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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人言：国民党打败共产党有和平，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有和平；国 共相持不下，只有走第三条路。 1．两份元旦文告 2．一条第三道路 3．寡助者失道 4．张东荪与毛泽东争论“一边倒” 5．今夜与君共舞 6．政治蒙太奇 7．“代总统”李宗仁乃第三力量领袖 8．莫斯科来的秘密客人 总是有人相信人事同天象相关。那么，理解公元1949的中国政治进程，怕要相信地球并非匀速运动。 刚刚跨入新的一年，中国政坛万花筒就变得令人眼花缭乱。 难道这是地球转动加速？ 1．两份元旦文告 1949年的第一天，南京的蒋“总统”发布了一份“新年文告”提出议和：“……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则我个人更无复它求，个人的进退出入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公告一反老蒋的一贯语气，从居高临下变为谦恭和气，令人耳目一新。 有文人说，此乃执笔人的功劳。他们听说，总统在“文胆”陈布雷自杀后，特聘江南才子陈方执掌文案。陈方果然文笔不俗。 有宿儒说，此乃总统的“罪己诏”。中国历代皇帝，每临统治危机之时，总下诏检讨自己的失误，于是臣下感动不已，万众一心。 高层官僚却是人心惶惶。文告中隐含的意思分明是：总统引退，政府求和！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对文告初步印象甚佳：内容庄严，倾向和解，对共产党也不骂“匪”了。而且，由最高领导承担过错，符合民主观念。司徒雷登最感兴趣的是：蒋介石表示可以引退！中共指斥的首名战犯自行退出，这样，和谈的死结也许能够解开？ 仔细琢磨文意之后，司徒雷登的判断改变：文中显示严重缺点！ 文告的语气，还是一个强大的统治者对叛逆分子施仁政，完全忽略己方军事经济全面崩溃的现实。 文告的五个“只要”，分明是五项和谈条件，并未向对方做出足够的让步。这就使和谈无法开始。 而且，两周前明确表示的引退并未实施，还要看看“公意”。这就必然导致国民党内部分歧加剧。 蒋介石还继续推卸责任：“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产党一转念之间。” 司徒雷登的结论是：“共党之反应甚易揣度，其态度必然为不妥协者。” 司徒雷登猜得不错。 就在蒋介石发布新年文告的同时，毛泽东也发表了一篇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毛泽东好像已经预知到蒋介石的招数：“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对于两篇新年文章，各界议论纷纷。 有人数落：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吃过亏，被老蒋杀了几十万人；第二次国共合作打败日本，本来是成功，可老蒋又背信发起内战；现在，共产党不会再上老蒋的当。如何结束内战取决于共产党，共产党这次不会饶过老蒋！ 其实，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可以说不只是写给国民党与共产党看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厮杀多年，双方都把对手看透了。毛泽东此文的真正对象是中间派。 毛泽东非常担心：中间派朋友会不会上“第三道路”的当？ 2．一条第三道路 果然。 1949年初，第三道路之说，甚嚣而尘上。 南京政界早有一种说法：国民党打败共产党有和平，共产党打败国民党有和平，国共相持不下，只有走第三条路。 人莫予毒的蒋介石，向来不肯走第三条路，所以，才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反共内战。可是如今，既不能打败共产党，也不愿被共产党打败，退而求其次，就只有乞灵于第三道路。 蒋介石派外交部长致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要求四大国担任中间人，推动国共和谈。 小报放出消息：国母宋庆龄将为国民党出面，领导中国走向和平2 一个美国记者也在香港散布：现在美国国务院政策的核心在于，如何在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对派，以抵抗中共力量。美国则在某种方式下承认联合政府，恢复中国贸易，对新中国投资，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统一战线，竭力支持联合政府中之非共产党分子。美国承认联合政府的条件是政府的构成须为美国可接受者，联合政府得承认美海军、陆军在上海、青岛等地的基地权。 又传来美国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消息，吓得人们纷纷谈和。 只要民心思和，只要美国政界支持，只要中共决心动摇，蒋介石还会东山再起…… 老蒋一厢情愿，舆论却要观察反应。 各个方面的目光又集中到香港的李济深身上。 记者登门采访，要求李济深就蒋介石的元旦文告发表意见。可是，来访者却没有见到李济深。 大人物失踪，香港空气顿时紧张，报界纷纷猜测李济深的去向。 此时，李济深正在海上航行。 上船时，钱之光特意把李济深和朱蕴山安排在船长室——船长室可以免除海关检查。 船过台湾海峡，下有舰艇盘查上有飞机盘旋。“阿尔丹号”凭借飘扬船头的苏联国旗，一概置之不理。即使被拦阻检查也有办法，化装成商人的李济深，兜里连提货单都有。 “阿尔丹号”好不容易通过台湾海峡，可是，十天还没有到达的消息！ 周恩来掐算行程，急电大连询问。大连的刘昂通过香港才得到船上的消息：“阿尔丹号”坏了一个引擎，又遇顶风，所以行进缓慢。 白崇禧派黄绍竑乘专机到香港，接李济深去武汉主持大计。可是，迎接大员黄绍竑也没有见到李济深。 