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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口号”三个月没有下文，海内外猜疑：中共与民主党派实有过节 …… 1．城南庄，毛泽东发出密信 2．香港成了左派大本营 3．猜疑 4．上海乃左右逢源之地 5．南京毕竟有政权手段 6．中共高级特使遭遇突袭检查 7．毛泽东头上掉下炸弹 8．周恩来批评潘汉年 9．毛泽东批评林彪 1948年5月，中国各党派无不费心琢磨中共的“五一口号”。 “……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内战炮火之中，中共七大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始终是人民心头的希望。然而，国民党大军肆虐，实现这“五一口号”谈何容易！ 去年10月10日，中华民国国庆日之际，《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可是，大半年过去，蒋介石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堂皇登基，当上总统。国共大战虽然互有胜负，但是国军依然占尽繁华之地。 “五一口号”？口号，也许不等于实施措施？ 1．城南庄，毛泽东发出密信 别人以为政协的事情只是说说而已，城南庄的毛泽东却是认真操办。 4月30日发出“五一口号”，5月1日晚，毛泽东又亲笔写了一封信，具体阐明“五一口号”的设想。 关于目前的形势与任务，毛泽东判断：“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业已成熟。”战局刚刚出现转折，毛泽东就预先筹划政治运作了。 如何实现这一步骤，毛泽东认为：“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开一个政治协商会议。”政协——人大——政府。关于建立新中国的民主程序，毛泽东已有系统设想。 关于政协会议的组成，毛泽东认为：“此项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一向主张多团结人的毛泽东，在政协问题上也打算尽量扩大民主范围。 关于政协会议的决定原则，毛泽东提出：“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强调求得一致，是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民主作风，不仅对党内如此，对党外也如此；不仅对军事如此，政治决策也往往如此。 关于会议的召集，毛泽东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拟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此时，作为中共领导人的毛泽东，并未提出由中共领导其他民主党派，表现出党派间的极大尊重。 这封信显示：中共召集政协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全国政权，中共召集政协的作法严守民主程序。 看来，中共“五一口号”关于召开政协会议的提议，非但不是虚晃一枪，反而是政治斗争的致命出击。 中国人很讲面子。对人是否尊重，是衡量政治风范的重要尺度；如果再赋予现代的民主内容，就更具深意。“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中共“五一口号”振聋发聩，自有大军统帅的强悍气势。可是，政协会议的邀请对象多属谦谦文士，很讲究礼仪。有别于“五一口号”的现代白话文，毛泽东的信件使用那时流行的一种半文半白的文体，古色古香的谦词与音译的西语混合，传递的内容也是既传统又摩登，颇见文笔功夫。而且，毛泽东此信对收信人称兄道弟，用语谦恭：“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 原来，此信是写给两位老先生的。收信人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代主席沈钧儒。李先生时年六十三岁，沈先生时年七十三岁，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五十五岁。对年长的友党领导人以弟自居，完全符合中国传统的社交礼仪。 这恰恰是中共的周到之处。 友党交往无小事。周恩来专门指示上海的吴克坚与香港的潘汉年：对于民主党派头面人物，不能像对待党内同志一样，把人家叫来开会，而是要一家一家地登门拜访。 民主始于对他人的尊重。 毛泽东十分尊重地致信李济深、沈钧儒，在政治运作规则中，意味着建立最高领导直接对话渠道。 “五一口号”不只是宣传，扎扎实实的协商已经开始。 2．香港成了左派大本营 中共“五一口号”随着新华社的电波传向世界，可是，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却没有声息。刚刚闭幕的“国民大会”通过《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这个条款“临时”了四十四年，1992年才在台湾宣布取消），蒋介石严令勘平“共匪”，连中间派民盟都因为与共产党的关系被解散，谁还敢公开响应中共？ 可是，蒋介石也有管不到的地方。 香港。 尽管这里的贸易倚重内地，尽管这里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华人，但是，由于香港处于英国管辖之下，因此，权力再大的中国当局，对香港也是鞭长莫及。香港似乎成了中国政治的中立地带，也成了在国内遭受迫害的人们的避难天堂。在这里，骂骂内地当局无人干涉，只要你不破坏香港秩序，港英当局尽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下台政客在这里还会受到礼遇，兴许他不久又会回内地掌权。港英当局也要长期投资。 香港是个自由港，香港也是个政治舞台。辛亥革命，孙中山在这里成立兴中会总部，策划袭取广州。国内革命战争，共产党把香港作为秘密通道，领导广西起义的邓小平五次经由香港。 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投奔日本占领军经由香港，白求恩等外国志愿者进内地支援抗战经由香港，宋庆龄等海内外著名人士的“保卫中国同盟”设立在香港。 1946年中国内战爆发，内地商贾纷纷逃避香港，许多民主人士也避难香港。一时间，香港成了中国的政治热区，除国共两党以外，各党派的领袖人物大多聚集于此。 因此，中共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的统战工作。 周恩来特调潘汉年到香港工作。 潘汉年长期在中共高层核心部门工作，是统战工作与情报工作的行家里手，时任中共上海局委员。上海局兼管香港分局，潘汉年从上海到香港后，与香港分局书记方方密切合作，还成立了以连贯为书记的统战委员会。 各党派政治人物聚集香港，香港很快出现许多报纸。这些报纸都有不说出不道明的政治背景，圈内人知情：《香港时报》是国民党办的，《华商报》是共产党办的，《光明报》是民盟办的，《文汇报》是民革办的，还有些不左不右的《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等。 《华商报》五楼有个总是关闭的房间，主人杨乔躲在其中掌管秘密电台。《华商报》通过这个空中渠道，获取河北传来的新华社电讯，截获西方电台信息。后来，为了躲避港英警方的侦听，秘密电台又搬迁到坚尼道何香凝的旧宅。 《华商报》通过电讯获得中共“五一口号”，立即在显著地位刊登。虽然国民党的《香港时报》不登，中间立场的《大公报》、《星岛日报》也视若无睹，但是，“五一口号”的重要信息，还是在海外无胫而行…… 1948年的香港远没有后来的繁华。山脚是贫民聚居区，简陋的木屋凌乱交错，比内地的小镇还差。山腰有一种独特的建筑，三开间、四层楼，虽然狭窄，却也是现代砖砌楼房，内地避难来人大多住在这一带。 只有在山顶，才显出殖民城市的豪华风范。一幢幢欧式风格的花园洋房，高居于贫民窟之上，俯瞰着蓝色的维多利亚湾。可是，这里是不准华人居住的欧人区。 山腰的罗便臣道藏龙卧虎，111号是著名将领蔡廷锴的住宅，不远处的92号，一幢两开；司三层高的小楼被称为“李公馆”，大名鼎鼎的李济深就住在这里。 李公馆往来无白丁，与会者多为中国政坛名人。 中共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向各民主党派驻港机构倡议举办“双周座谈会”，大家一起讨论内地政局。双周座谈会由各党派轮流操持，往往是一周在天后庙道4号四楼连贯家中举行，一周在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家中举行。 由于中共发出“五一口号”，双周座谈变成连日座谈，5月1日、5月2日，连续两天讨论，各党派领袖积极发言。 “‘五一口号’最重要的是第五条！”戴眼镜的郭沫若激动地说，“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啊！新中国摆在我们面前了！” 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郭沫若却是中国政坛不可缺少的人物。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硬把他列入代表名单，郭沫若却与中共同步拒绝与会。1947年2月9日，郭沫若在南京出席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大会，国民党特务冲击主席台施暴，多亏群众掩护了郭沫若，可是，与会的永安公司店员梁仁达却被当场打死。为了郭沫若的安全，中共特派叶以群护送他到了香港。无党派人士郭沫若声望显著，常常在各党派之间穿针引线，被黄炎培戏称为“第三方面的第三方面的第三者”。 “伪国大，伪总统，蒋介石是三民主义的叛徒！我们现在要挖蒋根！”三缕胡须的谭平山一发言就激动。 谭平山是中国政坛宿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作为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是宣传部长，他是组织部长。