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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二小队，为了修路终日都在挥动着圆锹。因为路不好，车辆的通行很困难。近藤部队（第四十联队）出现了五名霍乱患者，我们不称他们为近藤部队而叫“霍乱部队”。 八月十八日。 在朱家湾的入口处，死了一匹军马，不知是哪个联队的军马。苍蝇下的蛆像雪一样，尸体像充了气似的鼓鼓地肿胀起来。 这匹可怜的马，冒着酷暑，在艰难的路上耗尽了体力，它的主人为什么没有把它埋葬呢？难道是行军途中没有时间吗？我们供上了水，把它掩埋了。 没有海，却叫朱家湾。没有海的港，就是这个村子吗？ 不知是谁提了个奇怪的问题：你们知道慈悲心鸟是什么鸟吗？大家不知所措，笑了起来。 八月二十日。 去朱家湾东门的岗哨。红红的高粱穗波浪起伏。在开封时我曾在信里写道：“高粱很多，快要成熟了。”现在正是到了收获的季节。这里到底是中支那，在北支那只看到小麦，而这里栽有水稻。这些水稻已经成熟。各处的水塘都干得见了底，这是士兵们为了捉鱼，把水都抽干了。塘里的鳟鱼有两尺多长，农民们用忧虑的眼光悄悄地前来偷看那没有一点水的池塘。农民，无论是哪个国家的农民，除了知道他自己以外，就是盼着播在土地上的种子能结出硕果。但是，水已干涸了，他们显得非常不安地离去了。在日本，茄子是栽在盆里的，颜色呈白色，而在这里却像黑的一样，个儿很大，栽在田里。山芋像萝卜一样雪白，起初我还以为是萝卜，仔细一看，才知是山芋，也许还不到成熟的时候，味道并不怎么样。我感到很稀奇。 八月二十一日。 据说大约十天前下了暴雨，担心津浦线的通行会有困难，联队总部在火车上设了五天。最近又连续是大热天，白天很热。但是，与在砀山和宁陵一带进攻的时候相比，再热也算不上什么。太阳光不算强，而到了夜晚，有些凉得发冷。如果在野外露宿，就会冷得发抖。凌晨两点，月牙儿冲破云层从高粱穗尖上升起。如果在日本，是从山顶上升起的。这是个很大的月牙儿，在朦胧月色下，凉风吹着高粱“沙沙”作响。太阳、月亮都是从地上升起又落入地面。太阳从东边田里的高粱穗尖上露出，而月亮落在西边的绿色田野中。辽阔的土地。多么悠然的土地！这片辽阔的大地远远落后于世界文化水平。 打火石和火枪，近乎原始的农民生活。 北支那的农民住的屋顶是土造的，而这一带，可能是种稻的缘故，住在草屋顶的房子里。 昨晚，我看见蝎子用那两只像螃蟹一样的钳子夹住蟑螂，从头部吸血的过程。看来蝎子是吸虫子鲜血的。这一带，蝎子非常多，无论是湿地还是屋内，到处都能看到蝎子以那种奇异的姿态爬行着。 不知是从哪里拾来的“临时增刊”——《皇军占领的现场报导》，内容是事变一周年“史话”。 一周年，对了，已经一周年了，我出征已经一年了，但我却觉得好像过了好久似的。 一页一页地翻看这本杂志。进攻南京战倏地映入我的眼帘，回想进攻南京时的种种情景，不由得热泪盈眶。 我们抵达天津的时间，是去年的九月十六日。距卢沟桥七月七日的一声枪响，已经过去了两个月零八天。天津的街道，布满了铁丝网，轰炸过的废墟历历在目。街上已没有热闹的景象。邮局由外行们操办着业务。到达天津时的第一印象是极坏的。一点也看不出那里的侨民对拯救自己的军人表露出任何友好的谢意，据说如今的天津，由于平定北支那，已成为北支那的关口，正呈现出兴旺发达的景象。事变前在天津的日本人是一万一千人，事变后增加了一万人，已经有两万一千人了。尽管如此，从天津总人口的一百三十八万看来，还不到百分之二。在天津，从事旅馆、餐馆、艺妓等行业的人很多，据说旅馆已人满为患。说是就连事变前没有一个日本人的石家庄，现在也进驻了两千多个日本人。将来可能还会发展下去吧！我们每占领一个城市，一个月以后，肯定就会有几十、上百的日本人来开店，几乎都是妓院、餐馆和酒馆之类。那些商人的目标，就是瞄准了士兵们的钱包。他们这种应时的做法，不能不引起我的反感。彰德有一个日本人开的妓院，女掌柜的是单身从九州来到这里做生意。