这时，香港《大公报》刊登美联社消息：李济深已离港赴华北中共区！ 港英警方政治部主任黄翠微当面责问民革副秘书长吕集义：“李济深先生的安全我们是要负责任的，他走了，你们为何事先不告诉我们？” 他又找到民革候补中委张克明说好话：“我是吃英国饭的，你们也要替我考虑考虑……” 香港找不到李济深，大连接不到李济深，东北、华北解放区的人们都焦急地等待：李济深能否安全抵达解放区？ 上海、南京，国统区人们拭目以待：李济深到达解放区后，也许会说服共产党走第三道路？ 3．寡助者失道 其实，最讨厌第三道路的是蒋介石。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日子不长，孙中山刚刚逝世，蒋介石就急剧右转，分共，清共，剿共…… 直到面临共同的民族敌人，直到被部下发动兵谏软禁，蒋介石才不得不答应在抗日战争中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合作并不愉快，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大搞摩擦、在江南围歼新四军…… 憋到抗战胜利，蒋介石立即发动内战！ 现在，蒋介石提出和谈，也不过是掩盖杀招。 “副总统”李宗仁不是逼宫吗，蒋介石急命毛人凤从昆明招来军统第一杀手。沉醉在南京踏勘“副总统”官邸周围的地形，随时准备出手暗杀。 美国现任总统杜鲁门不是要在中国换马吗，蒋介石也要换马主！蒋介石特派陈立夫以“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会”的名义赴美，助选共和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曾经发表援华六项主张声明，一旦他上台，蒋介石又有靠山。 不承想，美国大选结果，民主党杜鲁门连任！蒋介石见风使舵，又立即致电祝贺，还派宋美龄赴美开展夫人外交。抗日战争时期，夫人曾到美国游说，夫人在国会用英语演讲，夫人的魅力征服各界，夫人争来大批美援…… 现在，又到关键时刻了。宋美龄与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是老朋友，宋美龄就住在老朋友家里，宋美龄还要求进白宫拜访杜鲁门总统…… 中共也不相信第三道路。 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各党派联合执政，一时间似乎到处都是第三道路。欢庆乐曲刚刚平息，第三道路就消失了：西欧是资产阶级政党掌权，东欧是无产阶级专政。真心相信第三道路的法国、意大利共产党，正在总结交出武装的经验教训。 中国的老蒋可没有西欧资产阶级政党的心胸。法国的戴高乐还要通过联合政府来收回共产党的兵权，可老蒋压根儿就不肯让共产党进政府。 决战关头，在血泊中成长的中共，当然不信蒋介石还有和平的诚意。 1月3日，新华社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评战犯求和》。 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和谈的八项条件。 当年，蒋介石发动内战攻下张家口时，曾向中共提出和谈的八项具体办法，苛刻至极。 现在，轮到共产党给国民党提八条了！ 共产党不上当，蒋介石乞望于国际支持。且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出备忘录，要求四大国出面调停中国内战。 1月12日，美国国务院以备忘录形式答复，备忘录回顾美国调停中国内战的历史，强调美国不得不退出调停是因为国共谈判破裂，最后表示：“由美国政府做调人，于事已形无补。” 斯大林则把南京的备忘录转给毛泽东征询意见。在美国答复三天后，1月17日，苏联书面答复：“苏联政府一贯遵循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不认为承担备忘录中所谈的调解是适当的，因为使中国恢复成为一个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国家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 中国的事情本来难办，外国人插手往往于事无补，现在又没有现实利益可得，各大国何必出手援助一个失败者？ 多数民主人士也没有响应蒋介石的最后号召。 宋庆龄在上海见到报道她即将“出山”的小报，怒容满面：“无耻！造谣！卑鄙！”1月10日，《中国福利基金会声明》发表：“孙中山夫人今天宣布：关于她将在政府中就职或担任职责的一些传说是毫无根据的。孙夫人进一步声明，她正在以全部时间和精力致力于中国福利会的救济工作，她是这个中国福利机构的创始人和主席。” 沉寂已久的民盟主席张澜在上海公开接见记者。张澜说：“谁都要和平，但是蒋介石破坏了结束内战的机会。特别是蒋介石提出的保持法统与保障国民党军队的条件，不仅中共，就是全国人民也不会接受。”老张澜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并不真正要和平。” 民革主席李济深正航行在另一条道路上。 船行无事，李济深、彭泽民、邓初民、洪深、朱蕴山、李泽霖。沈雁冰轮流讲述革命经历。沈雁冰（即茅盾）还特别准备了一个手册，要众人题字。李济深应邀题道： 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 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 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出航十二天后，“阿尔丹号”终于抵达大连。 地势险要的旅顺军港敞开航路，港中的苏联战舰鸣笛致敬。百年来，这个远东第一军港始终由俄国或日本控制，中国人不得入内，今天，竟然向李济深等人致敬！ 船上的民主人士个个振奋，又不禁感到：还是共产党的面子大！ 码头上，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张闻天，民革朱学范隆重迎接。 