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后，谭平山被中共中央的“左”倾领导开除党籍，后加入国民党，曾受宋庆龄、邓演达委托组织反蒋团体。1945年谭平山又在重庆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联合国民党内部的民主派反蒋。 蔡廷锴挺着职业军人的身板，坚决地说：“八年浴血抗战刚刚胜利，蒋介石就把全国拖进内战的火海。我早就提议召开新政协，共产党和我想到一处了！” 外号“高佬蔡”的蔡廷锴曾经违反蒋介石军令坚持淞沪抗战，后来又发动福建事变，始终是老蒋的眼中钉。1946年，蔡廷锴与国民党内反蒋派在广州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被蒋介石查禁，就迁到香港活动。他还出资支持香港民主党派的一些活动。 还有另一个“民主促进会”，1945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多是上海文化教育出版界知识分子。民进领导人马叙伦曾率领上海和平请愿团，在下关事件中首当其冲。1947年冬，中共地下组织帮助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听等到达香港。 戴黑框眼镜的马叙伦庄重地说：“我们的想法老蒋不听。现在的中国，还是靠共产党把舵。” 民进的另一位领导人王绍鏊提醒：“我们现在召开的政协不是过去那个旧政协，新政协不准反动分子参加！” 当年，多少民主人士怀着对和平民主的期望，热诚参加国民党提议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承想，国民党连自己举起的民主招牌都要丢弃，没多久就发动全国内战。绝大多数民主人士从此得到教训D，再也不受国民党假民主的愚弄！ 与会者还有一个特殊人物，门口的警卫都是他的手下。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出言豪爽：“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救国，海外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不能容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蒋朝！” 致公党是历史最久的政党之一，1925年成立于美国旧金山。其前身，是美洲旧金山致公堂，历史悠久的洪门团体。致公堂虽然是带有封建色彩的帮会组织，却很早就支持祖国的辛亥革命。孙中山曾加入致公堂，以洪门大哥的身份整顿组织，制定章程。1946年初，致公党总部在香港恢复活动，这个最早支持国民党的党派也投入反蒋阵营。致公党组织不乏武林中人，在间谍横行的香港，主动充任民主党派活动的护卫工作。 李章达发言出口成章：“封建独裁势力，纵使改头换面，必须拒绝！帝国主义侵略，无论日本美国，必须铲除！中华民族该翻身了！” 李章达代表的中国人民救国会，发起的初衷是动员人民抗日。但是，蒋介石就是不准人民抗日，悍然逮捕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仆、史良、王造时、沙千里七人。举国激愤，救国会“七君子”闻名海内外。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民主党派之一。1927年蒋介石违背孙中山遗愿发动清共，遭到国民党左派的强烈反对。1928年，在宋庆龄、陈友仁的支持下，邓演达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在莫斯科发布《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反对假托国民党旗号的新军阀，号召建立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从此，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人士先后组织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等党派，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消瘦的彭泽民是国民党左派元老，他动情地说：“中国的农工平民大众陷于死亡线上，蒋政权已经面临全面崩溃，解救民族危亡，此其时矣！” 发言态度一致，与会人士把目光转向在座的一位老者。 个子不高的沈钧儒，高额头、长胡须，活脱脱一个寿星老！ 沈钧儒在晚清时代就请愿召开国会，中华民国成立时是浙江省议员，又加入同盟会。沈钧儒反对袁世凯、反对曹琨、反对孙传芳，沈钧儒参加北伐、参加中华民权保障同盟、发起救国会。参加国民参政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之后，沈钧儒潜赴香港，与章伯钧组织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公开谴责南京反动政府，决定恢复民盟组织和领导机构……沈钧儒堪称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 沈钧儒认为：“中共‘五一口号’一呼而天下应，足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非一党一派之主张，而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章伯钧随即建议：“应该在海内外立即发动新政协运动，号召人民起来拥护新政协。” 这时，在座的共产党人潘汉年发言了。 提起英勇奋战的共产党人，香港人往往带有几分畏惧。可是，这个潘汉年却有“富有魅力的共产党人”之誉。人们听说，高级间谍潘汉年曾在日军控制之下的香港抢救许多文化名人；人们听说，绰号“小开”的潘汉年娶了香港道亨银行董事长的女儿；人们听说，潘汉年既文雅风趣又豪侠仗义，既见识卓越又谦恭和气，他到哪里哪里就满堂春风……毛泽东在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中写道：“兹托潘汉年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潘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从事秘密工作的潘汉年较少出席公众场合，参加双周座谈会也不多言。中共中央规定：共产党员在双周座谈会上只能以朋友身份出席，多听少谈，绝不能给人以领导之感。潘汉年谦恭地说：“本党主席毛泽东先生提议：政协会议地点设在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会议时间以今年秋天为宜，不知各位有何意见？” 在座的惟一女性何香凝十分爽快：“政协会议及早召开为好！我们要高举义旗，不给蒋介石喘息之机！” 何香凝与夫君廖仲恺，自创立兴中会起，就是孙中山倚重的肱骨同志。孙中山逝世、廖仲恺遇刺之后，何香凝与孙夫人宋庆龄一起，始终坚持联合共产党，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内战爆发后，何香凝又支持李济深在香港创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何香凝的政见，在民革内部极受尊重。 现在就看李济深的态度了。 民革主席李济深是个深沉稳重的人。李济深原本军人出身。黄埔军校创立时，孙中山本来选中粤军名将李济深负责，后来又改由蒋介石担任校长，李济深则任教育长。北伐军中，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参谋长。从北伐到抗战，李济深数次担任蒋介石的副手，也数次举旗反蒋。国民党内，公认李济深是屈指可数的谋略家。可是，在政界，李济深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反蒋派的色彩似乎比民主派的色彩更重。 李济深十分重视吸取国民党压制民主的教训，他说：“中共‘五一口号’坚持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足见共产党不搞一党专政之诚意。本党同志应深刻反省，站到民主阵营中来。” 与会十二人当即商定，立即联名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但是，关于政协会议的地点、时间，李济深则表示，尚须从长计议…… 1948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十二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与向全国的通电，同时发表。 一呼百应！ 一时间，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响应。 陈嘉庚动作更早，5月4日就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 5月5日致电的还有马来亚霹雳州侨团。 华侨不愧为革命之母，海外侨团相继发表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马来亚吉灵丹州侨团（5月7日）、逞罗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5月16日）、马来亚摈榔屿七十一个侨团“否认蒋介石为中国总统大会”（5月18日）、马来亚柔佛州东甲属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5月19日）、旅法参战华工总会（5月）、加拿大云高华华侨民众社（5月）、古巴华侨拥护民主大同盟总干部执委会（5月）、中国民主同盟缅甸支部（5月）…… 在港的人民团体也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理事郭沫若、马叙伦等声明（5月）、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沈雁冰等一百二十五人声明（6月4日）、留港妇女界何香凝、刘王立明等二百三十二人宣言（6月）…… 任何独裁者总有权力不及的地方。