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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小说的叙述者被设置为一名死者，即那个夭折的小儿子。小说正文前引波特莱尔的诗句作为题词“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见那些奇异世界”. 由死者的视角来讲述生存的故事，显然是一种机智的安排，这使得作品中的生存景观看来异常的冷漠和残酷。由死者的观察所得出的结论，是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无比艰辛而凄惶：“我宁静地看着我的哥哥姐姐们生活和成长。在困厄中挣扎和在彼此间殴斗。……我对他们那个世界由衷感到不寒而栗。”这生存充满了无价值的毁灭：在械斗中死去的工人被沉入江底，一个可爱的女孩突然被火车碾死，“文革”中一对夫妇在绝望中投水自杀，货车上的货箱无端落下，将人砸得脑浆四溅；生存的处境狭仄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十一口人全都拥挤在肮脏鄙陋、只有十三平米的一间板壁房子里过活，七哥从小到大只能睡在暗湿的床底，饥饿和贫穷困扰着他们，他们的心灵也为生存挤压得异常卑琐贫瘠；如此恶劣的生存更呈现出极野蛮、残酷而无人道的景象：父亲无故地以毒打自己的子女取乐时，母亲则若无其事地坐在一旁翘着大腿剪脚皮；棚户里的床板上两个男孩粗暴地轮奸一个女孩，人的廉价的生命力全都消耗于自然本能的宣泄。在这生存状态中看不出任何文明和理性的痕迹。死者视角或多或少地产生了某种“陌生化”的叙述效果，使《风景》以一种极端强化的方式为我们还原出了赤裸裸的生存本相，由于这还原摈弃了以往意识形态内容的遮蔽，从而使得整个叙写充满了令人惊愕的新异和逼真感觉。
很显然，《风景》的全部笔墨都用于突现出生存本身的意义。小说通过描写人物对其生存处境的应对方式来使生存意义得到明确无疑的显现。除了二哥和七哥之外，这个家庭中其余的成员全都疲于应付生存现状的种种沉重压力，他们自然地认可了命运的安排，只是在既定的境遇中实现自己卑微的欲求。他们的人生中不存在什么理想，生存本身就是他们的全部世界。但二哥却是家庭中的一个例外，他由于遇到少女杨朗一家，懂得还有另一种美好文明的生活方式，于是在心
中便埋下了追求文明和美善的理想。二哥成了一个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但事实上那种文明在生存中也有着极残酷无情的一面，而他的热烈的理想最后遭到粉碎，使他再也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他的自杀就象征着理想主义在真实生存境况中的失败。与二哥不同，七哥尽管也心怀改变自身命运的理想，但这理想却是生成于生存中恶的根芽中，他的生存哲学是：干那些能够改变你的命运的事情，不要选择手段和方式。在七哥的心目中，没有善与美或文明与理性的余地，他的全部为人原则只有一个基点，就是生存本身：“生命如同树叶，来去匆匆。春日里的萌芽就是为了秋天里的飘落。殊路却同归，又何必在乎是不是抢了别人的营养而让自己肥绿肥绿的呢？”七哥可谓是自觉地认识到了生存的意义，所以他才愈加成为积极的生存主义者，而他由卑微到富贵的命运变迁似乎也验证了这种生存哲学的意义：在生存境遇中根本就谈不上任何超越的可能。
无论是对于以上述及的那种冷酷的生存景象，还是对于七哥式的生存主义，方方在这篇小说中都没有显露出明显的观念评判倾向，这无疑透露出某种在当代文学中尚属新鲜的创作信息。《风景》以纯客观叙述来实录凡俗人生中的种种本相，以及揭示出生存本身的意义所在，这里显然舍弃了过去那些观念性的道德标准与情感认同，不动声色地使生存的观念，或说是一种民间的价值取向非常实在地突现出来。（事实上只有在以生存为内核的民间尺度上，对于七哥式生存主义及棚户区生存状态的谅解才真正成为可能，并具有实在的意义）。在一定意义上，《风景》开拓出了一种写作的新空间，即处于社会底层的都市民间的生存世界。这种开拓性的写作改变了我们对于现实的认识，以及相应的导致主体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调整。依照民间的尺度，知识分子首先应该反省主体意识的实在性，面对生存本身的严峻性，任何超越其上的思想意识往往都会显示出它的空幻与虚弱之处，以此认识为基础，促使人们必须重新回到更根本的现实探求之中。就此而言，《风景》的文化意义正是在于使我们对生存本身恢复了应有的警醒与思考。
《风景》是新写实小说中最贴近自然主义方式的作品。描写凡俗人生，刻画粗鄙丑陋、野蛮冷酷的生存景象，这实际上原本就是左拉式自然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风景》在这些方面都有着很浓的左拉味道。基于这种形式上的暗合，我们也许可以在更深在的艺术层面上来探讨新写实小说对于现实的还原，即是如左拉式的自然主义方式，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审美经验。由这种审美经验在人们心中激起的应合与广泛认同来看，《风景》在小说艺术上成功地增添了某种新质，从而使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形态得到了新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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