我佩服这个女人的胆识和干练。我们最早进入彰德是二月份，当时彰德这座城市老百姓很害怕我们。两个月之后，再去彰德，街上充满生气，一派繁荣景象，百姓们对我们表示友好，孩子们已经学了日语，甚至能只言片语地说上几句。仅仅才两个月时间！我不由得惊叹这两个月的变化。 八月二十二日。 无聊得难受。整整一天时间都躺在木板上描绘着自己的将来。像这样毫无意义地度过珍贵的一天又一天，真是太可惜了。当我想到今天这一天在一生中将不再来时，就感到不是滋味。如果有书看的话，我就会觉得今天一天是有意义的。 人无论读点什么书，总会有提高。离开了读书，就意味着停滞不前或是退步。 忽然我被一种冲动所驱赶，想写点什么，我拿起笔，想专心写下去。但是最近我的头脑中没有产生任何思想和感触。 近来我的脑子在睡大觉。 来到战场上，整整一年就要过去了。在这期间好像完全与铅字隔绝了。写信时，不起眼的汉字也会忘掉。我寄出的信中大概有不少错别字吧！看信的人肯定会想：唉呀！东史郎怎么这么不识字啊？今天我从杂志上挑出了汉字，做成字典。并为自己有那么多不认识的汉字而寒心，真是寒心极了。 战争与性病。最近性病患者变得非常多。战争越拖下去，患这种病的人越多。 我们出征的最初阶段，没有一个性病患者。倒可以说，我们是舍出性命，为了祖国参加圣战。绝对的矜持把我们造就成高境界的人，而对妓女是蔑视，甚至是厌恶的。可是随着战争岁月的延长，逐渐地散漫、懒惰、松垮、流氓习性等等野性就会在士兵——不仅是士兵，甚至军官——的脑海里滋长。其表现就是患了性病。战争时间一长，官兵的思想就变得什么也不顾了。尤其是士兵，他们没有任何目的，没有任何希望，所以越发严重。这是因为士兵们还没有认识到这是真正的圣战，还没有感受到进贡者、牺牲者的喜悦。圣战——是啊，我们还没有明确认识，还没有把握住它的意义。“要降服不服从者，让万民各得其所。”——还没有真正理解这一点。这是因为士兵们对自己是神的使徒的觉悟还不够。 据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的性病患者不断增加，最后竟达百分之四，这是个可怕的数字。刚才第一大队的军医说：“大概有百分之二的人患了性玻”天津设立了性病专科医院，集中了这方面的专家，竭尽全、力治疗。一等兵驹泽住在这所医院时，据说患了性病的官兵大约有一个联队。 在大队部营兵所遇见了工兵第十六联队第一中队第四小队队长松下少尉。少尉曾是军曹横山淳的小队长。工兵第一中队被分配到我们木村大队，前来修路，就住在我们宿舍隔壁的屋里。如果横山淳还健在的话，我们就能在朱家湾一块儿眺望着盂兰盆节的月亮，谈论着家乡的事了！可是现在却……一想到这里，就越发思念他，回想起他的很多事。松下少尉对我讲了横山淳最后的情况。 由于吃了败仗的支那兵破坏了黄河的堤防，河水滔滔地淹没了大片的土地。为了我光荣的第十六师团早日从大水中逃脱出来，增派了大批侦察兵。师团总部设在尉氏城内。这时我军第二十联队第一大队驻扎在尉氏城南三里之外的南曹集。六月十四日下午四点左右，军曹横山淳受命率领五名部下从尉氏城出发进行水路侦察。他们带去了轻便的帆布船。 首先侦察了三里以外的五里集，接着又去侦察十八里集，五里集、十八里集是友军的交通要道，侦察这条要道是他们的任务。在洪水淹没之前，这些村子全是友军的交通要道，卡车频繁地行驶着。我想这些侦察兵思想上会不会因此有点麻痹？ 因为在大水之前这里没有敌人，他们仅仅带了五支步枪。 在陆军中，侦察时轻机枪班都被补充到步枪班里。这是因为步兵的侦察兵总是被安排在最前线，而且步兵始终在前线战斗，与其他兵种相比，警惕性应更高。即便再安全的地方，也决不疏忽大意。即使去的地方离部队的位置只隔上五六町（日本的长度单位，1町约等于l09米。），枪也决不离手。辎重兵、工兵、炮兵们是干活的兵，所以警惕性都很淡薄，甚至不带武器就出去了。他们是那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人。步兵总是能撞上敌军，所以深知敌人会采取什么行动，深知敌人是怎样的家伙。