蒋介石把反对派统统赶出国统区，却使香港形成反蒋的民主大本营。 国内解放区，中共登高一呼—— 海外华人、民主人士齐声响应！ “五一口号”能够顺利推行了？ 3．猜疑 北来南往，“五一口号”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大家都要开政协，然而具体步骤呢？ 5月，6月，7月，三个月过去，中共中央令人不解地迟迟没有正式回答各民主党派的响应…… 其实，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此时比谁都急： 4月30日发出“五一口号”。 5月1日毛泽东给李济深、沈钧儒写信。 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明确指出：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同时还强调：必须由参加会议的每一个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周恩来开出二十九人名单：“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马叙伦、章乃器、张炯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复亮、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抡、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前来解放区参加协商。” 5月7日，中共中央又电示华南分局，布置筹备政协会议。 经过中共中央的一再催促，5月14日，潘汉年从香港向西柏坡发报，简要汇报香港各民主党派5月5日对“五一口号”的反应。 周恩来嫌情况简单，立即派中央政治局秘书胡乔木电告香港分局：应将各地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电文内容和署名全衔电告中央，尤其是致毛泽东电，更应全文电告中央。 可是，香港分局迟迟没有落实周恩来这一指示。 等待一个月，到了6月13日，毛泽东又起草电报，请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潘汉年：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征询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问题，如开会时间、地点，何人召集，到会代表，应当讨论的问题，人民代表会议何时召集以及如何召集等项的意见。 潘汉年还是迟迟没有回答…… 这不免引起西柏坡的忧虑：难道香港那边有复杂的情况？ 其实，此时香港的民主党派也十分活跃。 继十二人联名通电后，各民主党派又各自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通电： 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布告台湾同胞书。 5月，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分别发布宣言。 6月9日，中国致公党发布宣言。 6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发布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 6月2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声明。 7月7日抗日战争纪念日，中国人民救国会发布《七七宣言》。 …… 夏日的香港十分炎热，新政协运动热情更高。 居高临风，楼顶天台正在举行演讲会，演讲者是名士郭沫若，听众是南方学院的大学生们。附近高楼林立，四周楼房的人们都从窗户伸头望着他们，形成一个楼顶群众聚会。 郭沫若演讲如诵诗：“新政协，是民主协商的论坛，新政协，是萌生人民政权的园地，那里寄托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同学们，北方，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那里没有法西斯细菌的位置，那里人人平等人人自由…… “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建设新中国的神圣职责，落在年轻人的肩上。同学们！希望你们爱祖国，爱学习，学知识，练本领，为伟大的祖国贡献力量。” “冬天来了，难道春天还会远吗？”郭沫若激情爆发地号召：“让我们北上，让我们北上，让我们加入新政协的队伍，迎接新中国的春天的来临吧！” 天台上的同学们热情鼓掌，旁边几个监视的警察很尴尬。郭沫若边走边风度翩翩地朝警察点头致意：“感谢这些先生保护我的言论自由……”这下，更博得四周楼房里的人群的一片喝彩！ 北方，南国香港遥望北方，人们迫切地期盼西柏坡的消息…… 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急于部署，香港的民主党派等待召集，可是，南北两地，谁也不知对方在做什么！ 这不免引起了猜疑…… 是不是所有的民主党派都能拥护“五一口号”？ 从报章上，人们没有找到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态度。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都来自上海。黄炎培是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胡厥文是上海机器业公会主席，章乃器曾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三人身份表明，民建是中国民族工商界及其知识分子的组织。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始终受到外国资本与国内官僚资本的双重挤压，为了从政治上保障自己的利益，他们从抗日战争期间开始创建自己的组织。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后来，民建总部又迁到民族工商业集中的上海。 民建过去的立场是“不右倾，不左袒”，如今，能否站到共产党一边？ 北平还有一个九三学社。 抗日战争中，一些科技文教界人士忧虑国家兴亡，经常聚集到许德珩家里讨论时事。在各党派参加的国民参政会上，中共参政员林伯渠主张他们组织起来，于是，许德珩等成立“民主科学座谈会”，又称“民主科学社”。后来，为了纪念1945年9月3日日本签字投降，又改名“九三座谈会”。重庆谈判期间，许德珩与夫人劳君展看望毛泽东时谈到“九三座谈会”，毛泽东希望他们搞成一个永久性政治组织。1946年1月10日，九三学社筹备会向政治协商会议递交自己的意见书；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后来，总社设在文教人士众多的北平。 令人奇怪的是，“五一口号”发布多日，九三学社怎么没有态度？ 拥护“五一口号”的党派是不是就没有问题？ 民革的响应声明发表于6月25日，明显比别人晚！ 有人解释，这不过是工作程序问题。民革主席李济深把起草任务交给宣传部副部长梅龚彬和宣传部秘书张克明。这两人起草之后又要到处征求意见。 也有人问：征求意见的过程那么长，是否因为民革内部的意见不易统一？ 就是积极开展新政协运动的民盟，也有疑问。沈钧儒、章伯钧不过是代主席，老主席张澜那里的态度呢？ 民盟的不少中央委员在上海，可是上海没有传出他们的态度…… 4．上海乃左右逢源之地 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重庆、桂林、香港……中国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大多集中在几个大城市。 那时的人们，习惯把各种政治力量划分为左、中、右。有人更按住地划分民主党派的立场：香港左，南京右，上海是中派！ 这种划分相当武断，却也有几分道理。民社党、青年党参加国大，当然要在首都南京分一杯羹。国民党在内地取缔反对党，逃亡者自然聚集香港。 可是，上海呢？ 无论繁华年代还是战争时期，上海，始终是最重要的政治舞台—— 第一座造船厂、第一间纺织厂、第一个书局、第一部电影、第—……上海是中国大陆最早建立现代文明的地方。即使中国大地满目疮痍之时，上海也依旧歌舞升平，再愚蠢的军阀也不肯打碎这个聚宝盆。何况，上海还有享受治外法权的外国租界，这又使上海成为政治飞地。 蒋介石从上海交易所起家，中国共产党从上海创立，周恩来在上海起义，宋庆龄在上海隐居，上海是中国政治家的潜龙之地！ 1948年5月，中国民主同盟的三位领导人，张澜、黄炎培。罗隆基都在上海。他们对中共“五一口号”是何态度？ 提起这三位，许多民盟成员都会想起民盟总部宣布解散的历史…… 1947年下半年，早已对共产党大打出手的国民党又开始向民盟下手。10月，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严加取缔。 民盟主席张澜等正在上海，南京的民盟中委立即赶往上海出席“御前会议”。民盟中央常委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和中委叶笃义等紧急聚议，史良、张云川两人主张对抗，但多数人表示没有别的办法。会议最后决定派黄炎培和叶笃义去南京交涉。 黄炎培是个同各方面都能说得上话的人物。到南京后，他首先请美国大使出面斡旋。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任燕京大学校长，桃李满天下，经常表示支持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可是，此时却劝民盟“光荣解散”。黄炎培又找与张澜私交颇好的行政院长张群，张群也态度强硬：民盟总部如不号召解散，各地干部将有七百余人继续被捕，罗隆基有生命危险！ 高压之下，黄炎培被迫寻求妥协。