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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两代人》，到后来的《走通大渡河》、《少男少女，一共七个》等作品来看，他都可以说是一个走位飘忽的“怪枪手”，不仅一篇一个题材，而且是一篇一种写法，习惯于另辟蹊径，特立独行。这些作品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中经常出现“死亡”的主题，这大约同作家特殊的生命体验有关，然而他虽然迷恋死亡，却不是企图通过死者来达到歌颂或批判的目的，只是为了以一种日常生活的描写来表达他对生活现状和生命意义的思考。因此可以说陈村从创作的开始，就“努力从不同的视角的层面进入自己拥有过的冥想、回忆、温馨情致，以及当下现实生存的情绪心态”9 ，也可以说他是在时代的共名主题中自觉地保持了一定程度的个性偏离。
但写于1986年的短篇小说《死》10，既没有他过去那种对待死亡的淡泊和平常心，也没有那种夸夸其谈的反讽与幽默，面对他十分敬重的老翻译家傅雷，他写出了一种超越以往个性的深沉而复杂的感情，其中当然饱含了义愤和伤痛，但也分明翻滚着梦幻一般的激情和热烈的爱慕。写作这篇小说的源起，是由于为了纪念文革发生20周年，有一家杂志社策划了一个选题，组织作家用小说的形式写那些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文人。杂志社的编辑请陈村找人写傅雷，在约稿遭拒绝后，他自己便应下了稿约。作家当时的心情，在作品中明白地说出：“我是为他的死而来的，他死得那么沉，使我由这死感觉到自己的生。”这是因为他难以忘记自己曾在那个寒冷的岁月里，说到过傅雷的死和众多的死，“说到苟活的我们和我们的不堪苟活”；作家决心要以这篇作品去向已死去的傅雷陈述困惑：“一代人的困惑和一代代的困惑”。整个作品中透出一种梦魇般的气息。在开头段落里，作者“心事重重”地来寻访死者的故居，周围那些平常的景物使他“隐隐嗅到死亡之气”，随后他“走向死屋”，死气愈加浓重，而当房门在他身后合上，他看到“黑暗中有一双眼睛”，于是开始了与亡灵之间的错乱、痛苦的对话。梦魇的气息出自于文中对各种形象和感觉的隐晦的描绘，在根本上则是出自于作者对亡灵的心的感应。他由此进入了一个异样的时空，从他的自白看来，那里本是为他所不熟悉的，但亡灵的出现复活了那个时空里的氛围，“黑光与死气重造了世界的喧嚣与空洞”，那是令他极度恐怖的，死气吞没了一切，“远古联到现在的一切统统消隐，不再有东方西方。没有黑光。没有猩红。一切都远了，同时一切也都近了。”不用说，这种种的景象是隐喻着文革十年整整一个时代的灾难，那个时代似乎早已经成为过去了，且是为作者无法直接感受的，但通过对亡灵的追寻，它的气息在他心中弥漫开来，把他也拽向了那个时代。
由这提领全篇的梦魇气息，作品完成了对文革灾难的隐喻与揭示，但它所要表达的更重要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全文中最惊心动魄的是作者与傅雷的亡灵在假想中的对话与争论。众所周知，傅雷是在文革之初，因不堪侮辱和夫人一起自杀的，作者所要追问的便是在那样一种梦魇般的环境里，死究竟有何种意义。作者的心情是极矛盾的：“你的死比死还沉重地淤积在活人的心中，我已无法被阳光射穿。我只能找你来了，为的是摆脱这经久不衰的死气的纠缠，为的是你经久不死的目光。你死得那么黑暗，那么明亮。”面对依然痛苦的亡灵，他表达了困惑甚至责问，他不能理解先生何以会抛弃生，何以不和大家一起“苟活”，何以会忍心放弃一生挚爱的艺术，这困惑和责问似乎也指向了他自己，他在自身感情的迷乱中，仿佛要与亡灵争辩起来，但他始终未能得到直截了当的回答，亡灵的沉默不语中显现出令他心惊的尊严。作品里没有一条清晰的线索能表明这困惑的解决，但随之而来的是愈加沉重的悲愤，作者仿佛亲眼目击了悲剧的过程，他的描述因内心的激动几乎变得语无伦次起来：“不可遏止的刺痛随之而来。几十年经营几千年积淀束手待毙毁于一旦。理想的世界始终是理想在默默流逝流逝流逝。”那死气所吞没了的，不止是一个时代，而是更加久远的、与文明相伴的理想和人格的光辉。作者最终似乎与亡灵一起经历了死亡，他也终于洞彻了死亡的意义，那是先生为理想和人格树立的永远的墓碑，也是一种最为特殊方式的反抗和勇敢。尽管作者仍未放弃对这死亡的价值的怀疑，但他却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对先生之死的由衷赞美：“先生善良而远不弱小，那灿烂辉煌的死，使活着的人觉到生的黯淡。”可以说陈村的《死》是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表达了对文革的反省。通篇是一场超现实的梦幻，而无真实故事的描绘，但是它以被抽象化了的主观感受强烈地突现出了文革灾难的血腥与罪恶，也以这种主观感受沟通了文革死难者与新一代青年之间的情感。隔了这一场浩劫，后者对前者的精神继承遭到中断，显得难以为继，正是经过了发自内心的怀疑、诘难与真诚思考，这继承才又成为一种潜在而真实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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