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脑中总是绷着攻防这根弦，这几乎成了步兵的第二天性。 在这一点上，在火线干活的人和这些人之间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决定了意外事故的多少。步兵去征用粮草时，可以说没人遭到土匪的残杀，但是辎重兵、炮兵由于不注意或无准备，很多人都白白地丧失了性命。 再说，给工兵部队只派了六名侦察兵，这是个很大的错误。如果没有轻机枪，应该多配备些，至少两个分队一块儿采取行动。横山淳他们从水路侦察到十八里集，完成了任务，准备返回。可是横山淳为了保险起见，又去了五里集。五里集已经侦察过一次，已经没有必要再去了。但不知为什么，他命令三人看守着船，自己率领另外两人去了五里集。当三名看守兵正在望着浮在水上的帆布船时，就听到五里集方向响起了枪声。尽管觉得奇怪，但又不能弃船而去，只好一个劲儿地祈祷横山淳他们的安全，等着他们回来。枪声刚停了一会儿，看守兵的身后就传来了吵嚷声。 一看，原来是土匪袭击过来，三人一边应战，一边乘上小船逃了回来。 那天是六月十五日。据少尉讲，是下午四点出发的，因为比较迟，住在了五里集。而士兵们讲是因为迷了路，才住在五里集的。 少尉把逃回来的三名士兵带到师团参谋那里，让他们报告情况。于是光荣的第十六师团，怀着对横山淳他们的感谢、哀悼之情，通过了经他们侦察过的水路，来进行前进中的后退。 根据三名士兵的报告，派出了搜索队，去搜索大概已成为尸体的横山淳他们。第一天、第二天都没发现，直到第三天，才在河里发现了坚持斗争到底的可敬的三人。卑鄙残暴的敌人已经把这些勇士屠杀了，惨状不堪入目。横山淳的肠子被拽了出来，手脚都被砍断了。 啊，亲爱的横山淳，你大概是眼里充满了懊悔的泪水，为了尊严而宁死不屈的吧！我因思念你而悲痛不已。 如果横山淳现在还健在的话，肯定会眺望着盂兰盆节的夜空，唠叨着家乡的事吧！ 我祈祷着：远在阴间的横山淳啊，你安息吧！ 虽然我们已相隔在阴阳两界，但每当想到你，我就会止不住对你的思念，一次又一次悲伤地流出泪水。 去年的这个时节可是我们同时激动地收到征兵令的日子啊！ 八月二十四日。 朱家湾蝙蝠很多。一到夜晚，无数只蝙蝠就会从房顶下飞出。蝙蝠也像麻雀一样，在屋檐下造了窝。这些蝙蝠在我们头上厨了不少屎，像米粒大小的黑干屎。 去年的这个晚上举行了演出活动。那天在回去的路上去了静子的房间。她十二点多才回来。凌晨三点左右就听到屋外人们的嘈杂声，侧耳倾听，便听到“征兵令来了”的声音，四点多，离开了她的房间，来到镇公所跟前，只见人们早已黑压压的一片聚集在那里，就像抽财富签似的。那一群看上去好像抽了好签的人叽叽喳喳，有五六个艺妓在乘凉，那散发着白粉香味的脸上也显出了不安和好奇的神情：谁去参加这次战争呢？会有自己的“他”吗？已经等到五六点了，人群还没有散去，甚至连警察也来了。只听见人们谈论着：大概是在忙着挑选吧！想必八点左右会来吧！等等。因为事先有了预报，所以镇公所也点着灯，在等待着载有征兵令的汽车飞快地从纲野署开过来。等得不耐烦了，很多人便陆陆续续地回家了。 我也因为一点儿没睡，就回家了。 二十五日上午八点左右，应征集合令终于到了。镇公所的勤杂工慌慌忙忙地对我说：“请在收据上盖章！”这时我激动地想：“来啦！” 来啦！终于来啦！但是我一点都不惊慌，绷在脑海的想法膨胀起来，刚才还发困，身体一振作，睡意一下子就没了。 立刻向四面八方拍了电报，给中学时代的朋友杉浦岩次郎、木村让二、丹羽敬南、斋藤良次、中江精一写了信。我写道：请原谅我最后一次给你们写信，我已光荣应召入伍。 原来在学校零星学的剑道实际发挥作用的时刻来到了。 弟兄们，请为我的应征高兴吧！ 写完信，我很开心。在喜悦的同时又显得冷静起来。潼子姐姐和初枝来了，我身边全是别人送的纪念品和写有“万岁”的长条旗。二十八日柿本戴着宽边眼镜，穿着折有裤缝的裤子来了，那天晚上我们两人在吉野屋喝了酒。 