众人被接到大连最大的关东酒楼，欢迎酒席为极其丰盛的“鱼翅席”。每人一套獭皮帽子、貉绒大衣，这些最高档的防寒服装全部免费供应。晚上，在火车头俱乐部观看苏联海军歌舞团的歌舞表演、夜宿大连最高级的大和宾馆，上船后十几天没洗澡的来宾，一下子身心清爽！ 衣食住行，极尽热情隆重。这一切，包括冬装、筵席，都由周恩来从遥远的河北具体安排。 李富春的夫人蔡畅，作为东道主，也出面迎接。 李济深见到烈士蔡和森的妹妹，不禁踌躇…… 蔡畅远远就伸出手来，主动与李济深握手。 历尽艰辛，提心吊胆，换来此时如沐春风。 1月18日深夜，北平锡拉胡同，突然响起两声爆炸。前北平市长何思源的住宅被炸，何思源夫妇全家受伤，女儿何鲁美身亡…… 何思源曾任山东省长，是国民党CC系的干员。但是，何思源支持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竞选，再加上处理北平学生运动不力，于1948年6月被蒋介石撤职。这反而促使何思源更加主动地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奔走。 1月17日，傅作义召集会议讨论北平问题，华北七省市议长与北平各界代表五十人集会，一致要求和平解决，还公推何思源等十一人为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谈判。 这天夜里，蒋介石给傅作义发了一封电报，恳求傅作义允许南京飞机降落，接走中央军少校以上军官…… 这天夜里，毛毛凤指挥飞贼段云鹏，在何思源家屋顶安放定时炸弹。 然而，老蒋更没能炸死何思源。19日清晨，何思源头缠绷带，出城谈判。 老蒋没能炸死何思源全家。半个世纪之后，何思源的女儿何鲁丽出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国各地的民主力量正在奔向解放区，正在汇成不可阻挡的潮流。 多助得道，寡助失道。被全国人民抛弃的蒋介石，已经没有出路了！ 4．张东荪与毛泽东争论“一边倒” 走到一起，不等干完全一致。 毛泽东与张东荪的会面，就发生了一场意义非常的争执。 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是民盟中央常委、秘书主任兼华北总支部主任委员，一向受到毛泽东的重视。 1948年4月27日，毛泽东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刘仁的信第一次在文字中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布置刘仁邀请平津文化界著名人士参加政协，还特别注明：“上述各点请首先告知张东荪先生，并和他商量应告知和应邀请的是什么人。” 平津战役期间，中共与傅作义谈判陷入僵局之时，双方都想到张东荪。张东荪陪同傅方代表重开谈判，终于达成《谈判纪要》，欣喜的中共代表林彪还送给张东荪一件狐皮大衣。 1月中旬，张东荪与雷洁琼、严景耀、费孝通兴冲冲地到达西柏坡。 政治学教授张东荪是个有思想的人物，从1946年到1947年，张东荪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一批主张“中间路线”的文章。但是，国民党的独裁，特别是蒋介石对中间派民盟的镇压与屠杀，使张东荪放弃了劝说国民党民主的希望。张东荪开始承认，革命有其客观性。张东荪提倡新型民主，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 相遇有见解的朋友，毛泽东谈兴甚浓。张东荪送给毛泽东一本封笔之作《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毛泽东回赠一套东北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张东荪很高兴有机会向未来中国的领导人当面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两人欣喜地发现，在召开新政协、建立联合政府等国内大事上，见解相当接近。看来，张东荪的“新型民主”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还是有许多共同点。 气氛融洽，雷洁琼饶有兴趣地观察中共中央主席的住处。这不过是一间普通民居，一张木桌，几把木椅，惟一的贵重物品是桌上的铜墨盒，惟一的稀罕物品是墙上的军事地图。真理是朴素的，掌握真理的人物往往也是朴素的，雷洁琼不禁感叹。 这时，张东荪同毛泽东的谈话却产生了分歧。 关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张东荪坦率地提出：“中国不能一边倒。” 毛泽东问道：“美国那边欺负我们，苏联这边支持我们，我们怎能不一边倒呢？” 张东荪认为：“一方面中国的建设需要美国的支援；另一方面，中国如果偏向苏联，就会刺激美国，导致中国与美国的对抗，成为大国争斗的牺牲品。” 毛泽东声言：“我们不怕外国人！”张东荪的观点，使毛泽东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判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可总是有些软弱。亲美、恐苏，就是弱点之一。 张东荪坚持认为：“美苏之间各有短长，中国应该融合美国政治与苏联经济，铸造新型民主国家。” “你张先生的新型民主不过是美国式民主？”毛泽东严肃地说，“在西方政治中，总是分为执政党、反对党。而中国即将建立的革命政权是共产党和第三方面共同的成果，为何要自己反对自己？” 双方坚持己见，小屋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毛泽东控制情绪，委婉地说：“国民党正在策动中间力量，企图使民主阵营半途拆伙。共产党希望，在新政协与新政府中，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求同存异，真诚合作，不要建立反对派和中间路线。好吗？” 张东荪隐忍不争，也承认：“党派之间合作而非对抗，确实是一种新的政治思想。” 