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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科布在清理邮件，突然看到一件东西，她想上校也许会喜欢的。安德勒斯在桌子上把这件东西展开，是一幅孩子的水彩画，画着雪花落在开着黄色和蓝色花朵的原野上。他说；“啊，是希姆莱的小崽子画的。”在盟国看来，海因里希·希姆莱曾经是纳粹政权中仅次于希特勒的最令人恐怖的人物。正是希姆莱把元首抽象的疯狂变成了使用齐克隆B毒气和焚尸炉的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具体方法。希姆莱自杀后，他的妻子被捕，作为一名重要证人关押在这位上校的监狱里。这样就产生了对希姆莱的女儿怎么办的问题。安德勒斯费了许多周折，找到一家还在开办的学校，让她在那里注册上学。他还送给那孩子一盒水彩。那孩子为回报给他送来一些礼物，上面写着寄给“最亲爱的安德勒斯上校”，其中一件就是安德勒斯放在办公桌上的棉花雪人画。不过，安德勒斯的行为让人觉得过于温和和不太理智，因而他有意称那孩子为“小崽子”。 这天上午安德勒斯上校关心的主要不是一个纳粹分子的女孩，而是凯利少校要马上离开回国。安德勒斯一向觉得，他与合群的凯利的关系要比与矜持的吉尔伯特的关系要好，尽管这两人与新闻界的接触都使他十分紧张。几个星期前，《星条旗报》捅出了列奥纳尔多·康蒂博士在10月份自杀那件秘而不宣的消息。安德勒斯透过他的情报网络，了解到凯利曾和记者们谈过话。后来的情报还进一步告诉他，凯利在“不正当使用”官方档案。紧接这一消息而来的就是凯利突然宣布他要立即回国。 安德勒斯还从《真理报》记者鲍里斯·波列伏依那里知道了凯利和吉尔伯特两人在写书上的合作。波列伏依不断殷勤地要与吉尔伯特交往，因为他知道吉尔伯特能接近被告。吉尔伯特一次又一次地拒绝波列伏依，说他与记者谈话是违反安德勒斯上校的规定的。最后波列伏依还是没完没了地纠缠不放，吉尔伯特脱口说出：“不行，我把这些资料全部留着来写一本书。”波列伏依后来缠着安德勒斯要内幕消息，而且不可避免地透露出他知道那本书的写作计划。 得知凯利就要走后，吉尔伯特非常吃惊，并且责难凯利。凯利解释说，他要回国去寻找新的感兴趣的事：他打算写一本关于种族歧视的书。吉尔伯特不知所措，问凯利他们合作写书的计划怎么办？凯利用一只手接着吉尔伯特的肩，说道：“瞧，古斯塔夫，公众对这次审判的兴趣已大大减少。”吉尔伯特问凯利，他走后到哪儿去找他？凯利说，他不知道，但他会与吉尔伯特联系的。 2月6日，道格拉斯·凯利少校从Y一28机场坐飞机到最近的港口换乘轮船。凯利走后，吉尔伯特发现凯利拿走了他们要被告们写的自传的全部手稿原件。凯利也带走了吉尔伯特牢房探访全部笔记的一份副本。吉尔伯特还不知道的是，凯利已经就他自己将写的有关纽伦堡监狱中二十一名被告的一书问题与美国出版商西蒙和舒斯特接洽好了。 凯利离开纽伦堡的那天，法庭开始对盗窃艺术珍宝案子进行起诉。《纽约客》驻巴黎记者珍妮特·弗兰纳急切地等待着这一刻的到来。在这个案子开始的前夕，她设法搞到了一份记录着戈林对一群大区领袖们讲演该如何对待被征服的法国文件。戈林告诉大区领袖们说：“我毫不在乎法国人出什么事。马克西姆必须为我们而不是为法国人提供最美味的食品……我打算在法国抢劫，进行有利可图的抢劫。巴黎将发生的通货膨胀会使一切都完蛋。法郎将只不过是用于某种目的的众所周知的一种纸张而已。佛兰纳不得不承认，戈林是个说到做到的人。这件事开始于194O年6月21日，当时戈林穿着天蓝色的元帅服，陪同希特勒来到贡比涅森林。德国人在这里尝到了报仇雪恨的美妙滋味，他们把法国投降仪式就安排在1918年德国人被迫投降的那节火车车厢里。接着，戈林匆匆赶到罗浮宫博物馆，大饱眼福地观者鲁本斯、弗拉戈纳尔、委拉斯开兹以及大小克拉纳赫兄弟的名画作品。这位大元帅和希特勒两人都自认为是鉴赏家，提出了一个使德国成为欧洲艺术珍宝“保护者”的计划。该计划的关键人物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罗森堡不是党内负责意识形态训练和教育的人吗？法国被征服了三个月后，希特勒给予罗森堡一项简单而巨大的权力，即在被占领的欧洲地区没收艺术品的权力。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并不是真正的德国人，他出生于爱沙尼亚雷瓦尔一个讲德语的家庭里。在流言四起的纳粹党圈子里，甚至传说着罗森堡不是德国人。他的做工匠的祖光可能只是取当地德国地主式的名字。罗森堡直到二十五岁才来到德国。虽然他在党内的地位上升惊人，他深知唐人们嘲笑他的知识分子抱负；他们在背后讥讽他的（二十世纪的神话）。新的任命给了罗森堡一个向元首表明他既是个哲学家又是个实干家的机会。他提拔英斯塔卜·罗森堡为助手，让他执行掠夺艺术品的新使命。侦探们遵照简单的程序从事：如果一件想要的画、塑像或雕刻属于外国亚利安人的话，所有者必须把艺术品出售。如果属于犹太人的话，那么尽管拿走。由于成千上万的法国犹太人已经逃亡或被赶出家园，执行后一任务已大为方便。犹太人的财产被宣布是“无主”财产，而莫斯塔卜·罗森堡有义务把这些财产保存在帝国安全的地方。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在写给元首的最引为自豪的报告中说：在巴黎有六万九千六百一十九所犹太人公寓的财产被清洗一空，没收的艺术品和精美家具装满了二万九千九百八十四节列车车厢。巴黎的每个搬运公司都必须受雇来完成这项工作。 检方拥有一份由一个叫赫曼·邦杰斯的博士写的书面证词，揭发戈林怎样从英斯塔卜·罗森堡的掠夺行动那里获得好处。邦杰斯博士是一位艺术史学家，曾作为戈林驻法国的私人代理。在巴黎陷落六个月后，戈林命令邦杰斯到罗浮宫博物馆来见他。戈林一边走，一边总用手杖轻轻敲打要送去德国的艺术品。邦杰斯深感不安，指出法国官员坚决反对英斯塔卜·罗森堡的行动。邦杰斯这是第一次见到戈林，说起话来迟疑不决。他看出戈林在生气。