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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氰化钾的胶囊起先是随戈林的行李进入监狱这一点看来是无可争议的了。他在整个关押期间一直把此物放置于牢房是不可置信的。除了在最后的几小时里，平时这么做就太鲁莽了。我们知道，行李间从来没有被彻底搜查过，因为调查人员在戈林自杀后确实在他的遗物里找到了另一个氰化钾胶囊。根据笔者采访看守人和对监狱记录的检查，牢房和衣物是经常搜查的。约翰·韦斯特少尉在1946年10月14日，即戈林死的前一天，就是这样搜查了戈林的牢房和他的私人物品。 尽管监狱记录并未显示戈林曾请求允许他到行李间去，但我们知道他的物品不时地被取走，他送给惠利斯中尉的礼物以及送给他的律师奥托·斯塔马尔的蓝色公文包就是证明。 这些物品也许是通过像惠利斯这样握有行李间钥匙的监狱军官获得，或者是由戈林自己获得的，因为他可能在未按来访要求登记的规定的情况下获准进入行李间的。 埃米·戈林随后发表的关于她丈夫如何得到胶囊的声明，既无所帮助，也不能令人信服。1946年10月7日她最后一次探视的时候，曾问她丈夫还有没有胶囊，戈林回答说没有。她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跟他说过话。戈林自杀后，她立刻对记者说，她推测，“此事一定是一位美国朋友所为”。但二十八年后，她告诉德美起诉团的一位成员，一位未留名的朋友确实无疑地把毒药递给了她丈夫。这样，她的记忆力随着时间的流逝似乎有了增强。更晚些时候，她的女儿埃达表示有人帮助过她父亲。1991年一则小道消息说，戈林的侄子克劳斯·里格尔承认，是惠利斯中尉把毒药给了他叔叔。这是可能的，但无法证实。戈林的女儿在戈林死时才八岁，因此戈林的女儿或戈林的侄子对所发生的一切都不可能比他们的可靠的消息来源埃米·戈林更有把握。戈林那些可能知情并仍能活着讲述的狱友们——斯佩尔、弗里奇、弗鲁克——后来都撰写有关他们在纽伦堡的经历的著述，如果他们知道内情的话，未必会在他们的著述中略去了这部具有轰动效应的畅销书。 这位作者的结论是，戈林曾提出条件让一位监狱工作人员——最大的可能性是惠利斯——为他从行李间取出物品或行李。最后一次拿的时候，戈林取出了隐藏的胶囊。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即他本人可能获准进入行李间，同样，最大的可能还是经惠利斯批准的，并让他在那里自行其是。但如认为任何可以进人行李间的美国人，包括惠利斯，会心领神会地取出胶囊并交给戈林，从而使这个主要的幸存战犯能破坏法律，这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么做本是犯罪行为，要冒遭到严厉惩罚的风险。惠利斯看来能干得出蠢事来，但还够不上当罪犯。 ·附录戈林自杀：未披露的档案· 戈林为什么在其自杀留言上注明日期为1946年10月14日，至今仍是个谜。这日期不可能是正确的。戈林若将这些吐露他打算自杀的信件保存在他身边达五天之久，未免太粗心大意了。在其中的两封信中，他提到他向盟国管制委员会的申诉被拒，而这一点他直到10月13日才听说。另一个谜团是他为什么感到有必要给安德勒斯写信，说明他一直保存有这个胶囊，除非是要为朋友开脱，并以智谋胜过自己的主要对手而自鸣得意。 这些年对戈林自杀有了一连串的解释：毒药是藏在他的陶土制的烟斗里的，在处决他那天夜里把它剖开；他将毒药藏在肚脐里（罗斯卡医生宣布这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他吞服毒药（调查委员会相信这一点）；还有一些更离奇的方法。显然，当唯一握有此毒物的那个人不仅把他的秘密带进了坟墓，而且身后还发表暧昧的错误消息时，要找到不容争辩的事实真相的一切希望都烟消云散了。 在戈林死亡的那天，至少有十一名监狱人员与他联系相当密切。在此前的其他日子，这一数字可能多达二十六人。这一可能性是遥遥不可测的。但人数可能很快减少了。实际情况可能与本文提供的再现情况有出入，但只是在不改变这一主要突破的细节上有出人，这一突破就是，胶囊是放在行李间，戈林设法将胶囊取了出来，或让别人带给他。当然，笔者对这一解释的真实性负有独一无二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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