谷区的少年时代的挚友，还有孩子们为我举行了盛大的声援会。我和他们在酷暑之后的海边游了最后一次泳。出发那天，他们在里边二楼为我钱行。母亲原本不喜欢孩子，但却请来了孩子们，这使我很高兴。母亲完全是为了让我高兴。 二十八日向静子作了最后的告别。这一天的告别之夜，是最令我难忘的。离出发还剩两天了，铁了心要走的我，对她丝毫不感到眷恋。因为三十日要去参拜神社，我忌讳在头天晚上因女人的关系弄脏了自己的身体，所以就没再去看望静子。 三十日不断地下雨。吉三家阿姨问我：“昨晚没来看她啊？”我说：“是啊，没来。”“来就好了。”她对静子很同情。想必静子一定哭得很伤心，令人疼爱吧！我也想过要是见见她就好了，可是因为要参拜神社，不能弄脏身体，所以就没去看她。 出发的那天，风雨交加。我穿着雨衣，到各处去告别。阿音哭着结结巴巴地说：“祝你健康平安。”被她的泪水所打动，我也哭了。 美容院的胜小姐眼含着热泪从二楼向我打招呼。我冒雨去吉三家作最后的告别。吉三家阿姨站在院子里，我刚想要说“请多保重”，就觉得眼眶湿了，说不出话来。阿姨也感到心酸，把脸背过去，避开打招呼。“再见”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它似乎使人感到，这一句话就能把两人分开，永远也见不到似的。我硬是没有说出来。谁都默不作声地背过脸去，满腹的离愁别绪。两人的热情在空中游荡，这是多么动人的真情！ 我因为这激动的热情被强忍住而感到心中热乎乎的。 我感觉到静子也有点儿控制不住了，但是又不能不同我打招呼，一打招呼的话，心中想说的换成语言，心里就感到堵得慌。静子在哭，可是我心中已下定了决心，所以没感到有什么哀切，反倒很泰然地安慰她。 出发的那天，我是被簇拥在很多送行人中间乘上卡车的。 眺望周围到处都是送行的人。忽然听见“史郎，史郎”的喊声，一看，原来是节子姐妹俩跑了过来。我得到她俩最热情的告别，并由衷地感谢她们。 汽车越过山岭向前驶去。到了峰山车站，住在河边的姑姑和表妹加代前来送行。血缘关系是最宝贵的。 吉三家阿姨曾小声说过“我会代替她送你到峰山”，一想到这，我眼里便充满了感激的泪水。 我沉浸于对出发时的追忆之中，陷入思念。 八月二十五日。 最先离开朱家湾。上午七点出发。这是连微风都感受不到的炎热天气。强行军加剧了疲劳。夜晚很热，再加上蚊虫叮咬，睡不着觉，已筋疲力尽。道路极不好走，又没有水，只好用塘里的泥水做饭。一件不幸但值得感佩的事发生了。 一个叫山中的新兵，在急行军中，从正在泥泞道路上艰难行驶的辎重车辆间穿行，由于当时太疲劳了，他的脚步一踉跄，把作为军人灵魂的枪支碰在车上撞断了。他望着已断成两截的枪，深感到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并想以死谢罪，决心在下一次战斗中毅然献身。他战胜了疲劳和口渴，拼命地走。 仅凭着对自己的自责努力地走，最后终于倒下了，倒下时已经断气了。山中这位新兵最后死了，他一直走到死为止。这是多么悲壮的精神啊，直走到死要比中敌弹死难得多！ 如果没有非同寻常的忍耐力和坚强的意志，是绝对做不到的。 换上普通人，说不定在倒下之前还会发出喊叫声。他的死当然被列为战死。 枪——肯定是物质性的，但是对于军人来说，它是精神性的。山中是日本军人。 我被他的可贵精神深深打动。 他的尸体被火化，圣火映照着夜空，他那顽强的精神又一次在我们的脑海中复苏。凌晨三点，大队长特地赶来，在圣火面前脱帽，称赞了他的可贵行为。 八月二十九日。 总算走到了庐州，这是个很脏的城市。没有一个老百姓。 家家屋内都被破坏得一片狼藉，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而且士兵们随处大便，臭气熏大，发生霍乱了，令人放心不下。我们找到一间还说得过去的房子当宿舍，暂时就在这儿防守。拆来门板铺在土地上，赶快搞了间日式房间。 八月三十日。 庐州也叫合肥，是个较大的城市。城墙用城砖砌得很像样，道路也很宽，但如今没有一个老百姓通行。 