为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邦杰斯又指出罗森堡的活动违反了《海牙陆战公约》。戈林顿时暴跳如雷，高声的叫嚷回荡在整个博物馆里。“我的命令是不可改变的！这些艺术品必须马上运去德国。给我的那些要装入两节火车车厢，而且挂在我的专用车辆后面。鄂杰斯继续大胆地指出，甚至德国军队的律师也反对这些没收行为。戈林说：“我亲爱的邦杰斯，这件事还是让我来操心吧。你难道不知道我在德国的地位高于任何律师吗？” 戈林总是争辩说，他收藏艺术品只是为了有一天能为德国人民建起一座博物馆。此外，他还明确表示要给每件东西付钱。但是，正如他曾经说的：“我的收集热情使我忘了一切。”他的最大收藏对手是先下手的元首。不过希特勒的兴趣不如这位大元帅广，希特勒认为许多是颓废艺术家而置之不理，戈林则收集了这些人如夏加尔、格罗茨、克利、凡·高、塞尚、高更和毕加索的作品。戈林还搞到了戈雅、凡·戴克、哈尔斯、委拉斯开兹、提香、拉斐尔以及弗拉戈纳尔的作品。他曾夸奖罗森堡的表现，并且对罗森堡说：“我现在通过购买、馈赠、遗赠和交换，成了欧洲最大的收藏家。” 所有这些在起诉中都被揭露了出来。没有人，甚至在被告席中也没有人会相信戈林关于他已为大部分艺术品付了钱的说法。一位美国助理检察官托马斯·兰伯特听了戈林掠夺艺术品案子的证词后，对他的一位同事说：“现在有三个等级的盗窃罪：小偷、大盗以及可怕的盗窃。” 对伯顿·安德勒斯来说，这个时刻是愉快的。在几个月的官僚策划运作之后，这位上校终于使他的设计被批准为国际军事法庭的官方标志。这个标志是一个盾牌上一座正义的天平俯视着一个破碎的纳粹党徽——平和一只已坠落的纳粹的鹰。它现在已出现在信笺的上端，并作为制服上的肩饰，妇女连衣裙上的别针，以及用在其他许多方面。在这位上校的办公室里，站着一位令美国人折服的俄国美人，她就是尼基钦科美貌迷人的译员塔尼亚·吉莉亚雷夫斯卡娅。她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更多的关于这个新标志的信息。 这位妩媚动人的塔尼亚还请安德勒斯上校在他的星期六晚会嘉宾名单上加上另一个人的名字。安德勒斯的戏剧晚宴聚会已成为纽伦堡社交场合中的一大特色，他已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热情活跃和体贴入微的东道主的名声。能邀请美国最高法院的一名大法官、许多著名的英国律师以及四国受勋的将军们参加他的宴会，安德勒斯感到高兴。2月9日，他为苏联人来到纽伦堡进行起诉举办一个晚会。两名俄国法官都接受了邀请，马克斯韦尔一法伊夫爵士和他的妻子也要来，还有国际军事法庭工作人员中的六七位漂亮女职员也要出席。在这里举办雅致的招待会十分方便，军队提供了交通服务，晚宴以官方招待列账报销，而特别事务处负责供应戏票。 塔尼亚想要这位上校邀请的人是亚历山大罗夫少校，她说，这样做会使尼基钦科将军很高兴。安德勒斯觉得不可能拒绝这个女人，他说，这位将军当然是受欢迎的。不过，安德勒斯私下认为，亚历山大罗夫，而不是拉苏莫夫同志，也许是在场的苏联内务部人员，其目的仅是为了监视他的同胞。塔尼亚对安德勒斯千谢万谢，离去时带去了样品信笺、肩饰和留给她自己的一枚别针——所有这些上面都有上校设计的标志。 尽管存在政治和国籍的障碍，塔尼亚和罗伯特·斯图尔特少校还是相爱了。他们在大多时间里尝到了爱情的禁果；但是被人为禁止的事实也使他们极度紧张。斯图尔特的审判人员同事詹姆斯·罗把这位英俊的少校拉到一边，警告他苏联的安全机构内务部是如何神通广大。那个女人也许是个间谍，想通过斯图尔特刺探美国人的情报。当斯图尔特想到自己和塔尼亚成了国家游戏中的小卒而不是两个人单纯相爱时，他感到很沮丧。但是，他不能对罗的警告完全置之不顾，美国人的情报也不会是空穴来风。罗还告诉斯图尔特说，塔尼亚已嫁给一名俄国将军，而且生有一个孩子。 安德勒斯上校的晚会非常成功。一场威尔地的歌舞演出后，在纽伦堡大饭店举行了一夜的舞会。安德勒斯邀请来的年轻女人们心里尤其感激。凯蒂·沃尔克被邀证实她对这位上校的赞誉是对的。在与尼基钦科跳舞时，沃尔克这位调查研究人员搜集到一些她需要的情报。在即将来临的日子里，俄国人进行的起诉将会在法庭上引起巨大的轰动。 2月11日星期一上午，苏联检察官N·D·佐尔亚将军正在证实德国对苏联的进攻是违反有效的和平条约的罪恶侵略行为。他宣读了一份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投降的德国陆军元帅弗里德里希·包拉斯在莫斯科所作的书面证词，并要求把它记录在案。在这份证词里，包拉斯郑重保证说他切身了解德国的侵略意图。 一提起包拉斯就勾起德国人痛苦的回忆。约德尔、斯佩尔、邓尼茨，甚至戈林——被告席中任何比较聪明的人，在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都承认战争已不可能打赢。德国人遭受惨重的损失，全国降半旗三天对死者表示哀悼。人们听说包拉斯元帅和他的部队一道在战场上牺牲了，事实上，包拉斯投降并转向了俄国人，而且后来还发表广播讲话，敦促德国士兵放弃毫无希望的战斗。他的名字在德国成了背叛的同义词。但从包拉斯的观点来看，他不是叛国者。他的第六军团已陷入重围，希特勒答应说戈林的空军会来救援包拉斯，但是德国飞机一直没有来。可是，希特勒仍然命令这位元帅坚持战斗到最后一人。包拉斯断定，希特勒已决心让三十万德国人接受挨饿、生病、受冻直至死亡或被俄国人俘虏的命运。他没有理由为这样一个领袖继续效忠。 戈林的辩护律师奥托·斯塔马尔表示反对。斯塔马尔是一个个头高大、很难对付的人，举止表现得很霸道。斯塔马尔说，包拉斯的书面证词只不过是共产党人强迫一名叛徒将军所写的一张纸，这证明不了什么。如果包拉斯真是这样一个重要证人，那么让检方把他交到法庭上来，以便辩方进行诘问，否则检方应撤回这一没有价值的证据。 苏联首席检察官罗曼·鲁登科站了起来，脸上带着掩饰不住的微笑。鲁登科告诉法庭，他的确要让包拉斯元帅来做证人。实际上，他可以今天下午就让包拉斯出庭。这一爆炸性的消息瞬间传遍了整个司法大厦，记者们跑出记者间、咖啡厅和陆军消费合作社，纷纷挤到六OO号房间的过道上。