黄炎培提出：由民盟自己通告盟员停止活动，同时政府对各地盟员一律免除登记，使他们享有一切合法之自由。 黄炎培回到上海，民盟中央常委再次举行会议，决定宣布自行解散。6日，民盟主席张澜发布《中国民主同盟解散公告》。 由自己来宣布自己领导的民盟的消亡，张澜非常痛苦。当晚，张澜彻夜不眠，想到盟员可能的误解甚至斥责，想到维护盟员的身家性命……张澜决定：将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第二天，张澜又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但是，除苏联办的《时代日报》以外，上海各报都不敢刊登。 民盟总部宣布解散，并未征求地方组织和广大盟员的意见，民盟内部很快出现分歧。 民盟南方总支部郑重声明：绝不因独裁政府之非法压迫而停止活动，同时号召海外盟员一致反对独裁制度！ 民盟华北总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则宣布解散民盟华北总支部、北平市支部、河北省支部。民盟北京临工会又采取反措施，并报告总部要求开除张申府盟籍。 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后，中央常委沈钧儒、章伯钧，中央委员周新民等秘密到达香港，召开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决议：否认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无理狂妄举动。 三中全会更代表全体盟员表示：不能接受本盟总部在南京反动独裁政府的劫持与威胁之下，未经合法会议而发表的“辞职”、“解散总部”及“停止盟员活动”的声明。 三中全会还决定：由沈钧儒、章伯钧两人轮流担任代主席，领导全盟工作。 民盟三中全会之后，许多地方组织积极响应，秘密恢复活动。香港民盟总部还决定成立民盟上海区执行部，由辛志超任主任，后由史良任代主任。 三中全会在民盟历史上关系重大，有人说：过去宣布解散的是右派，现在夺权的是左派。 果然，与解散民盟有关的三位民盟领导人张澜、黄炎培、罗隆基都滞留上海，都没有公开表示对“五一口号”的态度。 过去，由于对人身安全的考虑，曾经使民盟出现政治上的动摇。现在，国共大战炽烈，民盟能否立场坚定？ 还有人想到：民盟与中共之间，历史上曾有过节—— 民盟曾经是个相当庞杂的组织。1941年3月，十七个中国政坛的著名人物在重庆秘密签名组织政治集团——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推定黄炎培为常委会主任。发起人认为救国会太左暂不约请，而半年以后才邀请沈钧儒参加。 民盟的发起人来自三党三派（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但又都是以个人身份入盟，因此，民主政团同盟的基础不稳，约束力很弱。 民盟最年长的成员张澜始终没有党派隶属，因为他善于调和党派间的关系，被大家公推为主席。后来，无党派盟员大大超过党派成员，多数人就主张把民主政团同盟改名民主同盟。抗战胜利以后，国内各大城市包括海外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大量加入民盟，民盟日益趋向单一政党，组织迅速扩大，很快成为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第三大党。 民盟在抗战中和抗战后都积极调解国共矛盾，政治作用日益重要。在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中，民盟赫然处于“第三方面”的地位。6月，国民党发动内战，共产党对和谈失望，无形之中，民盟成了政治重心。这就使得民盟一些人头脑膨胀，自以为中间派可以主导政局。 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力劝中共代表周恩来不要退出和谈，并许诺加强民盟与共产党的合作：“第三方面今后有任何重要主张和行动，民盟必事先同共产党协商并征求同意。” 达成谅解之后，梁漱溟抛弃国共两个方案，自行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决心“用第三方面的力量压服不肯接受折衷方案的任何一方”。 民盟派出三批人马，分别将方案送交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调解人马歇尔。 梁漱溟把折衷方案送到梅园新村周恩来住地，当读到第三条“就现地一律停战”时，周恩来脸色骤变！ 周恩来伸手制止：“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国民党进攻我们，想不到你们第三方面也从背后捅我们一刀！蒋介石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你们还要踩上一脚！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打的，我们可以打游击，但要考虑你们的前途。” 梁漱溟这才想到，自己的方案显然考虑不周。现地停战，岂非承认国民党主动侵略的现实？ 周恩来声色俱厉：“我是相信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关照一下？” 面对党内干部工作不负责任的现象，周恩来也有生气的时候；但是，周恩来对待民主人士总是另当别论，总是谦和有礼。像此时这样的大怒，在周恩来真是绝无仅有。 梁漱溟被周恩来的愤怒所震撼。尊崇儒学传统的梁漱溟自知失信理亏，赶忙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找来商议，一致决定：立即把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 国民党那里，已经讨论同意民盟方案，行政院长孙科还笑眯眯地夸奖民盟公正。黄炎培尽力保持镇定：“我们不细心，抄漏了一条。” 孙科马上问：“漏了什么样的一条，重要吗？” 黄炎培忙说：“重要，要紧极了！” 李璜帮腔：“有了那条就更周到了。” 孙科更感兴趣：“是什么样的一条？” 黄炎培忙说：“你拿文件来，我告诉你。” 孙科从衣袋里拿出文件交给黄炎培，黄炎培指着文件，“喏，喏，喏”地不知所云。 孙科见他为难就说：“你记不起来，就另外抄一条送来好了。” 罗隆基机敏地抢过文件：“我记得，你给我，我来说……”拿到文件，就立即揣到兜里，“这种正式文件怎能补抄一条呢，还是赶快回家另外誊写一份正式的送来吧！” 黄炎培、李磺、莫德惠三人同声响应：“对对对，还是重抄好！” 孙科被搞得莫名其妙，连问：“要重抄吗？要重抄吗？” 说话间，民盟四人匆匆告辞。 四人匆忙赶到梅园，把原件交给周恩来看。 罗隆基又乘车赶到马歇尔寓所，恰遇马歇尔外出未归，文件尚未启封，被罗隆基轻易取回。 这时，梅园新村方才转怒为安。 当晚，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打电话索要重抄的文件，罗隆基推脱要重新考虑。彭学沛笑道：“你们演得好一个《月宫盗宝》哇！” 罗隆基妙对：“要回自己的东西不算盗，我们演的是《完壁归赵》！” 和谈方案完璧归赵，朋友关系却留下裂痕…… 中间派的地位，特别容易动摇。 蒋介石硬要开“国大”，在“围剿”共产党的同时，千方百计拉拢第三方面。“国大’代表位高禄重，国民党政客纷纷贿买选票，第三方面不免有人眼热。面对蒋介石奉送上门的代表名额，有些党派动摇了。青年党、民社党不好意思出头，推说与民盟共同行动。 “国民大会”能否具有相对的代表性，关键在民盟了！一时间，民盟动向为万众瞩目。 此时，民盟主席张澜在重庆，秘书长梁漱溟辞职去北平，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住在上海，南京的中常委只剩一个罗隆基。 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找到罗隆基：“你们也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国大，国民党给你四十个代表名额。” 此时，郭沫若给罗隆基捎来礼物，罗隆基打开一看，全是书。罗隆基绝顶聪明，知道这是提醒自己：一招棋错，满盘皆输（书）！罗隆基对来人说：“请郭先生放心，放心，千万放心。” 一身关乎民主动向，罗隆基岂能让人放心？ 青年党、民社党已经动摇，民盟如果再参加“国大”，共产党就相当孤立了。周恩来亲自赶到民盟总部，建议罗隆基电话请示张澜。 南京，重庆，相隔万里，电话难通，周恩来坐立不安…… 终于，电话要通了，张澜反复叮嘱：“参加不得呀！参加不得呀！” 一锤定音，罗隆基心定，周恩来心安。 后来，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还是参加了“国大”，但民盟却与共产党同进退。 周恩来离开南京前，特地宴请民盟领导人罗隆基、张申府。章伯钧、沈钧儒、黄炎培、张君劢等，还留下一张珍贵合影。 民盟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得罪了国民党，导致后来遭到被禁的命运。但是，民盟也因此成为共产党极其器重的友党。 如今，共产党倡议召开新政协，民盟当然是重要发起人。但是，昨日的记忆依然惊心动魄。又到关键时刻，上海诸位能否再次共进退呢？ 人们的担心是有缘由的。 建盟以来，民盟就标榜中间派立场，主张在国共之间保持“超然独立”、“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一些民盟领导人认为，民盟不仅在抗战期间是中间派，就是在以后的建国时期也应该是中间派。民盟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流行主张是“英美的政治民主，苏联的经济民主”，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创造一种中国的民主”。由此，民盟的纲领被概括为“第三路线”。 中间派、第三路线，民盟的这种政治地位和政治设想又被理论化。 施复亮（施存统）是中间路线理论家，在《论中间路线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一文中把中间派的路线概括为“用和平合作的方式来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经济工业化”。