民进成员雷洁琼表示：“民主党派现在不再是中间派，民主党派坚决拥护共产党。” 气氛缓和，毛泽东转而问：“北平还有没有前清遗留下来的翰林和进士？” 严景耀回答：“陈叔通就是。” 四教授还向毛泽东介绍北平文化教育界情况，他们说：“各大学的多数教授，包括与司徒雷登关系密切的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都不肯跟蒋介石逃往南方。” 毛泽东高兴了：“美国广大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友好的。要把美国政府同美国人民区别开来，要警惕美国政府挑拨知识分子同共产党的关系。” 四教授都是接受欧美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听到毛泽东这些话感到格外警醒。 毛泽东又就接管城市后的文化教育建设征求大家的意见。争论转为和谐，毛泽东风趣地说：“看来，北平和西柏坡能合作？” 大家也说：“全国的民主力量都能合作！” 5．今夜与君共舞 东北，相聚在沈阳的民主人士也在讨论如何与中共合作的问题。 许多历史书籍记载，李济深北上，从大连登岸，终点站是哈尔滨。详加考证，却可以认定：李济深是从大连直达沈阳，并未去哈尔滨。 11月初沈阳解放，中共东北局从哈尔滨迁往沈阳办公。11月下旬，到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蔡廷锴、谭平山、章伯钧、朱学范、李德全等也前来沈阳。朱学范就是从沈阳出发到大连迎接李济深的。 据朱学范回忆，李济深等人到达大连是互月7日早晨八时，在大连休息三天后，于11日到达沈阳。 李济深到沈阳前，先期到达的蔡廷锴、谭平山、朱学范等民革人士多次深谈。大家认为，在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存在三个重要问题：一是第三道路，二是一边倒，三是接受中共领导。 虽然有个别人对第三道路存有幻想，但是，作为党派组织，民革在响应“五一口号”之时已经表示：“今日之中国只有革命与反革命两条道路，其间绝无中立徘徊之余地。” 一边倒问题，经过反美扶日运动，谅也不存在了。 真正的问题是：民革是否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人们听说一个故事： 除了党派领导人的双周座谈以外，香港还有许多其它社会活动。著名诗社“南社”的首脑柳亚子的住宅，就是一个诗人聚会的地点。 柳亚子家的墙上，井排挂着马克思、毛泽东、朱德、鲁迅的画像。仅从这面墙上就可以看出，这位民革中央常委，是个地道的左派。 满屋文士熏熏欲醉。柳亚子举杯：“毛润之乃民主领袖，众诗友为他干一杯！” 众人干杯后，郭沫若又举杯：“当今中国，只有共产党最伟大！右派总说我是共产党的尾巴，我甘愿当这个尾巴！”说罢一饮而尽。 如果说柳亚子左，那么郭沫若更左，他的政治观点被讥笑为“尾巴主义”。可是，在中共提出“五一口号”之后，这个尾巴主义就行时了，众人纷纷向郭沫若碰杯。 柳亚子非但不饮，反而认真地说：“我也承认共产党伟大，但我只作共产党的朋友，不作尾巴！”会场一时僵了。 尽管民盟等党派已经表示接受共产党领导，但民革的不少人还是以国民党为中国革命正统。有心人注意到，民革的《成立宣言》载明：“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革命之正确理论，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革命之领导政党。”民革所有公开文件，对于同共产党的关系，都采用“合作”、“联合”之说，从来没有表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蔡廷锴、谭平山等到达哈尔滨以后，朱学范还收到李济深一封亲笔信。李济深信中说：“此联合政府中共占重要成份，其他各党派与中共占平等地位。” 任公的态度令朱学范担忧…… 朱学范是惟一在“五一口号”之前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 1946年，朱学范在香港被特务撞伤的消息被《华商报》报道，慰问电报从国内外飞来。周恩来派刘宁一送来解放区工会缴纳劳协的会费，世界工联总书记路易·赛扬从巴黎来电慰问，英国政府殖民部部长克立泼斯夫人到医院看望，舆论纷纷谴责国民党特务的暗害行径。 何香凝也带着鲜花水果到医院探望。朱学范受宠若惊，从此，便参与国民党民主派秘密组建民革的工作。1947年7月，朱学范乘出国开会之机，绕道美国拜访冯玉祥，使命就是商讨民革成立事宜。冯玉祥坚决支持成立组织推翻蒋政权，并推举李济深出来领导。 1947年底，朱学范到巴黎出席世界工联执行局会议，又到日内瓦出席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出席会议的解放区工会代表刘宁一转达中共中央欢迎朱学范去解放区的邀请。1948年2月28日，朱学范在刘宁一的陪同下，经过布拉格、莫斯科，到达中国东北的哈尔滨。 中国劳动协会主席朱学范到解放区当然要考察工厂，朱学范在工厂看到共产党组织的工会使工人真正成为工厂的主人。朱学范深深感到：当今中国，必须有一个领导政党，而这个领导非共产党莫属。 后来到达的蔡廷锴、谭平山等人，也一致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将领导的责任放在共产党的肩上。没有中共的坚强领导，任何统一战线都是不能胜利的。大家认为，只有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开好新政协。 可是，任公的态度呢？ 谭平山说：“任公只字不提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颇感遗憾。为了民革的前途着想，我们有责任帮助他。” 蔡廷锴另有解释：“任公这样说，是防止外国人说联合政府在中共一党控制之下。任公对内一贯重申与中共合作，接受领导是不成问题的……” 就在李济深到达大连的那天，1月7日，先期到达华北解放区李家庄的民主人士十九人，联名致电东北李济深、沈钧儒等，提出三点主张：一、革命必须贯彻到底，二、人民民主专政决不能容纳反动分子，亦无中间路线之可言，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一致行动。 