杰弗里·劳伦斯爵士问苏联方面，他听到的是否准确？苏联检察官答复说，包拉斯已秘密飞到纽伦堡，现在正在鲁登科的寓所等候着。 杰弗里·劳伦斯爵士请法庭肃静。一名头戴白色头盔的卫兵打开门，最先走进来的那个人瘦削威严，身着一身显出军人气质的深蓝色套装。在来宾席中，俄国贵宾们急切地前倾着身体。他们当中有乔治·朱可夫元帅和小说家伊里亚·爱伦堡。《真理报》记者鲍里斯·波列伏依怀着特别的兴趣注视着来人弗里德里希·包拉斯。波列伏依在包拉斯投降的那个重要日子里就待在斯大林格勒。他记得，那天一位年轻的苏联军官站在一座被毁的建筑物前，脸色苍白，而且在俄国的严冬里还流着汗。这位军官被告知包拉斯困在地下室里，并让他下去把这位陆军元帅带上来。这个俄国人小心翼翼地下到地下室。几分钟后，一个瘦削疲惫的人走上楼梯，他的帽子和皮大农已冻得积着冰雪。俄国人僵冷地站着。而他从大衣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扔在俄国人的脚下。弗里德里希·色拉斯陆军元帅投降了。 汉斯·弗里奇也曾去过斯大林格勒。他去那儿是用广播向德国人民报导他们的子弟在前线的英雄事迹。他对前线骇人恐怖的状况深感震惊：食物和药品奇缺，冻结的尸体像小山丘似的遍地皆是。与包拉斯分手告别时，弗里奇看到广隐在那人眼神中的失败情绪。 在译员室里，译员彼得·尤伯拉尔中尉用轻轻颤抖着的手调整好耳机。迄今为止，尤伯拉尔一直在利昂·多斯特尔特的语言处工作，负责考核其他的候补译员。今天是他第一次在话筒后做同步翻译。包拉斯开始作证后，尤伯拉尔觉得轻松多了。这位陆军元帅的讲话平静、缓慢而且稳重。 被告们一直通过不理睬诉讼程序在法庭上读藏放在官方文件下面的小说来表达对苏联起诉的轻蔑。但是这一天，他们的注意力被吸引住了。罗曼·鲁登科将进行提问。他首先证实《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在1939年8月和1941年6月期间是有效的。他问，包拉斯将军在那个时期做了什么？包拉斯解释说，1940年10月他被任命为陆军副总参谋长。鲁登科问，他的职责是什么？包拉斯说，他受特别指派来制定一个最后取名为“巴巴罗萨”的作战计划，即对苏联的一次突袭计划。鲁登科问：“在这些在座的破告中，谁是发动对苏联侵略战争的积极参与者？”包拉斯看一看被告席，回答说：“就我的观察，这些人中有最高统帅部参谋总K凯特尔、作战厅厅长约德尔以及空军总司令戈林。” 劳伦斯法官宣布暂时休庭时，被告席中爆发出一阵骚动。戈林对斯塔马尔喊道：“去问问那个臭猪，他是否知道他是个叛国贼？去问问包拉斯，他是否拿到了俄国公民证？”在被告席的另一端，弗里奇对沙赫特说：“你知道，这是德国人民的悲剧，悲剧就在这儿。可怜的包拉斯在魔鬼和他的职责之间困惑不能自拔。如果像他那样的人会背叛国家，那么这个国家一定出了什么问题。” 2月12日，包拉斯回到法庭接受反质。凯特尔将身体靠近里宾特洛甫，说道：“你想想看，包拉斯本来是要接替约德尔的职位的。如果他真的接替了，那么，包拉斯将取代约德尔坐在这儿。”约德尔也知道这一点。在讯问包拉斯的几个小时里，命运的变化无常深深折磨着约德尔。 负责看守约德尔的美国士兵发现此人顽固不化，把自己包藏在冰一样的冷漠之中。在吉尔伯特探访牢房时，约德尔明确表示不欢迎这位心理学家对他的关心。他感情上十分自信，但他讲究实际的思维方式像他制定出的希特勒的军事作战计划一样，能清楚地预测出他在这个法庭上的可能下场。 像凯特尔一样，约德尔是军事贵族阶层中的一员，而且有些看不起暴发户式的政客。因而，他最后又对希特勒的尊敬使他自己也感到意外。就在1939年波兰战役前，约德尔经凯特尔的推荐被任命为最高统帅部作战厅厅长，此后他实际上是在元首身边工作。当他亲眼看到希特勒通过成功的恐吓把德国军队派进原先非军事化的莱茵地区、对奥地利不流血的征服、张伯伦在慕尼黑妥协屈从、德军在波兰和法国轻易取得的胜利，约德尔折服了。他一次写道：“对我来说，作为特权阶级的一员也可以鄙视那个奥地利下士，但那不但不会显出他出身多么低微，而是看出我是多么卑劣。” 然而，当希特勒开始失败时，约德尔惯于分析的头脑没有停下。早在1942年，当希特勒把德国拖入两线作战后，约德尔就明白他的国家不能获胜。他逐渐意识到天才的失误会像天才的胜利一样巨大。早些年的那种兴奋消失了。看着希特勒脸色行事的生活，以及没完没了地从柏林跑到拉斯腾堡的“狼穴”又跑到贝希特斯加登，对约德尔来说已变成一种“介于寺院和集中营之间的折磨”。 1942年8月，李斯特陆军元帅在高加索战役中进展缓慢，希特勒对此极为愤怒。他派约德尔去督使迟疑不决的李斯特前进。从前线返回后，约德尔报告说李斯特的做法在军事上是正确的。他亲眼看到了李斯特作战地区大雪覆盖的山路，并且也认为不可能执行希特勒的进军命令。希特勒身子靠在地图桌上，眼珠鼓突出来。他说道：“约德尔，我派你去不是要听你报告所有那些困难。你应该代表我的意见！那才是你的职责。相反，你回来时已完全受了前线指挥官的影响。你只不过是他们的传声筒！我并不需要为此派你到那里去。” 李斯特事件以后，希特勒决定一旦包拉斯攻克斯大林格勒，就取代约德尔为作战厅厅长。约德尔也迫切等待着这一变动。看着包拉斯在接受法问，约德尔想，要是包拉斯作为一名被指控的战犯站在这儿，而他，约德尔，获准和他的士兵一道，作为军人光荣地死去，那该有多好啊！ 通信部队的摄影师雷·达达里奥接到通知，要他带着相机到杰克逊法官的办公室去。他到那儿后，艾尔丝告诉他说，那天——2月13日——是杰克逊的生日。她已安排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小型聚会，并悄悄告诉了各位法官及一些高级职员：法庭一休庭就顺便来一趟杰克逊的办公室。她想首先让达达里奥给这位法官照相。杰克逊客气地表示反对，但是当达达里奥架起相机时他也开始擦拭他办公桌上的尘垢。艾尔丝在给杰克逊梳头时，这位摄影师刚准备拍照。达达里奥认为这将是一张吸引人的照片，因此他连续给他们照了几张，然后再给这位法官单独照。 那天晚上，弗朗西斯·比德尔给他的妻子凯瑟琳写信说，他还是法庭中的有力人物。他在信中说：“这群人并不能干。