看起来，这理论通盘符合现代民主政治规则，相当漂亮。 可惜，美好的理论难行其时。 国民党不肯给共产党政治民主，共产党也不肯把军队交给国民党的国家，外国资本更不给中国民族工商以工业化的机会。所谓“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经济工业化”都不为现实所接受。 右边有国民党，左边有共产党，左右逢源的中间派，常常是左右为难！ 尽管左右为难，尚可左右逢源，中间派还是珍重自己的中间地位。 中间派人物个个精通中国历史通鉴，不乏经历清朝、民国。抗战的政坛耆宿。历史上，改朝换代的英雄豪杰尚能周公吐哺，礼贤下士；可是，一旦江山坐稳，无不人莫予毒，独裁专制。储安平在《观察》杂志发表文章：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有了对共产党执政的担心，民盟现在会放弃中间立场投向新政协吗？ 还有人说：什么政治理论、什么历史过节，都是次要的。关键时刻。一个政党的方向，决定于现实利益。 天下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现实还是强者天下，实力软弱的中间派更需谨慎图存。尽管天理民心都说共产党好，可是，国民党毕竟掌握全国政权，还有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支持，或许气数未尽？大局未定，谁会为几句口号披肝沥胆呢？ 恐怕还是要再看看…… 肝胆相照的友情，只能来自生死与共的经历。在1948年的政党关系中，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许多猜疑本是不必要的。 1947年国民党对民盟下手之后，民建中央决定转入地下，所有成员分成十几个小组，以聚餐会形式活动，中央不公开发表声明。年底，还派章乃器、孙起孟秘密抵达香港，筹划恢复公开活动。1948年5月香港民主党派联名通电拥护“五一口号”时，民建团总部和领导人不在香港，一时未能列名参加。上海的黄炎培、胡厥文得悉情况，于6月9日秘密举行常务理监事会议，决议赞同中共“五一口号”，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民建驻港代表，与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 得悉中共“五一口号”后，九三学社北平总社秘密会议也决定响应，但处于国民党威胁之下，一时难以公开发布宣言。（待到1949年1月，九三学社公开发布宣言响应中共召开新政协的号召。） 民盟内部，也并未出现左派与右派的对立。 香港的三中全会，也有上海代表参加。 民盟被禁后，所有的中央委员都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受到严格监视。可是，惟有一个中央委员罗涵先没有落入特务视线。 罗涵先本名罗举贤，此时正在上海交通银行工作。国民党特务怎么也不会想到，大名鼎鼎的民盟中委罗涵先，就是年方二十的翩翩少年罗举贤。 民盟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困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分别委托香港人士代表自己出席，从国内专程前往香港与会的中委，只有罗涵先一人。 罗涵先顺利地往返港沪之间，还从香港带回总部的信件。捎给史良的是文字信件，捎给张澜、罗隆基的是口信。年轻的罗涵先记忆力很好，他向留沪中委口头背诵了三中全会的宣言。 张澜、罗隆基表示赞同三中全会，张澜还专门托人带了二十个金条到香港当活动经费。当初，龙云支援民盟经费时明确规定：经费只由张澜一人掌握使用。 张澜带去的金条竟然被受托人丢了！于是张澜又带了第二次，第二次他又说丢了。原来，第一次丢失后，这人拿第二次的金条去投机股票试图捞回来，结果全赔了。 传达三中全会内容之后，罗涵先担心一向持中间立场的罗隆基嫌“左”，便个别询问意见。没想到，罗隆基鲜明地说：“民盟被国民党迫害到这种程度，只有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 在拥护“五一口号”上，中国各民主党派还是相当鲜明，相当一致。 5．南京毕竟有政权手段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新政协人心所向，下一步就是如何开会的问题了。 只是，东风不予中共便，信息深深锁南京。 西柏坡的毛泽东，连看报纸都难！ 中共和谈代表团撤出南京后，国统区的《新华日报》被迫停刊；中共中央撤出延安后，解放区的《解放日报》也无法出版；共产党只得在香港主办《华商报》，曲折地传出自己的声音。《华商报》大量刊登民主党派对“五一口号”的反应，但是，国民党严禁《华商报》输入内地，无论哈尔滨还是西柏坡都看不到。 搞民主斗不过共产党，搞封锁老蒋还是有经验的。蒋介石就是要斩断中共与民主党派的联络。 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蒋介石召见“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 保密局的前身，是中国赫赫有名的特务机关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戴笠领导的军统深得蒋委员长信任，却被公众斥为镇压民主的特务。国共和谈、政协会议，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提出了撤销特务机关的议案。所以，在“国大”召开时，蒋介石照顾民意，宣布撤销军统，同时，却成立保密局——原班人马换块牌子。 匆匆而来的毛人凤知道，老头子叫自己来，是为了中共“五一口号”的事情。别人也许不重视中共关于召开政协的呼吁，老头子却肯定上心。如果共产党的政协比国民党的“国大”开得更好，那老头子还有资格代表中国的民意吗？ 毛人凤早已点算全国名人，有多少人拒绝出席“国大”，就会有多少人参加政协！ 但是，毛人民有信心完成老头子交付的任务。 保密局承袭军统衣钵，一直在香港扩大组织。可以说，驻港各党派的活动，无论中共还是其他，统统都在保密局香港站的视线之内。 毛人凤把一张照片呈给蒋介石——毛泽东致李济深、沈钧儒的信被偷拍下来了。毛人凤得意地汇报：“李济深身边有我们安的钉子！” “好！”蒋介石夸奖，“在毛泽东身边，也要安个钉子。” “已经有了。”毛人民立即说，“我亲自命令他长期潜伏，待机而动……” “还要待什么机？”蒋介石讥讽，“等到共产党开了政协再动？” 毛人凤不敢吭气。他知道，自己此时说什么也是错，惟有老头子见解高明。 “南北动手，切断华北与香港的联系！”蒋介石果断下令，“我倒要看看，你毛泽东的口号能喊多响！” “我的情报人员可以引导空军炸死毛泽东！”毛人凤积极地说。 “吹牛！”蒋介石毫不通融，“空军报告，你的情报人员连信号都发不出来，飞机在天上找不到目标！” 毛人凤闭口不言。他知道，自己同空军将领没法比。国军将领如云，军统局局长却只能做到少将，相当于一个小小的旅长。军队，在委员长眼中是虎，驯虎，当然有起码的尊重。而特务，在委员长眼中不过是狗，骂狗，那是用脚踢！ 毛人凤并不慌张。受到委员长训斥的人，总是汗流使背，如丧考砒——前程完了！惟有戴笠，委员长训得越凶，他退下来越高兴，如果委员长再踢上一脚，那就要喝酒庆贺了。此中奥妙，戴笠只传毛毛凤一人：委员长最擅驭将，何时给面子，何时揭老底，见机行事。可是，这样待人，委员长累呀！惟有对待军统，委员长想骂就骂，想踢就踢，多出气啊！毛人凤是个明白人，毛人凤知道：这就是信任，是委员长对军统的信任！ 毛人凤苦思良策。毛人凤深知，委员长对军统的信任，是同戴笠相关的。戴笠乘飞机摔死后，军统改名保密局不说，人员也减少四分之三。自己这个后任局长，要想取得信任必须建立新功。现在，毛人民必须设法使香港的中共电台不能工作，使华北的中共中央指挥失灵。 6．中共高级特工遭遇突袭检查 香港，干诺道中123号，《华商报》的四层楼房人来人往，热闹非常。 《华商报》近来吃香了。 别的报纸总是刊登国军“剿匪”消息，《华商报》却把共军胜利套红刊登。不久，香港人人皆知这份报纸的后台老板是中共。中共在国内节节得胜，擅长应变的港人自然也要来《华商报》找找门路；；统战工作当然期望多交朋友，中共香港分局也时常派人到这里值班，与各方人士接上关系。 《华商报》如此场面，门口游荡的港英警察似乎并不在意。 港英政府对中国政局常取观望态度，各方驻港人士只要不在香港捣乱，一般不予干涉。可是，南京政府驻港外交特派员公署出面与港英政府交涉，要求限制香港的反政府活动，港英政府就不能不管。管，就要分派政治部。港警专设政治部，这政治部不像内地军队那样专做部队内部的思想政治工作，而是负责监控社会上的政治活动。在香港避难的政客，表面上比在内地自由得多，但实际上，始终处于警方政治部监控之下。一旦出现政治需要，政治部就能立即采取行动，轻者驱逐出境，重者逮捕法办，最狠的是递解回内地，交军统特务控制的警察处理。 保密局香港站多年经营，盘根错节，除了专任特工以外，还发展了一些特殊关系。海员工会、《星岛日报》、《珠江日报》，都有保密局的人，最重要的是，在港英警察政治部中安插了华人探员方水（又名廖独航）。 这天，港英警方政治部的人马，突然包围《华商报》！ 警察仔细盘查屋里的每个人，姓名、住址、在港职业等等。 烨商报》的工作人员早已习惯这种检查，没有违反法律，警察也不能怎样。但是，内中一个神秘人物却相当为难。 他的代号是“老太爷”。 从1928年中共建立自己的情报保卫机关“特科”起，他就是重要成员。但是，一般人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特科成员常用代号，一些领导的称呼很有意思：陈云是“先生”、赵容（康生）是“老板”，潘汉年是“小开”。这位个子不高、面貌平常的人并非最高领导，却总是被上上下下尊称为“老太爷”。 这不仅由于他的年纪较大，还因为他经常负责最机密的工作：掌握联络、掌管资金……别人被捕只能牵扯单线联络的上线、下线二人，惟有他，却掌握几乎全部机密。在中共情报系统中，老太爷沉稳缜密，深得信任。 今天，他却在《华商报》被港英警察堵住了！ 老太爷在香港的任务是掌握机要电报。一切情报，潘汉年部交他整理成文，译成密电码后，再交报务员发报。所以，报务员并不知道的秘密，老太爷知道。