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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场拱剧《假如我是真的》1 写作于1979年夏。当时，上海曾发生过一起骗子冒充高干子弟招摇撞骗的事件，骗子归案后，其行径在民众中广为流传，并转化为社会上对干部阶层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的愤慨。剧作家沙叶新等便以这一事件为创作触发点，在艺术虚构和加工的基础上编出了这个剧本，并发表在《戏剧艺术》杂志上，同时进行多次内部排演，听取意见，进行了多次修改。后在上海和北京举行“内部上演”，即在有选择的观众中演出，不久就在全国的许多城市相继演出，同时又伴随着激烈的争论，如此直到1981年停演为止，在观众和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该剧基本剧情是这样的。农场知青李小璋本可以按政策上调回城，
但他的名额却被一些干部子弟挤占。李的女友已回城当工人，且已有孕，但他们的婚事却因李的不能回城而遭女方父母的反对。李在焦急无奈间偶尔在剧场门口听到话剧团赵团长、文化局孙局长和组织部钱处长的谈话，便冒充中纪委“张老”的儿子张小理，并很快取得了上述三位的信任。因钱处长之夫市委书记吴某与“张老”是老战友，“张小理”便住进了吴家。由于赵、钱、孙、吴都有求于这位张公子，故对他提出的要把“好友李小璋”从农场调回的事十分热心，在吴书记违反“暂停上调”的规定亲自批条后，农场郑场长向中纪委举报了此事，“张老”亲往调查，揭穿了李的骗局。李在法庭上说：我错就错在是个假的，假如我是真的，那我所做的一切就都会是合法的。
这是一个相当精彩的社会讽刺剧， 剧作者巧妙地通过李小璋的行骗和被戳穿的过程，对干部中存在的特权现象予以无情的剖析和辛辣的嘲笑，体现了剧作者出色的喜剧才能。作家通过一系列的情节安排、戏剧手段和人物语言来达到强烈的讽刺效果。比如，一开始李小璋虽然有意行骗，却并没有一套完整的计划，甚至也没有立即想到要通过诈骗来达到从农场调回城里的目的，他起初只是为了骗得两张戏票。但一旦开始行动，他的骗局却会连连成功，而且看来简直是轻而易举，更多的不是精心谋划，只要顺水推舟就行了，关键是他已经掌握了特权阶层的弱点和他们的交往原则、交往语言，这不仅反映了现实社会存在的特权特行是一种普遍现象，而且尖锐地揭示了以权谋私、相互利用的党内腐败之风的危害性。作者还设计了一些精彩的细节增强讽刺和喜剧效果，一瓶由李小璋灌制的假茅台酒，在这个特权圈子里几经转辗，最后竟又回到了他的手中。这一细节的设计，既符合现实主义戏剧道具设置的经典规范，即一个道具应该贯彻剧情的始终，又赋予道具巧妙的象征意味，可以说这瓶假酒就是特权人群的交往规范、交往语言和交往实质的集中体现，其中浓缩了丰富的喜剧因素和讽刺意味。另外，剧本还让李小璋在骗局被揭穿后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的一句辩护辞“假如我是真的”，道出了那种社会特权现象的实质，它的“无可否认”更增加了剧本的讽刺效果。
《假如我是真的》一剧，虽然是一出社会讽刺剧，它只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但剧作者的用意显然不仅于此。剧本开头引用的一段话，很可以表明作者在此剧中的用意，它引自俄国讽刺剧作家果戈理在《剧院门前》的话：“难道正面的和反面的不能为同一个目的服务？难道喜剧和悲剧不能表达同样的崇高思想？难道剖析无耻之徒的心灵不有助于勾画仁人志士的形象？难道所有这一切违法乱纪、丑行秽迹不能告诉我们法律、职责和正义该是何物？”这段话表明，作者提供的这面现实社会的哈哈镜，不仅为了照出可笑和丑恶，还是为了反衬出崇高。在《假》剧中，作者显然没有为我们提供这一类的人物，虽然其中的“张老”和郑场长是剧中仅有的两个“正剧人物”，但作者显然并未在他们身上赋予多少“崇高”因素。但如果把此剧和作者在不久后发表的《陈毅市长》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作者的“借剖析无耻之徒的心灵”以“勾画仁人志士的形象”的用意，他是要从英雄的缺失中呼唤英雄，在对一些陷身于特权和私利的干部形象的揭露和批判中，呼唤理想的人民公仆。与那些直接塑造理想的改革者形象的文学作品相比，作者的用意可谓别出心裁。在戏剧手法上，剧作者也进行了富于新意的尝试。作者巧妙地设计了“戏中戏”的开场，既把舞台和观众、剧情和现实作出乎意料的沟通，给人以形式上的新颖感，同时又与剧情巧妙地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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