劳伦斯从来没有自己的想法……虽然他的确是个令人钦佩的庭长。法国人几乎没有什么新东西。” 他又说：“因为今天是罗伯特·杰克逊的生日，他们送给他一个蛋糕，还有一些礼物和笑话。但是我们都认为这个聚会的确太乏味了…准备得太仓促，艾尔丝轻声快乐的尖叫。她脸上的胭脂都涂到眼睛上了，极力想做一名显要的贵妇人。”在工作人员中，杰克逊和他秘书的亲密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听说杰克逊回到家里处境极为不妙。尽管比德尔很刻薄挖苦，但其他与艾尔丝交往的人都发现那个女人既漂亮又能干。对杰克逊来说，艾尔丝恰恰合适。艾尔丝在他的工作上是不可缺少的，也是他信任的密友。她十分注意外表。那次聚会后的第二天，雷·达达里奥接到艾尔丝打来的电话，要他将她给杰克逊法官梳头的一切照片包括底片都销毁掉。 2月14日早晨，被告们在列队被带到法庭前，在操场上享受散步和闲聊的短暂机会。由于席拉赫从他的美国亲戚那里收到报纸，因而经常被问起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这天早晨他说的消息在这群人中投下一层阴影。日本的“马来亚之虎”山下奉文将军刚因战争罪被处决。汉斯·弗兰克向戈林提起这一消息，看看这个“强硬者”怎么想。弗兰克十分恼火，因为戈林仍想让他从后面跟上并且到戈林的左边去，好像他们是在德国总理府大厅里散步，而不是在监狱的院子里。戈林谈起山下奉文的结局，说道：“那又怎样？你应该振作起来，带着尊严去面对死亡。我们将是烈士，即使过五十年，德国人民也会承认我们是英雄的。他们会把我们的骨头用大理石盒子装着，安放在巨大的国家神殿之中。”弗兰克显得有些疑惑不信。不过，戈林的这些大话对他这样的动摇者仍然产生了影响。捶胸顿足、在胜利者面前卑躬屈膝以及自我悔悟，都不如戈林的傲慢和蔑视可取。弗兰克认为，当戈林告诉凯特尔、沙赫特和席拉赫说他们的妻子连同他的埃米都已被捕时，他通常讲得有道理。戈林教训着他们：“你们看，他们就像盖世太保一样坏。不要让他们装扮成民主的样子。妇女和儿童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呢？" 那天布告栏上宣布的案子，除俄国人外，所有的人都感到不安。他们坚持指控德国人进行了卡廷大屠杀，即在俄国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个森林里杀害了成千上万的波兰人。美国人和英国人曾经希望俄国人会放弃这项指控。俄国人正在审判别人的侵略罪和战时罪行，而卡廷案件的审理只会引起人们对俄国人的含糊不清立场的注意。苏联人通过他们与希特勒签订的条约几乎攫取了半个波兰。他们进攻芬兰，吞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并且从罗马尼亚那里占领了比萨拉比亚。没有人否认进入战争后俄国军队和人民遭到德国人残酷的迫害，关于这方面已有如此之多的证据，因此西方盟国认为，提出没有把握的卡廷屠杀指控既是不必要的也是愚蠢的。 鲁登科的代表Y·V·波克罗夫斯基上校提出苏联的第三十四号文件，即苏联特别委员会宣称纳粹分子在卡廷森林杀死一万一千多名波兰人的报告。戈林和赫斯故意扯掉耳机，席拉赫咯咯发笑。西方律师们知道，被告们的藐视有些道理。检方拥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是俄国人，而不是纳粹分子杀害了波兰人。俄国人似乎要抓住机会把他们自己的一项战争罪行强加在纳粹分子身上。罗伯特·杰克逊对此感到惊愕不安。俄国人正在于对被告方有利的事。对卡廷事件真相的怀疑会使整个起诉受到曲解。 星期六，吉尔伯特上尉被告知休庭后马上去向安德勒斯上校汇报工作。吉尔伯特高兴地戴着上校规定的新肩饰，走向在一楼的安德勒斯的办公室。吉尔伯特到来后，安德勒斯递给他一份针对戈林进行破坏活动（特别是在包拉斯做证期间）而制定的新规定。安德勒斯已注意到吉尔伯特要说什么：这项新规定会在心理上对被告们产生坏的影响。但是劳伦斯爵士支持他——戈林是对诉讼程序尊严的一个威胁。吉尔伯特读完这份文件，强力压住自己的不快。这基本．h是斯佩尔催促吉尔伯特采取的措施，也是几个星期前他向上校建议的隔离计划。吉尔伯特表示同意，认为上校的提议是必需的。安德勒斯说这样就很好，因为他希望这位心理学家制定出执行这项规定的细节，并向被告们发布这一消息。 吉尔伯特知道，安德勒斯上校对戈林的憎恶几乎时时困扰着他。虽然没有根据，但这位上校还是怀疑戈林是个同性恋者。他对人说，戈林涂胭脂口红并染指甲。他指责戈林的原因是戈林真的带到纽伦堡满满一皮箱女性化妆用具。吉尔伯特认为这位上校对戈林随意地指责对他了解戈林并没有帮助，他宁愿通过做牢房探访和研究那人的档案卷宗来加深对戈林的了解。 在研究档案卷宗时，吉尔伯特找到了戈林这个人的早期线索。戈林的父亲曾是德国驻海地的总领事，那时他母亲回到德国生下小赫尔曼。她分娩完后，马上回到丈夫身边，并把戈林留给一个朋友照顾，她有三年没有再见到儿子。根据档案记载，戈林最早的记忆是他母亲回来。她张开双手拥抱孩子，而他向她跑去并用小拳头打她的脸。吉尔伯特相信，一个人的最初记忆在他的心理成长上极为重要。就戈林的情况而言，这一记忆反映了他的自我。即使那样小的年纪，他也对没有成为他母亲世界的中心而生气。吉尔伯特还偶然翻到戈林太太对他儿子的早期估计。她说：“赫尔曼不是成为伟人，就是成为罪犯。有尔伯特认为她说对了，戈林两者皆是。 这个星期六从安德勒斯那儿走后，吉尔伯特回到办公室，开始进行他认为很愉快的一些工作，即降低犯人赫尔曼·戈林的影响。 安德勒斯上校觉得他的忍耐已达到了极限。劳伦斯法官的愿望是一个文职人员的合理要求，并不让他烦恼。但是他现在拿在手上的便条却来自一个蓄谋的折磨者。勒洛·沃森将军不断对监狱进行突然巡视。他在最近的2月16日即星期六的一次巡视中，发现操场上有垃圾、一名看守站错了地方，以及一位德国平民手中有把弹药房的钥匙。这份函件以沃森惯常的好管闲事的语气结束：“你在2月18日星期一，带着对这些问题的说明来我办公室报告。” 安德勒斯抱怨道，他们想做什么？