老太爷在内地时，总是避免到党的公开机关活动，但是，香港这里似乎宽松些，所以，今天…… 港英警察没有放过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年人。老太爷自称是来报社卖纸的商人，并顺口编了个名字，至于地址，却一时难能应付。刚到香港不久，地理不熟，瞎编会被识破。于是，他说出了真实地址。详细记录之后，警察不动声色地走了。地下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太爷这天没有回家，当晚，港英警察就搜查了他说出的地址。 老太爷突然转移，甚至来不及通知担任译电员的妻子梅黎。幸亏，梅黎听到动静，机敏地把电报稿塞进壁炉，才躲过突击搜查。但是，她却从此不能在香港见到丈夫，秘密译电工作也从此中止。 过去，港英警察对中共机构一般只是外部监视。近来，却频频进门盘查。 一会儿问：“你这里失窃了吗？” 一会儿问：“你这里有没有外江佬？” 香港开展新政协运动后，港英警方还突击检查了新华社香港分社，突然传讯章汉夫，对秘密电台的技术侦听也更加频繁。 邮政被国民党检查，华北山地与香港的通讯联系，全凭无线电。 中共一直重视无线电这一最先进的通讯手段，很早就在香港设立秘密电台，直接与中央联络。空中电波谁都可以接收，为了保密，必须采用密码通讯。这样，无线电通信就要经过译电。发报、收报、译电等多个环节，任何环节出问题都会中断。国民党特务部门也千方百计破坏中共的电讯联络，在美国支援下，以先进的无线电侦测技术侦破中共秘密电台。为了防止被侦听，中共秘密电台的收发报时间一般不能太长。这样，中共中央通过电台掌握的信息，就很有限。 关于香港各界对“五一口号”的反应，潘汉年向中央汇报的电文总是太简短。这是否因为预防被侦破而缩短内容？还是由于港英警方与国民党特务对机要电讯人员的直接骚扰？ 7．毛泽东头上掉下炸弹 中共中央那边的收报条件也有问题。 毛泽东居住的城南庄位于太行山深处，这里既隐蔽又安静，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驻地。准备去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就暂时居住在这里。 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毛泽东的到来，为无名的城南庄招来各种“客人”。 “国防部保密局”保定站设有阜平潜伏小组，专门针对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开展工作，此时，已经把管理处烟厂的厂长孟宪德秘密发展为情报员，孟宪德又把军区首长小灶的司务长刘从文拉下水。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刚到城南庄，第二天就被刘从文报给孟宪德。第三天，这情报就送到阜平潜伏小组组长刘其昌手里，并立即报告保定站站长曹亚夫。其实，曹亚夫也刚刚收到毛人凤的电报，命令他严密掌握晋察冀军区动向。接到新情报，曹亚夫十分兴奋：早就策划让刘从文下毒暗害聂荣臻，这次，可以立更大的功劳！ 小灶司务长直接办理伙食，下毒的机会应该很多。可是，毛泽东的警卫相当负责，熬中药的时候片刻不离人，更有那个聂荣臻，连毛泽东的中药他都要亲口先尝；刘从文下了毒的鲫鱼，他非要先养两天，结果鱼都死了…… 暗杀不成，蒋介石命令华北剿总派飞机轰炸！ 国民党的飞机在太行山的山麓间低空搜寻，气浪吹倒高粱秆，声浪震破窗户纸，但是，就是不能确定毛泽东的驻地。 毛人凤亲自飞到北平，可华北空军司令徐良康也拿不出办法。毛人凤又飞到保定，还是保定站站长曹亚夫想出主意：由刘从文在地面指示目标方位，引导飞机准确轰炸。 电台联络、点火示意、摆放红布……种种方法都难以落实，最后，还是空军出了个高招—— 5月18日清晨，司务长刘从文赶着马车出去采购。当路过毛泽东居住的小院时，刘从文悄悄撒下些什么…… 军区首长聂荣臻、赵尔陆等正在吃早饭，突然听到飞机声。过去，敌机轰炸很少是在早晨，听到声响，聂荣臻急忙出屋观察。只见一架侦察机飞临，在城南庄上空绕了两个圈子，又很快飞走了。这与过去敌机反复侦察的习惯不同！久经战阵的聂荣臻感到情况不对，立即下令防空。 惯于晚睡晚起的毛泽东此时还在睡觉。穿着睡衣的毛泽东被叫起后，并不急于跑防空洞，按老习惯，先抽根烟再说。卫士李银桥劝，夫人江青催，毛泽东就是不动。毛泽东经历的轰炸数不胜数，根本不在乎。 此刻，两架B—25轰炸机飞临城南庄上空。从飞机上往下看：地面上，三处反光围着一处小院。原来，刘从文按照空军要求，用碎玻璃碴反光来标示毛泽东驻地。 第一架飞机俯冲，丢下三颗重磅炸弹。 第二架飞机俯冲，丢下两颗重磅炸弹。 眼见毛泽东的小院笼罩在硝烟之中，飞行员胜利返航！ 此时，毛泽东却已安全转移到山后的防空洞中。 刚才，见毛泽东不走，聂荣臻索性下令，派几名卫士强行架起毛泽东，出门就放上担架，飞跑向防空洞。 防空洞里，江青早已安然。聂荣臻实在憋不住：“主席还在睡觉，你不该先走！”江青哑口无言。 敌机飞走后，返回驻地的人们看到，毛泽东的住房门口被炸了一个大坑，屋里的立柱、墙壁，都被弹片钻出窟窿，暖壶炸飞，被褥烧毁，桌上的一篮鸡蛋流着蛋清…… 如果毛泽东不及时转移，必伤无疑！ 如此准确的轰炸，肯定有内奸。 保卫部门立即开始侦察。直到1949年初北平解放，华北军区情报机关截获敌阜平潜伏组发往保密局的电报，才抓到刘从文通敌证据，又跟踪追击将孟宪德捕获。侦破全案后，经聂荣臻司令员批准，在北京永定门刑场将刘从文、孟宪德处决。 二十年后，江青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简报上说：1948年 毛主席住在晋察冀军区时险些遇害，就是有人阴谋暗杀。指挥敌机轰炸的电台就设在军区司令部，破案后又杀人灭口。 这等于诬陷聂荣臻谋杀毛泽东！ 此事的亲历者毛泽东知道是谁真正保卫自己，所以，江青的挑拨没有成功。 城南庄遭遇轰炸的当晚，中共中央立即要求毛泽东转移到西柏坡。可是，毛泽东又在考虑：五大书记会合，万一被蒋介石一网打尽…… 转战陕北期间，中共中央就作出兵分三路的部署。五大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带领中央前方委员会转战陕北，刘少奇、朱德带领中央工作委员会越黄河去河北。万一前委遇难，就由工委指挥全国战事。万一前委、工委两个机关都出事，还有叶剑英、杨尚昆率领的在山西的中央后方委员会。 思前想后，当晚，毛泽东先转移到距城南庄二十多里的花山村，九天后的5月27日，才到西柏坡与中央机关会合。 西柏坡是个更小的地方。 太行山是晋西北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分界，这里山高林密，易守难攻，是晋察冀军区的可靠根据地。滹沱河沿着太行山东流而下，沿岸人口密集、土地肥沃，更是屯兵的好地方。这里出过抗日模范县平山县，这里有全国拥军模范戎冠秀，这里还是“白毛女”的故乡。 太行山东麓，滹沱河北岸，有个向阳的马蹄状山湾，山上松柏苍翠，山前麦田开阔，坡间有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小村西柏坡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环境幽静，风景优美。 西柏坡正处于太行山与华北平原的交汇处，从华北根据地的大城市石家庄进山，沿河岸顺大道可以直达，不用再翻山。如遇敌人进袭，后撤就是太行腹地，回旋余地很大。既交通方便，又安全可靠，中共中央选定西柏坡，作为全国解放战争的指挥部。 中共中央书记处驻在西柏坡。滹沱河再往下流，四五里是统战部的李家庄，沿岸还分布着社会部的西黄泥村，外事局的柏里村等中央机关驻地。 西柏坡的建筑都是普通的北方农家小院，土坯墙，青瓦顶。毛泽东的小院，推窗可见周恩来的邻院，西北有一间低矮的土坯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兼军委作战室。这间屋里有三张桌子——一张作战科，一张情报科，一张资料科。周恩来说：“我们在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里指挥世界上最大的解放战争！” 西柏坡虽然位于华北根据地，但是，华北根据地依然处于国民党军队围困之中，对外交通仍被封锁。 国统区与海外的报纸进不来，中央机关的电台频繁遭遇轰炸，也许，这也是西柏坡没有得到香港详细情况的原因之一？ 8．周恩来批评潘汉年 无论什么客观原因，周恩来决不允许耽误党的重要工作。1948年8月1日，周恩来致电香港分局及潘汉年，提出严厉批评。 周恩来从各种渠道得知：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香港、上海及各地各民主党派及文化、经济、妇女、青年、华侨各方人士均有热烈响应。 周恩来回顾：中央曾布置上海局与香港分局，向各方面征询对召开新政协会议、讨论实现人民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意见，但是，香港分局5月14日只将5月5日两份通电内容约略告知中央，在中央催问下，迟至7月中旬才将全文报告，而且没有转报其它通电及宣言。 周恩来气愤：这就使得中央对此事的回答，延搁几乎三个月！不仅耽误工作进展，还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猜疑。 周恩来认为：此事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证明香港分局及潘汉年的“政治注意力甚弱”！ 这批评可是够严厉的。 潘汉年其人，可以说深得周恩来器重。 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改组特科领导：由陈云、康生、潘汉年三人负责特科工作，一把手陈云兼任一科科长，二把手康生兼任三科科长，三把手潘汉年兼任二科、即情报科科长。从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调任特科情报负责人，潘汉年很快完成从文化人到情报人的转变，不久又实际负责特科的整个工作，显示出特有的情报工作能力。 1933年，李济深、蔡廷锴领导十九路军建立福建人民政府，提出与中共合作，派人寻找红军谈判。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负责此项工作，周恩来就指定潘汉年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全权代表，同十九路军代表谈判。