李济深到达沈阳的当天，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贵党领导中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允当，洽符全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之成就，无任钦佩。”这封电报，明确承认中国革命是中共领导的。朱学范认为：这在民革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大转变。 进入解放区的每一步，对于李济深等人都是深深的触动。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即使在农村，也能听到嘹亮的歌声。农民主动向政府缴公粮，新婚妻子自愿送郎参军，这些新鲜事情，若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信。 共产党搞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就拥护共产党！得到土地的农民，最怕老蒋反攻倒算再把土地夺走，农民就要把革命进行到底！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辛劳为 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 光明，他坚持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设敌后根据地，他实 现民主好处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沿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解放区的城市和乡村到处响彻歌声。听说，这首歌的歌词本来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可共产党人给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人知道：先有中国，后有共产党。群众也知道：先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民主人士们感叹：过去只知道共产党打仗行，现在看，建设新中国也是共产党行！ 就连中间路线的理论家施复亮，也放弃中间立场了。 李济深是个寡言的人。在香港，有些话暂时不能说；现在，李济深下决。已来到解放区，这行动本身就表示拥护共产党领导新中国。李济深对朱学范一针见血地说：“反帝反封建也好，一边倒也好，反对第三道路也好，核心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1月16日，李家庄民主人士又联名致电沈阳，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反对外国干涉，建议联衔发表声明。 沈阳的李济深等人当日复电：“立即起草声明文件，不日完成，当即就教。” 这天下午，周恩来从西柏坡乘吉普车来到李家庄。 统战部会议室墙上的泥还没有干，就开始接待国内政坛著名人物。周恩来在这间俭朴的会议室向符定一等民主人士介绍战场进展和新政协筹备情况。 当晚还举行会餐。 解放区处处新鲜，就连会餐也使民主人士们觉得不同一般。 猪是统战部食堂自己养的，白菜是统战部小青年自己种的，不分炊事员还是领导，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 白木桌上，盛菜的是大盆，斟酒的是大碗！ 精通明史的吴晗兴奋地想：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大概就是这么“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吧？ 正当此时，传来东北起草的《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发表对时局意见》。 顿时，响起一片碰杯声！ 如此乐事，酒后岂能不舞！ 马灯高照，三把胡琴一支笛子就是乐队。舞会的最后节目是大秧歌，锣鼓声把全村老百姓都吸引来了。 在这喜庆的夜晚，周恩来更是无比高兴。 “五一口号”提出以来，先是急待民主人士反应，继而琢磨如何动员民主人士北上，更要操心北上秘密行动的安全，就是民主人士到了解放区，也还要统一思想…… 今天，东北、华北两地民主人士的联合声明再次表示拥护“五一口号”，而且：“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样，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就在新政协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兴高采烈的周恩来下场舞蹈。 扭秧歌，是解放区干部的拿手好戏，城里来的民主人士却没有体验过这种群众娱乐形式，特别是没有想到中共领袖能够和老百姓共舞。 朱德的动作像队列步伐，周恩来的舞姿灵活矫健。 今夜与君共舞！年迈的符定一被感染了，文雅的胡愈之被感染了，大家一起下场，笨拙而欢畅地舞将起来…… 6．政治蒙太奇 这些日子，最难受的要属蒋介石。 1月16日，当周恩来在李家庄扭秧歌的时候，蒋介石当面向两个银行行长下令：把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的黄金、白银、外汇转移到台湾，把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新政权接收。 1月19日，宋美龄的老朋友马歇尔去职，新国务卿艾奇逊就职。蒋介石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当即约见李宗仁，表示引退之意。 