他的人员中流动士兵达到百分之六百多，而军官达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五。而且对。牢区的二十一名被告的警卫并不是他唯一的职责，他还有二百五十名犯人分散在九个不同类型的拘留所里需要看管。虽然答应给他四名作战军官，但他只得到两名。当补充人员终于到来时，沃森急忙粗率地通知他，说他的工作人员已超编，而把新来人员留给自己。 伯顿·安德勒斯是个自尊心很强的职业军人。他知道一名军人最坏的名声就是被人称为爱发牢骚的人。二十七年多以来，他接受部队任务，总是毫无怨言地去完成。纽伦堡的工作是件折磨人的事情，压力一直很大。他实际上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一星期七天都处于待命状态。出于他不清楚的原因，有人想逼迫他辞去现在的职务，而且此人正接近于达到目的。安德勒斯决定为此做一些以前从未打算做的事。他有一个堂兄，是在第一军团司令部工作的克林特·安德勒斯将军。他给这位堂兄写了一封私人信件，讲了他在勒洛·沃森手下的遭遇。他说，在被解除职务和在该受的耻辱下能体面地结束自己的军人生涯之前，他需要帮助。 被告们被带到监狱地下室，在那里进行每周一次的淋浴和接受脱衣检查。同时，看守们在检查牢房和喷洒灭虫药物。古斯塔夫·吉尔伯特决定在被告们返回牢房时宣布那个消息。他让执勤军官将被告们列队站在走廊里。他解释说，互相谈话的权利已被滥用，特别是在最近法庭上的喧闹中。因此，根据安德勒斯上校的命令，他们将执行新的用餐安排。吉尔伯特知道被告们进行正常社交最多的地方是在司法大厦阁楼的午餐室，他们特别珍惜这段时间。不过，今后他们将在那里六个隔开的地方分开用午餐。吉尔伯特已制定出一个对检方有利的分组方案。在他所称的“青年午餐间”里，他指定了斯佩尔、弗里奇、席拉赫和丰克在一起，他的策略是斯佩尔和弗里奇把另外两人从戈林的影响下摆脱出来。他设立的“老年午餐间”中有巴本、诺伊拉特、沙赫特和邓尼茨，这样做的原因是针对那位海军元帅对希特勒的忠诚，让其他的人做他的工作。在下一个午餐间里，他安排了弗兰克、塞斯一英夸特、凯特尔和绍克尔，他希望弗兰克能破坏他的同伙们对希特勒的效忠。雷德尔、施特赖歇尔、赫斯和里宾特洛甫将在一起用餐，吉尔伯特相信，施特赖歇尔的可恶表现将会使他们相互抵消。约德尔、弗里克、卡尔登勃鲁纳和罗森堡安排在一起，因为他们之间缺乏密切的关系可以消除任何危害。赫尔曼·戈林将一个人单独就餐。戈林诅咒这个消息。 那天下午，弗鲁克医生巡访被告，了解那天晚上谁可能需要安眠药。这位医生走进每个牢房时，总是后跟咋喀立正。在弗鲁克看来，面前的这些人仍是他的上级。他对戈林说，新的午餐安排十分可耻。弗鲁克又补充说：“不管顺境还是逆境，我们德国人必须在一起。” 那天晚上，泰克斯·惠利斯少尉在第二十七团一个叫“蛇洞”的俱乐部里喝了一些啤酒后回监狱值班。一听到新的午餐规定，惠利斯就来到戈林的牢房。惠利斯是个让人争议的人物。他交友轻率，而且把人简单分成崇拜者和诽谤者两种。他和戈林关系极好。惠利斯最近与戈林一起合影，戈林在照片上写了这些字：“赠给伟大的得克萨斯猎手。”一天晚上在纽伦堡大饭店的酒吧里，惠利斯给他的朋友们看一只漂亮精致的银表。他翻过表的背面，让大家看赫尔曼·戈林刻上去的签名。他吹嘘说，戈林把这只表当做礼物送给了他。 这个星期六晚上，惠利斯告诉戈林说，他对新的午餐安排的不公正做法感到非常难过。但是，这位帝国大元帅应当知道，他泰克斯·惠利斯是他的朋友。 2月17日是星期天，吉尔伯特上尉探访了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席拉赫是一个可能悔过的人。吉尔伯特问席拉赫，什么东西使他成了一个反犹的人？席拉赫回答说：“是亨利·福特。我年轻的时候，在贵族圈子里活动，从来没有怎么接触过犹太人。”十七岁时，他读了福特的《国际犹太人》一书，并且一夜之间成了反犹分子，他认为他找到了指导终生的伟人真理。他说，这是一种反常的理想主义，而且是他堕落的原因。席拉赫相信，没有什么能比他亲手创立的希特勒青年团更理想主义的了。现在，他被人们看成是小纳粹怪物的培养者。 席拉赫告诉吉尔伯特说，他妻子的理想主义甚至使他与希特勒失和。他的妻子海因里埃特是骗子摄影师和纳粹宫廷小丑海因里希·霍夫曼的极其文雅讲究的女儿。作为一位纳粹显贵的夫人，海因里埃特享有海外自由旅游的特权。1943年在里斯本旅行时，她拿起一份《生活》杂志，惊诧万分地在上面读到有关纳粹暴行的报导。她又来到阿姆斯特丹，从旅馆窗户往外看到盖世太保围捕荷兰的犹太人。她看见盖世太保用棍打，用脚踢，并抢走犹太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她下定决心，必须将这一野蛮行径告诉元首。 那年6月，海因里埃特和席拉赫应希特勒之邀去贝希特斯加登元首别墅，机会来临了。在一个看似适当的时刻，海因里埃特对希特勒充满激情地描述了她在《生活》杂志上读到的以及在阿姆斯特丹亲眼所见的一切。希特勒盛气凌人地说道：“纯粹的多愁善感。”他不希望再听到这件事。此后，在那里逗留的其余时间里，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没有一件事能做好。当他讲述他的战后修复维也纳计划时，希特勒怪声尖叫着说，绝不允许维也纳与柏林相媲美。两天后这对夫妇离开贝希特斯加登，而且从此再也没被邀请来到这里。 德国投降以后，席拉赫脱去制服，改名理查德·法尔克，逃到奥地利隐匿起来。当从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听到巴尔杜尔·冯·席拉赫已死了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他在奥地利的沙瓦茨找到一间房子，动手写作一本名为《默纳·洛伊之秘密》的神秘小说。但是当听到纳粹领导人被逮捕时，他向美国人自首了。他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在一个国际法庭面前对我的行为负责”。