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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的巨大变化，自然要影响到罗马的政治生活，被征服土地在日益扩大、由雇佣军组成的常备军在不断扩充，奴隶人口在急剧增加，由失业小农民和释放奴隶构成的游民阶层也在大量涌向首都，这就需要大大加强国家机器才能应付，但这时的罗马国家体制却基本上还是当年台伯河上那个小公社的那套城邦制度。它那年年重选的文官政府、它那已变得臃肿不灵的公民大会和它那由少数世代掌权的豪门贵族垄断的元老院，根本无法适应这个局面。从公元前二世纪三十年代起，就不断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种种民主改革的方案，但都因为触犯豪门贵族的利益，因而受到盘据在元老院的一小撮所谓贵族共和派的反对，遭到失败。此后，主张民主改革的人前仆后继、奋斗不息，民主运动从合法的要求改良逐渐发展到采取阴谋暴动甚至内战的方式。公元前82年，豪门贵族的保护者苏拉用血腥的大屠杀镇压了反对派，民主运动才一时沉寂下去。但大屠杀并不能消除引起要求改革的根源，苏拉不久死去后，民主运动马上就卷土重来。这时，罗马贵族共和政府的颟顸无能、社会秩序的动荡不安，军人的专横跋扈，已经大大削弱了国家的力量，到公元前一世纪的七十年代，局势终于发展到极为可虑的地步。东方强邻的进攻和西方行省的割据都还在其次，严重的是地中海上的海盗横行和斯巴达克斯所领导的奴隶起义。海盗横行不但使沿海地带民不聊生，连罗马也因海外的粮食运不来而有断炊之虞；奴隶起义使意大利遭到汉尼拔战争以来最沉重的一次兵灾，而且从根子上震撼了罗马的奴隶制度，打击了奴隶制经济。奴隶起义迫使奴隶主对剥削奴隶和经营田产的方式作出某些改变，也迫使奴隶主改变控制奴隶的方法。更重要的是迫使他们不得不变换已不能保障奴隶制经济发展的共和政体。正象革命导师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当某一个国家内部的国家政权同它的经济发展处于对立地位的时候——直到现在，几乎一切政治权力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都是这样，——斗争每次总是以政治权力被推翻而告终。”凯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政治舞台的。 凯撒出身于罗马的一个古老但已中落的贵族家族，由于他和老一辈的民主派领袖马略和钦奈有亲谊，青年时代就受到贵族共和派的排挤，迫使他只能自始就站在民主派一边，逐渐成为反对派的领袖，一面也按部就班地从财务官、工务官升到司法官。但在这时候，他除了在街头的游民阶层中拥有巨大的号召力以外，没有别的政治资本，为此他设法跟当时在军队中有极大势力的克耐犹斯·庞培和代表富豪们即所谓骑士阶层的罗马首富马古斯·克拉苏斯结成“三人同盟”。当然，这三个人代表的是三个不同利益的集团，只是因为同样受到把持元老院的贵族共和派的排挤，才凑合到一起去的。凯撒在这两个人的共同支持下，当选上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但由于元老院的掣肘，并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这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政局动荡，罗马统治集团中无论那一派的领袖人物，都从实际经验中体会到，要掌握政权，必须先有一支武装力量，只有利用武力，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因此，凯撒在执政官任期届满之后，竭力设法争取到高卢行省去担任行省长官，目的是趁在高卢的机会训练起一支自己的军队，作为政治上的后盾；同时，在高卢大事开拓疆土，掳掠奴隶，还可以为自己在罗马的奴隶主阶级中取得声誉，又可以乘机积聚起一大笔财富来作为今后政治活动的资本。 凯撒在公元前58年前往高卢，到公元前49年初方回意大利。他在高卢的九年中，据普鲁塔克说，曾经屠杀了一百万人，俘虏了一百万人。他本人和他部下的将吏都发了大财，使他能在罗马广施贿赂，甚至一直贿赂到要人们的宠奴身上。他还在平民中举办各种演出，发放大宗金钱，并在意大利许多城镇兴建大量工程，既讨好了包主的人，也讨好了因此获得工作机会的平民。这样一来，他在意大利公民中的声望，渐渐超出“三人同盟”中的其它两人，特别是他借高卢作为练兵场所，训练起一支当时共和国最能征惯战的部队，而且是一支只知有凯撒、不知有国家的部队。 凯撒的成功刺激了克拉苏斯，他在公元前63年赶到东方去发动对安息的战争，希望在那边取得跟凯撒同样的成功，不料全军覆没，死在那边。