四十年代末的中国历史充满戏剧性，相隔千里的重大事件，居然能在同一时刻发生…… 1949年1月21日。 沈阳民主人士起草的声明文本，征得李家庄民主人士的同意，两地同时举行签字仪式。 沈阳，华贵的大和宾馆，丝绒窗帘、橡木巨桌的会议室里，李济深、沈钧儒等人庄严地签字。 李家庄，土坯平房，长条椅、白木桌的会议室里，符定一、胡愈之等人愉快地签字。 五十五名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联名通电全国，明确表示拥护中共“五一口号”，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八项和谈条件，批驳蒋介石的和谈条件…… 同日，北平，中南海。 古旧而庄严的勤政殿，笼罩着沉重的气氛。戎装冠带的“中央军”将领一脸晦气，傅作义的警卫部队持枪上岗。 傅作义威严地扫视全场，严肃地拿出《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会场登时一片死寂。 同日，南京的总统府今日静默得怕人。 这座巨大的府邸，原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庭院深深，总统府的主人怎么也睡不着了，他凌晨即起，给傅作义写了一封长信，叮嘱：“余虽下野，政治情势与中央并无甚变易，希瞩各将领照常工作，勿变初衷……” 午前，蒋介石到教堂默默祈祷，而后，他约宴立法院、监察院、考试院、司法院、行政院五院长。 蒋介石声音低沉，宣布引退。一股凄凉之气浸透筵席，无人下著。蒋介石抽身就走，监察院长于右任心中早有一事，蹒跚追上：“总统！总统！为和谈起见，请总统离京前释放张学良、杨虎城……” “我已经不是总统了！”蒋介石甩手离去，于右任跌足叹息。 下午，蒋介石约见国民党中央常委。 谷正纲痛哭流涕：“总统下野谋和，士气人心何在？这要亡党亡国！” 程思远默然旁观…… 下午4时10分，蒋介石乘飞机离开南京，他命令，在南京上空转一个圈。 蒋介石知道，此生再无返回南京的机会。第二天，且月22日，中国各地报纸同时刊登三份通电：五十五位民主人士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蒋介石辞职，李宗仁就职。 同时爆发的大事件仿佛电影中的平行蒙太奇，令人目不暇接。 记者们感叹：谁说民主人士没有力量，一封通电就把老蒋轰下台了！ 7．“代总统”李宗仁乃第三力量领袖 1月22日是个周末，“代总统”李宗仁却急不可待地开始视事办公。别人说李宗仁觊觎宝座已久，李宗仁却是因为时不我待。 李宗仁内心十分清楚，老蒋此刻丢给自己的，是一块烫手的炭。此时此刻，近来老蒋对自己的“关照”不禁又历历在目—— 去年12月中旬，老蒋两度登门表示让位，李宗仁赶忙拒绝。白崇禧发电要求蒋介石和谈，李宗仁又托傅斯年向老蒋解释这并非逼宫。李宗仁知道，老蒋说让位，不过是试探。 李宗仁哪里知道，这已足以惹动老蒋的杀机。 元旦文告，老蒋公开表示可以引退，李宗仁顿时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1月4日，老蒋御驾亲征，来到傅厚岗副总统官邪。 “总统”开门见山，提出引退。 “副总统’例提出武汉与徐州指挥不统一的问题。老蒋不把军事指挥实权交给白崇禧，李宗仁的位子是坐不稳的。 老蒋却回避实质问题，只是说，你出来，共军的进攻可能缓和一下。 李宗仁还是坚决拒绝。 后来，蒋介石又派张群和吴忠信上门劝说，还把李宗仁请到总统府，搬出宪法中的总统继承条文。为了解除李宗仁的顾虑，蒋介石主动表态：五年之内不干预政治。 三月5日，司徒雷登的私人顾问傅泾波看望李宗仁，代表美国大使征求李宗仁的意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就得到美国的有力支持，此时，盟邦又出现了…… 1月8日，蒋介石派张群约黄绍竤，乘专机到武汉，与白崇禧商讨引退之事。白崇禧当机立断，派黄绍竑乘专机到香港接李济深。白崇禧判断：李宗仁在国内向有“民主将军”之誉，且得美国支持；李济深是反蒋老将，与桂系私交殊笃；这两人联合，必可主导大局，使第三方面不受中共利用。 各方劝说，李宗仁渐生舍我其谁之感，终于走马上任。 “代总统”上任，首要步骤是建立自己的阵营。 22日，李宗仁致电孙夫人宋庆龄，民革李济深，民盟张澜、章伯钧、张东荪等人。李宗仁自信，许多民主人士投向共产党那是老蒋独裁逼过去的，自己的形象要好些。 23日，李宗仁派邵力子、张治中去上海，与黄炎培、罗隆基。张澜联络。 24日，李宗仁命令行政院把全国各地的“剿匪总司令部”改名“军政长官公署”，释放政治犯，停止特务活动。 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正式倡议和解。 李“代总统”雷厉风行，树立不同于老蒋的民主形象。 李宗仁期望，自己以“代总统”身份名正言顺地登场，能够建立一支堂堂正正的第三力量。外有盟邦支持，内有独立势力，就能引导国民党、共产党走到谈判桌上，制止共军南下。 这时，果然有人出来讲话。 中国工程师学会致信国共双方，要求“迅速达成全面和平之使命”。 可是，国民党大势已去，老蒋又祸尽第三方面，更多的人不肯为李宗仁出面。黄炎培就对张治中说：“我的朋友，被你们杀的杀，关的关……” 幸好还有一个人，专好在别人不说话的时候发言，这就是梁漱溟。 1946年调处国共谈判失败的梁漱溟，声明政治上“不行动”，隐居重庆著书。现在，《大公报》登门索稿，梁漱溟反而连续发表《内战的责任在谁》、《给各方朋友的信》、《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等文章。 梁漱溟认为：挑起内战，责任主要在国民党，国民党自“代总统”李宗仁以下，统统应该辞职谢罪。但是，共产党也打了三年仗，也应同感歉疚。共产党再用武力打下去，不否认在一年内有民主和平之可能，但那时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 梁漱溟这时出面讲和，形同挽救李宗仁政府。李宗仁极其器重这个广西同乡，要重庆市长买好机票催梁漱溟来南京斡旋，可是，梁漱溟又“不行动”了。