与此同时，席拉赫表示他愿意按照民主的方式重新教育德国青年。 吉尔伯特问席拉赫，他把六万名犹太人交给党卫军是不是另一种理想主义的行为。席拉赫说，他当时的确相信这些人正在东方得到重新安置。吉尔伯特知道那是个谎言，在海德里希和后来的卡尔登勃鲁纳的每周灭绝报告的分配名单上都曾有席拉赫的名字。 这个星期天下午，吉尔伯特特别想知道席拉赫对新的隔离用餐规定的反应。他提醒席拉赫说，他是被告人当中，特别是在卡廷案件起诉时表现不好的那些人之一。席拉赫没有为自己辩解，而是在笑眯眯的道歉中屈服了。那正是让吉尔伯特所担心的事，那人似乎总是屈服于与他谈话的最后一个人的影响。席拉赫说，他对新的用餐安排感到高兴，至少这使戈林接触不了他。 吉尔伯特几乎在所有的牢房里都听到同一反应，他不曾意识到他们全都那么害怕戈林。斯佩尔最觉解脱，他把分开用餐看做是个人的胜利，因为他最早向吉尔伯特提出这一建议。至于戈林，吉尔伯特发现他手足无措，像一个被赶出校门的淘气学童。他恳求吉尔伯特说：“难道你就不明白？所有这些玩笑和游戏只是为了好玩地轻松一下，我们必须稍微发泄一下。如果我不鼓励他们，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简直就会垮掉的。” 戈林继续说道：“你难道不认为，在这个寂寞的牢房里，我在责备自己吗？难道你不认为，我希望走一条不同的生活道路，而不是像这样结束？”吉尔伯特听着，对戈林这种平常没有的谦卑深感吃惊。吉尔伯特要离开时，戈林恳请他改变那个安排，至少不要让他一个人单独吃饭。他开始斥责安德勒斯上校：“仅仅因为我是这群人里的头号纳粹分子，并不会使我就成了最危险的人物。上校应当牢记，他是在与一个历史人物打交道。不管是非如何，我们是历史性的人物，而他却是个无名小卒。” 吉尔伯特结束牢房探访，觉得再没有比把戈林隔离起来更为正确的了。 罗曼·鲁登科不是傻瓜，但是当这位苏联检察官看起来类似傻瓜时，那通常是因为莫斯科强加于他的结果，例如提出卡廷屠杀问题。鲁登科痛苦地认识到，在纳粹铁蹄下他受如此巨大折磨的苏联人民，迄今不能赢得其他盟国应有的同情。尼基钦科向他透露说，美国候补法官帕克甚至嘲笑说“苏联夸大了暴行。”鲁登科发誓，在苏联起诉的剩余时间里一定要把那种观念扭转过来。 缺乏盟国理解和同情的部分原因是，俄国人毫不隐瞒地确信这场战争是他们单枪匹马赢得的。在记者们的酒会上，《真理报》记者鲍里斯·波列伏依常喜欢为“一手砸碎纳粹野兽脊梁骨的苏联人民”干杯。罗伯特·杰克逊认为，俄国人在纽伦堡未能赢得同情，是因为他们的英勇抵抗和灾难遭遇经常因共产党人华而不实的宣传而受到极大损害。当国际军事法庭的苏联伙伴宣称“纳粹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儿”时，杰克逊感到有些不寒而栗。这意味着，不但纳粹分子，而且整个资本主义，都要在纽伦堡接受审判。 2月18日星期一下午，鲁登科竭力宣传苏联所受苦难的真相。开场时首先播放一部题为《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的纪录片证据》的电影。电影开始是摄影机静静扫过冰雪覆盖的俄国大地，接着转向一个杂乱的场面：一个小男孩倒在雪地上，张开的小手中有一只鸽子振翅欲飞。解说员解释说，那个孩子因为拒绝把鸽子交给一个党卫队员而被打死。影片从这一个人的死亡，又转向一个城市广场，广场上尸体堆积得像圣诞树一样高。特写镜头展现了死去的苏联将士身上血淋淋的绷带。解说员读起一份缴获文件中一个德国指挥官的话：“我再次通知你们，每个军官今后都有权枪毙战俘。”这一画面还说明了一个怵目惊心的统计数字：在被德国人抓获的五百七十万苏联战俘中，有三百七十万人在监禁中死去。 尸体堆积如山的远景中插入了哭泣的母亲轻轻拍着死去孩子脸颊的特写。缴获的德国影片还放映出光着身子的妇女们被赶进一条沟里，这时德国士兵对着她们开枪射击，然后笑着朝向摄影机。古斯塔夫·吉尔伯特仔细察看被告席中的每张脸，除了戈林假装读书外，其他所有的人都在看着影片，嘴巴张得大大的。 法官们以前已经听过有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证词，现在他们又在影片中看到了奥斯维辛。几千双排列整齐的鞋子、成百只在侧面标着姓名的破旧提箱、成堆被齐克隆B毒气染成灰色的人发在屏幕上静静移过。影片持续了四十五分钟。看完影片后，原先认为俄国人夸大所受灾难的帕克法官觉得十分难过，并请求苏联同事原谅。 鲁登科接着连续花了五天时间让证人和幸存者出庭作证。有一位证人讲述了克霍尔默范村庄人们的命运。一名德国陆军军官命令村民用农具在道路上挖地雷，所有的人全被炸死。另一位苏联检察官出示标题为“对文化和科学珍品所犯罪行”的证据。在哈尔科夫，德国人闯进市立图书馆，搬走书籍用做德军装甲车加固泥泞路面的砖头。在列夫·托尔斯泰的领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一个德国军官用这位大作家的藏书当柴火，当被告知周围有许多木材可用时，他回答说他更喜欢俄国文学之光。德国人把柴可夫斯基的家用做摩托车车库，而且焚烧这位作曲家的手稿来取暖。俄国人引用德国人自己的报告证实，这些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蓄意消灭俄国文化政策的产物。 接连六天的法庭作证已显得重复啰嗦，已经证实过的东西一次又一次给予证实。不过，法庭里出现一种变化，好像法官都承认一些超越法律的东西正在这里起作用。俄国人需要这种倾吐以进行发泄，好像这是他们最后对世界诉说的机会。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劳伦斯爵士没有要证人缩减证词，或像他经常做的那样要求了解证词的有关细节，而是毫不打断地让他们发泄痛苦。 对于美国人来说，由于他们的国家幸免于难，苏联的痛苦和好斗更加容易理解。