潘汉年从此又进入统战工作领域。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后，中共中央指派陈云和潘汉年去白区传达会议精神，并设法恢复中央与上海及共产国际的联络。几番传奇经历，潘汉年终于到达莫斯科，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托，与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潘汉年往返于陕北与上海之间，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之间建立联络渠道。在完成谈判任务的同时，潘汉年还与宋庆龄等民主人士联系，广交朋友。 1941年12月日军进占香港，潘汉年又通过情报渠道，把众多民主人士安全转移回内地。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潘汉年很早就活跃在中国政治斗争的中心与高层。潘汉年同时负责统战工作与情报工作，一明一暗，两方面的工作都卓有成效。可是，一旦延误中央极为重视的新政协筹备工作，还是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 人们不由得不诧异：潘汉年其人，一向具有战略眼光，曾准确预报德国侵略苏联的日期，何以忽视新政协大事？ 其实，潘汉年处于民主人士汇聚的香港，对民主党派的态度更有切实的体会。 据说，农工民主党一位严先生曾访问延安，把毛泽东的一封信捎到香港。对于民主党派，毛泽东除鼓励外，也批评民盟在南京政府的压迫下自动解散是错误的，还提醒民革有第三方面倾向。 在1948年年中的时候，中国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关于政治协商的看法还远未统一。 双周座谈会在连贯住地讨论了七八次。尽管大家拥护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的主张，但是，具体到新政协的宗旨、内容、参加者、时间、地点，还有诸多分歧。 关于新政协召开的时间。 沈钧儒认为：迅速召开可以鼓舞解放军发展，加速敌人的动摇崩溃。谭平山也同意，认为“双十节”召开最好。 马叙伦认为“双十节”太快，可于1949年元旦召开。王绍鏊表示赞成。 李章达认为：何时召开要看形势发展。国内局面发展快固然要快，国际形势凶险也要加快。 郭沫若起初说现在讨论开会时间还早，后来又说，无论如何，召开新政协已是时候。茅盾则认为：开会时间要考虑诸多因素，恐怕不是香港这里能决定的。 关于新政协召开的地点。 定在解放区没有异议，争论的焦点是在关外还是在关内。 王绍鏊认为：在关内召开，可以避免有人会说新政协有国际背景，是傀儡。 李济深认为：还是拿下平津以后，在平津召开最好。 李章达认为李济深此见不妥：原本是以政治为前提，最后反成了以军事为前提。 关于新政协代表的产生。 李济深认为：新政协的范围要扩大到蒋介石下面的拥护新政协的各种力量。 谭平山认为：任公的宽大主义甚有问题。李章达也认为：把许多蒋介石的反对派看成革命力量，是太宽大了。 马叙伦认为：对这些人可以个别争取，不要集团争取，更不可把新政协作为酬酢的工具。 内部讨论久议不决，外间就有传言：李济深总是主张推迟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大概是另有打算！ 李济深在国民党中，既有黄埔的中央军背景，又有独特的地方资源。出身广东军界的李济深祖籍广西，因此与桂系头面人物相知甚深。八年抗战，两年内战，蒋介石有意消耗地方势力，北方军阀伤亡殆尽，但是，长期处于后方的桂系却得以坐大。如今，无论军事还是政治，在国民党内，论实力，除了老蒋的中央系，就算桂系了。蒋介石虽然如愿当选“总统”，“副总统”却被桂系领袖李宗仁拿下。论民主声望，李宗仁甚至超出老蒋。而且，战局的发展，正在迅速削减蒋系的实力，于是，桂系的分量就相形加重。 近来风传，历史上数次倒蒋的桂系，正在谋求取而代之。如果，李济深与李宗仁联手倒蒋，岂不可以把国民党中央政权一锅端？ 那样，在中国的解放事业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就立下大功！ 一时间，香港流言纷传，李济深是联共还是联桂，似乎成了问题…… 香港的民主人士争论热烈，共产党方面与会的方方、连贯、饶彰风通常都不表态，避免使人以为共产党征求意见只是走走形式。 这个阶段，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也有微妙的地方。 关于新政协由何方召开的问题。有人主张由中共召开，有人主张由各党派委托中共召开，也有人主张各党派联合召开。 1948年五六月份的中国政坛，许多民主人士尽管赞同共产党，但尚未心服口服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新政协如何召开，恐怕还是众口难调。 有个在旧政协时代跟蒋介石走的党派领导人找到连贯提出：还是由蒋介石召开政协会议，组建联合政府；或是国共两党轮流领导中国；如果再不行，那也要有民社党和青年党参加新政协。 民社党领导人张君劢还说：若要他张君劢参加新政协，中共必须放弃土改！对于许多民主人士而言，谈起民主人人喜欢，谈起革命就要考虑考虑。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农村拥有土地，怕土改分田呢！ 香港的新政协运动热热闹闹，但也有人是日谈政协，心向他方。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形成两极对立格局。1947年春夏，美国宣布“杜鲁门主义”，在欧洲推行“马歇尔计划”；苏联则于9月组织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东西方两大阵营开始形成。有意味的是：苏联组建情报局没有邀请欧洲的希腊共产党和亚洲的中国共产党。据说，苏联并不赞成这两个党开展武装斗争的作法，苏联希望以自己在亚洲的妥协，换取美国在欧洲的让步。 1948年初，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发表《告中国人民书》，鼓吹“曾受教育的知识分子要组织新党”，“支持政府谋求和平的努力”。3月，北平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组成“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提倡“不偏不倚”。6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向司徒雷登表示：苏联愿意改善美苏关系，并研究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 司徒雷登喜出望外。此时美国政府已经得出结论：腐败独裁的国民党政府不可能战胜共产党。因此，美国期望以和谈方式，诱使共产党放下武器。但是美国明白，由于自己在内战调停中偏袒国民党，已经丧失对共产党的影响力。现在，苏联大使主动伸出橄榄枝，怎不令司徒雷登惊喜！ 美苏在中国问题上出现合作迹象，还给士气不振的国民党带来希望。担忧蒋介石的独裁无能领导会使国民党亡党亡国的张治中说：“运用美苏关系解决国共问题，无疑于漫漫长夜中透出一线曙光！” 反对国民党的民主人士看到世界两强如此倾向，不禁又担心中共的前途。国民党走向衰亡，共产党难以兴盛，那么，就只有找第三条路了…… 香港有些人酝酿：给美国总统上书，要杜鲁门支持中国的“第三势力”！ 有了这些幻想，还会积极投入共产党倡议的新政协吗？ 潘汉年和香港的民主党派朋友，此时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论战上。 《华商报》创刊就刊登了一幅“两‘胡’于‘途”’的漫画： 胡适背着标有“自由主义”的红十字药箱，挽着《大公报》社长胡政之飞奔，胡政之一手拿着《大公报》，一手拉着一具无头军人尸体…… 旁题打油诗： “真‘糊涂’、假‘糊涂’，为何冒死去救护？ 可是‘将军’头已无，请问‘胡’里与‘胡’涂”。 3月1日复刊的民盟机关报《光明报》，与《华商报》配合，同《中央日报》、《大公报》打起笔墨仗。“自由主义批判”、“伪自由分子的两条道路”、“我们对自由主义的态度”、“答施复亮先生论‘中间路线兼论自由主义的道路”’等文连续发表，大力批判第三道路。 马叙伦、邓初民、侯外庐、曾昭抡、翦伯赞等人在报纸上笔谈：“假如说中间路线在1946年还只是错误的幻想，而1947年已破产的话，那么1948年的今天，它简直变成反动阴谋的护符了。” 各民主党派也纷纷表态：在反民主的独裁统治与民主统一战线之间，没有第三道路。凡是希望新政协成功者，不独不应有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而且应该起来揭露这种第三条道路的阴谋。 也许，潘汉年的失误，并非由于对新政协不够重视，而是认为，此时召开新政协时机尚未成熟？也许，潘汉年认为，当前要务是思想准备？ 其实，组织准备也很艰难。 避居香港的民主人士并非人人享有自由，有些重要的人物潘汉年一时还联系不上。 致公党有两个部分，香港总部拥护“五一口号”，美洲总部却尚无态度——大龙头司徒美堂此时正在香港呢！ 美洲致公党主席司徒美堂拒绝参加国大，避居香港，国民党派了三个特务看着他。陈其援去找了几次，特务都不给开门。还是连贯想出办法，《华商报》的编辑司徒丙鹤是司徒美堂的老乡，派他冒充亲戚去找。 司徒丙鹤一口台山话，说是来看叔父，才见到司徒美堂老人。可是，两个司徒上街喝茶都有带枪的特务跟随。 一直混了两个多月，司徒丙鹤才得到机会，在建国酒楼为司徒美堂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司徒美堂公开表示支持“五一口号”。司徒丙鹤又为他起草文字声明公开发表。 如何把香港的民主人士都组织到新政协运动之中，潘汉年还得煞费苦心。 不止香港，中共上海局那边也有难处。 宋庆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史良、胡厥文等诸多民主人士，都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很难与他们商榷新政协事项。 