李宗仁又派程思远带着钱去重庆邀请，梁漱溟留下钱办学，仍然不行动！ 李宗仁礼贤下士。李宗仁特派甘介侯博士前往上海，主动支付张澜、罗隆基在虹桥疗养院治病的全部费用，恳请张澜、罗隆基出面为他讲和。 其实，甘介侯的说辞，罗隆基早已从美国人那里听到了。罗隆基本来就认为，一统天下没有中间力量的位置，对立双方相持不下，才是中间力量扩张的好时机。如果国共两党划江而治，岂不给第三方面留下更大的活动空间？ 做生意的总是不希望打仗。上海的工商界人士也觉得李宗仁比蒋介石好，对工商界比较关心，又主张和谈。国共如果能够划江而治，大家就有生意可作。如果大打起来，美国人再扔原子弹，就会玉石俱焚…… 形势比人强。尽管有人欢迎划江而治，但现在谁也帮不了李宗仁。 “代总统”的命令没有一项得到部下执行。“行政院”自行决定从南京迁往上海，又转广州。保密局只认蒋总裁，对于李宗仁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命令置之不理。 此时，共产党指挥的百万大军正饮马长江。 此时，共产党倡议的新政协正紧锣密鼓。 1月19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的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为了宋庆龄的安全，周恩来指示：“第一，必须秘密而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潘汉年在香港得到指示，即派情报人员华克之秘密携带信件，潜赴上海。此时，宋庆龄还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一般不会客。华克之按照潘汉年的布置，通过担任宋庆龄秘书的柳亚子女儿柳无垢，把信件交给宋庆龄。 国内外舆论正在关注孙夫人动向。经过反复思考，宋庆龄回复：此刻一动不如一静。 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先后三次致电上海。且月25日，华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周建人、翦伯赞、田汉、胡愈之、韩兆鹗、严信民、吴晗、楚图南等联名致电上海的张澜、黄炎培、陈铭枢、罗隆基。史良：“近闻敌方派人在沪活动，企图分裂民主阵线，淆乱社会视听，以自保全。诸公久居沪上，所闻所见，必更亲切。当能对反动派之阴谋彻底揭发，严于指斥，并请号召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坚持依中共所提八条，实现真正和平，彻底消灭中国人民之敌人。” 周恩来也致电上海吴克坚，要他说服张澜、黄炎培、罗隆基等，坚持李济深等五十五人在1月22日声明的立场，不要再与已来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有任何分歧的言论和行动。 1月27日，民盟主席张澜发表严正谈话：“从前国共两党之争，我们是第三者，但现在局势已经完全改变，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而我们站在革命的一边，所以不能参加调人（调解人）。至少，也得先与我们已在解放区及在香港的代表洽商后，方可发表意见。” 这下李宗仁可急坏了，且月31日，以代总统身份亲赴上海拉人。 又是一次平行蒙太奇。同日，苏联特使米高扬到达西柏坡。 8．莫斯科来的秘密客人 1949年亚月3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平生第一次见到苏共领导人。 尽管中共其他领导人都出过国，但毛泽东至今还没有离开过中国。 毛泽东身边有两位苏联医生，这两人兼管一部电台，负责中共与苏共的电讯联络。 毛泽东从陕北转移到河北，1948年4月26日，毛泽东在城南庄致电斯大林，提出提早访苏，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它重要问题向苏共中央商量和请教；毛泽东还希望顺访东欧，考察人民阵线工作和其它工作形式；毛泽东将与任弼时、陈云同行，从哈尔滨出境到苏联……毛泽东态度相当坚决：“若您不同意，那就只有一条出路——我只身前来。” 安排访苏的同时，毛泽东致电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长刘仁，布置就召开政协会议问题征求民主人士意见。 29日，斯大林回电表示同意毛泽东计划，并指派两个苏联医生随行。 第二天，也就是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口号”。 可是，5月10日斯大林又发来一封电报，以中国战事离不开为由请毛泽东推迟访问。当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毛泽东没有去西柏坡与中央前委会合，而是一直等在城南庄，因为从这里去苏联要近些。 5月18日，由于国民党空军轰炸城南庄毛泽东驻地，毛泽东才转移到西柏坡。 7月中旬，毛泽东收到潘汉年从香港发来的电报，详细得知香港民主党派对“五一口号”的反应。毛泽东开始布置迎接民主人士来解放区，要在秋天召开政协会议。 8月28日，苏联医生向斯大林发报汇报毛泽东访苏的讨论题目，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中，毛泽东要讨论的首先就是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 9月28日，毛泽东又致电苏共：“务必就一系列问题当面向苏联共产党（布）和大老板亲自汇报。”——“大老板”，是斯大林的代号。 香港的第一批民主人士于八天前在朝鲜登岸，这时，快到哈尔滨了。 苏联医生向莫斯科描绘了毛泽东的出行决心：毛泽东的行李箱已经装放东西，箱子里有一件特意缝制的厚呢子大衣，还买了一双毛泽东从来不穿的皮鞋…… 可是，斯大林还是不答应毛泽东访苏。 什么安全问题，什么战事离不开，什么苏联领导人要下去征粮，所有的借口统统难以服人。 