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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奇异的手记式的散文，写作时间如标题所点明的，1949年5 月30日。从文学史的意义上说，当代文学的大幕还没有正式拉开，但北平（北京）城里已经云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人们正在兴高采烈地筹备第一次文代会。可是，30年代京派文学的代表作家、《边城》《湘行散记》的作者沈从文却陷入了异常困惑的精神危机中。从抗战开始，沈从文与左翼政治力量的关系不断恶化，在左翼批评家发起的对“与抗战无关”论、“战国策派”、“反对作家从政”论、“自由主义文学”的批判运动中，他几乎每次都被列为论争对象，他在这时期创作的小说也屡遭批判，1948年郭沫若发表《斥反动文艺》，用清算的口气辱骂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15. 政治上的乌云重重地压在他的心头，摧残了他并不坚强但很敏感的神经系统。四十多年以后，公布了沈从文当时各种文字材料的《从文家书》一书的编者这样说：“1949年，正准备‘好好的来写’一二十本文学作品的沈从文，终止了文学事业，也走下了北大中文系讲台。由于内外原因交互作用，一月起，陷入精神失常。消息传到刚刚解放的清华园朋友中，梁思成夫妇、金岳霖等马上请他去清华调养。朋友的真挚关怀未能缓解起病情，他病了很久很久……”16这篇《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17就是当时留下的文字材料之一。
虽然这篇手记仅仅是作者在病中的“呓语狂言”，但它富有象征意味地记录了知识分子在一个大转型的时代里呈现出来的另一种精神状态。病中的沈从文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变化：“世界在动，一切在动”，但他真正感到恐慌的不是世界变动本身，而是这种变动中他被抛出了运动轨迹：“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正因为沈从文从来就不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所以他才会对这个变化中的时代既不具备任何敌意和戒心，也不是明哲保身地冷眼旁观，而是想满腔热情地关爱它和参与它，所以才会对自身被排斥在时代以外的境遇充满恐惧和委屈。这种感受多么清醒，多么逼真，哪里有丝毫的“神经失常”？所以他要大声地宣布：“我没有疯”！他还要进一步地反复追问：这“究竟为什么”？作者虽在病中文字仍然充满力量，读完这篇手记，一个善良而怯懦的灵魂仿佛透明似的毕现在读者的眼前，人们忍不住想问：一个新的伟大时代的到来，难道不能容忍这样一颗微弱而美好的生命的存在吗？
虽然这是一篇随意性极强的手记，其文体却鲜明地烙上沈从文向有的文字特点：文字松弛、内涵丰富、语言有节奏感。沈从文有很高的音乐辨别能力，文章从“静中有声”开始写起，写了各种各样的声音：远处的鼓声（幻觉），灶马的振翅声，孩子的睡鼾声，收音机里的古典音乐声……每种不同的声音都唤起了他不同的情绪变化，相当细腻有致。在短小的篇幅里他插入了三段不同时间向度的叙事文字：历史的回忆、现实的抒情和对未来的幻想，其中蕴涵了三个女性：历史上的丁玲，现实生活中的张兆和，和幻觉中的翠翠。他首先从一张旧照片引出了丁玲的故事是意味深长的。青年时代，沈从文与丁玲夫妇是极好的朋友，虽然走的道路不一样，但是在丁玲的丈夫胡也频牺牲以后，他曾冒着危险护送丁玲和遗孤回家乡，可说是有胆有识；当丁玲被国民党政府秘密逮捕后，他又公开发表长篇散文《记丁玲》来唤起民众对失踪者的关注，可说是有情有义。十九年过去了，丁玲成了新时代的文艺官员和风云人物，当年护送的遗孤也已经长大成人，可是他，却“被自己的疯狂，游离于群外”，历史是多么嘲弄人？对于患难与共的妻子张兆和，沈从文是充满了感激和愧疚。当他的思绪从照片上的历史回到现实时，他用两句话来描写自己的家庭：“兆和健沟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 这两句话其实是一层意思，后一句更加衬托出前一句兆和的健沟正直、教子有方。眼看着这样一个在温馨熟睡中的幸福家庭将会因为他的缘故而遭到破坏，他的恐惧和绝望是可以想象的，静夜中小灶马的振翅鸣叫似乎也渲染了这种绝望的心理。最后，沈从文又想到了家乡--他时刻魂萦梦绕之地，这位湘西民间世界的赤诚歌手在社会变动中饱经孤独与冷遇以后，本能地想回到土地的怀抱之中，他本来就是属于那一块朴素的土地。翠翠也许是他小说里的人物，也许是艺术人物的生活原型，也可能是家乡民间世界的一个文化幻想，象征了作家归隐民间的理想。值得注意的是作家描述家乡时用的是未来时态（端午快到了）而不是过去时态，隐含了作家对未来道路的自觉选择：虽然他后来没有归隐湘西民间，却以半生的精力流连于民俗文化和历史博物的整理，而自觉远离喧嚣的文坛与社会，在民间岗位上尽了知识分子的职责。
如果说，鲁迅当年以石破天惊的《狂人日记》揭开中国现代文学大幕，宣布了现代知识分子与传统彻底决裂的大无畏精神，奠定了以启蒙为特征的现代文学传统，那么，沈从文的这篇低调的新“狂人日记”于5 0年代以后的文学史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尽管这篇作品当时不可能发表也不可能流传，但从文学史的眼光来考察，当代文学史上一直若隐若现地流淌着一股创作潜流，许多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知识分子留下大批没有公开发表的私人性文字：日记，书信，札记，诗歌，以及有意识的文学创作，真实地表达了他们对时代的感受和思考的声音。这些文字比当时公开发表的作品更加真实和美丽，因此从今天看来也更加具有文学史的价值。而沈从文的这篇手记，应该是这股潜在写作之流的滥觞。[[注释：]]
1 引自周恩来《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收《文学运动史料选》第5册，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1979年版，第640页。
2 引自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同上，第684页。
3 引自《毛主席讲话》，同上，第637页。
4 引自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998年版，第33页。
5 引自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收《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4页。
6 参阅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998年版，第12页。
7 参阅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世纪回眸"丛书，1997年版，第188页。
8 引自［日］坂井洋史《读巴金--违背宿愿的批判者的批判者的60年》，收《巴金的世界》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9 《无名书》在40年代末已出版第1、2卷及第3卷上册，50年代开始，无名氏隐居杭州，继续写作，相继完成了第3卷下册和第4、5、6卷。80年代全书陆续在台湾出版。
10 引自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11 《时间开始了》包括五个乐章，第一乐章《欢乐颂》初刊于1949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第二乐章《光荣赞》初刊于1950年1月6日《天津日报》，第三乐章当时没有完成，只发表几个片段，第四乐章《安魂曲》（后改名《英雄谱》）于1950年3月由北京天下图书公司初版。第五乐章《又一个欢乐颂》（后改名《胜利颂》）初刊于1950年1月27日《天津日报》。80年代胡风对全诗做了修订和补充，正式出版。本教材依据《胡风诗全编》本，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12 引自萧恺《文艺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载《大众文艺丛刊》第2辑。
13 引自绿原、牛汉对话录，收《胡风诗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776页。
14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初刊于《小说》第5卷第1期(1951年2月),本教材依据《巴金全集》第十四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15 引自郭沫若《斥反动文艺》，收《文艺运动史料选》第5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17页。
16 引自沈虎雏编《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远东出版社出版的"火凤凰文库"本，1996年版，第145页。
17 《五月卅日下北平宿舍》当初没有发表，初刊于《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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