这就使得原来鼎足相峙的“三人同盟”，只剩下凯撒和庞培两雄并立，彼此日益猜忌，加上元老院中一些人的从中挑拨拉拢，庞培终于和凯撒破裂，正式站到元老院一边去，成为贵族共和派借以对抗凯撒的首领。公元前49年凯撒带着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入意大利，庞培措手不及，带着全部政府人员和元老院仓皇逃出罗马，渡海进入希腊，听恁意大利落人凯撒手中。次年冬天，凯撒也赶到希腊，在法萨勒斯一战击败庞培主力。庞培逃往埃及，被埃及人就地杀死。凯撒在肃清了其他各地庞培余党后，重新统一全国。 凯撒一个行省一个行省地肃清庞培余党的过程，也就是扫除罗马贵族共和体制的残余影响，建立新的统治机器的过程。因而，被凯撒重新统一了的这个罗马国家，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个软弱无力、遇事拖拖沓沓的旧的罗马共和国，它已经是一个全新的中央集权的军事独裁国家，已经能够象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那样地统一指挥全国了，这对地中海沿岸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肯定是有利的。 凯撒从统一罗马国家到死去，还不到四年，但就在这样短的时。期内，他仍能完成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工作，最堪注意的有两个方面：首先，他象摧枯拉朽地破坏了旧的贵族共和体制，把军政大权集中于一身，基本上完成了向君主独裁制的过渡，把过去几百年发展中随时遇到问题、随时修修补补、牵强凑合起来的那些重床叠架、支离破碎的旧制度，作了一番整齐划一的工作。他把执政官、统查官、保民官、大祭司长等重要职务兼于一身，他把元老院降为咨询机构、他把公民大会当作可有可无的装饰品，都是为他后来的继承人把罗马变成披了共和制外衣的帝国开创了道路。次之，他企图逐步废除旧罗马作为一个城邦霸国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特权，把意大利各城镇的地位提高到和罗马相等，把各行省的地位提高到和意大利相等，并且把公民权陆续给予罗马的各个行省——当然只给奴隶主阶级——使这个大帝国的统治集团基础更加扩大巩固。但这项工作仅只完成了一部分。过去他在高卢时就已经把公民权给了山内高卢人，后来还让他们的部分首领进入元老院，引起了那些把公民权视为禁脔，不愿别人分享的旧公民的不满，他们讥刺他： “凯撒在凯旋式里牵着高卢人走， 却牵他们进了元老院； 高卢人脱下了长裤子， 反穿上了（元老们的）阔边长袍子。” 公元前44年，他制定适用于意大利各市镇的自治法，给它们跟罗马同样的地位；他恢复了意大利一向免除的关税；他还计划废除由商人承包征收行省税赋的办法，改由国家直接派人收取，取销行省人民最痛恨的一项秕政。难怪当时沸沸扬扬地传说他想把首都迁到亚历山大里亚去，把罗马改造成一个东方式的君主国家，主要就是因为他降低了罗马城在国家中地位的缘故。 凯撒在公元前44年被贵族共和派的残余分子刺杀，结束了他忙碌的一生，他的嗣子、他姊姊的孙子该犹斯·犹理乌斯·凯撒·屋大维安弩斯，那奥古斯都，在凯撒奠立的基础上，彻底完成了把奴隶制的罗马共和国改建成帝国的任务。 历来评论凯撒的人很多，大部分人都把他吹捧成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伟大的政治家、天才的统帅、作家、演说家等等，仿佛他是一个恁空建立了这个大帝国的人。其实，凯撒的一生斗争，只不过是奴隶主阶级中一个统治集团跟另一个统治集团为了该不该改变统治方式而作的斗争，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改善了这个奴隶制国家的处境，使奴隶制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可是受惠的仍然只是奴隶主阶级，根本没影响到当时广大奴隶阶级的命运。其次，他一生的成功，主要应该归之于他的恰巧处在罗马共和国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历史时代，一时风云际会，机缘凑合，让他不自觉地完成了历史要他完成的事业，这里，他的个人品质象坚毅、机智大胆、圆滑等等，在其中只起了极其有限的作用，因而过分吹捧凯撒是不恰当的。正象革命导师恩格斯说的那样：“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 相反，也有一些人竭力诟责凯撒，说他镇压了民主运动，把他的取销行会组织、恢复意大利关税。减少发给贫民口粮分额等等，说成是背叛平民。