正像一位美国检察官说的，德国人在苏联的所作所为相当于在底特律围捕并枪毙所有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领导人；或者相当于闯入在布朗克斯的一所学校并把所有的犹太人学生送往死亡营，这也相当于入侵的敌人有意发动的一场毁灭纽约和芝加哥之间美国文化的一切痕迹，并把林肯纪念堂用做厕所的运动。 吉尔伯特上尉来到监狱搜集对这部影片的反应。通常侃侃而谈的汉斯·弗里奇脸色苍白，脸上肌肉抽搐，说道：“我正淹没在污物之中，我被污物噎住了……我支持不下去。这已成为我每天遭受的一种死刑。” 吉尔伯特向戈林提起他在法庭上的冷漠表现。戈林回答说：“任何人都能制造出一部暴行影片。你只要把尸体从坟墓中取出来，而且用一辆拖拉机把他们铲回去。”戈林又说道：“我不是一个对人类生命没有用处的冷漠无情的怪物，我并不是对那种残忍没有印象，但是我见过的真是太多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成干上万残缺不全和烧焦的尸体，还有那种饥饿。我不必看电影来获得这种恐怖感。”戈林把话题转到新的用餐安排。他想知道，其他被告对他被单独安排吃饭有什么想法？吉尔伯特说，迄今为止除听到表示满意外，他还没有听到其他的反应。 杰克逊法官对行车受阻感到十分恼火。这天早晨他去法庭已经迟到了。他讨厌保安工作的所有那些小题大作，不过，他的保镖莫里兹·富克斯还是告诉司机最好停下。正前方有个路障和一辆载满手持冲锋枪的美国士兵的吉普车，在路障边的那位年轻中尉认识这些路过者，敬礼并挥手示意让他们通过。 司法大厦门口布满了机关枪，人口四周修筑着沙袋和射击掩体，M—4薛尔曼坦克在铁丝网前来回开动。纽伦堡军事区处在一级戒备之下。这一军事行动的起因是沃森将军的反情报机关雇用的一名前盖世太保提供的一份报告。这个名叫马克斯·曼林的德国人提供了暴动、越狱迫在眉捷、马丁·鲍曼出现等一系列可靠的情报，还有埃娃·布劳恩仍然活着的语言。这一次，曼林说服沃森将军相信D－13战俘营将有一次越狱行动，目的是接着来救走纽伦堡的那些被告。D－13是个战俘营，坐落在纽伦堡以北，关押着二万名党卫军的铁杆骨干分子。 那天上午休庭时，鲍里斯·波列伏依走到安德勒斯上校身边，问法庭为什么看起来像是一座被围的城堡。安德勒斯解释说今天的措施纯属心理上的，为使人们放心，特别是让耳闻党卫军越狱谣言的法庭文工作人员消除疑虑。他说：“从我的监狱逃跑的任何一种可能性都被排除了。”波列伏依想知道这位上校怎么如此有信心。安德勒斯告诉他如何管理监狱，从对牢房二十四小时实行严密看守，到对犯人进行直肠检查。波列伏依对此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海因里希·霍夫曼的监督理查德·赫勒，那个和这位摄影师去过巴伐利亚的年轻海军上尉已经回国，但这是在霍夫曼已相当牢固地站稳脚根之后。霍夫曼每天从卡尔诺基伯爵夫人的证人公寓坐车到法庭。他搜集了成千上万张照片需要分类，因此他的雇用得到无限期的保证。检方是需要一张雅尔马·沙赫特笑容可掬地站在希特勒身旁的照片？霍夫曼可以提供。检方需要一张卡尔登勃鲁纳在毛特豪森集中营的照片吗？霍夫曼会找出一张。他在司法大厦二楼一五八号的房间曾有许多美国兵来访，他们想要希特勒与戈林、埃娃及爱犬“布隆迪”在一起的照片。霍夫曼还给来访者快速熟练地画肖像画。作为回报，他获得一堆威士忌、香烟、香皂、口香糖、巧克力和尼龙袜。他设法说服美国人相信他需要一位助手，而获准雇用了赫尔嘉。赫尔嘉十九岁，是个活泼的小姐，长着一双蓝眼睛、一头淡黄头发，而且喜欢“霍夫曼教授先生”。霍夫曼的脸颊又转为红润，并开始养起大肚子。 卡尔诺基伯爵夫人发现自己无可奈何地屈服于霍夫曼这个廉价商贩的魅力。这个人慷慨大方，回到公寓时口袋里总是装着送给她的珍贵香皂，和给她孩子在陆军消费合作社买的糖果。然而，霍夫曼在公寓的出现也带来过紧张的时刻。检方偶尔在那里安顿集中营的证人，当他们得知这位客人的身分时就惊恐万分。霍夫曼似乎并不因餐厅里他们指责的目光而改变他大摇大摆的作风。他自我介绍，并用小小的推理来说明他在那个政权中的作用：“照相机没有政治。”他会编撰有关纳粹宫廷生活中的趣闻，而且经常把戈林和里宾特洛甫当做笑柄。住客们忍不住发笑起来。 一天下午，霍夫曼邀请卡尔诺基到他的房间，他说，他有一些东西想给她看。他拿出一些水彩风景画，他问她知道是谁画的吗？伯爵夫人发现画上没有标明作者，就说她不知道画家是谁。霍夫曼说：“是我的朋友，阿道夫·希特勒。”他又说道：“这些画表现了他性格的另一面。”她问，什么另一面？霍夫曼回答说：“平静、温和的一面。” 2月23日，反证调查人员凯蒂·沃尔克很高兴地参加了鲁登科将军庆祝红军建军节的聚会。沃尔克的经历是在纽伦堡军事法庭工作的年轻英国妇女的典型：战前在德国工作或上学过，而且会讲德语，沃尔克最早在30年代中期到过德国，她当时是在党卫军内的一位德国伯爵的城堡里工作的一名女工，那里管她吃住但不付报酬。就这样，她在一个星期天成了伯爵的客人希姆莱的槌球游戏伙伴。她对这个无赖之徒记忆最深的是他的作弊。希姆莱用脚把球偷偷踢进柱门，主人们假装没看见，并大大夸奖这位党卫军首领是个出色的槌球手。 在俄国人举办的聚会上，沃尔克被尼基钦科的译员塔尼亚·吉莉亚雷夫斯卡妞拉到一边。两个女人已相处得非常友好，这位漂亮的俄国人在造访反证办公室时很少不从沃尔克那里骗走几本《小姐》杂志的。她向沃尔克透露说，她感到很绝望。凯瑟琳问是什么原因。塔尼亚悄悄环顾屋内，轻声说道：她会见罗伯特·斯图尔特少校冒了极大的风险，她担心即将发生可怕的事。 3月6日，鲍里斯·波列伏依一到法庭，就遇见了为俄国的起诉回到这里的译员，年轻的奥列格·特罗雅诺夫斯基。脸色惊恐的特罗雅诺夫斯基拿着满满一手的报纸，波列伏依问：“怎么啦？”特罗雅诺夫斯基说：“看看这个。”顺手拿起一张标题为“丘吉尔·温斯顿爵士呼吁建立反苏统一战线”的英国报纸。特罗雅诺夫斯基接着又给波列伏依看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该报标题是“丘吉尔发出警告，联合起来阻止俄国人”。那位英国前首相前一天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市一个小的学院里发表讲演，宣称：“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个铁幕已在欧洲大陆落下。”