我担任放哨，向小东门的哨位走去。小东门附近有一排脏兮兮的房子，遭到战争重创的庐州，充满了脏、乱、污垢和霍乱。我们整理了房屋，在屋里放了一张桌子，桌子前还摆了把长椅，设置了警卫。出小东门有个码头，码头上高高地堆放着压缩饼干、啤酒、汽水、菠萝罐头等食品。在二十多米宽的泥水般的河上，漂着几十艘内地用作渔船的十吨左右的船只，这些船满载着粮食，是上午九点和下午六点来到的。我听说家乡间人的机帆船也要到这条河的码头来，大概迟早还能见到冈松吧！我望着河水，高兴地期待着。 哨兵们有时会来偷些压缩饼干，夜里为了解困，“嘎嘣嘎嘣”地啃着。 有支那人驾着小帆船，把猪运到码头来。这儿是食品成堆的地方。 八月三十一日。 下岗回来，刚卸下装备，突然新左的主人、助右卫门的龟君、鬼头小二郎先生来访。我非常吃惊，因为做梦也没有想到能在战场上见到这些船员。我感到非常亲切，好像又呼吸到日本的空气一样。我得到一根正宗的金线、一盒香烟和罐装牛奶。 据说他们的合同是到十月底。他们对我说：“一到十一月，就可以回内地了。多保重，好好干吧！” “内地”这个词，听起来就像是在梦境，我觉得它在够不着的另一个世界。 九月一日。 无事可做，俯卧在毛毯上写信。写给佐佐木健一、斋藤良次、母亲、吉峰勇二郎、下户利三郎、藤原规久男、潼子姐姐、父亲、柿本文男、哥哥他们。 九月四日。 又轮到我去小东门放哨。带上子弹、枪、米和饭盒去了岗哨。因为我是步哨负责人，坐在办公桌前感到无聊，便看起了杂志。正在这时，有三个黑黑面庞的部队文职人员走过来说：“想见第三中队的东。” 这一帮人是冈松他们，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意想不到地见到了朋友，这种喜悦令我振奋。 乍一见面，都有点认不出来了。冈松好像是船长，显得很稳重。约好晚上去船上拜访他。 夜幕降临了，我向码头走去。他的船拴在桥的下游。河面被暮色笼罩，对岸遭到破坏的房屋黑黝黝的，一片萧瑟景象。上船后，冈松问我：“吃完饭来的吗？”当我回答吃过时，他仿佛不满他说：“让你不要吃过了再来，可你……”接着又说：“虽说没什么好东西，还是一块儿吃点吧！”是啊，即便没好东西，还是一块吃好！在这支那的战场上，能在充满了怀念的亲切气氛中一块吃饭，该是多么开心啊！我真后悔，不该吃过饭再来。 他们的活干完后，饭送到船头的甲板上。是酱油饭，旁边只有一碗咸菜。 我还是被留下吃饭，把两碗泡上水的饭吃得精光。 船的周围一片漆黑，河面上寂静无声。 听说冈松有了女儿，他已经做父亲了。我大概等不到当上父亲就要死了吧！我想这可能是我的命。夜色索绕在我的脚下。 这些船员们，仍是那么朴实，他们的语言直爽、粗鲁、简单，而对人的态度毫不做作，直来直去。与内地那种充满虚伪、疑心和做作的社交相比，这些人让我感受到人间的真情。 他们告诉我，他们从九州的下关出发花了三天三夜，来到上海。他们又说，过去一直以为去遥远的外国是个梦想，去支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大事。可是仅仅三个昼夜就来到了。到支那来，已不算什么了，就感觉是到邻居家走了一趟。 由于这次事变，很多人都来到战场，并且所有这些人也都是这种感觉。它改变了日本人头脑中那种在狭小国土上生活的距离观。 住在乡间的人们到京都去四五个小时，都得又是打扮，又是带土特产。现在觉得十分可笑。四五个小时的旅行，对于我们来说，只不过是早晨的散步。 冈松问我：“怎么样？能得金鹞勋章吗？” 我回答：“不知道。” 也许我过去所起的作用还够不上金鹞奖，但是我绝对问心无愧，我为自己没有做过有愧的事而感到自豪。我相信自己可以堂堂正正地凯旋而归。这一点，是我最高兴的。夜深时，我们互祝健康平安后告别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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