这些责难往往是出于对罗马当时的所谓“平民”、“民主运动”等等名词作了过分现代化解释的结果。要对共和末年聚居在罗马的所谓平民、他们的构成、他们的政治作用和经济地位等等作一番分析，是一件比较复杂的工作，而且也不是这里该做的工作，但至少可以肯定说，他们绝不是十八、九世纪的那种工业无产阶级。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二版的序言中引用过的西斯蒙第的名言——“罗马的无产阶级依靠社会过活，现代社会则依靠无产阶级过活”——这就是关于他们的最中肯的结论。在公元前一两世纪中，他们在政治上从来没产生过一位自己的代表，也从来没提出过自已的一套政治纲领，他们一直是形形色色政治活动家手中播弄的工具。正跟我们不能把他们当做现代无产阶级一样，我们也绝不可以把凯撒看做是路易·拿破仑甚或梯也尔一流人物。凯撒在这里，只是不多不少地做了当时其他活动家做过的事情，可以责备他的至多是他起初利用了他们、后来又离开了他们而已。而离开他们、甚或损害到他们，则是．当时不问那个民主派活动家一旦当权之后，势必难免的事情。特别是凯撒，只要从前面简单地举出来的他所致力的工作来看，就可以知道这是他这些工作的必然结果。首都的游民阶层久已成为国家的沉重负担，要减轻对行省的搜括、减少罗马这个城市的特权，就不得不采取一些对这些游民不利的措施，象发放给公民的免费口粮，被凯撒从三十二万份一下子降到十五万份，把这一过去一向认为是公民应享的特权严加限制，变成真正的社会救济，就是一个例子。而且建立了强有力的个人统治之后，公民大会连作为橡皮图章的作用都失去了，游民阶层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就宣告结束，用不着再竭尽国库所有去讨好他们，这正是合乎逻辑的发展，也是从共和国向帝国过渡的必然结果。凯撒一生的所作所为可议的地方虽然很多，恰恰不在这一方面。 凯撒所写的《高卢战记》，共七卷，记述他在高卢作战的经过，从公元前58年至52年，每年的事迹写成一卷。关于它的写作过程，历来有两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他每年向元老院和人民会议作的书面汇报，因此每年写成一卷；有人认为这是他在公元前52—51年间的冬天一次写成的。这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可能他先是每年撰写一卷，作为书面汇报，后来因为需要，又再加工连成一气，成为现在的形式的。 公元前52—51年间的冬天，正是凯撒镇压了维钦及托列克斯领导的的联合大起义，高卢基本上恢复了平静的一年，但他在罗马的地位已经在开始恶化。这时，克拉苏斯已死在安息，他在元老院中的政敌正在用尽心机计算他，庞培虽然还没正式跟他破裂，但当别人攻击凯撒时，却采取旁观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凯撒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卫自己，《高卢战记》便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写的，一则为自己辩护，二则供给他自己在罗马的一派人一个宣传提纲。 他谦逊地把这部书叫做《commentarii》 ，即《随记》或《手记》之意，表示不敢自诩为著作，只是直陈事实，供人参考而已。在叙述过程中，他处处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自首至尾，通篇都用异常平静、简洁的笔调叙说战事的经过，不露丝毫感情，既不怪怨他的政敌，也不吹捧自己，即或在一两处地方提到自己的宽容和仁慈，也都只是转述别人对他的看法。这似乎是一种极为松散的平铺直叙，使不明当时凯撒处境的人读后，不知不觉会以为作者是以极坦率的胸怀，不加雕饰地随手叙写的，这正是凯撒写作时一心要追求的效果，就连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西塞罗也禁不住赞扬它的“朴素、直率和雅致”，一般人自然更不会猜疑到这种朴素和直率背后隐藏着什么。 其实，凯撒在戎马倥偬之中，根本没时间舞文弄墨，如果不是为了要答复敌人，决不会提起笔来写作，只是他没有采用直接的答辩方式，而是委宛地用正面叙述事实经过的形式来为自己辩解的。例如，当时他的政敌攻击他的主要有一点，即他违犯了他自己在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提出通过的“犹理亚反贿赂法”（lex julia repe tun darun），这条法律规定行省长官本人，无论是否带有军队，如未得人民会议或元老院许可，均不得随意越出行省，也不得对别国发动战争。凯撒在高卢的多次战争，就从来没征得过元老院的同意。