露了出来。过去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时，他就弹钢琴。现在他在自己想象中的礼堂里用幻想演奏音乐——室内乐选段、整部的圣乐，甚至交响乐。今天他想从心中驱开的特别不快的事是妻子布丽吉信中带来的消息。他家全部房产都被没收了，而她只得到处寻找住处。她已不得不把两个最小的孩子送到街上行乞。弗兰克想，他三十岁当上司法部长，三十九岁做了波兰总督，而在四十五岁时却成了囚犯和无家可归乞讨者的父亲。 他听到牢房门上的轻轻敲门声。是吉尔伯特来了。弗兰克立即戴上手套。吉尔伯特一进来，弗兰克起身立正。弗兰克告诉吉尔伯特，他万分感激吉尔伯特和天主教神父西克斯图斯·奥康纳来看他。弗兰克说，如果可以说一个人“圣洁”而别人不觉得在开玩笑的话，那人就是奥康纳神父。他又说：“这位神父是这样细致，这样富有同情心，这样文静谦逊，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尽管吉尔伯特觉得弗兰克过于滔滔不绝，但他相信弗兰克在宗教上的重新觉醒以及他的悔悟都是真的。 弗兰克说，戈林最近老跟着他。“那个胖子很恼火，因为我交出了那四十本日记。他质问我：你为什么不把日记烧掉？”弗兰克继续说，但他听到了耶稣基督的声音：“你不可能对上帝隐瞒真相。”因此他把日记交给了美国人。他告诉很容易就忽视他的原始动机的吉尔伯特，他相信这些日记的内容会使他获得免罪。那个胖子还因为另一天午餐时他说希特勒肯定知道那些暴行而责骂他。吉尔伯特同情地点点头。任何敢于面对戈林的被告都应当受到鼓励。 弗兰克告诉吉尔伯特，在那里受审并听着德国罪行公诸于世是一种折磨。他说：“真是羞愧难当。”在法庭里他看到了一些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如劳伦斯法官和美国检察官杰克逊。“他们坐在一起，而我坐在像施特赖歇尔、戈林、里宾特洛甫那样令人厌恶的人物当中。” 吉尔伯特问，他怎么会成了纳粹机构组织的一部分呢？弗兰克回答说：“我不知道，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我身上一定有一些邪恶的东西，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是集体催眠吗？希特勒助长了人身上的这种邪恶。当我在法庭放映的影片上看到他时，我一时间又情不自禁地对他十分倾倒。真有意思，一个人坐在法庭里觉得有罪和羞愧，然而当希特勒在银幕上出现时，你又想伸出手来给他……你知道，魔鬼并不是头上长着角或身上拖着分叉的尾巴向我们走来的。”弗兰克又说：“他带着令人着迷的微笑走来，诉说着理想主义的思想，并赢得了我们的忠诚。我不能说希特勒违反了德国人民的意志。他用魅力吸引了我们。” 吉尔伯特问，他是否还做噩梦？暗指弗兰克早先承认的晚上梦到他女儿时发生梦遗之事。弗兰克说，已不再做那样的梦了。他最近做梦在指挥演奏巴赫的一首小提琴协奏曲。吉尔伯特起身要离开时，弗兰克又苦笑着说：“我们一起犯罪，我们一起堕落，我们将一起被绞死。” 吉尔伯特走后，弗兰克拿起他已开始写作的自传。他做过律师的头脑能把注意力确切地集中到一个有野心但尚属高尚的人，如何转变成一个有野心而且腐化的人这一点上。那是1934年在清洗罗姆的“长刀之夜”期间。他当时是巴伐利亚的司法部长。他接到监狱看守长斯塔德尔海姆打来的电话，告诉说党卫军把冲锋队员塞满了监狱，其中包括冲锋队首领罗姆。弗兰克奔赴监狱，直接来到罗姆的牢房。弗兰克让罗姆放心，叫他不必害怕党卫军。他对罗姆说：“记住，恩斯特，你是在我的司法管辖之下。” 希特勒身边的一位高级党卫军军官塞普·狄特里希来到监狱，通知弗兰克说这些人受到元首的严厉谴责并且要马上枪决。弗兰克拒绝释放这些犯人d狄特里希非常生气，打电话给慕尼黑纳粹党总部棕色大楼的希特勒。他把电话递给弗兰克。希特勒的声音震破了弗兰克的耳朵，他喊叫道：“是我决定帝国罪犯的命运，而不是你！”弗兰克争辩说，这些都是1923年和他们一起游行的人，是他在法庭为之辩护过的党的战士。他们从床上被拖走，而且没有任何指控就被投进了监狱。弗兰克说：“我是个执法人员，你不能不经审判就把一百一十个人枪决。”对话结束后，弗兰克认为他获胜了。可是一会电话又响了，这次是鲁道夫·赫斯打来的。他报告说，元首已大发慈悲了，一百一十个人中只枪毙十九人。弗兰克想知道，为什么要枪毙这些人？赫斯警告说，元首对这一延误已不耐烦了。 弗兰克承认，遵守原则的代价将是昂贵的，他的职位、仆人、轿车、几处房产、权力以及财富都会化为乌有。他终于把包括恩斯特·罗姆在内的犯人交给了党卫军执行处决。罗姆临死前警告弗兰克说：“所有革命都会吞噬掉自己的产儿。”那天枪声响起时，汉斯·弗兰克发现自己已被定性了。他更是个纳粹分子，而不是一名法官。希特勒已了解他这个人。 弗兰克写完了自传中的这一段，又粗略看看妻子的来信。他把信放回到他用做文件盒的香烟盒里。他要揭掉罩在他身上的绝望之幕。卫兵听见他在低声哼着贝多芬的《欢乐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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