合理的理由是，苏共要避免国家关系上的被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与中国联合抗日。战后，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蒋介石要求“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斯大林承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但国民党不能单独应付此局面，如非国民党人士亦能参加政府，而仍由国民党分子领导，实甚有益。”1945年8月，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斯大林要求中共“参加蒋介石的政府”。 1948年即将过去，中共已经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夺取整个华北也是指日可待。 第二批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已经从香港出发，而李济深的第三批也将于12月底之前出行。 1949年1月14日，苏共政治局讨论决定：派米高扬去中国。 毛泽东只得同意，但要求米高扬不要去哈尔滨而是直接到西柏坡来。 米高扬的飞机在石家庄降落，在进山的路途中，米高扬不时下车与群众接触。当翻译师哲问他为什么不注意保密时，米高扬说：明天外国通讯社就会把我访问中共的消息传遍世界。 原来，苏共此前不愿把支持中共的立场张扬出去。怪不得毛泽东难以见到苏共领导人！ 米高扬一到西柏坡就投入连续会谈。 据当时担任翻译的师哲回忆，正式会谈主要是毛泽东介绍情况。从军事进展到政权建设，毛泽东一连讲了三天。 毛泽东特别谈到：中国新政权的性质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究其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但在中国，称为人民民主专政更为合适。其组成，也有各民主党派与社会人士参加。毛泽东介绍的这种政权形式，显然同苏联的苏维埃制度有所区别。毛泽东特意注明：国家的领导权是在共产党手里的。 米高扬一直耐心地听着，很少插话。 毛泽东讲到青年问题时说，除了青年团那种组织形式以外，恐怕还得建立其它类型的组织。如学生联合会或其它青年组织形式。 这时，米高扬插话说：成立几个不同的青年组织是否会分散，引起矛盾和摩擦？是否只要一个青年团就行了？ 毛泽东反驳：中国青年人口总共有两亿多，怎么可以用一个组织把他们圈起来？ 见毛泽东不悦，米高扬忙说：自己只是带耳朵来的，没有权力发表意见。后来，米高扬就再不插话了。 毛泽东全面介绍了中共在各方面的政策，包括外交政策。谈到解放战争向前发展时，毛泽东谈到，中共需要更多的朋友，当然，朋友是有真朋友假朋友之分的。米高扬听到毛泽东讲假朋友出坏主意的时候，有些忐忑不安。而毛泽东，也没有解释假朋友是指什么人。 后来，米高扬又与任弼时、周恩来单独会谈。周恩来还特别谈到新政府的组成，谈到中国有多党制存在…… 有趣的是，米高扬后来的回忆文章说，中共当时与苏共的分歧之一是：中共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之后，除了中共以外的党派都应退出历史舞台；而苏共认为民主党派应该长期存在。中共接受了苏共意见而改变了政策。 米高扬的这个记载，显然同事实相反。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恰恰是中共一向主张与民主党派合作，恰恰是苏共那里只有一个党。 确定的事实是：米高扬这次访问一直没有泄密。 五十年代，米高扬再次见到师哲时，抱歉地说，没有想到自己的访问能够完全保密，这在苏联做不到。米高扬说：这说明你们的党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 公元1949，年初大事实在多。 这些天，西柏坡到处洋溢着一派节日般的喜庆和忙碌。 1月31日中午，苏联贵宾米高扬到访。 当晚，就传来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第二天，解放军将浩浩荡荡开进北平！ 周恩来急召李家庄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总务科长周子健到西柏坡，当面布置接收任务。周恩来要统战部立即去北平，把城里的中南海和最好的饭店都接收过来，准备接待新政协代表。 周恩来还特意安排李家庄的民主人士一起进城接收。新政协的一切工作，从开始就是多党合作。 当晚，不，已经是2月1日凌晨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干部齐燕铭、周子健、金诚、申伯纯，与民主人士周建人、胡愈之、符定一、韩兆鹗、雷洁琼、沈兹九、何惧，大家一起乘大卡车向北平出发。 夜，黑沉沉的，可大家的心中却充满光明！ 卡车飞驰，到达北平郊区后，由严景耀、雷洁琼安排，晚上暂住燕京大学教室，女士就住到雷洁琼家里。 2月3日一早，北平举行盛大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式。 寒冬的古城沸腾了，市民们、学生们夹道欢迎，解放军部队兵马雄壮！ 检阅台设在前门箭楼。 林彪、叶剑英、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刘仁等中共领导在城楼阅兵。 与中共干部并肩而立的，还有多位民主人士。 他们曾经在教室授课，他们曾经在讲台演说，但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们的演讲多次被军警冲散…… 今天，他们站在主席台阅兵！ 他们看见，解放军入城部队特地绕道东交民巷使馆区——让外国人看看中国军队的威风！ 他们有一种解放的感觉，他们有一种站起来的感觉，他们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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