因而，他在叙述每一次战事之前，必先详细说明这次战事之所以不得不进行的原因，象在比尔及战争时《卷二之一、二）、文内几战争时（卷三之七、八）、以及和门奈比、莫里尼两族作战时（卷三之二七、二八） 都是这样，在叙述远征不列颠（卷四之二o）和进入莱茵河以东时（卷四之一六），自然更不会忘记。 再举例说，他在卷四之五——一五诸节中，详细叙述了对登克德里和乌西彼得人作战的原因，这正是对元老院中加图一流人的回答（已见该节注），而且通篇是以第三者口吻，平静地、甚至似乎有些漠不关心地作出来的回答，要不是普鲁塔克等人留下了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述，我们简直不会看出这里面有文章，从这些地方看来，书中．一定有许多叙述看来似乎漫不经心，实际上却是有为而发的。 作为主管三个行省的长官，他的工作一定是头绪万千，数不胜数，但他在书中从来不提征战以外的其他工作，这也说明他想通过自己在罗马的代理人，向罗马人民夸说的是什么。他想表明，尽管他在首都的政敌整天在他背后飞短流长，百般中伤他，他却是意大利北部真正的屏障，正是因为有他象长城般的矗立在北方，才有意大利的繁荣和安宁。他在叙述一次一次的艰苦战斗中，也从不忘记偶尔插进一两句话提一下自己在战斗中所起的巨大的、而且在往是使整个战事转机的作用和自己受到士兵们的爱戴，以便罗马人民了解高卢方面的疆土开拓、以及象维钦及托列克斯这样的强敌的征服，完全是凯撒和他的部下浴血战斗的结果，比起庞培征服那些衰朽无用的东方老大古国来，难易程度不可同日而语，而元老院里的一小撮贵族共和派所要陷害的，却正是这样一位栉风沐雨、一心为国的人。他只在书中一次对话中，借阿里奥维司都斯之口，轻轻点了一下他们的阴谋。这种地方很多，只有同时参看当时的罗马历史，才能看出字里行间隐藏的东西。 《高卢战记》叙事翔实精确，文笔清晰简朴，历来很得到爱好罗马历史、拉丁文学和军事史等各方面人物的推崇，特别因为凯撒是罗马共和国时代第一个亲身深入到外高卢西部和北部、到过不列颠和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地区、亲眼目睹过当地的山川形势和风俗人情的人，给我们留下的是当时的第一手直接资料。在他以前，虽也有过一些希腊和罗马作者对这些地方作过一鳞半爪的介绍，但都是些道听途说得来的传闻，因此，《战记》又成为记述这些地区情况的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它对高卢和日耳曼各地区的从氏族公社逐渐解体、到萌芽状态国家出现这段时间里的政治、社会、风俗和宗教等记述，成为我们研究原始社会和民族学的重要依据，革命导师恩格斯的伟大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就曾经大量引用过它，他的其他一些论著象《马尔克》、《论日耳曼人的古代历史》等，也都把本书当作重要的参考文献。 凯撒的七卷《战记》，最后只写到公元前52年为止，但他直到公元前50年才离开高卢，因此后面缺了两年的事迹。凯撒死后，他的幕僚奥卢斯·伊尔久斯续写了一卷第八卷，补起了这段空缺。凯撒另外还有一部著作《内战记》三卷，记述他自己跟庞培作战的经过。 除了这两部书以外， 记述凯撒战绩的还有伊尔久斯所写的《亚历山大里亚战记》和作者不详的《阿非利加战记》、《西班牙战记》，这些书合起来统称《凯撒战记》。 本书经过长期传抄，形成许多互有出入的版本，翻译时根据1957年德国莱比锡出版的托伊布纳尔丛书 （Bibliothexa Scriptorum Graecorum et RomanorumTeubneriana） 中的拉丁文本。这种本子考订精详，但略嫌繁琐，每一页都有好几行注脚，有时比正文还长，都是一字一句参校各种版本的异同的，不符合我们今天读它的目的要求，因此全部略去未译，现在的注释都是译者加上的。译时还参考了几种其他译本， 用得较多的，一种是洛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的J．Edwards英文拉丁对照本；另一种是W．A．MacDevitte的英译本，这是英译本中最常见的本子，列人朋氏丛书（Bohn’s Library）、人人丛书（EverymansLibrary） 和哈泼丛书（barner’s Library）的，都是这一本子。这两种译本有出入的地方，依托依布纳尔本为定。原书没有地图，本书所附的地图是依据洛布丛书本复制的。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错误的地方一定在所难免，恳析读者指正。 一九七八年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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