国统区此时不可能公然开展新政协运动，“五一口号”之后的上海，政治热潮是“反美扶日运动”。 出于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1947年下半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联合民盟、民建、民进、民联等民主党派成员，建立“对日问题研究会”。研究会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上多次发表批判美国扶助日本反动势力的文章，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注意。美国驻上海领事却对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制止这种言论。主张言论自由的美国反而压制中国的言论自由，更激起中国知识界的反感。 1948年春，上海各大学纷纷召开反美扶日讨论会。5月4日，上海一百二十个大中学校二万多学生在交通大学举行纪念“五四”营火晚会，在军警围困之中，学生们成立“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帝扶助日本复兴与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第二天，上海各报纷纷报道，惟有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谴责学生。全市学生更加激动，又于5月20日举行大检阅，发起十万人大签名。上海著名民主人士孟宪章、陈仁炳、张炯伯、周谷城、张志让、史良、许广平、马寅初、施复亮等应邀参加反美扶日座谈会，还在会上当面驳斥上海市长吴国帧。 真正教育中国知识分子的还是美国。 6月4日，司徒雷登在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否认美国扶助日本侵略势力，反诬中国的反美扶日运动是阴谋。这又激起上海民主人士的更大愤怒，各党派著名人士纷纷发表声明，驳斥司徒雷登。北平、南京、青岛、成都、昆明、武汉等地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也纷纷响应。6月6日，曾联名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十二名香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又联名发表《反美扶日宣言》。 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国统区的群众运动此发彼应。1948年春，北平学联组织三万七千人的平津学生大联欢，国民党立即宣布取缔华北学联。北平学生示威抗议，又遭军警镇压。雷洁琼、严景耀、翁独健等九十七名燕京大学教职员发表声明抗议。 7月5日，是雷洁琼和严景耀结婚七周年纪念日，一早，两人就高高兴兴地去北海公园划船畅游。中午，两人并肩走出公园大门，忽听新华门方向传来枪声。 两人急忙赶去，只见军警正向赤手空拳的学生开枪！ 7月8日，雷洁琼、严景耀联合许德珩、张奚若、吴晗、朱自清、翁独健、严济慈、袁翰青等四百零四名北平教授联名抗议。 一次次政治事件、一场场政治运动，使中国各地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走到一起，共同走向新政协之路。 但是，人们也注意到：有几位民盟领袖，并未列名这些活动。 尽管“五一口号”大得人心，但尚未一呼全应。还是有人犹豫，有人观望，有人韬晦，有人待价…… 个中滋味，要潘汉年在电报中怎么说得清楚！ 9．毛泽东批评林彪 这段时期，中共领导人似乎有些火气。 局促小村西柏坡，中共中央指挥全国各地工作主要靠电报。近来的电文中都透出些脾气。周恩来批评潘汉年，毛泽东还批评林彪呢！ 多年来，中共在全国的根据地被国民党分割成各自孤立的地域，各地只能各自为战。1948年，各地解放军普遍转入反攻，迫切需要实现全国范围的战略运筹，这就要强化全党指挥系统。 毛泽东强调：集中权力于中央，加强党的统一领导。毛泽东提出建立严格的报告制度，毛泽东要求健全党委制，毛泽东要求“将全国一切可能和必须统一的权力统一于中央”！ 为了掌握各战略区的详细情况，毛泽东在1948年2月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战军前委定期向中央作出综合性报告二可是，“山头”习惯使一些地方忽视中央要求。5月初在城南庄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不但发布了“五一口号”，还提出反对无政府主义，适当缩小地方权力。后来，毛泽东把这次会议的精神概括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处于大别山严重环境的邓小平及时做了几次报告，而处于优势的东北却总是延误报告。毛泽东发电批评林彪：你们已经两次没有发来政策性综合报告！ 林彪还是不应，毛泽东又把邓小平的报告转给东北局，以此催促。但是拖到7月，林彪还是不报告。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指示，重申严格执行报告制度。 8月上旬，毛泽东再次严厉批评林彪。这时，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均已严格执行中央规定的报告制度，惟独林彪没有实行。 不能说毛泽东不重用林彪。 东北是全国的战略重心，干部配备最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三名委员，有陈云、高岗、彭真、张闻天四人任东北局常委，却由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林彪担任书记！ 其它地方呢？ 中原局书记是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司令员刘伯承是副书记。 华东那里，也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任副书记，而书记是政委饶漱石。 华北局第一书记也不是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可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同时担任东北局书记，军政一把抓！ 委权最重，批评最严。8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批评林彪。毛泽东的电文说：“你们收到中央规定报告制度六个月以后才声明理由，是不对的，并且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 经毛泽东的再三批评，林彪才向中央写了综合报告并做了检查。 林彪的东北野战军在全军实力最强，战功卓著，尚且受到毛泽东的多次批评。在这种背景下，周恩来对潘汉年的批评，也就容易理解了。 修改“五一口号”，毛泽东划掉“毛主席万岁”。修改请示报告制度，毛泽东加上“各中央局、分局、军委分会及前委会……不得将自己和中央相平列”。 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加强纪律性的中国共产党，战略运筹很快见到成效。 夏季作战“五路大捷”： 中原战场，放手作战的粟裕发起豫东战役，一个多月歼敌九万多人。 华东战场歼敌七万多，山东省会济南被孤立。 晋中战场歼敌十万，完全孤立山西省会太原。 中原战场攻克襄樊，活捉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 华北北部战场歼敌二万五千多，孤立河北省会保定。 反攻一年来，解放军实力大增，信心大增。新华社7月26日社论说：“已经没有什么国民党的设防城市打不开的了。” 心中把握战略全局，一手军事，一手统战，毛泽东、周恩来的指挥渐入佳境…… 正当毛泽东开始筹划与国民党展开大决战的时候，香港的报告也源源而来，各民主党派对召开新政协热烈响应！ 军事、政治双胜利！ 这几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忙极了，也乐极了。 1948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复电香港李济深等十二人并转告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5月5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电文提出，为了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有共同协商的必要，电文还就政协会议的组织事项征求意见。 同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吴克坚、潘汉年电：中央将于新华社广播各民主党派来电及毛主席复电，要求这次应正式向民主党派征询意见，并将征询推广到上海、南洋的民主人士中，欢迎他们来解放区商谈和进行准备工作。 身居西柏坡的周恩来，似乎摸到远方人们的心绪，电文指示：“与李济深、冯玉祥、章伯钧、谭平山及其他中间派反蒋分子保持密切联系，尊重他们，多对他们做诚恳的解释工作；争取他们，不使他们跑入美帝国主义圈套里去，是为至要。” 周恩来当即着手新政协的准备工作。 当务之急，是把各民主党派的政协代表接到解放区来。但是，许多民主人士还在国统区，而国统区各地与解放区的交通都被国民党封锁。看来，多数人必须通过香港转移。 香港本来就是民主人士聚居之地，现在又成为中转站，任务极其繁重。周恩来派董必武的秘书刘昂去大连接替她的丈夫钱之光，要钱之光去香港，就地协助香港分局。 无论交通阻隔还是猜疑滋生，都被1948年夏季的热风吹散！ 中国的解放战争和政治协商同步加速，下一步的问题就是能否把民主人士平安地、及时地接到解放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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