丘吉尔宣布了战时同盟的死亡，并呼吁西方抵制共产主义扩张。 那天，随着苏联完成了陈述，这个案子的起诉宣告结束。这个时刻对被告们本该是死亡的弦声，然而命运多变，它却在希望的调子中结束。的确，盟国检察官已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起诉的四项罪行已被无可争议和反复多次地证实，而且大多数是通过德国人自己的文件证据来证实的。经过三十三个检察官的证词，这些指控血肉般的真实已得到肯定。人们丝毫也不怀疑，是纳粹德国策划和发动了侵略战争。它公然不顾战争规则进行这场战争，并且在军事上并不需要的情况下以不可想象的规模进行集体屠杀。然而，那天上午当辩护律师们举起当日的报纸让他们的委托人看到丘吉尔讲话的标题时，一股激动的潜流流过被告席中，会意的微笑传遍了每个被告。 上午休庭时，仿佛是一座水坝崩溃了。辩护律师们跑向被告委托人，紧接着是一阵阵欣喜不已的噪乱交谈。戈林几乎在被告席里跳起来，他说：“我对你是怎么说的？去年夏天我几乎不指望能活到秋天。而现在，我也许会活过冬天、春天，并且反复活过多个春夏秋冬。记住我的话，在对我们宣判之前，他们将相互打起来。”憔悴失落、烦恼不堪的里宾特洛甫突然又表现出以往的自负，他说：“我一直期待着这一消息。丘吉尔绝不是傻瓜，他知道我们德国人对他比对赤色分子更加亲近。”赫斯丢掉他那种紧张症患者的凝视目光，把身子靠向戈林，他对戈林预言说：“你还将是德国的元首。” 那天晚上，珍妮特·弗兰纳在记者俱乐部的酒吧间找到一桌俄国人。她表达了对丘吉尔讲话感到失望，不过她发现他们相当平静。鲍里斯·波列伏依耸耸肩说：“我们已经听过成千上万的资本主义噪音，丘吉尔再来一点并不能伤害我们。” 在C牢区，弗鲁克医生在他的最后探视中愉快地发现，那天晚上被告们对安眠药的需求少了许多。 利昂·多斯特尔特上校离开纽伦堡，留下现在正式晋升为海军中校的阿尔弗雷德·斯蒂尔继任语言处处长。斯蒂尔很高兴见到那人回国。自从审判开始后，他就作为神经质的多斯特尔特的副手工作。在斯蒂尔的眼里，多斯特尔特是个好为人师的机会主义者，一个使役下级又迎合上级的招摇过市的家伙。每当他和上级见面回来，对斯蒂尔的一种吹嘘就是：“我刚把某某法官或某某将军迷住了。” 三十三岁的斯蒂尔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既是精力充沛的实干家又是学者。他接下的是个艰巨的任务。虽然同步翻译复杂棘手，而且在纽伦堡刚刚使用，但人们很快就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伯基特法官喜欢把他的天才用在抨击译员身上。备登科检察官热情洋溢、男子雄性的俄语发言被一个声音虚弱的译员译成英语，伯基特抱怨说听起来像“一个死而复活的老朽牧师，一个在教区花园舞会上致歉的迟到者，而不是重大战争罪行的检察官”。声音粗壮的德国将军们由声音低如小鸡的年轻女人翻译，因而降低了证人们证词的威力。有一次，贵族风度的欧文·拉豪森将军的作证由一个受教育不多的德裔美国人做翻译后，伯基特问道：“那是什么语言？”斯蒂尔回答说：“是布鲁克林语。” 译员们有时也遇到语言陷阱。德国人习惯以“Ja”开始说话。假如逐字翻译，这个音可以理解为一种认罪。检查官问：“你知道你做的事有罪吗？”证人会回答“Ja”。其含义不是“是”而是个间隔四头语，更为准确的翻译是“嗯……” 斯蒂尔认为，批评指责者应该知道他拒绝了多少参选人。五角大楼给他送来成批的新译员，其中大多数人准备仓促。当听到例如judgify或tribunalize之类生硬、编造的同源词时，斯蒂尔知道，即使有一位语言专家也不管用。落选译员被派到一个叫做“西伯利亚”的地区执行低级任务，直到他们受命返回美国。而当所有一切进展顺利时，有人总是失脚绊着弯弯曲曲穿过法庭的电线，整个翻译系统顿时沉默无声。 辩护预计在3月8日开始举行。两天前，一名为纳粹组织辩护的律师汉斯·拉腾塞尔撞入斯蒂尔的办公室。拉腾塞尔抱怨地说：“你难道不明白？我们必须尽快准备好，而你还有许多文件没给我们翻译出来。”斯蒂尔对拉腾塞尔解释说，他任务繁重，但人员缺乏，资金不足。拉腾塞尔指出，但是，就在安德勒斯的监狱里，他们关着全欧洲最好的翻译。斯蒂尔问，那人是谁？拉腾塞尔回答说是保罗·奥托·施密特，现在作为重要证人关押在狱。 施密特曾是希特勒的私人翻译，出席了希特勒与外国领导人之间的每次关键会议。1939年9月，当英国大使把“撤出波兰或面对战争”的最后通煤送交德国时，正是保罗·施密特把这一消息翻译给希特勒的。烦恼不堪的斯蒂尔去找安德勒斯上校，告诉他拥有施密特这个宝贝。安德勒斯同意斯蒂尔可以使用施密特，但是这个犯人必须安置在一个武装看守下的安全之处。 译员们站在房内四周，像一群来听海费茨演奏的小提琴手。大家集中注意的是一个满脸胡子拉碴、内衫外穿着一件破旧夹克外套的人。这位身材高大、脸色苍白的人就是施密特。斯蒂尔已经把一组速记员集中在一起轮班工作，因为这是跟上保罗·施密特翻译的唯一方法。施密特从一堆文件里拿起一份英语文件，就在来回踱步时，一边浏览一边译成德语，然后又译成法语。翻译工作者大多数是一个方向上的翻译做得很好。但是对施密特来说，这没有什么区别。像从德语译成英语时一样，他轻易地从英语译到德语，而且其他语言的来回翻译世一样。他工作相当长时间才停下去洗手间，或者用可口可乐和三明治充饥止渴。 在几乎不分昼夜的几天工作后，施密特筋疲力尽地回到牢房，手里缀着斯蒂尔犒劳他的几盒香烟。他倒在他的小行军床上。施密特曾尽力想让安德勒斯上校理解，他直到1942年才成为一名纳粹党员，而那是因为他的非党员身分在希特勒身边的圈子里显得越来越引人注意。他希望这次为法庭翻译的表现将使他获释出狱，可是他仍然作为一名普通罪犯被关押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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